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思想資源開發研究論文

時間:2022-03-11 08: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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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思想資源開發研究論文

[摘要]德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繼承優良傳統、創造社會主義新德育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創造源于繼承,繼承是為了更好地創造。傳統德育思想開發的原則方針主要有批判繼承、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古為今用和綜合創新,思路方法有尊重與發掘、清源與超越、轉化與創造等。中國傳統德育思想的現代化轉化之實現過程,就是中國德育的創新之過程和中國現代新德育的形成過程o

[關鍵詞]傳統德育;開發與創造

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主要任務和目標就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傳統美德相承接、與現代法制規范相協調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德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繼承優良傳統、創造社會主義新德育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創造源于繼承,繼承是為了更好地創造。中國傳統德育思想的現代化轉化之實現過程,就是中國德育的創新之過程和中國現代新德育的形成過程。因此,在德育創新過程中,堅持繼承民族傳統與弘揚時代精神的辯證統一,既是一個理論創新的問題,也是一個方法創新的問題。

一、歷史未競和時代呼喚的重大課題

關于繼承優良傳統和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問題,雖然近代以來一直受到關注,但由于近現代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際遇和革命、建設的任務,這一問題的解決始終同全盤性反傳統的“拔根”運動糾纏在一起而未能得到應有的解決。誠如國外一些學者所指出的,自19世紀中期開始直到20世紀末,彌漫于思想文化領域里的思潮和風氣主要是對傳統文化作不遺余地的“拔根”運動,也許這在當時是必須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絕對正確和善美的。歷史發展到21世紀,當建設和諧社會、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當面臨全球化的挑戰而必須強化民族化的應戰成為一種價值共識,文化的主題自當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現代新制度經濟學在解釋制度建構和制度變遷時提出了“路徑依賴”的理論。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民族精神和風俗習慣,歷史積淀和民眾心理,仍然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考慮的根本性因素。我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設,要堅持好繼承優良傳統和體現時代精神相統一的原則,就必須把向歷史扎根和向未來探求有機地結合起來。只有扎根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傳統美德的豐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長出面向世界和未來的思想道德的參天大樹。中國傳統德育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華夏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并將繼續做出)歷史性的偉大貢獻,以致使得華夏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特質常常借助其傳統道德來表現。現代德育是從傳統德育變革演化而來的,既繼承了它的許多合理的內核,又揚棄了其中不適應現代社會、現代人的品德發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東西,并在新的層面和高度上加以發展。

現代中國在面對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模式的滲透和撞擊時,如何既能保持本國優秀的道德傳統,又能吸收他國德育的有益成果,從而在全球化進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嚴峻課題。因此,我國現代道德教育內容新體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體現國際性,前者要求新體系具有縱向開放的功能,使中國道德教育內容“一脈相承”,不致于“花果飄零”;后者要求該體系具有橫向開放的功能,使中國道德教育內容“兼容并蓄”,在國際舞臺上擁有平等的話語權并能獨樹一幟。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新時期,在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在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和公民道德建設的現階段,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首先,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揚民族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綜合國力。黨的十六大報告立足于時代和歷史的高度,強調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文化建設極為重要的任務,納入國民教育全過程,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應該說,報告的這一主張深得黨心和民心,反映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體現,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國家,如果沒有振奮而統一的民族精神,國家就很難保持統一和穩定,更談不上提高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談不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不僅是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發展先進文化的重要環節,而且也是增強綜合國力的必然要求,是實現新的歷史任務的必然要求。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頭活水,繼承中華民族德育思想的精華。中華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關懷,將家庭德育、學校德育、社會德育有機地統一起來,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為化、全面化,浸潤著內圣外王和修齊治平的思想光華,把個人的自我完善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量齊觀,從不離開社會的發展進步來談個人的自我實現。這種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與群為一的民族精神。

