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尋找浮動匯率研究思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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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美國頻頻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浮動的動機復雜：其中至少包括了美國政府希望中國分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制造業團體希望減少失業、政客希望借機獲得選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責任；部分美國當權者希望擾亂中國經濟增長的步伐以限制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挑戰等。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貿易逆差；失業

2002年以來，美國社會各界不斷提出人民幣應該大幅升值和浮動，其主要借口是人民幣匯率的低估使中國商品在美國獲得了不正當的競爭優勢，導致美國的制造業工人失業增加和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但事實和理論均證明無論是美國制造業工人失業增加還是其貿易逆差增加都與人民幣匯率沒有必然聯系，并且美國從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中得到的利大于弊。另外，即使人民幣隨美國所愿，可能會減少美國的對華貿易逆差，但難以減少美國總體的貿易逆差，并且美國為從國外獲得同樣的產品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既然如此，美國一再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浮動的動機何在？

一、美方希望中國分擔美國經濟的調整成本

當前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占GDP的比重為6%左右、美國的凈外債占GDP的比重為25%左右，其對美國經濟的不利之處尚不明顯。但其如果持續增加，美國則難以承受，因此美國希望減少其經常項目逆差和貿易逆差。

解決的思路主要有兩個，其一是美國減少消費、擴大儲蓄，以減少儲蓄-投資缺口，具體而言就是要減少結構性財政赤字，并爭取做到盈余；另外要采取激勵措施，促使美國家庭增加儲蓄。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麥金農（McKinnon，2006）和史賓斯（MichaelSpence，2007）等諸多經濟學家的共同觀點。另外一種就是美元貶值或其他國家的貨幣升值，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Bergsten，2004，2005a），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穆薩（MichaelMussa，2005）等經濟學家認為要解決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美國僅僅減少支出是不行的，美元必須大幅貶值或者其他國家貨幣相對于美元大幅升值，他們認為全球應該共同承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另外伯南克（Bernanke，2005）認為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不是“美國制造”的，而是全球儲蓄過剩的結果，是全球過剩的儲蓄不斷流入美國造成了美國儲蓄率的下降，由此他也認為其他國家應該承擔美國經濟失衡的責任，尤其是發展中國家。

對比兩種解決思路，第一種可能會不利于美國經濟的增長，這是美國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種通過美元貶值由全球共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肯定是美國政府所希望的。因為，在美元信用本位制下，美元在可控的情況下貶值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美國的出口，又可以減少美國的外債負擔，甚至可以趁機打壓其它國家的經濟增長，美國何樂而不為？歷史上，在1971－1973年、1977－1978年以及1985－1987年間，美國均曾有意識地利用過這種“匯率武器”，結果是美國暫時解決了問題，而其它國家共擔解決成本。如果其它國家處理不當，如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其經濟增長將長期陷于困境。

伯格斯坦（Bergsten，2005b）認為2002年以來，歐元、加拿大元等貨幣對美元已經升值，但東亞國家貨幣卻沒有承擔升值的任務；東亞國家貨幣沒有升值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幣沒有升值，這導致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也不愿升值，因為其擔心因先于人民幣升值而喪失相對于中國的競爭力。因此伯格斯坦要求人民幣升值。其真實的目的就是要求全球共同承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

簡言之，美方希望全球共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中國沒有按其所愿將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浮動，因此某些美國人士認為是中國阻礙了美國經濟調整的步伐，故頻頻對人民幣發難。美國的這種行為完全是霸權主義的表現。

二、美國相關利益集團存在各自的訴求

在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一股主要勢力是美國的制造業團體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前者包括全國制造商協會和勞聯-產聯等，后者包括紐約州參議員舒默（CharlesSehumer）以及眾議院小企業委員會主席、伊利諾伊州共和黨議員曼佐羅（Manzullo）等人。

美國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地位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1960年美國制造業公司的利潤額占所有公司利潤總額的47%，制造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占整個就業市場的31%。而到1998年，這兩項指標分別降到了26%和15%，降幅分別為45%和52%。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制造業所占比重也從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進入21世紀以來，制造業面臨的危機更加嚴重，失業率不斷上升。2003年，美國6.4%的失業率中，制造業占到90%。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美國當前的最大貿易順差國，便成為了美國制造業失業增加的替罪羊。美國國內以制造業集團以及工會組織為主的利益集團逐漸將美國制造業面臨的問題推到中國身上，認為主要是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包括人民幣過度低估、各種出口補貼、出口退稅政策）造成了美國制造業目前面臨的困境，中國應該為美國的制造業下滑以及失業問題負責。譬如2003年5月，全國制造商協會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副總裁、健全美元聯盟兩主席之一的瓦格(FrankVargo)在《亞洲貨幣操縱監控報告》中稱美國制造業正在衰退，自2001年3月以來已經流失了220萬份工作，被低估40%的人民幣是“罪魁禍首”；勞聯-產聯公共政策部助理主任TheaM.Lee（2003）于2003年9月25日在國會“美中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作證，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達40%以促進出口的做法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要求中國政府停止同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并停止聚集美元外匯。她敦促美國政府采取包括向WTO提起訴訟在內的一切手段，向中國政府發出明確信號，不再忍受其在人民幣匯率方面的行為。PeterNavarro（2007a,b）也認為中國的重商主義政策（包括匯率低估、出口補貼、進口歧視等）造成了美國制造業工人大量失業。公務員之家

