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學漢朝文學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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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儒家經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窺見我國(這里主要是指漢族地區)語言文字學的萌芽和早期發展情況。像漢字的產生，前人依據《周易?系辭下》之說，將上古結繩而治或伏羲作八卦與文字的起源聯系起來。這盡管是一種傳說，但并非空穴來風、向壁虛造。結合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特別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發現，完全可以證明，我國文字的起源，正是在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再者，不少經書還論及語言文字問題，特別是《論語》中孔子的有關論述更多。《先進》記有孔門四科，其中“言語”是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則記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1]正是本著這一原則，孔子十分注意字詞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經尤其是修《春秋》的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魯國舊史的基礎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講求微言大義、一字褒貶，這種《春秋》筆法不僅在中國史學史、文學史上影響巨大，而且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也頗多沾溉。胡適先生曾經特別強調《春秋》及其體現出來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語言文字上的影響”，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氣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2]（P90）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中國修辭學、訓詁學的萌發，并非《春秋》一書使然，而是時代之必然，但毋庸諱言，《春秋》在其中確實是起著促進作用的”[3]（P22）。另外，《周禮?地官?保氏》還有關于文字“六書”的記載，只是未見具體所指。更為重要的是，大致在戰國時期，本用于經書訓詁的《爾雅》諸篇相繼問世，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實現了一次飛躍。凡此種種，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識特點的儒家經典及經學，一開始就與語言文字學有著一種天然的聯系。

繼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國早期的語言文字教學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字書或者說童蒙識字課本的編寫表現出來的。相傳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統一天下后則接連出現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廣泛流傳。可惜今已亡佚，僅有輯本和部分殘簡傳世。入漢以后，又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等一批新的字書陸續推出，它們不同程度地受到《倉頡篇》的影響，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續補。但與《倉頡篇》不同，它們已經帶有較為明顯的儒家經學的色彩，成為經學獨尊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直接反映。在這里，就文字而言，“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4]（(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這些著作中，僅有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傳下來。

《急就篇》提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這就是說，為仕宦所必需學習的各種知識中，《詩經》等儒家經典占有核心地位，人們從小就應培養讀經入仕的思想。我們知道，漢武帝獨尊經學、以經取士之后，研習儒家經典成了最主要的仕進方式，甚至幾乎發展到非通經學，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別是在西漢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過經術而進身。士人學子也普遍意識到讀經與入仕的關系。曾以《洪范》察變的夏侯勝就常對弟子們講：“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漢書?夏侯勝傳》）這種氛圍，自然會對學童的啟蒙教育有所影響。因此，本于為封建政治服務的經學之旨，《急就篇》極力渲染劉漢皇朝的威德和業績：“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從書中似乎亦可窺見經學自身的演變。漢武帝尊崇的經學，實際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立于學官、設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經。直到元成之時，古文經學尚未走上前臺。在社會上，人們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經學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賢并進，博士先生。”[5]還有它羅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見“《易緯》中頗有姓名與此同者”[5]（顏師古：《急就篇注》）。這說明，與今文經學密切關聯的讖緯之學對《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資。應該說，這些都透露出經學領域今文經學獨盛的信息。

漢代語言文字學的進步，主要應歸功于古文經學的興起，歸功于古文經典的陸續發現。相對于今文經典，這些古文經典或收藏于秘府，或流傳于民間，處于在野地位，未設博士，不列學官，但卻引起一些好學深思之士的興趣。為了研習、宣傳這些經典，他們隨即致力于探究其中所用古字的原義。應當承認，此舉對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是一個有力的促動。劉向、劉歆父子在其間占有重要地位。劉向雖在總體上屬今文學派，但卻對古文經典很感興趣，并有所研究。桓譚《新論?識通》提到：“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者。”[6]劉向、劉歆父子先后領校群書，曾用古文經校勘今文經，尤其重視二者在文字上的相異之處。傾心于古文經的劉歆則建議哀帝將《左傳》及《毛詩》、《古文尚書》、《逸禮》立于學官。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他特別強調：“古文舊書，皆有征驗，外內相應，豈茍而已哉!”[4]（《漢書?楚元王傳》）作為一種經典詮釋學，古文經學的優勢突出表現在其對經典字義的關注和精通。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對古文經學的宣傳就是對語言文字學的重視。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不僅正式拉開了經今古文學之爭的序幕，而且也使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獲得了一個重要契機。劉向、劉歆還在《七略》中首次將周秦以來的字書及“六書”之學稱作“小學”。“小學”的定名，頗有利于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獨立發展，有利于語言文字學家隊伍的不斷擴大。在王莽專權的漢平帝時期，劉歆倡導的古文經學一度得勢。“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中。”[4]（《漢書?藝文志》）與劉向、劉歆父子大體處于同一時代而潛心研究語言文字學的古文學家確實不少，如張敞、桑欽、杜鄴、杜林等，只不過他們的著作今已亡佚。當時站在古文經學立場上考釋語言文字最有名的，當推與劉歆相知甚深的揚雄。據《漢書?藝文志》，揚雄曾“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4]。遺憾的是，這一著作亦已散佚。其著名的《方言》一書則流傳至今。

