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經濟差距及條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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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區經濟差距條件收斂文獻述評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2004年以來的研究文獻對以上問題進行了述評，分析了現有文獻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對我國地區經濟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區經濟差距的描述和分解、收斂假說檢驗等幾個方面。

劉夏明等（2004），張吉鵬、吳桂英（2004），譚小芬、李（2004）等對之前的研究文獻進行了綜述，而在此之后的大量研究尚未進行過認真的梳理。基于此，本文對2004年之后研究我國地區經濟差距的主要文獻進行綜述。我國經濟改革30多年來所取得的經濟績效被許多人稱之為“中國奇跡”，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我國并不是一個同質體，其內部區域之間的經濟差距同其所取得的增長績效一樣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注意力，繼而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對地區經濟差距的描述和分解

對地區經濟差距進行描述和分解是2004年之前研究文獻的主要工作之一，盡管使用的指標和分解方法有差異，但對于我國地區經濟差距的描述和分解是分歧最少的，大部分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地區差距呈現短暫下降，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持續擴大的“U”字型的變化過程。所爭論的只是確切的“U”字型的谷底年份和不平等指數的大小，大部分研究認為是在1984年左右，也有20世紀80年代末，依測度方法和數據使用的差異而略有不同（張吉鵬、吳桂英，2004）。

2004年之后的研究文獻大多認為1990年是拐點（石磊、高帆，2006；許召元、李善同，2006；劉夏明等，2004；管衛華等，2006）。仍然以基尼系數為指標，石磊、高帆（2006）實證討論了我國31個省份1978-2004年地區經濟差距的演變及其結構性原因。他們認為以1990年為拐點，地區經濟差距有一個先縮減、后增加的“U”型變化軌跡，1978-1990年的差距縮小主要源于東部高收入地區的內部收斂，而1990-2004年的差距擴張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區和東部高收入地區的省際發散。許召元、李善同（2006）認為，1990是1978-2004年期間地區經濟差距由縮小到逐漸擴大的拐點，但自2000年起，擴大的速度有所減慢，2004年出現差距縮小的現象，地區間條件收斂的速度為17.6%。黃濤等（2006）主要的經驗研究結論有兩個：一是東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異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異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穩定在80%左右；二是利用人均GDP指數和基尼系數將全國各省市劃分為四個區域：“均衡領先型”、“不均衡領先型”、“均衡落后型”、“不均衡落后型”。這種區域的劃分對于一個省市考慮發展道路時有一定參考價值。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論是2004年之前的研究，還是最新的研究進展，對我國地區經濟差距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已經取得了基本共識。

收斂假說檢驗的新進展

對經濟增長收斂性的研究基于三種思路：新古典理論、新增長理論和新古典與新增長相結合的理論。國內文獻對于我國地區間增長收斂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收斂理論，在Barro方程法或MRW框架下，通過實證分析檢驗我國地區經濟增長是否條件收斂或俱樂部收斂，或對我國地區間經濟增長的收斂機制進行考察。

2004年以來，基于這些框架的主要研究結論包括：董先安（2004）認為1978年至1984年間，我國地區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條件收斂，20世紀90年代以來存在俱樂部收斂，地區間條件收斂的速度為9.8%。彭國華（2005a）認為全國范圍內沒有絕對收斂，只有條件收斂，省際收入條件收斂的速度為7.8%。三大地區中只有東部地區存在俱樂部收斂現象。隨后，彭國華（2006）利用最大主成分分析法檢驗地區增長收斂的強弱，認為1978年以來，東部地區的收斂性變強，而全國范圍以及中、西部地區的收斂性變弱。趙偉、馬瑞永（2005）認為，總體來看，我國經濟增長在1978-1989年間表現出了顯著的收斂性，1989-2002年間表現出了發散性，1978-2002年間總體上又存在一定的收斂性。許召元、李善同（2006）認為1990年以來我國的地區經濟增長（以不變價人均GDP增長速度表示）存在顯著的條件收斂性，收斂速度約為每年的17.6%，盡管采用數據的時期不同，這個結論和SlyvieDemurger（2001）、FangCai等（2002）、林毅夫等（2003）和彭國華（2005a）的研究類似，收斂速度的大小與SlyvieDemurger和林毅夫的結論類似。

不同的結論包括：徐現祥、李郇（2004）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城市增長存在絕對收斂，并且沿海與內地城市間差距不大，也未呈現差異擴大的趨勢。石磊、高帆（2006）認為1978-2004年的時段內，東部地區存在顯著的俱樂部收斂。滕建州和梁琪（2006）發現我國東部地區隨機收斂于其補償差異均衡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則隨機發散。彭國華（2005b）從部門的角度進行了分解，發現部門內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對省區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達99%，部門間勞動力份額變化的貢獻只有1%，從部門總效應來看，工業和其他第三產業對省區勞動生產率增長的貢獻達75%。分析表明，我國省區經濟增長有顯著的發散，發散的87%來源于工業和其他第三產業。但是部門之間顯示出了很強的異質性，農業、工業、交通運輸倉儲郵電業和其他第三產業是微弱發散的，而批零貿易餐飲業則顯示出了微弱的收斂趨勢。但朱發倉、蘇為華（2006）利用1985-2003年6大行業的動態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除中部的工業外，其余各行業在3大地區都存在收斂性，其原因是各個地區利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結果。

