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觀發展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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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21日至25日，同志在廣東考察工作時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于我們黨，取決于黨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狀況和戰斗力、領導水平。只要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我們黨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永遠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并帶領人民不斷前進。”[1](2000-02-26)此后，在不同場合，同志又多次反復強調“三個代表”的要求，強調研究、宣傳、貫徹“三個代表”的意義。所有這些論述聯系起來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構成了關于“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學地回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從理論和實踐上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關于黨的建設的學說，把同志開創的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繼續推向前進。

2001年1月10日，在與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的同志座談時，同志說：“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在全黨深入開展‘三個代表’的宣傳教育，是新世紀開局之年全黨工作的大事，也是宣傳思想戰線的一項重要工作。要努力把‘三個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傳好、貫徹好，以利不斷增強黨的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使廣大黨員和干部自覺地以‘三個代表’的要求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使我們的黨更加朝氣蓬勃、更加團結一致、更加富有戰斗力”[1](2001-01-11)根據同志這一指示，為了提高我們以“三個代表”的要求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的自覺性，就不能不對“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理論基礎進行深入的研究。“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不僅是指導我們黨的建設的指導思想，不僅發展了黨建思想，而且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過程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它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一、生產力的新劃分和新歸結

“三個代表”中第一個就是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這里，同志從生產力中劃分出“先進生產力”，并把社會的發展歸結于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推動。這就進一步發展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生產力的理論，更準確地揭示了讓會歷史發展的歸根到底的決定性因素。

對于唯物史觀發現的思維過程，馬克思曾做過這樣的描述：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社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的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后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里繼續進行我的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2]

我們之所以把馬克思的這一大段話逐字逐句地引證過來，就因為這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結構和社會發展的精辟的解剖，是對于唯一科學的社會歷史觀的經典描述，就因為只有這樣完整的引證才可以使人們從中發現馬克思揭示社會秘密的思想方法和思維過程。正如列寧所分析的：“馬克思究竟怎樣得出這個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來，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來，并把它當做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3](P.6)馬克思之所以能夠揭示社會發展的秘密創立科學的歷史觀，就在于他“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3](P.8)。

以往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都是用社會意識解釋社會存在，用政治關系解釋經濟關系，因而不能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只有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到社會存在中去尋找社會意識的根源，到經濟關系中去尋找政治關系的根源，并進而到生產力中去尋找生產關系（經濟關系）的根源。這就是列寧所說的把政治關系歸結于經濟關系，把生產關系（經濟關系）歸結于生產力。所謂“歸結于”就是“歸根結蒂取決于”的意思。很顯然，先是生產力發生變化，然后由它決定并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發生變化，再后是由經濟基礎（生產關系）決定并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發生變化，從而引起整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由此看來，生產力是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社會的變化都是從生產力的變化開始的，社會發展的歷史，歸根結蒂，是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的歷史。馬克思所創立的這一歷史觀是唯一科學的歷史觀。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以往的唯物史觀中所講的“生產力”是一個整體綜合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講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時，都沒有再進一步分析“生產力”。馬克思在講到作為資本進一步發展的前提的生產力時說：“在這些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4]鄧小平同志在這個基礎上強調：“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歷來的觀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就說過：機器生產的發展要求自覺地應用自然科學。并且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與生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5]十年后，鄧小平同志又說：“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6](P.275)“依我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6](P.274)鄧小平同志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第一次對“生產力”本身進行層次的分析，從中劃分出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理論的一大發展。

同志關于共產黨應當成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重要思想，又進一步把“先進生產力”從生產力中劃分出來加以單獨的強調和研究，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生產力理論的又一發展。根據這一思想，作為社會發展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的生產力，是一個復合體。任何一個社會里的生產力，其發展水平都是不平衡的，其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與生產關系相對，可以說推動社會發展的歸根到底是生產力，而不是生產關系；但真正能起這種推動作用的不是一般生產力，更不是落后的生產力，而是社會中的先進的生產力，是先進的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從而推動社會前進。共產黨人要代表的不是一般生產力的要求，更不是社會上那些落后的生產力的要求，而只能是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如果說鄧小平同志劃分出“第一生產力”是對生產力要素的劃分，那么同志劃分出“先進生產力”則是對生產力性質的劃分。從生產力中進一步劃分出“先進生產力”，從而也就可以把生產關系，把社會的發展，歸結于先進生產力發展的狀況。這個新劃分和新歸結，是對唯物史觀的新發展。”

“先進的生產力”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范疇，具有相對的意義。它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具有高素質的勞動者在先進的管理方式下運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生產工具從事的生產活動。在當代中國，它是以高科技為典型特征的。先進的生產力體現著社會生產發展的方向，對于社會生產力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文化現象的新視角

同志關于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重要思想，對文化現象進行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為我們觀察和分析文化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關于文化問題的理論。

