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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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路

中國的改革并非“華盛頓共識”的漸進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改革思維模式的結果。改革之初，人們只知道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不行，需要對其進行改革，但究竟什么樣的體制行，需要改成什么樣的體制，以及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等，人們并不清楚。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路，要求人們按照“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大膽試、大膽闖，對了堅持，錯了改正。現在回過頭來看，“摸著石頭過河”不僅成為貫穿于整個中國改革過程的重要思想，也構成了中國漸進改革的最重要特征。

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思路，首先，需要“過河”是明確的，堅定的。建國以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盡管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曾經發揮了歷史性作用，但已經不能適應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必須對其進行改革。其次，過河的最終目的也是明確的，堅定的。那就是要通過探索和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體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富民強國。但要過的河有多寬，有多深，彼岸是個什么樣子，則是不清楚的。換句話說，雖然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明確的，但究竟什么是適合中國國情特點、能夠促進中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模式，人們或者是不清楚的，或者存在嚴重的認識分歧，因而也就不可能清楚改革所面臨的任務、風險和艱巨性。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即從中國不同時期所面臨的現實矛盾和問題出發，按照“三個有利于”的原則和檢驗標準，不斷消除體制中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因素，不斷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目標和改革措施。同時，根據發展階段和所面臨的矛盾、問題和任務的變化，不斷對過去提出的改革目標和措施進行調整，并提出新的目標和措施。

有人說中國改革的成功在于始終堅持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我認為這種說法低估了中國改革領導者的思想境界。從中國改革的實際過程來看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因為中國改革的實際過程總體上是一個逐步用市場體制代替計劃體制的過程。但這樣的概括只看到了問題的表象，而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從更深的層次看，中國改革始終堅持的，并非是市場的或計劃的取向，或者某種成熟的市場經濟模式，而是在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通過不斷的體制調整，不斷消除經濟舊體制中制約生產力提高的因素，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現實問題，促進經濟發展，實現“三個有利于”。換句話說，只要能夠解決中國不同階段面臨的現實問題，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國的改革者既不會刻意放棄計劃或行政手段，也不會盲目采用市場或經濟手段。在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看來，不論是計劃還是市場，甚至不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不過是中國實現現代化和富民強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國改革的實際過程之所以呈現出市場化的取向，并非是確立或堅持了市場化的目標使然，而是針對中國現實問題，結合中國實際，在不斷探索合適的解決方案中所做出的選擇。認識到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正是由于堅持從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出發－－而不是從理論或先驗的目標模式出發－－選擇改革目標和改革舉措，漸進改革才在不斷解決中國實際問題和不斷促進中國生產力發展中逐步使得整體體制不斷趨于完善，最終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

同時，還需看到，“摸著石頭過河”不僅是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體制模式的必然選擇，也是克服阻力、爭取時間、推進改革、促進發展的明智之舉。目標的漸進性首先反映了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過程。如果在人們認識水平沒有達到時提出過高的目標，不僅會遇到較大的阻力，而且會面臨很大的執行困難。比如，改革開放初期別說提出市場經濟，就是提出商品經濟，也會面臨很大的阻力和引發激烈的爭論，因此1979年開始改革時只是提出一個比較籠統的改革目標：“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隨著實踐的進展和認識的深化，改革的目標也呈現不斷深化和提高。從1982年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1984年提出的“有計劃商品經濟”以及后來對其經濟運行模式的進一步表述：“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直到1992年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為改革的目標。貫穿始終的一個特點，就是根據中國實際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不斷解放生產力，而具體要建成怎樣的經濟體制，或者究竟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和內容，則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豐富和發展。

二、改革率先從農村開始

這是中國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回顧30年的改革開放，可以說率先從農村開始進行改革，既是客觀形勢所迫，又是最合理的改革選擇，對于保障改革的整體成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農村面臨的問題最為突出，最為迫切。改革之初，中國面臨嚴重的物資短缺，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糧食和食品的短缺。因此，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糧食產量，解決食品短缺，成為當時的頭等大事。雖然導致糧食和食品短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長期實行農業集體經營，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因此，要解決糧食短缺問題，必須改變農業的集體經營方式，探索適合中國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的經營方式。其次，農村經濟相對獨立。相對于城市經濟而言，農村經濟相對獨立，與其他領域的聯系相對簡單，因此改革從農村開始不涉及復雜的配套改革或關系調整。再次，農村是計劃經濟相對比較薄弱的環節。與前蘇聯不同，中國農村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不徹底的。中國既沒有集體農莊，農民也不是農業工人，農戶始終保留少量自留地，農貿市場也一直存在。因此，改革從農村開始相對比較容易。最后，農村經濟關系相對簡單，改革措施容易形成。實際上，農村改革的主要舉措，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非是改革決策者的發明，而是來自于安徽農民的實踐。改革措施只是簡單承認了過去被認為是非法的農民自發實行的做法為合法，并在全國各地普遍推行。

