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范文10篇

摘要：章學誠在乾嘉考證學盛行之時，提出了獨特的學問觀，對繁瑣的考據學風有所糾正和補救。章學誠的學問觀是以“學問”和“功力”之辨為基礎，以“性情”而入，“博”與“約”的相互結合，達到對“道”的全知，最終以“貴開風氣”、“去弊而救其偏”的經世致用為目的。他的學問觀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章學誠；學問觀；清代學術

章學誠(1738-1801)論學貴“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義》中對學術多有獨特的見解，呂思勉即評日“精深透辟，足以矯前此之失，而為后人導其先路者甚多”。他結合自我的為學經驗對“學問”與“功力”作了精辟的論述。章學誠逆乾嘉考據學風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學主張，對后世學者有著很大的啟發意義。

章學誠處在乾嘉學術鼎盛時期，其時考據之風盛行。以戴震和錢大昕為首的學者提倡“經學訓詁”的學術方法，試圖通過“詮釋古訓，究索名物”以達到對六經的徹底而正確的解釋。章學誠反對這種皓首窮經、無關世事的學術方法和學術態度，認為學術應該“經世致用”，提出“文史校讎”的治學途徑。與主流學風的格格不入使章學誠的學術在當時不能彰顯和光大，正所謂“生時既無灼灼之名”。然而正是處在當世學風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學界的弊端和隱患，“實齋著《通義》，實為針砭當時經學而發”。針對當時的學風，章學誠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學術主張和心得。

一、功力、學問與性情

“功力”和“學問”之辨是章學誠學問觀的出發點。他認為“功力”和“學問”是不同的，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又有著顯而易見的差別。“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博約中》)學問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當成學問，“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博約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學問”的本質區別：兩者之間要有一個轉化的過程，更存在一個實質性的轉變。在他看來“博學待問”并不是學問，“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學問。著述之難前人多有論述，如顧炎武《日知錄》十九卷中有“著書之難”條專門討論此問題，他認為《呂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書不過是“取諸子之言匯而成書”，“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所持觀點與章學誠的“纂輯”和“著述”很相似。“纂輯”指“搜羅摘抉，窮幽極微”，“著述”則指“專門成學”(《博約中》)。“纂輯”雖然是博聞強識之學，但它只是記誦之學，沒有達到由博而返約，它只是學問的一個階段，而非終點，只是求學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轉化成“學問”，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博約中》)。每一個學者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質”，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文史通義》開卷的《易教》上、中、下三篇，是章學誠史學理論的基礎；另外，在全書一些重要的章節中，章學誠以易理闡發對史學的認識，對歷史的見解，這些認識與見解也是章學誠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從深層次上認識章學誠史學的特點，應當討論章學誠的易學認識。

章學誠的易學見解

《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把中國兩千余年的易學變化，概括為兩派六宗。象數與義理兩派經歷一系列變化。古代易學到兩漢，發生了變化，“一變而為京（房）焦（延壽），入于＠①詳；再變而為陳（摶）邵（雍）；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頤）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1]在這兩派六宗中，李光、楊萬里言易理參證史事，他的《誠齋易傳》以史事言窮通變化，在易學諸家中顯示出自己的特點。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易》的形成，本來與古代史官的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易》的經與傳的思想，與古代史家對自然、對社會認識，又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無論哪一派、哪一宗，在解《易》時，都不可能沒有一點歷史的影子，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歷史解《易》。即使從現象上看，宋學家程頤重經輕史，但他的《程氏易傳》，言《易》理，談社會變革問題，提出要“順理而治”時，同樣是與歷史經驗思考結合在一起，這是其一。其二，楊萬里在易學史上的特點，是“參證史事”言《易》理，而真正地以易學的通變思想，對歷史盛衰變化提出精到的深邃認識，在西漢是司馬遷，在明清之際是王夫之。不能把他們歸之于象數派，但說他們是義理派也不很貼切。這不是兩派六宗所能概括得了的。

