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小說范文10篇

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部歷史，一個歷史就會有一條演變的線索。人類的文學小說都是以歷史為背景，來刻畫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和作者對當時社會狀況的情感。美國文學家在面對自己國家以戰爭為主導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展現了美國的歷史進程或者說是戰爭史。隨著美國戰爭的演變，美國戰爭小說也從自然主義逐漸向新歷史主義過渡。本文主要以美國戰爭小說的演變為線索，探討美國小說的歷史進程。美國建立的這幾百年來，經歷了不少戰爭。從建國前的獨立戰爭，到后來的南北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到后來成為世界霸主后的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等，美國幾乎時時刻刻經歷著戰爭。由此可見，如果說美國文學史是一部戰爭史，也不為過。戰爭是美國文學上一個永不淡卻的話題。美國戰爭小說中有不少佳作廣為流傳，在戰爭中成長的美國戰爭小說對各個政治風云、重大事件、權力關系十分敏感，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階段。

一、美國戰爭小說的起源

美國建國時，歐洲的啟蒙運動已經完成。美國早期的文學思想家、貴族階層受到歐洲啟蒙運動主義思想的熏陶，倡導完全自由，寫作、生活多表現為浪漫主義形式。具有美國本土思想的是美國戰爭小說的鼻祖詹姆斯•庫珀，也是唯一一位。他的代表作《間諜》是美國第一部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開創了美國戰爭小說的歷史。本書以美國大陸戰爭為背景，運用浪漫主義寫作手法，展現了一位保守的英國軍官、一位渴望獨立的美國軍官和紐約貴族兩姐妹之間曲折、復雜的愛情故事。主人公們前一刻可能在同一個屋檐、同一個餐廳、同一個娛樂場所，毫不設防、幾乎絕對信任對方的相互交流、共享娛樂，但是下一刻可能是相對于兵戎相見的戰場上，為各自的國家，各自的國民奉獻自己。雖為美國國民，但是在文學創作方面，庫珀還是站在中立的立場上，用一種浪漫的手法模糊化敵人與友人之間的界限，不偏重于哪個國家會取得勝利。庫珀的這種不注重成敗、模糊化的創作方式對以后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美國戰爭小說的自然主義浪潮

南北戰爭后，美國戰爭小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19世紀末，工業文明的進步，美國物質財富的劇增，美國社會財富分級，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為美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素材，美國文學創作由浪漫主義向自然主義發展。美國早期的自然主義作家是克萊恩，他通過戰爭小說的背景，再現了這個充滿殘酷和邪惡的現實。其代表作《紅色的英勇勛章》中，主人公亨利•費來明在面對南北戰爭的殘酷現實時復雜、矛盾的心態，就像紅軍長征時人民的反應一樣，亨利在軍隊路過自家門前時，毫無畏懼、激情滿懷地加入了軍隊。然而現實卻是，當他看到漫天的槍林彈雨時，亨利想到的只是“我會當逃兵嗎”。盡管在每次的戰役中亨利的表現不錯，但他時刻被這種無形的壓力所逼迫，因此即使他成了英勇的旗手，但未來對他來說仍然不很明朗。戰敗了的亨利闖入一片叢林，身處迷宮一樣的大自然的他還是想逃跑，卻逃不脫，就像現實的生活一樣。作者在文中表達了亨利自始至終都無法擺脫被大自然控制的命運。自然主義的代表人物還有馬爾科姆•布拉德、歐文•肖、諾曼•梅勒。他們都以南北戰爭為題材來描繪社會生活，其中廣為流傳的是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克萊恩的自然主義強調強大的自然外力對人類命運的決定作用，人們可以與大自然抗爭，但也只是徒勞。

三、迷惘的現代主義時期

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部歷史，一個歷史就會有一條演變的線索。人類的文學小說都是以歷史為背景，來刻畫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況和作者對當時社會狀況的情感。美國文學家在面對自己國家以戰爭為主導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展現了美國的歷史進程或者說是戰爭史。隨著美國戰爭的演變，美國戰爭小說也從自然主義逐漸向新歷史主義過渡。本文主要以美國戰爭小說的演變為線索，探討美國小說的歷史進程。美國建立的這幾百年來，經歷了不少戰爭。從建國前的獨立戰爭，到后來的南北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到后來成為世界霸主后的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等，美國幾乎時時刻刻經歷著戰爭。由此可見，如果說美國文學史是一部戰爭史，也不為過。戰爭是美國文學上一個永不淡卻的話題。美國戰爭小說中有不少佳作廣為流傳，在戰爭中成長的美國戰爭小說對各個政治風云、重大事件、權力關系十分敏感，呈現出不同的歷史階段。

