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高等教育發展現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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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作為人才培養與思想引領、科技創新的核心組織機構，自身必須選擇差異化、多樣性的存在方式才有利于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態位。高等教育無法回避這種歷史潮流，唯一的差別只在于主動接受還是被動接受。本次考察中幾所英國大學所介紹的經驗證明了我原先的判斷：無論是否情愿，多樣性是現代大學進步的必然選擇。然而，多樣性局面的形成只有在系統層面才可能實現。也就是說，系統的多樣性有賴于個體的差異化，只有具備不同特征的個體的集合才能夠實現系統的多樣性。

當一個國家的大學多姿多彩之時，這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就一定是多樣性的。換言之，多樣性的教育理想格局取決于個體差異化的品質追求。多樣性既有形式上的多樣性，又有內涵上的多樣性。中國偏重于前者，而英國偏重于后者。經過近千年的現代大學制度演進變遷，英國大學已經在政府取向與社會市場之間確立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組織法律地位，而不同院校差異化的學科、專業和發展策略即成為了進一步走向卓越的當然選擇。但中國高等教育的情況卻大不相同，大學都是龐大教育管理體系中的基層單位，真實的狀態可以描述為“多種形態一樣化”。從表面上看，既有研究型大學也有教學型大學，以及占據半壁江山的高等職業院校；既有“985工程”和“211工程”，還有省屬重點，也不乏民辦院校，但無論形態怎樣，由于受制于高度統一的教育體制，因此，在生存與發展的競爭游戲中無不在本質上趨同于“高、大、全”的成長訴求。這種發展現實當然是由主導游戲規則和主體資源導向決定的。雖然現實來源于歷史的流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我們必須理智地看到，合理的存在（所謂符合國情）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存在（符合大學生存邏輯）。

中國大學整體上遠離卓越就是明證。在這個問題上，中英兩國表達概念相同，但內涵語義相異。所考察的這些大學，無論是在辦學定位上的選擇，還是在學科優勢上的突圍，亦或是在教學科研上的創新求異行為，更接近于社會需求與內在發展嫁接之獨到選擇，只能取其原則，不能復制。換言之，照搬無用。進一步辨析，求同是生存的選擇，而求異是發展的選擇。作為教育個體的師生與作為組織群體的大學概莫能外。當個體孤立于群體之時，就有被排擠淘汰的危險，此時，趨同化成為生存之必然，而“同流合污”的潮流一旦形成，超越群體的個性化品質追求就會成為事物發展的必然。世界高等教育史證明了這一點。事物的發展總是在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樣態，一般而論，分為初級、中級與高級三個階段。初級階段的特征是原始自我，中級階段無不體現出從眾取向，到了高級階段則出現差異化選擇。從初級到中級選擇“趨同”是明智之舉，而從中級至高級的超越，唯有“求異”能夠導向新的生機，在這一階段，多樣性直接促進了卓越的表現。

支持服務

這次英國考察聽到最多的字眼就是“支持服務”。從大學校長、副校長的經驗介紹，到院長或行政助理的溝通話語，再到教學事務負責人、學生事務負責人、國際事務負責人、乃至科研項目負責人的業績表述，言語之間，自然流露，異曲同工，無不強調在現代大學體系中支持服務對于辦學品質和效率的重要性和決定性影響力。在這一點上，我國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可謂高瞻遠矚，他曾經鮮明地指出：“管理就是服務”。只是遺憾這個景象在英國大學的實踐中得到了細致推廣和普遍應證。這次考察的學校中，有的學校強調了現代教育技術對于教學的支持服務；有的學校強調了產學研一體對于應用科研的支持服務；有的學校則強調了管理機制對于組織運行的支持服務；有的學校強調了文化創意對于教育國際化的支持服務，各有千秋，不一而足。作為一個旁觀者和學習者，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近年來，在越來越頻繁的國際交流活動中，大家通過母語的交叉互譯，再加上同一概念詞匯在不同國家使用的語境、語義差別，我們作為領導或干部的校長、院長或者學科帶頭人在交往中所關心的問題焦點與發達國家作為學術資源整合者和服務者的校長、院長或者學科帶頭人所關心的問題焦點是有著微妙差異甚至有時候是大相徑庭的。認識并把握這個基準，正是現代大學國際交流與合作的項目契機和生命源泉所在。

在應然的理想與實然的現實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主體其實各有其糾結。這一點，需要在交流互動之際加以注意，而在尋找合作契機的時候，主體明晰，切實把握對方的真實需求才是合作決策的關鍵。否則，難免一方著力于教育產業的推進，另一方卻誤以為是教育品牌的延伸；一方其實在意文化滲透，另一方卻以為志同道合；一方言行的動機在于教育內涵的責任擔當，而另一方言行動機卻在于干部任期業績的責任擔當；一方以為理所當然的教育準則，另一方卻在實施時障礙重重……。所有的交流都是有益的，而所有的交流轉化為合作項目的時候，都必須充分認識到語境之下是語義的差異，語義之下是教育形態的差異，教育形態之下是文化和歷史淵源的差異。從理論上辨析，管理一詞其實由“管”與“理”整合而成，文化組織的管理藝術在于重“理”而輕“管”。只有理才能“理活”，而管只能“管住”。科恩和馬奇（Co－henandMarch，1974）在對美國42所大學實證研究和思辨的基礎上提出的經典論斷指出：大學是“有組織的無政府”（organizedanarchy）。有鑒于此，提高大學組織管理效能的關鍵正是“支持服務”。如若以此衡量對照，中國大學的“管”的概念過于強大，“理”的概念過于虛弱，中國高等教育的組織管理可謂壁壘森嚴，其結果就容易使得以教育科研為主軸運行邏輯的大學成為負重蹣跚的官僚組織。進一步的討論這個問題當然還有待于另文深入。一般而論，系統的支持服務在宏觀意義上包括校內、校外兩個層面；中觀意義上的支持服務涉及到教研服務系統和行政服務系統兩個維度；而微觀意義上的支持服務少不了硬件與軟件等諸多條件。簡而言之，全方位、靈活多樣的支持服務是內部管理體制和當下運行機制的靈魂所在。中國大學在這個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臂之距

