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走勢研究論文
時間:2022-09-16 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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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和作為世界工廠雛形的顯現,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愈來愈大(在中國許多周邊國家已經成為硬通貨),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受到更大的關注。最近,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缺乏新增長點的形勢下,日本、美國及歐洲一些國家紛紛建議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如何應對國際社會的呼吁成為目前中國金融、經濟界人士普遍關心的問題,本文將從匯率影響因素、匯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等方面進行分析,提出關于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個人見解:
一、影響匯率的主要因素
匯率是兩個國家之間貨幣的比較價值,最終取決于國家實力的比較,也受到供求關系和各自貨幣發行總量的影響,一般判斷匯率走勢考慮下一些因素:
1、外匯儲備。2002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達成2864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34.96%,隨著中國貿易盈余日益增加,外匯儲備還將持續上升,而全球經濟霸主美國截止2002年3月卻只有565億美元,僅相當于中國的四分之一。中國的外匯儲備不僅已接近全年的進口規模(10.5個月)且是短期債務的5.4倍多;
2、貿易順差(逆差)。2002年中國貿易總額達6207.9億美元比上午增長21.8%,全年出口總額較上午增長22.3%至3255.7億美元,全年進口總額較上年增長21.2%~2952.2億美元,全年貿易順差由上年的226億美元擴大到303.5億美元;
3、國際資本流向。隨著外商投資環境不斷改善,我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2002年首次居世界首位。巨大的市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長期較快的經濟增長、加入世貿、人民幣匯率穩定以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使得2002年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的合同金額為82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0%,實際利用外資達527.43億美元,增長12.51,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
4、產品競爭力。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廉,1998年以制造的名義工資水平衡量,美國是中國的近50倍,日本是中國的30倍,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是中國的4—5倍,由于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比較低,中國的勞動力優勢相信在未來10年內仍會繼續維持下去,中國制造技術水平雖不高,但產品質量不斷提高且價格便宜,能得到廣大消費者接受。甚至國際上開始有種說法:中國開始生產的產品其它國家就不要生產了。此話雖然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5、政治穩定程度。[911事件]后,西方大國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恐怖主義的恐嚇,人們的安全感下降,同時由于中東和朝鮮問題的存在,主要經濟體的前景均不明朗。中國雖然也面臨通縮和就業的壓力,但總體上保持了一技獨秀的局面,政局穩定,國內外均沒有明顯的威脅。
綜合以上因素,可以明顯感到中國匯率具有潛在的升值壓力,中國經濟若保持持續增長(中國近20年經濟增長平均每年達8%),貨幣升值將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時間和升幅的問題。換一個角度看,如果人民幣是自由兌換貨幣,其匯率早就升值了。
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一)正面影響:
1、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出口是否具有競爭力,最關鍵的是產業結構和技術含量,某些產品出口足加快了,但并不代表整個行業都具務了明顯的競爭優勢,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玩具、紡織品等),2002年加工貿易就占了中國商品出口的55.25%以上,這部分所謂的出口,其實也就是中國人賺取了一點加工費,最終產品定價及利潤瓜分和中國無關。目前,中國正處在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的艱難時期,由于中國的產品缺乏核心技術,轉型成本將會是高昂的,可能會花很長時間。若人民幣升值,進口價格下跌,會降低設備、技術引進和產業升級的成本,縮短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周期。同時,由于失去匯率降低產生的競爭優勢迫使這些產業主動調整結構,加大科研投入,從而促成中國產業結構調整。
2、有利于中國整體購買力的提高,能夠以較少的成本獲取中國短缺的資源和技術。人民幣匯率上升,相對進口產品的購買力必然增強。以中國石化為例,如果人民幣升值百分之五,中國石化計劃于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一億美元。強勢人民幣必然會減低燃油等資源和技術的進口成本,增強這些行業的競爭力。
