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排序論文：我國的價值排序及核心構建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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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彥工作單位：浙江大學

(一)價值排序是人類道德心理的外在表征價值排序作為人類道德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般有搜集、設計、選擇、行動和省察五個階段,這五個階段具體外顯為:①價值認知,即有理性地意識到價值排序問題之存在;②倫理意圖,即道德主體主觀上選擇什么樣的價值原則及道德行為;③道德選擇,即對可選擇的價值原則和行動方案做出評價;④倫理行為,即實施倫理意圖,直接表現出道德或者不道德的行為;⑤道德省察,即對上輪道德行為進行反省,為下一環節的價值排序提供“道德檔案”。這五個階段描述了道德行為外顯過程中的心理過程和特征,并且它們之間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同時,價值排序與社會文化背景、歷史經驗、未來預期、具體的行動情境是密切相連的。價值排序中道德主體的要素,如欲望、情感、目的、偏好、需求等,都與經驗世界緊密相關,因此可以說,“價值的最終實現與社會環境相關,也與價值主體相關,其中,與價值主體的相關性,主要就體現在價值實現的過程是道德主體對于價值的認知、選擇、踐行的過程”[1]。同時,價值排序是一個經驗累積和未來預期的過程,這其中道德主體的實踐理性是這一過程實現的本質特征;作為結論的價值排序是對未來可能性的一種道德預期,這種預期可以通過行動得到驗證,并在未來行動中加以改善。總之,價值排序是人類道德生活的重要表現,也是主體道德心理過程的外在指征。(二)價值排序是道德主體倫理決策的內在體現價值排序的成立基于價值原則的差異性及其分類。在現實生活中,不僅有社會和個人的,也有主導性和非主導性價值觀之分,同時還存在價值觀本質結構和表象結構的差異。無論體現為各種具體道德規范和道德評價標準的表象結構,還是體現為道德主體規范、道德實踐心理模式、價值本位意識的本質結構,都需要主體作出倫理決策。一般說來,一個倫理決策必須滿足如下三個條件才能稱為倫理決策:首先,決策的對象涉及倫理問題,即具有倫理內涵、受人類基本倫理規范的調節;其次,決策者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倫理主體,能意識到倫理問題的存在,能夠做出判斷和實施行動;最后,人們可以對決策結果做出“合倫理”和“不合倫理”的判定。因此,道德主體作出倫理決策需要價值排序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體現了價值排序對于價值起源、價值判斷依據、價值目標理想的認定與選擇,體現了價值動力系統中目的系統、手段系統、規則系統和制約系統作用的整個過程。“每一個理性的價值排序(rankingvalues)必然要求突顯主要價值相對于次要價值的重要性。這里面是一個系列過程,必然涉及到各種比較、判斷、選擇等”[2]77。就這個意義來說,價值排序是道德主體倫理決策的內在體現,是道德主體甄別、厘清、判斷、選擇、追求、實踐道德目標的行為過程。(三)作為個體和共同體的道德主體中都存在價值排序作為個體的道德主體,價值排序構成個體的道德心理定勢,在現實生活中以它為尺度去確定行為的正當性,從而規范、約束和調節自己的行為。作為共同體的道德主體,通過主導的價值規范,直接規范人們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為社會交往和社會生活提供一套道德框架和價值秩序。無論是個體還是共同體都存在價值排序問題,“但是,個體的價值排序與社會整體的價值排序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關乎國家和社會的道德共識和價值認同的程度。阿羅(KArrow)曾在1950年的一篇論文中特別區分了‘口味’———對各種私人狀況的價值排序,與‘價值’———對各種社會狀況的價值排序。盡管如此,由我們的價值偏好所決定的道德行為,仍是一種“后果論”的道德行為,因為‘偏好’已經對各種行為排序并且我們選擇這一排序當中價值最高的那些行為———它們的“后果”具有最高價值。另一方面,由我們的意志所決定的道德行為,則是義務論的道德行為。因為自由意志的決斷不依賴于任何經驗判斷或對行為的后果的評價,它來自‘先驗’世界”[3]。(四)價值排序拓展了價值哲學研究的維度當代中西價值哲學觀點多元,有關注價值范疇的研究(如討論價值、善、良心、義務等基本范疇)、重視基本價值原則的研究(如幸福與快樂、自由與人權、美德與良心、愛與孝、平等與效率等價值原則)、關注價值關系的研究(如道德與法制、科技與道德、經濟與倫理、倫理與宗教的關系)和涉及具體價值問題的研究(如環境污染、恐怖主義、基因工程、互聯網、安樂死、隱私權等問題)?？梢哉f,價值排序與以上價值哲學領域的研究都有密切關系,無論是價值原則本身的理論研究、價值尺度和范圍的范疇研究,還是價值問題的應用研究,均體現了價值排序在價值的緣起、意義、適用范圍、價值體系中的序列等研究中的外顯性和前瞻性。因此,探討價值排序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影響,研究如何把握現代社會所引發的道德困境、倫理風險、文化沖突問題,研究價值排序的基本概念、歷史淵源、相關范疇、當代問題等,不僅有助于拓展倫理學的研究論域,也是對中國價值問題研究的補充、豐富和發展。

當代中國價值排序的主要困境