其次,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有助于加強我國現階段的公民道德建設,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在論及公民道德建設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原則時強調指出,要堅持繼承優良傳統與弘揚時代精神相結合的原則方針,要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使公民道德建設既體現優良傳統又反映時代特點,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在論及大力加強基層公民道德教育時強調指出,要積極開發優秀民族道德教育資源,利用各種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進行歷史和革命傳統教育。我們認為,《綱要》的這些論述,從我國公民道德建設的戰略高度和具體措施上凸顯了繼承優良傳統的意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需要全面提高我國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放眼當今世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我們面臨著新的歷史機遇,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考驗。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不僅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水平,而且取決于國民的綜合素質。道德不僅是公民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公民的思想靈魂和精神支柱。一個品格高尚的人,既是精神上的強者,也一定能夠成為事業上的強者。如果只講物質利益和金錢,不講理想和道德,人們就會失去共同的奮斗目標,失去行為的動力和價值源泉,就會從整體上缺乏競爭力和生命力,也很難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為了更好地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道德需要,運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道德教育,創造為人民群眾所津津樂道的道德文化氛圍,而這就離不開對傳統德育和優秀倫理文化傳統的開發和發掘。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可以深化我們對德育功能和作用的認識,可以從我們民族內在精神生命中提煉適合現時代的精神品質,強化德育的春風化雨時效,培養出德才兼備的高素質人才。

第三,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有助于全面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建立社會主義新型道德體系。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時代的精神文明都是前代精神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把前代人的終點作為起點,繼往開來,推陳出新,促進精神文明從低級到高級不斷前進,這是人類精神文明發展的一般過程。社會主義新型道德體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它必須以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道德成果為基礎,結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進行推陳出新式的創造。因此,我們說社會主義的新型道德體系的建立必然與我們民族已有的道德傳統有著內在的聯系,離不開對它的批判繼承。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漫長發展過程中所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傳統德育思想具有旺盛而不衰的生命力,它積千年之精華,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我們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批判地繼承和弘揚這一文化遺產,有助于我們全面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建立起扎根于傳統優秀倫理文化之中的具有中國作風和氣派的社會主義新型倫理道德體系。我們所建設的社會主義倫理道德是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的有機結合,說到底是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現階段的倫理道德建設實際及與中國優秀的倫理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產物,因此它必須正視我們民族自身的倫理文化傳統,把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納入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系統之中,并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獲得豐厚的土壤和養料,獲得民族的認同和民族化的實現形式。

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還是保證改革開放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它是在當代中國和世界的交叉點上進行的,也是在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交又點上進行的,這就要求我們的改革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考慮我們國家的優勢和弱點,充分考慮人民群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因勢利導,努力找到傳統和現實的結合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清改革的實際步驟,找到改革的具體形式,把握改革的最佳時機,建立完善的運行機制。而要做到這些,則一刻也離不開正確對待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道德文化,繼承和弘揚我們民族的優良傳統,才能保持和增強我們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對外來倫理文化的消化力,增強對西方的腐朽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侵蝕的免疫力。否則,我們就可能對一切外來的東西失去理智的態度,忘卻民族的“自我”,散失民族的主體性,丟掉自己的立足點,陷于茫茫大海之中,從而使我們的改革開放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和失去中國特色。

總之,我們必須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出發,站在現代化和民族化相統一的高度上,認清民族虛無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復古主義的危害性,這是正確對待中國傳統德育資源的基本前提,也是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實現中國傳統德育思想現代轉化的理論使命。

二、中國傳統德育思想創造性開發的基本原則

中國傳統德育思想在漫長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始終是為培養統治階級所需要的人才服務的,并且整體上是受制于當時的道德生活需要并隨道德生活基本格局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中國傳統德育也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依我們今天的眼光看來,它既有民主性的精華,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催人奮進、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積極、進步的一面,又有教人保守、安貧樂道、不思進取等消極落后的一面。在某些情況下,其中的精華和糟粕常常是良莠混雜、瑕瑜互見的。因此,對于中國傳統德育,我們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全盤肯定。全盤否定勢必導致德育觀上的虛無主義,全盤肯定勢必導致德育觀上的保守主義或復古主義。而這兩種觀點和態度都是不正確的。正確的觀點和態度應當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批判繼承、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和古為今用以及綜合創新的方針,并給以創造性的發掘與現代化的轉化。

