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導向范文10篇

一、投機與擴張--華爾街模式的本質

長久以來，以大摩和高盛為代表的一批從事證券買賣、為客戶提供咨詢服務、同時比從事儲蓄和貸款業(yè)務的傳統銀行受到更少監(jiān)管的獨立投行，一直是華爾街的“形象代言人”。他們以少量資金投入，通過杠桿作用，對各種衍生證券進行炒作，以小博大，極短時間內實現牟取暴利。在這樣的模式下，風險也隨著一次次交易進行而累計、擴大，最終爆發(fā)出來。

金融衍生產品主要的積極作用是“對沖”投資損失，或者說規(guī)避風險，但并不是消除風險，只不過把一部分人的風險轉移到另一部分人頭上。比如商業(yè)銀行為居民提供住房貸款，就面臨著居民違約的風險；為了轉移風險，商業(yè)銀行將這些貸款合同賣給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資銀行等機構；投資銀行當然不能成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它一方面將貸款處理成債務抵押債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賣給包括商業(yè)銀行、保險公司、養(yǎng)老金、對沖基金等在內的全球投資者，讓債券持有者來分擔房貸的風險；另一方面，投行創(chuàng)造出“信用違約保險”CDS（CreditDefaultSwap），讓保險公司如AIG等為這種次債提供擔保。

金融衍生產品的另一個作用是投機和套利，炒家除了會投機升跌，還會投機波幅。在1995年時，衍生金融工具投機得到臭名遠播。尼克·李森，巴林銀行的一名交易員，造成13億美元的損失，導致這家有數百年歷史的金融機構破產。

“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無法還貸的風險很高。隨著美聯儲連續(xù)17次加息，次貸購房者的還貸負擔不斷加重，同時美國房價下跌，使次貸購房者難以通過出售或抵押住房來獲得融資，這樣，越來越多的次貸購房者無力還貸。于是，房貸機構（商業(yè)銀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貸壞賬；“兩房”、投資銀行、全球各類投資者手中的大批次債由于失去償付來源而大幅貶值，金融危機從此洶涌襲來。

“把錢借給能還錢的人。”是人類第一間銀行大門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話。可是今天這些世界頂尖的銀行家們竟集體把錢借給低收入者，投資銀行給把貸款做成債券并且給予很高的等級，保險公司甚至為這種債券擔保，為什么？

教師職務評聘是學校一個重要的指揮棒，具有很強的政策導向作用。同時，它又是一把雙刃劍，正確的導向，可以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量，構建和諧社會；錯誤的導向，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高職院校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教師？

“有什么樣的教師，就會有什么樣的學生”，根據“人事相宜”、“人崗相適”的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念，下面從人才培養(yǎng)要求和高職院校教師隊伍建設需要出發(fā)，分析高職院校教師迫切需要的職稱政策導向。從人才培養(yǎng)要求來看，人才可分為四類：學術研究型、工程設計型、技術應用型、操作技能型。普通高校培養(yǎng)的人才規(guī)格是學術研究型和工程設計型，技校培養(yǎng)的是操作技能型，而高等職業(yè)技術教育培養(yǎng)的是面向基層、面向企業(yè)生產、服務和管理第一線、完成從設計到產品轉化任務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這類人才基礎理論雖不一定要那么深厚，但針對性、實用性、實踐性要強，具有人才層次的高等性、知識的實用性、能力的職業(yè)性、人才類型的技術性、就業(yè)去向的基層性特點。“打鐵須得自身硬”，作為高職院校的專業(yè)課教師，生產第一線高級應用型人才的培養(yǎng)者，應是技術應用成果豐碩的實戰(zhàn)型專家，而非理論水平很高的學術（學科）專家，這就需要通過改革職稱政策加以引導。

