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對華貿易的逆差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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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不完全傳遞：基于微觀和宏觀決定視角

（一）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微觀決定：基于企業定價行為視角1.依“勢”定價與匯率不完全傳遞。多恩布什（Dornbusch，1987）認為具有市場勢力的企業在分割的市場上實行價格歧視的程度越強，匯率傳遞就越明顯。霍伯和曼恩（Hopper和Mann，1989）在考慮由產品差異形成的市場勢力基礎上，認為產品差異化程度越高，產品替代程度就會越低。消費者對本企業的產品偏好程度越高，廠商在進口國的市場份額就越大，就越具備價格調整和維持利潤加成的優勢，匯率傳遞就越明顯。加西亞和斯隆、托雷洪和弗洛爾斯（Garcia和Solanes、Torrejon和Floers，2010）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匯率傳遞效應的不同歸因于企業市場勢力差異而形成的差異定價策略，發達國家企業在新興市場中具有較高的市場勢力，一般是價格的制定者，而新興市場消費者一般是價格的接受者。2.跨國公司內部貿易與匯率不完全傳遞。由于跨國公司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利潤最大化的驅使下，其通常采取內部貿易策略來實現其全球戰略。格雷斯曼（Grassman，1973）以預期東道國貨幣貶值為前提，認為由于跨國公司內部貿易通常采用彈性形式，東道國子公司可以提前向母公司或者貨幣相對堅挺國家的其他子公司支付貨款。同時，母公司向東道國子公司發貨時采用較高內部價格，提前抽回利潤，規避了匯率風險對公司利潤的影響。擁有銷售權的子公司則會獨立按當地市場狀況定價，為維持市場份額保持銷售價格不變，進而導致匯率對進口價格的不完全傳遞。（二）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宏觀決定：基于宏觀經濟分析視角1.經濟開放度與匯率不完全傳遞。哈吉（Hegji，2003）從企業的跨國生產行為角度考慮經濟開放度與匯率不完全傳遞的關系，認為經濟開放度越大、企業生產所跨國家越多、最終產品的成本涉及的幣種越《金融發展研究》第3期多，匯率傳遞水平就會越低。高希和拉揚（Ghosh和Rajan，2009）分析了一國經濟開放度對匯率傳遞的雙層影響機制：首先，一國經濟開放度越高，國內物價水平受外界影響就越大，因而匯率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程度就越大，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效應就越大。其次，一國經濟開放度越高，本國進口商品市場競爭越激烈，國內企業為保持原有的市場份額可能自己吸收匯率變動的影響，因而匯率不完全傳遞效應就越小。2.通脹環境、貨幣政策與匯率不完全傳遞。泰勒（Taylor，2000）、溫克爾里德（DiegoWinkelried，2011）認為匯率傳遞效應與通脹具有內生性，較低的通脹環境會導致較低的匯率傳遞效應。但是，巴柳和藤井（Bailliu和Fujii，2004）在研究低通脹環境引起匯率不完全傳遞的下降趨勢時發現了一種特殊現象：二十世紀90年代，采取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在通脹環境穩定的情況下，也出現了匯率不完全傳遞下降的趨勢。但在二十世紀80年代同樣條件下，通脹目標制國家卻沒有出現匯率不完全傳遞的下降趨勢。因此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貨幣政策公信力的高低。如果通脹目標制國家貨幣政策公信力較高，相對于短期匯率波動造成的國內價格變動，公眾的通脹預期受政府通脹目標的影響較大，故匯率傳遞效應變小。

