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邏輯下貨幣競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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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構建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1.考慮一個離散的無限期經濟模型，交易個體永續生存，分別屬于本國和外國兩個國家；世界人口標準化為1個單位，其中，本國人口比例為n∈(0,1)，外國人口則為1-n。2.經濟中有k(k≥3)種商品，且商品不可分；每個國家有k種類型的交易個體，每種個體的消費、生產和儲存具有如下特性：（1）i類型的個體只能從消費商品i中獲得效用，同時在消費商品i后，可以無成本地生產商品i+1，且無成本地儲存所生產的產品；（2）個體在任一時期只能生產和存儲1單位商品，并且不能生產和儲存其他類型的商品。由此排除了雙重需求吻合的可能性（每個個體無法生產自己所需的商品，因此，這里k可以表示一國生產的專業化程度）。3.設u>0為個體消費所需商品后的瞬時效用，δ為貼現率。4.存在兩種信用貨幣：本幣和外幣，且每種貨幣均不可分；個體每期只能儲存1單位的商品或1單位的貨幣，也即在任一期，每個個體的存貨要么是1單位所生產的商品，要么是1單位本幣，要么是1單位的外幣。設mh(mf)為本國持有本幣（外幣）的個體比例，則持有所生產的商品的比例為1-mh-mf。此時，本國個體的存貨分布可以用向量X=(1-mh-mf,mh,mf)表示，外國個體則可表示為X=(1-mh-mf,mh,mf)。設m(m)∈(0,1)為本國（外國）的人均貨幣供應量，且均為外生變量。因為貨幣的供求相等，所以有nm=nmh+(1-n)mh,(1-n)m=nmf+(1-n)mf。5.個體間的交易是隨機匹配的。每個時期，本國個體遇到另一個本國個體的概率為n，遇到外國個體的概率是β(1-n)；外國個體遇到本國個體的概率為βn，遇到另一個外國個體的概率為(1-n)。這里，個體間的匹配具有如下兩個特點：一是不同國家的個體間相遇的概率小于同一國家間個體相遇的概率；二是β∈(0,1)越大，不同國家個體相遇的概率越大，因此，可以將β理解為兩國經濟的一體化程度（一體化程度越大，國際貿易的摩擦就越小）。當然，遇到同一國個體與不同國家個體的相對概率還和兩國的相對人口規模有關。6.交易市場是分散的，個體之間只能進行一對一的交換，且僅當雙方均同意時交易活動才能進行。交易對手的類型（包括國籍和存貨類型）可觀測，但交易歷史不可觀測；交易者不能對未來的行為進行承諾，也即每個時期的交易是獨立的。（二）在模型中引入政府行為政府的主要職責是實施法定貨幣的發行、征收鑄幣稅、限制本國居民使用外幣，并提供公共產品。在商品交易市場上，個體持有貨幣可能會被發行國沒收。設本幣(外幣)被本國(外國)政府沒收的概率為τh(τf)，這里τh(τf)可以理解為政府為提供公共產品所征收的稅收，也可以理解為一國的通貨膨脹率；同時，政府還對其本國個體使用外幣進行一定的限制，本國(外國)政府沒收本國(外國)個體持有的外幣(本幣)的概率為sf(sh)。具體而言，本國政府在交易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當本幣持有者遇到匹配的商品持有者并將交易時，政府以τh的概率介入，沒收貨幣，并從商品持有者處購買商品，然后將商品轉換成公共產品；同理，本國的外幣持有者遇到匹配的商品持有者并將交易時，政府以sf的概率介入，沒收貨幣，并從商品持有者那購買商品，同時也將所購買的商品轉換成公共產品。此時，貨幣持有者失去貨幣，沒能消費到所需商品，只能立即進行產品的生產，從而成為商品持有者；而原來的商品持有者在政府購買商品后成為貨幣持有者（說明征稅對商品持有者沒有影響）。（三）策略與均衡在其他個體的策略和存貨分別給定的情況下，個體選擇交易策略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本文僅討論純策略問題，這些策略僅取決于個體的國籍以及交易雙方的存貨情況。本國交易者的交易策略可以表示為：πab={1，如果同意用a交換b0，其他其中，a,b=g,h或f,且a≠b。外國個體的策略相應的為πab=1或0。pab(pab)為本國（外國）個體將存貨a轉換成b的概率；Vg、Vh、Vf分別表示本國個體持有其所生產的產品、持有本幣、持有外幣的期望貼現效用。根據動態規劃原理，穩態時的貝爾曼方程為①：Vg=[(1-pgh-pgf)Vg+pghVh+PgfVf]/(1+δ)（1）Vh=[τhphgVg+(1-τh)phg(u+Vg)+(1-phg-phf)Vh+PhfVf]/(1+δ)（2）Vf=[(τf+sf)pfgVg+(1-τf-sf)pfg(u+Vg)+PfhVh+(1-pfg-pfh)Vf]/(1+δ)（3）方程（1）表明，穩態時個體持有所生產的商品的期望效用等于下期以(1-pgh-pgf)概率仍持有存貨的效用、以Pgh概率轉換成本幣的效用、以及以Pgf概率轉換成外幣的效用三方面的加權平均值的貼現。方程（2）和（3）的含義類似。