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家吳汝綸論教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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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吳汝綸；教師；教師教育

論文摘要：吳汝綸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具有豐富的教師思想。他關注教師的素質，積極進行教師培養工作，為近代教師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吳汝綸(1840～1903年)，字摯甫，安徽桐城人，清末桐城派首要人物，晚清著名學者、文人和教育家，生前有“海內大師”和“古文宗匠”的盛名，曾做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幕僚，后來在河北深州及冀州任職，從1888年開始主講保定蓮池書院，時間長達l3年之久。1902年經過張百熙的推薦，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同年5月，去日本進行學務考察并寫成《東游叢錄》一書，l1月，歸國，并在安徽桐城創辦新式小學堂。1903年，吳汝綸病逝于故里。

作為一代文人學者，吳汝綸“道高學博而有文章，尤以經世濟變為亟”，一生關注教育事業，曾對科舉制度進行抨擊；重視西學，并能積極地進行教育交流活動。在他的教育思想中，非常關注教師的素質、選任與培養，教師思想與其人生歷程一道，使他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教育先驅和實踐家，為中國近代教師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論教師的素質

作為一位關注社會的教育家，吳汝綸一直重視并熱衷于教育事業，在深州任職時，曾“依征糧冊以均徭役，籍已廢義學田豪民所攘有者千四百余畝，以興書院，修復孔子廟樂舞”。在冀州8年，同樣志在興學育才，并曾上書李鴻章請求撥款并用在教育事業方面，這些舉措對當地教育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使“二州人士，皆知務實學。先生在冀久，成材尤多”兒。吳汝綸后來在保定蓮池書院任主教，“專力以興教化，并中西為一冶，日以精神相灌游而鑄熔之”，當時就連日本的學者也就學于他的門下。正是由于對教育事業的執著與追求，吳汝綸對教師的知識素養和教學思想進行了探究。

吳汝綸特別重視教師的知識素養，認為教師要在中學與西學方面下功夫，并溝通中西學說，文章是千秋蓋世之勛業，“中國之文，非徒習其字形而已，綴字為文，而氣行乎其間，寄聲音神采于文外，雖古之圣賢豪杰去吾世邈遠矣，一涉其書，而其人之精神意氣，若儼立在吾目中””。針對當時社會上人們輕視文學的現狀，他認為“吾國周孔之教，獨以文勝，后世失冶，由君相不文，不知往昔圣哲精神所寄，無由化裁通變以為民用”“；對于西學，則持有明朗的態度，要想改變國貧、愚民的現狀，就要學習西學。隨著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的失敗，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危機，他大聲呼吁“救之之法，必以士大夫講求西學為第一要義。使我國人人有學，出而應世，足以振危勢而伐敵謀，決不似今日之束手瞠目，坐為奴虜，萬一不能仕宦，而挾吾學術，亦足以致殷富，自全于敗亂之時。救種之道，莫善于此。作為一名傳統知識分子，吳汝綸表現了對社會發展的快速反映與適應性，在對待中西學說之間的關系，認為“歐美之學，號為文明，明有余而文則不足得吾國圣哲之精神，驅使歐美富強之具，盡取彼長，以輔吾短，世運乃益大昌”，因此要求教師要具備兼綜中西的知識素養，和民智、救國救種聯系在一起，發揮文化的經世致用功能。

