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問題與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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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性的國際收支失衡的加劇，改革以美元為中心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不斷增強，人民幣的國際化也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2009年我國正式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這都進一步推進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但鑒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現狀，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仍存在問題。且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人民幣一度大幅貶值，盡管疫情在我國很快被控制，中國迎來了經濟的復蘇，但從全球來看疫情仍在肆虐，經濟仍然低迷。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和國際局勢的動蕩也對我國人民幣國際化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從貨幣國際化角度入手，第一部分借鑒學者的觀點探討貨幣國際化的含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和成為國際貨幣的條件；第二部分論述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分析、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現狀；最后一部分研究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與挑戰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貨幣國際化

貨幣國際化的含義

對于貨幣的國際化，Cohen（1971）和Kenen（1983）從貨幣的職能出發，認為國際貨幣的職能是貨幣國內職能在國外的擴展，并從貨幣的價值貯藏、交易媒介和計價單位的三大職能出發，分析了官方部門和私人部門對國際貨幣的需要。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隨著貴金屬本位制的崩潰和特里芬難題下布雷頓森林體系金匯兌本位制的失敗，在目前的牙買加體系下，美元依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有絕對優勢地位———到目前為止，美元占到全球儲備貨幣的60%以上，這一點上人民幣與美元、歐元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但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依然存在缺陷。首先是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具有不穩定性，即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必須以某種國際收支逆差的形式外流到全球，這說明特里芬難題仍然不可避免，并且這會損害美元幣值的穩定。從我國來看，我國有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如果美元匯率大幅波動可能會造成外匯儲備的縮水，使我國多年的外貿努力付之東流。其次從次貸危機的爆發也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可能會放大整個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并且美國國內政策目標優先與國際貨幣穩定之間存在沖突，這使得國際收支的不斷失衡且缺乏合理的自動調整機制。

貨幣國際化的條件

貨幣國際化本質上是市場的選擇，市場對某一國家貨幣需求的擴大促進了該國貨幣國際化的發展。IMF認為理想的國際儲備貨幣應該具有三個特征：一是金融市場、外匯市場具有很強的深度和流動性；二是在私人部門的交易中得到廣泛使用；三是宏觀經濟和政局保持穩定。從人民幣來看，我國近年來已實現了貿易部門的可兌換，但還沒有開放資本和金融賬戶的可兌換，由于我國歷史上較保守的金融政策，雖然近幾年不斷深化金融改革，但相比于歐元和美元，我國仍有較大開放空間。

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的國際化即指人民幣在國際經濟活動中越來越多地用于計價、結算、支付和儲備，人民幣的國際化，既順應了改革開放的大局，也能服務實體經濟貿易投資和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再上新臺階，根據最新統計數據，人民幣在主要國際支付貨幣中排名第五位，市場份額為1.76%，人民幣結算業務不斷增長，政策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

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收益分析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來看：人民幣國際化使得貨幣的大規模輸入輸出，這難免會對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秩序造成沖擊。根據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可以看出：貨幣政策、資本流動和固定匯率不可能同時存在，同時投機熱錢的自由流動也可能會在短期內加劇我國國際收支失衡甚至引發金融危機，這些都將對我國人民幣發展和金融監管帶來挑戰。余永定（2011）指出，由于人民幣雙順差的存在，以人民幣貿易結算為內容的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導致新增美元外匯儲備的增加，這與人民幣國際化降低匯率風險和外匯儲備的初衷背道而馳。同時隨著國外對人民幣資產需求的擴大，可能會導致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從而降低我國貿易的競爭力，并且可能加劇國內資產價格的上升甚至出現泡沫。由于二元化的利率體系和匯率體系，內地金融市場和離岸金融市場可能會存在人民幣的套利空間和套利風險。張明等（2012）發現，無論是2009年人民幣國際化取得的快速進展，還是2011年陷入的停滯，都與香港離岸市場和內地在岸市場之間的套利套匯活動密切相關，這加劇了我國的金融風險并使得我國內外政策協調困難。但盡管人民幣國際化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風險，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仍然顯著。人民幣國際化不僅存在經濟收益，也是我國增強國際影響力和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體現。從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來看：首先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減少匯率風險。隨著我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加強，我國已成為最大的貿易國，如果使用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那么進口商和出口商面臨的匯率風險將會降低，這有利于促進我國外貿和進出口業務的進一步發展。其次也有利于減少我國的儲備積累，增加我國鑄幣稅收益。我國有大量的美元外匯，隨著國際局勢的動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美元的不斷貶值對國際大宗商品和我國的外匯儲備都造成了影響，因此隨著人民幣國際貨幣職能的增強，通過減少美元儲備可以規避匯率風險，防止外幣貶值帶來的損失。余永定（2009）等認為，盡管中國在未來并沒有收取鑄幣稅的野心，但人民幣的國際化有利于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中國對美國所付的鑄幣稅。在微觀層面來看：隨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目標的提出，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發展使得企業間更多使用人民幣進行交易，這有利于企業減少匯率風險，提高企業抗風險能力和盈利能力，從而促進企業擴展貿易領域、開拓海外市場。

