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金融體制論文
時間:2022-04-10 0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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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奇跡
東南亞各國尤其是東盟五國近幾年來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在1989年和1990年甚至超過了著名的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這種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一系列內部和內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外部來說,1988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經歷的經濟周期高峰造成了對東盟出口制成品的強烈需求。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日本和亞洲四個新興工業經濟體貨幣的相對升值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和地區資本的大量外流,為的是尋求能提供為生產勞動密集型制成品所需廉價勞動力和土地的地點。從內部來說,東盟各國,尤其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改革,其目標是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它們不再繼續依賴農業、初級商品和進口替代工業,不再把這些方面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是鼓勵在很大程度上由外國直接投資提供資金的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結果,東盟國家有能力利用世界經濟的有有利環境,使198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率達到8-10%。
過去幾年里人們時常把東南亞各國實際經濟取得的迅速發展,歸功于這的它們的實際經濟改革計劃。然而,金融改革和不斷金融革新幾乎總是與實際經濟的改革齊頭并進地完成的。由此而導致的金融業的成長。使得東盟各國能夠有效地把日益增多的本國儲蓄和外國流入的資金引向為這些國家有生氣的實際經濟的發展提供資金,并起到了中間媒介的作用。
從80年代早期以來,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所進行的金融改革導致了這兩個國家金融的大大深化,使得隨后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能夠有效地得到籌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原先是英國的殖民地,那里流行自由放任的統治哲學。一開始它們的經濟就比較開放,金融體系在60年代和70年代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不過,曾經對整個經濟增長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金融系統,在80年代也發生了不斷的自由化和日趨成熟。菲律賓在許多方面都大不相同。由于政治方面變化無常,所以盡管進行了廣泛的金融改革,無論是金融的深化過程或者是經濟發展都處于停頓狀態。
東南亞各國的金融改革
在東南亞國家中,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較小程度上的菲律賓,在80年代曾進行了金融改革,其目的在于促進金融業的發展,以便為這些國家實際經濟的發展籌措資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經濟在傳統上一直是比較開放的,因而繼續執行鼓勵金融發展的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以便為兩國的外向型工業化籌措資金。
印尼和泰國的金融改革
由于受到形勢的壓力,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在80年代初期都執行了全面的產業結構調整計劃。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沖擊造成了泰國國際收支方面的困難;而1982-83年石油和天然氣出口收入的下降使印度尼西亞的政策制定者對該國當時的經濟和金融發展戰略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審查。它們不再繼續依賴農業、初級商品和進口替代工業,不再把這些方面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而是轉而把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作為這兩個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它們鼓勵制成品的出口,在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進行了急劇的變革,以便刺激本國的儲蓄和更有效地調動資金。第一、放松對外匯的管制,允許匯率浮動,結果使泰國銖和印尼盾的幣值貶值到比較實際的水平。第二、伴隨著新貨幣制度一起實施的是目的在于促進金融發展的金融改革。利率的上限規定大多被取消;對于過去為了鼓勵以資源為基礎的部門和進口替代部門而采取的有選擇的信貸措施進行了合理化。