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升值危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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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來國外一些人以中國輸出通貨緊縮為由要求人民幣升值，逐步形成了一曲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大合唱”。目前這一勢頭仍有增無減。

（一）人民幣升值論的導火索

表面上看，人民幣升值論是由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的文章<中國因素）而起，但實際上是與特定的國際背景密切相關。這一波人民幣升值論的直接背景是，去年以來由于美元對西方和亞洲主要貨幣貶值，而人民幣釘住美元，也隨美元出現了相對貶值，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出口價格競爭力的提高。一些人忘記了自1997年以來人民幣跟隨美元對全世界絕大多數貨幣持續升值的歷史以及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而抓住人民幣短期內的相對貶值大作文章。

（二）人民幣升值論是“中國威脅論”升溫的新表現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經濟穩定快速增長，“中國經濟威脅論”不斷發展。最新一波的“中國威脅論”，是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蘇面臨重重難題，而中國經濟貿易表現良好的背景下出現的。近兩年來，一些國家經濟陷入衰退，而且復蘇遙遙無期。為了轉移矛盾，一些國家的決策者和企業經營者極力喧染或隨聲附和“中國威脅論”；更多的人則出于心理不平衡，對中國經濟的良好表現患上了“紅眼病”。正如羅奇所說的，西方一直錯怪中國，在全球經濟疲軟的環境下西方急于尋找一個替罪羊，于是將矛頭指向中國。

（三）日本是制造人民幣升值論的急先鋒

除了媒體和經濟界大肆鼓噪外，日本政界人物直接跳到前臺，制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去年12月，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內閣金融會議上率先發難，聲稱日本通縮長期難以克服，是因自中國進口大量低價商品緣故，人民幣應該升值。這一聲明得到了日本執政黨和在野黨的一致附和。日本財務次相黑田東彥也四處兜售人民幣應該升值的種種論調。特別是日本企圖與其他發達國家聯手通過類似“廣場協議”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重大陰謀。

日本制造人民幣升值壓力，與其國內經濟深陷泥潭有一定關系。由于日本對外貿易長期失衡，受到了美國的不斷敲打。來自美國的持續高壓，引發了日元的長期升值或升值預期，出現了日元升值綜合癥，誘發了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從90年代初開始陷入衰落，進入所謂“失去的十年”，進入新世紀以后仍無起色。而且大量銀行壞帳和曠日持久的通貨緊縮，使日本經濟進入山窮水盡的地步。日本從戰后世界經濟發展的優等生跌落，嚴重挫傷了其國民民族自尊心，導致國民情緒急劇右轉。一般國民對中國經濟的良好表現在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很不舒服，一些政治家和右翼人士更是借此大做文章，企圖轉移國內視線。再加上歷史矛盾，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更是對中國的發展如坐針氈，恨不得搞垮中國經濟而后快。

人民幣匯率升值論的演變趨勢分析

（一）人民幣匯率正面臨類似日元曾經遭遇的升值壓力

在一些西方人土看來，中國對外經濟與日本七、八十年代有很大相似之處：對外貿易順差日益增加，外匯儲備日趨龐大，并認為中國與日本一樣都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和市場保護，經濟都高度依賴出口。而且，中國還實行固定匯制和資本管制。中國出口擴張十分迅猛，正在步日本成為世界工廠的后塵，成為世界工業制成品日益重要的制造基地。一大批輕紡和機電產品出口在世界名列前茅，市場份額達到較高水平，特別是在某些目標市場上占有率日益提高；新興IT產品迅速崛起，競爭力大幅提高。目前，中國已成為日本第一大進口國；按美方統計，已成為美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地；按照歐盟統計，已成為歐盟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與許多發展中國家貿易都存在順差。這與七十年代中期以來日本在世界貿易中地位迅速提高的情形十分類似。隨著我國貿易地位的進一步上升和對外競爭一面的凸現，日本和其他國家很可能會像當初美國借貿易不平衡打壓日本一樣，尋找種種借口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和多邊化的企圖不僅不會罷休，反而可能掀起更大波瀾，使事態不斷升級。

（二）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多邊化的可能性

美國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的前車之鑒值得記取。事后很多分析認為，廣場協議是美國搞垮日本經濟以減輕對自身威脅的重大陰謀。日本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多邊化已昭然若揭，其不達目的是不會罷休的。日本在中國缺席情況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提交西方七國財長會議，已經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