批判繼承是馬克思主義對待人類倫理文化一個總的指導性原則,它強調對人類歷史上的倫理文化給予批判性的繼承,即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指導下,有批判、有選擇、有目的地繼承,是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為原則的繼承,而不是簡單繼承或不加批判分析地全面繼承。批判繼承要求把批判與繼承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批判的基礎上繼承,在繼承的同時不忘批判。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是繼承文化遺產特別是倫理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批判繼承原則的具體化和集中表現,這一原則主張在對倫理文化遺產批判分析的基礎上區分精華與糟粕,吸收民主性的精華,拋棄封建性的糟粕。古為今用是馬克思主義對待人類倫理文化遺產的一個方向性原則,它要求我們正確處理“古”和“今”即倫理文化傳統和時代倫理精神的關系,既不能盲目地迷信和不加分析地肯定古代倫理文化,也不能割斷當代倫理文化與古代倫理文化的歷史聯系,應當開發古代倫理文化的資源以為當代倫理文化建設服務。研究古代倫理文化,并不是發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立足于當代的倫理文化建設去有意識有目的地發掘歷史上的倫理文化資源,使古代倫理文化的研究有一種現代的價值關懷,從古代倫理文化中吸取可以為當代社會新倫理建設服務的東西。魯迅先生說得好:“夫國民發展,功雖在于懷古,然其懷也,思理朗然,如鑒明鏡,時時上征,時時反顧,時時進光明之長途,時時念輝煌之舊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悅,則長夜之始,即在斯時。”我們肯定傳統倫理文化對于現代倫理文化建設的意義,并不是認為傳統倫理文化與現代倫理文化沒有任何矛盾或沖突,可以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也不是主張人們回到陳舊的倫理文化傳統中去,更不是要人們去盲目地頌揚傳統倫理文化中的封建性毒素,而是要人們正視歷史并從歷史中去發現有助于或有益于現代倫理文化建設的合理因素。綜合創新是繼承倫理文化遺產的目的性原則,它要求對人類歷史上的倫理文化遺產加以系統的比較、分析與綜合,并經過創造性的開拓轉化使之成為一種新的符合時代需要的倫理文化。綜合創新是在學習、繼承“古今中外法”的基礎上,進一步運用辯證思維的方法,立足于多維廣闊的倫理文化背景,超越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簡單思維模式,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出發,展示中國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建設的可供操作的具體思路,體現倫理文化建設的正確價值導向。