這就促使兩國在利率方面形成了有利的環境,結果導致銀行存款和市場導向的銀行貸款猛增。兩國政府都引入了可轉讓的市場票據,以鼓勵貨幣市場的發展和促進短期借款的有效形式。這一發展同時刺激了短期流動資金的使用和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時對公開市場業務的利用。第三、采取各種財政鼓勵措施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從而使當地廠商能通過公司股本和債務的證券化來獲得長期資金。因為金融的發展而導致的本國儲蓄額的增長,反過來又減少了金融機構對受控制的購買和貯存政府證券的需要,并使它們可以集中力量于從事市場貸款活動。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繼續不斷的金融發展
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金融的自由化在較早階段便已發生,因為這兩個國家(尤其是新加坡)的經濟增長戰略是比較外向型的。1973年馬來西亞進行了貨幣改革和金融改革,取消了外匯管制條例并建立了可變匯率制度。1978年來取“自由利率制度”,允許由市場力量來決定存款利率和放款利率。l978年引進了可轉讓的市場票據,以推動貨幣市場的發展,因而到70年代末公司證券市場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請參見Abidin,1986年)。然而,對未來金融的發展來說,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著一系列的障礙。政府繼續通過有選擇的信貸政策,表現出對農業優先發展部門、初級商品和Bumiputra(土生土長)借款者的偏愛。然而,這種有選擇的信貸看來并沒有嚴重地阻礙金融部門的發展,因為放款的上限規定并沒有顯示出嚴重地限制市場的運轉。
新加坡,甚至從1819年建立時起,便是這一地區的貿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對于外國商品和資本一直實施門戶開放政策,這一政策即使在今天也繼續在執行。所有與外匯管制以及行政性的、在數量上有選擇的信貸政策有關的殘留做法在1975年最終地得到消除。在同一年份,制定利率的銀行卡特爾也放棄了。但是1968年建立的境外貨幣市場——“亞洲美元市場”——激起了新加坡金融部門迅速發展的高潮。在80年代,鼓勵金融事業深化的努力包括:在財政上鼓勵境外的放款財團、基金管理和包銷證券的財團,以及保銷和管理國際證券的發行。1984年從事金融方面期貨交易的“新加坡國際貨幣交易所”(SIMEX)的建立是金融發展中的另一里程碑。第二家證券交易所,即“新加坡經銷和自動報價系統證券交易所”(SES—DAQ)是1987年開辦的,它使建立時間較短的本地公司得以為擴大本身的業務而隨時得到長期資金。
菲律賓的金融改革
盡管對于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作出了努力,菲律賓在實際經濟和金融兩個方面所取得的發展業績在80年代東盟五個國家中是給人印象最淺的。與泰國不同,第二次石油沖擊所帶來的經濟困難并沒有導致執行修正的貨市金融措施,以增加80年代本國資金的籌措。菲律賓反而繼續嚴重地依賴外國的儲蓄。從戰后年代到80年代,一直不斷地采取有利于進口替代工業而不利于出口的財政刺激措施。此外,還執行有選擇的信貸政策,以有補貼的利率對入優先的部門,集團和地區發放貸款。從1973年起,由政府控制浮動的菲律賓比索經常被固定在不切實際的水平上,頻繁地進行大幅度的貶值是常見的事。1981年取消了外匯管制,可是1983年又重新加緊管制,因為當時由于通貨膨脹加劇、硬性規定利率的上限和政治的不穩定而發生了資金外逃的現象。雖然官方的利率上限規定在1984年取消,很大比重的國內貸款仍然是由政府控制和金融機構按照非市場的優惠條件進行分配的,并且由寡頭控制的銀行系統不允許市場力量左右利率。所以,與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不同,菲律賓的經歷是:連續不斷的各種限制阻礙了金融部門的發展,正如內向型政策曾經限制了實際經濟部門的發展一樣。當然,根本的政治基礎薄弱也使有效的政策難以制和貫徹執行。
東南亞金融體制的發展
貨幣化與金融的深化
衡量金融深化速度的最常用的尺度是貨幣流通總量M1.M2和M3對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因為所有東盟國家的都沒有M3的數字,貨幣流通總量范圍比M1/GDP寬的M2/GDP。其中可觀察到許多有趣的現象。第一、用M2/GDP的增長來衡量,80年代在所有5個東盟國家的經濟中都發生了金融深化現象。第二、在進行上過重大金融改革的兩個國家(印度尼西亞和泰國)中,正是大致在進行改革的時候,即泰國的1982年和印度尼西亞的l983年,M1/GDP有了迅速增長,而且泰國的比率超過了馬來西亞以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的比率。
金融機構資產的增長
調動本國儲蓄來為經濟增長籌資,涉及到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所起的中間媒介作用。金融中介作用擴大的一種表現是以下幾種金融機構資產的增加: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NBPIs)。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這兩個國家,又一次在變化的格局方面表現出明顯的相似性。這兩個國家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兩者的資產增長率要比中央銀行高得多,結果銀行資產的相對份額有了顯著的提高;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相對份額稍有提高,而中央銀行資產的相對份額理所當然地下降了。