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蘇版年畫和日本畫的異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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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論述了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與浮世繪版畫的起源和概況，并從題材、技法和藝術風格等方面系統分析了二者之間的異同。

關鍵詞: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日本浮世繪版畫；技法；藝術風格

中國明清時期的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及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版畫，是中、日這兩個國家分別創造的一種平民化的美術形式。桃花塢木版年畫是指18世紀產于蘇州的版畫類印刷物，即集中在桃花塢制作、呈現為年畫形式的民間美術品；而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是指18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在日本崛起的獨立的繪畫門類，以“眼見耳聞的社會百態為表現內容”，通過對浮華世界的生動展現，來迎合市民和中產者世俗的審美情趣。

蘇州的文化積淀深厚，獨具社會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桃花塢木版年畫就是吳地文化中一枝獨特的藝術之花。它刻繪精美、色彩絢麗，反映人們的美好愿望，又和吳地的民俗民風緊密相連，所以它在民眾中的影響之深之廣是其它藝術所無法替代的。桃花塢版畫是中國四大年畫之一，與天津楊柳青、山東濰坊、四川綿竹的木刻年畫，被譽為中國四大民間木刻年畫。桃花塢時期的作品，突出了民間性、民俗性，畫面構圖均衡豐滿。題材新穎，多以吉祥喜慶、神像、戲文、民間故事等傳統吉祥的形象為主，運用夸張的手法進行表現，巧妙地把傳統的吉祥形象和諧聲相結合，寓意深刻；在構圖方面：桃花塢木刻年畫追求豐滿而均衡的藝術風格。即豐滿而不讓人覺得雍塞，均衡而不讓人感到平板，相似國畫又有別于國畫；在色彩方面：多以成塊的桃紅、大紅、淡墨、黃、綠、紫六色為基調，色彩鮮艷，對比強烈鮮明，富有樂觀向上的氣息。蘇州的雕版印刷技術已有近千年的歷史，至明代蘇州刻印的戲曲、小說、插圖盛行于世。桃花塢木刻年畫即有此逐步形成。蘇州的木刻年畫，在明代中葉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并形成自己獨特風格。

在蘇州桃花塢版畫中，含有致富獲利內容的畫片有《一團和氣》、《娃娃得利》、《劉海戲金錢》、《歲朝圖》等；有關農事的有《春牛圖》、《豐收圖》、《魚樵耕讀》、《大慶豐收》等；山水風景畫片有各地風景，如《姑蘇萬年橋》、《蘇州閶門圖》等。

浮世繪是日本德川時代隨著風土文化的發展而興起的一種民間版畫藝術。由于作者多為市民畫家和民間藝人，而且多以反映當時的民間風俗為題材，故亦稱江戶時代風情版畫。它以市井風俗、社會時事、戲劇情節、婦女形象、歷史人物、民間傳說及山川景色為內容，體現出當時新興市民的生活情感。它的淵源來自原有的“大和繪”。“大和繪”是專供貴族欣賞和在上層社會中盛行的一種帶有濃厚裝飾性的藝術。浮世繪最初以“美人繪”為主要題材，后來逐漸出現了以相撲、風景、花鳥以及歷史故事等為題材的作品。日本元祿時期的菱川師宣是浮世繪藝術的創始人。除了創始人菱川師宣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揭開浮世繪的黃金時代帷幕的鈴木春信，美人繪大師鳥居清長與喜多川歌呂等等名師。

菱川師宣的代表作是《美人回眸》。這幅畫表現了身著華美和服，體態輕盈女子回首一望的動感。浮世繪中所謂的“肉筆美人書”，就是菱川師宣首開風氣，遂被推為浮世繪元祖。

鈴木春信，其作品以抒情性、夢幻性、美人畫而出名，他擅長于從《和歌》和《物語》等大典文獻中得到靈感，而把它轉換為當時風俗性的版畫。他在雕刻匠、印刷匠的幫助下，創作出許多色彩漂亮的浮世繪，畫風受到過中國畫家仇英的影響，色彩濃郁，存世很多。

鳥居清長的現實美人像，越過了鈴木春信一派的夢幻情調，走出健康、自在的獨特畫風。鳥居清長的女性群像，極盡婀娜的身段和衣裳花色之美。從他處理青樓美人休間漫步或夏夕納涼的悠游姿態，那個時代物質主義至上，市民意識抬頭的真實寫照，立刻躍然紙上。