正由于以上原因，農村改革不僅受到廣大農民的熱烈歡迎，進展順利，而且成效顯著。從1982年年初中央文件正式承認包產到戶合法，至1983年底，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戶就達到95%以上。隨著包產到戶的實施，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到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就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基本解決了糧食短缺的問題。

農村改革成功和農業生產的恢復發展對整體改革有多個方面的推動作用。首先，鼓舞了士氣，增強了信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快速推廣和農業生產的迅速恢復使得廣大群眾切身感受到了舊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看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巨大的發展潛力，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干部群眾的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壯大了改革的力量。其次，糧食短缺問題的基本解決為整體改革的推進創造了最基本條件。吃飯問題是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和任何發展階段的頭等大事，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僅其他方面的事情無從談起，甚至社會政治的穩定也很難維持，更遑論改革開放。再次，農業生產率提高所釋放的勞動力和產生的價值剩余，不僅促進了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也為“中國制造”的迅猛發展創造了條件。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不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增產積極性，更增大了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各種種植養殖專業戶、為農業產前產后服務的專業戶、為農村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專業戶，以及從事運輸、加工制造的專業戶等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成為中國鄉鎮企業興起的發端和雛形。同時，農業價值剩余的增加以及源源不斷的廉價剩余勞動力，成為中國加工業獲得比較優勢并迅猛發展的最主要的條件。最后，為其他領域改革提供了示范和經驗。由于農村承包制的成功經驗，使得承包制成為后來幾年城市和工業領域改革的主要思路。雖然由于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相比所具有的復雜性以及承包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承包制不可能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最終模式，但在當時情況下承包制的推行對于沖破傳統體制的束縛、對工業生產增長等所發揮的促進作用等還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增量和局部改革帶動全局改革

這實際上是中國漸進改革最主要也是最為直觀的特征。這種改革思路可以說貫穿了中國改革的全部過程。按照這種改革思路，當一項改革舉措一下子難以全面鋪開時，往往采取兩種漸進的推進方式：一是增量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針對經濟增量實施，而針對經濟存量的政策保持不變。二是局部改革，即改革政策首先在局部地區實施，而針對其他地區政策保持不變。

價格改革是典型的增量改革模式。1984年，為全面啟動城市經濟改革，國務院了“關于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俗稱“擴權十條”），規定國有企業超計劃生產的產品可以自銷，并在國家定價上下20%的浮動范圍內自主決定價格。這項政策導致了價格的雙軌制，即同一種產品既有國家計劃價格，又有計劃外市場價格。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超計劃部分在生產總量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而計劃部分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則越來越小。發展到一定時候，完全取消計劃價格，實現價格的并軌就變得相對容易了。

增量改革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1986年國務院頒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為了減少改革阻力，規定勞動合同只適用于國有企業新招用的職工，而不適用于老職工，即實行“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隨著老職工不斷減少和新職工不斷增多，發展到一定時候實行用工制度的并軌也就成為比較自然的事了。實際上，至20世紀90年代，勞動合同就逐步推廣到各類企業的全體職工，實行了“全員勞動合同制”。局部改革是漸進改革的另一種方式。即當一項改革影響重大，一下子很難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實施時，往往首先在部分地區進行實施和試驗。不論是改革政策還是開放政策，許多政策在全國推行前，都曾經在某個或某幾個省市進行試驗。

作為漸進改革的典型特征，增量改革和局部改革對于總體改革的成功既有負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負面作用是：（1）容易損害公平原則，比如有些地區得到改革試驗權，不僅容易發展出市場優勢，也容易獲得政府某些傾斜政策。這對其他地區是不公平的。（2）容易損害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比如雙軌制價格體系容易導致價格體系的紊亂，影響資源配置效率。（3）容易導致腐敗。價格雙軌制就是腐敗的溫床。如果某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拿到計劃內物資，并將其按照計劃外市場價格出售，就可以獲得巨大的利差。正面效果是：（1）減少改革阻力。比如，“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就不會影響現有職工的既得利益，因而很容易獲得支持。（2）取得改革經驗，避免犯大的錯誤。不論是增量改革還是局部改革，都帶有試驗性質。成功了，可以取得經驗，以利改革方案的完善與推廣；失敗了，影響較小，易于糾正。

四、大力促進非國有制經濟超前發展

國有企業改革是任何實行傳統計劃經濟的國家進行改革時都會面臨的最主要和最艱巨的任務，中國也不例外。在改革初期，當大規模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條件還不夠成熟時，中國采取了在積極探索改革路徑和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創造條件的同時，大力鼓勵和扶持非國有制企業的發展的策略。