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的增加可以歸功于由于取消利率的上限規定和減少對政府證券的受控制的購買而造成的私人存款和放款的急劇增長。中央銀行的資產增長緩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政府、國營企業和優先的部門的直接貸款和間接貸款活動急劇減少。在馬來西亞,三種類型金融機構的增長分布得比較均勻。馬來西亞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增長勢力較強,在很大程度上是若干有遠見的基金計劃迅速擴大的結果。在新加坡,“新加坡貨幣主管當局”(MAS)與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相比,在資產方面有了較大增長。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國儲備金形式的資產的迅速積累,而并不意味著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的增長存在任何阻礙。另一方面,菲律賓中央銀行的資產有了急劇增長,其在金融系統的資產中的份額急劇上升,從23.8%提高到35.8%。這種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連續不斷的直接貸款和間接貸款活動。另一方面,增加對本國公共債務的受控制的購買。高通貨膨脹和宏觀經濟管理的失誤導致了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緩慢增長。
商業銀行的私營部門存款和貸款
金融系統所起的中介作用擴大的第三個指數是商業銀行的存款和放款的增加,商業銀行對私營部門來說是短期和中期可貸放資金的傳統來源。
在資產額、私營部門的存款和放款增長率方面最高的是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這兩個國家。不僅如此,私人存改款的增加還超過了資產總額的增長,這意味著向私營部門和向更為市場導向的銀行業提供更多資金的一種轉變。然而在菲律賓,放款的增長小于資產的增長,這表明商業銀行受控制地購買了更多的政府證券。因為早在80年代初期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的銀行系統已經十分發達,資產的基數十分巨大,所以這兩個國家商業銀行系統相對來說增長較慢是意料之中的。
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增長
隨著經濟和金融的發展,就產生了組織證券市場,即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需要。
在貨幣市場方面,東盟(尤其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貨幣市場根基不深,而且不太活躍。市場所使用的票據繼續由銀行同業的資金和短期政府證券占統治地位。然而,采用可買賣的短期政府貨幣票據,使得東盟各國的政府能夠通過象公開市場業務這樣一些貨幣方面的措施來實施貨幣政策,而不是通過行政措施或數量方面的措施來實施。
在資本市場方面,資本市場包括債務票據和股本票據兩個方面。1980年以前,東盟只存在兩個活躍的資本市場,即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股票市場。由于東盟各國政府寧愿通過財政預算的分配來獲得基礎設施開發項目的資金,所以沒有鼓勵二次交易的迫切要求。雖然在東盟地區長期政府證券的二次交易仍處于待開發狀態,有關私人股本和借款票據的證券化已經取得驚人進展。
1988年10月和12月以來,印度尼西亞采取的金融措施已經對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這些金融措施包括:1、取消有關養老金、投資基金和持股公司的所得稅;2、取消支付給公司投資者和有組織的集體投資者的債券最終股息和利息付款的所得稅以及3、把初級市場、列入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場外交易中外國人的股票擁有權提高到49%。
泰國資本市場進行改革的目的是要為本國廠商獲得更多的長期資金來源。自從1980年改革以來所采取的措施包括:①減少公司所得稅和股息稅,取消證券交易稅;②對于為公眾購買股票籌資的證券公司提供財政方面的刺激;③放松對外國投資者的外匯管制,允許他們不必事先得到泰國銀行的許可,便可從證券銷售的收益中匯出不超過50萬美元的金額。
到70年代末,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股票市場的體制結構已經處于很好的狀態。到80年代后半期,由于更加出口導向的經濟為馬來西亞的股票市提供了動力,外國的直接投資日益增加。新加坡連續不斷的金融革新,如建立SESDAQ、“CLOB國際”和與NASDAQ的聯系為股票市場提供了進一步的刺激。兩國政府決定對本國某些國營企業和公用事業逐步實行私有化,看來導致了股票市場的進一步深化。
從1985年到1990年期間印度尼西亞的市場資本總額增長了9倍;而泰國在同一時期的擴大額幾乎達到21倍。在平均交易額方面,印度尼西亞上升157倍,而泰國上升40倍以上。事實上部份地因為國家的規模較大,泰國同新加坡相比現在有著較大的周轉額。
