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澧文學思想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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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澧，晚清嶺南著名學者，平生致力于經學研究，旁及歷史、地理、金石、音樂、文學等，著有《聲律通考》《漢儒通義》《東塾讀書記》等著作，對近代廣東學術發展產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今人一般將陳澧視為經學家、思想家，對其詩文及文學思想則較少關注。陳澧雖無專門的文論著作，但在大量的札記、書信、文評、序跋中，他的文學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并且與他的經學思想相輔相成、互相輝映。陳澧在經學上持漢宋調和的立場，其文學思想正如他的經學主張，“本之于經”的同時對當時文壇上的各種矛盾基本上持調和折中的立場。作為漢宋兼采派經學家的代表人物，陳澧的文學思想在近代文論轉型的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文論觀點“本之于經”

作為一名經學家，陳澧亦兼擅文學，其經學思想及其學術方法不知不覺向文學的領域延伸。陳澧的文論觀點皆“本之于經”，將《詩經口小雅》中“有倫有脊”一詞作為作文指導法則，并將文學視為學術經世的手段之一。對于作文之法，陳澧拈出了“有倫有脊”的原則，并且明確指出自己的文論觀點“本之于經”：“昔時讀《小雅》‘有倫有脊’之語，嘗告山舍學者，此即作文之法，今舉以告足下，可乎?倫者，今日老生常談，所謂層次也。脊者，所謂主意也。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書之于紙上，則為文。無意則無言，更安得有文哉!有意矣，而或不止有一意，則必有所主，猶人身不止一骨，而脊骨為之主，此所謂有脊也。意不止一意而言之，何者當先?何者當后?則必有倫次。即止有一意而一言不能盡意，則其淺深本末又必有倫次，而后此一意可明也。……雖然，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仆之說雖淺，然本之于經，或當不謬。”[1所謂“有脊”，是指文章必須要有思想、有內容。所謂“有倫”，是指文章層次清楚、條理分明，也就是要求文章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然而，“倫猶易為也，脊不易為也”，如何才能做到文章“有倫有脊”?陳澧提出“必有學有識而后能有意，是在乎讀書而非徒讀文所可得者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的韓愈被陳澧推為文章家的典范：“凡為學者，當于古人中擇師；仆為足下擇之，其昌黎乎?昌黎進學解日：‘先生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篇，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此昌黎讀書法也。昌黎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一一自言之，又屢言之，燥然而可見，確然而可循如此，才真高矣，志真博矣。”[2韓愈為學尊孟子、茍卿，讀書披百家，吟六藝，其作為文章始能“陶冶镕裁合為一家，而猶可以尋其所自出。”文章家當師范韓愈“一生讀書為文，求圣人之道”，才能作出“有倫有脊”的優秀篇章。對于文章的“意”和“脊”，陳澧尤其重視，他所推崇的是具有“古詩人之旨”的詩文作品。他稱贊馮子皋的詩“蓋大令之詩，尤善者《徐鄉竹枝詞》二十一首，凡耕植絲布之業，沙草魚蟹之利，歲時燈火酒食之樂，男女婚嫁思慕之感，歷歷如繪，此近于古詩人之詩，陳之可以觀民風者。，[釘評方子箴詩“及其怡懌乎心靈，流連乎古昔，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卓乎古詩人之旨也。[]所謂“古詩人之詩”，也就是文章內容需“原于古，切于時”，具有“怡懌乎心靈”的感人力量。陳澧論文“本之于經”，主張作文“求圣人之道”，同時要“慷慨乎兵事，感喟乎民俗”，“陳之可以觀民風”，秉承了儒家“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論精神。這與陳澧學術經世的思想直接相關。經世致用思想本就是儒家的學術傳統之一，陳澧生活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學術思潮重新得到張揚。齊思和說：“夫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5]處于這樣的社會現實和學術氛圍中，陳澧雖關心政治，卻自認并無經世之才，自然不能像他所佩服的魏源那樣“以經術為治術，[，他選擇了學術經世的途徑，通過著書立說、教育人才來達到間接救世的目的。“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談。非無意于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于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于天下。”[7他將學問看得異常重要，甚至認為“學術衰壞”直接關系“人心風俗”，這是他經世思想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學同樣具備經世的功能。陳澧提出“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凡史學，要知治亂興亡之由。‘凡讀古人詩文，要取其開我之心胸，養我之性情。”[8]不論是經學、史學還是文學，陳澧看重的是他們幫助士人識義理、通古今，提升道德修養，從而有用于世的致用功能。他贊揚鄭小谷的文章“觀君之文之論事者，則亦可識之矣。必原于古，必切于時，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是三者不徒在于文，而又有在于文之外者也o．[93文章應“必可行而后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后陳其弊”，發揮經世之效用。陳澧的詩文亦表現出強烈的對時事的關切之情。如《大水嘆》指出廣州的水災不僅是天災，還與官吏管理不善，濫收田租、誘民墾荒有極大的關系。《有感》諷刺鴉片戰爭期間兩廣總督葉名琛臨敵而不設防，致使廣州城陷落的荒唐舉動。《炮子謠》寫吸食鴉片給中國人帶來的身心健康的損害，對世道人心的破壞，這正是他“切于時”的文學理念在創作領域的貫徹。