有別于以上的靜態分析，張茹（2008）從動態視角驗證了地區間經濟收斂的階段性和區域性，結論顯示，1978-1990年，地區絕對收斂趨勢顯著，西部和內陸地區的收斂速度快于東部和沿海地區。而在1990-2005年，地區經濟增長趨于發散，東部和沿海地區的發散速度大于中西部和內陸地區。通過控制一系列結構變量（投資效率、人力資本、技術水平、政府作用、所有制結構），地區間存在條件收斂，收斂速度大約為每年的2.2%。并且東、中、西部地區內部以及沿海、內陸地區內部均存在顯著的俱樂部收斂。

條件收斂現象雖然承認了經濟體可以收斂到不同的穩定狀態，但無法解釋許多期初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和經濟結構特征相似國家（地區）的經濟增長路徑大相徑庭的現象（CarterandBarrett，2006）。同時，一旦經濟增長過程表現出非線性特征，基于線性模型的設定偏誤，條件收斂所得到的估計結果是不穩鍵的（Jean-Claude，2005）。這使得多重均衡理論越來越受到經濟學者的關注。彭方平等（2007）應用動態門檻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表明，我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多重均衡現象。當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時，經濟處于低水平陷阱。一旦突破低收入門檻，在同一的收入狀態里省區經濟增長率趨向收斂；較高收入狀態的省區收入收斂速度快于較低收入狀態的省區。

對于收斂假說的研究，越來越多地注意到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增長模型在轉型我國的適用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新古典增長模型所依賴的規模報酬不變和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在我國各省區是否成立？無論是新古典增長理論還是內生增長理論，都假定了資本存量的增加快于勞動力的增長。但這一前提條件在我國是否能夠得到滿足呢？沈坤榮、唐文健（2006）認為處于轉型中的二元經濟，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會使新古典收斂機制失去作用（勞動力增長可能會快于資本增長，資本邊際收益不一定是遞減的）。這意味著索洛收斂機制在我國并不存在（劉強，2001），但是由于轉型經濟所存在的政府替代市場進行資源配置使經濟具有制度上的收斂機制。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經濟將像新古典理論預言的那樣直接收斂；相反，如果存在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經濟收斂有可能出現先發散后收斂的趨勢，呈現出倒U型動態特征。對我國數據的實證檢驗表明，從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前期，由于勞動力轉移規模較小，政府配置資源的收斂效應較大，我國經濟增長處于第一種收斂趨勢之中；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由于轉型速度的加快和勞動力轉移規模的加大，經濟增長是發散的。但是，依據工資產值，1998年可能是經濟增長由發散轉向收斂的“拐點”。

吳玉鳴和徐建華（2004）運用空間統計學方法和時空數據（PanelData）模型發現，我國省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空間依賴性，在地理空間上存在集聚現象，經濟增長因素在地理空間上的非均衡集聚導致了迥然不同的區域經濟增長格局。但是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性明顯增強，并不意味著地區經濟增長是發散的，林光平等（2005）采用空間經濟計量方法，分別采用地理空間權重矩陣和經濟空間權重矩陣對各省市間的空間滯后和空間誤差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1978年以來我國地區之間經濟存在收斂的趨勢，但收斂的速度越來越慢。吳玉鳴（2006）利用空間誤差模型也證明考慮空間自相關的影響后，我國省域經濟增長存在收斂趨勢。張曉旭、馮宗憲（2008）使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ESDA）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人均收入空間分布的變化，主要是由于東部沿海地區的收入迅速提高引起的，這表明正的空間自相關以及空間異質性是存在的，而且空間上的相互作用和地理位置對于地區人均收入增長的作用隨時間加強；在考慮了空間自相關的情況下，我國經濟地區增長存在收斂的趨勢。

對已有文獻的述評和思考

盡管在數據和計量方法上還存在著差異，但對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的描述和分解都同意呈“U”型的變化趨勢，地區之間的差距構成了當前我國經濟差距的主要來源。絕大部分的研究都認為在控制了一些變量后，我國地區經濟增長中存在著條件收斂。對于收斂的實證檢驗都注意到了我國經濟增長中階段性和區域性，大多數的研究仍然依據的是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使用的靜態數據和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方法，但越來越多的研究注意到了新古典模型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在研究中使用面板數據、動態數據，采用空間計量經濟學等新的方法，這些新方法的使用，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益的補充，而且也到了一些更為具體和深化的研究結果。針對已有的研究，筆者作出以下思考：

第一，新古典經濟模型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所要求的前提條件在轉型中的中國并不滿足，因此在使用這一模型以及對模型的解釋時應當相當謹慎。

第二，計量方法和數據的問題。經驗檢驗的結論受到數據和所采用的檢驗方法兩個因素的影響，所以，研究質量的進一步提高應該依賴更高質量的數據和研究方法的進一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