社會轉型和急劇發展的弊端呈現、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影響、現代和后現代的交織,使得當代中國出現了某種“價值觀的迷誤與失序”。具體說來,當代中國價值排序的困境主要表現在政治認同的式微、文化安全的威脅、道德沖突的加劇和宗教信仰的失范等方面。(一)政治認同的式微認同是人類生命意義的來源,它為個體行為和價值判斷提供基本的參照,認同危機是價值失序的首要表現。白魯恂指出,向現代轉型的國家存在六種危機,第一位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國家政治認同危機?！霸诖蠖鄶敌碌膰依?從部落到種姓、再到種族或語言集團等各種傳統認同形式,都會與一種范圍更大的民族國家認同的意識相沖突———認同危機也會涉及如何解決傳統遺產與現代習俗的沖突問題,并且也涉及在地方性意識與世界慣例之間的兩難抉擇”[4]。哈貝馬斯認為,認同危機是指價值認同的極限狀態,并明確指出:“合法性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政治秩序被人認可的價值”[5]。對當代中國來說,認同首先表現在對于政權合法性、執政合理性、政策合情性等方面的政治認同程度。在社會轉型時期,價值體系的重組重建、多種文化的交流交融、意識形態的對話交鋒等使得社會的政治認同逐漸式微,處于被沖擊、淡化和消解的過程之中。這一過程主要表現在國民對政治現象的關心、執政行為的敏感、政策貫徹的熱情和政治價值的關注中,這些表現的漠視、淡化和質疑是價值失序的直接表現,最終會影響中國社會價值認同的實現。因此,只有當政治權力主體的價值追求與政治權力客體的價值評價趨于一致并達到價值認同的地步,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才有可能真正得以構建起來。只有將價值共識和價值認同通過具體的政治實踐性活動體現于自身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中,才能為當代政治合法性構筑堅實的基礎。所以,政治認同問題是當代中國價值認同的重要基礎和主要表現,政治認同的式微、政治價值的排序失序將成為社會認同的重大障礙。(二)文化安全的威脅文化安全相對于文化擴張、文化霸權而存在,其核心是基本價值的安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在《文化多樣性與人類全面發展》的報告中指出:“冷戰之后,在中歐和東歐,在世界其他地區,我們都能看到民族自決意識的復興。標準化的信息和消費模式在世界各地傳播,引起人們內心的焦慮和不安。人們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自己的文化,堅持本土文化價值觀,把文化作為確定自我身份的一種手段和力量之源”?？梢哉f,多元文化的融合與沖突在全球一體化體系中的并立,使“文化安全”的概念內含著對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國家共同體建設和價值認同的反詰與抗辯。文化安全作為一個具有整體性意義的價值戰略理念,內蘊著政治、經濟、軍事的利益和訴求,體現在“文化邊界”和“價值邊界”不斷更新的過程中。意識形態安全是文化安全中的應有之義,“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認同功能應體現在對主流價值體系的維護、論證、宣傳及導向的全過程,其本質內容是要在社會成員中建構具有普遍認同的由價值原則、價值標準和價值目標所構成的核心價值體系,正確引導和合理解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的價值訴求問題”[6]。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也指出:“文化在綜合實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因此,在不同思想文化猛烈碰撞、道德價值之戰從未停息并且愈演愈烈的當下,我們必須警惕各種居心叵測的價值滲透、文化同化等,堅定對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信心,有效維護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安全。保持中國文化的自由發展及其穩定狀態,保持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自主性,維護中國文化的安全和發展,并且使之受到國民的普遍認可和基本的國際承認是當務之急。(三)道德沖突的加劇對于現代人所面臨道德沖突的普遍性,凱克斯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道德沖突如海洋般將我們淹沒”。同時,他又認為,“道德沖突現在我們的生活中非常普及,但它們預示著變化,而不一定就是解構與毀滅”[2]5-7。主張形成道德共識和價值認同,主張超越價值排序的困境,主張價值觀念的統一性和連貫性,并不是要抹殺具體價值內容在現實化過程中的復雜性和沖突性,就如約翰•格雷所指出的:“價值多元主義是一種旨在忠實于倫理生活的觀點。如果倫理生活包含有無法理性地決定的價值沖突,這就是一個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而不是某種我們為了理論的一致性而應該清除的東西”[7]46。對此,哈特曼也認為,價值矛盾在根本上說并不必然都是相互對立的,只有價值與反價值的矛盾才是必定如此。價值矛盾也可能只是一種價值差異,或者是不同等級或系列中的價值間的沖撞。正是實踐中價值沖突的客觀存在,使人們的價值排序和行動產生了責任的意義,選擇某種價值而不選擇其他價值,實際上也是人的一種價值承諾或回避的排序方式。因此,真正的道德沖突,不是否定社會價值的多元,而是表現在價值排序過程的無序和困境中?？梢钥匆姷氖?價值真空和道德失范現象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顯性事實,處于傳統和現代夾縫之中的中國民眾正在經歷著文化價值觀念的劇烈沖突,其中價值失落感體現了現代道德示范作用的弱化、價值懸置反映了人們對于道德敏感性的淡化、價值扭曲映射了價值目標日益的世俗化、價值緘默突顯了現代生活中人們對倫理規范的虛無化。