章學誠提出他的史學觀點往往與易理的闡釋結合在一起，是他史學理論的重要特色。他提出很多重要的易學見解，在易學史上應當有一定的地位。

章學誠的易學見解，主要的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認識與研究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其規律性，并把它載之于文字，以供后世欣賞與借鑒。故所謂史學，不外乎人類歷史過程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的表述兩方面；史學方法論，也就不外乎歷史研究之法與史書撰述之法兩大體系，后者即我們所說的歷史編纂學。如同任何一門學科均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對象與范圍，歷史編纂學既然以探討史書編纂方法為目的，那么，史書編纂的全部動態過程就是其研究對象，這一動態過程所涉及到的其他學科無法解決的特殊問題即構成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內容。從唐代史家劉知幾的《史通》，到近代學者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再到當代史學家張舜徽、白壽彝等先生創建新的通史綜合體，一千多年來在歷史編纂學方面，學人已經積累了許多寶貴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但本世紀下半葉人們更多地關注于歷史研究之法，而對于史書撰述之法——歷史編纂學，常見的理解往往混同于史書體例，顯然這是不全面的。時屆世紀之末，對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和挖掘，應該很有必要。基于這一認識，本文擬對歷史編纂學理論體系與范疇作一初步的探討。

理論來自實踐，只要我們對史書的編纂過程作一系統透視，便可發現歷史編纂學至少應該包括層次、體裁、義例、程序、語言表述等五個方面的內容。

一

史書的編著，首先要注意編纂層次的區別，這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古代學者對此十分重視，曾經把著書立說分為“述、作、論”三個層次，“作”是最高境界，“述”稍次一等，所謂“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1](《禮記·樂記》)，在古人看來是高不可攀的，連孔子也不敢以“作”自概。清代學者焦循解釋“作”與“述”的區別是：“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覺而己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是為‘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2](卷七)西漢史家司馬遷把自己畢生的力作《史記》謂之“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3](太史公自序)“論”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謂“輯錄”。王充在《論衡·對作篇》中對此作了比較明確的辨析，認為自己所著“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于前也。”[4](p281)清代學者章學誠則第一次把史書編纂分為纂輯之史(記注)和著作之史(撰述)兩個層次，其區別與要求是“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5](p49)當代學者中，業師、已故著名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在所著《中國文獻學》一書中，認為從古代文獻的內容來源方面去分析，可以將古代文獻分為三大類，一是著作，二是編述，三是抄纂。白壽彝先生則在所著《史學概論》中將史書的編纂區分為“編”與“著”，并強調這種區分“有重要意義”[6](p144)，這是當代眾多《史學概論》中唯一論及這一問題的。

顯然，將歷史著述區分為“著作”、“編述”、“纂輯”三種層次或類型，古今學者的認識是比較一致的。這種編纂層次的區分實際上可以有兩種角度，一是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劃分史書編纂的層次性，目的是依據這樣一種劃分對不同層次的歷史文獻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和利用態度，張舜徽先生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代表。另一種是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區分編纂層次，目的是根據史書各種編纂層次所特有的原則與規范進行撰述。在當代學者中，唯有白壽彝先生敏睿地注意到了從歷史編纂學角度區分著述層次的必要性。這兩種角度的區分都是很有學術意義的。但目前的事實是，由于多年來學術規范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而處于比較混亂的狀態中，不明確編纂層次的差異性而編著不分的情況相當多，掛羊頭賣狗肉、強剽竊纂輯為專著的情況也時有發現，這是極不利于學術創新與學術水平提高的。可見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對史書編纂層次提出明確的規范與基本要求，其意義更普遍、更現實，從而更有必要。

二

陳澧，晚清嶺南著名學者，平生致力于經學研究，旁及歷史、地理、金石、音樂、文學等，著有《聲律通考》《漢儒通義》《東塾讀書記》等著作，對近代廣東學術發展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今人一般將陳澧視為經學家、思想家，對其詩文及文學思想則較少關注。陳澧雖無專門的文論著作，但在大量的札記、書信、文評、序跋中，他的文學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并且與他的經學思想相輔相成、互相輝映。陳澧在經學上持漢宋調和的立場，其文學思想正如他的經學主張，“本之于經”的同時對當時文壇上的各種矛盾基本上持調和折中的立場。作為漢宋兼采派經學家的代表人物，陳澧的文學思想在近代文論轉型的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文論觀點“本之于經”

