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宗教救贖主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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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救贖與文學敘事

面對人生不可避免的生存困境、精神拯救等問題，人類往往企求能覓得一個安身立命的根據，能找到生命的真正意義。文學作為一種反映人類文化現象的藝術手段，在歷史淵源、思維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與宗教有著很多相通的地方。宗教除了負載一個國家或者群體的倫理意識和道德訴求外，作為一個文化資源，它的群體認同和話語系統也為文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表現維度。宗教文學的出現可以引發人內心的神圣感與崇高感，使得人們回到內心，回到精神世界。宗教和文學創作是人類找尋生存意義的兩種方式，在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曾經混合在原始神話中，后來這兩者才逐漸分離出來，但它們之間還是存在著緊密的聯系。對于宗教而言，救贖常常發生于理性無法抵達的地方，當人類面臨生存困境而向上祈禱時，啟示便從上而來，而這種啟示完全依賴于神的恩典，非人力所能及。也就是說在宗教救贖的兩端，一邊是等待啟示而又無能為力的人類，一邊是神的恩典作為，救贖完全來自神的意思。

對藝術而言，啟示往往是以審美來完成的，無論是圖畫文字還是音符色彩等，一經藝術創造，便能給人以美的啟迪。宗教救贖主題創作就是把從上而來的啟示和個體個人的藝術創造糅合在一起，一方面在文學審美的維度上打開一個神性的維度，使人可以更加關注自己的靈魂和真實的生存狀態;另一方面，藝術審美形式又打破了宗教救贖啟示的自我封閉的局限。宗教的基礎是信仰，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從西方的角度來談論信仰，但是作為人類共同的精神體驗，中國絕不缺少追尋信仰的精神。就各種宗教而言，對人生苦難的關懷和對終極拯救的盼望大致是構成宗教精神內涵的兩個維度。苦難是人類的根本生存處境，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反抗苦難對人的壓迫就成為人類的最大宿命，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宗教的出場就具有某種必然性。苦難意識和受難主體的文化觀念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或者說苦難觀念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決定了對苦難起源的述說，對苦難過程的感知以及處理苦難的情感和實踐方式。同時，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對宗教精神內涵的理解也顯得截然不同。中國倫理的價值本源在于家庭血緣，這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以儒學思想為主導，釋、道兩家文化共同存在并發展的體系，其哲學觀和人生觀基本上都是世俗的，也就是立足于現實的此岸，而不是以彼岸為參照來設計人生圖景。在儒釋道思想中，人的潛能是無限的，只要發揮這種潛能，根據自己的能力便能與天地相通，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人與神的關系上，沒有一種絕對分明并且不可逾越的界線。故此，中國作品在對待苦難的態度上，傾向于一種公義論，大多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邏輯思路進行創作，造成人物悲劇的往往是由外在的環境和制度或者是幾個“蛇蝎之人”的破壞，在這種因果關系中，善良的人憑自己的能力便可以對抗生存的苦難。西方文化是一種宗教文化，所以其倫理的價值本源是宗教上帝，西方悲劇觀傾向于對超驗世界和生命本體的形而上的探討。對苦難起源問題觀點也與中國不同，古希臘的悲劇多相信人的苦難來自命運，即一種人無法預測、無法主宰的超自然力量。就如奧狄浦斯王不想受命運擺布，卻一步步無奈地陷入命運的羅網中，這是一種無故的受難，揭示了命運的強大，也即人無法戰勝苦難。在人與神的關系上，按照基督教的觀點，上帝是絕對的權威的創造主，而人是受造之物，并且一出生就帶著“原罪”，這樣，人與神之間就存在著永遠無法逾越的界線。并且，人在苦難中沒有能力救贖自己，而只能等待上帝的恩典的降臨，才能得到最終的拯救。宗教救贖主題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形式往往有兩種，從作品所反映的主導思想考慮，可以分為非主題觀念的救贖意識和主題觀念的救贖意識兩部分。其中非主題觀念的救贖意識指的是“救贖”不直接表現為小說的創作主題，這類作品的救贖意識往往是作者深層的文化心理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自然流露。如文藝復興時期，一方面，文學藝術形式體現了個體意識的覺醒，另一方面，它們在抨擊教會文化的同時，宗教救贖作為一種潛在的文化心理因素自覺不自覺地影響和支配著文學的思維模式和審美觀點。