揚雄是一位多有建樹、卓有成就的學者。我國歷史悠久、幅員遼闊，語言也有古今之異、雅俗之別，有口頭語和書面語的不同。這給研習經書造成諸多不便，連揚雄都感到“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7]（揚雄：《與劉歆書》）。于是，他以為“典莫正于《爾雅》，故作《方言》”[8]（卷10上）。《方言》全稱《??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周秦時期，常有官員奉命到各地調查方言。“??軒使者”就是古人對調查方言官員的稱呼，本于《尚書?夏書?胤征》之“遒人”、《周禮?秋官》之“行人”。揚雄收集了大量當代以及部分周秦時期的方言詞語，盡管沒有明標門類，但大致是按照《爾雅》的體例，采用分類編次的方法，分為13卷。在解釋詞語時，主要是將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語集中起來，先作一簡略的解釋，然后說明異地方言的不同，這明顯地是受到《爾雅》的影響。《方言》中也有不少詞語見于此前的經傳。如卷一：鞠，養也，汝潁梁宋之間或曰艾。悼，傷也[7]。按《爾雅?釋詁下》：艾，養也[9]。《詩經?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鞠，養。”又《小雅?南山有臺》“保艾爾后”，《鴛鴦》“福祿艾之”，毛傳皆曰：“艾，養。”《詩經?衛風?氓》“躬自悼矣”毛傳：“悼，傷也。”[10]這也反映出《方言》與經學著作之間的某種關聯，顯示出它在經學史上的意義。惟其如此，后世學者一方面推崇它在語言文字學特別是訓詁學方面的奠基作用，一方面又往往將它與經學著作聯系起來。王引之在《〈經籍纂詁〉序》中說：“訓詁之學，發端于《爾雅》，旁通于《方言》。六經奧義、五方殊語，既略備于此矣，嗣則叔重《說文》、稚讓《廣雅》，探嘖索隱，厥誼可傳。”[11]黃侃先生也指出：“揚子云纂集《方言》，實與《爾雅》同旨。今考其書，大抵可與《爾雅》相證明。”[12]（P263）更為重要的是，《方言》的撰作，與否定漢大賦一樣，也進一步反映了揚雄在經學上的立場，即倡導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眾所周知，挾有官方之勢的今文經學到了西漢末年，已經弊端日顯。由于功名利祿的驅使，今文學者的學問變得更加浮躁、空疏、煩瑣，并與讖緯之學結歡，使經學出現日益嚴重的宗教化、神學化傾向。這也導致了對經典文本有意或無意的誤讀，既不利于經學的發展，也不利于語言文字學的進步。揚雄堅持古文經學嚴謹、樸實的學風，致力于進行活的語言調查，通過《方言》的撰著，以自然口語為本體，在一定程度上疏離了文獻語言，彰顯了被今文學者文飾、遮蔽和割裂的經典文本的原義，客觀上支持了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的斗爭。當年劉歆懷著急切心情致書揚雄，求取《方言》，也不能排除其中有這一方面的考慮。

進入東漢以后，今文經學雖然仍舊占據統治思想和官方學術地位，但已很難擺脫式微的基本走勢，而注意求真務實，尤其在語言文字學方面優勢明顯的古文經學，盡管一再受到打壓，但卻聲名大振、逐漸興盛，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最高統治者的好感和認同。漢章帝曾讓古文學者參與白虎觀會議，詔命傾向于古文的班固編集《白虎通》，并特別欣賞古文經學大師賈逵的學問，選拔優秀學生從其學習《左傳》、《古文尚書》、《毛詩》等古文經典。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許慎寫成著名的《說文解字》。許慎本人就是賈逵的弟子。除了《說文解字》，他還撰有《五經異義》(今佚，有輯本)，時謂“五經無雙許叔重”[13]（《后漢書?儒林傳》）。更好地把握、宣傳、弘揚儒家經義，是許慎撰成《說文解字》的內在動力。許慎之子許沖在《上〈說文解字〉表》中說道：“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蓋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邪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14]許慎自己在《說文解字敘》中也說過：“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撰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d。”[14]這說明，許慎作《說文》，主要目的并非分析文字訓詁本身，而是要用以闡發“五經之道”。在他看來，語言文字乃是研習、傳播儒家經義的重要載體和工具。

