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原則的經濟學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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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國分類號：F091.91:B82—05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碼：1000—8691（2000）04—001—08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闡述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無意中為后人設置了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經濟學難題。這就是他所提出的在未來社會“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設想。這段話的完整表述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注：《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32頁。）100多年來，圍繞這道難題，人們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探索求解，但至今仍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事實上，即便是“哥德巴赫猜想”那樣的難題，也仍然是可解的。問題的關鍵是要在準確把握馬克思所要重建的“個人所有制”的本質基礎上，找到科學解答它的突破口。依筆者所見，馬克思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一個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重命題，是對集體主義原則的經濟學表述。與此相應，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就成了解答這道難題的最佳突破口。

一、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命題嗎？

馬克思上述命題的提出，確實是令經濟學界人士深感困惑的。不難看出，馬克思闡述資本主義積累歷史趨勢的那段話，包含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內在邏輯結構。構成這一邏輯結構肯定性前提的是“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它主要是指前資本主義社會自給自足的小私有制。這種形態，以中國封建社會男耕女織的個體家庭小農經濟最為典型。從社會視角看，一家一戶式的小農經濟，由于彼此缺乏內在聯系，呈現出一種極度的渙散性，互不相屬，各自獨立，老死不相往來。這就如同馬克思描述的法國農民一樣，“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而形成的，好象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而造成他們這種渙散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系。”（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693頁。）這種“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是原始和古典意義上的私有制，其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是“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由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注：《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30頁。），封建社會提供了這種古典私有制發展的全部條件。

無疑地，這種“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他自身的物質手段，并進入其否定性的階段，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這是一種在生產的充分社會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古典個體私有制相比，它實現了生產的高度社會化，體現了歷史的進步意義。資本主義私有制使個人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累的生產資料，從而大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到少數人的手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255頁。）與此同時，隨著生產社會化的不斷發展，它同資本主義占有方式的矛盾不斷激化。隨著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的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這樣，“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他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注：《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31頁。）這預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喪鐘的即將敲響，從而實現所有制形式上“否定之否定”式偉大變革，即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顯然，馬克思認為，在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公有制社會，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社會，如何建立“個人所有制”呢？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因為從經濟學視角看，“個人所有制”是大體可與“私有制”劃等號的。但馬克思對此又作了明確的區分，1875年，馬克思在親自修訂過的法文版《資本論》中又補充說，歷史上存在過的勞動者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否定了，共產主義所要建立的，不是“勞動者的私有制”，而是“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注：法文版《資本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826頁。）這就明確地告訴我們：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不是“勞動者的私有制”。不幸的是，馬克思所作的這種區分，目前尚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這可從理論界對“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三種代表性意見中看出來。

第一種意見是：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個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其主要證據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一段話：在未來社會，“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此種意見，把個人所有制等同于生產資料的個人占有，即私有制。第二種意見是：“個人所有制”是指生產資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這兩種意見均是馬克思所明確反對的，因為“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絕非“勞動者的私有制”。第三種意見則認為：馬克思所要重建的“個人所有制”，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此說似失之籠統，未抓住“個人所有制”的真義。若這樣不加區分，馬克思就是要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的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公有制，這是一種同義反復，無疑是說不通的。

上述三種意見（注：參見《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經濟學的“哥德巴赫猜想”——馬克思“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研究觀點綜述》一文。）的一個共同缺陷是從單純的經濟學視角來看問題，對個人所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關系進行簡單化處理，結果越鬧越糊涂，導致對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科學命題種種混亂不實的誤解。作者的愚見是：馬克思的這一命題，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命題，它同時是一個倫理學的命題。若換個視角，從個人與集體間的利益關系方面來透視它，可能會有一種“柳暗花明”的效果。

二、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集體主義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生產關系不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產品分配形式，還包括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關系模式。當然，后者是由前者決定的，但后者亦是前者的凝結和反映，并在人際交往實踐過程中內涵了前者。就后者而言，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甚至用交往關系作為生產關系的代名詞以突出其作用，而生產關系的這個方面是常常容易遭到忽視的。

事實上，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必然內涵了一定的人際關系及其交往模式，所有制是屬人的所有制，反映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同時意味著不同社會的人們在謀求自身利益過程中地位、關系和價值取向的差異。