一、美國戰爭小說的起源

美國建國時，歐洲的啟蒙運動已經完成。美國早期的文學思想家、貴族階層受到歐洲啟蒙運動主義思想的熏陶，倡導完全自由，寫作、生活多表現為浪漫主義形式。具有美國本土思想的是美國戰爭小說的鼻祖詹姆斯•庫珀，也是唯一一位。他的代表作《間諜》是美國第一部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開創了美國戰爭小說的歷史。本書以美國大陸戰爭為背景，運用浪漫主義寫作手法，展現了一位保守的英國軍官、一位渴望獨立的美國軍官和紐約貴族兩姐妹之間曲折、復雜的愛情故事。主人公們前一刻可能在同一個屋檐、同一個餐廳、同一個娛樂場所，毫不設防、幾乎絕對信任對方的相互交流、共享娛樂，但是下一刻可能是相對于兵戎相見的戰場上，為各自的國家，各自的國民奉獻自己。雖為美國國民，但是在文學創作方面，庫珀還是站在中立的立場上，用一種浪漫的手法模糊化敵人與友人之間的界限，不偏重于哪個國家會取得勝利。庫珀的這種不注重成敗、模糊化的創作方式對以后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美國戰爭小說的自然主義浪潮

南北戰爭后，美國戰爭小說得到了空前的發展。19世紀末，工業文明的進步，美國物質財富的劇增，美國社會財富分級，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為美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素材，美國文學創作由浪漫主義向自然主義發展。美國早期的自然主義作家是克萊恩，他通過戰爭小說的背景，再現了這個充滿殘酷和邪惡的現實。其代表作《紅色的英勇勛章》中，主人公亨利•費來明在面對南北戰爭的殘酷現實時復雜、矛盾的心態，就像紅軍長征時人民的反應一樣，亨利在軍隊路過自家門前時，毫無畏懼、激情滿懷地加入了軍隊。然而現實卻是，當他看到漫天的槍林彈雨時，亨利想到的只是“我會當逃兵嗎”。盡管在每次的戰役中亨利的表現不錯，但他時刻被這種無形的壓力所逼迫，因此即使他成了英勇的旗手，但未來對他來說仍然不很明朗。戰敗了的亨利闖入一片叢林，身處迷宮一樣的大自然的他還是想逃跑，卻逃不脫，就像現實的生活一樣。作者在文中表達了亨利自始至終都無法擺脫被大自然控制的命運。自然主義的代表人物還有馬爾科姆•布拉德、歐文•肖、諾曼•梅勒。他們都以南北戰爭為題材來描繪社會生活，其中廣為流傳的是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克萊恩的自然主義強調強大的自然外力對人類命運的決定作用，人們可以與大自然抗爭，但也只是徒勞。

三、迷惘的現代主義時期

關鍵詞：苦難人性變異戰爭小說

摘要：丘東平以“苦難意識”作為中心性美學基調搭構起其敘事空間，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個體生命的脆弱與頑強、人性的卑微與崇高、戰爭的殘酷和非理性，正是這種知識分子立場，使他的小說極大地擴展了五四文學傳統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小說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丘東平，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也許只有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或研究現代文學的人才略知一二。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他卻如彗星般劃過，并以傳奇的人生經歷、短暫的生命過程、另類的文學作品給人們留下了無數的驚奇與迷惑。曾有人向郭沫若介紹：“這是中國新進作家丘東平，在茅盾、魯迅之上”，固有夸張的成分，但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認：“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個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覺得中國的作家中似乎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1}有人認為他“是我們的《靜靜的頓河》,我們的《內戰史》《鐵流》《毀滅》的最理想最可能的作者”{2}。也有人評價：“七月派作為一個小說流派，是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東平與路翎支撐起來的。……沒有東平與路翎——盡管人數只占三分之一，七月小說流派就不能存在。”{3}但是因其過早離世，因其小說的異端色彩，因其所屬的七月派“被貶抑、被排斥、被抹煞”的歷史事實，而被研究者們長期地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事實上，對他的忽略，將導致我們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乃至整個現代文學史上小說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而且缺失的是一分極有意味、深刻的理解。

閱讀丘東平的小說，會感覺到一種焦慮，一種壓抑，甚至是一種極度的緊張，這不僅與作者陰冷的敘述語調、晦暗的敘事心態以及沉悶的場面氛圍相關，還與作品中撲面而來的苦難感密切相連。“沉郁”、“惱怒”、“愁苦”、“痛苦”、“苦難”等諸如此類相近或相同意義的詞匯在丘東平小說中不斷堆積和頻繁出現，使人感到無可形容的壓迫，似乎整個空氣都是沉甸甸的。很多研究者也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東平的小說“具有一種特殊的壯美和悲劇性”{4}，“以沉重的語言，描繪著沉重的苦難和奮起”{5}，“色調悲壯沉郁”{6}。

