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政府建設計量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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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看來，政府是權利的象征，而各級政府就是社會的權利機關。然而，權利只是政府行使其職能和實現其目的的手段與條件，并不是政府的目的和本質。政府作為社會的中央信息處理器，其本質是社會的決策中心，作用相當于計算機中的CPU或人體中的大腦神經中樞。它的整個活動就是一個最為典型的信息處理過程，也就是政府的本質功能。民情的上達、政策的制定和政令的下達就相當于計算機運作過程的輸入信息、處理信息和發送信息，是政府工作的本質內容。

電子政府的積極作用

衡量政府工作效率最主要的指標就成了政府處理信息的效率。要對政府處理信息的效率進行科學的測量，就要對其過程進行跟蹤分析，這樣才能對政府進行科學的評價。然而在傳統環境下，因為信息本身具有實時性和動態性，政務信息也不例外。但是這種狀況隨著電子政府的蓬勃發展正在逐漸改變。在網絡環境中，一切信息資源都變得穩定而規范，電子政務信息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種便于進行計量分析的信息源，進而作為電子政務活動的客觀記錄，真實地反映了網絡環境下政府的運行狀況。那么，本文通過對電子政務信息的計量分析，以科學的評價當代政府，并以此為據，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公共決策能力。

在這里必須指出的是，電子政務通俗來講就是利用信息技術進行行政。它是一個程序的概念，主要是通過電子手段來完成行政目的，著重點在政務。而電子政府是一個實體的概念，主要是通過建立一個功能完善的網站來使政府網絡化。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政務”是指“政府事務”。電子政府的作用小則能將政府事務上網，同時還可以促進政府工作和服務效率的提高，甚至于政府職能的轉變。大則不僅改變政府的服務方式，而且可以改變政府自身的工作方式，甚至機構的設置。

總而言之，電子政府本身不僅會推進全社會的信息化進程，而且會促進政府的改革。換言之，電子政府是改造并提升政府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新加坡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近年來積極推進電子政府建設。雖然國土狹小，卻擁有一支富有企業家精神且收入不菲的行政管理團隊，加之國家領導人的戰略目標宏偉明確，使得新加坡具有建設電子政府的潛力。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起，一直由政府主導，總理親自掛帥，每年投入大量資金，并成立專門的機構“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來進行政府信息化建設。目前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服務廣度僅次于美國，服務深度位居第一，整體成熟度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本文從以下方面對新加坡的政府主導型電子政府發展模式進行闡述，并論述了其對政府所起的積極作用。

網上服務

（一）網上服務項目數

“小政府、大服務”已經成為現代高效率政府的標志，也是當代政府變革的方向。而衡量政府工作的效率，主要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項目的數量和質量。

新加坡把建設重點放在為民眾辦事服務電子化上，實現了高度的雙向互動，成為國際上公認的創新和領先的政府門戶網站，在網站上集中了1600多項網上服務項目。同時，在中心站點上將服務劃分為幾大塊欄目，邏輯上清晰明了，使人一目了然，所服務的對象除了新加坡民眾（包括個人和企業），還有非新加坡的公民，服務貼心至極。

面向個人公民的服務包括了從出生到死亡所涉及到的出生證、培訓學習、職業介紹、所得稅繳納、社會安全與福利、醫院掛號、獻血預約、住址更改、護照及駕照等辦理、汽車注冊、建筑許可申請等。為企業提供的服務有：新公司登記注冊、電子報稅、統計數據提供、海關申報、政府需要的報告遞交和破產申請等。對于非新加坡公民，政府也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比如為旅游者提供風俗文化方面的資訊和醫療衛生服務，提供就業機會和報稅信息和職業資格的申請，對求學者，提供教育方面的信息和入學資格的申請；到新加坡投資的人也可以找到相應的幫助如外資公司的建立和報稅等。這一套全面系統的網上服務項目直接體現了新加坡政府電子公共服務的覆蓋面，同時也體現了政府的政務公開度。