從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所反映的利益關系來看，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積累趨勢的那段名言所展示的否定之否定的邏輯進程，可合理地解讀為人們利益取向上“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集體主義”的擅變過程。在“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土地及其它生產資料分散地屬于互不關聯的小私有者所有，小塊的土地及其產出，簡單的手工作坊，成了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人格的對象化的證明。小私有制和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限制了人們的活動范圍，決定了人們精神生活的相對貧乏。事實上，當時的社會只是一個相對松散的結合體，在缺乏普遍有效的社會聯系的情況下，小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在觀念上的必然反應就是自私自利，就是狹隘的個人主義觀念。建國之后，在對我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指出：“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為一切言論行動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證。”（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4頁。）顯然，是很清楚小私有制與狹隘利己心之間的天然聯系的。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作為“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把小私有制條件下的古典個人主義推到極端，變成了極端利己主義。由于資本主義在生產高度社會化的條件下建立了發達的私有制形式，并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必然地、自發地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極端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利欲熏心，必然成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突出特點。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本主義社會“交換價值（以及貨幣關系）的發展，同普遍賄賂、普遍收買是一回事。普遍現象，表現為人的素質、能力、才能、活動的社會性質發展的一個必然階段。”（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頁。）在這個階段，“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即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誠、義俠的血性、庸人的溫情，一概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個人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它把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都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來代替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頁。）在資本的絕對統治之下，“不是你掠奪別人，就是別人掠奪你；不是你給別人做工，就是別人給你做工；你不是奴隸主，就是奴隸。”（注：《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卷，第354頁。）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內在沖動促使資本家異化為追逐利潤的機器，為謀一己之私而不擇手段，勾心斗角，巧取豪奪，坑蒙拐騙，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由此“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成為公認的信條。這種利益取向上的極端利己主義，具有強烈的反社會性，它嚴重惡化了人際關系，激化了社會矛盾，帶來了“人對人象狼一樣”的戰爭狀態，充分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末日情節”，敲響了資本主義滅亡的道德喪鐘。

由此，“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一否定，“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這種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理想形式，內在地包涵了人們利益取向上的集體主義原則。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為在共同體的基礎上使社會利益重新公正地回歸到真實的個人提供了基礎；同時，個人利益的公正實現及其創造性能力的不斷發揮，又使社會整體利益處于無限的增長過程之中。勞動者掌握了生產資料，自主地支配著自己的命運。公有制的組織，既是人們經濟活動的中心，又是人們社會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中心，在這樣的集體里，連接著人們的不僅是共同的生產目標和任務，還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道德觀念。生產資料的共同主人在聯合勞動過程中，形成的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關系。在此過程中，人們之間雖仍然存在著各自特殊的利益矛盾，但在推動生產力發展、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同一的。并且，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成為個人全面自由發展的必要條件。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把每個人的命運緊緊地聯系起來了。真正的公有制，必致力于勞動者個體福利的最大實現，把公有制與個人所有制緊密結合起來。這種公有制，是作為勞動者個人之自由聯合的集體所有制；這種個人所有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并作為公有制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個人所有制。這二者的結合，必然使集體主義成為人們利益取向上的基本原則。對此，鄧小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反之，“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么，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注：《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卷，第175～176頁。）他要求：“為了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覺悟的先進分子必要時都應當犧牲自己的利益。”（注：《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卷，第337頁。）

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而言，由于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共同體尚處于低級形態，尚未形成全社會范圍內統一的自由人聯合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并存、市場經濟體制的運作及由此所必然帶來的人性的物化，以及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種種不公正現象等，都使現階段人們的利益取向和價值追求出現了多元化、復雜化的傾向，并對集體主義原則的主流地位帶來了相當大的沖擊。但必須明白：只要我們仍然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要分配形式，只要我們仍然要搞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以集體主義作為利益追求的基本價值取向。反之，若從集體主義退回到個人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將是民族精神的大倒退，必不利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健康發展。當然，堅持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原則，首先必須對集體主義的涵義有著完整準確的理解和把握。對此，我們不妨來看看馬克思是如何理解的。

