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社會主義國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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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中國國情的探索可以解析為三個層面：在出發點上，仍然非常重視對國情問題尤其是基本國情的認識；在著力點上，強調要通過開展調查研究去了解和把握國情；在落腳點上，闡發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理論成果。但總的來說，在上述三個層面上的探索不夠成功，沒有形成固定的和系統的國情觀，這主要是因為對基本國情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陷入了主觀主義的誤區，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認識不夠，由此形成了在經濟建設上急于求成和在所有制關系上急于求純等超越階段的錯誤指導思想。無論探索成果還是經驗教訓。都是我們今天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足可借鑒的思想遺產。

[關鍵詞]社會主義國情探索

無論是搞革命還是搞建設，認識國情都是認識其他問題的基礎。在民主革命時期曾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正是在確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基本國情的基礎上，才開創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個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探索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國情方面也取得了許多有益的成果。這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和發展。但是，由于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對國情觀的探索總的來說不夠成功，并且還有許多比較嚴重的失誤。無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為我們今天正確認識國情，在新世紀和新形勢下堅定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關于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中國國情的探索，理論界已經有不少論著進行了研究，但筆者感到直觀陳述的較多，深入分析的較少。筆者試圖轉換視角，將的社會主義國情觀解析為三個層面：第一，從出發點來看，是否認識到探索國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在著眼點上，是否堅持和大力開展對國情的調查研究；第三，在落腳點上，是否獲得了被實踐證明是符合或者比較符合建設實際的認識成果，尤其是是否取得了在基本國情方面的認識成果。下面就逐層分析在這三個層面探索中的得與失。

一、在出發點上，非常重視對國情問題尤其是基本國情的認識

從歷史上看，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已經形成了從國情人手來解決其他問題的理論傳統。在創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時，把認清中國的基本國情即中國的社會性質作為闡發一切革命問題的根本出發點。他說：“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多次表達過要從中國國情出發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

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但是，在“一五”計劃(1953～1957)執行不久，就開始覺察到，蘇聯經驗有許多是適用的，但也有許多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據薄一波回憶：“在我的記憶里，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所謂“以蘇為鑒”，就是要鑒戒蘇聯經濟建設中的一些弊端。由此發軔，開始了對適合中國國情建設道路的探索。1956年2月到4月，在經過對農業、工業大量調查研究之后，于1956年4月發表了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第一個理論成果——《論十大關系》。這篇重要文獻不但初步梳理了中國經濟建設要解決的十個基本問題，而且特別從原則上指出經濟建設必須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經驗，重申：“我們的理論，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同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時，明確地提出了進行第二次結合的歷史任務，說：“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在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還說：“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再次強調：“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同月，他在同一些外國黨的代表的談話中又說：“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一定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本國的具體情況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

這些論述。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即將大規模展開的背景下，表現出了在經濟建設中也要像革命時期那樣從國情出發的思想，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也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結合起來，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如果脫離了實際，就不能指導實踐取得有效的成果。

在經歷了“”運動和化運動的錯誤之后，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提出，搞經濟建設和制定經濟政策，必須“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要有這三條。第一條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所謂“情況明”，就是要摸清楚中國的實際情況。把“情況明”作為“一切工作的基礎”，再次表現出了以國情作為制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基本依據的思想。這說明，也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中，逐漸增強了從國情出發搞經濟建設的意識。

二、在著力點上。強調要通過開展調查研究去了解和把握國情

在社會主義建設前期，有兩次強調和號召全黨開展調查研究，都取得了比較成功的探索成果。

第一次是1956年2月到4月，連續進行了43天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標志著探索適合中國自己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論十大關系》。如后來回憶所說的：“那個十大關系是怎么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么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第二次是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主旨的講話，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又說：“這個會開完，我想去一個地方，做點調查研究工作。”為了搞好調查研究，黨中央重新印發了在1930年寫的《調查研究》(重新發表時題為《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在批示時強調，民主革命時期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仍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要進行調查研究。這個方法是可取的。這些論述是在建國后最集中的一次講調查研究問題。此后，和黨的其他領導人身體力行，他親自帶調查組在浙江、湖南、廣東等省的農村，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掌握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加深了對國情的了解和把握，這對制定有效的國民經濟調整政策，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三、在落腳點上，闡發了一些探索國情問題的有價值的理論成果

國情是一個綜合性范疇，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問題是社會制度及其發展階段，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國情。所謂從國情出發，主要就是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對于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鄧小平將其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對照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可以看到，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曾經進行了一些可貴的探索，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探索成果，主要有：

