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新革命啟示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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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內容提要】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取代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統治地位，是西方政治學領域中的一場“新革命”。后行為主義政治學在對行為主義政治學進行批評、修正和補充的過程中，主張價值與事實的統一，主張政治學科“政治化”，重新肯定傳統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地位，積極倡導對公共政策的研究。這場新革命適應了西方社會政治現實的需要，代表了西方政治學發展的新趨勢，對我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也有其借鑒意義。

【關鍵詞】行為主義/政治學/后行為主義

作為戰后西方主流政治學的行為主義政治學，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發展嬗變。這一嬗變過程就是所謂行為主義政治學的“新革命”――后行為主義革命，其興起標志是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戴維?伊斯頓在1969年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時所作的就職演說。在這篇著名演說中，伊斯頓對美國行為主義的研究現狀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銳批評，他指出：“目前美國的政治學中正在發生一場新的革命。前一場革命――行為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就讓我們這個時代日益增長的社會政治危機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發生。我把這個新的挑戰稱之為后行為主義革命。”①伊斯頓的批評，在美國政治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并迅速得到了羅伯特、達爾、喬治?格雷瓦姆、喬治?卡略里等許多行為主義政治學家的積極支持，從而在美國、進而在整個西方形成了不斷發展的后行為主義政治學（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為主義的產生開創了當今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新理論格局，對當今西方政治學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別是政策科學（policysciences）和回歸國家學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

在嚴格意義上說，后行為主義尚不足以成為一種發展充分的獨立的政治學理論。因為，它并不像傳統學派那樣要根本否定行為主義，而是行為主義政治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種，是在行為主義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但是，它的產生畢竟標志著當代西方政治學特別是美國的政治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后行為主義時期。無論在政治學研究的內容上和方法上，后行為主義對行為主義都作了比較系統的批評、修正和補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為主義信條”。

第一，批評了行為主義的“價值中立”，主張價值與事實的統一。

當代西方政治學家通常以“事實――價值”關系為基礎把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分為兩類：傳統的（規范）方法和現代的（經驗）方法，而傳統的方法傾向于“價值”方面，現代的方法則注重于“事實”方面。行為主義受“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強調應把價值和事實嚴格區別開來。在他們看來，只有絕對排除研究主體的價值觀念對政治研究的干擾，才能使政治學成為一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政治學完全可以也應該成為一門“精密”的可以測量的科學；后行為主義則認為，完全與價值無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學本身理應包括價值判斷。政治學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道德標準，決定著他們對研究課題的選擇、材料的搜集和解釋等。美國著名行為主義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在順應了行為主義向后行為主義轉變的歷史潮流之后承認：“任何人在判斷時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動作價值標準”②，深刻的政治學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著評價，評價就不僅涉及論述中經驗的合理性，也涉及論述中政治現象、政治活動、政治制度和政治發展的道德性質。關于價值觀的研究和價值的建設性發展，是政治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學者不可能也從來沒有在評價問題上完全持“中立”態度，所以，行為主義所恪守的“價值中立”是毫無意義的。

第二，批評了行為主義的“純科學”傾向，主張政治學科的“政治化”。

奉行價值中立的行為主義，其邏輯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學成為一門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純科學”，因而它就有一種脫離政治的“非政治化”傾向。對此，后行為主義主張政治學研究應當與“當前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相聯系”，這就是后行為主義者著名的“關聯原則”①。政治學研究不僅應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邏輯基礎，還應對一些長期問題進行基礎性研究，發現政治生活的規律，而且，這種研究本身還應針對各種迫切的社會問題，如種族歧視、貧困、饑餓、核戰爭和環境污染等。與行為主義的格言“寧可錯誤，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對立，后行為主義者的格言則是“寧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無補”。他們認為，政治學研究的成果應該付諸于政治學者的行動之中，因為政治學研究人員不僅是知識的創造者，而且也應該是問題的解決者，他們應具有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勇于承擔指導社會進行政治結構改革的義務，應該運用自己的政治知識和技能為現存社會問題、特別是關鍵性的社會政治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案和途徑，而不能成為只對社會作小修小補的技術師或修理工。這一主張擴大了政治學的研究范圍和對象，使許多新的實際政治內容進入了研究領域，如種族政治、婦女政治、學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時政治學研究組織和政治學家同政府關系也更為密切。