三、集體與個人關系的準確表述

在考察公有制與集體主義關系時，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兩個名詞作點語義學的考察，無疑是有趣而必要的。社會主義（SOCIALISM）本意為人們在經濟交往中，以社會共同體利益作為出發點、歸宿和基本的價值取向，與個人本位主義相反，它體現的是典型的社會本位主義。它把人不僅當作手段，同時也是目的，并在自由聯合的共同體基礎上實現成員間的平等、團結、互助與合作，形成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健康、融洽的人際關系。這種社會共同體的形成，“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人的）人的復歸”，它“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的解決。”（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頁。）因此，社會主義內含了人與自然、個體與類即社會關系的重新協調，內含了個體利益的一致性，一句話，內含了人們利益取向上的集體主義原則。建立在自由人聯合體基礎上的集體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和精髓所在。與“社會主義”相比，“共產主義”（COMMUNISM）一詞則突出了所有制形式，其核心在于人們對社會生產、生活資料的共同占有。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即拋開其異化的私有制形式，而保留其有價值的內容，即“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頁。）并轉而為社會之“共產”。就財產公有與集體主義的關系而言，馬克思認為：只有“在被積極揚棄的私有財產的前提下，人才能直接體現他的個性的對象如何是他自己為別人的存在，同時是這個別人的存在，而且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存在”。由此，社會成為人們存在的“一般性質”，“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而不是單純的個人主義行為。這樣，社會就成了“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頁。），成為真正的“自由人聯合體”，成為個體生存的溫暖家庭。正是因為洞察了“共產”與“社會”之間的內在聯系，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作為歷史的最高形式，而社會主義作為私有財產的揚棄，則是達到共產主義的必然環節。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不難看出，馬克思所理解的“社會”、“集體”，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聯合體”，它在私有制社會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私有制社會存在的只能是以利益沖突和階級對立為特征的“虛幻的集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對“虛幻的集體”與“真實的集體”作了經典的區分。他首先批判了私有制社會中“虛幻的集體”。第一，這種“集體”不是人們自由的聯合。他指出：“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個人所結成的那種虛構的集體，總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使自己與各個個人對立起來，由于這種集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支配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構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頁。）第二，這種集體不是由真實的個人組成的。“個人只是作為普通的個人隸屬于這個集體，只是由于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于這個集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于這種社會關系中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頁。）與此相反，真實的集體是“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集體”（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頁。），在這樣的集體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273頁。）其一，集體是個人存在的基本形式，個人離不開集體。“只有在集體中，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能有個人自由。”。（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2頁。）其二，個人是組成集體的細胞，集體是由細胞構成的有機體，集體離不開個人。“在這個集體中，個人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已經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頁。）顯然，這種真正意義上的集體與個人是水乳交融的關系。對此，馬克思警告到：“首先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個人是社會的存在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頁。）這無疑是發人深思的。由此反觀新中國成立后的計劃經濟時代，不顧生產力落后的實際，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上的“一大二公”，而忽視公有制集體的屬人性質，僵化的運營模式，壓制了人的主體性，結果把集體與個人人為地對立起來，集體成為從個人中產生又反過來凌駕于個人之上的、壓制人的主體性的異己力量，一定意義上變為“無人”的虛幻共同體。我國傳統體制下缺乏活力的國營企業，是這種虛幻共同體的典型表現。這種“無人”的虛幻共同體，與馬克思所說的真正的“自由人聯合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對集體涵義的正確理解基礎上，人們利益取向上的集體主義原則也就不難把握了。集體主義的本意在于確立一種合理協調人群關系的普遍利益準則，既強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統一性關系，又突出在處理各種利益關系中社會普遍利益的優先地位。事實上，個人與集體是密不可分的，集體是個人存在的社會形式，個人是集體的細胞，無集體的個人和無個人的集體都同樣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集體主義內含了對個人正當利益的肯定，真正的集體必然代表社會廣大成員之個人利益，并以合理有效的社會組織手段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社會成員的正當利益需求。因此，集體利益所在，就是社會成員個人利益所在，而背離集體利益的特殊個人利益，必然會損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是根本上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格格不入的。

