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東史學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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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筆者認為，作為史學流派，浙東史學就其形成與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浙東史學形成于南宋。南宋時期，是浙東地區社會劇烈變動時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機十分嚴重；經濟上，商品經濟有所發展，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受到沖擊；學術上，學無統緒，理學家空談性理，無法解決現實的政治經濟問題。浙東學派的各個分支，永嘉學派、金華學派、永康學派，雖有不同的師承，但在同一時期、同一區域，面對同一社會問題，形成了在學術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葉適、陳亮、呂祖謙等浙東學者都積極參與政治，他們或伏闕上書，反對屈辱求和；或身臨前線組織抗金，具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在嚴峻的現實問題面前，他們反對理學家空談心性義理，提出學術經世。他們經史兼治，注重歷史研究，強調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實服務，完成了從心性義理之學到經制事功之學的轉變。南宋是浙東史學的形成時期和第一個高峰期。

第二個階段：清代前期是浙東史學的又一個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學逐漸取得統治地位，影響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浙東學術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影響，元明時期的浙東史學，雖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學家的成就，但總體上看處于低谷時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陽明崛起于姚江，泛濫諸家，批判朱子理學的教條，主張經史合一，學術思想領域開始活躍起來。明末清初，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萌芽已有相當的發展，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錯綜復雜。余姚黃宗羲師從王陽明弟子劉宗周，得王學之傳，兼取各家之長，開創一代學風。他繼承南宋浙東學術的事功傳統，主張經世致用，把歷史研究與當世之務結合起來。萬斯大、斯同兄弟是黃宗羲的高足，萬斯同以布衣領明史館，獨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黃、萬，奔走山海之間，搜討遺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嘗問業于黃宗羲，尤善言明末遺事。至乾嘉時期，考據之學盛極一時，浙東仍有邵晉涵、章學誠出，繼承黃宗羲之統系，形成浙東史學的第二個高峰。

浙東史學的第三個高峰是在二十世紀初。由于民族危機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動，西方新思想、新學說的輸入，中國學術界出現了急劇變化的新局面。一批進步的思想家以史學為武器，用以分析歷史與現實問題，尋找救國的道路。在浙江，溫州有宋恕、陳黻宸、孫詒讓等人，他們的學術思想遠承南宋陳傅良、葉適的永嘉學派，近襲清初黃宗羲的學說。紹興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銘影響頗深。戊戌后到杭州籌辦師范學校，結識陳黻宸、宋恕、章炳麟，過往頻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黃宗羲(太沖)、顧炎武，故別號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嘗自稱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資料》第二輯有《章太炎為何自稱“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學方法都與浙東學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東人。如宋恕在《日記》中稱其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頁。)。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說：“炳麟少受學俞樾，治小學極謹嚴，然固浙東人也，受全祖望、章學誠影響頗深”。他們以杭州、上海為中心，過從甚密，或促膝相談，或信件來往，學術旨趣，皆究心于史。浙東史學此時又呈現出新的景象，成為當時“新史學”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浙東史學的成果

以往論浙東史學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寧、紹一帶的黃宗羲、全祖望、章學誠等幾位史學大家的著述。本文試圖通過對宋以來史學史資料的鉤沉、爬梳，力求較全面地反映浙東史學的面貌。

《春秋》經、傳的研究。浙東學者倡言“六經皆史”，經史并治，因此很重視對《春秋》和《左傳》的研究。事功史學的開創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經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陳傅良繼承師說，著有《春秋后傳》、《左氏章指》。呂祖謙著有《春秋左氏傳說》、《春秋左氏傳續說》，另有史論體的《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以《左傳》所載史實為題，發揮其政治、哲學、倫理觀點，在當時有較大的影響。此后有金華王柏的《讀<春秋>記》，《左氏正傳》；許謙的《<春秋>溫故管窺》、《春秋三傳疏議》；寧波王應麟的《春秋考》；萬斯大的《學<春秋>隨筆》；邵晉涵的《<春秋左氏傳>札記》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傳>讀》。章書在對古文獻進行廣泛研究的基礎上，發揮他在文字音韻學方面的長處，由文字音韻入手，詮釋《左傳》中難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傳》體例、敘事和立論所含的本義，使世人不得不承認《左傳》為信史。