二、當前高職教師職稱政策導向存在的突出問題

各個地方高職教師職稱政策仍沿用普通高校教師職稱政策體系，以學歷為導向和主體要素，片面追求高學歷，對學歷實行“一票”否決。下面以《某省高等學校教授資格條件》第四條為例進行分析。該條規(guī)定：40歲以下申報副教授資格者，須具備研究生學歷或碩士以上學位。這就意味著40歲以下，具備本科學歷的高職教師即使比同齡的具備研究生學歷或碩士以上學位的教師業(yè)績突出，也無法申報副教授資格，必須再等上幾年。

該省教育廳人事處對此的解釋是：“作為大學，應該是高層次高學歷人才的聚集地，這樣才能培養(yǎng)出高質量的人才。”事實上，這句話并不恰當，準確地說，“作為大學，應該是高能力人才的聚集地，這樣才能培養(yǎng)出高質量的人才。”學歷，學歷，即學習的經歷，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能力。提高能力的目的是為了作出業(yè)績。高學歷不等同于有高知識，高知識更不能等于有高能力，而有高能力還不能等于作出了大的貢獻！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是騾是馬“亮”出本領就見分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因此“相馬”不如“賽馬”。學歷再高也要經過實踐這塊“試金石”的檢驗。無論是高學歷的人才還是在實踐中成才的人才，衡量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業(yè)績。因為只有業(yè)績才能把一個人同其他競爭者區(qū)別開來。著名經濟學家肖灼基教授曾指出：“人才的優(yōu)秀程度應由實踐決定，由實踐中的績效決定的。評價人才，不能只看他讀過什么大學，上過什么學校，而是看他給社會究竟做出了什么貢獻，有些什么業(yè)績和經歷。”我們要重視學歷但不能惟學歷。高學歷者理應比低學歷者取得更大的業(yè)績，我們的政策不能也不應該對高學歷者另眼相看，具有“雙重標準”。

摘要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的匯率政策導向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目前匯率政策的焦點已經開始轉向國際收支的市場化均衡調節(jié)機制。對如何建立國際收支市場化均衡調節(jié)機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關鍵詞匯率政策國際收支均衡調節(jié)

當前，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一些國家不斷對我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我國改變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面對升值壓力，我國政府堅持自己的原則，在匯率問題上既獨立自主，又高度負責。對匯率的改革，我國政府以自己的時間表和對自己合適的力度進行調整。

2005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在兩會結束時對700余位海內外記者做出如下表示，“中國的匯率改革從1994年開始，到現在也沒有停止。我們確立的目標是實行根據市場需求、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度。現在我們正在進一步研究改革的方案，使匯率對于市場更富有彈性。”為人民幣匯率增加彈性，是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重要一步，是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一環(huán)。

11994年以來我國匯率政策導向的階段性差異

對于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基調，在不同的發(fā)展時期規(guī)范的政策表述是有差異的。僅從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的政策導向確實存在較大的差異。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公共”原則的內涵；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公共政策分析應如何體現“公共”原則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據政策與目標之間的關系、公共政策是政府用來“處理或解決公共問題或公共目標”的、政策目標取向的公共性、政策問題范圍取向的公共性、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須反映“公共”原則、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必須遵循“公共”原則、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必須體現“立體”要求等，具體請詳見。

內容提要：“公共’原則有著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內涵。從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角度來透視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過程、公平目標及其模型等方面還存在若干違背“公共”原則的現實缺陷。必須使“公共”原則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體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標的“立體”性上得到體現，內容上得到落實，才能確保相應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據政策與目標之間的關系，在各種備選的公共政策中確定何種政策將最有效地實現一套既定目標的過程。這一分析過程，是政府“政策主張的先決條件”，亦即政府決策、主張及其實施的前提，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質。可持續(xù)發(fā)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發(fā)展；是指既實現人類經濟發(fā)展的目標，又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并促進人與環(huán)境和諧地發(fā)展。筆者認為，盡管不是每個具體而微的政策問題都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有關，但至少從宏觀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必須遵循“公共”原則，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一、“公共”原則的內涵