其中在方程（2）和（3）中，右邊的第一項表明如果個體持有的貨幣被政府沒收后（概率為τh或(τf+sf)）立即進行生產，其效用變為持有商品的效用；第二項表明個體所持貨幣如果沒有被沒收（概率為（(1-τh)或(1-τf-sf)，則獲得所需商品消費后獲得效用u，并立即進行生產獲得效用Vg。方程（1）至（3）和策略必須滿足如下的激勵相容約束條件：πgb=1,iffVg<Vb(b=horf)πag=1,iffVa<u+Vg(a=horf)πab=1,iffVa<Vb(a,b=horf)模型在穩態均衡下存在如下一般性定理：定理1：0≤Vg,Vh,Vf<u+Vg定理2：max(Vh,Vf)>Vg定理3：Vh>(<)Vfiff(1-τh)phg>(<)(1-τf-sf)phf定理4：Vh>(<)Vgiff(1-τh)phg(δ+pgf+pfg+pfh)+(1-τf-sf)phfpfg>(<)(1-τf-sf)pgfpfg定理5：Vf>(<)Vgiff(1-τf-sf)pfg(δ+pgh+phg+phf)+(1-τh)pfhphg>(<)(1-τh)pghphg其中定理1由零生產成本和零儲存成本得到，表明個體總愿意將其存貨換成所需的消費品；定理2表明貨幣作為交易媒介，使得個體生產產品的回報嚴格為正；定理4和定理5分別為本國持有商品的個體接受本幣和外幣的充分必要條件。對外國個體來說，以上相關變量用星號表示，且用（1-τh-sh)代替各式中的（1-τh)，用(1-τf)代替各式中的(1-τf-sf)。（四）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均衡問題分析本文假設外國貨幣為國際貨幣，本國貨幣僅為國內流通貨幣。這種情形下，出售商品的本國個體愿意接受兩種貨幣，可用兩種貨幣交換所需的消費品，也即要求Vg<Vh,Vf<u+Vg；外國商品持有個體僅愿意接受其本國貨幣，并用于交換所需消費品，而不接受另外一國的貨幣，此時要求Vh<Vg<Vf<u+Vg。在以上策略下，m=mh，mh=0,mf<m,mf>0，此時，兩國個體的存貨分布為：X=(1-m-mf,m,mf)，X=(1-mf,0,mf)穩態時，兩國個體持有的外幣與商品的比率相等(也即兩國貨幣的購買力相等)，則mf1-m-mf=mf1-mf，從而mf=(1-m)mf。存貨分布矩陣可以表示為：X=((1-m)(1-mf),m,(1-m)mf)，X=(1-mf,0,mf)（4）在模型的假定下，交易個體之間不會進行貨幣間的交易，這是因為：首先，由于本國貨幣不是國際貨幣，不同國家個體間不會進行貨幣的交易；其次，同一國家的個體之間也不會進行貨幣交易，如果進行交易，則πhf=πfh=1，根據激勵相容約束，要求Vf>Vh且Vh>Vf，這是矛盾的。引入國際貨幣發行國的政治影響力因素，其含義如前文所述，用cf∈(0,1)表示，并且假設只有在外幣發行國具有一定政治影響力的情況下，本國個體涉及外幣的交易才能進行。在以上假設下，我們可以得到本國個體的存貨轉換概率：pgh=nmkphg=n(1-m)(1-mf)kpgf=[n(1-m)+β(1-n)]mfcfkpfg=[n(1-m)+β(1-n)](1-mf)cfkphf=pfh=0pgh為本國個體將所持商品換成本幣的概率，等于其遇到本國另一個持有本幣個體的概率nm乘以該商品剛好是該個體所需消費品的概率1k；本國個體用本幣交換所需商品的概率phg，等于遇到持有所需商品的另一個本國個體的概率；pgf是本國個體用商品交換外幣的概率，它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遇到本國個體持有外幣，且剛好需要消費該商品的概率乘以該外幣發行國具有的政治影響力；二是遇到持有外幣的外國個體，且剛好需要消費該商品的概率乘以該外幣發行國具有的政治影響力，即為上式中兩項之和。pfg是本國個體用外幣購買所需消費品的概率，也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遇到本國個體持有所需商品的概率；二是遇到外國個體持有所需商品的概率，且兩種可能的交易必須在外幣發行國具有的政治影響力保證下進行。外國個體相應的交換概率分布如下：pgh=0phg=βn(1-m)(1-mf)kpgf=[βn(1-m)cf+(1-n)]mfkpfg=[βn(1-m)cf+(1-n)](1-mf)kphf=pfh=0根據定理4和定理5，并將以上概率代入相應的不等式運算后，則外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即同時滿足Vg<Vh,Vf<u+Vg，Vh<Vg<Vf<u+Vg），在δ→0時，其政治影響程度必須滿足：TheInternationalMonetaryCompetitionunderthePoliticalLogic1-τh1-τf-sfnm(1-m)[n(1-m)+β(1-n)][(1-m)(1-mf)+m]<cf<1-τh1-τf-sfn(1-m)mf[n(1-m)+β(1-n)]由此，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得到如下推論：本國人口規模越大，使用本幣的可能性越大，外國需要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才能保證本國個體使用外幣。β越大，也即經濟一體化程度越大，本國個體遇到外國個體的機會越大，保證本國個體使用外國貨幣的政治影響力可以小些，但即使β=1，也仍需要一定的政治影響力，才能保證本國個體使用外國貨幣。