二、五四時期的宗教敘事文化心理

文學與宗教一直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圣經》、《古蘭經》、《吠陀經》等作品，既是各大文化傳統的宗教經典，同時也是文學經典。宗教為文學藝術提供了意義的向度，藝術為宗教提供了美的傳播形式。雖然宗教與文學的關系離不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化，但也離不開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因為尋求人類生存價值是文學創作永恒的主題，宗教為文學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表現維度，盡管處在不同的歷史轉型期，宗教文學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人類的精神與心理盡管隨著歷史的發展與時代的變遷而必然會變得越來越繁復，越來越精致，但有些基本的特質是不會改變的，它們象一根生命的紅線，緊緊地維系著人類作為一個文化族群在大自然的獨特存在。”“宗教救贖”作為文學創作的一種母題，在文學創作中既有繼承性發展，也有開拓性體現。從中國現代史開始，在“五四”時期，冰心作為一位受基督教影響較深的作家，她常常以文學的方式大力宣揚基督“愛”的思想，在寫作中常常突出“愛”的主題。如作品《超人》(1921年)，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愛’呢?還是‘憎’?”這樣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主人公何彬認為“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樣……與其相互牽連，不如相互遺棄。”在這樣的人生觀支配下，他成了一個孤僻、古怪的人，對周圍的事物都不關心，但最后由于受到祿兒的感化，得到了啟示:“世界上的母親與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的，不是互相遺棄的。”于是，他成了充滿愛心的博愛之人。在主要以人性啟蒙為目的的社會背景下，作家把基督教“愛”當成了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劑良藥。小說雖然沒有出現明顯的宗教救贖，但滲透在文本中的愛鄰人、幫鄰人的愛的思想，卻帶著濃烈的基督教“博愛”色彩。因此這是一個嘗試以宗教資源嘗試進行社會救贖的文本。魯迅一生都在與虛無絕望抗爭，雖知拯救的無望，但卻不放棄反抗，反抗絕望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拯救的嘗試，因此雖“明知前面是墳，但卻還是往前走”。王本朝曾評價，基督教文化既為魯迅的啟蒙思想提供了價值反思之鏡，也轉化生成一種情感體驗，即:懺悔與救贖，犧牲與超越。但是，“宗教救贖”作為一種創作主題，在現代文學史上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盡管現代作家很多受到宗教的影響，但他們的“宗教救贖”在時代思潮的背景下往往被屏蔽或者被改寫。就如作家曹禺，在《雷雨》的《尾聲》的初始版設置中，隱含“沉淪———救贖”的結構，周樸園經歷了家破人亡的悲劇后，獨自一人承受罪的懲罰，他把全部的錢都捐給了教會，并在傾聽修女念誦《圣經》過程中尋找靈魂得救之路。可是后來作家卻為了更加突出“披露封建資本主義大家庭的罪惡”這一社會主題，而把這幕刪掉了。

三、新時期的宗教敘事模式

時期，宗教大多被當成封建糟粕和批判的對象，特殊的社會形勢使得宗教主題小說較少出現在文壇上，文學和宗教的聯系被人為地割斷了。這種情況直到八十年代，在新的環境下才開始有了改變。當時，較早涉及到宗教寫作的文學作品是1981年發表的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禮平)，小說分春、夏、冬、秋四章，以“我”她心中都完全是真實的。我好像突然發現，她的心靈越往深處就越廣大得不可思議”［2］。十五年后，我們相遇在泰山之頂，“我”向南珊表達了深深的愧疚和愛意，她卻以“鮮花失去了，果實比它更好，愛情凋謝了，懷念卻更鼓舞人”［2］來結束“我們”之間的這段愛情。全文貫穿了十年動亂中，青年一代對歷史、人生、宗教和愛情的思考，最后作者安排他筆下的男主人公在泰山和南岳長老的對話來闡明他對宗教的觀點。南岳長老說“追求真的，是科學，追求美的，是藝術，追求善的，這就是宗教……世上的宗教……主旨卻終不過是勸導人間，使強者憐憫，富者慈悲，讓人生的痛苦得到撫慰，于靈魂的空虛有所寄托……”［2］禮平在作品中表達了宗教可以撫慰人的痛苦，讓人的靈魂得到寄托的觀點，強調了宗教式的自我完善。20世紀80年代初，雖然文學創作的自由性大大地加強了，但宗教還是屬于敏感的話題，因此禮平將宗教引入到文學創作中進行討論，這在當時必然會引起強烈的爭議。

