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戰略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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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導世界的美國新戰略

追求、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是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對外政策的根本出發點。這是國際政治的一個根本原則，只不過這一原則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表現形式不同、表現程度不同。美國經過短短二百年的發展，就成為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這和其對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深刻理解、恰當運用、不斷調整分不開的。

美國歷屆總統上臺后，為了體現與前任的區別，都推出一整套自己的內外政策，人們一般冠之以“××主義”。但無論何種主義，其本質是一樣的，因此我們不妨統統稱之為美國主義或美國利益至上主義。只不過美國對自己國家利益的定位伴隨著自己國家實力、國際地位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具體講，美國對自己國家利益的定位，由最初獨立時的維護自身利益至多是美國在美洲的利益，擴展到今天充當全世界的霸主。即在冷戰后的今天，美國把爭取對全球的領導、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未來的世界秩序，維護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領域的一超地位當做自己的國家利益，這就是美國的全球戰略。

蘇聯東歐劇變、華約解體，既是世界形勢和國際政治格局的分水嶺，也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分水嶺。歷史上的各種美國主義，無論是一百多年前的“門羅主義”、“門戶開放主義”，還是近現代的“杜魯門主義”、“尼克松主義”、“里根主義”，都是在多極或兩極格局體現下形成的，因而美國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制約，既使在二戰后美國實力超群的情況下，美國也不敢為所欲為，也不得不考慮到前蘇聯的反應。但冷戰的結束，蘇聯、華約的解體，制約對手的消失，促使美國重新調整其外交政策，美國人認為追求新的更加廣泛的國家利益的時候到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出籠了。

所謂“單邊主義政策”，是指在國際交往中，不顧或很少顧及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利益和反應，以自我本位主義為中心，采取單方面外交行動或措施的外交方式。這種外交方式實質上就是國際政治中的霸權主義。而冷戰后的美國無疑是奉行單邊主義政策的典型。克林頓政府執政的8年是冷戰結束后世界新舊格局大轉折的時期，也是國際形勢劇烈變化、無序發展的時期。為維護和加強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建立美國“說一不二”的世界體系，克林頓政府大幅度調整了美國的外交政策，確立了以“參與和擴展”為主要內容，以“增進安全、促進繁榮和推進民主”為主要目標的對外戰略，這就是所謂的克林頓主義。美國對外政策的這種新變化和新調整，反映了新的國際形勢下美國國家利益的新界定、新追求，具有極大的進攻性和擴張性，其最大的表現就是在“人道主義”幌子下的“新干涉主義”。我們知道，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大肆擴張并確立了所謂的“戰略新概念”，擠壓俄羅斯的戰略和安全空間，首次繞過聯合國干涉、轟炸一個主權國家南聯盟，美國還數次挑起事端向中國發難。正如克林頓在1999年第54屆聯大發言時聲稱，“聯合國不是維持和平的唯一途徑”，“國際社會到底用什么辦法來作出反應將取決于采取行動的國家的能力，同時取決于它們對自己國家利益的感覺”。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霸權邏輯。

