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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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是提升我國國際經濟地位的一個重要條件。“一帶一路”建設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重大機遇和優勢，但其也面臨著許多潛在的風險和挑戰。能否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斷加大的投資有效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關鍵取決于我們能否通過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實現經濟轉型和形成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能否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潛在的政治經濟風險因素建立起有效的化解機制，以及能否切實提高對金融和對外投資的監管能力。

[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建設；swot分析

中央黨校的張伯里教授曾提出過“四個5%”作為衡量一個經濟體能否稱得上世界經濟之一“極”的標準：GDP占世界GDP5%以上；世界500強企業數量超過25個，也要占5%以上；對外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5%以上；本幣在世界外匯儲備總額中的份額在5%以上。當前只有美國、歐盟和日本具備這“四個5%”，而中國雖早已實現了前三個“5%”，且都在10%以上，但“人民幣占世界外匯儲備5%”這最后一項卻尚有很大差距。在“一帶一路”不斷取得新進展的當前時期，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有著諸多優勢；但政治、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風險也不容小覷。與此同時，從全球來看，目前不少國家已開始不滿美元的霸權地位，歐元、日元等貨幣的競爭力也有所削弱，人民幣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面臨不少挑戰。因此，深入分析“一帶一路”背景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優勢、劣勢、機遇與挑戰（即SWOT分析），顯然是一項頗具現實意義的課題。

一、優勢分析（Strengths）

（一）“一帶一路”建設既需要也有助于有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海量的資金，亞洲開發銀行之前的一個測算顯示，21世紀初投資于亞洲基礎設施的資金約需要8萬億美元以上。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估算，2016年至202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在10.6萬億美元以上。目前看來，相應的資金規模遠小于此數，而人民幣國際化可以為中國資金的對外投資提供便利，為“一帶一路”的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人民幣一旦實現國際化，中資企業面臨的匯率波動等風險降低，融資匯兌等成本降低，手續簡化，這都將給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中資企業極大的便利。中國作為“一帶一路”沿途區域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還有著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中國資金的積極參與將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要求。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國際化也需要“一帶一路”為之提供動力。首先，中國要增加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就勢必會產生巨額的融資、支付、結算；人民幣可以借機擴大境外流通量，以期在這些領域積極提高人民幣的認可度和使用范圍。再者，建設“一帶一路”，深化金融合作必不可少，諸如擴大中國與沿線國家雙方的本幣互換、簽署金融監管合作的協議、完善跨境風險管控機制等等，這些多邊金融合作的開展也將助力人民幣地位的提高。此外，在當今世界的貨幣體系中，人民幣要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必將與其他幣種進行競爭，指望在一些美元、歐元等貨幣占據優勢的區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是非常困難的，這會造成人民幣與其他幣種的“短兵相接”。相反，“一帶一路”建設會直接拉動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這是全球經濟的增量，在這其中擴大人民幣的影響，阻力會稍小一些。（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系日益密切，互補性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亟需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而中國在基建領域有著強大的生產能力。除基建外，中國在航天、深潛、大飛機、衛星導航、超級計算機、萬米深海石油鉆探設備等領域都取得重大突破，并脫穎而出了華為、大疆無人機、海爾等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如今，中國制造業的規模已居世界第一，也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制造業體系，中國制造業的產能基本可以滿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需要。隨著中國的產業升級，一些產能將會向國外轉移，諸如鋼鐵、水泥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普遍滯后，承接從歐美等發達國家轉移的高端制造業難度較大，承接從中國轉移的制造業倒是力所能及。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6.3萬億元人民幣，這一數值還在以快于中國與全球進出口總額增速的速度逐年增加，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也在持續增加。可以預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往來會愈加密切，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交往中的地位也會越來越重要。（三）中國在一些與“一帶一路”建設關系密。切的金融機構中具有較大的話語權在的積極倡議之下，2014年10月，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財政部長或授權代表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2015年12月，亞投行正式成立。這是第一個由中國首倡設立的國際性金融機構，總部設在北京。根據《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中國初始認繳資本目標占總資本金的50%，是最大的股東；隨后隨著成員的增加，出資比例有所修改，亞洲域內成員和域外成員的認繳股本出資比例為75∶25，并參照GDP比重進行分配；但依此方式中國依然是亞投行最大的股東，具有最大的投票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顧名思義，其業務重點是對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投資，可見其業務與“一帶一路”的建設高度契合。2014年又有絲路基金注冊成立，其目的就是為“一帶一路”地區的經貿合作和互聯互通提供融資支持。鑒于它是中方獨資的單邊金融機構，中國更是掌有絕對的話語權。除此之外，還有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也有望成立。我國國內也有不少金融機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如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以及工建中農“四大行”等，它們業務無不與“一帶一路”建設息息相關。在這些金融機構，中國不是獨資掌控，就是掌握較大的話語權，因此有能力積極使用人民幣進行業務往來。這顯然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一大有利條件。