在教學方面，他認為學堂應該從蒙學開始，教師在每一個階段應該根據兒童的特點來進行教學。1)童蒙階段：教師要教其識字，“先擇童子口中所嘗言、心中所已知之事教之”，這些字如天、地等不用解說而明；教授一些需要解說的字，如父、母等；令其學習教訓、孝弟等字；學習一些半虛半實的字，如動、靜等。童蒙學習了三四千字以后，再授以淺文，如唐人五七言絕句、漢魏樂府、狄考文心算法等。2)小學堂階段：教師要教授《論語》、《孟子》，此時可以教其“開筆學文，或作小書信寄父母、兄弟、姻親等”；讓學生選讀國策中之小品；教授狄考文筆算法。3)中學堂階段：西師教以粗淺圖算、格致等學。中學課程包括左傳、禮記、曾國藩所錄的通鑒、國朝政治(日本人所編清朝史略)。除了經史之外，教師還要要求學生讀詩，“不得以考試不用而廢棄之也”。4)大學堂階段：教師要讓學生學習經書、史學，講授通鑒輯覽，“輔以胡文忠讀史兵略”；教師要教授國朝政治，選讀經世文編、外國歷史；堅持要求學生讀詩，如五古讀二謝、陳、李，七古讀黃陸以下諸公等。清末制定“新學制”之前，已經開展了新辦學堂的實踐，19世紀末醞釀了興學的熱潮。吳汝綸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活動走在了時代前列。上述內容表明，學校教育分階段設計，內容廣泛，要求具體，雖然中學或舊學內容仍然偏多，但已明顯反映西學東漸的影響以及西方科技思想在學校課程中的導入。當然，知識內容的教學就自然地對教師的素質提出了標準及挑戰。

吳汝綸生于一個“以古文名于京師”的家族，處于濃郁的家庭教育氛圍，在青年時代就飽讀經書，懷有“富貴極于一時，文章傳于后世”的人生理想，漢學在他心中自然占據著一席之地。出生于鴉片戰爭時期，從小親眼目睹著社會的發展與變化，且家族的聲譽，使他能夠擁有與洋務派接觸的機會，在任職曾國藩與李鴻章的幕府期間，由于曾、李二人擁有決策權利，得以參與奏疏的撰寫。書生周旋于官場，數月后就不免產生了書生的感慨，逐漸對“夷狄之學”產生了興趣。當時社會上對中學和西學持有一種偏激的態度，但是非常具有先見之明的吳汝綸，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沒有采取盲目崇拜或否定的態度，而是堅信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具有各自的功能，這也是他在蓮池書院期間創辦學堂的思想基礎。

作為桐城派的主要人物，吳汝綸的學問高深，“其學以潔身不為利為本，無古今，無中外，唯是之求；淵涵淳泓，渾無涯渙，上與元氣者侔，而下與萬匯相昭列；自六經諸子百家傳記，以逮國朝著述，與夫儒先遺聞緒論、斷簡零章，無不博求而慎取也”。當外國新學傳入之際，他能夠“遠紹旁搜，好學不倦，實總古今百代之學而集其大成新學舊學得以轉相發明”。因此，賀濤在《吳先生墓表》中認為“先生在官，日以課士勸學為事，退而教授，益思作養人才，效用于時。其教人必使博知世變，易舊所守，故從游之士，言論志趣，與世俗異”。由于對中西學問的博求和為人師表，吳汝綸一度成為眾多北方學子敬仰的導師，用自己的行為勾勒出合格教師的形象，其心目中的教師素質躍然紙上。

二、論教師的選任與培養

吳汝綸重視教師的作用，并一直致力于教師選任與培養活動。他對教師的重視是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分不開的。中國近代是一個教育救國時期，人們大多從教育制度變革來尋找國家的出路，興辦新式學堂成為了一種社會思潮。書院與學堂在當時似乎處于此消彼長的局面，而吳汝綸卻恰恰將它們相提并論，在主講蓮池書院期間，為了振興書院而創辦蓮池講學院、東西文學堂等，后來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他及時贊成書院改革方案，并積極提出興辦學堂的措施，且冷靜地看到了興西學過程中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如經費與師資問題不僅是制約書院的瓶頸，由于經費也影響到了外籍教師的聘任工作，它們同樣會對學堂帶來直接的制約作用。盡管他常常在為書院和學堂經費問題而奔走呼告，但歷史的發展非個人能力所及，經費短缺對于教育事業的現實影響是當時無法解決的。針對教育現實問題，他認為通過多個渠道進行教師培養可以加快人才培養的速度，進而解決書院和學堂辦學的經費問題，這樣，經世濟變的人才會實現振興國家的理想。吳汝綸不僅注重教師個人的發展，而且將其與國家的盛衰聯系了起來。總觀他的教育思想，可以看出在教師培養方面提出了以下幾方面舉措：