人民幣匯率不完全傳遞：來自中國的證據

1.出口企業缺乏市場勢力導致人民幣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效應低。從中國出口貿易構成來看，2008—2010年出口總額中加工貿易總額均超過一般貿易總額。2011—2012上半年一般貿易總額雖超過了加工貿易總額，但是兩者相差并不大，且改變趨勢并不明顯（見圖1）。因此，加工貿易仍是中國出口貿易的主要部分。然而，中國加工貿易本土附加值較低。張和唐（Zhang和Tang，2012）對中國115個重要工業行業進行了估算。結果顯示，以行業出口值為權重計算的加工貿易整體的垂直專業化份額值為56%、加工貿易整體的附加值率為44%，遠低于美國和日本85%左右的出口附加值率。加工貿易主要依靠廉價勞動力帶來的規模效應和價格優勢參與國際競爭，非價格競爭能力較弱，且企業規模較小、經濟實力不強、出口企業之間低價競銷的現象時有發生，企業缺乏市場勢力和產品定價能力。因此，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出口企業很難通過提高出口價格轉嫁人民幣匯率的不利變動，只能通過降低成本以及利潤空間自行吸收匯率變動帶來的影響，從而產生較低的出口價格匯率傳遞效應。圖1：2008—2012上半年出口總額及出口貿易方式量值數據來源：國家海關總署（）。2.進口企業缺乏議價能力導致人民幣匯率對進口價格傳遞效應低。國家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中國前十大重點進口商品中，機電產品、集成電路等高新技術產品以及原油、鐵礦石及精礦、銅、初級塑料等資源性原材料占據絕大部分（見圖2）。由于進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多是國內技術無法自主生產以及資源性原材料緊缺而無法滿足需求的，導致中國對這些產品的剛性需求和外國出口商較高的市場勢力。國內進口商缺乏議價能力，最終導致了人民幣升值背景下較低的進口價格傳遞效應。圖2：2012年上半年進口總額及前十大重點進口商品量值數據來源：國家海關總署（）。1.國外企業“走進來”導致人民幣匯率對進口價格傳遞效應低。從按企業性質劃分的中國對外貿易構成來看，2011年外商投資企業對外貿易額占全年對外貿易總額的51.1%，而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對外貿易總額占全年對外貿易額不足一半（見圖3）。外商投資企業多從事加工貿易，外資企業和加工貿易所占比重過高，會引起外貿依存度進而經濟開放度的提高。2004—2008年，中國年均出口貿易依存度為37.5%，顯著高于美國、日本的11.3%、16.1%。同時，由于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其經常性的內部貿易行為使得擁有銷售權的中國子公司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獨立地按市場定價，也導致了進口價格的不完全傳遞。2.國內企業“走出去”導致人民幣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效應低。中國政府一直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支持條件成熟的企業對外進行直接投資。2012年上半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16個國家和地區的2163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354.2億美元，同比增長48.2%。跨國公司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近年來中石油、中石化、三一重工、華為和中興等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走出國門，在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設立分公司和開展業務。正如哈吉（Hegji，2003）所言，企業生產所跨的國家越多，匯率傳遞效應越低。即國內企業生產的跨國行為導致生產成本涉及的幣種較多，最終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對出口價格的較低傳遞效應。中國雖然不是實行通脹目標制的國家，但當一些歐洲國家主權債務持續發酵、國際金融市場震蕩加劇和市場預期普遍走低時，中國經濟之所以能率先實現復蘇，張弛有度、科學的宏觀調控功不可沒。從2002—2011年金磚國家（BRICS）的CPI同比上漲率可知，相比于其他金磚國家，中國的通脹率一直維持在6%以下（見圖4）。2009年后，中國CPI指數雖然陡升，但并沒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這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密不可分。2010—2011年中央銀行連續12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5次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形成了較強的市場預期。憑借長期形成的央行貨幣政策公信力，公眾市場價格預期深受央行貨幣政策的影響，市場轉嫁成本的可能性降低，從而形成了較低的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五、結論中美貿易失衡不僅是一個雙邊貿易問題，而且是一個全球產業分工問題。東亞地區通過國際碎片化生產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區域性生產網絡，但這種網絡主要由歐美需求驅動，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征。中國在這個全球生產網絡中扮演的是代工角色，即從日韓等進口中間品，加工組裝后再出口到歐美市場。因此，中國對美出口存在著大量的他國（地區）成分。中國對美貿易巨額順差，實際上不僅有利于中、日、韓和東盟等，也有利于產品出口的最終目的地——美國。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福利水平增進雖然為各國（地區）共享，但在全球貿易統計體系上卻全都計入中國的貿易順差。國際碎片化生產的快速發展表明人民幣匯率不是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人民幣匯率變化只影響在我國增值的部分，其對出口的影響將弱化甚至被抵銷。換言之，只要這種全球生產網絡不變、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變、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不變，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將會持續。因此，中美貿易失衡是美國內部經濟、貿易結構以及全球生產網絡影響下的結果。同時，考慮到匯率不完全傳遞效應的客觀存在，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要真正緩解中美貿易失衡，美國還需要從自身做起，改善內部經濟結構、擴大內需、降低外需。我國也應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改變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

本文作者：鐘武臺工作單位：廣東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