從相對通脹率上看，如果本國相對通脹水平較高，本幣的吸引力下降，此時較小的政治影響力就能保證本國個體使用外幣；外國如果實行較高的通脹率，外幣吸引力下降，此時外國需要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才能保證外幣國際使用的吸引力，換言之，如果貨幣發行國的政治影響力足夠大，它就可以采取較高的通貨膨脹政策，而不改變其貨幣的國際地位①。當然，如果通貨膨脹率過高，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后仍可能喪失國際地位。此外，本國政府對本國個體使用外幣的限制越大（也即sf越大），本國居民使用本幣的可能性越大②，而外國需要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才能保證其貨幣被接受。

模型的現實檢驗：英鎊、美元的政治邏輯

模型表明，國際貨幣地位的形成需要經過私人部門的市場選擇，但這種選擇需要發行國的信用、權威以及一整套保證貨幣穩定的制度框架支持。同時，發行國和使用國的政府行為也影響市場的選擇，如：兩國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使用國政府對本國私人部門使用國際貨幣的支持程度、發行國為獲得其他國家支持而采取的措施，等等。可見，除了市場力量的作用外，國際貨幣實際上還體現了貨幣發行國與使用國之間的政治交易：一國發行貨幣，并提供各種機制維護使用者對該貨幣的信心，通過各種措施贏得各國政府的支持使其成為國際貨幣，并由此影響私人部門的貨幣選擇行為，進一步提升、維持該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從而獲得鑄幣稅，以及因國際貨幣地位所獲得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利益③；而貨幣使用國則以繳納鑄幣稅及喪失某些權力（如失去貨幣政策獨立性等）為代價，獲得使用國際貨幣所帶來的交易成本降低等的好處。上述結論可以從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中得到驗證。事實上政治邏輯始終貫穿于國際貨幣尤其是霸權貨幣的興衰中。本文主要以國際貨幣體系演變中兩種霸權貨幣——英鎊、美元作為模型的檢驗例證。（一）英鎊的政治邏輯英國是第一個通過法令規定英鎊的含金量，采用金本位制的國家。憑借英國18世紀中后期已經形成的國際政治霸權地位和19世紀中葉經濟上的霸權地位，以英鎊為主要交易媒介的國際貿易和支付網絡遍布全球，英鎊因此成為19世紀最主要的國際結算手段以及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德國、美國、法國、荷蘭、俄國、日本等國或是出于自愿，或是迫于形勢，先后確立金本位制。這一時期，各國的金本位制是在各國經濟、政治力量對比的基礎上才逐步國際化④。爭取有外交往來或政治上有隸屬關系國家的支持，是一國提升或維持其本幣國際地位的首要選擇。英國在喪失了世界經濟主導地位之后，就是通過貨幣外交的形式，贏得了英鎊區約35個國家和殖民地的支持，使得英鎊區國家官方持有的英鎊債券從二戰后到1970年代一直較為穩定地保持在200億英鎊左右，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英鎊國際地位的衰弱。同時，對不支持的國家進行懲罰，也是國際貨幣發行國維護其本幣國際地位的重要舉措。一戰前拉美地區的貿易信貸主要由德國銀行控制，一戰爆發后，英國限制德國在拉美的貿易，關閉和沒收德國在拉美地區的分支機構，相應的業務則轉給由英國支持的商人銀行。不僅如此，在1916年巴黎經濟會議上，英國還通過了懲罰敵對國和中立國（特指德國和美國）的決定，并授予參戰國市場準入和航運特權。這些政治手段，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強化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打壓德國馬克的同時，有利于遏制美元在其后院——拉美地區的挑戰勢頭，從而維護了英鎊的主導權①。（二）美元的政治邏輯美元崛起并最終戰勝英鎊成為霸權貨幣的政治影響因素主要體現為：美聯儲的積極推動、美國采取多種手段爭取他國政府的支持以及制定相關制度框架維持美元的信譽。1.美聯儲的積極推動盡管美國在一戰前夕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此時美元離成為國際貨幣還十分遙遠，法國法郎、德國馬克和瑞士法郎甚至意大利里拉、比利時法郎和奧地利先令在國際儲備中的比例都高于美元（Eichengreen，2011）。但是美元的國際地位在一戰期間以及之后短短的十幾年間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1920年代美元在貿易信貸的來源方面已經超越英鎊。