這分令人窒悶的苦難感究竟源自何處呢?首先，這無疑與作者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丘東平的母親是填房，他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在這個充滿迷信色彩的家庭中他是不受歡迎的，所以東平常說：“我是在我的父母不愿生我的時候生出來的。”他身材矮小、臉龐黝黑，其貌不揚，他的兄弟父母對他“并沒有多大幫助，毋寧說，他們是討厭東平的”{7}。少年時代，他參加了彭湃領導的海陸豐農民暴動，暴動失敗以后，丘東平帶著灰暗的心情離開養育自己的故土，流浪到香港，經歷過最底層的生活，后參加淞滬抗戰、福建事變，1937年加入新四軍，在敵后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1941年在戰場上為國捐軀。自小家庭溫情的缺失，艱難曲折的人生道路，四處漂泊的生存狀態強化了丘東平的憂患意識和豐富敏感的心理素質，使他形成了對生活之中沉郁、苦難的方面尤為敏銳的極端個性。其次，作者所處的是一個充滿災難、痛苦、挫折的悲劇時代。丘東平的創作高峰期是在20世紀30年代，這是一個社會黑暗、政治反動、經濟凋敝、官僚腐敗的時代，再加上日寇的入侵，使貧瘠的國土橫遭侵占和踐踏，困頓的國民飽受蹂躪和屠殺。而丘東平又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他曾說：“我是一把劍，一有殘缺便應該拋棄；我是一塊玉，一有瑕疵便應該自毀”{8}，而他愈是追求完美，現實的苦難和丑惡就愈令他痛苦，所以“他時時感覺到自己是一顆暴烈的炸彈，如果一撒手，這炸彈有隨時爆發的可能”，“他所顯示給別人的是一副灰暗沉郁的臉相”{9}。在創作中，沉郁、苦難就成為一種彌散性的情緒和氛圍，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每篇作品都浸染著濃重的悲郁色彩。再次，丘東平小說濃郁的苦難意識主要來自尼采的影響。“東平和路翎早年都接受過尼采思想氣質上的較深的影響”{10}，他是“很贊賞尼采的《蘇魯支如是說》”{11}的，丘東平在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及尼采：“我的作品中應包含著尼采的強音，馬克思的辯證，托爾斯泰和《圣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著的描寫……”{12}這里的“尼采的強音”,指的應是尼采哲學的主角———酒神精神。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認為，人生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樣，永遠擺脫不了悲劇的命運。他還認為，人生沒有苦難，就會敗壞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義。那么，與其避讓，不如奮起抗爭。“酒神”的精神在于不畏苦難和不幸，不把苦難和不幸看做災難和恐怖，而應把苦難和不幸當成人生的“佐料”和“營養”，只有苦難才能勃發人的生機，磨煉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在尼采的酒神哲學中，我們至少可以感受到一種東西:對苦難的崇拜。哲學思想的啟迪和現實人生感受，使丘東平全身心地沉浸于血樣的生活，搏擊于火樣的斗爭，以苦難意識為突破口，表現出人們的不平、憤懣、痛苦、掙扎與渴望，還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實的生活細節和處境，揭示出人的悲劇性生存困境。

在丘東平小說中，苦難意識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人類社會發展史實質上是一部戰爭史，而戰爭刺激文學作品的產生與發展，這種影響在美國文學中尤為明顯。美國從1776年建國至今不過兩百多年，卻經歷了不少的戰爭，其中以兩次世界大戰對美國文學影響最為深遠。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除了廣為人知的納粹分子在集中營里大規模屠殺猶太人和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放原子彈這兩件大事外，還有一件就是盟軍對一座不設防的歷史名城德累斯頓進行轟炸———這些事件給美國人在思想上很大的震動，促使他們對現存的社會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于是，很多美國作家開始認真思索美國社會復雜的現實。有的作家把寫作重點轉移到個人精神生活方面去，探索自我，刻畫“反英雄”形象，有的作家則通過怪誕、幻想式的夸張方式講些支離破碎的故事，再現生活中的混亂、恐怖和瘋狂，以諷喻社會現實。庫爾特?馮內古特則屬于后者，《五號屠場》就是在這樣背景下誕生的黑色幽默中反戰經典作品。

一、反戰文學中的經典

“到現在為止，我已經活過了四個二十外加兩個年頭了。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我本該死了。”馮內古特曾經這樣寫道。馮內古特的著名長篇小說《五號屠場》就是以二戰為背景，在盟軍鐵定勝利的情況下，對德國歷史名城德累斯頓，也是一座具有不設防的素有“德國建筑珍珠”美譽的城市進行狂轟濫炸，致使十三萬五千民眾成為二戰的犧牲品。在小說當中，作者借用雍永森的口吻來闡述小說的寫作原由，并且借由他以第一人稱講述小說的主人公畢利的成長經歷。有人把《五號屠場》當做自傳體的小說來讀，認為這篇小說就是作者在闡述自己的二戰經歷；也有讀者認為這部小說其實是作者借小說主人公畢利來表現美國年輕人在二戰的背景下對戰爭的厭惡。無論怎樣，這部小說的另一個主題就是關于青年成長的主題，無論是作者馮內古特，還是小說的主人公畢利，都是成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背景下，這一代人也經常被稱為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以及戰爭對這代美國年輕人的成長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陰影。總之，許多年后，這一代的曾經的美國的年輕人，還是生活在戰爭的陰霾中，不能自拔。這也是作者為什么會選擇元小說、意識流、黑色幽默等一些手法來表現他們這一代人的反戰情緒，這種狀態看似瘋狂，實則理性，這也是為什么作者馮內古特總是被認為是一個不嚴肅的作家，被誤讀的原因所在。