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使廣大社會成員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主人，在此基礎上，社會財富重新回歸到真實的、社會性的個人，由此使公有制獲得了人民性的內涵，成為集體主義原則在所有制形式上的典型表現，它反映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這是一種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的所有制形式。在控制了自己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自由人聯合體中，每一成員憑借聯合的力量實現了對自己本質的占有。在這里，“社會公有”是“個人所有”的（注意：不是個人私有）有機結合；“個人所有”是“社會公有”的構成基元，內在的一致性，使二者呈現出一種良性的互動。一方面，公有制和以此為基礎的集體利益是基礎，在此基礎上才有個人利益和公正的個人所有制的真正實現；另一方面，作為集體一分子之個人的利益和個人所有制實現程度的不斷提高，又會不斷提升作為公有制主體的社會共同體的層次。反之，個人若不是生活在真正的集體中，其利益是無法得到有效保證的。如在私有制條件下，人們為追求各自的利益，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沖突，激烈的競爭和社會秩序的失范，導致了“人對人象狼一樣”的戰爭狀態，帶來了社會的分化、財產和人的異化。從社會范圍看，這種由追求利益的利己沖動所引發的社會危機，必不利于每個人利益的實現，也無法真正建立合理的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條件下，“‘共同利益’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作為私人的個人造成的。……這種對立只是表面的，因為這種對立的一面即所謂‘普遍的’一面總是不斷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產生的，它決不是作為一種具有獨立歷史的獨立力量而與私人利益相對抗，所以這種對立在實踐中總是產生了消滅，消滅了又產生。”（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75頁。）要走出這種“產生”與“消滅”的怪圈，就必須鏟除其賴以存在的私有制基礎，“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理論上既不是從那感情的形式，也不是從那夸張的思想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而是在于揭示這個對立的物質根源，隨著物質根源的消失，這種對立自然而然也就消滅。”（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75頁。）事實上，正如馬克思所說：“私有財產不過是下述情況的感性表現：人變成了對自己說來是對象性的，同時變成了異己的和非人的對象；他的生命表現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現實性就是他失去現實性，就是異己的現實。同樣，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也就是說，為了人并且通過人對人的本質和人的生命、對象性的人和人的產品的感性的占有，……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

可以看出，馬克思把私有制看成是個人全面發展和利益實現的最大障礙，私有制和個人所有制不僅不能劃等號，而且正相反對，真正公正合理的個人所有制，在私有制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要真正實現個人利益，實現個人全面自由發展，就必須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自由人聯合體。但是，問題還有它的另一面。這就是：理論上的公有制，在走向現實的過程中，有時會因過于強調集體、忽視個體利益而出現反面的情形，導致所有制上虛幻、無人的“集體主義”變異形態。如傳統社會主義的國家經濟是按照“國家辛迪加”模式建立起來的，整個社會成為一個規模無比巨大的企業，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雇員，個別生產單位縱向從屬于既掌握所有權、又作為社會經濟調節者的行政機關。國家控制一切的現實使得作為人民一分子的個人缺乏應有的自主權，其主要任務不是進行創造性勞動，而是無條件服從上級意志和上級下達的指令性計劃，由此使勞動者客觀上淪為執行上級命令和長官意志的受動工具，其國家主人翁的地位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勞動自主性、創造性遭到了嚴重消解，這就使公有制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無人所有制”，即所謂“所有制主體缺位”，勞動者無法成為生產資料的真正主人。由此所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使公有制與個人的正當利益對立起來，它不是代表社會成員的利益，而是凌駕于公民的個人利益之上而成為一種強制、虛幻的存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公有制和各種社會組織之人民性的喪失）。而改變傳統僵化的公有制模式，探索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合理化、多樣化，一直是我國改革和建設面臨的一個根本性課題。就此而言，馬克思“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思想，在理論和現實上均具有同樣重大的意義。它所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公有制之“公”，必須是勞動者真正的自由聯合體，并最大限度地為最大多數的勞動者的全面自由發展提供一切可能的條件，而不是壓制和打擊人的、阻礙人的利益實現的虛幻共同體；公有制必須真正體現人民的利益，它當為社會性的個人所有制的實現提供基礎和保障，并成為個人所有制有機的總和。只有在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才能在所有制形式上為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有機結合提供保證，公有制才能永葆其人民性，并獲得長遠發展的源源動力。這種所有制形式使個人和集體完善結合起來的集體主義原則全面確立，將不僅只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更是現實的、艱巨復雜的實踐探索運動。在改革和探索的道路上，肩負共產主義偉大使命的中國，無疑是前途光明而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