非國有制經濟包括私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以及各種混合所有制經濟。非國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歷程中的一大特色。1978年當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工業總產出中國有經濟的比重高達78%，集體經濟大約是22%，私有制經濟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截至到2006年底，在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企業總產出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所占比重已經減少到35.7%，而包括私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和各種類型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內的非國有制企業的產出所占的比重已經達到64.3%。鼓勵和扶持非國有制經濟超前發展的政策對于整個改革的成功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非國有制經濟的發展壯大代表著新生經濟力量的壯大。由于非國有制企業主要是在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后按照市場需求發展起來的，因此，與舊的計劃體制下成長起來的國有企業相比，它們與市場具有天然的聯系，具有更強的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其發展和壯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新生的市場經濟力量的發展壯大，從而為整個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非國有制經濟的超前發展，降低了推進國有制經濟改革的難度與風險，使得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決策更加容易。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過高，整個國民經濟過多依賴國有經濟時，國有企業改革就帶有很強的敏感性。因為一旦改革發生失誤，就不僅會嚴重影響國家經濟和社會的穩定，也會對人民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決策就需要慎之又慎。但當非國有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且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時，整個國民經濟對國有經濟的依賴程度就會減輕，改革決策的難度也會相應減輕。因為即使改革不成功，它至少不會對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產生重大影響。因此，許多在改革初期很難想象的針對國有企業的改革舉措，在非國有制經濟發展壯大之后，都變得可以接受。

第三，非國有制經濟的超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國有經濟競爭對手和改革示范者的作用，從而推動了國有經濟的改革。當處于壟斷地位時，國有企業感受不到競爭壓力，也就感受不到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這時對其進行改革難度很大。隨著非國有制企業的發展和壯大，越來越成為國有企業在市場、原料、人才、資金等諸多方面強大的競爭對手。這時，國有企業如果不改革，就不僅是個效率問題，而是個面臨被市場淘汰和能否繼續生存的問題。這種壓力不僅是廣大國有企業職工必須面對的，也是國有企業負責人必須要面對的。因此，正是這種來自于非國有制企業的激烈競爭和來自于市場的生存壓力，推動著國有企業不斷改善管理，提高質量，降低成本。

最后，非國有制企業的發展也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條件。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勢必會導致職工的下崗分流，這時如果沒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會導致大量的失業，產生嚴重的民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而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正好吸收了國有企業改革中所釋放出的“富余勞動力”，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條件。

五、國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相結合

在推進國內改革的同時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進，是中國改革的另一個成功經驗。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幾乎是與改革政策同時展開的。早在1979年，中央政府就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并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1984年，又決定對14個沿海城市實施開放政策，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吸引外資，加快發展。經過三十年的不斷拓展和完善，目前已經形成全方位、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中國經濟已經融入到世界經濟當中，發展成為開放度較高的經濟體系。

開放政策對于中國改革的成功發揮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它擴展了人們視野，鞏固了改革基礎，使得改革不可逆轉。當國門打開之后，人們通過各種途徑（出國訪問、留學、廣播電視書報雜志等媒體以及商品貿易等等）開始了解國外。人們切身感受到在經濟發展與生活水平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意識到中國落后的程度和加快發展的迫切性，從而使得通過改革加快發展成為開放政策的必然結果。國門打得越開，人們對國外了解越多，加快改革和發展的感受也就越強烈，最終使得改革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潮流。

其次，開放為改革提供了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知識和信息途徑。正如前文所述，改革初期，雖然在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方面有著廣泛的共識和社會基礎，但對于究竟改什么、如何改，特別是有哪些措施可供改革決策者比較和選擇，人們卻知之甚少。在這種情況下，“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為了制定改革戰略和政策，一批批學者和官員前往國外考察學習，一批批圖書資料被譯成中文。從中國改革的整個過程不難看出，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經驗成為中國改革者最為重要的一個改革思路。每當一項改革不知如何開展時，人們首先想到的總是“看看國外是怎么做的”；每當重大改革需要實施而對后果難以把握時，人們也總會想到“看看國外有什么成功的經驗或失敗的教訓”。當然，中國的改革者始終清楚，學習借鑒不是照搬照抄，無論一項措施在國外是多么的成功，被采納時都會根據中國的實際進行評估、分析和做出必要的調整。

最后，對外開放為國內改革的推進提供了持續的推動力。這也許是對外開放政策對改革的最大貢獻。改革開放早期，開放政策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通過建立特區和吸引外資，加快發展步伐。而要成功引來外資，就必須為外資企業的設立和運營創造條件，使得它們不僅愿意來，而且留得住，能發展，從而需要對國內管理架構、審批制度、激勵政策等進行改革。同樣，對外開放政策要求中國更多參與到全球競爭中去，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自身發展。而要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與國外企業、政府打交道，就必須按照國際慣例行事，就必須改革中國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與國際慣例、規則相矛盾或相沖突的內容。的確，在中國改革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由于涉及到對不同主體利益關系的調整，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改革阻力。對外開放政策以及不斷加強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與交流，對于克服這些阻力、推進改革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加入WTO，表面看主要收獲可能是貿易條件的改善和貿易機會的增多，而實際上更為重要的是它為中國國內的改革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量。當然，對外開放與對內改革始終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開放支持和促進了改革，而改革和發展的不斷深入又反過來對進一步的開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為之創造了更好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