1．禮名師

吳汝綸重視教育，更重視名師對學校教育的作用和影響，在深州和冀州任職期間，曾采取措施進行教師整頓。如對義學的教師進行鼓勵，根據“先生文學之優劣，以定義學修脯之高下”，這就意味著以經濟機制為杠桿，加強教師能力的考評；如果書院的經費充足，就建議在書院聘請名師主講，因而更能作養人才。因此，在深州、冀州期間，他曾先后聘請荊臺的王樹楠、武強的賀濤、通州的范當世等為教師，王樹楠后來成為《清史稿》總纂，賀濤后來曾像梅曾亮一樣以古文享譽文壇，范當世則被稱為清代曹子建。除此之外，吳汝綸還訪得當地“賢有文者”十余人，每月于書院聚會一次，除商討本州的興革大計之外，還研討有關的學術問題。

2．聘用外籍教師

吳汝綸重視西學，目睹當時社會的險惡政局，認為“欲救世變，必先講求西學，造成英偉奇崛之人才，使之深通中外之變，淬厲發揚，以備緩急一旦之用”“。但是，當時“西國教師，在沿海尚且難求，在內地萬難聘請，若但欲聘請中國人為師，則恐非驢非馬，如龜茲王之學漢語矣”Ⅲ，師資問題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建議要聘用歐美教士為師，針對當時人們對傳教士的戒備心理，要求教師傳授西文、西語、算數、天文，但是“不學耶穌天主教法，不用禮拜贊美教例”，這是謀求“意深欲中外化盡畛域，故妄擬此策”，表現了一種從容果敢的文化態度。聘請西師是為了學習西學，如果人們只通過譯書來了解西學，那么人們不可能了解西學的精深微妙之處。由于甲午海戰后，社會形勢的轉變，日本的影響增強。明治維新以后，日本的近代教育改革成為新派人士資談仿效的對象。吳汝綸心儀聘請東文教習，學生要兼學東文和中文，并在《東文學堂章程》中明確提出：“東學三年、五年可望必成，不似中學之遙遙無期；東師課嚴，不似中學之或作或輟”，而且學成東文以后“令閱東人所譯之西書，即與學西文者無異”。在中國師范教育的近代化建設中，日本教習的貢獻是不可泯滅的，這是與吳汝綸的提倡分不開的；而且在各級師范學校任教，尤其是教育學科，大部分都由日本教習擔任，他們成為當時教育理論的主要載體，后來的實踐證明日本教習在專業教育方面如教育學、心理學、教學方法等方面為清末的教育做了許多工作。

3．出國留學

吳汝綸又提出另一個教師培養的方案，即選擇優異之士出國留學，如果“不行此策，學堂絕不能多……不能大有宏益也”。總結日本的教育經驗：正是依靠遣送留學生出國深造來培養自己的師資，他認為這是一條很好的教師培養途徑。

4．辦師范學堂

清末變法及新政改革過程中，改書院，廢科舉，興學堂，始終成為熱門話題，也為朝野所關注。書院改為學堂以后，加上新辦學堂，出現了學堂林立的盛景，這樣一來，師資短缺顯得更加嚴重。面對教育的現實問題，他建議學習日本的經驗，先行開辦師范學堂，“取成學之士，延外國教習，教之以粗淺圖算格致普通之學，蓋不過期年旬月。可望速成，成以散之縣鄉，俾以次為中學、小學之師，庶冀推行漸廣，不以求師為難”。省城學堂可聘請外國教習，省級以下學堂可聘請尋常師范學校畢業學生任教。后來在給張百熙的上書中提到，“先開師范學校、仕學院，實為扼要辦法。所延服部、巖谷二君，此邦上下，皆賀我得人”“。1902年，吳汝綸去日本進行了教育考察，在考察報告中提到，日本的尋常小學和高等小學的教習均是師范學校的學生。他認為只有學習日本的成功經驗，開辦師范學堂，培養自己的教師，才能達到人人接受教育的目的，國家可望變得強大起來。