儲蓄和投資的比率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金融發展的相對成就能從其儲蓄率和投資率的提高中看到。例如,泰國國內儲蓄總額(GDS)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從1985年的21%提高到1989年的31%。然而,這一比率仍然低于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許是因為泰國的人均收入較低以及不象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那樣存在著例如退休儲蓄基金計劃那樣的強制性儲蓄的緣故。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的投資比率也在1989年提高到30%以上,這一比率對于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經濟快速增長的開始階段來說是很典型的。菲律賓又是個例外,它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一直低于20%。
金融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
金融深化的另一個指數是銀行、保險和不動產部門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地位相對提高。而這一部門的相對地位在80年代有了提高,尤其是泰國和新加坡。
總之,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這兩個國家的金融政策經過重大變革以后,金融業確實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不是結論性的,兩國金融的迅速發展是全面的,既影響到各種金融機構,也影響到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斷地實施市場導向的金融政策的做法,保證了兩國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能達到比較合乎標準,但又是持久的發展。然而由于前面所談過的原因,菲律賓在80年代沒有能設法實現同樣的金融發展。
東南亞經濟增長的資金來源
一般來說,儲蓄有兩個來源一一本國的和外國的。最值得注意的是,援助、貸款和外國直接投資形式的外國儲蓄在東南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外國援助與公共外債
對于新加坡來說,外國援助的流人并不重要,因為在任何年份中它占國內投資總額的比重從沒有超過0.5%。從1988年起,馬來西亞和泰國由于本國的高儲蓄率和出口的迅速增長,外援的重要性消失了。從1987年起流入印度尼西亞的外國援助稍有增加,而在80年代后期菲律對外援的依賴有了明顯的增加。
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政府在剛發生第二次石油沖擊以后(1980-1983年)增加了對外的借款。印度尼西亞也在1982年石油價格下跌以后增加了對外借款。1985-1986年的經濟衰退也使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增加了它們對外公共債務的依賴。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在1985年的未償還對外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和還本付息率都要比198l年高得多。然而,馬來西亞和泰國金融的發展導致了本國儲蓄更為有效的動用,與此同時出口導向的工業化又使出口收益大大地增加。結果,對外債的需要減少了。從1988年起,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開始清償對外公共債務。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對外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和還本付息率也大大地降低了。然而,印度尼西亞的外債負擔在80年代后半期有所增加,這是由于印尼盾的急劇貶值。馬來西亞和泰國以及較小程度上的印度尼西亞,在減少對外國公共債務依賴方面的成就,是這些國家能夠增加本國的儲蓄以便為加速的資本形成率提供資金的直接結果。
外國直接投資(FDI)
外國直接投資爆發式的增長是印度尼西亞、泰國和馬來西亞在80年代后期的共同經歷。這些國家向需要外資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的轉變,發生在一個意外的時刻。1985年廣場協議的結論導致了日元的急劇升值。日元的高市值反過來使海外設資對日本人很有吸引力。東盟五國是這種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資受益者(菲律賓受益較?。?。在80年代后期,當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成為凈資本出口國時,印度尼西亞、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外國直接投資得到了第二次推動。在印度尼西亞,從1986年到1990年期間外國直接投資的實際凈流入額增加了5倍以上(從2.58億美元增加到13.59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占國內投資總額的比率相應地從1986年的1.46提高到1990年的3.74。泰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實際凈流入的增加甚至比印度尼西亞更為顯著。前者的外國直接投資擴大了11倍以上(從1986年的2.62億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29.31億美元)。馬來西亞在外國直接投資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進展,它的外國直接投資實際凈流入額增加了近6倍(從5.28億美元增加到30.08億美元)。隨著這些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的急速發展,外國直接投資占國內投資總額的比率也急劇上升。新加坡繼續是一個堅決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國家。然而,菲律賓并不那么幸運。直到1988年外國直接投資才真正有了增加,但隨后由于政治上一直不穩定并且衰觀經濟持續發生困難,因而流入額減少了。