二、解構主義與黑色幽默

元小說是指“一種有意地、系統地引起人們關注其人工制品地位的虛構作品，其目的是使人們對小說與現實之間的關系產生異味。這種作品在對自己的構筑方法提供一種批評時，不僅考查敘述體小說的結構，而且探討文學虛構文本外面世界的可能的虛構性”[1]2。小說《五號屠場》并沒有采取正常的敘事角度以寫實的方法去描述故事的情節發展，而是采取了元小說的結構，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小說的一種解構主義，即在作品中告知讀者該作品的寫作原由。從小說的篇章結構我們也不難看出，小說共十個章節，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馮內古特讓雍永森這個人物以小說中的第一作者自居，以一種全知全能的角度來闡釋寫作這本小說的脈絡，借以避開個人情感的主觀因素。用一種更客觀的態度來描述二戰期間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不摻雜任何主觀因素，讓讀者自己去感知戰爭的殘酷性，特別是在戰爭中幸存下來的像作者馮內古特這樣的曾經的年輕士兵們以及對于戰后物質生活豐富下但心理層面的戰爭陰霾仍然揮之不去。小說的一開始“作者”雍永森就以及其客觀和淡漠的口吻提到過一件極具諷刺意味的事情：“我認識的一個人因為拿了別人的茶壺而真的在德累斯頓被槍斃了”[3]13。在小說的結尾，作者又提到這件事情“：那可憐的老中學教師埃德加?德比從這兒的一處地窖里拿了一個茶壺被逮住了。他是在犯搶劫罪的名義下被逮捕的，審判以后就被槍斃了”[3]164。平淡的口吻敘述一件看似平常實則極其不平常的事情，以求得讀者共鳴，世間的公正在哪里，一個可憐的中學校教師在戰爭的廢墟中拿了一個不屬于他的茶壺被判以搶劫罪槍斃，那么誰又來審判策劃和實施德累斯頓大轟炸的美國軍隊，誰又來對這被炸死的十三萬五千普通民眾負責？一個茶壺可以判一個人死刑，而無辜被炸死的十三萬五千的民眾的死卻沒人負責，這就是作者所要面對的殘酷的現實，正義、公正蕩然無存。馮內古特曾經說過“，別人給混亂以秩序，我則給秩序以混亂”[2]218。馮內古特是美國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這在他的作品中尤其在《五號屠場》中體現得尤為深刻，小說中的人物怪誕之極，讓人摸不著頭腦，小說中的主人公畢利?皮爾格里姆一出場，就讓我們感到了這種‘給秩序以混亂’的強烈視覺沖擊：“聽！畢利?皮爾格姆掙脫了時間的羈絆。他就寢的時候是個衰老的鰥夫，醒來時卻在舉行婚禮。他從1955年的門進去，卻從另一個門1941年出來。他再從這個門回去，卻發現自己在1963年”[3]20。就是一些這樣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場景描寫、人物刻畫，才更能讓讀者去深刻感知戰爭的殘酷。

三、成長中的青年因素

一、教材編排：

•八單元：本教材的理念以及編排方式，都很有創意，與以往教材有著鮮明的區別。它以小說的基本元素來區分單元，分為“敘述”、“場景”、“主題”、“人物”、“情節”、“結構”、“情感”、“虛構”等八大單元。

•四板塊：每個單元又分為閱讀、話題、思考與實踐、鏈接。

二、這套教材有什么特色?

1、在分類和編排上與以往不同。歷來講授作品無非是在內容、形式兩方面機械地做些文章，作品盡管千差萬別，但分析起來都是差不多的路數。這套教科書則致力于打破這樣的框架，依據小說的一些基本特質來區分為8個單元。以這些特質作為組織教材的“綱”，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這樣的編排使本書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相當于一本微縮型、簡略型的外國小說史和小說創作論。既有利于照顧到“面”，又有利于在“點”上縱深挖掘，有利于學生形成對小說的系統性認識。

2、選文的可讀性。本來應該生意盎然的語文教育曾經在某一段時間里被扭曲得枯燥乏味。恢復語文教育的審美活力是我們的用力之所在。故所選文章都有較強的可讀性，面孔新鮮，覆蓋面和地區廣，有利于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和參與激情，有利于使語文學習變成一種享受而不是苦差。

［摘要］狄更斯是中國譯介最早、譯介作品最多的英國作家之一。文章對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系統梳理后發現，抗戰時期的社會文化語境決定了這一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呈現戰爭題材更受譯者青睞、短篇小說譯介多于長篇小說、長篇小說多為重譯本且語言通俗化等特點。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對抗戰文藝及狄更斯在中國的譯介進程都有一定的歷史價值，是狄更斯在中國翻譯史不可忽視的重要時期。