這除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動搖了以英鎊為中心的金本位體系和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外，美聯儲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對商業融資票據市場的推動從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美聯儲采取各種措施保持國內金融貨幣秩序的穩定，以增強投資者持有美元的信心；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措施吸引他國政府或私人機構到美國投資，如：降低英美商業票據利差；向商業銀行收取的再貼現利率和市場利率的利差低于英格蘭銀行；聯儲分支機構充當商業票據商的主要交易對手以增加票據市場的流動性等。在美聯儲的積極推動下，到1924年國際金融市場上發行的以美元計價的各種商業融資票據已為英鎊的兩倍（Eichengreen，2011）。在當時美國的商業銀行和信托公司等還沒能力建立起這樣一個市場的情況下，僅憑市場的力量，在較短的時間內是無法達到這個狀態的。2.采取多種手段爭取他國政府的支持對外援助是美國推動美元國際化的重要舉措。美元在一戰后強勢貨幣地位的形成就得益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在拉美地區的“金元外交”政策，該政策也為之后“美元區”的成立奠定了基礎（Adams，2000）。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后，美國對歐洲實施以必須購買美國商品并用美元支付為條件之一的馬歇爾援助計劃，確立了美元在歐洲的國際流通貨幣地位（張宇燕，2009）。二戰后，美國向英國提供以英鎊自由兌換為條件、支持英國重建戰后經濟的貸款，也成為美元國際化的重要推動力量。戰爭期間停止英鎊的自由兌換，是英國穩定英鎊幣值，維持其國際地位的重要舉措。在英國政府按照貸款協議要求開放英鎊自由兌換后，由于人們對英鎊的信心仍未恢復，其他國家英鎊持有者紛紛把英鎊兌換成幣值相對穩定的美元，使英鎊地位受到嚴重打擊。僅在英鎊實現自由兌換的第一個月，各國兌換美元的數量就達10億美元，占當時英國所有美元和黃金外匯儲備的40%，英國不得不暫時放棄英鎊的自由兌換，直到1959年英鎊才重新實現自由兌換，而此時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已經增長了三倍，英鎊的份額仍然停留在1940年代的水平（Eichengreen，2011）。此外，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維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通過各種手段爭取到西歐國家尤其德國的支持。1960年代法國試圖利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的脆弱性，通過外交壓力和貨幣攻擊的形式削弱美元及美國的霸權（陳平，管清友，2011）。在美元與法郎的抗爭中，美國最終獲勝，其中德國的支持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盡管美法兩國都爭取德國的支持，但法國的政治和軍事實力不足以使德國擺脫對美國的軍事依賴，在美國“安全—貨幣”策略下（也即如果德國也和法國一樣拋售美元購買黃金，美國將從德國撤出駐軍），德國不得不考慮安全問題而承諾儲備管理政策不變，并在1967年美國和法國的儲備貨幣改革方案的爭奪中，與其他歐盟國家一起支持美國。1970年代之后，德國轉向聯合歐洲國家實施歐洲貨幣一體化計劃，拒絕支持美國在“史密森協定”中要求其他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重新掛鉤的決定。此后，美國只好改變政策，轉向尋求當時貿易順差國日本的支持。到1980年代中期，日本取代德國成為美國的盟友，將外匯儲備大量投資于美國，支持了美元，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繁榮，從而幫助美國度過了可能失去美元霸權地位的危險期（江涌，2002）。1970年代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石油－美元”協議，則是美國保證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的又一重要舉措。美國為石油美元回流美國獲取投資回報提供特殊承諾，并提供安全保證為條件，說服沙特將其生產的石油以美元計價，由此促進了美元在世界范圍內的大量使用。美國還成功阻止1975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員國將石油價格與特別提款權掛鉤的計劃，使得美元在石油這種國際大宗商品中的計價和結算地位得以維持并持續至今①。3.建立制度框架，為貨幣的國際化提供信譽保證建立制度框架，主動約束自己，既是國際貨幣發行國對其貨幣價值和貨幣政策穩定的一種承諾，也有利于增強本幣的國際信譽，進而提高本幣的國際地位。此外，制度的建立還可產生路徑依賴性和自我強化效應，進一步影響個體、政府的預期及貨幣選擇。二戰結束后，美國作為一個新興世界大國，各方面都處于信譽創造和積累階段，所以需要也必須創建一些國際制度來進行自我約束（李巍，201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制度”，就是美國通過主動約束自己，提升美元國際地位的重要體現。該制度使得美國的貨幣政策不能過分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一旦美元因美國貨幣超發而發生貶值或具有貶值的預期，其他國家就可以通過拋售美元購買黃金對美國進行懲罰②。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運行良好時期，正是該制度的“正式約束”幫助美元取得了國際貨幣的主導地位，并為美元進一步國際化提供了機制保障（何帆，李婧，2005）。而且因為“路徑依賴”和自我增強效應，美元的國際貨幣主導地位即使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也得以維持。