作為一名經學家，陳澧亦兼擅文學，其經學思想及其學術方法不知不覺向文學的領域延伸。陳澧的文論觀點皆“本之于經”，將《詩經口小雅》中“有倫有脊”一詞作為作文指導法則，并將文學視為學術經世的手段之一。對于作文之法，陳澧拈出了“有倫有脊”的原則，并且明確指出自己的文論觀點“本之于經”：“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即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于紙上，則為文。無意則無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為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后?則必有倫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雖然，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說雖淺，然本之于經，或當不謬。”[1所謂“有脊”，是指文章必須要有思想、有內容。所謂“有倫”，是指文章層次清楚、條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然而，“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倫有脊”?陳澧提出“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的韓愈被陳澧推為文章家的典范：“凡為學者，當于古人中擇師；仆為足下擇之，其昌黎乎?昌黎進學解日：‘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昌黎讀書法也。昌黎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屢言之，燥然而可見，確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2韓愈為學尊孟子、茍卿，讀書披百家，吟六藝，其作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為一家，而猶可以尋其所自出。”文章家當師范韓愈“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倫有脊”的優秀篇章。對于文章的“意”和“脊”，陳澧尤其重視，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詩人之旨”的詩文作品。他稱贊馮子皋的詩“蓋大令之詩，尤善者《徐鄉竹枝詞》二十一首，凡耕植絲布之業，沙草魚蟹之利，歲時燈火酒食之樂，男女婚嫁思慕之感，歷歷如繪，此近于古詩人之詩，陳之可以觀民風者。，[釘評方子箴詩“及其怡懌乎心靈，流連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詩人之旨也。[]所謂“古詩人之詩”，也就是文章內容需“原于古，切于時”，具有“怡懌乎心靈”的感人力量。陳澧論文“本之于經”，主張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時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陳之可以觀民風”，秉承了儒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論精神。這與陳澧學術經世的思想直接相關。經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學術傳統之一，陳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學術思潮重新得到張揚。齊思和說：“夫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5]處于這樣的社會現實和學術氛圍中，陳澧雖關心政治，卻自認并無經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樣“以經術為治術，[，他選擇了學術經世的途徑，通過著書立說、教育人才來達到間接救世的目的。“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于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7他將學問看得異常重要，甚至認為“學術衰壞”直接關系“人心風俗”，這是他經世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學同樣具備經世的功能。陳澧提出“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凡史學，要知治亂興亡之由。‘凡讀古人詩文，要取其開我之心胸，養我之性情。”[8]不論是經學、史學還是文學，陳澧看重的是他們幫助士人識義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養，從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贊揚鄭小谷的文章“觀君之文之論事者，則亦可識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時，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應“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發揮經世之效用。陳澧的詩文亦表現出強烈的對時事的關切之情。如《大水嘆》指出廣州的水災不僅是天災，還與官吏管理不善，濫收田租、誘民墾荒有極大的關系。《有感》諷刺鴉片戰爭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臨敵而不設防，致使廣州城陷落的荒唐舉動。《炮子謠》寫吸食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身心健康的損害，對世道人心的破壞，這正是他“切于時”的文學理念在創作領域的貫徹。

