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與供給學派輕稅思想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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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輕稅，中西各學派都有不少的論述。但比較起來，我國古代各學派中尤以儒家的輕稅思想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全部是輕稅論者；國外則尤以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最為有名，影響最廣。本文就以上兩派的輕稅思想作以粗淺的分析比較，以期對我國目前的改革有所裨益。

一、兩派輕稅思想產生的理論背景

儒家產生于我國社會經濟大變革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我國經濟由領主制向地主制過渡，促進這個過渡的主要社會力量是人民大眾和新興地主階級。伴隨著經濟大變革，出現了政治大變動。首先是周王室權力的瓦解，繼之是國家分裂和兼并戰爭。戰爭與動亂給勞動人民造成了嚴重災難，破壞了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各階級代表人物從自己的階級立場出發，探討社會改革、安幫定國，實現國家統一的理論和策略，形成了后世稱之為儒、法、墨、道、農等許多學派。儒家的輕稅思想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供給學派輕稅思想也是在社會經濟動蕩條件下產生的。1973-1975年，美國發生了嚴重的經濟恐慌。1975年聯邦預算赤字為450億美元，是戰后最高記錄，通貨膨脹加劇，物價飛漲，失業率猛增，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準8.5%。這宣告了凱恩斯經濟理論的破產。為了擺脫“滯漲”局面，盡快使經濟復蘇，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紛紛起來批判凱恩斯經濟理論，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逐漸形成了新劍橋學派、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等各派群起逐鹿的局面。供給學派以減稅從而增加供給，恢復經濟發展而獨樹一幟，并一度成為官方學派。

盡管儒家與供給學派產生的年代相距兩千多年，而且一個在太平洋西岸，一個在太平洋東岸，但其輕稅思想產生的時論背景卻有相似之處：都是處在經濟或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或威脅，急需恢復和發展的大變革時期，都是處在思想自由，諸派紛爭的時代背景下，而且儒家思想產生后從漢代始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而以減稅為核心的供給經濟學也一度成為官方經濟學，它們都對社會經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所不同的是，儒家輕稅思想的影響主要是縱向的、長期的，它對其后封建國家的賦稅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供給學派輕稅思想的影響則主要是橫向的、短期的，它對當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賦稅政策產生了轟動一時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所得稅率的大幅度削減上）。

二、兩派輕稅思想的具體比較

1.出發點和目的的異同

儒家和供給學派主張輕稅的出發點都是發展經濟，涵養稅源，擴大稅基。如儒家創始人孔子認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在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了涵養稅源、發展生產的重要性。孔子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則要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下》），即稅收征收要有節制，不可傷及稅本。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更明確地主張“田野縣鄙（農村）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荀子·富國》）生產是財富的本源，生產發展才能使“上下俱富”。

供給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萬尼斯金在《稅收收益和拉弗曲線》一文中對拉弗曲線（見“理論基礎比較部分”）作了分析說明后尖銳地指出：“帝國是在這條簡單曲線的底部建立起來的，也是在它的頂部覆滅的。”為了避免使處于曲線頂部的美國走向覆滅，就必須實行減稅，以增加企業和個人的收入，提高他們進行投資、擴大生產的積極性，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生產，并在生產發展基礎上征收到更多的稅收收入即“用糖漿比用醋能逮住更多的蒼蠅。”

盡管儒家與供給學派都是從發展經濟，擴大稅源出發主張減稅，但比較起來，儒家更著重于發展經濟，富國裕民；而供給學派則偏重于擴大稅基，取得更多的稅收收入，即如保羅·羅伯茨在《供給學派革命》一書中所說的“倘要取之，必先予之；榨取富人并從他們那里聚集更多的資金的辦法，是降低而不是提高他們的稅率。”

儒家與供給學派輕稅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不同的是，儒家維護的是地主階級的利益，其中孔子所維護的是領主（領主封建地主）的利益，孟子和荀子維護的是封建地主的利益；而供給學派維護的卻是資產階級主要是國家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