《通鑒》學的研究。浙東學者推崇編年體史書，歷代浙東學者都有對《通鑒》、《續通鑒》進行研究的，豐富了《通鑒學》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資治通鑒約說》，陳傅良的《建隆編》是將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太祖一朝事跡削繁補闕，系以論說而成。葉適門人戴溪著有《通鑒筆議》，薛子長有《續通鑒論》。金履祥著《資治通鑒前編》，上起堯舜，下接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之前；王應麟有《通鑒地理考》，專考《通鑒》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鑒地理通釋》，是一部系統論述我國歷代疆域政區沿革與軍事地理的專著。王應麟門人胡三省，著有《資治通鑒音注》、《通鑒釋文辨誤》等，在通鑒學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東學者主張經世致用，重視歷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漢兵制》、《九州圖志》、《薛常州地理叢考》。陳傅良的《歷代兵制》是通史性的軍事史。呂祖謙著有典制體《歷代制度詳說》，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討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為南宋王朝提供歷史借鑒。《禮》是三代舊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萬斯大、斯同兄弟在《禮》學和史學方面也作出成績。萬斯大著有《學禮質疑》、《周官辨非》、《儀禮商》、《禮記偶箋》等。定海黃氏父子，專長“三禮”。黃式三，好以經明史，其子黃以周著《禮書通故》，章太炎稱其書可“與杜氏通典相比隆”。孫詒讓的主要成果有《周禮正義》。為了經世的需要，1901年他還寫了《周禮政要》，以期能為當時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鑒。

學術史的研究。開創學案體學術思想史修撰是黃宗羲，他著成《明儒學案》后，仍發凡起例，撰著《宋元學案》，僅成一半初稿。其子黃百家續撰數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黃氏父子遺稿基礎上繼續工作，到道光年間經王梓材等人校補修茸此書才得以完編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學承黃宗羲之教，在學術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王門弟子所知傳》、《劉門弟子所知傳》(傳未成，僅有序)、《姚江書院傳》等。宋恕的《六齋卑議》中有豐富的學術史思想。

人物傳記類。入明以后，浙東史家重視遺民的表彰。萬斯同有《明季兩浙忠義錄》、《兩浙名賢錄》等；邵廷采撰《宋遺民所知錄》、《明遺民所知錄》，以表彰宋、明遺民的忠義節氣。全祖望著有《鮚qí@①亭集》，所載內容多半為明清間之掌故，其通過紀傳碑志，汲汲表彰浙東抗清不屈之士。

史論、史評類。浙東史家還擅長史學評論，葉適《習學紀年序目》；呂祖謙《東萊博議》；陳亮《酌古錄》；王應麟《困學紀聞》、《通鑒答問》；胡應麟《史書占畢》；黃宗羲的有關史《序》；章學誠《文史通義》；邵晉涵的《四庫史部提要》；李慈銘《越縵堂讀史札記》；宋恕《六字課齋津談》；陳黻宸《獨史》；章太炎《qiú@②書》等都有精彩的史論與史評。其中章學誠的成就最大，《文史通義》明確提出并論述史學范疇中的“經世致用”、“六經皆史”、“圓神方智”、“史義史德”等重要命題，對中國古代史學作出了系統的理論性總結。

鄉邦文獻的整理。浙東史學重視鄉邦文獻的編撰整理，通過人物傳記、年譜，以發掘鄉賢事跡；修撰地方志、書籍目錄，以保存文獻；編輯刊刻鄉賢遺著，以傳承學術。宋代王應麟有《四明文獻集》；元代吳師通的《敬鄉錄》收錄婺州人物，先述事跡，附詩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記》、《浦江文藝錄》；鄭柏有《金華賢達傳》；應廷育有《金華先民傳》；王yī@③有《義烏宋先達小傳》；黃宗羲輯有《姚江逸詩》、《姚江詩略》，著有《四明山志》；萬斯同有《兩浙名賢錄》、《明季兩浙忠義錄》；全祖望撰《錢忠介公年譜》、《張倉水年譜》，箋注《困學紀聞》，輯《續甬上耆舊詩》，編《天一閣碑目》、《四明洞天舊聞》；平步青注意整理鄉邦文獻，張岱的《陶庵夢憶》、黃宗羲的《南雷文約》、全祖望的《鮚qí@①亭集》、章學誠的《實齋札記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過；孫詒讓著有《溫州經籍志》、《溫州古甓記》，輯有《永嘉郡記集本》，其與父孫衣言合輯的《永嘉叢書》，匯集了諸如《習學紀言》、《浮zhǐ@④集》、《浪語集》、《止齋集》等歷代永嘉學者的著述；蔡元培還批校整理了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