許慎認為，當時今文經學影響下的語言文字學界極為混亂，以一些今文經師為代表的“俗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藝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d”[14](《說文敘》)。也就是說，今文經學解經說字有違原義，不利于弘揚“五經之道”，所以許慎才撰《說文解字》。作為許慎此旨的首要表現，《說文解字》屢屢稱引儒家經義以解說文字。據有的學者統計，《說文》直接引“經(《詩》)傳”為403處，有90字直接引《周易》，173字直接引《尚書》，29字直接引《儀禮》，9字直接引《禮記》，190字直接引《春秋傳》(三傳相合)，36字直接引《論語》，4字直接引《孝經》，31字直接引《爾雅》，8字直接引《孟子》。所引儒家經典的比例，在九千余字的《說文》中已相當可觀[15]（P11—12）。再者，《說文》暗引、化用六藝經傳內容之處，更是不勝枚舉。另外，《說文》“博采通人”中的“通人”，經學大師居絕大多數。當然，《說文》中的經說主要是古文經學之說，其所稱述之“通人”，也是古文學者居多。對于最早見于《周禮?地官?保氏》的“六書”，許慎承于劉歆、鄭眾等古文學家的統緒，作了新的界說，從而形成了自己的“六書”理論。

王國維先生曾經指出：“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6]（卷7）的確，許慎作《說文》，顯示了古文經學在語言文字學方面的優勢和實績，而且是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的一種反映。但必須指出，適時而興的今文經學并非一無是處，即使在語言文字學上，也同樣如此，像它所注意的聲訓(音訓)就是一例。更為重要的是，在古文經學大盛以后不久，今古文之學即出現了合流的趨勢。許慎就是以古文為宗，同時兼采孟喜易學等今文經學的合理成分。在他所用的“通人之說”中，包括今文學家董仲舒、京房等人。他還引用了與今文經學密切關聯的讖緯之說，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秘書”之說。這種現象特別表現在對關乎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問題的一些文字的解釋上。因此，許慎所借鑒、吸收的經學之說，有些已很難判然區分古今。

《說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14]（《說文敘》）的文字編次原則，也體現了儒家經學特別是《周易》和易學的影響。在《說文敘》中，許慎稱述《周易?系辭》之語，將漢字部首比作八卦。在他看來，倉頡“初造書契”與伏羲“始作《易》八卦”[14]，都是基于對物類的模擬和統攝，二者有著同樣的功能：《周易》強調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17]（《系辭上》）；許慎則強調《說文》540部“引而申之，以究萬原”[14]。八卦的基本符號是陽爻“—”與陰爻“--”。《說文》以“一”部開頭，意在凸顯這樣的思路：“惟初太極(一本作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14]這源于《易傳》的太極陰陽理論。《說文》最后一部為“亥”，又反映出“亥而生子，復從一起”[14]的意思，實際上是發揮了《易傳》帶有循環色彩的通變思想。徐鎧曰：“天道終則復始。故亥生子，子生丑，復始于一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義也。”[18]（卷28）此乃《說文》始一終亥的根本意蘊。

《說文》得儒家經學之沾溉，主要還是通過解釋字義表現出來的。眾所周知，天人合一是以《周易》和易學為代表的儒家經學的最高追求。《易傳》借助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體思維方式，以人效法天地、效法自然為基礎，試圖構筑一個天人合一、天地人一體的宇宙圖式，并推出了太和、中正的政治理念。《禮記?中庸》也曾提出中和之說。這些都對后世學者影響甚巨。許慎撰著《說文》時就多有體現。比如說：“三，天地人之道也。”“中，和(一本作內)也，從口丨，上下通。”[14]儒家經學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觀念，同樣成為許慎闡釋字義的最基本的理論依據。如《說文》：“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古文象君坐形。”“臣，……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父，矩也，家長率教者，從又舉杖。”[14]當然，許慎也曾強調統治者應該重民愛民，對廣大百姓實行仁義德治。這從他對“仁”、“義”等字的解釋中，可以得到證明。