二、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

陳澧在《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的理想要求：“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澧嘗論之，以為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論文，其可以號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鄭君乎?君讀四部書不知幾萬卷，宏綱巨目，靡不舉也。奇辭雋旨，靡不收也。其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是日有學。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時文而模仿沿襲，尤深恥而不為也，是日有識。其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為也，能異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鋒英英焉，其氣磊磊焉，其力轉轉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這是他在當時文壇考據、義理、辭章三者關系的論爭中，主張調和漢宋、貫通相左的折中的學術立場在文論領域的反映。陳澧“學、識、才”兼長的文學理念受到章學誠的深刻影響。“才、學、識”兼備的觀點最早由史學家劉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學誠將之引用到古文創作的理論中，提出“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1叩認為理想的古文應將文辭、考據、義理也就是才、學、識三者完美融合。頗具深意的是，章學誠提出“才、學、識”，陳澧則將其排序變為“學、識、才”，并在具體闡釋中融人個人之思想。對“學”的要求被陳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也就是訓詁精確，博聞強記。強調為文精于考據，與陳澧崇尚漢學的學術取向密切相關。陳澧雖主張漢宋調和，但他的學術出發點是漢學，其學術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漢學領域，正像錢穆所說“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諸子。’，[n因此，他將漢學家所重視的考據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在詩文創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據而出現知識性的錯誤。所謂“識”，是指“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也就是漢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學術識見。清代中期以后，漢學和宋學各執門戶之見，爭論不休。陳澧學術思想的特點在一“通”字，拋卻門戶偏見，主張漢宋融通，考據與義理兼長。“百余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學有識見，“以其所學發而為文，為詩”，則不會流于瑣碎空虛，也不會流于乖張臆說。漢宋通融的經學立場影響到陳澧的文論建構，強調“學”與“識”兼長，也就是考據與義理兼擅構成其文論的重要內容。所謂“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學表現才能，也就是章學誠所說之“文辭”。在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陳澧對“才”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凡方伯之詩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連章，橫翔而杰出。其奇也，狹韻僻字，斗險而爭新。其艷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窮纖微，其和也鏘鏘中宮徵。若是者，猶才人之能事乎!虻]這里的“才”主要指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從用字到音韻到風格都有精到的論述，可見陳澧對文學作品具有相當高的審美鑒賞能力。陳澧雖提倡文章家應“學識才”兼備，但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處于同等位置。他欣賞辭章之美，但卻將“學”和“識”置于“才”之前：“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若夫著述之體，切宜留意……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辭章所可同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C14]這里的“著述之體”指的是經說與史論，陳澧提明確地將著述之體置于詩文之上。對于詩文，陳澧則提出“不俗”的評價標準，而將文章藝術的工妙置于其次。何為‘不俗’?陳澧認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鄉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為賊，可懼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為不俗。,E143所謂“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獨行，絕不同流合污的個性。陳澧對清末“廉恥道喪”的世風極為不滿，將“行己有恥，博學多文”作為教育的宗旨，一貫強調道德的修養，他的贊揚“狂狷”，痛詆“鄉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個性獨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種思想反映到文學上，就是“不俗”的詩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論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對詩文作者學識修養、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將“學”與“識”放在首要之位置。

陳澧“學識才”兼長的詩文理想對克服當時空虛、瑣碎、淺薄的文風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意識到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陳澧為宣傳自己的經世主張，將著述文體凌駕于才人辭章之上，對文學作品流露出貶低的情緒，這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之處。對陳澧頗有些菲薄態度的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曾說：“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成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后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后以注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筆之于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注疏為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墜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為文。”E15]批評宋學家以語錄為文，文章俚俗；漢學家以考據為文，文無性靈，明確提出義理、考據之作皆不可稱為“文”。這段話或可讓我們對陳澧文論未能擺脫經學思想羈絆的不足之處有更深的了解。

阮元在歷史地理學思想和方法方面深受中國傳統的沿革地理學和清初“經世致用”地理學思想的影響。中國古代地理學對清代地理學的演變路徑和思想方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乾嘉道時期的史家仍然堅守“經世致用”地理學傳統，將地理學作為一門能解決國計民生的應用學科，強調地理著作的內容要與國家政治、民生相結合，由此形成了清代歷史地理著作編纂的獨特景觀，即凡與當時國家或作者的社會政治背景相關的史地著作往往能迅速流播，受到人們的青睞，由此以地志、水道著作和政區沿革為主體的著作體系成為清代地理學編纂中的佼佼者。