新史學的建設。清末民初，正是中國學術思想新舊交替之時，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輸入，中國史學領域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一時期的浙東史學仍繼承前輩經世致用的傳統，站立在新史學建設的前沿。陳黻宸的史學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學報》上發表的《獨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中國通史》等，其史學思想已明顯受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思想的影響。在他的史學理論中，已涉及到“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未有書契以前，自有未有書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紹西方的“統計之史”；在“良史”條件上，提出“史質”、“史情”、“史時”、“史權”。陳黻宸提出了自己編寫新體中國通史的設想。在觀點上，以西方進化論歷史觀為指導；在內容上突破封建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狹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傳統史學方法的束縛，充分吸收政治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乃至近代生物、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的成果與新方法；在表現形式上，他所設計的新體中國史包括八表、十錄和十二傳。這是我國近代繼梁啟超《中國史序論》(1901年)后的又一種新編中國通史的大綱。蔡元培在20世紀初撰寫的《中國倫理學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倫理學史，他參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關著作，寫成章節體，在緒論中對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區分。這部著作對于文化史、思想史的開拓有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中國的文藝中興》、《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都有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學為依歸。從《qiú@②書》到《檢論》，經作者多次修訂，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演變歷程。從所附的《中國通史略例》、《中國通史目錄》、《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編《中國通史》的打算，這也為當時“新史學”的建設起了積極的影響。

三、浙東史學的特點及其價值

浙東史學家盡管生活的時代不同，治史的重點也不盡相同，但他們從歷史觀點到治學方法上都有相近之處，互相傳承，如梁啟超所說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統”，在以下幾個方面形成鮮明的特色。

1、重視歷史觀的探究

浙東學派中，在歷史理論上最有建樹的當屬章學誠，然章氏的理論往往多承受于浙東前輩學者。如“道不離器”的樸素唯物論的觀點，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說的“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注：薛季宣：《浪語集》卷23《答陳同父》。)葉適的“物之所在，道則在焉”(注：葉適：《習學紀言序目》卷47《皇朝文鑒一·四言詩》。)和黃宗羲“道、理皆從形、氣而立”(注：黃宗羲：《子劉子行狀》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學誠重視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聯系，認為歷史發展是“有因有革”的，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東學者呂祖謙、陳亮的有關論述。關于歷史發展動因，章學誠有如違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賢也不能建功立業，推動歷史發展的思想。浙東史學前輩呂祖謙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眾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見潘富恩、徐余慶《呂祖謙評傳》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來的章太炎、蔡元培、陳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體現。

2、重世務，貴事功

永嘉學派的創始人薛季宣，“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陳傅良從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經制事功之精髓。他編撰《歷代兵制》就是為南宋統治者取以為鑒的。呂祖謙認為“學者當為有用之學”(注：呂祖謙：《左氏傳說》卷5。)，他寫的《歷代制度詳說》就從涉及經濟、政治、軍事及國計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種制度入手，討論其因革損益，分析歷代制度的利弊，以為當世之用。葉適論史，處處注意聯系實際，如他論紀綱、論用兵、論理財、論民族關系等，陳古刺今，無不以歷史經驗結合南宋現實而發。黃宗羲稱贊宋代事功學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注：《宋元學案》卷52。)。他的《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都體現了經世致用的思想。章學誠在《文史通議》中更是不厭其煩的反復闡明其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歷代浙東學者重視對《春秋左傳》和《周禮》的研究，就是出于經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學思潮更是經世致用的產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陳黻宸、孫詒讓等無不熱心投入社會政治運動，關注社會改革變遷。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參與所辦的報紙就命名為《經世報》，針對當時有人看不起經世之學，宋恕還在《<經世報>序》中指出：“古無所謂經學、史學也，學者學經世而已矣!理者經世之的；數與文者，經世之器；而經、史、諸子者，經世之師承也……今白種諸國，莫不以經世為學”。從章太炎、陳黻宸的史學論著及其所訂編史體例來看，也都可明顯地感受到經世致用的精神。

