法學類通識教育課程教學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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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院校法學類通識教育的現狀與反思

（一）在課程設置上，存在弱化法學基礎教育的現象，法學類通識課程被思政課程所替代。根據全國教育大會的會議精神，各地高校堅持以學生發展為中心，對照《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適當壓縮課內總學分，給學生騰出更多自主學習空間，為學生個性發展提供多樣化機會和條件。但是，不少地方院校面臨著總學分減少的壓力，在本科人才培養方案修訂過程中，紛紛刪掉法學類通識教育必修課程，企圖用思政課程代替法學類通識教育必修課。在我國高校的思政課程體系中，《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形勢與政策》設置為本科教學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其中《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的法律基礎部分，承擔了法治教育的任務，其內容主要是向大學生宣講社會主義的法治理念。但是，從教學安排來看，大部分教學時間安排在道德教育上，從而減少了法律教育的教學時間。而且，《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一般由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師承擔，教師的知識背景決定了教師無法深入淺出地講解法律文化內涵，更無法靈活應用案例教學培養學生抽象的法治觀念。因此，在此現狀下，教師很難通過《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教學達到培養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要求的具備法治觀念人才的教育目的。（二）在教學理念上，法學類通識教育中過度強調知識的傳授，立德樹人的育人功能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視察中國政法大學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法學教育要堅持立德樹人，不僅要提高學生的法學知識水平，而且要培養學生的思想道德修養。關于立德樹人、德法兼修的重要論述，與黨的報告關于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有機結合的重要論述內涵相通，表達了黨和國家對于新時代中國法學教育應當“培養什么樣的人”這一問題的要求與期待。必須明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政治中立和“去意識形態”的法學和法學教育，一切法學和法學教育都是為本國的國家目標服務的［1］。那面向非法學專業學生開設的法學通識教育課程是否也應該講政治和意識形態呢？以哈佛大學通識教育課為例，他們的教育理念認為，通識教育不只是為了解決當時美國大學所面臨的教育問題，更是為了解決這個民主國家當時所面臨的文化和社會危機問題。因此，西方國家高等教育也同樣面臨著“培養什么樣的人”“為誰培養人”的認識。而且，哈佛大學在通識課程設置中非常明確地指出：“他們所培養的是符合美國主流價值觀的公民。從這個意義上講，通識教育絕不是價值中立的知識教育，而是一種地地道道的價值觀教育”［2］。哈佛教育核心課程的重要任務就是“將共同的價值觀傳輸給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3］。（三）在教學實踐上，重理論輕實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授課形式還需要進一步優化調整。法學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近年來教育部下發的一系列講話等文件當中不斷強調各個高校當中對于實踐教學的加強以及重視，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以及實踐能力。直到現在有的學校仍舊難以脫離傳統的教學模式觀念，課堂上大多是以老師為主導的理論講解，缺少師生之間的互動，學生的興趣也大大減少。這種單純的講授方式很難讓學生吸收知識，甚至會導致學生對法學知識產生厭煩情緒，所以，對非法學專業學生而言，只有將理論的講解與實際的應用相結合起來才能夠使他們在短時間接受，并逐漸建立起規則意識，使他們產生解決法學問題的能力。這就需要法學通識教育實現由知識教學向能力教學、理論導向向應用導向、教師中心向學生中心的轉變。教師需要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授課形式等設計中多關注學生對教學的參與度、對學習的投入度、對目標的達成度，培養學生持續的學習能力。（四）在教學理論上，高校法學類通識教育的理論研究還存在不足，因此無法正確處理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地方院校對法學通識教育的理論研究不足導致教師無法正確處理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耙越虒W為中心”的理念往往導致授課教師是法學專業教師，這些教師未經過通識課教育的專門培訓，對通識課沒有形成正確的認識，往往簡單地認為降低法學專業知識的難度即可，所以將法學專業課中基本概念照搬到《法學通論》通識課程中去，既沒有抽象法學理論做支撐，又沒有具體事實案例做印證，因此老師在課堂教學中面對非法學專業學生講解枯燥的法學概念，這使老師不僅講得辛苦，同學聽得也痛苦，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綜上所述，高校應從以下三個方面把握改變法學類通識教育的現狀與問題的總體原則：其一，高校法學通識教育應高度重視樹立學生的法治信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指導，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堅定學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二，高校法學通識教育應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作為教學重點。筆者認為，法學通識教育的核心任務是努力提高學生多角度看問題以及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其三，高校法學通識教育應加強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強化經典著作閱讀和跨學科教學，對不同專業的學生設計側重點不同的教學內容。