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時候，美國布什新政府上臺。共和黨和執政地位的更迭，并沒有影響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的延續，布什政府不但繼承了克林頓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將美國的單邊主義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只是在“9·11事件”后，出于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需要，開始注重和中、俄、歐及國際社會的合作。但美國的既定目標不會也不可能改變，美國布什政府正利用這“塞翁失馬”般的千載難逢的契機，在反恐怖和合作化的外衣下，大肆地、堂而皇之地推行其領導世界的全球戰略。為謀求所謂的“絕對安全”，美國新政府不顧國際輿論的反對，于去年12月13日正式宣布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ABM)。這是美國在現代史上首次退出一項最為重要的國際軍控條約，其嚴重的負面影響在今后的國際裁軍進程和國際安全構架中將逐步顯現出來。ABM是美蘇于1972年簽署的，目的是通過禁止雙方發展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來確保對“對方的核威懾平衡”，以此避免核戰爭。ABM是全球戰略穩定的基石，是世界上32個裁軍及核不擴散國際條約存在的基礎。國際戰略穩定一旦因此被破壞，一些國家就有可能被迫執行新的核軍備發展計劃，新一輪軍備競賽將難以避免。美國之所以退出ABM，目的是放手發展NMD，從而確立美國在世界上“一超獨霸”的地位，建立起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當年，美蘇兩國核軍備競賽進入高潮，蘇聯的核力量大有超越美國之勢，為了限制蘇聯的核能力，美國與蘇聯簽署了ABM。而現在，美國看到ABM已經成為自己發展NMD的障礙，就單方面毀約。由此可見，無論簽署還是退出ABM，美國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根本不顧及國際社會和其他國家，這充分暴露了美國外交的單邊主義和實用主義。不僅如此，美國總統布什在他剛剛結束的第二次歐洲之行期間還炮制了一個所謂的先發制人論，回國后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理論。根據布什的“先發制人”理論，美國將對那些“實力薄弱”、有可能被恐怖組織相中的小國采取突然行動，避免它們像阿富汗那樣成為恐怖分子活動的樂土。據最近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布什已經命令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將這一原則正式寫進美國的國家安全新政策。這樣，美國要對那些有意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不友好”國家和恐怖組織發動“先發制人”式的攻擊，看來已經成為事實。據布什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講，美國出臺“先發制人”論是為了適應“9·11事件”后國際形勢發展的需要，因為美國再也不敢輕視恐怖分子的突然襲擊。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新政府的這一理論和布什上臺后采取的一系列其他我行我素的行動一樣，在國際上得到的只能是一片反對聲，它只會將美國導向極端和徹頭徹尾的單邊主義。

二、與中、俄、歐的根本性分歧

綜觀1972年以來的中美關系，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種現象，任何一位美國新總統在上臺之初都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爾后不久，又不得不重新審視中美關系，回到改善和發展中美關系的軌道上來。究其原因，中美關系的改善是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因此長期以來，中美關系盡管充滿曲折，但卻能夠在困難中不斷前進。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也不例外。在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及布什政府上臺伊始，美國的反華保守勢力固守冷戰思維不放，強調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人權、武器擴散等方面的分歧，認為中國的崛起必將損害美國的利益，把中美關系定位為“戰略競爭關系”。此外，布什政府還向臺灣出售大量先進武器，并允許陳水扁在美國“過境”。中美軍機相撞事件又幾乎將中美關系推向新的冷戰。一時間，美國的右翼保守勢力高叫“中國威脅論”，美國軍方甚至試圖把軍事戰略重點從歐洲轉到亞太地區，矛頭直指中國，兩國關系陷入低谷。

但是我們知道，中美兩國在經貿、文化、教育、科技等諸方面具有廣泛的合作基礎，兩國在防武器擴散、打擊和有組織犯罪等全球性問題上也有共同目標和利益，兩國都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維護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上負有相同的責任。中美關系的改善不是哪一方對另一方的恩賜，而是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9·11事件”后，美國出于建立國際反恐聯盟的需要，不得不在中美關系上開始采取主動。2001年10月，布什總統在美國面臨嚴峻挑戰的重要時刻，仍決定按期參加上海APEC會議并同主席進行會晤，中美元首上海會晤確立了兩國間“建設性合作關系”，在關鍵時刻為中美關系撥正了方向，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國際恐怖主義是世界各國的共同敵人，也直接威脅到一個一貫的、統一的、科學的和穩定的指導思想，從而使改革能夠在一個相對平穩的社會環境下進行，大大降低了制度變遷的成本。而俄羅斯則一開始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使得俄羅斯人民的思想沒有了方向感，處于一種混亂狀態，這種狀況又進一步導致社會不穩定，極右勢力和民族分裂主義盛行。這無疑大大增加了俄羅斯制度變遷的成本。