2.理論基礎比較

儒家輕稅的理論基礎是“仁政”思想。它要求統治階級要體貼百姓，愛民如子，盡量減輕人民疾苦，具體到稅收上就是輕徭薄賦，不橫征暴斂。供給學派的輕稅理論基礎與儒家有明顯不同，它減稅的直接理論基礎就是拉弗曲線（見圖）。該曲線表明，當稅率增加時，稅收收入也隨之增加；當稅率上升到禁區范圍（陰影部分）內時，稅收收入就會因削弱了經濟主體的活動而減少。拉弗等人認為，美國等國的稅率早已處在“禁區”之內，這正是引起這些國家生產率下降，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擺脫這種局面，就必須實行減稅，將政府稅收降到“禁區”以外。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勞動人民的要求。在當時的條件下，提出這種思想是難能可貴的。拉弗曲線表達稅率與稅收收入的關系，簡單明了，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指導意義。然而，儒家把輕稅的希望寄托于統治階級的施“仁政”上，這顯然是一相情愿的；而拉弗曲線雖提出了高稅率對經濟供給方面的損害以及最優稅率的選擇等，但“拉弗曲線不僅在量上而且在質上也是值得懷疑的”（芬克《供給經濟學：一個批判性評述》導言），因為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有一個政府的稅率為零或100%，并且最優稅率的選擇更難乎其難，基本不可能找到這一點。兩派基礎理論的上述欠缺，也是導致其政策主張在實際執行中困難頻出的根源所在。

3.政策主張比較

儒家的政策主張因其代表人物生活年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孔子主張實行而且只能實行助法，孟子主張助法或徹法，而荀子則主張貢法。但主要的一點是，他們都反對橫征暴斂，主張實行什一稅，即按十分之一稅率征收農業稅，并且認為這是最為適中的“堯舜之道”，而“欲輕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主要是削減大公司、大企業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和富人的個人所得稅稅率，主要是邊際稅率的削減。他們認為：大公司和富人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力量，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因為他們是主要的儲蓄者、投資者、生產者。供給學派中的一部分人主張實行補充性稅收政策，即補充凱恩斯學派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部分人則主張實行替代性稅收政策，即用減稅政策完全代替需求管理政策。

儒家主張實行什一稅的固定比例稅率有利于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而供給學派削減邊際稅率有利于富人和大公司擴大投資和生產規模，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壯大自己的力量，從這一點上說，兩派的意圖不謀而合。但是，儒家不顧發展變化了的經濟情況，不顧國家職能的擴大，要求稅收相應增加這一事實，一味堅持什一稅，實際上是沒有很好地堅持什一稅的原義，因而也就不可能好地堅持。供給學派削減富人和大公司的邊際稅率，企圖以此推動經濟發展（實際上也確實某種程度地達到了這一目的的要求），但它同時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這表現在它過分注重了社會效率，而忽視了一定時期內稅收公平的重要性；只從減稅對供給的影響著眼需求，而無視減稅所造成的社會、政治后果。其對富人和大公司的減稅便是明顯的“劫貧濟富”之舉，引起了眾人的強烈反對。另外，同儒家“師古”什一稅一樣，供給學派部分師從了薩伊的輕稅主張即最好的稅是最輕的稅。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儒家和供給學派的輕稅主張都有意無意地重效益、輕公平，盡管一個比例稅率，一個累進稅率。兩派主張輕稅，但也不是主張越輕越好，儒家認為什一稅率是最佳稅率，供給學派認為能使產量最高、收入最多的稅率為最佳稅率。同時兩派都主張與輕稅相適應，政府應“節用”即減少政府開支。

三、兩派輕稅思想的借鑒

前不久，美國國會通過了今后10年內減稅1.35萬億美元的最終法案，經總統布什簽署后業已成為法律。此次布什政府提出“減稅”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為急劇減速的美國經濟加油打氣，以防止美國經濟發生“硬著陸”或衰退。

我國近幾年稅收任務年年捷報頻傳，2000年稅收收入比1999年增收了2348億元。稅收收入增加這么多，固然有經濟增長的因素，但不能否認有稅收計劃的強壓。為了完成稅收計劃，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吃“探頭糧”，這對容易征到稅的納稅人有很大的抑制作用。特別是我國年內即將加入世貿組織，許多行業要想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還需政府給予一定的扶持和保護，那么儒家與供給學派的輕稅政策應是我國目前采用的最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