根據倫理文化遺產批判繼承的上述原則和方針,對中國傳統德育思想資源進行具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幾種不同的情況。從整體上看,中國傳統德育思想資源經過歷史的演化發展也發生著自身內在的分化,其中一部分由于比較深入地洞見了人類德育發展的基本規律,揭示了人類德育的基本定理,在今天依然屬于精華系列,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中國優秀德育思想傳統;另一部分由于只是反映當時奴隸主義或封建主義的本質要求,隨著奴隸主義或封建主義的被推翻而完全成為過時和糟粕的東西,我們可以將其稱為中國傳統德育思想的糟粕部分;還有一部分中國傳統德育思想往往是精華與糟粕交織、融合在一起,有些是精華超過糟粕,有些則是糟粕超過精華,有些是精華和糟粕混雜。針對這幾種情況,我們應當辯證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待倫理文化遺產的原則和方針,對主要是糟粕性的部分予以徹底的批判和拋棄,對其民主性的精華予以繼承和發揚,對其精華和糟粕混雜的部分予以全面地清理,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凡是傳統德育思想中直接維護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特殊利益的東西,諸如反映君臣關系、父子關系、夫妻關系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三綱”以及“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愚忠愚孝,反映婦女地位和命運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封建“三從”以及“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貞節觀,都純屬封建性的糟粕,應當加以徹底批判和堅決清除。凡是傳統德育中至今仍保持生命力而具有現實意義的精華,諸如胸懷天下、公忠為國的愛國主義,博愛大眾、利人濟世的仁愛倫理,剛健日新、自強不息的積極進取精神,克己奉公、清正廉明的風范德操,志向高遠、氣節凜然的人格獨立意識等等,都是我們民族優秀的德育思想傳統,我們應當予以好好地繼承和發揚。同志指出:“中華民族有著自己的偉大民族精神。這個民族精神,積千年之精華,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華民族生命機體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華民族在五千年的發展中,歷經磨難而信念愈堅,飽嘗艱辛而斗志更強,開發建設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又說:“中國的歷史文化,其中有糟粕,但也有許多精華。古往今來,這些民族文化的精華,一直教育著人們。我們的老一輩革命家就很注重對這些精華的繼承和應用。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里就引用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看如果把這幾條真正做到了,就相當不簡單。又例如:岳飛的《滿江紅》,我們不少同志都是從小學唱起,一直唱到大學,它對于激勵人們的愛國熱情也是很有作用的。還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以及‘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三人行,必有吾師’、‘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等等。應該說,這些都是我們民族文化中富有哲理,教人勤奮、正直、忠貞、有抱負、不斷進取的名言。學習和掌握它們,對于自己的立身行事,為國家為人民建功立業,會受用不淺的。”同志的這些論述,啟示我們必須珍視民族珍貴的道德文化遺產,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以服務于我們今天的先進文化建設。凡是傳統德育中既有積極因素又有消極因素,二者相互混雜的部分,諸如儒家義利觀、理欲觀,既有“見利思義”、“義然后取”和“以義制利”等積極因素,又有“重義輕利”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消極因素,我們更應該依照批判繼承的原則方針加以謹慎地鑒別,辯證地分析和科學地揚棄,即吸取其合理性的因素,拋棄其錯誤的觀點和主張,并使積極因素與社會主義先進倫理文化建設結合起來,以實現創造性的轉化。

我們要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正確對待人類歷史文化遺產的理論,對中國傳統德育思想給以具體分析,區分精華與糟粕,然后在此基礎上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并結合社會主義先進倫理文化建設的實際給以創造性的轉化,使傳統德育中的優秀成分成為社會主義倫理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同志強調,“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我們民族歷經滄桑,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燦爛的中華文明,形成了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傳統文化。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很好地繼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要認真研究和借鑒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善于從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營養,發展自己。我們講繼承、講借鑒,目的是通過繼承和借鑒,使民族傳統文化、外來文化的精華,同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革命精神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創新,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在看來,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繼承和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必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和創造精神,必須具有世界眼光,增強感召力。我國幾千年歷史留下的豐富的倫理文化遺產,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結合時代精神加以繼承和發展,真正做到古為今用。同時,必須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的要求,結合人民群眾倫理文化生活的實際需要,積極進行倫理文化的創新,推動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向深入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創造出繼承發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而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時代精神,立足本國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優秀成果的社會主義的先進倫理文化。

三、中國傳統德育思想資源創造性開發的路徑方法

傳統德育思想是我們民族世代積累的關于做人和培養優秀人才等的智慧結晶和經驗總結,雖然其中有不少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歷史烙印,成為過時了的東西,表現為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但包含于其中的精華部分,往往能夠超越時空的界限,成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新德育的資源或基礎,它凝結了我們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是我們民族迎接新時代挑戰的歷史前提和內在動力。它能夠喚起全體人民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激勵全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前進。社會主義如果離開了對本民族優秀傳統的繼承和弘揚,就會失去歷史的根據,失去民族精神的依托,變成一種外在的強加。只有把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作為一個必要因素本質地包含在社會主義之中,這樣的社會主義才是有中國特色的,才能釋放全民族的潛力,成為人民群眾進行新的歷史創造活動的偉大旗幟。

在中國傳統德育思想的現代轉化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尊重傳統德育資源與發掘傳統德育資源,源于傳統德育資源與超越傳統德育資源相統一的原則,賦予傳統德育資源以新的生命,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體現時代精神的社會主義新德育。

