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問題的理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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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有關國家競爭力的觀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的演化修正過程，測度方式也與時俱進。古典經濟學者主要以資源擁有數量衡量或比較國家間競爭力，早期的比較優勢理論即在于嘗試闡釋國家間如何競爭。然而，經濟學家漸漸明白僅靠資源擁有量的比較并不足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進入20世紀，從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學者的理論貢獻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了競爭力的意義。

一、當代關于競爭力問題的各種學說

（一）創新說

熊彼得(J.A.Schumpeter)在1934年所著的《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創新的概念，他認為：“創新”是指“企業家實行對生產要素的新的結合”，它包括以下五種情況：(1)引入一種新的產品或提供一種產品的新質量；(2)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式；(3)開辟一個新的市場；(4)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給來源；(5)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創新的產生離不開對知識和技術的投資。若是競爭對手無法迅速察覺新的競爭趨勢，最先發明創新的企業可能因此改寫彼此的競爭態勢。新技術、客戶新需求、新的產業環節、壓低上游成本、政府法令規章的改變等都是造成競爭優勢改變的因素。

著名的管理學大師波特教授也很看重創新在企業取得競爭優勢時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謂的創新不僅指技術上的改善，而且指做事方法的改進，比如新的促銷方法、新的組織方式。一個企業在競爭對手沒有覺察的情況下，首先采用創新觀念，很可能由此而改變雙方的競爭優勢。波特認為，進入國際市場中進行競爭的企業，在創新時必須同時考慮國內市場的需求和國際市場的需求。如果企業過份拘泥于國內市場的需求，會損害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這主要是由于國際市場上的客戶對產品的需求不同于國內市場上的客戶對產品的需求。而且，專注于國內市場的廠商創新壓力較小，創新的意愿也較弱。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競爭力問題研究方面更大的貢獻則是其鉆石理論。

（二）鉆石體系說

波特的“鉆石體系說”認為：一個國家的生產因素、需求條件、支援與相關產業、企業策略、結構與同業競爭、機會變數與政府等因素是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由于波特把上述要素羅列為類似鉆石的菱形圖形，所以也有人稱其為“菱形理論”。

波特認為，充沛的天然資源是國家競爭優勢的第一個關鍵要素。同時，他也承認，國家缺乏某些生產因素時，這種不利現象也可能轉換成產業升級的動力與壓力。國家競爭優勢的第二個關鍵要素是國內市場需求。在波特看來，國內市場大小與國家競爭優勢并沒有必然的關系；相反，如果能激發企業競爭，搶先發展高級與精致的產品，領先國際市場聲勢，本國市場即使規模不大，照樣可以形成產業的競爭優勢。國家競爭優勢的第三個關鍵要素是支援性與相關產業的表現。產業能夠體系化，不但有彼此拉拔效果，甚至能轉換成其他國家無法仿效，也無可取代的競爭優勢。第四項影響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要素是企業策略、結構與同業競爭。企業是創造國家財富的基本單位，企業體也是民族性的展現。民族性格不同，企業經營與競爭的形態自然也會有所不同。機會變數是影響國家競爭優勢的可變因素。機會的來源可能是自然演化的，也可能是由一個偶然的事件促成，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去捕捉稍縱即失的機會。最后一項可變因素是政府。過分的干預和極度的放任是不可取的兩個極端，合理的選擇應該是以產業政策等方式適度的介入。

波特認為，由產業國際競爭力所決定的產業興衰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在此基礎上，波特把一國產業參與國際競爭過程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財富驅動等四個階段。他認為國家競爭優勢的源泉在于各個產業中的企業的活力，他尤其關注企業的競爭優勢。如果國家能為企業提供諸如此類的良好環境，產業生產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國家也將連帶受益，國力也會增加。為此，波特在《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了價值鏈概念，認為企業內各部門間若能連結為一鏈狀機能，將提升產品價值，進而形成本身競爭力。在波特看來，并非價值鏈上的每一個環節都能創造價值，那些真正創造價值的經營活動，就是企業價值鏈的“戰略環節”。