同是版畫，但是蘇州版畫與浮世繪版畫既有共通性，也有個性上的差異。受中國繪畫的影響，在日本浮世繪的孕育、發展過程中，中國的版畫藝術曾經起到過不容忽視的促進作用。浮世繪版畫與中國版畫之間存在著無法割裂的密切聯系。

首先，二者的題材一致，大都是表現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浮世繪的魅力當然在于它是一種比較精巧的市井通俗繪畫，題材多取自民眾的生活習慣與日常景象，與中國年畫一樣雅俗共賞，是百姓社會生活的強烈的文化表現和需求。浮世繪畫獨特的色彩與創意，使它具有鮮明的日本民族風格，充分反映當時的日本文化背景。中國年畫早在宋朝就已成熟，時至明清，已形成了天津楊柳青、山東楊家埠、蘇州桃花塢和四川綿竹為代表的四大年畫流派，取材于日常生活，內容包括歷史故事、神話傳說、戲曲故事、美人兒童等。

中國的版畫大約源于隋唐之際，起初主要用于佛像、佛經的印刷，后來逐漸應用到歷書、農書等日常讀物。到宋代版畫藝術已相當成熟。到了明代，版畫藝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出現了以建安、金陵、蘇州等地為中心的版畫流派，涌現出陳洪綬、蕭從云、丁云鵬、凌蒙初、胡正言、新安黃氏等一大批知名的版畫高手，留下了《西廂記》、《十竹齋箋譜》、《水滸葉子》等版畫精品，形成了中國版畫藝術史上的一個高峰。早期浮世繪的主要形式是為書籍插圖，而做插圖恰恰是自宋以來中國版畫藝術最典型的表現形式，這種相同恐怕不能說是巧合。

其次，在藝術風格方面，蘇州版畫和浮世繪有著明顯的共同點。

具有獨立的人格意識。清盛期的蘇州版畫絕大部分擁有題款，注明畫鋪與畫師名稱。尤其是在一些大型的以西洋畫風描繪都市風光的版畫中，除多有題詠，盡情贊頌市民富裕生活外，還“坦率”地標明“仿大西洋筆法”（蘇州萬年橋，乾隆六年刻），“法泰西畫意”（百子圖）等，以這種方式公開表達作者自身的審美趣向和技術習慣。顯現出與眾不同的個人意識。無獨有偶，浮世繪的畫家也都“大大方方地在作品上簽字畫押，留下自己的姓名或畫坊店號。鳥居清信自稱“和畫式”。他的弟弟清倍自豪地在畫上注明“日本蟬娟畫鳥居氏清倍畫”。顯然，這些款識比蘇州畫家的似乎更饒有趣味，人格意識更為獨立，這對于作者在民眾審美中，積極地體驗個性自由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是具有融匯雜揉性。主要表現在：一是中西合璧。明代中晚期，西畫隨天主教士傳人中國，由宮廷流向社會，為民間畫師所借鑒。雍正及乾隆前期，在西洋畫風浸潤下，加之宮廷畫師焦秉貞、吳縣籍、刻工朱圭融繪刻《御制耕織詩圖》的影響，蘇州的民間版畫制作者大膽仿效，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積極吸收了歐洲的透視畫法和銅版畫技法，“陰陽排線和光影的繪刻，都運用得較為成熟”，使這一時期的作品，因技法精細、構圖復雜、場面宏大而別開生面，價值很高。二是多法互融。清盛期的蘇州版畫，均不拘泥陳規，而是靈活運用多種優良的民族傳統形式，旨在得到民眾的喜愛。可見，思想上的開放，使東方與西洋、宮廷與民間，傳統與時代的多種畫風、技藝得以在蘇州版畫中交匯，釀造出接近繪畫和銅版畫的全新效果，并由此而成為世界版畫史上罕見的欣賞藝術。

綜上所述，浮世繪在內容上，有濃郁的本土氣息、四季風景、各地名勝，尤其善于表現女性美，有很高的寫實技巧；而蘇州桃花塢的木版年畫有著濃厚的鄉土氣息。從東方藝術的特性來看，中日兩國藝術密切相關，中國的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對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的產生和發展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秋山光和，《日本繪畫史》，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

2.石琪，《吳文化與蘇州》，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