在許慎之后的經學領域，盡管今古文學合流的趨勢仍在發展，但今古文之爭遠未結束，且依舊影響著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古文經學堅持優勢，繼續強調語言文字研究的重要價值。從馬融受古學的盧植在給漢靈帝的上疏中說：“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13]（《后漢書?盧植傳》）大致與此同時，馬融的另一弟子鄭玄則以古文為宗，兼治今文，遍注群經，對漢代經學進行了總結，也使語言文字學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

此后，劉熙撰作《釋名》[19]，完成了我國第一部以聲訓為主，以音求義，探尋事物命名由來的專著。以文字聲音說義，這在儒家經典如《周易?說卦》、《禮記?中庸》、《孟子?滕文公上》中早已出現。入漢以后，特別是在帶有更多今文經學色彩的《春秋繁露》、《白虎通》及各種緯書等著作中，在解釋文字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意義時，聲訓多有使用，并成為其宣傳天人感應、災異譴告等神學思想的重要依據。在《說文》中，聲訓的例子也有不少。《釋名》對此都曾加以取鑒。就體例來說，《釋名》略同于《爾雅》而有所發展，可謂賡續和補充《爾雅》之作，所以后人又將其稱為《逸雅》，或將其視為《爾雅》之羽翼。

應該說，《釋名》的聲訓基本做到了主要以文字的自然特色和發音特征為依據，但它對儒家經典的有關內容還是多有引述的。如《釋天》、《釋地》解釋“天”、“地”時曾引《易傳》之文。書中源于《爾雅》的文字更不在少數。再者，與經學著作不同訓而其義實同的文字，在《釋名》中也有很多[20]（P207—211）。另外，劉熙在表述自己的語言文字觀時，也曾稱述儒家經義。而在對涉及社會政治、倫理道德的文字進行解釋時，劉熙更是繼承、發揮了儒家經學的傳統說教。這些都顯示出經學對《釋名》的深刻濡染。但必須指出的是，《釋名》成書之時，歷史已經步入漢末，社會思想的主流業已開始了朝玄學方向的轉變，儒家經學受到沖擊而大大衰微，對語言文字學的影響力也有所削弱。因此，單就引述經義而言，較之經學極盛之時的《說文解字》，《釋名》中的這類現象是明顯減少了。

總之，在兩漢時期，經學與語言文字學結下了一種不解之緣。經學的獨尊和繁盛，極大地調動了士人學子為解讀儒家經典而探究文字形音義的積極性，客觀上帶動了語言文字學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一些古文學者，本著信而有證、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在中國語言文字學史上樹立了像《說文解字》這樣巨大無比的豐碑。但也應該承認，儒家經學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對闡釋字義同樣存在不少負面影響。尤其在涉及社會倫理方面的文字時，學者們往往為經義所囿，做出牽強附會的解釋，很難正確、科學地揭示其含義，有時甚至盡失古初造字之原義。可見，漢代語言文字學的發展，不僅有利于經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而且也有利于經學思想的宣揚和傳播，有利于其統治思想及官方學術地位的鞏固和強化。

當然，這些并不能掩蔽語言文字學的本來面目和特有輝煌。比如，《說文》固然可以視為解經之作，而它又反過來大量援引經學著作來解析文字結構，推求文字本義。正是因為這樣，黃侃先生一方面說“經學為小學之根據，故漢人多以經學解釋小學”，說“段玉裁以經證字，以字證經，為百世不易之法”[12]（P23），另一方面又強調“經學訓詁與小學訓詁有異”[12]（P219），強調“《說文》一書，為說解文字而作，其中間有引經之處，乃以經文證字體，非以字義說經義也”[12]（P88）。況且《說文》引書并不僅僅限于儒家經典，而是“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14]，管子、老子、墨子、韓非等諸子著作以及漢代法律、軍令等均在援引之列，對其思想觀念也有所展示和吸納。再比如，揚雄撰《方言》，既是對《爾雅》等經學著作的繼承，又是對它們的一種超越。《方言》的一些內容，“由地域上分別說明許多形音不同的同義詞的差別，比起《爾雅》的并列幾個同義詞，只下一個簡單的說解而不加區指的訓詁方式，是精密得多了”[21]（P51）。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包括古文經學在內的經學研究幾乎都執迷于書面語言，對自然口語不太重視，而揚雄則頗異其趣，推出《方言》一書，為傳統語言文字學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帶來了活力。必須指出，與專門的經學研究不同，作為一個源遠流長、歷史悠久的重要的學術門類，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畢竟有著自己的特殊軌跡和規律，即使在被稱為經學時代的兩漢時期也是如此。經學能夠而且已經對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人們也完全可以將漢代古文經學家與小學家視為一體，但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經學或其他什么學術、什么理論都無法取代語言文字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