二、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

陳澧在《鄭小谷補學軒文集序》中，提出了文章家當“學、識、才”兼長的理想要求：“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澧嘗論之，以為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論文，其可以號為文人者，寡矣。求之于今，其刑部象州鄭君乎?君讀四部書不知幾萬卷，宏綱巨目，靡不舉也。奇辭雋旨，靡不收也。其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是日有學。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時文而模仿沿襲，尤深恥而不為也，是日有識。其為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為也，能異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鋒英英焉，其氣磊磊焉，其力轉轉而不竭焉，是日有才。''''，[9]這是他在當時文壇考據、義理、辭章三者關系的論爭中，主張調和漢宋、貫通相左的折中的學術立場在文論領域的反映。陳澧“學、識、才”兼長的文學理念受到章學誠的深刻影響。“才、學、識”兼備的觀點最早由史學家劉知己所提出，清代章學誠將之引用到古文創作的理論中，提出“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于稼穡也。”[1叩認為理想的古文應將文辭、考據、義理也就是才、學、識三者完美融合。頗具深意的是，章學誠提出“才、學、識”，陳澧則將其排序變為“學、識、才”，并在具體闡釋中融人個人之思想。對“學”的要求被陳澧放在首位，提出“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久之”，也就是訓詁精確，博聞強記。強調為文精于考據，與陳澧崇尚漢學的學術取向密切相關。陳澧雖主張漢宋調和，但他的學術出發點是漢學，其學術成果也基本集中在漢學領域，正像錢穆所說“是子襄雖亦主融漢、宋，而與陳東塾之為見異。東塾之旨，在融朱子于康成；九江之論，則在納康成于諸子。’，[n因此，他將漢學家所重視的考據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在詩文創作中避免因疏于考據而出現知識性的錯誤。所謂“識”，是指“通漢唐注疏，而碎義不尚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不取也。”也就是漢宋融通，不拘泥于一家的學術識見。清代中期以后，漢學和宋學各執門戶之見，爭論不休。陳澧學術思想的特點在一“通”字，拋卻門戶偏見，主張漢宋融通，考據與義理兼長。“百余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仆之此書，冀有以藥此病耳。既成此書，乃著《學思錄》，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宋門戶。，[]學有識見，“以其所學發而為文，為詩”，則不會流于瑣碎空虛，也不會流于乖張臆說。漢宋通融的經學立場影響到陳澧的文論建構，強調“學”與“識”兼長，也就是考據與義理兼擅構成其文論的重要內容。所謂“才”，主要指深厚的文學表現才能，也就是章學誠所說之“文辭”。在為友人文集所作序中，陳澧對“才”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凡方伯之詩之美，澧能言之矣。其健也，巨篇連章，橫翔而杰出。其奇也，狹韻僻字，斗險而爭新。其艷也如春，其清也若秋，其巧也雕刻窮纖微，其和也鏘鏘中宮徵。若是者，猶才人之能事乎!虻]這里的“才”主要指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從用字到音韻到風格都有精到的論述，可見陳澧對文學作品具有相當高的審美鑒賞能力。陳澧雖提倡文章家應“學識才”兼備，但這三者在他的心目中并非處于同等位置。他欣賞辭章之美，但卻將“學”和“識”置于“才”之前：“作詩寫字，但能不俗可矣。若求工妙，讓專門者為之。……若夫著述之體，切宜留意……學人之著述，非才人之辭章所可同日而語者，俗人更不識也。”C14]這里的“著述之體”指的是經說與史論，陳澧提明確地將著述之體置于詩文之上。對于詩文，陳澧則提出“不俗”的評價標準，而將文章藝術的工妙置于其次。何為‘不俗’?陳澧認為“不俗者，狂狷也。俗者，鄉原也，同乎流俗也，孔、孟以為賊，可懼也。志狂者之志，行狷者之行，是為不俗。,E143所謂“狂狷不俗”是指特立獨行，絕不同流合污的個性。陳澧對清末“廉恥道喪”的世風極為不滿，將“行己有恥，博學多文”作為教育的宗旨，一貫強調道德的修養，他的贊揚“狂狷”，痛詆“鄉原”，就是要警醒世人，要做個性獨立，道德高尚的“狂狷”君子。此種思想反映到文學上，就是“不俗”的詩文品格的提出。“不俗”論的提出更多是偏向于對詩文作者學識修養、道德品格的要求，也就是將“學”與“識”放在首要之位置。