二、劣勢分析（Weaknesses）

（一）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區域存量不足。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區域有多少存量，并無官方精確數據，但鑒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短暫歷程和中國未完全放開的資本管制等因素，其在“一帶一路”區域的存量不會很高，離岸市場的建設也比較落后。且“一帶一路”區域的人民幣資金主要集中分布在香港和新加坡，其他區域人民幣存量有限。現階段中國也存在著“特里芬難題”，即如何才能在為全球提供流動性的同時還保持幣值的穩定性。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需要保持幣值穩定，但是若不增加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存量，則毫無可能在此區域實現路徑突破。中國從1994年以來長期保持雙順差，按照目前趨勢來看，中國短期內不可能在經常賬戶下實現逆差，增加“一帶一路”沿線人民幣的存量只有在資本賬戶下實現逆差一途。事實上，在2017及之前幾年,中國資本外流壓力非常大，外匯儲備急劇減少，人民幣一度承受著極大的貶值壓力，而這還是在中國主動收緊資本管制、審慎的向海外投放資金的情況下發生的。可以想象，假如中國大筆增加對外投資以擴大海外人民幣存量，則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國內金融系統承受的壓力會更大。（二）“一帶一路”外部環境風險大，中國尚無完善的應對機制。首先是沿線國家潛在的經濟風險，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大多經濟發展落后，基礎設施欠缺，財政狀況不佳，市場化程度低。其次是政治風險，如政局動蕩、大國干預；因此，有些與政府合作的項目，會因政黨輪替、政權更迭而擱淺或違約。我們對這些風險雖有一定的認識，但并無良好的應對辦法。客觀地講，中國與沿線國家既未建立完善的金融合作、管理和監督機制，自身也沒有權威的風險評級機構和覆蓋面廣的保險業務，應付當地政局變動、沖突、戰爭之類的事件更是乏力。以“一帶一路”正式推向全球的2015年為例，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流量是189.3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近四成，增幅是對全球投資增幅的兩倍，占2015年中國對全球投資流量總額的13%。這組數據看起來還不錯，但是投資流量的前十名分別是：新加坡、俄羅斯、印度尼西亞、阿聯酋、印度、土耳其、越南、老撾、馬來西亞、柬埔寨；其中，對新加坡的投資流量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55%，而緊隨其后的俄羅斯僅有16%；此外超過10億美元的只有印度尼西亞和阿聯酋（以上數據源于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的《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可見2015年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流量雖有大幅增長，但主要集中在少數經濟良好、政治穩定的國家。這當然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但從中也可看出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堪憂。此外，2007至2012年六年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流量占對全球投資流量總額的比例約為10%，而2012至2016五年間，這一比例則分別為14.86、11.65%、10.83%、12.51%和8.54%。可見在2013年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該區域對中國企業的吸引力并沒有顯著上升。此外，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主要由國有企業推動，民營企業參與較少，而近些年中國民營企業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中已占半壁江山，這直接反映了“一帶一路”沿線的高風險和其不太樂觀的盈利前景。（三）人民幣大循環回流渠道不暢。雖然比較而言，現階段增加人民幣海外存量的問題更突出，但這些海外人民幣如何回流，也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當前人民幣的回流渠道狹窄，在資本項目下人民幣未完全實現可兌換的情況下，僅有跨境貿易結算、滬港通（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境內機構發行離岸人民幣債券、獲準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人民幣合格境外投資者等渠道，并且設有額度限制。此外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特定階段貶值預期還有所上升的背景下，回流機制不暢更是降低了海外持有意愿。（四）中國與“一帶一路”部分沿線國家有著直接的利益沖突雖然建設“一帶一路”是共贏之舉，不過有些國家和中國久有爭議，有時矛盾還會激化發生對峙，這顯然很不利于“一帶一路”建設。

