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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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哲學研究

首先，通過出土文獻的研究，對先秦思想史上的許多觀念進行了新的詮釋探討。

“性與天道”的問題。此問題屬儒家的“形而上”思想，傳世的先秦儒家文獻雖有之，但為孔子所“罕言”，一般認為至宋明理學才把這一問題突出出來。但郭店楚簡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論述的就是“性與天道”。因此，學界對此問題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認識。

“性與情”的關系。郭店楚簡中的“性與天道”思想重視“情”，《上博簡（一）》將《性自命出》改名為《性情論》。對“情”以及對“樂”之作用的重視，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與社會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關系，這與宋明理學的重“性”貶“情”有著不同的思想傾向。因此，“理性與情感”遂成為先秦儒學以及宋明理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儒學與經學的關系。儒家的“六經”體系以前一般認為至漢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簡中的《六德》和《語叢一》已將《詩》、《書》、《禮》、《樂》、《易》、《春秋》并列。郭店簡文中頻繁地引《詩》、《書》，有的是引所謂“《古文尚書》”的內容，幾篇文獻與《禮記》（包括《大學》與《中庸》）有密切關系，《上博簡（一）》中有前所未見的《孔子詩論》，這些都使學界更為重視對先秦儒學與經學關系的重新認識。

儒學與治道的問題。郭店簡《唐虞之道》篇集中論述“禪而不傳”的思想，認為君位的繼承若不是“禪讓”而是“傳子”，則不能“化民”。《上博簡（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張“禪而不傳”，大意是說“至于禹而德衰”，這與孟子所說禪讓與傳子“其義一也”以及荀子否認“禪讓”說有明顯的不同。因此，對于儒學的民本主義與君主制“家天下”的關系問題，學界已有新的認識。另外，郭店儒家文獻強調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對臣應該“忠敬”，父子關系高于君臣關系，這對于重新認識儒家的“以德治國”思想和君臣關系理論也提供了新的認識視角。

其次，近年來一些出土文獻的發現有可能改寫先秦哲學的學術譜系。

在郭店楚簡中，道家文獻有竹簡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數只占傳世本《老子》的2/5，后者為前所未見。儒家文獻有《緇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見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窮達以時》、《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已出四冊，第一冊有前所未見的《孔子詩論》和見于郭店楚簡的《緇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冊有內容見于《禮記·孔子閑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見的《從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冊有迄今發現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見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冊有前所未見的《采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陳》等。這些文獻的成書年代及其與傳世本的關系等問題，學術界的認識不一，而不同的認識便涉及先秦哲學的學術譜系。

如竹簡本《老子》與帛書本、傳世本《老子》的關系問題，學界形成幾種不同的認識，這就把一直有爭論的“孔老先后”問題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關于儒、道關系問題的新探討，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簡本《老子》的性質。這些問題目前還不可能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但近期已有多篇關于如何認識竹簡本《老子》的學術綜述，這反映了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可望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能有所進展。《上博簡（二）》中的《民之父母》有“無聲之樂，

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的表述，其內容見于《禮記》的《孔子閑居》，以前認為這是儒家受到道家“無”之本體論影響的結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現，使學者們重新考慮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簡的幾篇儒家文獻，學界一般認為其成書年代在“孔孟之間”，但也有不同觀點。因這些文獻與孔門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禮記》等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學術譜系也是學界需要解決而正在深入探討的問題。

2、秦漢思想史研究

秦漢時代的思想、制度、文化轉型奠定了此后兩千年中國歷史的格局，因此探討秦漢思想及其歷史地位頗具重要意義。近年來，由于現代新儒家的“三期發展說”略過了秦漢，遂使秦漢思想的研究處于相對比較沉寂的狀態。不過，即使在新儒家內部對于秦漢思想的歷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復觀的《兩漢思想史》便給予了兩漢思想以極高的歷史評價。此外，錢穆先生的西漢今古文經學的研究，特別是《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來關于漢代經學的誤解。近年來，在臺灣關于歷代經學文獻的研究逐漸盛行，林慶彰曾主持編集了經學的研究資料，同時組織了多次經學討論會。另外，近年來關于漢代思想整體的研究，臺灣的龔鵬程曾撰有《漢代思潮》一書。