本文分析表明，一國貨幣尤其是沒有內在價值的信用貨幣要被其他國家接受，除了市場力量外，也需要國家政治影響力的推動。實際上，國際貨幣地位的最終形成是市場力量與國家政治影響力共同推動的結果，這一點也為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歷史經驗所證實。根據上述結論，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現實啟示：一是缺乏政治基礎支撐的國際貨幣在貨幣競爭中就缺乏競爭力。歐元是一種沒有國家的貨幣（Otmar,2008），其幣值的穩定不能像主權貨幣一樣依賴于一個國家的權威和信譽，而是需要歐元區整體的信譽支持。這要求歐元區要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而這離不開歐元區政治一體化的實現。然而，由于各國發展和政治目標的差異性，要真正實現政治一體化存在巨大的困難。歐元區國家整體無法形成強大的政治影響力，歐元的信譽就難以保證。而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實力的政治大國、最先進的軍事大國，其雄厚的政治影響力為美元提供了強大的信譽保證，美元仍然是主導的國際貨幣。因此，從貨幣的政治邏輯角度看，當前歐元尚缺乏挑戰美元的政治基礎。二是一國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除了經濟因素，國際政治影響力也是關鍵性因素。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下，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對降低我國國際貿易成本，增強國家抗金融風險能力，促進我國在全球投資，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人民幣的國際化不僅需要采取各種措施保持國內金融貨幣秩序的穩定，以增強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還需要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力。政治影響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過協商、援助等措施積極爭取周邊國家及其他國家政府的支持，如與周邊國家建立更多貨幣互換協定，鼓勵受援國用人民幣從中國直接進口或從第三國進口，通過政府合作或提供便利的形式爭取周邊國家及傳統友好國家外匯儲備投資于人民幣資產，以人民幣在國際上發行債券等等；另一方面，要積極參加國際多邊或雙邊事務，要加強中國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三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需要促進國際貨幣多元化，并建立有效的約束和制衡機制。一國通過市場力量和政治力量推動本幣國際化的同時，一定程度上也把本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國際化，從而對其他國家經濟產生影響。金融危機后，美國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從QE1到QE3），在給國內市場注入流動性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元資產大幅縮水，加劇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也給其他國家造成一定的損失。美聯儲實際上是利用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為本國經濟謀私利。在當前單一主權國家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缺陷已成為共識，而統一的超主權貨幣尚且無法形成的情況下，促進國際貨幣的多元化，并建立有效的約束和相互制衡機制，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及維持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更為現實的選擇。

本文作者：喻海燕葉芳工作單位：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