1.尊重與發掘

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德育思想,源遠流長,內容豐富,義理宏深。從啟迪社會成員自覺“立身做人”,到引導為人父母者積善興家、教子成材;從勸說當權者“修己治人,化民成俗”,到設計一系列具體的倫理規范,先賢們都有許多智慧的思考和熠熠生輝的論述。特別是其中的優秀部分,更是發人深省,引人人勝。例如,前賢提出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光照人間的千古絕唱,對于激發人們的浩然正氣,陶冶高尚情操,培育美好德行,都有永不磨滅的特殊功效。它們如同一股永流不竭的圣泉,滋潤著華夏民族的道德之樹,啟迪著炎黃子孫的理性思維,推動著我們民族的進步和發展。我國歷史上一代代先賢圣哲、志士仁人所表現出的高風亮節和道德情操,可以說都同我國優秀傳統德育思想的滋養培育分不開。外國的有識之士,曾盛贊中華民族是大智大慧的民族,稱譽我們的祖國是名副其實的“禮儀之邦”。這既符合歷史實際,也說明我國優秀傳統道德在世界上享有獨特的地位。因此,作為炎黃子孫,我們不能數典忘祖。曾明確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晶。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鄧小平同志也要求我們“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他多次強調“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道德作為人類文明中道德發展的新境界,它必須要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上一切優良道德傳統。”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以來,始終把精神文明建設當作大事來抓,特別重視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教育。1995年,國家教委組織編寫的(中國傳統道德)出版,同志欣然為該書題詞:“發揚中國古代優良道德傳統和革命道德傳統,吸收人類一切優秀道德成就,努力創建人類先進的精神文明。”1996年,在全國宜傳部長會議上,同志指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高尚精神就是指我們黨的崇高理想信念、優良傳統和作風,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優良傳統和美德。”同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明確指出:“要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黨的優良傳統,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對封建主義殘余影響,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2001年提出“以德治國”的重要思想,強調要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的德治思想,為當前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服務。同年,中共中央頒布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也明確指出:要繼承中華民族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美德,發揚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與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道德,積極借鑒世界各國道德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先進文明成果,在全社會大力宜傳和弘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知難而進、一往無前,艱苦奮斗、務求實效,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時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設既體現優良傳統,又反映時代特點,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我們黨一貫重視對傳統道德文化特別是傳統德育資源及其思想的高度重視。

尊重傳統德育資源與發掘傳統德育資源是緊密相連的。尊重傳統德育資源主要體現在對傳統德育資源的發掘整理上,其關鍵在于發掘出傳統德育資源的當代價值。我國的傳統德育資源,不僅為我們民族在歷代的文明進步中作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而且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仍然有著不可忽略的現實價值。例如,古代圣賢所提倡的“天下為公”的無私奉獻精神,“自強不息”的開拓精神,“見利思義”的道德價值取向,“精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憂患意識,“仁者愛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勤儉節約”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的樸素情懷,如此等等,不僅在封建社會受到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平民百姓的重視,而且到了今天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贏得人們的青睞。傳統德育資源的現實價值,不僅表現在國內的精神文明建設方面,而且還表現在它對當今人類文明進步的新貢獻方面。我們知道,中國的優秀傳統德育思想,特別是儒家德育思想,早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尤其在東南亞影響極為深遠。所謂“東南亞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家道德倫理思想為主體的文化構成模式。事實證明,它有力地推動了東南亞的社會文明與進步。由于在人類歷史發展和文明進步之過程中,資源、環境、民族、宗教、、犯罪等各種問題的凸顯,儒家倫理道德越來越受到西方社會的重視和歡迎。針對上述社會病癥,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主張效法東方,借鑒中華文明成果。這無疑是一種理性的選擇。1999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來自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名學者,幾乎異口同聲地稱贊儒學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并一致肯定儒學在未來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價值。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孔子思想及其學說,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它不僅屬于中華民族,而且屬于全人類。儒家從“天人合一”的關系來觀照人的生存與人的現實,彰顯“仁愛”、“和諧”、“秩序”的人文價值和理念,對現代社會,尤其是21世紀人們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人類自身的自由、全面發展,有著重要的積極意義。