第三，批評了行為主義對政治學傳統研究方面的貶低，主張恢復其應有的地位。

行為學派的政治學家申明拋棄傳統的政治學研究方法，特別是政治哲學方面，而采取經驗―科學的方法，以對政治現象作系統、精確、客觀的描述。后行為主義者卻認為行為主義這種實證研究法是狹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簡單的政治活動，也要用復合的方法去研究”③。行為主義的經驗分析應同政治哲學的規范政治理論相結合，這將有助于行為主義擺脫自身困境。關于這點達爾文認為，“不了解經驗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實，政治哲學容易變得不切題，甚至愚蠢，不關心政治哲學家提出的若干基本問題，經驗分析就會有退化到鉆牛角尖的危險”中，因此，政治哲學的研究和行為主義的經驗（科學）研究“能夠相互取長補短”②，政治哲學的研究可以為經驗研究提供前提和標準，政治學者應該關心社會政治理想和倫理道德規范，應該研究國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質和目的，個人權利和義務的范圍和基礎、自由平等正義的意義這類規范性課題。后行為主義的這一觀點反映了當代西方政治學研究的一個趨勢，即行為主義學派和傳統學派在政治學的研究范圍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后行為主義對傳統的政治規范理論和方法的重視，成為風靡當今西方政治學領域的回歸國家學派興起的開端。

第四，批評了行為主義對定量分析方法的過分熱衷，主張加強公共政策研究。

行為主義在政治學研究中對科學方法和技術手段的過分重視，使它在一定意義上成了“方法學”。后行為學派對此深為不滿，他們認為政治的實際內容理所當然地應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當然，他們并不反對行為主義所采用的各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實上，許多后行為主義者都精通統計學和計算機分析。但是，他們強調，即使是高級、嚴密的研究方法，也決不能“喧賓奪主”地優先于政治的內容，因為“方法只能是工具，決不能以它們本身為目的，我們的目的畢竟不是賣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發展實在的政治理論”②。計算機、模擬法、控制論、系統論、博弈論、統計學、心理學等科學方法和手段應當被用于對實際政治內容，特別是要對公共政策進行研究。后行為主義這一“目的”與“方法”并重的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贊同，促進了當代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重心由“純科學”向“應用科學”，即由政治科學向政策科學的轉變，而政策科學也就成了后行為主義批評、修正行為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段。

二

考察當代西方政治學研究由行為主義向后行為主義的演變，對中國政治學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第一，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必須把政治性和學術性有機結合起來。

所謂政治學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學必須根植于社會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這一命題包含著兩方面的涵義：其一，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政治學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是社會政治生活在理論形態上的反映、結晶和升華，它必須也應該與政治生活密切相關，及時地觀察和研究政治現象變化、發展的過程，解決社會中存在的現實政治問題。與實際的政治生活相脫離的政治學，只能成為一種空洞的抽象物而喪失其存在的價值和應有活力。其二，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識形態領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

應該說，行為主義作為一種具有科學主義色彩的政治學流派，曾適應了維持西方資本主義政治體系、實現國家管理的精確化與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為主義奉行“價值中立”的純學術研究態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脫離實際政治的軌道，因而它不能為解決西方社會50、60年代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提供可行的方案，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為主義的蓬勃興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對實際政治活動的積極研究和參與，在于它參與為當權者出謀劃策，使政治研究能夠有效地為現存的政治體制的運行服務。由此可見，主導西方政治學各種理論、思潮變化、興衰、沉浮的因素，歸根到底是政治發展規律，簡言之，是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就中國而言，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給我國的政治學提出了許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確解決的重大新課題，如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標模式、外部條件、系統體制、結構機能、法律形式、具體政策和管理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主要任務、突破口和重點、途徑、步驟和方法等等。這就要求政治學研究必須面向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特別是貼近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實際，圍繞著上述各種重大的現實政治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開拓性研究，為黨的政治決策提供及時、科學而富有成效的理論依據和對策建議。為此要克服以下三種錯誤傾向，一是從馬克思主義原著中尋求新時期中國政治發展的現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條主義地拿著某些具體結論任意地規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學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剝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學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來裁剪中國政治現實，把復雜的中國政治發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學的政治性片面理解為對現實政治特別是對現行法律、政策的單純注釋和論證。總之，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實踐中，深刻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規律，預測我國政治發展的前景，從而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我國的政治學科才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也才能創建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體系。

所謂政治學的學術性，是指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范疇和方法體系，它對于社會政治實踐的研究應該是科學的、系統的、嚴謹的研究，以揭示社會政治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政治學對政治的關系并非簡單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然后才是服務的對象，政治學研究并不僅僅是提供直接解決具體政治問題的“藥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科學理論和方法。有鑒于此，政治學研究就應有其相對獨立性和穩定性，要按照學術活動的固有規律開展其研究活動，特別是其中的基礎理論研究，更是構建中國政治學的關鍵。一是要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特別是鄧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從理論體系、基本立場和方法的層次上把握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和鄧小平理論思想的靈魂和精髓，作為政治學研究的基本指導思想和方法原則；二是對西方政治學理論特別是對現代西方政治學的新思想、新理論進行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總結中國歷代政治學說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國政治思想發展的源流和脈胳，從而科學地吸收其精華，使之成為我國政治學理論中的有機內容。