高等教育多樣性格局的形成離不開教育體制機制以及社會發展歷史與現實的環境作為前提條件。但由誰決定多樣性的選擇呢？不同的辦學抉擇動因源于主體還是客體，行動發自于主動還是被動？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這個問題牽涉到政府與大學間的互動關系和相關作用方式。多樣性的高等教育由多樣性社會環境的包容與需求決定，而在多種社會關系之中，政府角色至關重要，首當其沖。因為一個國家主流的大學教育發展方向基本上就是政府宏觀管理取向調控的結果。在中英高等教育多樣性主題研討會上，來自英國大學聯盟集團的WilliamHam－monds和幾位英國同仁反復強調了一句我們多次在文獻中看到的而在現場尤其讓我大為觸動的話，即政府對于大學的管控永遠必須保持“一臂之距（anarm＇sdis－tance）”。不同辦學主體的差異化定位無不基于三個動因：一是政府政策的牽引；二是市場功利的牽引；三是教育者秉持價值的牽引。于是，多樣性和差異化的品質訴求是在社會發展機制與政府制度規制之間不同辦學主體博弈的產物。因此，在良性的社會文化發展生態中，要實現多樣性的教育格局，政府作用的發揮只能夠是“允許”而不是“規定”。換言之，多樣性是“放”和“促”的結果，而不是“管”和“控”的結果。進一步分析，自組織機制的形成是多樣性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一所大學就是一個自組織系統，其本身會對于社會發展狀態產生自組織回應，或進或退，或左或右，或數量或質量，本無需外部操控。這個大學愿意發展單一學科，那個大學要綜合化；這個大學試圖與另一所大學合作辦學，那個大學想獨辟蹊徑自成一體，各有其動因。如果一所大學誤入歧途，遠離了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軌道，違背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一般都是不恰當的資源配置體系惹的禍。資源導向哪里，大學的行動就會跟到哪里。然而，外部資源的獲取直接與大學的學術自由息息相關，正如哈羅德•帕金所言：“當大學最自由時，它最缺乏資源；當它擁有最多資源時，卻最不自由。”因此，其間存在著博弈———要眼前還是要未來，要精英還是要大眾，要公平還是要效益，要做大還是要做強，要適應眾生還是要引領眾生？無不成為現代大學在決策天平上的砝碼。最終，這個砝碼是由大學自主選擇的還是由外力脅迫的，成為決定大學發展品質的關鍵。

教育品質由大學自身的作為所決定，但大學的作為卻深受所在國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影響。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最大動因莫過于政府，但是不同政府對于高等教育的作用方式卻是天壤之別的。明智的政府管教育，管公平，管調控，致力于培育出學校自主自立、優勝劣汰的文化生態；而不恰當的政府行為就是管學校、管人、管事，直至深入大學的每一個細胞管評獎、管項目、管上課、管實驗……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中，非本職的、與教育學術無關的間接消耗將成為大學生存與競爭的最大成本。換個角度說，大學的社會公平責任與政府對于大學社會責任的調控，是通過“大系統”的機制平衡來實現的，并非直接指揮干預。比如，本次考察中UniversityofWarwick的介紹人就提到，政府在同意提高學費標準的限制性條款中明確規定了學校必須承諾招收更多來自不同階層家庭的學生以為前提。大學的辦學品質是所有國家高等教育體系共同的追求，效率與公平兼顧也是現代大學必須面對的發展責任，但責任與品質的共同保障無不來自于個體、組織、政府與社會各個方面。所以各適其位、角色明晰，平等互補、協調共進才是高等教育政策與制度設計的關鍵節點，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各得其所。

當下，國際交流與合作蔚然成風，勢不可擋。在高等教育領域，共通的教育文化理想是大學國際化的構成要素與根本動因。正因為文化組織本質上是相通的，因此，不同國度的高等教育交流才有了共通的話語平臺和交流對接的合理性。不同的文化源流，如能夠相互啟示，則可以相輔相成。然而，除了友誼的加深與信息、做法的相互了解之外，理性的審思亦須同步增強，否則，難免桌面喧囂而事后冷場。在你來我往的交流互動過程中，表面概念之下的真實文化語義才是國際項目對接合作的關鍵節點。為此，東西方文化仍舊需要相互遙望，伺機對接，邊界交匯之地往往存有多樣性教育繁衍生長的肥沃土壤。這次英國之行最深切的感受如果用一句話來說，就是：大家都做同樣的事業，但一個組織能否安心地做事情是體制決定的；而能做到什么樣的狀態，能否成就卓越卻是個體能力決定的。

作者：董云川單位：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