二、地方院校法學類通識教育的改革與創新

在總體原則的指導下，高校法學通識教育的教師應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利用教育信息化的現代教學手段，調整授課方式，優化教學內容，構建新型的法學類通識教育教學模式。（一）法學類通識教育須與思想政治教育和諧共建，相輔相成。隨著依法治國的深入推進，國家希望通過法學教育，對公民（包括學生）進行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依法治國”方略的宣傳和教育，培養和發展公民的法治意識及用法治意識指導自己行為。［4］因此，法治教育不僅僅是人才培養的需要，更是我國實現全面依法治國的一件大事。高校學生是我國社會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群體，也是支撐社會未來發展的中流砥柱。他們是社會法治意識養成的主導力量，更是參與法治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因此法學教育絕對不可忽略對這個群體的法治意識的培養。作為高校思想道德教育與法治教育核心課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無法獨立承擔法治教育的任務。因此，根據現代社會對公民的法治意識與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的客觀要求，地方院校有必要將法學通識教育從思政類課程中分離出來單獨設課。（二）堅持立德樹人，始終把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作為法學類通識教育的根本任務。以《法學通論》為例，不僅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突出在法理學、憲法學等章節，對于技術性強的部門法章節教學也應該如此。教師要在教學中要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以高尚的師德傳遞正能量，而且還要通過對社會熱點、焦點、難點中的法律問題分析培養學生愛國熱情和理性思維。比如一帶一路、中美貿易談判中涉及國際貿易規則和不同法系所帶來的法律風險問題（法理學章節），推進“一國兩制”和遏制“港獨”所涉及的國家憲法與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關系問題（憲法章節），疫情所引發的對政府行政行為的社會關注問題（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章節）、因疫情等不可抗力導致合同無法正常履行而引起的經濟糾紛問題（民法章節）、“聶樹斌案”涉及的疑罪從無原則及對人的生命與尊嚴尊重問題（刑法章節）等。（三）堅持通識教育“寬口徑”的教育特征，重點培育學生的法治意識。法學通識教育不同于法學專業教育。專業教育重視對法律規則的應用技術，而法學通識教育重視拓展學生的視野和知識面，為社會培養“完人”。因此，法學通識教育重點是培養學生的法治意識，即通過學習到的法律知識產生了一種理性認識社會現象的方法，主要表現為規范性意識。以湖南工商大學楊崢嶸教授主編的《法學通論》教材為例，全書按照部門法編排一共有12章，其中涉及法理、法史、憲法、刑法、民法、商法、經濟法、行政法、國際法以及三大訴訟法。針對在校非法學專業大學生來說，《法學通論》作為一門通識教育必修課，按照人才培養方案要求只有32課時。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讓非法學專業學生學好《法學通論》這門課？筆者認為，教學的理念不應該放在講解基本概念和法律規則上，而是應該通過教學讓學生樹立起法律權威觀念。因此，課堂教學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案例教學，教學形式除了老師授課以外，可以安排部分課時用于翻轉式教學。同時，為了保證有限的課堂教學效率，教師應當引導學生利用課外時間強化經典原著閱讀。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等世界名校普遍重視經典原著的閱讀，因為經典原著的閱讀與深度研討能有效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5］（四）堅持教學手段多樣化，充分應用“互聯網+”和“案例教學法”。在重要講話中指出法學學科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并且突出強調法學教育要處理好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系。案例教學法成為近年來國內各大高校為提高學生實踐能力的普遍教學方法。教師通過對一個個具象案例的分析和討論，逐漸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更容易讓學生的法律意識根深蒂固，并且在實際生活當中遇到類似的情況能夠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問題又來了，學生沒有法律基礎知識，如何能與老師一起在課堂上分析案例。實踐證明，傳統課堂教學中一些基本概念的講解，在互聯網發展的今天，學生都可以通過線上課程完成自學。為了更好的掌握學生線上學習的情況，筆者更加建議自建或者運用MOOC構建線上線下混合式的翻轉課堂模式，即學生課前完成線上學習內容，在線下面授環節則通過案例教學法加強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應用。當然案例的選擇也要結合線上教學內容、把握“通俗易懂”“貼近生活”“關注熱點”等原則精心設計。此外，筆者還建議在法學通識教育中，要引導學生積極參與社會實踐，通過開展普法宣傳、法律咨詢和模擬法庭等公益志愿服務，讓學生在真真切切的法律服務實踐中感受到法律的尊嚴與價值，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堅定信仰者、積極傳播者和模范踐行者。（五）堅持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深度融合，構建分專業、分層次的法學類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在學科交叉、文理融合的“新文科”背景下，國家對跨學科綜合性人才的亟需，都必然導致包括法學通識課在內的法學課程設置的細化。法學學科需要與其他學科有機結合，構建通專融合的課程體系，以滿足不同專業和層次的人才培養需求。在開設《法學通論》這一通識教育必修課的基礎上，還需要根據不同專業特色，開設法學類通識教育選修課程。比如，針對理工類專業，適時開設專利法、計算機法、工程法學、健康法學、環境資源法學等選修課程；針對經管類專業開設經濟法、金融法、投資法、合同法、國際經濟法等選修課程；針對藝術設計類、語言文化類專業開設著作權保護法、民法等選修課程。這些復合性的課程與《法學通論》一起為非法學專業學生提供法學通識教育，拓寬學生的知識結構和學術視野，促進批判性思維、發散性思維、聚合性思維的訓練，培養學生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

參考文獻：

［1］周葉中．新時代中國法學教育的問題與使命［J］．中國法學教育年刊，2018（6）：7．

［2］馬曦，孫樂強．哈佛大學通識教育建設的理念、特征及其理論啟示［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229．

［3］陳樂．構建“中國模式”：我國研究性大學通識教育理念與實踐——以六所“雙一流”高校為例［J］．現代教育管理，2018（8）：113．

［4］王雙群，余仰濤．法治教育與德治教育的內涵及意義［J］．理論月刊，2006（7）：184-186．

［5］張紅偉，張怡．通識教育的反思、借鑒與創新［J］．中國大學教學，2019（10）：23．

作者:陶娟 單位:湖南工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