我國臺灣學者張世賢、陳恒均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來“處理或解決公共問題或公共目標”的。日本學者藥師寺泰藏也認為，公共政策就是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見，“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則，才能真正體現這一本質屬性。這里所謂“公共”原則，一是指政策問題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為原則。公共利益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各利益主體間的此得彼失，影響著公共利益的實現，甚至影響著正常的社會秩序。因此，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機構”，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權力、承擔公共責任、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中，必須謀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領域侵犯私權，或為少數人甚至政府自己謀取私利。“公共”原則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問題為綱領性的政策問題進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能夠更有效地約束、引導各社會主體，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領域內以其秩序化的活動增進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為現實和未來的各社會主體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標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代際目標的實現為原則。從一個歷史過程來看，“公共”原則要求，通過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得以把政府的行為目標，規(guī)范、約束在既立足當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確保未來人可發(fā)展的基本條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體現政府行為在代際之間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執(zhí)于當代的自私性、狹隘性。“發(fā)展才是硬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當代和未來連續(xù)、不間斷的發(fā)展，即持續(xù)發(fā)展，才能真正確保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這種代內和代際的持續(xù)發(fā)展，是當代人和未來人公共利益的根本體現。因此，從另一角度也同樣可以說，以代際目標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樣是在公共利益實現意義上的“公共”原則的體現。

2016年，主席在全國科技創(chuàng)新大會、中國科學院第十八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yè)中。”[1]這使得我們將目光聚焦到科技論文的外流現象上來，更有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科技論文外流現象的原因。如，劉麗英等認為我國110個學科論文外流造成的文獻經濟總損失量為7.33億元，其中農業(yè)工程領域論文外流導致文獻經濟損失總計為667萬元[2]。董建軍對我國學術論文的流失現狀進行了分析，探討了優(yōu)質稿源流失問題的根源，并提出了對策[3]。王澤蘅研究發(fā)現中國論文外流數量比日本多、兩國間數量差異逐年增大[4]。劉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國科研論文外流的數量、質量和學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簡要分析科技論文的外流現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導向對科技期刊發(fā)展的影響。

一、科技論文外流現象及損失

截至2019年底，我國科技期刊總量為4958種，僅次于美國和英國。但是，中國SCI收錄期刊僅占全球SCI論文總數的1.72%。2010—2019年間，中國作者發(fā)表了SCI論文275.5萬余篇，其中只有2.2萬余篇發(fā)表在中國SCI收錄期刊上，僅占8.10%[6]。科技論文的外流不僅僅體現在數量上，論文質量也都較高。中國作者發(fā)表SCI論文引文影響力為12.83，同期全球SCI論文引文影響力為14.11[6]。其中被SCI收錄論文數量最多的學科分類為：基礎學科、應用科學等，而這些學科大多數涉及我國的高尖端技術領域，國家在這些領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經費，這不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問題，還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和國有資源外流。

二、科技論文外流的原因

國內大量優(yōu)質論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兩點。

（一）學術評價導向

為引導金融機構堅持服務“三農”、服務實體經濟發(fā)展的市場定位和政策導向，加強農村薄弱環(huán)節(jié)信貸支持，并有效改善農村基礎金融服務，使涉農導向更加明確，涉農信貸投放總量持續(xù)增加，2011年，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指引（試行）》，明確了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的指標設計、方法程序和結果運用等方面的內容，對于提高信貸政策執(zhí)行力具有重要意義。如今七年過去了，農村金融環(huán)境、經濟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人口環(huán)境乃至政治環(huán)境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基層人民銀行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也帶了許多變化。現從基層人民銀行實踐角度出發(fā)，對進一步完善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進一步提高評估結果的針對性、科學性、參考性，談幾點粗淺認識。