中國傳統德育資源內容豐富,義理宏深,源遠流長,其發掘整理是一項規模浩大的系統工程。因此,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批判繼承的總方針,有計劃、有步驟、有選擇性地開發傳統德育資源,挖掘蘊涵其中的時代價值,為社會主義新德育建設服務。

2.清源與超越

中國傳統德育思想是傳統歷史文化的遺存。它們都形成于特定的歷史環境,有其特定的內涵和外延,并曾經服務過特定的政治和經濟。雖然,作為優秀的精神產品,它們都經歷過歷史的檢驗和錘煉,具有跨歷史、跨地域的特征,可以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域的人們所利用和借鑒。但是,這個利用和借鑒,不是簡單的照搬照套,而是一個再創造的有機整合過程。要完成這個創造,必須首先實現傳統德育思想的現代轉換。因為傳統和現代在客觀上總是存在著距離和差異,我們只有通過對傳統德育資源的發掘、整理、分析、甄別,作出現代性的詮釋,才能做到既源于傳統又超越傳統,最終實現傳統與現代的共融;并為現代服務。為此,必須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第一,必須對優秀傳統德育資源作出現代詮釋。這里所說的“現代詮釋”,不是要求我們把古人現代化,將今人的思想作為標簽貼在古人的身上,而是要求站在時代的高度,對優秀傳統德育資源中所包含的具有積極意義的東西,予以發掘提煉,并賦予其符合時代要求的新含義,使它有可能同現實銜接起來。如果我們對優秀傳統的東西不進行現代詮釋,原封不動地將其搬到現實中來,那樣不但于現實無補,而且也是對優秀傳統東西的糟蹋,如果對傳統的東西“生吞活剝”,難免會“食古不化”。所以,“現代詮釋”是古為今用的重要環節,絕不可少。對優秀傳統德育資源作出現代詮釋,前人早有嘗試,顧炎武、孫中山就是其中的典范。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是一位獨具慧眼的愛國主義者。他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和時代要求,對古人的“亡國”與“亡天下”概念進行了重新詮釋并加以嚴格區別。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異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他認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賊,與有責焉二耳矣。”(《日知錄·正始》)在顧炎武看來,“國”既是封建統治階級一姓王朝利益的體現,因此那些享受到“國”之俸祿的“肉食者”,應當盡力去保衛“國”;而“天下”則代表著人民的利益,代表著社會的安定,因此,他以仁義充塞、道德淪喪、世俗澆薄、文明衰頹為亡天下,從而極力強調,對每一個匹夫來說,都對天下興亡負有重要的責任。這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愛國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梁啟超概括)的真正涵義。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對傳統道德規范中的“忠”作出如下詮釋:“古人講的‘忠’,是忠于皇帝……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要忠于人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短短幾句話,清楚明白地對古代忠德作出現代詮釋,賦予其時代精神,實現了傳統向現代的轉換。顧炎武、孫中山的這種方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第二,要切實找準傳統德育資源與當代德育思想的結合點。傳統要同現代實現有機結合,首要條件是二者必須具有結合點。所謂“結合點”,指的是被結合的雙方具有共同點、相融點。有了共同點、相融點,才能實現二者的結合。如古代的“天下為公·觀念同我們今天所提倡的“無私奉獻”的觀念,就有相同相融之處,二者在“克己奉公”上統一起來了,因而二者可以完全實現有機結合,并通過這種結合,鼓勵今人學習前人的“天下為公”的精神,自覺為國家和集體的利益而獻身。《論語》中有關為政者道德規范的論述,其中許多與今天的公務員道德建設之要求有共同點和相融點。比如,孔子與他的學生關于“為政”的對話就是鮮活的例子。“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論語·子路》)孔子認為,作為為政者,應該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應該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些德性規范,對于我們今天加強公務員的勤政教育有著重要的意義。“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能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子路》)孔子提倡為政者要舉賢尚能,決不能任人唯親。這對于我們當前干部選拔中堅持任人唯賢的原則有深刻的啟示。“季康子問玫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于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子曰:‘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孔子在這三句話中要強調的是:對于為政者來說,要求老百姓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要求老百姓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板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其見解令人深思。這對于我們今天強調的發揮黨員干部的表率作用,有著不可忽視的教育意義。“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這兩句話告訴我們:為政者只有求真務實,干出實實在在的政績,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任憑時光流失,歲月變遷,蘊涵于其中的真理顆粒仍然熠熠生輝。由此可見,只要能找準傳統德育資源和當今德育建設的結合點,并對傳統德育資源進行現代詮釋,就能超越傳統;沒有共同點、相融點的東西,二者風馬牛不相及,就不可能實現結合;強行將其扯在一起,也不過是牽強附會,達不到超越傳統的目的。