三、吳汝綸對教師教育的貢獻

吳汝綸曾“聲播中外，歐美名流皆喜與過從，推為東方一人”，中外人士無不景仰他的為人與學識，甚至在他去世以后，“事聞，朝野恫悼，士大夫坐哭走吊，扼腕湮郁，若疾痛在己身。海東西諸國聞之，皆變色相與言日‘中國自強之機阻矣’”。吳汝綸的離去確實給清末教育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然而對教育事業的執著，積極導入新學、參與教育，使他最終成為一名教育政策的重要決策人物。

1．對師范教育的影響

借鑒外域師范教育的經驗，建立中國近代師范教育，這是吳汝綸對清末師范教育的最大貢獻。他十分重視明治日本的師范教育，在日本期間參觀了不少師范學校，并把有關日本近代師范教育的信息輸入了中國。他的考察報告為制定《壬寅學制》和《癸卯學制》中關于師范學堂的章程提供了藍本。1904年頒布的《奏定優級師范學堂章程》和《奏定初級師范學堂章程》就是在參考了《東游叢錄》的基礎上，以明治日本師范教育制度為模式而制定的，內容包括：確立涵蓋初級師范學堂和優級師范學堂這樣兩個層次規范比較完備的師范教育體制；規定初級師范學堂屬中等教育階段，優級師范學堂屬高等教育階段；設計優級師范學堂須附設中、小學堂，以為學生教學實習之用；規范小學師資培養機構除初級師范學堂外，還可設立簡易師范科、師范傳習所、實習教員講習所，也標志著中國第一次確立了獨立的師范教育制度，教師培養開始了專門化、制度化的階段。有學者認為清末的師范教育雖然不能完全滿足新教育對新式師資的需求，但是獨立師范教育體制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高效地培養了大量新式教師，成為新教育的支撐力量。

吳汝綸對師范教育的影響不限于當時的教育發展階段，應該受到人們的后續評價。清末確立了獨立的師范教育制度，為后來的師范教育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自此以后，中國逐步建立了三級師范教育系統，完善了師范生的免費、服務和保障制度，建立了分區培養基礎教育師資和負責基礎教育發展的制度，逐步建立了教師資格檢定制度等等。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使我國獨立建制的師范教育體制逐步完善“。如果說中國新教育的發展是受惠于獨立建制的師范教育體制，那么清末獨立的師范教育體制應該受惠于它的創建者一吳汝綸，擔當此盛名實屬當之無隗。公務員之家:

2．對教育學的貢獻

吳汝綸通過日本的教育考察和自己的反思，認為教育學是教師進行教學必備的理論基礎。他看到當時日本師范學校的學生不但要學習普通學，而且要研習教育學，這樣才能擔任教師工作，因為教師“必應真知學徒性質，此事甚難，須教師講求教育學、心理學，乃能體會。又須講求論理學，凡人思想，多有自相矛盾，論理學是教人遇思想時避去矛盾”。后來，京師大學堂聘請了日本教習服部宇之吉等，他們在師范館堅持講授教育學課程。教育學課程的學習和傳入直接為清末師范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后來在清末教師政策中被作為一門學科而正式提出，如在《奏定初級師范學堂章程》的學科程度中，教育學不僅作為一門專門的課程，而且其學科內涵得到了拓展，要求教師先講授教育史，次講教育原理，次講教育法令，最后進行教育實習。因此，人們可以認為中國教育學的起步，首先來自于對日本教育學的學習，尤其是赫爾巴特的教育教學理論對中國的師范教育和教學方法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吳汝綸在教育學課程的引入和發展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產生、發展、成熟和完善的過程，教育學在中國近代也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最初教育學是作為一門師范公共課程而出現，后來隨著社會發展以及教育的需求，教育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逐漸獲得了自己獨立的發展空間。時至今日，教育學在中國已發展成為了若干個學科構成的學科體系。它能夠解釋教育實踐、指導教育實踐；它能提升教師的理念，促進教師的發展。總之，教育學對教師教育的發展正好證明了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吳汝綸所具備的睿智和先覺奠定了作為中國教育學發展先驅者之一的歷史地位，從那時起中國就開始了教育學學科建設的歷程，所以包括吳汝綸在內的清末教育家開創了中國近世教育學發展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