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情況

（一）2017年度秭歸縣涉農信貸評估工作整體情況。1.評估對象的基本情況。2017年，秭歸縣正常經營的共有9家金融機構，其中縣域法人金融機構有2家，分別是秭歸農商行和秭歸興福村鎮(zhèn)銀行。除了秭歸興福村鎮(zhèn)銀行成立不到4年，不符合參評條件以外，參加2017年度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的共有8家金融機構，分別為工行、農行、中行、建行、農發(fā)行、農商行、郵儲銀行、湖北銀行，較上年增加了1家，其中湖北銀行為首次參評。2.涉農信貸評估結果。2017年，秭歸縣域金融機構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總體情況良好。8家縣域金融機構評估結果為：優(yōu)秀類1家，良好類3家，勉勵類2家，占比分別為12.5%、37.5%、25%和25%。8家參評金融機構中評分優(yōu)秀的和勉勵的機構占比較往年變動不大，中等的機構占比較往年有一定減少，而良好的機構占比較往年有所上升，顯示出秭歸縣金融機構支農惠農能力在不斷改善，涉農信貸評估成效較為明顯。　（二）2017年度秭歸縣涉農信貸評估特點分析。1.涉農貸款余額持續(xù)增長且增速在不斷加快。2015年至2017年，秭歸縣涉農貸款余額在持續(xù)增加，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全縣經濟發(fā)展薄弱環(huán)節(jié)的信貸需求得到有效滿足，有力支持了縣域涉農經濟體穩(wěn)定快速發(fā)展。從總量上看，2015年與2017年相比，全部參評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由38.83億元增長到62.75億元，提高了61.6%，年均增長20.53%；縣域貸款余額由72.45億元增長到98.5億元，提高了35.96%，年均增長11.99%；涉農貸款余額占縣域貸款余額由53.6%上升到63.71%，提高了10.11%。其中，農林牧漁業(yè)貸款余額由1.72億元增長到2.58億元，增長50%；農戶貸款余額由11.27億元增長到18.34億元，增長62.73%；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由0億元增長到0.06億元；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由12.1億元增長到18億元，增長48.76%；只有農村中小企業(yè)貸款余額先升后降，由18.83億元增長到21.52億元又降到15.53億元，降幅17.53%。對比2015年和2017年數據，涉農貸款的流向主要是農戶貸款、農村中小企業(yè)貸款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尤其是農戶貸款余額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增加顯著，農村中小企業(yè)貸款余額和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相比往年略有下降（見圖1）。從增速上看，全部參評金融機構涉農貸款余額增長穩(wěn)定且呈現加快趨勢，而且涉農貸款余額的年均增速要快于縣域貸款余額的年均增速，說明全部貸款中流向涉農經濟體的貸款呈增長態(tài)勢。具體分析，受國家經濟形勢、金融監(jiān)管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影響，以2016年為分水嶺，除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貸款余額增速持續(xù)加快以外，農戶貸款余額增速、農村中小企業(yè)貸款余額增速、農田基本建設貸款余額增速有所回落，呈現出先快后慢，甚至負增長的趨勢，農林牧漁業(yè)貸款余額增速則是先低后高，這與秭歸縣的整體經濟形勢也呈正相關關系（見圖2）。2.涉農貸款風險有所下降但力度減弱。全縣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先升后降，由2015年的5995萬元上升到2016年的9251萬元，增幅54.31%，再降到2017年的6853萬元，降幅25.93%，2017年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比2015年小幅上升，增幅為14.31%。3年里，全縣涉農貸款不良貸款余額以2016年為分界點，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充分體現了各銀行金融機構由前期粗放經營到后期注重防控金融風險的轉變，也表現出各金融機構開始注重對優(yōu)質農戶和“三農”小微企業(yè)的甄別和培育。然而，在當前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對貸款主體的審核和挑選勢必更加嚴格，貸款發(fā)放和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的創(chuàng)新更為謹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金融對三農以及農村中小微企業(yè)的幫扶力度。3.涉農金融產品與服務創(chuàng)新日益豐富但動力不足。近年來，各金融機構為加強對農村薄弱環(huán)節(jié)的信貸支持，并有效改善農村基礎金融服務，著力在創(chuàng)新支農信貸產品、擔保方式、服務方式等方面實現突破，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金融產品創(chuàng)新方面比較典型的有工行的“納稅信用貸”和“農民工住房按揭”；農行的“扶貧惠農貸”、“扶貧直補貸”和“農家樂貸款”；建行的“裕農易貸”和“隴上新農貸”；農發(fā)行的“企業(yè)信用保證基金收購貸款”、“農村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園區(qū)建設貸”、“返鄉(xiāng)下鄉(xiāng)人員培訓基地建設貸”、“新產業(yè)與新業(yè)態(tài)信貸通”、“新型經營主體創(chuàng)業(yè)貸”和“返鄉(xiāng)下鄉(xiāng)企業(yè)貸”；郵政儲蓄銀行的“扶貧小額信貸（惠農易貸）”；農商行分別對涉農企業(yè)、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建檔立卡貧困戶制定的“金融精準扶貧貸款”，為農戶和涉農經濟體提供了豐富的產品選擇。在金融服務創(chuàng)新方面比較典型的做法是以“助農（惠農）取款點”、“金融精準扶貧聯系點”、“銀行+擔保”、“銀行+供銷社”等模式為重點，不斷優(yōu)化農村金融環(huán)境，提高普惠金融的可獲得性。但從整體上看，由于經營重點不同，國有五大行的涉農貸款余額占比有所下降，對涉農信貸產品與服務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不高。