隨著社會創作風氣的逐漸開放，在80年代中期，文壇慢慢出現了一些以宗教人物、宗教儀式場景、宗教習俗為內容的作品，其中，西藏佛教曾一度成為創作的主題熱點，出現的作品有《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扎西達娃)、《岡底斯的誘惑》(馬原)、《亮出你的舌苔或空蕩蕩》(馬建)等。當時不少的尋根小說在對傳統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地方宗教題材，如韓少功筆下的楚地原始神巫宗教，莫言文本中的對原始生命力和“酒神精神”的贊美，這些都洋溢著神秘崇拜的氣息。從1983年開始，文壇開始出現文學“尋根”現象，不單是尋找文學之根，也尋找人的生存之根，當時不少作家陸續參加到“尋根”的行列。不同于其他作家對民族、地域的生活文化的執著探索，史鐵生的創作蘊含了深切的人生體驗和宗教追問。比如他在1984年發表的作品《山頂的傳說》，殘疾的小伙子，由于身體的殘缺，得不到別人的理解和尊重，也得不到愛情。于是，他一直在思索“為什么一定要活著呢?”“人到這個世界上來是干嗎呢?”這樣的問題，雖然沒有得到最終的解脫，但是他卻一直沒有放棄與命運的抗爭:“真的，除去與困苦抗爭，除去從抗爭中得些歡樂，活著還有什么別的事嗎?人最終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誰專門會唉聲嘆氣，誰的痛苦就更多些;誰最賣力氣，誰就最自由、最驕傲、最多歡樂。”史鐵生試圖讓我們明白人存在的局限性，面對人生的無常和有限，他提出要接受現實的限制，接受有差別的人生;而接受就意味著要建立一種與苦難的必然聯系，但是卻不能放棄抗爭。緊接著在1985年，張承志發表了《殘月》，他在作品里表現了伊斯蘭信仰對回民的重要性。楊三老漢歷盡了人生的苦難，不但滿門都被國民黨兵殺害了，自己也背上了謀反的罪名，逃到青海的破窯里又凍壞了腿，但因為有一個“念想”，他卻能獲得心靈的安寧，書中反復說到“人得有個念想”“這個念想人可是能為了它舍命吶”。小說表現回民對信仰的執著過程，強調了信仰的重要性———它能給處在人生困境中的人們以生存的勇氣。此外，1987年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對穆斯林信徒日常生活習慣、婚喪嫁娶習俗作了具體的描述，展示了獨特的異族風情，小說出版后獲得了高度的肯定，被授予“茅盾文學獎”。諸如此類文學作品的涌現在某種意義上也表明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創作風氣的開放，關于宗教主題的寫作已經不再是敏感的話題。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于受“全球化”浪潮和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人們在享受商品化社會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虛無主義的空虛感。物質和精神的天平發生了嚴重的傾斜，作家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思考著怎樣才能為人們找到精神的支撐點，也在確立自身身份的過程中尋找適合自己的言說方式。于是，部分作家轉向宗教資源，尋找新的價值建構。北村在1993年發表了《施洗的河》，明確地提出了信仰救贖問題。他在作品里表達了人若找不到真正的信仰就必將滅亡的觀點，強調了終極拯救的重要性。小說主人公劉浪無惡不作地奪得了黑社會頭目的地位，可當得到這一切后，他卻感到了莫名的恐懼和空虛。他找不到生存的價值和意義，最后皈依了基督，獲得了心靈的安寧。作者對人的生存處境作了深切的關懷，并把人類的終極信仰問題以文學的方式提出來，這無疑是他創作的價值所在。就如吳義勤所說:“《施洗的河》第一次在中國文學中講述了宗教救贖的主題，不僅加強了先鋒小說的主題深度，同時對于溝通東西方文學話語的隔閡也具有特殊意義，在先鋒小說史上無疑將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

張承志在這個時期的寫作也開始運用哲合忍耶的“清潔精神”，以悲壯的犧牲吶喊來對抗“媚俗”的商品經濟。而史鐵生則在冥思參想中以“過程哲學”中來尋求生存的價值。他們的創作都強調宗教信仰的力量，體現了對人類生存境況的關注和對精神家園的守望。社會文化語境的解放使得我國文壇宗教寫作呈現豐富的藝術形態，北村、張承志和史鐵生以不同的寫作風格，為宗教敘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小結宗教題材的創作，為文學表現拓展了新的空間，也為中國當代文壇帶來了不同景象，提供了另一種價值參考。宗教救贖敘事，打破了中國文學神性之維歷來匾乏的局面，它既是對文學審美精神的一種拓展、新的寫作空間的開辟，同時也向中國作家的敘事能力提出了挑戰。我相信，一旦我們的作家能夠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突破目前的認識局限，在選擇以宗教救贖為言說主題的過程，走上一條神學啟示與文學審美相結合的藝術探索之路，那么他們終將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