總之,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的增加,加上在調動本國儲蓄方面取得的成功,使得對于公共外債的需求減少了。
金融發展帶來的結果
新加坡成為地區金融中心
近幾年來,以新加坡為基地的銀行增加了它們對鄰國,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聯合放款活動。這種增加要歸因于美國和日本的銀行在本國發生清償問題后逐步從地區的放款市場撤走。
新加坡的“亞洲美元銀行”已經存在了差不多25年。位于本區域內的境外貨幣市場究竟對它的經濟發展起了什么作用?有關這一專題的資料很少。有一個實際數據,就是東盟在新加坡的“亞洲貨幣單位”(ACUs)放款和存款額中的份額。然而,我們確實知道ACU資產/負債的規模在1980-1990年間增長很非常迅速——達到4倍以上,其中大多數的資金是同新加坡以外的銀行之間的交易。新加坡的銀行,一般來說已經成為ACU資金的純存款戶。我們可以假設(但沒有具體數據證明):“亞洲美元市場”一直在東盟地區的經濟增長中起著日益提高的中間媒介作用。
金融的日益相互依存
東南亞金融體系的日益開放和尖端化(在工具和專業知識兩個方面),也意味著在金融方面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各國的市場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增長。這一趨勢會由于貿易和投資方面(尤其同經合組織國家)的相互依賴而進一步加強。它的后果是:來自國際間的金融沖擊會以更快的速度向國內體系傳播。一個恰切的案例是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場行情大跌。續約股票市場的指數下降23%,而新加坡下降了32%;吉隆坡24%;曼谷11%;馬尼拉7%。在1990年9-10月的海灣危機頭一個月里,美國的股票市場指數下降了22%,馬尼拉和曼谷分別下降了40%和54%,而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達降低了大約28%。
日益發展的地區一體化
另一趨勢是由于各種原因,東南亞的經濟日益一體化。第一,目前在以制成品出口和外資為基礎的外向型發展戰略方面有著共同的相似之外。東盟國家隨后發生的經濟快速增長帶來了過去從未有過的經濟增長格局中的趨同現象。第二,象“柔佛一新加坡一廖內經濟增長三角區”和建議中的包括馬來西亞的擯榔嶼和半島北部幾個州、泰國南鄰和印度尼西亞西北部的“北方經濟增長三角區”這樣一些小區域經濟區的開發,也許將是90年代越來越常見的典型發展格局。第三,1月下旬在新加坡召開的第四次東盟高級會議上最新簽訂的“東盟自由貿易區域協定”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跨國境產品市場的一體化總是會帶來要求協調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條例以及要求資本流動能更自由地跨越東盟各國邊境的各種壓力。這方面的證據之一是要求將新加坡元在地區內使用。但這一壓力一直受到“新加坡貨幣主管當局”的抵制,為的是要避免對于新加坡這樣一個小國很可能引起的匯率管理問題。對于未來由于產品市場一體化日益發展而引起的這類性質的壓力,也許要由地區的貨幣主管當局來處理。
總之,近幾年來東南亞在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快速增長方面取得的成就,是由許許多多外部和內部的有利因素促成的。從內部來說,東南亞各國進行了實際經濟和金融的歡革。目標在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經濟改革得到了大力貫徹,用犧牲以資源為基礎的工業和進口替代工業為代價,促進了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和外國直接投資。通過廣泛的金融改革和不斷的金融革新,一方面提高了本國儲蓄額,另一方面在本國和外國的資源之間更有效地起了中間媒介作用。印度尼西亞和泰國所推行的廣泛的金融改革,以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金融的不斷發展,通過銀行系統鼓勵了私人儲蓄和用市場放款活動取代有選擇的信貸。這些國家在金融機構發展的同時,其資本市場的擴大甚至給人以更深刻的印象。與上述情況相對應的是短期和長期市場放款活動的有力增長。它為本國經濟的擴大提供了資金,最終導致了所有四個國家實際經濟的迅速增長和金融的深化。
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最近發生影響韓國和泰國銀行系統的危機之后,預言亞洲其他地區的銀行系統也將遭遇類似情況已成時髦之舉。在遙遠的歐洲或美國的董事會會議室和風險委員會的辦公室里,一些亞洲國家(地區)之間的差別變得模糊不清,一個國家的經濟發生的任何混亂,都將給它的鄰國造成問題。但是這種看法是短視的。為了評估銀行的風險,應當著重研究每個國家(地區)銀行系統的長處和短處。
的確,在貨幣游戲中顯然存在著多米諾骨牌效應。盡管泰國有決心、有儲備,它的貨幣銖還是被擊敗了,而這個地區的一些中央銀行之間簽署的大肆宣傳的條約卻沒有產生任何結果。菲律賓的比索也被擊敗,這實際上并不是因為經濟的基本因素發生了變化,而主要是因為人們認為已經設法成功地支持比索了。其他貨幣也受到同樣的壓力,預料還會有驚人的事發生。
但是多米諾骨牌效應不適應銀行系統。當然,同樣的問題會產生同樣的結果,而且這個地區的一些銀行系統實際上也遇到類似的頭疼問題。然而,多米諾骨牌效應意味著,使得一個國家的銀行系統垮掉的問題,接著也會影響到鄰近地區的下一個可能的受害者。