（二）網上服務率

該項指標表示政府公共服務的信息化水平，指的是政府通過網絡提供的公共服務項目的數量占其提供的全部公共服務項目的數量比率。

為了推動政府電子化的進程，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關的行動和措施。早在1992年，新加坡就制定了名為“新加坡智能島”的藍圖，即“IT2000計劃”。1997年，新加坡總理又提出了一個“25％行動”，即在5年內應該可以為公眾通過電話、電視、計算機等電子方式處理1/4的政府事務。新加坡政府很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發展數碼簽名卡和呼叫中心兩種技術。2000年之后的三年，政府已經完成向民眾提供1642項電子服務，占可行電子服務總數1705項的96.3％。2003年7月，政府又啟動了e化政府的第2次行動計劃，目標是在2006年做到“多個機構，一個政府”，新增12個敏捷、實效及有效率的跨機構的整合式電子服務，最終實現100％的政府服務電子化。

（三）網上服務利用率

這是指政府提供的網上公共服務項目被社會公眾利用的頻率，它不僅直接體現了政府網上服務的便民程度，同時也間接體現了整個社會的信息化水平。

新加坡是一個總人口只有400多萬的城市國家，可政府的門戶網站每月的點擊率卻高達1400多萬人次，民眾辦事基本上都通過網絡完成。新加坡早在2001年6月之前，其公民已經開始通過“電子公民中心”網站享用200多種電子服務；到2002年已有50萬人（約占納稅人總數的40％左右）通過填寫電子納稅申報單納稅。至2003年，政府的5大熱門電子服務每月有上百萬個交易。

在一項對政府網站通過互聯網提供綜合性服務的調查中，美國的公共服務管理部門得出這樣的結論：“新加坡的‘電子公民中心’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提供綜合性服務的例子”。新加坡提供的這些“24小時”全天候的“一站式”服務充分發揮了網絡的優勢，體現了網上虛擬政府的發展方向，并極大地方便了民眾。

一般說來，上述指標值越大，就說明政府的服務越好、效率越高。由新加坡政府的網上服務項目數和網上服務率較高可以看出，政府的政務公開度和公共服務水平都比較高。網絡的關鍵點在于它是一條雙行線，電子政府比老式的政府模式更加透明可靠。政府也可以更多的知道老百姓的個人情況，并對這些情況更好地加以利用。如果網上服務項目數比較高而網上服務率比較低，則說明政府的信息化水平比較低。新加坡政府從1980年起就開始實施國家電腦化計劃和e化政府的民事服務電腦化計劃。在經歷了20年的電腦單機和政府各部門獨立系統的使用及人才培訓后，在2000年，投資了15億來啟動e化政府。實行公共服務部門的e化和網絡化，為客戶提供綜合性與增值的e化服務，讓政府更接近民眾。2003年，政府為了啟動e化政府的第二次行動又投資了13億，目的是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務。這樣，新加坡政府信息化水平發展呈上升趨勢，并得到好評和關注。

如果政府的網上服務率比較高而其網上服務的利用率比較低的話，說明政府的信息化水平比較高而整個社會的信息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事實證明，新加坡政府為了使電子政府更有效率的運作，政府不遺余力地進行電子政府的推廣，努力讓每個公民都能上網。通過部署ICT(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信息交換技術)計劃，將自身建設成為一個全民信息化的社會。具體做法為將正在進行中的“新加坡一號”覆蓋整個島嶼的99％的地區，使這個全國性的寬帶網絡設施為辦公室、學校、家庭、公司、圖書館和社區中心提供技術支持。截至2004年，該設施在新加坡境內已有7000多個公共接口，覆蓋了700平方公里。政府還投入2500萬新元以推進電子社會的發展，溝通了不同語言、信仰和收入的人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使政府服務順利而有序的進行。據新加坡財政部推出“電子政府計劃”后首次做的市場調查表明：新加坡人對政府部門的電子服務感到非常滿意。

在線政令

（一）行政法規信息比

政府的行政命令信息與法律規范信息的構成比例即構成了行政法規信息比。在任何社會，政府決策的執行總是與權威相伴而行的。政令始終都是政府行使政權的基本手段。所不同的是，如果行政命令信息所占的比重較高，說明政府的“人治”成分較重；反之，如果法律規范信息所占的比重較高，則說明政府的“法治”成分較重。