阮元對中國古代地理學思想多有承續，他把清代地理學名家的理論融冶于一爐，形成了獨特的地理學理論和思想，成為乾嘉道時期地理學的代表人物。

1．著眼于民生實用，體現經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強烈的“經世致用”地理學傳統，他們強調研究歷史地理要與國家政治、民生相結合，阮元繼承了這一傳統。阮元撰著的《廣東通志》就對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尤加重視，進行重點闡釋，其中《輿地略》、《山川略》、《關隘略》、《建置略》、《經政略》、《前事略》就達116卷之巨，占全書的比重最大，并延請頗富名望的學者從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輿地略》19卷，含疆域圖、晷度、分野、氣候、戶口、風俗、物產，延請受阮元賞識的番禺人崔弼負責撰寫，謝蘭生對崔弼的《輿地略》頗有微詞，不得不煞費周章訂正崔氏的錯訛遺漏之處;《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學校、壇廟、津梁，由方東樹負責撰寫。謝蘭生《常惺惺齋日記》記載:“閱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廟壇》一本、《學校》一本、《梁津》一本，此四本俱廣、韶、惠三府而已。”［1］嘉慶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結撰之作，所以方東樹負責撰寫的《建置略》受到總纂謝蘭生的高度評價。總纂謝蘭生負責《海防略》、《關隘略》的主纂，并負責對《輿地略》、《前事略》進行校定。

2．歷史地理研究特別強調實地調查的重要性。文獻資料固然重要，但在歷史地理研究中僅靠文獻史料遠遠不夠，它需要從實地調查中尋找第一手資料補證文獻史料的不足，態度嚴謹的歷史地理學家在治學過程中都比較注意文獻資料之外的實地調查。顧炎武在撰著《歷代宅京記》時，特別重視實地調查。《歷代宅京記》共20卷，阮元在《歷代宅京記》卷首敘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雙行夾注，頗難讎校。至《郡國利病書》，流傳雖多，然強半為抄手割落，而四庫書中又僅列之存目，民間無從是正。唯此本《宅京記》為先生族裔孫顧竹樓所藏，王樹畦同年攜以示余，厘訂修整，具有條理，不似《肇域志》之煩矣。”［2］阮元序該書條理清晰，史料豐富，考證精審，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阮元為顧炎武《歷代宅京記》作敘時稱:“寧人顧氏，崎嶇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宮室，皆出自實踐。當先生盛游之時，嘗以一騾二馬載書自隨，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2］阮元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書評價甚高，指出《歷代宅京記》“上起伏羲，下訖于元，仿雍錄《長安志》體例，備載其城郭宮室、都邑寺觀及建置年月事跡”，“征引詳核，考據亦頗精審。蓋地理之學，炎武素所長也”(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68)。阮元負責編纂的《廣東通志》也特別重視實地調查。《廣東通志•金石略》由儀克中和曾釗合作編纂，儀克中負責采訪碑刻，曾釗負責考訂。《粵東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間翁方綱遍涉嶺南，多方稽究，編纂成書，按當時的地域分類，記載金石名稱、地點、年代及撰書人名、字徑、行數題跋等，是廣東歷史上第一部金石學著作。該書因是首創之作，在著錄粵東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錯謬，“儀墨農、曾勉士訂翁覃溪《粵東金石略》，錯謬甚多”［1］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為此，儀克中多次到粵東實地調查，考訂該書的訛誤。如《龍龕道場銘》，在羅定州龍巖，《粵東金石略》未著錄。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兩廣總督阮元派儀克中到龍龕巖訪古，并拓下石刻，后將該刻收入《廣東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說正是儀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銘為世人所知。它是廣東現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嶺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廣東現存文字最多的一塊古碑，是了解唐代歷史及文字學研究的珍貴史料。曾釗對儀克中實地勘察的精神極為欽佩:“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國儀征公節制兩粵，延方聞士修廣東志。以君為探訪，縋幽躋險，剔苔捫碑，多翁學士《金石略》所未著錄者。”［3］567儀克中的實地考察保證了《廣東通志•金石略》史料的嚴謹，再加上曾釗的嚴密考訂，使得《廣東通志•金石略》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謝蘭生對此極為贊服:“墨農訪金石及唐宋石刻甚多，皆前人所未收者，加以勉士考訂數次，此志書當以《金石》一門為冠。”