第三,要深入挖掘傳統德育資源的時代價值。傳統德育資源內容豐富且糟粕與精華雜糅在一起,即精華中掩蓋著糟粕,其糟粕中埋藏著精華。傳統德育資源之所以到了今天還有用,就在于它內含著對新時代有積極意義的功能即現代價值。我們用優秀的傳統德育為現實服務,從本質上說,就是要充分發揮它的現實價值。因此,在傳統德育的現代轉換過程中,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其現實價值上,要下大力氣總結、提煉、發掘包含于其中的時代價值。例如,傳統德性規范“仁”、“義”、“禮”、“智”、“忠”、“孝”、“廉”、“恥”等,在剔除包含于其中的封建成分之后,與當前公民道德建設“二十字”(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基本規范的要求有諸多相似或對應之處。以“孝”為例,古人的觀點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基本上屬于精華部分,于今天仍然有積極意義,有利于當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要大力繼承與弘揚的。如《孝經》在開宗明義第一章中便指出:“子曰:‘夫孝,德之本與,教之所由生。”孔子在《論語》中強調“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子,人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馀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孔于和儒家把“孝”看作是道德之根本,看作是踐行“智”、“仁”、“勇”諸德性的出發點。在與學生的對話中,孔子進一步對“孝”進行了具體闡述。比如在回答盂懿子關于什么是“孝”的提問時,孔子說:“無違。”為了解釋樊遲對“無違”二字的疑問,孔于又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看得出來,孔子認為,“孝”就是“善事父母”,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為來對待自己的父母,使他們生前能夠過幸福的生活,在他們死后給予很好的安葬。在回答學生子游的問題時,孔子進一步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在這里,孔子認為,如果一個人連父母都不能做到孝敬,這與動物有什么區別。另一類是基本屬于糟粕的部分,與當前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相背,是要極力批判的。比如,孔子認為:“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論語·里仁》)“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孟子強調指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論語·離婁上》)如此等等。我們應該看到,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追逐個人利益的發展,西方的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潮不斷蔓延,等價交換的原則,正日益滲透到人與人關系的各個方面,甚至在家庭關系中也籠罩著金錢的陰云。為了金錢和私利,不但可以“遺棄雙親”,甚至不惜“殺父殺母”,這種情況,難道還不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嗎?因此,現在是弘揚傳統孝文化、大力加強青少年“孝”道德教育的時候了。

傳統優秀德育資源及其思想有著超越時空的無窮魅力,尊重和弘揚中華傳統德育資源及其思想,深入挖掘傳統德育資源的時代價值,為建設社會主義新德育服務,是我們理論工作者肩負的時代使命。

3.轉化與創造創新是一個民族不竭的動力,也是學術研究活動永保生命力之關鍵所在。不管是尊重傳統、源于傳統,還是發掘傳統、超越傳統,關鍵在于賦予傳統德育資源以新的生命。這是因為,中國傳統德育及其思想,都是由一定地域、一定時代生活著的、代表一定的階級階層利益、有著具體的家庭和人生背景、受某種特定的倫理道德觀念所影響的具體的政治家、思想家們所總結、概括出來的,并且是針對一定的具體社會現實的,所以,它們不能不帶有一定的具體性、特殊性和時代局限性。然而,一種倫理道德規范和一定的德育思想一經提出,總是內在地包含著一般的和抽象的意義,總要為不同階級和不同時代的人們所共同應用,在應用過程中還會被不同的人們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解釋,因此,它們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和超時代性。傳統德育思想的雙重特性,還通過其內容和形式表現出來。即傳統德育及其思想具有精華與糟粕雜糅并存的特點,純粹屬于精華的或屬于糟粕的很少見。