第二，當代中國政治學應對各種研究方法作有機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會領域這一大系統中最為復雜的社會政治現象，其中活動的都是有意識、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動主體――政治人，這就決定了政治學所涉及的對象在量的表現上大都呈現出模糊性和規范性。因此，醉心于運用自然科學的技術手段對人的政治行為，對錯綜復雜常常是隨機的政治現象作微觀上的“數量確定”和精確描繪，企圖使政治成為一門和自然科學一樣的“純科學”，是失之偏頗的。行為主義熱潮的冷卻，在相當程度上正是過分強調了政治學的實證性和精確性，限制了政治學研究的范圍所致。而后行為主義則把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經驗科學方法和規范理論方法有機結合起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為主義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學方法論體系更趨嚴密、完整。

在我國，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尚處于起步階段。我們應注意有選擇、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過程中的彎路，防止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既不能囿于“學究式”的、“高層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籠統的哲學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強調“科學方法”的運用而忽視了對政治現象的定性分析，不能過分追求政治學科的“科學性”而忽視了政治學經驗研究的理論前提和基礎探討。

由于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還基本停留在類似于政治哲學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著經典解釋、規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機構描述以及歷史探討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經濟方法、階級方法和歷史方法）的基礎上，加強經驗研究或實證分析方法及技術的研究與引進，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術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鑒并應用當代科學方法論和數學、統計學、經濟學等學科所發展起來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計算機技術，奠定經驗研究方法論基礎，及時捕捉政治生活的細微變化和發展，準確、深刻地反映社會現實，進而上升到一定理論高度加以認識，這是繁榮我國政治學科的當務之急。要重視調查研究，應用經驗研究或實證分析的方法及技術，形成可供檢驗的經驗理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問題的對策。在這方面，我國一些政治學者已經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們深入社會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調查法、個案研究法、實證研究法、新制度主義研究法、結構功能分析法、經濟分析法、歷史研究法等各種方法，剖析我國政治的實際運作機制和運行過程，探索政治發展的有效途徑，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當代中國政治學仍應以國家和政治制度為研究的中心內容。

后行為主義政治學系統批判了行為主義政治學對待國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極態度，重新把國家政治制度作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從中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啟示。

其一，正確認識執政黨和政府在我國政治發展中的功能。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途徑是改革現行政治體制，但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為我國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只能坐等這些條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種看法實際上忽視了執政黨和政府的能動作用。從最終意義上中國的政治發展固然受制于國家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但執政黨和政府的積極引導，制度或政策正確，措施得當，便可以成為其強有力的推進器。政治學理論工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應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如政治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辯證關系，政治體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與我們工作中的失誤有關，如何克服。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憲法早已明確規定人大是國家權力機關，但在國家實際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權力和職能并未得到充分發揮，其人員配備、機構設置和法律規定等方面均有與其職能不相適應的地方，究其原因，僅僅從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解釋，恐怕難以有足夠的說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報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保證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委員會依法履行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我們黨和政府積極努力創造條件應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在這方面，政治學理論工作者應緊密結合政治現實，深入調查研究，并進行科學縝密的論證，及時向黨和國家決策部門提供切實可行的實際思想和具體方案。

其二，加強對制度建設的研究。對中國這樣一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制度建設“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④。雖然作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也已經確立，但它們并未達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與其相適應的具體的政治體制更存在著種種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體制的完善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就成為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重中之重，也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重中之重，具體有以下幾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人大的立法和監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組織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加強人民政協的建設，進一步改善共產黨與派的關系，擴大政治協商的內容和形式，加強派的自身建設，充分發揮派的政黨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強直接民主制度建設，主要是加強城鄉群眾自治制度和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設，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四是要研究如何進一步加強選舉制度建設，嚴格執行選舉法，并在基層民主選舉中引入競爭機制；五是要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政治監督制度，包括同體監督制度與異體監督制度，實現以權力制約權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問題要堅持靜態方法與動態方法相結合。中國政治學對政治制度問題的研究并不僅限于靜態的規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而且也包括動態的政治運行機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觀政治結構中如何把黨、政權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的關系，各國家政權組織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層之間的關系，依據民主原則形成明確的制度規范；又要研究在微觀政治結構和具體的政治實踐中，如何把民主原則同執政黨的領導方式、組織方式聯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項職能和工作聯系在一起，同各級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聯系在一起，同人民群眾的民主實踐聯系在一起，用溝通、倡議、協商、選舉、決策、監督、罷免、復決等具體的、制度化的程序來體現人民對國家的統治權和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從而建立和健全人民當家作主行使民主權利的政治運行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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