3．重視圖表的價值和作用。清朝通志的編纂特別強調地圖的重要作用，謝啟昆譽修、胡虔主撰的《廣西通志》，對地圖的作用十分重視，其《敘例》說:“圖之為用，視書尤切，文字易傳，繪事難效，書存圖亡者十之九，而圖學相傳之法，亦于是遂廢。”(謝啟昆等《廣西通志•敘例》)《廣西通志》十分注重郡縣沿革的考證，特設郡縣沿革表，列于總目之首，博引史志及專家之書，詳加辨析考訂。阮元亦十分重視圖經的價值和作用，他說:“古人不曰志，而曰圖經，故圖最重。宋王中行等廣州圖經不可見矣，今則一縣一州為一圖，沿海洋汛又為長圖，按冊之，燦然為畢著也。”［4］卷8重修廣東通志序阮元的《廣東通志》所有繪圖均出自番禺人李明澈之手，阮元對其地圖學成就非常傾慕，力邀其入志局負責繪圖，經其手共繪制輿地圖106幅，包括省圖1幅，府、直隸州、廳圖16幅，散州縣圖89幅，其中府縣地圖的繪制對明晰地了解山川水道有重要的作用。《海防略》一門，除了詳論廣東海事、各路關防要塞、攻防戰守諸事，特附海圖20幅，海圖描繪精細、準確，炮臺分布歷歷在目，又以文字說明各軍事要點，這種圖、文結合的繪圖方法將廣東海域的地理、軍事形勢一覽無余地揭示出來，使人一目了然，參考價值極高［5］。阮元對“圖說”一門十分重視，他認為，地理以“圖說”為先，采用“地圖注記式”的方法，說明一邑之內的地理形勢，圖文并茂，直觀生動。“自古史傳，人事與地理相為經緯也……《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為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為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即成一鄉，聚四鄉即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廨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為圖經也。”

因此，他建議《揚州府志》專立“圖說”一門，并親自繪《雷塘地保圖》1幅，刻印了100張送給伊秉綬。他還撰寫《云南黑水圖考》一文，篇末附圖1幅，阮元在圖中標明盤江由粵西入南海，禮社江由交址入南海，瀾滄江由南掌入南海，三江既入南海，即是黑水，用圖標示起到左圖右史的效果。阮元重視地圖的思想受到戴震的影響，阮元在歷史地理撰述中亦重視史表的價值和作用，認為史表是地理著作之經緯，史表的價值在于可以化繁為簡，對復雜的歷史記載起到明晰、曉暢的功效。在地志編纂實踐中，他主張仿《唐書•宰相世系志》的辦法設立《氏族表》，他說:“一縣之中，必有大家舊族、新貴儒門，以此為主，而收其族。凡內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道、府、鎮、協以上由科甲出身者，皆以其姓氏立表，首敘先世遷徙之表中詳載各房名字，自生員以上皆附見于表，即如江都、甘泉、儀征之耿氏、唐氏、楊氏、常氏、鄭氏、秦氏、許氏、阮氏，興化李氏，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喬氏，泰州宮氏等族，各以宰相、九卿、勛爵、督撫等官家自為譜，余皆借而次第輯成表稿。”［4］卷8阮元竭力提倡修氏族表，對地方志而言，譜牒可以為地方志提供重要史料，其見解和章學誠有相通之處。章氏亦認為:“夫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國，比國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則國之掌故何所資而為之征信耶?”(章學誠《文史通義》卷6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這種認識在阮元總纂的《廣東通志》中也有鮮明的體現，《廣東通志》表分郡縣沿革表(卷3－卷9)、職官表(卷10－卷62)、選舉表(卷63－卷81)、封建表(卷82)，其中郡縣沿革表、職官表都是延請名家編纂的，取得了相當突出的成就。吳蘭修(1789—1839)，字石華，廣東梅縣松口人，阮元賞識其才，任命他為“學海堂”第一任學長，曾纂修廣東《封開縣志》(10卷，道光十五年刻本)，梁廷枬在《粵秀書院志》中也有提及:“適開通志局，先生與焉，《沿革》門其手纂也。”［6］252鄭灝若，字萱坪，番禺人，撥貢生，著有《榕屋詩抄》、《四書文源流考》等。湯貽汾與吳蘭修、鄭灝若都有密切往來，在羊城形成嶺南文化的交流圈，“公在羊城數年，多文字交，有謝澧浦、張南山、李蕓甫、吳石華蘭修、儀墨農克中及劉樸石、三山張墨池、磬泉鄭萱坪、黃香石、蒼壓孟華墀、葉云谷、麥南村、馬德隅、曾竹屋、陳仲卿諸先生”［7］528。這些人在阮元幕府和廣東通志局有著重要的影響。1821年，學海堂冬課題為《四書文源流考》，課后阮文達嘗令侯康與周秩卿孝廉，鄭萱坪明經，胡稻香茂才同輯四書文話［8］卷7。由鄭灝若負責撰寫《職官表》，內容最為詳盡，密而不猥，疏而不漏，縱橫經緯，詞約意豐，謝蘭生對其評價甚高，日記說:“鄭萱坪所撰《職官表》甚佳，不亞石華之《沿革》。”［1］道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阮元重視圖表的思想受到清代方志學代表人物戴震和章學誠的深刻影響。戴震認為方志的核心在于考察地理沿革，“志之首，沿革也”［9］488。他還十分重視地圖、沿革表，“地圖及沿革表，志開卷第一事也”［9］489，“縣境圖表最緊用”［9］486。戴震的這些思想在阮元的地理學思想中都有很明確的體現。阮元總纂的《廣東通志》職官表也受到章學誠的志書思想的影響。章學誠對此論述極詳:“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今于傳刪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茲于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茍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難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卷7)正是因為設置人物表有重要的意義，所以他推崇在方志編纂中適當采用人物表，其修志思想對阮元《廣東通志》職官表有重要影響。