(一)把社會主義區分為“建立”和“建成”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黨的八大結束后，在多次講話中提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必須懂得，在我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和現代化的農業基礎，從現在起，還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經過十年至十五年的社會生產力的比較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獲得了自己的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現在，這個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我們的國家(上層建筑)才算充分鞏固，社會主義社會才算從根本上建成了。現在還未建成，還差十年至十五年時間。”。這里雖然把建成社會主義的時間設想得過短(十年至十五年)，但是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區別為兩個發展階段，從“建立”到“建成”要有一個過程，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把發展生產力作為“建成”的前提，應該說是富有價值的。

(二)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劃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不同階段。在經歷了“”和化運動的挫折之后，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進行了一次集中的探討，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0將這種把社會主義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的思想，與上述“建立”與“建成”的思想聯系起來分析，可以看出，說的要“建成”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建成“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樣的定位，與后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顯然形成了一種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

(三)針對中國在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后仍然比較貧窮和落后的國情特點，也進行了分析。在《論十大關系》中，他分析說：中國“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這種判斷應該說基本上是客觀的、正確的。

上述這些探索成果，盡管還不完善，但作為認識國情和探索建設規律的階梯。應該說是包含著一些富有價值的明智遠見。

四、總的來說，在上述三個層面上都沒有形成固定和系統的國情觀

在社會主義建設前期，對國情問題的探索雖然取得了上述一些成果，但總的來說，對中國基本國情的認識不是很清楚的。

從第一個層面來看，對認識國情問題只能說是比較重視，但已遠不如革命時期那樣通過用嚴密論證的方法，從國情人手去系統闡明革命理論來闡明經濟建設理論。

從第二個層面來看，雖然進行了對國情問題的調查研究，但未能全面開展，也未能長期堅持。

從第三個層面來看，一些有價值的探索成果只是一時地萌生或零碎地出現，沒有形成比較固定、系統的理論和比較長期的指導思想。

筆者認為，之所以在國情問題上沒有取得像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那樣的探索成果，甚至還將一些違背基本國情的錯誤上升為主導思想，主要是以下五個逐次遞進的原因所致：

第一，雖然能夠認識到中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本國情，但對基本國情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陷入了主觀主義的誤區。例如，認識到了中國落后的國情特點，但卻是較多地從有利方面去看待這種國情特點，認為：“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這種分析和估量，把“一窮二白”這一不利因素當成了有利因素，沒有認識到生產力從落后到先進的發展需要有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對待“人口多”的分析也存在這種情況，認為“人多是好事”，“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只看到人口多勞動力多的有利方面，沒看到人口多消費量也大的不利方面。

第二，由于對有利因素估計過多，對不利因素估計不足，導致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認識不夠。1958年5月，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后來又提前為“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這種不切實際的“趕英超美”戰略便是把發展生產力的艱巨任務看得過于簡單了。

第三，由于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艱巨性認識不足并且制定出了“趕英超美”的戰略目標，于是在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改變了黨的八大所確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形成了以“快”為核心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次會議還制定了一個嚴重超越實際可能的所謂第二本賬，規定工業要比1957年增長33％，農業增長16.2％。這種不顧現實條件的急于求成情緒，重蹈了民主革命時期曾經犯過、后經很大努力方才克服的急性病的覆轍。第四，由于要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于是在如何發展生產力的指導思想上，主要采用了下面三種超經濟的手段和方法：其一，依靠大搞群眾運動的方式，例如“”運動中的全民大煉鋼鐵，以及后來的“工業學大慶運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其二，依靠變革生產關系的方法，即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這導致在實踐上輕率發動了化運動，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以及后來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其三，依靠階級斗爭的手段，無論是“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還是“抓革命，促生產”，其蘊意都是企圖以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革命”來推動生產的發展。

第五，由于要以階級斗爭促生產建設，導致在過渡時期的理論問題上放棄了“小過渡”論而提出了“大過渡”論，即把對“過渡時期”的理解由過去的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變成為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認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這種“大過渡”的思想不但為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找到了理論支柱，而且混淆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泯滅了一度閃現出的把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和“比較發達的”兩個階段的寶貴思想。

總之，從的主觀愿望來說，并不是不想發展生產力，也不是完全不了解和完全未把握中國的基本國情。問題主要出在對國情的分析上陷入了主觀主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汲取了社會主義建設前期在國情判斷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實事求是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現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特點，尤其把握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作出了中國最大的國情是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這就破除了離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來奢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唯心主義觀念，糾正了長期以來黨在指導思想上脫離國情、超越階段開展經濟建設的“左”傾急性錯誤，為全面籌劃和系統部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最大的理論依據。總書記在2007年“6·25”重要講話中特別強調：“必須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這是總結包括社會主義建設前期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來黨在認識國情問題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而作出的深刻論述，對于提醒全黨同志認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我國基本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長期性、艱巨性，增強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堅定性，提高想問題、辦事情決不可脫離實際的自覺性，不再重蹈超越階段的錯誤，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