在銀行系統的運氣過分依賴貨幣穩定和外幣資金供應時,這種效應很可能會發生。在最近這次危機發生時,泰國的銀行系統極其脆弱,國內借款人的外幣債務額很高,可是避免或減輕經濟損失的自然的保值手段有限,而且還處于銀行清償能力低下和資產質量下降的情況之下。但是,毫無疑問,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銀行比泰國的銀行更能經受得住貨幣沖擊。
銀行系統大不相同
亞洲以外的觀察家常常認為亞洲國家(地區)都是一樣的,可實際上這個地區的銀行系統是大不相同的,實際上比一般說來各個國家(地區)之間的差別還大。它們表現出各自的長處和短處,稍稍花點時間對它們仔細加以研究可能是明智的。
要指出的第一點是,主權風險與銀行風險常常是不一致的,而且這個現象在亞洲或許比別的地方更嚴重。在韓國和日本等低風險國家,銀行疲弱無力,而在菲律賓或斯里蘭卡等較高風險的國家,一些私營部門的銀行卻很強勁有力。
另一個不同的情況是,許多國家擁有若干國有銀行和在政府密切監督下營業的銀行。這些銀行通常顯示出的業績在很大程度上是虛假的,這主要是因為它們的資產質量極其糟糕。它們被用來當作政府推行開發和金融政策的渠道。貸款分類和提供貸款的規定在很大程度上還不完善。這些銀行不在我們的評論之列。
在純私有部門,只有在香港和新加坡能找到相當好的資產質量,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與它們還差著很大一段距離。這或許并不令人感到驚訝,因為它們的管理當局在不同程度上享有最佳聲譽。香港、新加坡和菲律賓的銀行還有很高的資本比率,而在另一個極端,韓國、日本、中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和印度次大陸的銀行系統的資產質量卻很糟。
不動產貸款
不動產問題以不同方式使銀行蒙受打擊。不動產借款人承受的直接風險在這個地區大不相同,香港排在風險名單的首位,接下來是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在大多數種類的貸款中,不動產被當作抵押品,從而使問題復雜化。指導許多銀行系統的依然是一種令人遺憾的當鋪心態。提供貸款所依據的是抵押品所值數額的大小,而不大考慮借貸者靠他主要的經營活動償還本息的能力。
不動產影響銀行的方式各不相同。泰國房地產的全面供應過剩并未影響價格,因為供應過剩的很大部分掌握在那些并不是以房地產作為抵押獲得貸款的房地產主手中,而且他們并不是迫切需要出售這些不動產。在香港,或許還有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動產)市場是靠越來越富裕的居民對更大空間的真正需要支撐著的。在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有一些不動產部門是興旺的,而另一些部門,例如商用房地產和豪華的公寓住宅,則接近于陷入困境。
效率評判與風險分析
清償能力低下歷來是造成銀行破產的原因。在這個方面,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極其虛弱無力,而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印度次大陸卻比較強。清償能力是銀行生存的關鍵。一家銀行可以破產,不盈利,排在資產質量表的比較偏下的一端,但是,如果當局給它足夠的清償能力和某種修改帳目的余地,它還是能渡過難關存活下去的。
衡量銀行營運費用的尺度是效率。影響效率的因素有薪金、勞動法、勤奮程度、租金的高低、經營管理是否得當、營業額的多少和分支機構的數量。在這個方面,看來只有香港、新加坡和臺灣依然保持高效率,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韓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效率極其低下。
凈利差幅度依然是這個地區銀行收入的最大來源,而利差的大小主要是由利率結構、是否存在競爭和一些既定的作法決定的。香港、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凈利差幅度很大,而臺灣、中國、新加坡和日本的凈利差幅度卻很小。
要用利潤率來估量真正的營業盈利率很難是準確的,這主要是因為銀行往往用非經常投資收益來支持它們并不充分的收入,例如在臺灣和韓國就是這樣,也是因為不現實的提供貸款的方針,而這些方針是造成它們帳目上長年累月存在著不盈利的資產的原因。這種情況影響到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泰國、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和印度次大陸。
有趣的是,在效率低下的銀行系統中,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的銀行依然興旺發展,因為它們的利差幅度依然很大,但是這種情況不會長期持續下去。韓國銀行的利差幅度小,而且效率低下,這是它的銀行正在苦苦掙扎的原因。
最后,人們得要把所有因素合在一起,才能對一家特定銀行營業情況可能回升的速度作出估對。由可以估算出在目前情況下需要多少年的時間才能造成現金流動——這是彌補已知的資產質量缺陷所必須的。這是銀行風險分析中最為關系重大的起緩和作用的措施。香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在一定程度上泰國排在風險分析表的首位,而韓國和臺灣則排在末尾??偠灾茈y發現亞洲的兩個銀行系統的風險特征是相似的。雖然可以說貨幣大幅度浮動和整個經濟發展速度減慢給銀行帶來消極影響,但是大部分其他因素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響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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