要說明這一點，還可以用其他方法來判別。例如，通過分析政府內部的信息流中公文信息與非公文信息各自所占的比重，筆者可以得知：當公文信息占得比重較大時，政府的“人治”色彩就比較濃；反之，當非公文信息所占的比重較大時，政府的“法治”色彩就比較濃。

（二）爭議信息反饋率

政府的政令信息在執行過程中發生相互沖突、產生爭議的頻率即為爭議信息反饋率，這可以通過網絡對這些反饋回政府的沖突和爭議進行計量分析。當這一頻率較低時，就說明政府的政令較為有序，管理效率較高。反之，當這一頻率較高時，就說明政府的政令較為混亂，管理效率較低。

如果單一看某項指標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例如在一個專制政府的統治下，民眾對政令的爭議信息反饋率較低只是迫于高壓或是對政治的冷漠，而對政令保持盲從的態度。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象，是不可能得出專制政府的效率較高的錯誤結論的，只要結合行政法規信息比才可以識別這種假象。一個政令爭議較少的“法治”政府應當同時具備較低的爭議信息反饋率和行政法規信息比，這樣才是一個真正高效的政府。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一個“人治”的政府在“明君”的統治下，同樣是一個政令爭議較少的高效政府，而這時的行政法規信息比就較高。

新加坡是一個十分開明的政府，這要得益于其領導人。新加坡內閣資政的李光耀從1959年以來就擔任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總理，此后無論新加坡與馬來亞、沙撈越和沙巴組成馬來西亞聯邦，還是退出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共和國，都擔任同一職務。除此之外，他還擔任過總理公署高級部長等職務，直至內閣資政。他是一位具有世界級水準和眼光的領導人。雖然他的風格被稱為“鐵拳政治”，但新加坡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走上了經濟繁榮、國力昌盛的道路。此后的兩位領導人也頗有他的風范。

也有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新加坡的法律太過嚴厲，政府過于專制。但這固然有歷史和環境的因素，而且并非像反對者說得那樣夸大其詞。新加坡的領導人已借助自己的政權威信和良好的社會環境，完善了法制建設，做好了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過渡和轉軌，為國家今后的長遠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當然，這種僅僅依靠嚴厲法律的法家統治作用畢竟有限。新加坡的文化底蘊較為薄弱，其公民多為從中國大陸遷移的華人，雖然受教育程度不深，但多多少少都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加之幾代領導人的努力，新加坡正在向儒家統治過渡。

此外，還有一些其他指標，如公眾意見頻率和公眾意見響應率。前者指社會公眾通過網絡向政府提出批評或建議等的頻率，而后者指這些批評或建議被政府部門回復、響應或是采納的比率。新加坡政府開展線上解釋公共政策和原由的服務，實現50%的在線政策咨詢和50%的在線民意反饋。在新加坡，公眾意見頻率低而公眾意見響應率高，說明政府效率極高，公眾對它滿意得無話可說。

事實證明，新加坡民眾緊緊團結在政府周圍，對政府的信任度極高。這樣一個高效率的政府應該重點著眼于未來的社會公共需求，從而促進和提高社會的長遠利益。而新加坡的領導人總是積極規劃建設新的公共事業項目，本文所述新加坡電子政府建設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綜上所述，新加坡政府素以廉潔高效著稱，這其中除了高薪養廉之外，電子政府也功不可沒，它使政府更加公開、公正、透明。在建設電子政府過程中，雖然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但電子政府每年都為政府節省了一筆可觀的辦公費用；不論是政府還是社會，信息化水平都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同時，新加坡的電子政府還以它獨特的發展模式躋身世界前列，與美國和加拿大這兩大強國的電子政府同被列為創新領導型，成為世界各國的典范，這更是一種無形的精神鼓舞。通過電子政府反饋的信息形成各項指標，又可以為政府進行公共決策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提供科學依據，從而提高政府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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