3、有利于國內資源的保護,提高遠期競爭力。中國前20年經濟轉型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資源和環境的保護,大量小作坊的存在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若計算環境和社會成本,很可能足得不償失的。從國際收支整體狀況來看,順差逆差都屬于國際收支的失衡,當順差來自于大量實際資源的輸出時,會制約一國的長期發展。若匯率上升,會減經和緩解對國內資源性產品的過度依賴和開發,有利環境保護和未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4、有利于海外公司的投資報酬,遠期有利于吸引外資。目前存在一種誤解,認為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海外對華投資的成本增加,從而減少對中國的投資,使國內投資環境惡化。舉例來說:外商來華投資1美元,原本他可折換8.2元人民幣,升值后只能換8元人民幣,所以得出結論外商可能不愿投資。這種觀點有一這的誤解,首先投資環境的惡化匯率只是次要因素,關鍵因素要看該國的政治經濟是否穩定安全,以及市場規模及優惠政策;其次投資成本雖然增加了,但利潤也相應增加了,足以抵消成本的增長幅度。仍以上例為題,匯率1:8,2時,投8.2元人民幣的項目需1美元,匯率上升為1:8時,投8.2元人民幣的項目就需1.025美元,成本率上升了2,5%,但當8.2元人民幣的項目創造了1元人民幣利潤后,折回美元利潤率也上升了,按原1:8.2匯率利潤是0.122美元,現1:8匯率利潤則是0.125美元,利潤率也上升了2.5%,可見匯率的變動對吸引外資影響不大,而且對于目前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再投資的可能性加大。
5、有利于外債變相貶值,減輕還債壓力。以中國東方航空為例,若匯率上升5%,會令該公司欠日本借貸人的債務減少226億人民幣。中國政府目前也處在債務償付高峰期,如此時匯率上升,有利于緩解政府的償債壓力。
6、有利有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幣升值,中國人手中持有的鈔票和資產就更值錢了,其購買進口商品的能力提高了,出國旅游時手中的人民幣可換更多外匯用于消費。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將會增加。
(二)負面影響
1、不利于短期出口,尤其足中國具有優勢的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中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上,如玩具、紡織品等,其中加工貿易了占了很大比重,實際上是廉價資源和過剩勞動力的出口。若匯率上升,會造成出口價格上漲,國際競爭力將下降。當然這還要看上調的幅度有多大,若像日本迫于美國壓力那樣,在不到10年的時間升值近5倍,當然會喪失目前擁有的比較優勢。若人民幣只是相對升值,擴大匯率的浮動幅度,應不會對出口產生巨大壓力。
2、進口產品沖擊國內市場,不利于民族工業的健康發展。人民幣匯率上升,事必造成進口產品價格下降,進口產品會沖擊部分國內產品市場。從國內總供給總需求來看,假設以總供給總需求的總量不變為前提,當匯率上升,內部需求會壓縮外部需求、外部供給會壓縮內部供給。其實中國加入WTO后,民族工業就已經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匯率的相對升值將加速這種緊迫感和競爭來臨的時間。當然,若因匯率上升帶動國內總供給總需求在存量上和流量上的同時遞增,會相應抵消人民幣升值對部分民族工業的沖擊。但是,若因匯率上升造成國內總供給總需求在存量上和流量上的同時遞減,將勢必不利于民族工業的健康發展,進而影響中國整體經濟增長。
3、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成本增加,不利于短期吸外商投資。由于匯率上升,更可能的結果足短期內投機資本大于投資資本的流動。近年來由于人民幣的升值的壓力一直存在,許多國外投機資金早巳看中人民幣升值潛力而借機涌入,造成中國大陸外匯儲備不正常的快速上升。
4、不利于國內就業,短期產生部分結構性失業。中國經濟正處在痛苦的轉型期。民間估計失業率高達15%,若匯率大幅上升有可能造成國內訂單的大幅下降,對國內就業市場產生沖擊。據測算到2020年勞動力供給預測值為7.75億,占總人口預測值14.88億人的52.13%,未來20年中國社會就業壓力的三大來源:(1)現有1.1億國企職工和3600萬城鎮集體企業職工,隨改革深化,至少需剝離富裕人員20%,約3000萬人;(2)現有3.3億農村勞動力,有1‘5億剩余勞動力千方百計尋求機會向城鎮邊轉移;(3)按每年平均新增勞動力資源12007]人計算,到2020年全國將新增勞動力2.4億人。僅此三項,平均每年需要創造2100萬個就業機會。這些數據說明了一個問題:中國由于人口多,勞動力過剩,供大于求是個存在已久的問題,匯率升值,可能會加速這種沖擊。
5、貧富差距擴大,加深社會矛盾。改革開放后,市場得以解放,社會財富進行了重新分配,貧富懸殊拉大了,匯率升值可能更進一步拉大這種差距,加深社會矛盾。
三、筆者對人民幣匯率走勢的看法。
1、人民幣升值足中國國力增長的自然體現,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人民幣升值趨勢是明顯的。從經濟學的原理看,長時間的不平衡(貿易和資本流動)也是不合理的,大量的貿易順差味著中國資源被他國長期占用。當年1994年中央果斷做出匯率從1:3.8調整到1:8.4的水平就是對當時中國實際經濟情況進行認真分析的正確決策,是符合當時的人民幣實際購買力的,該措施的實施,帶動了中國近1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而今天中國應重新評估匯率水平,保持長期的發展能力。最近某些輿論(尤其足網上)認為,日本要求人民幣升值完全出于敵意,志在牽制中國經濟,轉嫁社會矛盾;而美國更是因擔心中國強大,想借此削弱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努力。當然,這些顧慮在某種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也決不能因噎廢食,而必須從中國的根本經濟和政治利益出發,并結合實際的經濟規律考慮。