陳澧“學識才”兼長的詩文理想對克服當時空虛、瑣碎、淺薄的文風確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盡管意識到文學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感染力，陳澧為宣傳自己的經世主張，將著述文體凌駕于才人辭章之上，對文學作品流露出貶低的情緒，這是他文學批評的不足之處。對陳澧頗有些菲薄態度的劉師培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一文中曾說：“宋代以前，‘義理’‘考據’之名未成立，故學士大夫，莫不工文。……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后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后以注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夫以語錄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筆之于書，以其多方言俚語也；以注疏為文，可筆于書，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無抗墜抑揚也。綜此二派，咸不可目之為文。”E15]批評宋學家以語錄為文，文章俚俗；漢學家以考據為文，文無性靈，明確提出義理、考據之作皆不可稱為“文”。這段話或可讓我們對陳澧文論未能擺脫經學思想羈絆的不足之處有更深的了解。

三、溝通駢散、反對時文

古文與駢文、考據之文的論爭是清代漢學與宋學的斗爭在文學領域中的重要反映。篤信宋學的袁枚、翁方綱以及桐城派作家崇奉古文，以阮元為代表的漢學家則推尊東漢考據、訓詁之學，提倡駢文、考據之文與之相抗衡。清代后期，漢宋兼采逐漸成為經學發展的基本趨勢。漢宋兼采派經學家的文論觀點亦正如他們的經學主張，對文壇矛盾基本上采取折中調和的態度。陳澧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與調和漢宋的經學立場相一致，陳澧對于文學領域的駢散之爭持折中的態度，認為古文與駢文、考據之文各有所長，應該互相調和：“李恢垣吏部刻其文集成，屬為之序，讀之而驚且羨也。集中有古文，有駢體文，有考據之文，又別有詩集，兼擅此四者，求之國朝海內諸名公，其顧亭林乎!其洪稚存乎!袁簡齋能為古文、駢體文，能為詩，而不喜考據。然其隨筆之書，即考據也。阮文達公精考據，又能為駢體文與詩，而謂古文非文也，筆也。然其集中之筆，亦復佳。是皆兼擅四者，其余不暇論。”[1他認為本朝文人只有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能夠做到古文、駢體文、考據文、詩歌四者兼長。顧炎武是陳澧終身仰慕的學者，為文考據和義理并重。洪亮吉乃駢文大家，陳澧對他頗為欣賞。袁枚提倡性靈說，反對翁方綱以考據為詩的理論，但陳澧認為他實際上十分精通考據。阮元立倡文筆說，推尊駢文為文之正統，認為桐城派古文只能算“筆”，根本就算不上是“文”。陳澧認為阮元實際擅長筆的寫作。陳澧以顧炎武、洪亮吉、袁枚、阮元的創作為例，力證漢學與宋學可以調和，古文與駢體文、考據文可以兼長。