（三）制度說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強調了制度對于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性。他對那種把產業革命的原因歸結于偶然技術革命的說法不以為然。而認為應把目光轉向一個社會如何從封建制度以及產權系統的漫長孕育過程中脫胎走向現代化階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對一個國家而言，除非現存的經濟組織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地發生，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要保持經濟組織有效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合理的安排，以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所謂正當的經濟活動）。由此而來的結論是，社會發展和變革一定表明該社會的產權制度越來越能有效地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從而把有限的資源和精力用到對社會最有益的活動中去，而不是相反。如果這種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話，還可以克服環境（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不足。

美國另一位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也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他認為經濟發展與否取決于制度安排。進而，一國的競爭力歸根結底與一國的制度安排有關。奧爾森指出：當許多發達國家一直徘徊不前時，有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方面卻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這種大相徑庭的經濟結果，決非是因為不同的國家擁有各異的資本或其他資源。一般來說，這一切也并非是由于那些經濟狀況最佳的國家獲得了很多的資本，或某些國家的人民曾經被迫大量地去儲蓄，更不是源于這些國家人均享有極多的土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經濟上成功的國家往往擁有各種各樣的制度——即不同的法律和組織安排以及經濟政策，而那些在經濟上不那么成功的國家則缺少這些制度。換言之，一個國家的制度的質量在根本上決定了其經濟成效。在奧爾森看來，市場制度在一開始總不是完善的，只要其基本的框架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仍不妨礙經濟成長。不可能等什么都安排好了之后，再來發展。他認為，只有在那些穩定的、充滿信任感的和發達的民主社會中，一個繁榮市場所需要的權利從長期來看才有依靠。

二、關于競爭力問題的其它觀點

（一）WEF和IMD的觀點

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IMD)這兩個競爭力的權威評價機構闡發了自己的觀念。認為國際競爭力是指一國的企業或企業家設計、生產和銷售產品和勞務的能力，其價格和非價格特性比競爭對手更具有市場吸引力。他們認為，國際競爭力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內部效率形成的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由環境左右而形成的競爭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內容。所以在他們看來，國際競爭力既產生于企業內部效率，又取決于國內、國際和部門的環境。國際競爭力比較研究的重點是受環境左右而形成的競爭力。

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國際競爭力報告》以未來5-10年的中長期人均GDP的經濟增長為基礎，建立多因素決定的系統評價體系，其理論基礎是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和大量經驗性研究文獻的綜合。而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世界國際競爭力年鑒》從國際競爭力概念的定義出發，著眼國家整體的現狀水平、實力和發展的潛力，兼顧國際競爭的資產條件和競爭過程、國內經濟與全球經濟、引進吸收與輸出擴張、個人風險與社會凝聚力的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四大平衡關系，強化市場經濟理論在系統描述中的評價原則的開發與運用，建立系統科學的綜合評價體系。兩機構都是從國內經濟實力、國際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基礎設施、企業管理、科學技術、國民素質等角度來評價各國競爭力。

（二）綜合國力論

有些學者則認為國家競爭力是一國綜合國力的體現，如漢斯·摩根索認為國家競爭力不僅以一國創造財富的能力為標志，而且體現于一國蘊涵的軍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認為，國際紛爭的背后，無不掩藏著爭奪國家間的權力這一本質。

日本人則把綜合國力分為三個側面：一是國際貢獻能力，包括經濟、金融、科技、財政實力和對外活動積極性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的活動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資源、經濟和防御實力、國民意志、友好同盟關系；三是強制能力，包括軍事實力、戰略物資和技術、經濟、外交能力。其測算綜合國力是采用社會調查法，亦稱德爾菲法。這是一種直觀判斷預測方法，它是按“國力貢獻能力”、“生存能力”、“強制能力”三個側面指標化進行調查，再按調查結果評分統計，最后取平均值即為國力值。

美國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克萊因也曾提出過一個公式，其綜合國力方程為：綜合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克萊因的綜合國力方程把決定綜合國力的眾多要素大大簡化了，其戰略目標、國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統一的估價標準，因而克萊因評分往往帶著各評分人主觀臆斷的偏見。同時，克萊因公式是靜態的，即沒有從時間流程變化來估算綜合國力，無法評價同一國家在各不同歷史時期的綜合國力變化狀態。