2、考慮競爭對手和合作伙伴的感受,爭取多贏的局面。博弈論中的一個定理:綁起手,能夠讓你得到更多。而美日等國家雖然是我們的競爭對手,更是我們的合作伙伴,我們的決策必須也應該考慮他們的商業利益。美、日、歐之所以提出促使人民幣升值,也是從中國經濟長期增長和世界經濟整體格局情況下提出的。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是全球一體化,中國能否自己一個國家保持經濟增長獨強,而任由美、日經濟衰落?世界經濟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礎上的,中國的出口總額中,美日所占的比重一想便知。所以,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必然強調美、日經濟的帶動作用,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應重新思考世界各國的分工形態,以建立更具實質意義上的貿易安排。從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來看,以前可以說是內部得益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建立,外部得益于靠大量廉價勞動力創造的出口產品比較優勢,那末今后必然要靠自身的產業升級和美、日市場的發展對中國在供給需求市場存量上的根本改變。
3、人民幣升值已經足實際情況,目前問題是升值幅度不足。縱觀國內的外幣公開交易市場、外匯黑市和香港的外幣兌換市場,人民幣都不同程度的上升,尤其足黑市上升幅度更高。中國市場經濟改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和作為世界工廠雛形的顯現,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愈來愈大(在中國許多周邊國家已經成為硬通貨),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受到更大的關注。最近,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缺乏新增長點的形勢下,日本、美國及歐洲一些國家紛紛建議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如何應對國際社會的呼吁成為目前中國金融、經濟界人士普遍關心的問題,本文將從匯率影響因素、匯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等方面進行分析,提出關于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個人見解:
4、產品競爭力。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廉,1998年以制造的名義工資水平衡量,美國是中國的近50倍,日本是中國的30倍,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是中國的4—5倍,由于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比較低,中國的勞動力優勢相信在未來10年內仍會繼續維持下去,中國制造技術水平雖不高,但產品質量不斷提高且價格便宜,能得到廣大消費者接受。甚至國際上開始有種說法:中國開始生產的產品其它國家就不要生產了。此話雖然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5、政治穩定程度。[911事件]后,西方大國都不同程度的受到恐怖主義的恐嚇,人們的安全感下降,同時由于中東和朝鮮問題的存在,主要經濟體的前景均不明朗。中國雖然也面臨通縮和就業的壓力,但總體上保持了一技獨秀的局面,政局穩定,國內外均沒有明顯的威脅。綜合以上因素,可以明顯感到中國匯率具有潛在的升值壓力,中國經濟若保持持續增長(中國近20年經濟增長平均每年達8%),貨幣升值將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時間和升幅的問題。換一個角度看,如果人民幣是自由兌換貨幣,其匯率早就升值了。
四、應對升值應考慮的措施:
1、不斷提高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從經濟學的原理看,就是從擴大總需求和總供給的角度考慮減少匯率升值帶來的不利影響。匯率上升在總需求不變情況下,外部供給會擠壓內部供給;在總供給不變情況下,內部需求會擠壓外部需求。而如果總需求不斷上升,目前的供給不僅不會過剩,而且還可能不足,那么人民幣上升帶來的出口下降的問題會消除于無形之中。因此,必須堅持發展的原則,不斷促進中國企業的發展和進步,才能從根本上緩解匯率壓力。公務員之家
2、加強技術開發,提高中國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依靠匯率上升帶來引進核心技術、資源和設備成本降低的契機,政府和民間組織必須共同協作、加大研究和開發的投入,增加中國制造產品的競爭力,并逐步真正掌握核心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擺脫海外對技術的壟斷,從根源上提高產品競爭力。
3、利用中國市場的內生性抵消出口減少帶來的就業壓力。從總需求角度講,完全依賴外部需求足不現實的,必須擴張內生的需求量,才可抵消因匯率上升而造成的外部需求減少。由于中國的人口基數大,有擴大內生需求的空間,如通過國家上大項目的投資,來創造就業拉動需求,以緩解匯率上升對就業的影響。中國可以考慮在西部大開發中,增加部分交通設施和能源設施投資,并采用國際招商的辦法解決資金瓶頸,從而擴展中國的內需。
4、調整區域經濟安排。利用西部大開發的機會,實現工業布局的合理調整。以西部的低人力成本繼續擴大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將低附加值的產業從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區轉移,以更低的勞動力成本的下降抵消因匯率上升帶來的出口成本上升的負面影響,而東部則實現產業升級進入技術密集型產業。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過剩的勞動力分布更合理,讓經濟發展再次帶動人口大遷徙,使資源和經濟發展不匹配的現象得以緩解。這一舉動不可能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進,這需要中西部省份出臺更加實用和靈活的招商政策,更需要中西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核心足讓國內的民間資本自發的考慮自己產業的升級和原有產業的遷徙。
5、不斷開放公開市場交易的幅度,使匯率逐步與市場接軌。匯率足很復雜的比較結果,讓國家任何一個部門管理都非常困難,逐步的市場化是唯一的選擇,但由于中國銀行體系相對比較脆弱,應對國際資本沖擊的能力不足,現實的選擇是放寬目前的外匯公開市場操作幅度,使匯率逐步貼近市場。更積極的做法可利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試驗一定比例人民幣的交易,開放香港部分中資和部分大銀行人民幣存款和貸款業務,逐步使人民幣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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