3、經史并治的旨趣

明確提出“六經皆史”說的，是清代的章學誠。其實章氏這一命題是繼承浙東前輩思想而來的。薛季宣說：“《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語集·經解春秋旨要序》。)。呂祖謙說：“觀史，先自《書》始”(注：《東萊別集》卷7《與張荊州敬夫》。)。而在葉適那里，更已形成六經皆史的思想的芻形。他說：“《書》起唐虞，《詩》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體雜出而其義各有屬，堯舜以來，變故悉矣”。王陽明也認為“《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經學做作為史學來看待的，在這一方面他是深受葉適、章學誠等人影響的(注：見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學術年譜》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見，六經皆史思想是浙東史學一脈相傳的思想。因此，浙東學者重史而不廢經，經史并治，故能在史學領域取得不凡的成績。

南宋以來，空談性理的宋學已在學術上占據統治地位。浙東史學作為其對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張“六經皆史”，經史并治。不少浙東學者受古文經學的影響，把漢儒治經的方法運用到治史上，他們的對古史的研究重點放在《左傳》、《周禮》上，形成求實考信的治史態度和以注疏考據為主的治學方法。呂祖謙撰《大事記》，以《左傳》、《竹書紀年》等書糾正了《史記》不少紀年上的錯誤。葉適也多用考據的方法證明“六經”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應麟的《困學紀聞·考史》，對“十七史”、《通鑒》、《綱目》、《唐鑒》、《續通鑒長編》等書都有所考辨。開全面考評歷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鑒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異同，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都有所疏釋。黃宗羲強調治經“必明證于史籍而后足以應物”，其研究《周易》，對卦象的解釋，許多地方都是以史證經，排除歷來對卦象的神秘主義說教，還其古代文獻的地位。上述傳統對乾嘉時期的學風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學誠的時代，考據方法已成為治學的主要方法。但浙東史學能堅持它“經世致用”的原則，不為考據而考據。因此在乾嘉時期，大多學者在埋頭故紙之時，浙東學者仍能取得諸如“明史研究”、《宋元學案》、《文史通義》之類的重大創新成果。晚清以來，黃以周、平步青、李慈銘等走的仍然是考據的路子，至孫詒讓熔經世致用與章句考證為一體，故有《周禮正義》、《墨子間詁》等經世巨著的問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經學的基礎上，提出變法改革的主張，形成一派區別于康有為、梁啟超一系的維新變法力量，為重振“浙學”樹起了鮮明的旗幟。

4、在歷史編撰學上的貢獻

浙東史學在編纂學上也有自己的傳統特色，在體例上他們推崇編年體。我國編年體史書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鑒》最為著名。歷代浙東學者研治這三書的有很多家。受其影響，他們著述也多采用編年體和表譜體。南宋呂祖謙有《大事記》，陳傅良有《建隆編》、《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等，蔡幼學有《國朝編年政要》、《續百官公卿表》等。入元以來溫州有陳剛的《歷代正閏圖說》，處州有范霖的《歷代編年圖》、鄭鎮孫的《歷代史譜》。明代萬斯同有《歷代史表》、《明史表》等多部史表作品，其《歷代史表》之作，被黃宗羲稱為“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學”。全祖望繼承了這一傳統，作有《孔子弟子表》、《甬上望族表》、《古今通史表》、《歷朝人物世表》、《歷朝人物親表錄》、《公車征士表》六部表譜作品，并在學案體著作《宋元學案》中增加了“學案表”。章學誠也重視表的作用，認為史表的適用范圍很廣，既可以表人、表年，還可以表解事類。近代陳黻宸擬作《中國通史》、《地理史》體例中都列有十《表》，章太炎《中國通史目錄》中也首列四《表》。

從經世的目的出發，浙東史學家又多從事近現代史的修撰。葉適認為史家的職責不僅應“繼采前史遺事”，更重要的是“示當世得失之林”。黃宗羲認為“國可滅，史不可滅”，在明亡之際，他把歷史研究的重點落在明史上。蔡元培認為“史學所重，尤在近世史，良以現代社會皆由最近世史遞嬗而來，因果相連，故關系尤為密切”。他特別重視清史的研究和清內閣檔案的保存整理，上書請求政府將清內閣檔案撥給北大作為史學研究的材料。他的《五十年來中國之哲》、《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等都是當代史研究的重要著述。如本文前述“浙東史學的成就”中所反映出這么一個事實，南宋的史家重視宋史的撰述，清前期的史家重視南明史的研究，而近代的學者又重視清以來的歷史研究。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土右奇

@②原字外九里言

@③原字左礻右韋

@④原字左氵右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