關于觀察文化現象基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做過原則性的論述：“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因而，這就是那些使某一個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各種關系的表現，因而這也就是這個階級的統治的思想。”[7]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關于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物質關系與思想形式的關系的一般觀點，是我們觀察文化現象及其與經濟和政治的關系問題的理論依據。正是依據這一基本的理論，同志明確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8](P.694)隨即，以當時的中國為例具體地闡明了這種關系：“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屬于這類文化的代表。”[8](P.694-695)“至于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8](P.695)文化是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為政治和經濟服務。這是唯物史觀關于文化問題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及其與物質文明建設的關系的一系列論述，都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于這一理論和原則的運用和發展。

同志關于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重要思想，在唯物史觀關于文化與政治和經濟的關系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文化進行具體的分析，突出“先進文化”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從動態上考察文化現象，特別強調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問題，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關于文化的理論。

文化是經濟和政治的反映并為之服務。因此，觀察文化問題必須依據具體的經濟和政治狀況，由經濟和政治的具體分析入手。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和政治相適應，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服務的文化，才是我們時代的先進文化。具體地說，當代中國的先進文化應當是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文化，應當是能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的文化，應當是弘揚民族精神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積極向上的文化，應當是既繼承和發揚了優秀傳統又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化，應當是既吸收國外一切優秀文化成果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應當是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只有促進這種先進的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才是我們時代的經濟和政治的需要。與此相聯系，我們還要注意反對一切落后的或反動的文化，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同志對于“先進文化”的強調為我們文化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從性質上說，我們應當發展“先進文化”。從發展上說，我們應當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先進文化作為先進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的反映，其前進方向最終是由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規定的。先進的生產力為了得到充分的發展，必然要求適合其發展的生產關系。由這種生產關系構成的經濟基礎為了更好地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而文化正是這種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問題，歸根到底又歸終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問題。從根本上說，他們其實就是一個問題，是同一個問題的兩種表現形式。在當代中國，先進的文化已如前述，我們應當特別關注他們的狀況和發展趨勢，使之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服務中得到更好的發展。

三、人民群眾利益的新提升

同志關于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問題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種關于人民群眾利益的新提升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群眾觀點。

群眾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對立的基本標志。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的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正如同志所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9](P.1031)依據這一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了黨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關于人民群眾的“利益”問題，也是唯物史觀和共產黨人革命實踐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唯物史觀認為，“利益”在本質上屬于社會關系范疇，所謂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不過是基于生產關系體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對物質產品的占有關系。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歸根到底都與他們的物質利益有關。對利益的追求形成了人們活動的動機，成為推動人們活動的動力。在階級社會中，作為社會發展直接動力的階級斗爭，其根源就在于各個階級的物質利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物質利益仍然是人們歷史活動的客觀動因。共產黨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在她那里，人民群眾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同志總是強調：“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9](P.1094-1095)；我們共產黨“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9](P.1004)。在講到對待人民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時，他說：“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9](P.864)

同志堅持唯物史觀的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在關于“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強調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僅如此，同志還特別強調：“堅持‘三個代表’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統一體現在不斷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上，要關心群眾的疾苦，傾聽群眾的呼聲，準確把握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脈搏，誠心誠意為人民辦實事。”[1](P.2000-06-22)這個“最根本”和“統一體現”不是一般地表明一種對人民利益的重視程度，而是集中表現出對人民利益在唯物史觀理論中和共產黨人實踐中的提升。

共產黨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共產黨要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為了進一步發展文化繁榮文化。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發展文化繁榮文化，目的正是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正是為了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人民的利益，是共產黨一切活動的最初動因和最終目的。離開了人民利益的實現，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都是毫無意義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最終統一體現在人民利益的實現上，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尺度。以往的唯物主義歷史觀雖然也強調物質利益在人的歷史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像“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中這樣把利益，特別是人民的利益，單獨劃出來作為一個范疇，與生產力和文化并提，而且看作是此二者的最根本的統一的體，還是不曾有過的。

四、唯物史觀總體的新把握

同志關于“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不僅從黨的建設方面論述了三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而且從理論上形成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體現了唯物史觀的總特征和總觀點，可以看作對于唯物史觀總體的一種新的把握。

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個嚴密的整體。這三個方面存在著內在的有機聯系。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講的是物質生產的問題；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講的是精神生產的問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是社會生產的兩個基本的方面。作為這兩種生產的產品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構成人類社會的文明。然而，無論物質生產或精神生產，其主體其基本的承擔者是人民群眾。“三個代表”講的其實就是人民群眾從事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問題，或從事著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人民群眾的問題。唯物史觀所說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的歷史，其實講的就是人民群眾從事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活動過程；所說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其實講的就是人民群眾從事物質生產活動和精神生產活動創造了人類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可見，“三個代表”的基本思想就是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三個代表”的主題就是唯物史觀的主題；三個代表之間的內在聯系就是唯物史觀三個基本范疇或三個基本原理之間的內在聯系。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看作唯物史觀的當代的總體把握，是一種新的具有時代特征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