［關鍵詞］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譯介

狄更斯(CharlesDickens，1812—1870)是19世紀英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共創作了十五部長篇小說，數十部中篇小說及上百篇短篇小說，其作品運用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大都真實再現了他所在時代各個階級不同人的生活狀況，注重描寫底層生活人民的艱難困苦，揭露社會不公。因其作品中蘊含的人道主義精神，幽默風趣的語言及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狄更斯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小說家，其作品也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在中國，狄更斯是譯介最早也是譯介作品最多的歐美作家之一。1904年，上海《大陸報》將狄更斯介紹給中國讀者，1907年林紓與魏易合作翻譯了狄更斯的五部長篇小說，取得了很好的反響。從此之后，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就沒有中斷過。關于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有學者已經做過相關研究。柯亞最早對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歷史進行了針對性、系統性的研究，考察了狄更斯在我國近一百年的譯介史，并分別從文學接受角度與翻譯研究角度剖析了新中國成立前(1907—1949)、新中國成立后頭三十年(1949—1977)、新時期以來(1978—2002)各個時期的譯介特點與重點，揭示了在狄更斯譯介背后復雜的操縱因素及與之關聯的我國各個時期文化語境的特色。［1］童真在其專著《狄更斯與中國》中，將狄更斯在中國的譯介分為1907—1948、1949—1966、1977—2008三個時期，介紹了狄更斯譯介的主要譯者及出版者，并分析了狄更斯代表作DavidCopperfield的三個漢譯本;指出了狄更斯在中國具有廣泛影響和被接受的緣由，分析了狄更斯對中國文學及中國作家的影響，著重分析了狄更斯對老舍及張天翼創作的影響。［2］現有研究都沒有將全面抗戰時期作為一個獨立的時期來探討。筆者認為，抗戰期間，意識形態、文學取向、目標讀者及時代訴求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點，因此，筆者將對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的譯介情況進行系統的梳理總結，并分析其價值所在。

一、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譯介情況

全面抗戰時期，因時代語境的變化，民族救亡成為了時代的主流，社會現實促使文學翻譯的選擇更加傾向于現實主義文學。這一時期狄更斯作品的譯介主要表現在翻譯出版及期刊連載兩個方面。首先，從翻譯出版情況來看，魏易編譯的《雙城故事》(ATaleofTwoCities)于1933年3月出版后，上海商務印書館分別于1933年11月及1935年6月再版了1926年12月該館出版的伍光建譯本《勞苦世界》(HardTimes)。1933年1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以32開本的形式出版了林紓和魏易合譯的《塊肉余生述》(DavidCopperfield)，至1937年6月該譯本已三次出版。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伍光建翻譯的《二京記》(ATaleofTwoCities)。同年，由奚識之譯注的《雙城記》(ATaleofTwoCities)由上海三民圖書公司出版。1938年，上海達文書局出版了張由紀翻譯的《雙城記》，該譯本于1940年再版。1940年4月，上海合眾書店出版了海上室主翻譯的《雙城故事》文言文譯本。1942年2月，上海新時代社出版了邱斌存翻譯的歐美作家短篇小說集《湯琰穆飛游記》，其中狄更斯的短篇小說《娜如底死》《曷利底死》被收錄其中。1943年1月至1945年6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陸續出版了許天虹翻譯的《大衛·高柏菲爾自述》(DavidCopper-field)(4冊)，該譯本原譯稿54～57章在桂林緊急疏散時丟失，后由徐永懷補譯。1944年2月，重慶自強出版社出版了鄒綠芷翻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集《黃昏的故事》，其中收錄《黑內幕》《酒徒之死》《街燈夫》《黃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從兇》《雷斯奧斯帕金斯》六篇短篇小說。1945年1月至1946年1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許天虹翻譯的《雙城記》(3冊)。1945年2月，重慶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翻譯的狄更斯中篇小說《圣誕歡歌》(AChrist-masCarol)。1945年9月，重慶國際文化服務社出版了陳原翻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人生的戰斗》。從期刊發表方面來看，也很豐富。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文學研究》每月連載孫云翻譯的《圣誕歡歌》。1944年，鄒綠芷所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酒徒之死》刊載于《文藝雜志》第三卷第三期。同年，鄒綠芷翻譯的《和雷細奧·斯帕金斯》刊于《中原》第一卷第三期。1943年，《改進》雜志刊載了許天虹翻譯的狄更斯短篇小說《古怪的當事人》及其隨筆《我的家庭生活》。自1931年至1945年抗戰期間，狄更斯有《雙城記》《大衛·科波菲爾》兩部長篇小說在中國得到譯介，既包括新譯本的出版，也包括前人譯本的再版。從譯本數量來看，《雙城記》在當時最受譯者及出版者歡迎，共出版五個不同譯本，《大衛·科波菲爾》次之。當時在中國譯介的中短篇小說有《人生的戰斗》《娜如底死》《曷利底死》《黑內幕》《酒徒之死》《街燈夫》《黃昏的故事》《敏斯先生及其從兇》《雷斯奧斯帕金斯》《圣誕歡歌》《古怪的當事人》，共計11篇，此外還有隨筆《我的家庭生活》。

二、全面抗戰時期狄更斯作品在中國

【論文關鍵詞】通俗小說抗戰時期市場理論建設

【論文摘要】抗戰時期，中國通俗小說勃興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通俗小說自身的發展需要，二是戰爭的催化作用，三是市場的需要，四是理論建設的推動作用。