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與現狀

我國自2009年7月開始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后，人民幣的國際化實現了從周邊化、到區域化、再到國際化的擴張，從貨幣職能上實現了從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再到儲蓄貨幣的推進。伴隨著金融市場的深化改革，我國逐步放開了人民幣經常項目的可兌換，擴大了與周邊國家貨幣兌換的規模，促進了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IMF的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顯著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促進了更多地區與我國建立國際合作。同時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落實，人民幣的國際化也便利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往來。《2020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指出，2019年人民幣跨境使用快速增長，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19.67萬億元，同比增長24.1%。貨幣互換和人民幣交易規模不斷擴大。近年來，中國加強了與亞洲國家(地區)進行貨幣互換的規模，與多國(地區)簽訂了貨幣互換的協議。在金融危機前，中國與其他國家在清邁倡議下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中簽訂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2008年中國又與韓國簽訂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近年來中國也與中國香港、俄羅斯等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貨幣互換的推行對雙方克服金融危機造成的進出口貿易困難將產生明顯的改善作用（陳宏，2010），且使得人民幣盡管在非完全可自由兌換的條件下逐步被亞洲國家(地區)接受進行結算，并且許多國家(地區)也開始接受人民幣在其境內充當支付貨幣和儲蓄貨幣。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資金融通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持，“一帶一路”經濟上的合作促進了金融的合作，從而推動了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人民幣的跨境結算有力提升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林樂芬等，2015），到目前我國與沿線國家跨境人民幣結算量達3.6萬億元，我國已與21個沿線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與7個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這體現了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貿易合作不斷深化。這類雙、多邊貨幣安排擴大了人民幣的使用，減少了中國貿易項目下美元的順差，減少了交易中對美元資產的使用和依賴。離岸人民幣市場保持健康平穩發展。離岸人民幣金融產品不斷豐富并且與在岸市場聯動性強。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離岸人民幣存款余額大約1.2萬億元，其中香港地區人民幣存款不斷上升，在各離岸市場中排名第一位，同時2019年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共發行人民幣債券3968億元，同比增長35.4%。人民幣國際儲備不斷增加。根據IMF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第四季度末，人民幣儲備規模達2176.7億美元，占外匯儲備總額的1.95%，居世界第五位，目前全球已有70多個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市場開放相輔相成。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不斷加快，金融工具和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離岸人民幣市場平穩發展，提高了人民幣金融資產的吸引力，促進了人民幣的自由交易和使用。