首先,對于那些基本上屬于精華的傳統德育資源我們也應該進行理性的分析。例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所提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被人們廣為傳頌,而且在歷史上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嚴格地分析起來,這一思想也不能說其完全是精華。我們知道,范仲淹畢竟是一個封建士大夫,他所謂的“天下”,在當時是封建君主統治下的土地及其臣民,而這兩句話中的“憂”、“樂”,既有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憂樂,又有對宋王朝統治興衰的憂樂。范仲淹還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意思是,在朝中做官、身居高位就為人民而憂慮,在山野中隱居為民,就要為君王擔心。因而,當我們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根據今天社會主義時代的特點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來繼承這兩句話時,我們所理解的“天下”就應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我們所理解的“憂”、“樂”,自然也就和范仲淹所說的憂樂不同了。在中國傳統德育資源及其思想中,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如“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等,在繼承時都要注意拋棄其在當時所包含的調和階級矛盾和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方面,弘揚其在今天能更好地調解和理順人民內部各種矛盾、加強人民之間的團結的積極方面。其次,對于那些較為明顯的精華與糟粕相交織甚至融合在一起的傳統德育資源,更需要謹慎地加以鑒別和認真地加以消化。以義利關系問題為例,如《論語》中提出的“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義然后取”的思想,應當說是基本上屬于精華的部分,但其中也夾雜著一些維護封建等級的內容。這就需要正確區分古人所說的義和利與今天所說的義和利所具有的不同含義,這樣我們才能夠很好地拋棄糟粕,吸取精華。這里還有另一種情況,如“君子思義而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等德育思想,就可以說是精華與糟粕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復雜情況,我們今天在繼承時,更應當仔細地加以批判和分析。在中國古代社會,“君子”一般是指統治階級的成員或者有道德的人,而“小人”一般多指身居下位的卑賤者,有時也指只顧私利而沒有道德的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總的看來,包含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內容,即一方面認為,只有統治者才明白大義,而勞動人民只知道小利;另一方面也認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明白大義,而道德低下或沒有道德的人只知道私利。而在長期的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里,統治者只強調第一種理解,把他們自身看作是知道大義的,污蔑勞動人民只知道蠅頭小利,從而為鞏固他們的統治制造輿論。對于這一方面的內容,應當徹底地予以批判,但同時,也可以吸收其強調有道德的人是知道大義的,而沒有道德的人是只知道私利的人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使其在新的時代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可見,我們在研究中國傳統德育資源及其思想時,不能簡單地采取“二分法”,即把一部分看成是純粹的精華,一部分看成是純粹的糟粕,對自己認為是精華的部分就不加分析地肯定和繼承,對自己認為是糟粕的部分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否定和廢棄。人們如此一代一代地做下去,各取其所取,各棄其所棄,最終會把傳統德育資源和思想中的珍品拋棄凈盡。我們在看到古人、古代有局限性的同時,也要看到自己和自己所處的時代也同樣有局限性,要看到自己對傳統德育資源和思想的理解和取舍未必是絕對正確的。因此,我們對待傳統德育資源和思想的正確態度應該是:要把中國傳統德育資源及其思想的每一個組成部分看成是一個具有時代和階級局限的、由精華和糟粕組成的一個復合體。在精華較多的復合體中,仍然有不可忽視的糟粕;在糟粕較多的復合體中,也有某些可貴的精華。只有看到這一點,才有可能使精華得到珍視,化腐朽為神奇,賦予傳統德育資源以新的生命,真正實現傳統德育資源的現代轉化。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社會主義的新型德育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培鑄人心、提升精神、形成整體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偉大工程,也是社會主義教育實力和青少年精神風貌的重要標志。它淵源于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倫理文化史,又植根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倫理道德實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它反映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對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型德育,需要我們發掘民族傳統德育思想的源頭活水,把根深深地扎在民族傳統德育思想的深厚土壤里。“只有首先贏得中國人民的喜愛,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