目前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也在增加。盡管日本提議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但這并不表明美國未來態度不會改變。借貿易逆差問題對外施壓是美國的一貫伎倆，現在日本這個對手的威脅減小了，中國將逐步成為其打壓的目標。美國一些團體和企業一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頗有微辭，美國某些政界人士也攻擊我現行匯制。美國現在的主要目標是反恐，為了取得中國的支持或減少中國的反對，自然不便附和日本的提議。隨著伊拉克戰爭的結束和全球恐怖主義勢力的削弱，一旦時機合適，美國附和日本主張直至帶頭向我施壓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國政府已受到美國產業界和國會的壓力，如美制造商協會認為人民幣低估約40%，建議美政府采取措施，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匯率提升至由市場決定的水平，并使貨幣定價市場化。如果美國跳到前臺，國際社會力量對比會發生很大變化，一些與我有貿易摩擦的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很可能會加入到美國的陣營。

另外，雖然歐盟與美國近來有矛盾上升的一面，但由于歐盟與中國貿易也存在較大逆差，加上其經濟復蘇受歐元升值拖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歐盟也不見得會反對美、日的主張。因此，搞得不好，未來幾年美、日、歐聯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納入國際金融協調框架的可能性將會增加，對此我們不能不做好足夠的準備，并早謀對策。

人民幣匯率升值論的風險和選擇

（一）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的危害

人民幣升值論一旦多邊化并被納入國際金融協調框架，必將使人民幣升值或升值預期成為長期困擾國民經濟的一個外生變量，帶來重大風險。在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一旦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將會對我國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兩方面帶來重大危害。

第一，阻礙我國對外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使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發生逆轉。人民幣持續升值會使我國長期國際競爭力受到重大損害，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的比較優勢會不斷削弱，我國在機電和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初步積累的競爭優勢會受到重大損害。在我國目前出口主要依靠價格競爭力，而產業結構重大調整和非價格競爭力提高仍需假以時日的情況下，人民幣持續升值的結果必然是出口嚴重受阻，國外產業轉移的步伐大大減慢，國際直接投資流入減緩，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重要基地的地位將會受到削弱。這將會大大延遲我國實現新型工業化和產業升級的步伐，加重就業壓力，使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進一步突出。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從戰后年均增長10%以上跌落為1990～1995年年均增長0.4%，就說明本幣持續升值會對出口帶來重大打擊。當前，加入世貿組織和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使我國具備建成全球先進制造中心的戰略機遇。我們必須防止因為人民幣持續升值而使這一進程發生逆轉。

第二，加重通貨緊縮，使宏觀調控面臨種種陷阱。在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作用下，世界工業制成品價格一直呈現持續走低的趨勢，特別是90年代下半期以來出現了全球性通貨緊縮的態勢。本來，世界性價格下降就會通過進出口渠道等對國內價格產生重大下行壓力，而人民幣持續升值更使國內物價雪上加霜。一是人民幣升值會導致出口產品成本走低，進而對國內價格產生一種比價效應，使關聯產品價格下跌；二是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會形成輸入性通貨緊縮，助長使用進口投入品部門及相競爭部門的價格下跌；三是人民幣匯率持續的升值預期，會對市場價格產生超前的和趕浪頭式的下行壓力，造成市場運行的扭曲和紊亂，使通縮壓力加倍放大；四是持續強勁的本幣升值壓力和預期，還會通過金融和投資渠道對國內物價產生間接的、有時是非常強烈的緊縮沖擊，如日本在日元升值誘發的泡沫經濟破滅后，金融體系背負天文數字的呆壞賬，出現了持續的信貸收縮，明顯加重了日本的通縮。

持續的本幣升值和升值預期一旦固化，還會對消費、投資和其他經濟行為帶來一系列干擾，形成不良的心理預期，搞得不好會使宏觀調控陷入困境。一是在我國面臨有效社會需求不足這一突出矛盾情況下，使民間投資和消費更加疲軟；二是使經濟增長對積極財政政策的依賴日益加重，不僅政策效應會逐步降低，而且財政風險日益加大；三是伴隨本幣升值與通貨緊縮的循環，貨幣政策面臨陷入流動性陷阱的風險。這些都會使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空間日益縮小，調控的余地愈加有限。加上，本幣持續升值還會帶來人們收人的虛漲和資產的虛增，極易誘發泡沫經濟，刺激虛擬經濟的非理性膨脹，最終給宏觀經濟帶來更大的沖擊。