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效率與公平何者優先、環境與發展的兩難、功利主義的弊端、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等等,這些道德沖突的加劇使得當前中國社會價值排序出現了一定的盲目性、逆反性和無序性,也使得社會主流價值呈現出失語化、淡漠化、教條化、邊緣化、歪曲化的趨勢。(四)宗教信仰的失范精神追求的多樣化,也導致了信仰追求的多樣化。宗教作為人類信仰確定性的依托,既可以作為溝通不同文明體系之間文化倫理觀念的可能途徑,也可以作為共同體內部凝聚力和價值認同的象征。同時,宗教在歷史傳播的過程中往往以信仰的形式負載著一個共同體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追求。因此,它不僅可以為個人生活提供意義,是個體獲得組織和社會的身份認同的基礎,也凝結了人類社會共識、共享、共通的價值理念,是具有規范、制約和行動導向作用的價值準則。但同時,宗教信仰又具有私人化與社會化、包容性與排斥性、政治化與生活化等矛盾統一的特征,“宗教信仰的實踐方式是一個私人的、神秘的、難以社會共享的信仰特征,最后出現了‘信仰卻不認同’的普遍性特征”[8]。因此,無論是道德包容和宗教排斥的困境還是宗教政治脫敏的進程,抑或宗教組織對社會安定的影響,其失序失范勢必影響到當代中國的價值認同。實際上,宗教問題特別是由此引發的突發性群體事件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都遠遠超出了信仰它的人群和范圍。同時,宗教作為社會群體的一種信仰和組織形態,已經成為地區發展與安全的焦點和國際關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宗教作為利益訴求和文化表達的重要形式之一,既引發了形形色色的沖突,也在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整合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宗教能為中國社會提供什么樣的公共產品,以及這些產品具有何種性質與功能;研究如何使宗教成為社會各要素間與不同利益群體間的粘合劑和社會資本增值的催化劑;研究在什么條件下宗教會變成社會和諧的異數,它的‘自變量’是什么,它的‘因變量’又是什么,從而使政府、社會和教界都有清醒的共識并形成共同認可的‘游戲規則’,使其負面影響保持在最低限度內”[9]。同時,宗教信仰的問題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也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我們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發揮宗教文化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發揮宗教所具有的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相結合的優勢和信仰普遍、永恒、絕對的價值榜樣作用,并且與其他文化形態、思想潮流、意識形態聯合在一起,共同建設現代社會有序的、共同的價值體系。當代中國的道德實踐讓我們意識到價值排序問題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和客觀事實,本身不是獨立和空遠的,它存在于與“他者”的關系之中,存在于個體與社會相聯系的關系之中,存在于生活實踐中的價值排序困境和意義的深度探索中。價值排序的主題與人們的道德評價和道德選擇密切相關,它表達著人類對于善的追求,也體現著人性的復雜,表征著選擇的多元,在生活實踐中發揮著重要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引導的作用。

價值排序與核心價值觀的建設

價值排序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每個價值原則在其自我凝練和抽象過程中屏蔽了現實生活中復雜多樣的情況,不同價值原則的復雜性和變動性也往往容易使人們在道德碰撞和沖突時陷入迷茫甚至做出誤判和錯誤選擇。因此,在面臨價值失序和道德困境的境遇下展開對價值排序的研究,探討文化多元化情景下不同價值原則對道德意識和道德行為的影響,有助于道德主體廓清對于核心價值的認知,提高人們的道德選擇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排序的研究不僅是一個道德判斷和倫理決策的理論闡釋與拓展問題,更是一個關乎到公民道德素質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構建的重要現實問題。因此,我們以價值排序的學理依據論證核心價值觀之為“核心”的可行性,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路徑的全面性、選擇性和實踐性,從而拓寬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構視域和建構機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意義,可從價值先驗、歷史經驗和國情體驗三個視角來體現。(一)從價值先驗角度來看,“一”與“多”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價值難題任何一種文明都有一種對內在普遍性的追求,“一”與“多”的關系中沖突和矛盾在所難免,其根本在于普遍主義一元化邏輯和文化世界價值多元化現實之間的沖突?，F代多民族國家的一個核心課題就是如何處理一與多的問題,如何保持多元化與統一性的平衡,使不同傾向的價值觀和文化觀均得到合理尊重和平等發展的同時,又能使多元價值統一于國家主導的核心價值觀建設中。