與上述指責遙相呼應，美國國會中提出了大量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議案。譬如：2003年7月16日，參議員舒默第一次提出人民幣匯率問題。他認為中國有意保持人民幣的低匯率，使其出口更便宜，讓美國、特別是紐約州的制造業失去了眾多工作機會。隨后幾年，舒默通過各種方式要求人民幣升值和浮動。2005年4月6日，舒默和格雷厄姆提出了關于人民幣匯率的《中國自由貿易法案》，要求中國在6個月內提高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否則將對出口到美國的所有中國內地產品征收27.5%的關稅。該案終以67：33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眾議員DuncanHunter和TimRyan緊接著在第二天提出《2005年中國貨幣法案》(H.R.1498)，得到了145名眾議員的支持。法案認為中國政府“操縱貨幣”是不公平的貿易手段，敦促布什政府以立法形式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改變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改變美中貿易嚴重失衡的局面。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其2006年11月向國會提交的報告中稱中國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直接依賴于政府對人民幣價值的嚴格控制，操縱貨幣的后果是其巨大而不斷增長的中國對其余世界的貿易順差。2007年7月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Clinton)和巴拉克?奧巴馬(BarackObama)同意共同支持對中國商品進行貿易報復，以敦促中國政府同意人民幣升值的一項法案。

面對美國國會和制造業界的壓力，布什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態度逐漸明確和強硬。以2003年9月初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訪問北京為序幕，布什政府展開了要求人民幣升值和更加靈活一系列政治、經濟和外交活動。斯諾訪華要求人民幣升值后不久，他又借舉行七國會議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的機會，串聯各國游說中國重估人民幣匯價。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0月，美國政府決定向中國委任一名全職的、永久的金融特派員，常駐北京以監督中國的匯率政策和金融改革。

在美國，制造業等利益集團通常只考慮本集團利益而不考慮整體國家利益。面對與日俱增的失業壓力，其無視美國制造業失業率上升是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是美國“去工業化”的產物，也無視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中獲得的總體利益，而將矛頭指向中國所謂的“不公平競爭”，指向人民幣匯率。另外，美國的選舉制度決定了議員必須要為選民負責，必須是選民所在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們在國會提出法案的目的就是迎合選民需求，為利益集團服務。美國凱托研究所的GeraldP.O''''DriscollJr（2004）指出：本屆政府的目的是從政治上使人民幣升值，從而削弱中國出口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官員是回應國會的要求，貨幣保護主義的主要目的是要說明政治家在為制造業選區的選民考慮。美國政府順水推舟，既可以迎合選民需求，又可以推卸自身應該減少失業的責任。

綜上所述，通過壓迫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浮動，美國制造業團體希望借此減少失業，政客希望借機獲得選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責任因此。因此，今后他們不會輕易放棄這個工具。

孫磊等：探析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浮動的動機三、部分美國當權者企圖遏制中國崛起中國經濟的崛起，意味著原有經濟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將要發生變化。歷史經驗表明，每一個后起的經濟強國在發展過程中都曾受到原有經濟霸主國的敵視和遏制，19世紀末英國對德國和美國的態度，20世紀60年代末以后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態度都是證明。

二戰后，日本經濟崛起的過程也是遭受美國打壓的過程。為了減少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阻礙日本經濟增長的步伐，美國對日本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進口配額”、選擇性征收附加關稅等措施，其中最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則，美國就要動用著名的“超級301條款”，向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實施全面嚴厲打壓。廣場協議后，日元遂美國所愿大幅升值，但此舉并沒有解決日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由于升值預期徹底改變日本國民和企業的投資預期和投資方向，很快誘發日本房地產、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最終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達十多年的衰退泥潭。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年GDP曾達到美國的70%，大有趕超美國之勢。但現在，日本的經濟規模和美國愈拉愈遠。

現在，美國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浮動，關于升值的幅度，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格德斯坦(Goldstein，2004)認為人民幣低估15-25%，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2003）認為被低估的程度超過25%。弗蘭科爾（JeffreyFranke1，2004）提出，由于中國內部經濟過熱同時外匯儲備過高，經濟處于失調狀態，人民幣被低估達35%。如果人民幣如其所愿大幅升值和擴大浮動，尤其是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后果極其嚴重，譬如：中國的美元資產儲備將大幅縮水；中國眾多的出口廠商將面臨倒閉；國內持有美元資產、未進行套期保值的個人和機構將面臨損失；如果升值到一定程度出現貶值預期，將導致大量外資出逃，中國會面臨同“東南亞金融危機”一樣的后果，中國幾十年的發展成果可能毀于一旦。

另外，即使人民幣不隨美方所愿升值，但其所制造的升值壓力已經使人民幣升值預期出現，致使大量熱錢流入中國，這將加大中國人民銀行的對沖操作成本，削弱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給我國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有序進行帶來更高的成本和風險，十分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因此，可以認為美國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浮動的目的旨在打亂中國快速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步伐。

2002年至2005年先后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的斯威格爾指出“決策者當然懂得人民幣升值對美國經濟的不利影響。他們肯定也知道，大張旗鼓地公開施壓只能使中國人更難于采取行動。但這會不會恰恰是問題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會確信，壓中國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誤導了的政治壓力的結果，而是一種策略。其目的是在犧牲中國利益的基礎上，延長美國從中國得到的巨大好處。當然，這一切也可能是無意的。但是，不管動機如何，美國行政當局找到了一個十分漂亮的辦法，得以使美國的好日子延續下去”。這應該是部分美國當權者的真實目的。

不可否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需要盡一步完善，需要與中國的經濟增長相適應，但決不是在短期內大幅升值和浮動。美方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和浮動的動機很復雜，其中至少包括了美方希望中國分擔美國經濟調整的成本；制造業團體希望減少失業、政客希望借機獲得選票、政府希望借此推卸責任；部分美國當權者希望擾亂中國經濟增長的步伐以限制中國崛起對美國的挑戰等想法。美國政府和相關利益集團絕對不會輕易放棄這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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