對于桐城派和它的反對派，陳澧也持折中態度：“近時作古文人桐城派者，以為文章宜雅而有法也。譏之者以為才力薄也。然文能雅而有法，雖薄猶可也。而為桐城派者，薄則有之，雅而有法則未盡然也。不入桐城派者，以為文章當自為，不可蹈襲也。譏之者以為粗野也。然文能自為不蹈襲，雖粗野猶可也。而不為桐城派者，粗野則有之，自為而不蹈襲則未盡然也。,D73他認為桐城派除卻為人所詬病的才學淺薄之外，更重要的是并未真正實踐他們所提出的義法和雅潔的文學主張。至于“不人桐城派”者，當指與桐城派對立的駢文派和考據派的文章，陳澧批評他們為文粗野，并未脫離蹈襲的窠臼。對片面推崇宋學的古文家和片面推崇漢學的考據文作家，陳澧各有批評。他將本朝古文衰落的原因亦歸結于漢學家和宋學家的拘于一隅：“昌黎誠不易學，而亦實無學昌黎者故也。何也?吟六藝披百家者有人，而為說經考據之學；觀圣人之道自孟子始者亦有人，而為道學：是二者，多薄文章而不為。其為文章者，既不專學昌黎，學昌黎者則又多以模仿為事。……本朝古文已不及古人，廣東尤自古無其人，有志之士自當憤然而起。”(《與周孟貽書》)后人稱道韓愈，但韓愈的讀書為文之道并未得到很好的發揚。原因在漢學家“吟六藝披百家”，但從事的是說經考據之學，宋學家則空談道學，這兩派多薄文章而不為。而真正的文章家或不專學韓愈，或只以模仿韓愈為能事，如此才造成“本朝古文不及古人”的局面陳澧主張漢學與宋學兼容，考據文、駢體文與古文兼長，對科舉時文則持尖銳的批評態度，認為“文章之弊至時文而極”。陳澧指出時文存在嚴重弊端：“此八股文之舊法，其有關于學術乎!自明以來以八股取士，顧亭林先生當明之季，以為取八股之人才以亡天下。……然則廢八股耶?日：能廢則廢之，不能廢則不必驟廢。八股之弊在以代言為體，不得論秦漢以后事，不得述先儒注說之異同，此士人學問所以空疏也。，[]時文弊端之一在作者皆代古人語氣作文，不懂先儒注說之異同，不知秦漢以后事，導致學問空疏，世風日下。弊端之二在“妄立耳目，私相沿襲，心思耳目縛束既久，痼弊既深，凡駢、散、文字、詩、賦皆不能為。時文嚴重束縛文人思想表達的自由，影響了駢、散、文字、詩、賦等文章的健康發展。既然如此，何不立即廢除時文?

陳澧主張“能廢則廢之，不能廢則不必驟廢。”時文當廢，但不能“驟廢”，要根據現實情況慢慢推進。他提出了對時文的改革措施，首先“去其代語氣之法，以能援據諸儒之說、引證諸儒之事者為上”；接著“去其破題、承題、起講八比之陋格”，嚴禁割裂經文出題。如此則能避免八股文之弊端，經史之學盛，文章之道必然隨之而昌[1。除了對時文本身的改革，陳澧還選刻古人經說、史論之精醇者以供士人參考：“應試之士，習為時文，治經之士，習為經解，而皆不習古文。余謂宋人經義，即經解也，當時亦謂之時文，今之時文所從出也。其與今之經解不同者，今人多說訓詁，宋人多說經義耳。與今之時文不同者，宋時無對股之格耳。……宋人文集中經義頗多，《東坡集》有十余篇，余抄而刻之。習經解時文者，如欲學為古文，讀此而效之，不難也。此經解、時文、古文之通也。”[2叩以宋人文集中經說、史論為榜樣，即可達至“經解、時文、古文之通”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