就像約翰•格雷所認為的,現代性并不始于對差異的承認,而是始于對一致性的要求[7]。對此,菲利克斯•格羅斯也指出,“即便是在公民社會中,共同接受的規則、共享的核心價值觀仍然是必要的,否則多元主義便無法運行;正是那個更大的國家文化的存在促進了統一,為所有少數族裔提供了棲息之地,多元主義才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10]。文化和價值的多元化意味著各種文化和思想觀念的平等對話、共識分享與普遍承認,是社會文明發展和包容廣度的一個顯著指征,而不同價值觀間的融合、互惠又完善與發展了社會整體價值結構。因此,探討多元化情景下的當代中國的價值排序和認同問題就是探討指向不同價值領域和生活世界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和相互競爭的關系,探討主流文化和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問題。(二)從歷史經驗角度來看,在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都有一種內在地對基本價值一致性的要求對基本價值一致性的內在要求既是增進一個共同體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需要,也是共同體建立價值秩序、實現和諧交往、保持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組織、國家和社會,都會在特定的歷史積淀、文化基因和民族特性、社會實踐上,形成符合其共同體利益和要求的核心價值觀。事實上,早在1880年開始的“美國化”運動,國家建構開始的同時也是共同體建構及加強價值認同的開始。亨廷頓的《我們是誰?》一書反映了對于多元文化盛行下美國主流價值觀變遷和消解的擔憂。亨廷頓認為現在是個認同危機的時代,“現代化、經濟發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們重新思考自己的認同和身份”[11]。同樣,很多西方現代國家也十分重視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把它稱為“立國價值”(regimevalue)。德國在戰后把作為“立國價值”的核心內容寫入基本法中的第一條第一款,以示其神圣性。西方30多個國家都把“立國價值”的主要內容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1991年,新加坡政府在經過反復討論后,經國會批準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三)從國情體驗的角度看,中國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認同和建設迫在眉睫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語言覆蓋漢藏、阿爾泰、南亞、南島、印歐五個語系,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國也都有信奉者。在經濟、技術和信息日趨一體化與政治、文化、價值多元化的沖突和張力下,中國以單一主權國家屹立于世界之林,該如何協調各方利益、形成認同共識、實現和諧發展,這是一個重大且艱難的問題。因此,正如萬俊人所說,“經濟全球化趨勢加速所引發的多元文化沖突加劇;中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及其催生的日趨嚴峻的物質(實利)主義對我們文化精神挑戰的日趨嚴峻;以及中國社會加速轉型過程中所內生的對文化價值觀念系統———尤其是社會核心文化價值觀念系統———自我認同和自我重構需求日趨緊迫”[12]。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現代國家對公民教育的重視、對意識形態的強調、對核心價值的建設,都是試圖解決共同體內部差異性、沖突性的努力。這種努力,是一個共同體對于普遍認同的價值需要。對中國來說,無論在自然地域、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上,都有一個共識的基礎性,即一種共同的物質的和心理的基礎,有一種文化編碼和價值選擇上的可理解性和可溝通性。這就是我們能夠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前提所在。當前我國正處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多種利益主體并存、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和道德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不斷擴大,其影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廣泛而深刻。中國加強文化建設,建設核心價值體系及和諧社會,是對連續和兼容性文明精神的傳承和弘揚,它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中國而具有國際價值和普世意義。因此,參照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國際社會場景,探討當代中國的價值排序和道德認同問題,是重塑中國人文精神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當前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需要,是回答當代中國在內的張力和外的壓力下如何自處、選擇和行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