【摘要】中醫學界多數學者認為《脈經》是我國現存最早之脈學專著。本文作者則認為：該書系以“類例相從”的方法，對魏以前經典醫籍做了一次歷史性的總結，是一部匯集魏以前醫籍之大成的經典著作。本文從七個方面論述《脈經》當屬醫經類著作的性質。

【關鍵詞】脈經性質醫經

《脈經》魏·王叔和撰。就該書的性質而言，日·丹波元胤的《中國醫籍考》將其著錄于“診法”類。中醫學界多承此說，認為《脈經》是我國現存最早之脈學著作。然該書自序曰：“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訣，合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其王、阮、傅、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因此，該書系以“類例相從”的方法，對魏以前經典醫籍做了一次歷史性的總結，是一部匯集魏以前醫籍之大成的經典著作。本文擬從七個方面論述《脈經》當屬醫經類著作的性質。

一、從歷史看

1.秦漢為醫經與經方分立時期

《漢書·藝文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綜合性分類目錄。其“方技略”著錄的是與醫藥衛生相關的書籍，分為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其中房中、神仙兩種，章學誠在《校讐通義·漢志方技》中指出“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當時醫學圖籍主要分列為醫經、經方。其中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醫經”類著作共計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其小序言：“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指出，醫經是記述中醫學基礎理論的一類書籍。以《湯液經法》為代表的“經方”類著作共計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小序言：“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于平。”指出經方是記述利用中藥組方配伍制成方劑的一類書籍。醫經與經方分立，體現了當時學術發展的狀況。

一、對“史藝”的理解

“史藝”一詞是我國歷史教學法專家趙恒烈先生在總結章學誠“史家四長”之說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來的，趙先生關于“史藝”概念的解釋，簡而言之，就是歷史教學的技藝。主要指歷史教學的技能和方法。

世間成就萬事，無不講求方法，培根曾將方法比做照路的燈籠。主席曾將方法舉喻為過河的“橋”和“船”。可見，“方法”是何等的重要啊！因此，歷史教師也必須研究傳授歷史知識的恰當方法，以求事半功倍之效。

教學有法，并無定法。如果不因地因人而宜，一味抄襲照搬別人的方法，就難免出現“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的笑話。清人顧嗣協詩云：“駿馬能歷險，力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教學方法亦是如此。講述、講解、講讀、談話、圖示等方法各有所長，能否針對教學對象和教材內容，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不僅要看歷史有無扎實的業務功底，?關鍵還在于歷史教師是否具備了“吏藝”才能。

二、“史藝”的秘訣

歷史千頭萬緒，方法多種多樣。欲使講授史實感人肺腑，分析史實一針見血，學生聽講興趣盎然，舉一隅而三隅反，歷史教師必須掌握“史藝”六字秘訣，即博、愛、導、精、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