第三，在產權制度的構建上，1978年以來，中國對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變革，把權力下放到了個體層面，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并逐步承認了私人所有制的地位（注：1982年新《憲法》和1987年黨的“十三大”分別確立了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補充的地位。）。但是與俄羅斯不同，這種改革并沒有采取全盤私有化的方式，而是堅持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產權形式并存的原則，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形式各自的優勢，揚長避短，引導私有制經濟向健康方向發展，同時鞏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第四，在市場基本制度的構建上，經過改革開放20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市場體系。首先，在法律制度的構建上，各種旨在規范市場行為的法律法規陸續出臺，改革初期那種鉆法律空子的現象已經基本杜絕，整個市場體系在一個日益規范的環境中運行，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其次，在金融制度的構建上，中國采取的是嚴格漸進的方式，沒有像俄羅斯一樣盲目自由化。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也產生了諸如呆壞賬等很多問題，但從總體上說，它起到了一個金融體系應該起到的作用（俄羅斯就沒有做到這一點），在1997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之所以沒有對我國經濟產生太大影響，金融領域的漸進式改革功不可沒。再次，在對外經濟制度的構建上，我國采取了實驗的方法，先試辦經濟特區，然后再由點到線、由線到面地逐步推廣（注：具體順序是：經濟特區—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江沿邊開放區—內陸開放城市。），它的特點可以用“多層次、全方位、寬領域”這九個字概括。我國的外貿體制也由國家壟斷逐步過渡到了允許更多的包括私營公司在內的企業經營外貿，經過20年的漸進改革，我國形成了管理與市場相結合，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格局。可以說，我國的外貿體制正逐步與國際接軌。此外，市場制度的構建還包括社會保障制度、財政制度等，它們也都很重要，但受篇幅所限，這里就不一一比較了。

以上所論述的只是中俄兩國具體制度構建方面的一小部分差別，從中我們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制度因素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制度變遷上，由于做法不同導致了迥然的績效差別，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二轉軌過程中俄羅斯制度構建存在的問題

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制度的供給者自然希望能夠構建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經濟制度，但是在具體的構建過程中，受多種主客觀復雜因素的影響，最后的結果往往卻與改革的初衷大相徑庭。俄羅斯現在正處于這樣一種尷尬境地。那么，俄羅斯的制度構建究竟存在哪些問題？它應不應該進行新一輪的制度構建？俄羅斯能不能夠通過制度改進實現改革目標？應該怎樣進行俄羅斯的制度構建？我們將帶著這些問題進行深入地思考，力求得出一個合理、客觀的解釋。

第一，制度構建成本高昂。社會制度的變遷只有當其無力承擔舊制度帶來的高昂成本（即康芒斯所界定的“交易費用”。這里的交易包括買賣交易、限額交易和管理交易三種），同時制度變遷又符合主導利益集團的利益時，才有可能發生。正如馬克思說過：“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在他們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更新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絕不會出現的”。筆者認為，原蘇聯的各種制度在其解體前已經處于一種僵化狀態，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把這種被壓抑多年的制度變遷需求釋放出來是遲早要做的事情。本來，以何種方式來完成制度的變遷并不重要，但是，制度變遷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成敗。而選擇不同的變遷方式，其成本是不同的。因此，選擇何種方式來完成這種轉換便變得重要起來。很多學者從變遷速度角度考慮，把制度變遷概括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讓巨大的制度需求的能量逐漸釋放（漸進式），另一種則是一古腦兒地把那股力量全部釋放出來（激進式）（注：在第一部分我們已經區分了強制性變遷和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概念，在第二部分也提到了激進式和漸進式兩個概念。這兩組概念均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制度變遷的方式做的概括。前者主要是從制度需求——供給角度，后者主要從速度角度。）。理論界對這兩種方式孰優孰劣存在很多爭論（注：前者通常用“摸著石頭才能過河”這句諺語來形容漸進改革的合理性，后者則說“跨越深淵不可能用兩步”。似乎都有道理，稍后我們將論述應該怎樣看待這兩種觀點。），很多學者也習慣從這兩種方式本身（即速度上的）的差別來解釋俄羅斯改革失誤的原因。但是，我們認為，并不能簡單地認為前者付出的成本就一定比后者少，關鍵是要結合本國的國情來分析采用哪種方式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少。俄羅斯改革失誤的原因并不單純是因為采取了激進的方式。問題的關鍵在于，俄羅斯沒有根據本國的國情，而盲目全盤照搬了外國的制度，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制度構建上也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事實上，技術因素，歷史、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因素，利益因素，政治偏好因素等很多因素都能夠使采用兩種不同方式所造成的成本有很大差別。這是對一國總體情況說的。更進一步地說，不同領域的具體情況不同，制度構建的方法也應不同，有的領域適合采取激進方式，有的領域則適合采取漸進方式。只有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才能使改革成本最小，從而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在產權制度的構建上，俄羅斯雖然（形式上）實行了迅速而堅決的私有化，但要注意到，在肯定數量上的成就的同時，這種私有化對經濟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事實上，俄羅斯企業的經營機制與計劃經濟時代一樣，都是以對市場的壟斷為特征的，這就不可能調動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難以使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充分發揮。要知道沒有任何一個成功的市場經濟是靠少數壟斷者推動的，相反，壟斷階層往往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