涉農信貸評估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評估指標體系不夠完善。目前，所有銀行機構使用的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及其權重是完全統一的，但由于不同銀行機構的業(yè)務重點、市場定位、經營模式和風險防控模式不同，尤其是工農中建這些全國性大型商業(yè)銀行與本地的農商行、村鎮(zhèn)銀行業(yè)務側重點有顯著差異，導致評估結果可比性不強，未能真正反映評估對象的涉農信貸重點、方向、風險及成效，也未能真正體現涉農經濟主體的實際信貸成本、經營概況和實際效果，從而降低了評估結果作為上級行調整涉農信貸政策的參考價值。（二）評估數據報送的質量難以保證。目前定量評估數據主要來源于人民銀行金融統計監(jiān)測管理信息系統，定性指標數據主要來自于自評問卷，包括涉農信貸政策實施情況、涉農信貸制度建設情況、涉農金融產品與服務方式創(chuàng)新以及涉農信貸業(yè)務的獎懲情況等大量佐證資料需要金融機構主動按時報送。但在具體評估過程中，這些報送資料缺乏有效的核驗手段，對不按要求自評、材料弄虛作假的金融機構，沒有明確的規(guī)章制度進行有效制約，致使報送材料的真實性大打折扣。（三）缺乏現場評估的依據。目前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工作主要采取的是非現場形式，由人民銀行分支機構結合定量指標數據和金融機構主動報送的定性指標數據，通過人民銀行開發(fā)的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信息管理系統與人工計算雙重途徑進行評估，缺乏現場評估這種能夠隨時查閱評估對象相關資料的方式。同時，相關政策文件中也沒有對現場評估這種方式作出明確的制度規(guī)定，導致對現場評估這種方式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大。（四）評估結果運用無明確操作細則。目前涉農評估結果被劃分為優(yōu)秀、良好、中等和勉勵四檔，然而對評估結果運用方面的規(guī)定則較為寬泛，對不同檔次金融機構的獎懲不夠明確，且缺乏具體、詳細的執(zhí)行標準，致使評估結果對金融機構的約束和導向作用沒有完全發(fā)揮出來。例如，對于如何將評估結果與金融機構的差別準備金動態(tài)調整、銀行間市場業(yè)務準入管理相結合，目前沒有做出明確規(guī)定。（五）評估工作人員的專業(yè)素質有待提高。涉農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需要工作人員具有較高的專業(yè)知識和政策理論水平，而基層人民銀行工作人員的業(yè)務素質、政策水平和分析手段相比較涉農評估工作的要求還略有差距，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涉農評估工作的高效開展。