中國近現代通俗小說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其文學史地位也已經得到了很多專家學者的肯定。而要研究這類文學類型，則不能不對其發展繁榮的原因進行研究剖析。抗戰時期，現代文學格局和趨向發生的轉變最為顯著，通俗小說在此期間不斷繁榮并走向成熟，因此本文主要探討抗戰時期通俗小說勃興的原因。

一、通俗小說自身發展需要

(一)小說一直在中國文壇內處于邊緣的地位，它走向中心位置得益于梁啟超倡導的“小說界革命”。19世紀末，梁啟超在日本發現了政治小說，于是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提出“欲新一國民”必“先新一國之小說”。這種倡導促使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發生了轉變，小說的社會作用和文學地位得到了文人的重視，以夏曾佑、狄葆賢、吳趼人、徐念慈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視小說為啟蒙的工具，開始從事小說的創作。

西方文藝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學和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使我國近現代通俗小說具有了社會性。西方的文學思潮、文學思想如民主、平等、科學、自由、人性等傳人了中國，新小說開始注意表現這些精神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小說創作也開始改變傳統的情節結構模式和敘事方法，借鑒了西方的手法，如截取生活橫斷面來表現生活、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畫和心理描寫、景物描寫、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角度、采用倒敘手法等等。

【摘要】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文學作品屬于意識范疇，一部文學作品完成，它又能相對獨立存在，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人們的意識形態。本文從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解讀《老人與海》，使讀者能夠從宏觀角度對該作品有進一步的理解和認識。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老人與海》

厄內斯特·海明威（1899—1961）是20世紀最有名的美國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老人與海》由于“精通敘事的藝術”而獲得了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核心內容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篇文章試圖用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來解讀該作品。

海明威的童年生活非常幸福，經常跟父親出去釣魚、打獵，1914年，一戰爆發，他去了前線。他作戰勇敢，經常幫助別人。戰爭結束后，他帶著政府授予他的勛章回到家鄉。一戰影響了他的生活，盡管戰爭最后勝利了，他變得沮喪、失望，可怕的戰爭陰影籠罩著他，從此他經常失眠。同時他也開始思考戰爭到底給人們帶來了什么？想那一些年輕人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和一些傷勢嚴重甚至落下終身殘疾的人，而對于那些有幸活下來的人來說，他們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戰爭把傳統的道德和理想觀全都破壞了，他們痛恨戰爭，感到空虛無助。愛情、友情、甚至放蕩的生活都不能幫助他們擺脫精神痛苦，他們不知道對待生活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

戰后作家自認為是“迷茫的一代”,脫離信仰，遠離了文明。海明威被譽為“迷茫的一代”的代言人，起初他感到迷茫，經過仔細考慮他決定投身寫作，來反映年輕一代的精神世界。

《老人與海》就是在這個時期創作的。這部小說情節非常簡單，主角人物是一位圣地亞哥的老漁夫，配角是一個叫馬諾林的小孩。這位風燭殘年的漁夫一連八十四天都沒有釣到一條魚，幾乎都快餓死了；但他仍然不肯認輸，而充滿著奮斗的精神，終于在第八十五天釣到一條身長十八呎，體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馬林魚。大魚拖著船往大海走，但老人依然死拉著不放，即使沒有水，沒有食物，沒有武器，沒有助手，而且左手又抽筋，他也絲毫不灰心。經過兩天兩夜之后，他終于殺死大魚，把它拴在船邊。但許多小鯊立刻前來搶奪他的戰利品；他一一地殺死它們，到最后只剩下一支折斷的舵柄做為武器。結果，大魚仍難逃被吃光的命運，最終，老人筋疲力竭地拖回一副魚骨頭。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只好從夢中去尋回那往日美好的歲月，以忘卻殘酷的現實。小說中有一句很精彩的話：“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是不能被打敗。”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提起這首詞，人們都會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是我百讀不厭的一本書，不同的時期讀它，有著不同的感受。在幼時，看的是連環畫《三國演義》，它在我心中是一個個傳奇的故事，桃園三結義，三顧茅廬，草船借箭……。我還明白了俗語“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在學生年代，我看的是小說《三國演義》，它在我心中是一篇長篇歷史小說，它不僅使我懂得了許多歷史知識，更讓我記著了一個個栩栩如生的鮮活的人物：足智多謀的諸葛亮、忠肝義膽的關羽，粗中有細的張飛，陰險狡詐的曹操，赤膊上陣的許褚，軟弱無能的劉禪……

工作多年以后，我再反復讀了小說《三國演義》，更覺得它是一部訴說英雄和美人、忠義和狡詐、戰爭和謀略、滄桑和無奈……壯麗的民族史詩，飽含處世權謀與人生智慧，人生哲理和名言歷史巨作。