第三，在市場基本制度的構建上，應該承認，俄羅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市場體系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價格開始對資源配置產生作用，資本、外匯市場也已經基本建立。但不能否認，俄羅斯在市場基本制度的建設上仍然存在相當多的問題。市場體系的建設包括很多相互聯系的方面。我們只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進行分析（姑且稱之為對“子制度”的分析。首先，俄羅斯的法律制度建設亟待完善。因為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國的市場經濟能夠健康發展的基礎。俄羅斯現行的法律并不能夠對市場主體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相反，它往往更多地體現了壟斷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對俄羅斯經濟的發展是很不利的。其次，在金融制度的建設上，盲目實行自由化，對資金的流向沒有有效的監管，對外資的依賴過于嚴重，使金融在經濟中的資金融通、信用創造和調控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1998年發生的嚴重的金融危機就驗證了這一點。再次，在外貿制度的建設上，俄羅斯也犯了盲目自由化的錯誤。在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實行外貿自由化才是可行的，因為這時國家有足夠的經驗和能力應對外部沖擊。而在改革之初就盲目實行外貿自由化，一方面給監控資金外流與國際游資的沖擊帶來困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本國幼稚工業的發展。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的束縛，一些企業很難在短時間內適應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難以同跨國巨頭抗衡。而俄羅斯卻由于在改革初期就放棄了國家對外貿的必要干預，從而使國內市場拱手讓人，使本已苦苦掙扎的民族工業更是雪上加霜。與此同時，俄羅斯從外貿自由化中得到的好處卻極其有限，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出口結構極不合理，嚴重依賴石油、金屬等原材料的出口，使經濟嚴重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這些都不利于俄羅斯經濟的發展。以上論述的只是市場基本制度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俄羅斯還有諸如社會保障制度等很多子制度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都有待于盡快解決。

總之，俄羅斯付出沉痛代價換來的新制度在其構建的過程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因此，我們認為，必須持續不斷地開展新一輪的革新，使改革后的制度更符合俄羅斯的國情。當然，這種制度的構建在短期內已經不可能是根本性的了，俄羅斯已經支付不起轉型的成本了，只能在現有的大框架內進行制度上的擴充與完善。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只有依據本國國情構建自己的制度體系，才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證。反之，如果盲目照搬別國“現成的”制度安排，則必將吞下失敗的苦果。由上面的分析比較可以看出，俄羅斯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的癥結在于，沒有結合本國實際從而使其構建的制度體系不能做到在變遷成本最小的情況下收益最大化。

一位經濟學家說過，“經濟學家從來就不是好的預測家”。因為現實世界是極其復雜的，你做的預測模型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都包括進去，現實世界的數據也經常是失真的，一個數據的微小錯誤就可能導致預測結果的極大偏差。這種信息不完全、不對稱造成的結果就是對現實世界理解難度的加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能對未來做出正確的判斷（至少短期內可以）。比如天氣預報，雖然氣象專家不可能收集到所有影響天氣的信息，但他們同樣可以做出比較準確的預測。當然，掌握的信息越多，預測也就越準確。我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預測也是一樣，在有限信息的條件下，人們同樣可以正確地（雖然不是百分之百）認識這個世界。在這里，我們用經濟學的方法冷靜地對俄羅斯經濟進行了一番解剖，經過深入思考后我們認為，俄羅斯經濟的發展前景的確不容樂觀。俄羅斯經濟發展障礙非常多，同時又很嚴重，而其中制度扭曲又是最為重要的方面。俄羅斯制度變遷所帶來的巨大社會成本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消化，俄羅斯要想走出“鎖定”狀態，重現昔日輝煌，短期內恐怕難以實現。這將是一個長期的和曲折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