對策建議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次級貸款自由主義

[論文摘要]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其影響不僅僅局限于金融業(yè)和集體經濟，還對人們的理論體系產生沖擊，使自由主義政策受到挑戰(zhàn)。金融危機的產生主要由次級貸款業(yè)務的擴張和美國房價下跌的現實引起，但從制度上來說，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本質特征和衍生金融市場缺乏監(jiān)管導致的投機泛濫。無論是當前的救市政策，還是未來的風險防范，政府干預都將是必然選擇。

2008年9月集中爆發(fā)了被稱為“華爾街風暴”的金融危機，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使得人們將之與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相提并論。

9月7日，曾占據美國房貸市場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國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國銀行收購；9月21日，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至此，美國前五大投行已“全軍覆沒”。其它的金融巨頭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告急；9月25日，美國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被美國聯邦監(jiān)管機構接管；9月29日，美聯銀行被花旗銀行收購……金融機構紛紛倒閉不僅意味著“華爾街模式”的覆滅，而且引發(fā)了人們對于金融市場的深刻反思。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貸危機“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國眾議院監(jiān)督委員會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問題時，美聯儲前主席表示，他從自己的思路中“發(fā)現了一個缺陷”。格林斯潘說：“當時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假定各機構(具體來講就是銀行和其它企業(yè))的自我利益決定了，它們是保護自己股東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經是神話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開始擔任美聯儲主席，并且史無前例的四次連任，歷經四位總統。他導引下的美國經濟經歷過兩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歷史上最長的增長期，在克林頓時代創(chuàng)造出了“零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奇跡。美國媒體曾經毫不掩飾的宣稱：“誰當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艾倫當聯儲主席就行。”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次級貸款自由主義

[論文摘要]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其影響不僅僅局限于金融業(yè)和集體經濟，還對人們的理論體系產生沖擊，使自由主義政策受到挑戰(zhàn)。金融危機的產生主要由次級貸款業(yè)務的擴張和美國房價下跌的現實引起，但從制度上來說，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衍生品的本質特征和衍生金融市場缺乏監(jiān)管導致的投機泛濫。無論是當前的救市政策，還是未來的風險防范，政府干預都將是必然選擇。

2008年9月集中爆發(fā)了被稱為“華爾街風暴”的金融危機，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使得人們將之與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相提并論。

9月7日，曾占據美國房貸市場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國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國銀行收購；9月21日，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至此，美國前五大投行已“全軍覆沒”。其它的金融巨頭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告急；9月25日，美國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被美國聯邦監(jiān)管機構接管；9月29日，美聯銀行被花旗銀行收購……金融機構紛紛倒閉不僅意味著“華爾街模式”的覆滅，而且引發(fā)了人們對于金融市場的深刻反思。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貸危機“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國眾議院監(jiān)督委員會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問題時，美聯儲前主席表示，他從自己的思路中“發(fā)現了一個缺陷”。格林斯潘說：“當時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假定各機構(具體來講就是銀行和其它企業(yè))的自我利益決定了，它們是保護自己股東利益的最佳方面。”[1]

格林斯潘曾經是神話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開始擔任美聯儲主席，并且史無前例的四次連任，歷經四位總統。他導引下的美國經濟經歷過兩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歷史上最長的增長期，在克林頓時代創(chuàng)造出了“零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奇跡。美國媒體曾經毫不掩飾的宣稱：“誰當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艾倫當聯儲主席就行。”

為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進一步提升我縣區(qū)域創(chuàng)新能力，發(fā)揮科技創(chuàng)新對經濟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引領和支撐作用，努力建設創(chuàng)新型社會和省科技強縣。現就加快科技創(chuàng)新制定如下政策。