三、機遇分析（opportunities）

（一）加速“一帶一路”區域的經濟一體化，與中國自貿區戰略銜接，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在“一帶一路”區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以提高人民幣支付結算的便捷性，從而促進沿線各國之間更大規模、更深層次的資源要素流通，加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全球分工日益深化的今天，即便像中國、美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和市場也不能“自力更生”，中國向來明確表達支持全球化的態度。“一帶一路”若能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有所進展，不僅會加快本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增強經濟實力，也能有效緩解政治層面的矛盾，穩定局勢。中國則可以憑借該區域的整體力量參與大國博弈，增強自身話語權。不過“一帶一路”各國的情況是如此懸殊、復雜，推進沿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頗為棘手的工作。當下有一個比較現實的選擇，就是把“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的自貿區戰略對接，以人民幣國際化貫串之。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已是中國繼加入WTO之后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抓手，意義非凡。黨的十七大把自由貿易區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中國近期的目標，是積極推動與中國周邊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逐步提升已有自由貿易區的自由化水平。中長期看，要形成涵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由貿易區網絡。國內，繼推出廣東、上海、天津和福建4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之后，2016年又新增7個自貿區試點（分布在在浙江、遼寧、河南、重慶、湖北、四川和陜西七省市）。2016年11月2日，國務院了《關于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新一批改革試點經驗復制推廣工作的通知》，對廣東、天津、福建、上海這四個自貿區試點的工作予以認可，支持把行之有效的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可以預見，在自貿區試點積累大量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將進一步建立貿易便利化機制，打造更高水平的開放體系。而與“一帶一路”的對接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顯然有助于促進這一全面開放格局的形成。（二）倒逼中國國內的金融體制改革。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必將促使中國金融不斷提升自身效率，跟上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步伐；有利于加快中國金融市場改革，更好發揮金融資源配置中市場的主導作用。具體到“一帶一路”的建設中，中國金融機構要幫助中國企業更好更快地走出去，這不僅需要金融機構本身服務的升級，也需要中國政府加大國內金融市場的改革力度。國內各種力量并非鐵板一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難免會觸動一些既得利益，這種情況下，像加入WTO一樣，通過外部的條約責任和有形具體的承諾來促進國內的體制改革，就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帶一路”區域較大的經濟風險會有力促進中國金融行業服務水平和金融監管水平的提高；能在該區域開辟一片沃土的金融企業，必將在披荊斬棘中獲得極強的競爭力。因此，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僅會進一步深化中國國內金融體制的改革，也將在國際上培養一批極具競爭力的中國金融企業。（三）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變革。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總體上有利于發達國家，以往的三大世界性經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無不處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掌控中。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提升發展中國家群體的話語權。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可借機團結眾多發展中國家來增強發展中國家群體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話語權。事實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新型多邊金融機構，均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成立的。杭州G20峰會、廈門金磚國家會議也是中國團結發展中國家來共同增強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秩序中地位的表現。2015年11月30日，人民幣被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在人民幣納入SDR、亞投行等國際性金融機構成立的同時，在“一帶一路”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整合發展中國家群體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實力，增加話語權，能夠切實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與完善，使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發展的更加多元、靈活、穩定。

四、挑戰分析（Threats）

（一）中國自身存在較大的經濟轉型壓力。受2008年金融危機打擊，原先不斷提高的全球貿易深化程度轉而急劇下降，各大國對外貿易都面臨巨大壓力，低迷形勢短期內難以改變，依靠貿易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有限。另外，我國貿易結構也會制約人民幣貿易輸出規模。在中國進口商品結構中，進口加工料件和大宗商品地位重要。而進口加工料件主要由委托加工的一方（多是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選擇計價貨幣，大宗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更是普遍以美元定價。從出口商品結構看，中國企業尚未獲取全球價值鏈主導權，中資企業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中低端位置，對發達國家出口低端產品更屬于買方市場。進出口兩方面的劣勢致使全球貿易中人民幣計價份額上升前景受限，只有隨著中國出口轉型升級以發揮“生產者定價”的優勢，才能依靠貿易渠道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在依靠貿易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增加對“一帶一路”的投資似乎是個理所當然的選擇，不過中國對增加海外投資還有重重顧慮。不少國內傳統的比較優勢產業面臨著嚴重的產能過剩，難以再擔當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任。與此同時，中國的環保產業、“互聯網+”等新業態還未成長起來，短期內又難以形成較大的經濟拉動作用。此外，近年來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呈“雙升”態勢，債券市場違約事件增加，金融風險積聚，也不允許中國資金迅速外流。總之，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直接關系到“一帶一路”建設成敗的關鍵，亦決定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基本供求格局。（二）資本外流帶來風險。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長期看來，一方面要求逐步開放我們的資本賬戶，另一方面要求不斷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這就為我們的金融監管能力和對資本流出節奏的把控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放開資本市場，資本的迅速流出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包括:拉高國內利率，國內企業融資難，容易造成資金鏈斷裂；資金外流，無法支撐較高的資產價格，資產泡沫破滅，引發經濟危機；本幣匯率大幅下降，國內舉借外債的企業負擔增加，加大被外資收購或是破產的風險。雖然中國目前還不至于發生上述三種情況，但有必要居安思危，必須高度關注實體經濟的發展動態，建立起資本流動預警系統。（三）化解“一帶一路”沿線大環境本身蘊含的風險，任重道遠。如前所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含的經濟和政治風險因素，是我們在積極尋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的問題。可以說，“一帶一路”建設能否安全有效地推動人民幣的國際進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與沿線國家建立完善的金融合作、管理和監督機制；我們自身能否形成一批權威的風險評級機構和有力的保險企業；能否在政府層面成立主管境外中資機構和個人的海外利益保護部門，在各國政府間建立執法安全合作規范機制；能否妥善應對區域內外大國博弈中出現的各種新變局（例如如何應對中印邊境沖突以及美國的阿富汗新戰略）

作者:王天坤 單位:中共銅陵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