德國物理學家富克斯于1965年出版了轟動世界的《國力方程》一書。作者采用的是一種物理學上科學簡化基本變量、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為基礎的科學方式，選擇類似于生物種類邏輯增長的數學公式作為計算國力及其基本要素（如人口、鋼、能源等）的公式，即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國的國家綜合實力與潛力。公式為：Mt=0.5［(Ms)t+(Me)t］。式中，Mt表示t時期的國家力量指數；(Ms)t和(Me)t分別表示t時期的鋼和能源指數。后來，富克斯在1978年版的《明天的強國》一書中，重新修正了他原來的某些預測。根據中國從1950到1975年間25年的人口增長、鋼鐵生產和能源消費等方面數據都比美國和西歐發展要快的事實，富克斯預言，下一個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三）政府政策論

政府政策論認為政府的產業目標、保護政策、獎勵出口以及補貼等手段是國家競爭力之本。這樣的論點主要是根據日、韓等國家對汽車、鋼鐵、造船與半導體等少數大型產業的研究而來。但是，這種論點有明顯偏頗之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意大利，政府產業政策的影響力相當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成長率一度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該國的生活水準也不斷提升。即使在有強勢政府的日本和韓國，干預成效也不盡如人意。在日本，傳真機、機器人和先進材料等重要產業中，政府的影響力很微弱；日本的許多成功企業，例如汽車業，實際上并不是政府扶植的對象。首先打入美國市場的本田汽車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遭到來自政府有關部門的重重阻撓幾乎被迫歇業；而日本政府從1971年開始積極推動的飛機工業以及1978年開始的軟件工業至今也未能躍升到國際領導地位。有的行業雖然在政府的保護下獲得了成功，卻付出了更為昂貴的代價。韓國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石化、機床等產業，但是成績同樣乏善可陳。環視各國，凡是政府強力介入的產業，絕大多數無法在國際競爭中立足。這說明，在產業的國際競爭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響力，但決非主角。

（四）管理文化論

管理文化論認為企業是創造國家競爭優勢的主體，企業管理文化論也構成了研究這一課題的一個視角。這種理論認為，每個社會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包括顯性的意識形態和隱性的集體意識，它們共同決定著社會的行為準則和人們的理想追求，從而決定著一個國家經濟生活的組織方式并進而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效率和速度。如日本傳統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日本企業獨特的經營模式，其中集體領導、勞資協作、終身雇傭制、全面質量管理常被認為是日本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這一理論的貢獻在于看到了企業管理文化對企業經營效率的深層作用，但忽視了另一個基本事實，即并不存在一個通用的企業文化模式，在特定時期創造出競爭優勢的文化理念在其它場合有可能成為企業發展的阻礙。在90年代日本企業正面臨著這一困境。作為回應，本田汽車最近反過來采取了美國式的個人負責制，以終身雇傭制著稱的日本豐田汽車公司也結束了永不辭退工人的歷史。

（五）勞工組織論

勞工組織論從集體行動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國的競爭優勢，他們認為工會是一種反動組織，是阻礙技術改進和經濟成長的障礙。工會為了維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計阻止先進的自動化技術推行，妨礙了對人力資本根據效率所作出的邊際調整；工會制造了勞動力要素的二元市場結構并形成了工資剛性，阻礙了自動化技術的推行和跨工種的合作。根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調查，如果按工種、按工序比較，美國汽車業裝配工人的個體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較整個生產體系的效率，日本企業卻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業分工靈活，工序協作好。美國工會為了保護會員的就業權利，防止資方削減雇工人數，就在勞資談判時把工種分得很細，其結果是既妨礙了自動化的推行，也阻礙了工序間的合作，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喪失了勞動力。這一理論所涉及的僅僅是產業競爭中的一個現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國家競爭優勢的創造源泉和因素。

綜觀有關競爭力問題的各種理論和觀點，我們不難發現，早期的經典理論僅僅是為我們提供了探討競爭力問題的一個切入點，并不足以解釋問題的全部。后來學者的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我們對競爭力問題進行研究的視野，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系統而成熟的理論框架，指導人們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競爭力的深層次問題，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缺憾。

【參考文獻】

①聯合課題組：《中國國家競爭力報告(1997)》，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②RobertandXavierSalaMartin(1995),EconomicGrowth,NewYork:McGrawHill.

③Sachs,JeffreyandAndrewM.Warner(1997),"FundamentalSourcesofLong-Run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

④IMD(1996),TheWorldCompetitivenessYearbook,Lausanne,Switzerland.

⑤WEF(1996),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Geneva,Switz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