《三國演義》是一部訴說英雄美人的史詩，東坡居士的一曲《念奴嬌·赤壁懷古》令人感慨萬千，“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三國，正是亂世出英雄，人才輩出。試想當年有橫槊賦詩的曹操，馳馬射虎的孫權，隆中定策的諸葛亮，足智多謀的周公瑾……真是“一時多少豪杰”啊!然而《三國演義》中我最景仰的頂天立地大英雄當屬關羽關云長。《三國演義》中的關公形象：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五綹長髯，青衣青袍，手執青龍偃月刀，跨下赤兔馬。關公的忠義之舉，智勇之能，在《三國演義》故事中一展無遺，桃園三結義，溫酒斬華雄，三英戰呂布，屯土山約三事，斬顏良誅文丑，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義釋曹操，單刀赴會，水淹七軍，刮骨遼傷，大意失荊州，敗走麥城等故事婦孺皆知。

縱觀關云長一生，“義”當頭，誠信為先，他用自己的人生實踐了“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的諾言。從桃園結義到斷首捐軀，他把一切都獻給了劉備及他的統一事業，千百年來一直被人們稱頌。《三國演義》是一部極盡推崇“忠孝節義”的小說，“玉可碎不可損其白，竹可破不可毀其節”，關云長背負著忠君的滄桑與巍峨，透著不盡的壯烈與蒼涼，留給世人一個從容赴死的背影，赤誠，雋永……。相反，三國演義中不講信義出爾反爾的人不少，像馬超，姜維，張松……其杰出代表當屬呂布。雖然，作者羅貫中在虎牢關和濮陽的兩次大戰來渲染呂布如何的勇武善戰，天下無敵,直殺得“八路諸侯心喪膽裂”。但呂布“背恩誅董卓,忘義殺丁原”的卑劣行徑，最終落得聲敗名裂，身首異處，為世人所不齒……。另外，《三國演義》里許邵對曹操中肯的評價：“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令人深思！

摘要：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山本》，通過對秦嶺渦鎮榮辱興衰的描寫表現了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復雜歷史變遷，以書寫戰爭貫穿全文。人性的卑俗與丑陋、血腥的殺戮、死亡的暴烈與兇殘成為作品著意表現的對象，展示出作者獨特的審美觀念，即賈平凹把丑的東西剖析給人看，以此揭示歷史與人性的真實，使人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復雜性和深廣度，從而給讀者帶來更加廣闊的閱讀視野和更加深沉的審美體驗。

關鍵詞：賈平凹；《山本》；審丑藝術

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文壇的奇才，他具有旺盛的創作能力，僅長篇小說的數量就達到16部之多，并且其創作多次斬獲國際國內文學大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山本》是賈平凹的最新力作，講述了在軍閥混戰、社會動蕩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居于秦嶺深處的渦鎮憤然抵抗最終陷入毀滅的全過程。小說自問世以來就獲得了文藝界的一致好評，陳思和稱它是一部向“傳統小說致敬”之作，是“一部中國特色的歷史”［1］。從作品內容表現來講，更多的是著眼于一些血腥、污穢場景的敘述，將渦鎮中殺伐動亂的丑陋場景呈現于人前，鋪天蓋地的丑陋現象給人的心靈帶來巨大沖擊。這顯然是審丑藝術的體現，給讀者帶來了不同尋常的審美體驗，其中隱含著作者在創作中所持的獨特審美理念。他這樣痛快淋漓地描繪骯臟與丑陋，使人感受到歷史與人性的復雜性和真實性，使作品達到了美丑對照、以丑襯美的藝術效果。

一、《山本》中的“丑陋”