一、加大科技創(chuàng)新投入

（一）加大財政科技投入力度，優(yōu)化財政科技投入結構。縣財政科技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達到3.5%，增長幅度高于經常性財政收入增長幅度。縣財政科技投入重點用于支持科技創(chuàng)新平臺建設、科技成果轉化和產學研合作、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重大科技項目實施、知識產權保護、科技創(chuàng)新條件和科技進步獎勵等。科技經費列入鄉(xiāng)鎮(zhèn)財政預算，鄉(xiāng)鎮(zhèn)當年本級財政科技投入占本級財政預算支出的比例達到3%。

（二）引導企業(yè)加大科技投入。企業(yè)為開發(fā)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發(fā)生的研究開發(fā)費用，未形成無形資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guī)定據實扣除的基礎上，按照研究開發(fā)費用的50%在企業(yè)所得稅前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資產成本的150%攤銷。企業(yè)年度實際發(fā)生的技術開發(fā)費當年不足抵扣的部分，可在以后年度企業(yè)所得稅應納稅所得額中結轉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5年。企業(yè)開發(fā)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未能享受國家稅前抵扣政策的，地方財政給予一定額度的補助。按照企業(yè)研究實驗經費投入達到銷售收入1.35%且年度研究實驗經費投入達到200萬元及以上的，按實際投入金額給予5%的補助。

二、支持科技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平臺建設

（三）加快科技孵化器建設。對被認定為國家級科技企業(yè)孵化器的，免征營業(yè)稅、所得稅、房產稅和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對縣政府規(guī)劃建設的科技企業(yè)孵化器，孵化器和在孵企業(yè)繳納的增值稅、營業(yè)稅、所得稅地方留成部分全額返還孵化器。“畢業(yè)”企業(yè)落戶在當地的，其兩年內繳納增值稅、營業(yè)稅、所得稅地方留成部分的50％，返還給原孵化器，用于支持孵化器建設。對首次被認定為國家級、省級科技企業(yè)孵化器的，分別給予200萬元和100萬元的獎勵。對在孵期間（3年內）或畢業(yè)后1年內被認定為國家重點扶持高新技術企業(yè)并產生效益的，給予相關孵化器10萬元獎勵。對縣政府投資建設的科技企業(yè)孵化器，給予孵化器建設一定資金保障，建成后前3年視創(chuàng)業(yè)園經營情況給予補助，每年最高不超過200萬元，以后視發(fā)展情況酌情進行補助。

[摘要]本文從人才培養(yǎng)要求和高職院校教師隊伍建設需要出發(fā)，分析了當前高職院校教師職稱政策導向存在的突出問題。文章指出高職院校教師的職稱政策，應充分考慮高職校的特點和其人才培養(yǎng)的要求，著眼于解決當前高職教師中存在的實際教學能力和實踐教學能力不高的問題，建立以專業(yè)工作業(yè)績?yōu)閷虻穆毞Q評價體系。

[關鍵詞]高等職業(yè)教育；教師職稱；政策；討論

教師職務評聘是學校一個重要的指揮棒，具有很強的政策導向作用。同時，它又是一把雙刃劍，正確的導向，可以提高人才培養(yǎng)質量，構建和諧社會；錯誤的導向，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一、高職院校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教師？

“有什么樣的教師，就會有什么樣的學生”，根據“人事相宜”、“人崗相適”的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念，下面從人才培養(yǎng)要求和高職院校教師隊伍建設需要出發(fā)，分析高職院校教師迫切需要的職稱政策導向。

從人才培養(yǎng)要求來看，人才可分為四類：學術研究型、工程設計型、技術應用型、操作技能型。普通高校培養(yǎng)的人才規(guī)格是學術研究型和工程設計型，技校培養(yǎng)的是操作技能型，而高等職業(yè)技術教育培養(yǎng)的是面向基層、面向企業(yè)生產、服務和管理第一線、完成從設計到產品轉化任務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這類人才基礎理論雖不一定要那么深厚，但針對性、實用性、實踐性要強，具有人才層次的高等性、知識的實用性、能力的職業(yè)性、人才類型的技術性、就業(yè)去向的基層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