在大陸，關于漢代經學的研究近年來也被一些學者所重視。如陳蘇鎮曾就漢代春秋學與漢代政治的關系，撰有《漢代春秋學與政治》一書，著重于探討漢代經學特別是春秋學與漢代政治格局的關系。在漢代經學系統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漢經學源流》一書，對西漢經學的系統和文獻源流進行細密的考證研究，在此基礎上又擴展為《今古文經學新論》一書，成為近年來經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漢代思想的顯著特色是對先秦時期諸家思想的整理和綜合，經學便是儒家采納道、法、墨、陰陽等家思想，而融貫成的新的儒家思想體系。同樣，在漢代同時還發生著從其他思想立場出發的綜合融會工作，《淮南子》一書便是這種工作的代表，即所謂雜家。對于雜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將其作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從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漢時期的變化，而另一方面則可以為我們理解漢代對先秦思想的總結和綜合的整體面貌及其氣度，提供經學之外的另一條路徑。陳靜的《淮南子》研究是漢代雜家研究的最新進展，她的新著《自由與秩序的困惑》一書填補了漢代雜家特別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晉思想研究

魏晉玄學研究自湯用彤先生開辟以來，一直是中國哲學史學科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其與佛學之傳入和中國化之關系，其與宋明道學之興起的內在思想史邏輯，都曾是前輩學者反復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來，魏晉玄學研究曾經出現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學通論》一書，將此前他對正始玄學的研究擴充到整個玄學系統的研究。最近他又計劃在以前的玄學研究基礎上繼續擴展，完成《魏晉隋唐時期的文化與玄學》一書。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總結其多年玄學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晉玄學史》，該書兼重玄學的思想系統和歷史發展，是近年來玄學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時期，據日本學者的歷史分期，稱之為中國的近世，或中國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轉型后的中國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基礎，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會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這一時期的思想史研究，習慣上宋、明連續，這主要是出于將宋明理學作為一個完整而連續的系統來對待，清代思想史則被視為對宋明理學的反動。

近年來，由于對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經大致打破了僅以宋明理學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現了兩種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這意味著宋學而非僅宋明理學成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發點。這種轉變并不意味著理學或道學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關注于道學興起的歷史動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內圣外王的貫通》、盧國龍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對宋學中幾種不同話語與北宋政治的關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將宋學作為不同政治論綱的思想來看待。李存山關于范仲淹與宋代儒學復興的研究，也是著眼于對宋學興起的動因及對宋學整體和道學之精神實質的理解。在余英時的《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在大陸出版以后，李存山發表《宋學與〈宋論〉》一文，除了對余英時把道學與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聯系的主要觀點給予肯定之外，還對王夫之和余英時有關宋學的某些論說進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連續性得到了重視，錢穆和余英時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著眼于清代思想與道學的內在關聯，把清代的考證學取向作為道學邏輯中對“道問學”的強調來看待，以有別于明代王學的“尊德性”。鑒于宋元明清時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陸已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的思想史稱之為近世思想史，如陳來即把其專論此一時期思想史的論著命名為《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復雜變換之中，堅持道學研究的傳統仍然是主流。陳來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學思想的大著《詮釋與重建———王船山哲學的精神》，重新將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學思想的譜系中來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國翔的《良知學的展開》勾畫了晚明心學的整體圖景，是近年來晚明心學研究的重要著作。馬曉英的顏鈞和泰州學派研究，也填補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來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與道教合流的趨勢，出現了“道學”的提法。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吳光、宮哲兵等學者。同時在道家哲學研究中出現了兩種趨向：一是西方學者對道家的生態哲學關注很多，試圖從道家思想中發展出一種一般的生態哲學；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礎上提出“新道學”，將其作為一種適應現代社會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統，胡孚琛在《道學通論》等著述中對此有多種論述。關于運用“道學”或“新道學”來描述在現代社會中展開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當，學界仍有爭論。董光璧、陳鼓應、馮達文等都主張運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養生學日漸受到重視。在美國的波士頓成立了養生學中心，德國慕尼黑正在籌辦養生學的國際研討會。與此相聯系，內丹學研究也漸成為國際道教研究的熱點，內丹學中的身心哲學問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重視，同時也出現了“身體哲學”的提法，“可思維的身體”觀取消了身心之間的二元對立，而將身體視作是物質與精神的中間層次。在這些方面，中國社科院哲學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國內外領先水平。

近年來，道家道教研究的一個基礎工程是編修了《中華道藏》。該項目由中國道教協會、中國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華夏出版社共同發起，隨后又得到了國家宗教事務局的正式批復，得到了國家古籍整理小組的鼓勵，被列為“十五國家重點出版規劃項目”。2003年，煌煌49冊的《中華道藏》終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