《山本》的整體構架是以宏大的歷史為背景，但在具體敘述中卻淡化了歷史的色彩，重點著眼于描寫秦嶺中的花草樹木、鳥獸飛禽以及渦鎮人民的日常生活，在這種平淡的敘述中將浩大的歷史囊括于其中。正如作者在小說后記中所說的那樣：“《山本》里雖然到處是槍聲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寫戰爭的書，只是我關注一塊木頭一塊石頭，我就進入這木頭石頭中去了。”［2］525在對日常生活的描寫過程中，作者更加注重展現生活中丑陋不堪的一面，表現生活中不和諧的、令人難以接受的丑惡現象。“丑可以顯示生活的本來面目，因為實際生活中不僅有美的、健康的、光明的東西，同時也有丑的、病態的、陰暗的東西。”［3］233《山本》所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就是一種丑陋的人類生存本相，從丑本身出發，挖掘丑中所蘊含的審美因素，從突出其獨具的審美特性中揭示其特有的審美意蘊。以丑為美，丑到極處，便是美到極處。《山本》中的“丑陋”具體表現在作品中充斥著的大量血腥殺戮場景。《山本》描繪了一幅復雜的的社會場景，從渦鎮一直延伸到廣闊的秦嶺山脈，將渦鎮置于軍閥混戰的背景之下，所以這個小鎮也就不可避免的上演著殘酷無情的殺伐場面。作品對于這種變態殺戮場景的刻畫是大膽而直接的，血腥的殺戮行為揭示了人類戰爭的殘酷性。作品中運用大量篇幅描寫了由于戰爭而導致的血腥場面，用極其平穩的語氣將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場景敘述出來，如：“夜線子和馬岱就各拿了一把殺豬刀，口含清水，噗地在邢瞎子臉上噴了，從半截腿上開始割肉。……一個骷髏架子上一顆人頭，這頭最后砍下來也獻在了靈桌上，祭奠就結束了。”［2］494這段描寫與莫言在《紅高粱》中描寫羅漢大爺的死具有相同的驚人效果，使人不敢直視，毛骨悚然。正如李清泉先生在談到《紅高粱》中羅漢大爺的死時說：“我閱讀到這部分時毛發聳立，有點慘不忍睹……它對于人的神經刺激過于強烈，久久不能消散……這當然不是不能接受羅漢大爺的死，而是不接受凌遲的具體細致的過程描寫”。［4］賈平凹同樣竭力將血腥殘酷的歷史現實呈現于讀者眼前，給人帶來一種強大的精神震撼。《山本》中的“丑陋”也表現在對人物死亡形式的處理上。作者運用大量的筆墨來描寫死亡，作品從頭至尾出現了眾多人物，但他們大多都沒有避免死亡的結局，而且他們死形各異，甚至有些人的死亡十分出人意料。這種敘述模式整體給人帶來一種壓抑感，作者拋棄了對美好人生的渲染而轉向描繪死亡，實際上是對當時整個社會背景的一種反抗，對動亂時代的人類生命之脆弱的深切惋惜。在《山本》所營造的社會背景之中，每個人的生命都十分的輕賤，作者將小說里各個人物的死亡處理的很隨意。或如楊鐘、唐建、杜魯成、周一山等死于激烈的戰爭；或如陳來祥、楊掌柜、莫醫生等死于意外。人類的生命被刻畫的十分脆弱，大多數人為戰爭失去了生命。小說中大多數人物的死亡形式通常伴隨著屎尿橫飛的場景，這是賈平凹小說中的獨特現象，也是他審丑的具體變現。如井掌柜掉入糞坑被淹死；王魁在逃跑過程中掉入糞坑，被杜魯成活捉，繼而被割頭；土匪玉米遭毒蜂蟄了之后，眾人就開始擤鼻涕，白的黃的都抹在玉米身上，并掏了尿往玉米身上澆。這些畫面的描寫在讀者看來不免反感，甚至使人感到惡心。賈平凹在《山本》中對死的描寫充滿著污穢，他所追求的美是用丑陋、血腥的東西表現出來的，這給人一種帶有苦味的審美感受。《山本》中的“丑陋”還著重表現在對人性陰暗面的挖掘。小說描繪了一幅豐富多彩的渦鎮市井圖，作品描寫了各類人物以及他們之間愛恨情仇的故事。在廣闊的歷史天地中，人物形象被賦予多種內涵，富有層次感。作者于平凡瑣碎的世俗世界里，展現了人性丑陋的一面。實際上，人性的扭曲也體現了人性的真實，作品所追求的正是真實人性的美。在傳統的文學作品中，英雄人物是作家著重刻畫的對象，英雄人物對于推動故事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然而，在《山本》里，對英雄人物的正面刻畫相對而言就遜色許多，作者反而不遺余力的將他們人性中的不足刻畫出來。井宗秀是保衛渦鎮的大英雄，但作者賦予他生命的不完整性和精神畸形，作者對他的性格刻畫顯示了人性的復雜性與多面性。小說中寫到：“井宗秀掏出了槍，他是練習過射擊的，卻還從來沒對著人，他把槍交給陸林。……井宗秀當下下了命令：所有人堅守崗位，與鎮同在，凡是上了城墻城樓的，乳婦不得下去喂奶，丁壯不準就地瞌睡。”［2］235這時的井宗秀在長期的權力圍繞下已經成為一個不近人情、殺人如麻的人物，與他渦鎮守護者的形象大相徑庭。井宗丞是小說中又一個英雄形象，他具有長遠的眼光，帶領游擊隊在秦嶺地帶做出一番事業，但在他的性格中也存在冷血無情的一面。小說寫到井宗丞追殺惡霸程茂雨的一段：“程茂雨果然從迎春花蔓里往出爬，井宗丞就拽著他的頭發拉了起來。……井宗丞一槍打了，說：我不會沾你血的。看著程茂雨倒在那里，身子往外噴血，噴完了，用刀割了頭。”［2］94這一連串的動作一氣呵成，作者沒有對井宗丞的心理活動進行任何刻畫，仿佛他殺死的只是一樣東西，就像是擺弄了一樣器具一般無動于衷。從而顯示了井宗丞的冷血與殘酷，缺少了人情味。作者著重將審視的點放在人性的不足之處上，小說中對英雄人物的描寫毀譽參半，一方面極力將重大的英雄事件置于平淡的口吻中加以呈現，另一方面毫不掩飾的描寫他們性格中固有的丑惡之處。對人性惡的突出描寫表現了戰爭環境的殘酷，極力挖掘人性中陰暗丑陋的一面顯示了人性的真實。

二、《山本》審丑藝術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