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與挑戰

首先，由于我國并未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完全自由可兌換，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還面臨著較為嚴格的管制，中國還沒有能夠供境外人民幣順利投資回流的金融市場。如果人民幣的資本項目不可兌換，那么貿易產生的人民幣將難以處置，進而減弱企業使用人民幣的動力，從而不利于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發展。EswarPrasad（2012）等學者指出，中國金融市場發展水平低是人民幣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主要制約因素，并且在沒有開放的資本賬戶和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情況下，人民幣不太可能成為一種重要的儲備貨幣，更不可能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其次，人民幣在跨境使用中資本項目增長快而經常項目的使用較低，并且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的比重較低。梁智展（2021）指出，我國雖然在2019年7月取消了OFII和RQFII的年額度限制，但其仍存在日額度限制，2019年的QFII、RQFII以及滬港通、深港通的合計投資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比重大約為3%，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整體上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此外，“逆全球化”的問題也在加劇發展。隨著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世界經濟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近年來國際收支失衡加劇，國際經濟出現動蕩，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影響了美國等關鍵貨幣國家的利益，在國際貿易中受到國際貨幣體系主要成員的抵制。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有所減慢，并且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對世界經濟的發展造成了沖擊，各國經濟發展緊縮現象明顯，我國面臨資本凈流出增加，對人民幣的偏好減弱的趨勢。同時由于我國金融業發展的不充分，金融市場的開放和深化程度還遠不及歐美國家，并且我國仍缺乏充足多元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因此境外投資者持有量的占比仍然較低。盡管我國在2019年已經取消QFII和ROFII的額度限制，但截至目前QFII、RQFII等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比重只有3%。目前人民幣交易成本仍然過高，缺乏一定的國際市場基礎，人民幣作為國際投資貨幣的地位還難以確立，人民幣離岸資本市場的發展與美元比較起來仍微不足道。

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建議

對于如何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同學者給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議。李稻葵（2008）認為應采取一種雙軌制、漸進式的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即發揮境內境外兩個市場的作用，在境內實現漸進式的資本賬戶下可兌換，同時利用境外市場進一步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張宇燕（2008）認為人民幣應選擇“亞洲貨幣合作”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不論具體實施何種政策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都要有規模、流動性與可信度的保證，因此我國在宏觀政策的制定中應堅持市場驅動，逐步消除限制人民幣使用的障礙，完善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建設。首先，應推動相關金融改革，構建市場化的現代金融體系。我國的債市開放程度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要建設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大規模的債券市場，并且增加不同品種的債券供給。要繼續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發展人民幣利率衍生品市場。同時，要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使國內市場具有更強的包容性和建立更健全的金融環境。WendyDobson（2009）認為，已經開始實施的自由化措施可能會導致人民幣在國際上持有的增加，但要將人民幣實質性地用作價值儲備，還需要大力發展中國具有深度和流動性的人民幣證券市場。同時，應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讓市場來決定人民幣的匯率。通過更加浮動的人民幣匯率，有利于避免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從而克服市場中的扭曲與投機。要引導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發展，推進資本賬戶開放進程。只有資本項目的開放和自由才能使人民幣真正“走出國門”，被更多海外投資者所使用。由于開放資本項目的風險極大，我國也應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完善金融管理機制，防范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爆發。2019年，我國就進一步優化了跨境人民幣業務政策，推動更高水平貿易投資便利化。2019年12月，我國首個對外承包工程類企業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便利化試點在北京正式落地。同時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優化合格投資者管理政策框架，取消了QFII/RQFII的投資額度限制。并且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使得人民幣匯率水平盡管受到貿易摩擦的影響依然保持基本穩定。

結語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是歷史的必然。人民幣國際化是我國重大的發展戰略，也是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后，為維持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僅是政策推動的產物，本質上更是市場需求的選擇，盡管貨幣國際化存在成本，但人民幣國際化更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并且反映了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世界一體化程度的加深。但由于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加劇了全球性國際收支的失衡，這種“逆全球化”不僅會增加外部風險，還會破壞世界貿易體系和全球經濟的正常運轉。因此，面對動蕩的國際局勢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主要國的激烈抵制，同時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增速的放緩，我國應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抓住歷史機遇、克服不利影響，推動國內經濟結構改革和推動金融市場深化政策多措并舉，形成政策合力共同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發展。

作者：蔡昕 單位：蘇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