戰后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本國貨幣匯率持續大幅貶值乃至貨幣危機固然會對一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同樣，本幣持續大幅升值或者曠日持久的升值預期，也會給一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影響。如果說以本幣持續大幅貶值為標志的貨幣危機是一枚重磅炸彈，那么本幣持續大幅升值毫無疑問就是一副慢性毒藥。前者雖危害劇烈，但容易引起內外高度重視和防范；后者雖短期影響不顯，甚至還會出現一時由“升值泡沫”支撐的虛假繁榮，在這種氛圍下人們會不知不覺地慢性中毒，反而會毫無警惕地陷入不可救藥的地步。日本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慢性中毒的病例。所以，我們對人民幣匯率面臨的長期升值壓力或預期必須高度警惕。

（二）高度重視應對人民幣匯率可能持續升值問題

我國1994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總體上呈現溫和升值的走勢，雖然給宏觀經濟特別是物價也帶來一定壓力，一段時間還曾對我國出口和吸收外資造成沖擊，但由于升值幅度有限，這種負面影響還在可承受的范圍內；加上我國及時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抵銷了來自內外部的通縮壓力，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勢頭。這說明，目前階段的應對總的看是成功的，但潛在的問題也不可小視。

未來我們有可能面臨更為復雜的局面，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和難度可能將顯著加大。一是隨著我國市場開放的擴大，我國可能進一步面臨許多發展中國家、地區同樣的難題，即大規模資本流人加大本幣升值壓力，給宏觀經濟管理帶來更大麻煩；二是隨著對外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我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將大大降低，一旦宏觀經濟不穩定，資本外逃的風險也大大增加；三是加入WTO以后，我國雙順差格局可能進一步加強，從而引發更加嚴重的外部貿易摩擦乃至金融匯率摩擦，外部對我匯率及宏觀經濟政策的擠壓日益升級；四是在上述外部壓力下，我國現行匯制和匯率政策有可能束縛宏觀調控的手腳，降低宏觀政策的效率，并易誘發各種宏觀陷阱。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一些國家較為成功地化解了外部貿易金融摩擦，避免了本幣升值對宏觀經濟的重大沖擊。如原西德名列第二貿易大國、馬克同樣面臨來自美國的升值壓力，但由于其貿易結構以歐盟為主、對美依賴程度低，加上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市場較為開放，進出口基本平衡，最后能安然化解升值壓力，還保證了宏觀政策的自主性。亞洲“四小龍”也經歷了持續的本幣升值過程，雖付出一定代價，但最終也基本完成了經濟的調整任務。近年來，我國積累了在人民幣小幅升值條件下加強宏觀調控、治理通貨緊縮、刺激內需、擴大出口和引資等方面的操作經驗，總體上保持了宏觀經濟和對外經濟的良好勢頭；未來只要我們更好地發揮我國固有的政治經濟優勢，牢牢把握宏觀調控的主動權，堅持貨幣匯率政策的自主性，適時推進相關改革和調整，就有可能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三）應對人民幣升值論的選擇

鑒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的復雜性及其嚴重危害，我國須未雨綢繆，及早研究制定系統性應對方略。一是研究治本之策。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規劃，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下一階段改革的攻堅戰，總體設計、分步實施、抓住時機、重點突破、配套推進，使對外金融市場化改革適時取得重大進展，通過制度創新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二是加快放寬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限制，允許境外企業利潤自由出入，一方面通過加強互補合作減少與貿易伙伴特別是周邊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同時抒緩大規模資本流人帶來的升值壓力。三是加快推行全面的意愿結匯制，減少經常項目的匯兌限制，逐步放寬居民因私購匯限制，在條件具備時可考慮效仿一些東歐國家先行放開本國居民購匯限制，適當藏匯于企業、于居民，減少外匯供大于求和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四是堅持對外開放方針，積極穩妥地擴大國內市場開放，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設法改變對少數貿易伙伴貿易過于集中、順差過大的局面，下大力氣減少貿易摩擦，合理引導出口秩序，防止急風暴雨式的出口方式，擴大包括對外援助在內的各種互利合作，減輕我國對外貿易成長過程中的外部矛盾和壓力。五是堅決回擊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的各種企圖，特別是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對日本政府某些官員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提交七國集團等國際協調機制的圖謀進行堅決的反擊，還要防止今后將此問題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協調機構的種種企圖，在政治外交層面多做工作，必要時進行堅決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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