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范文10篇

20世紀90年代末，關于新自由主義是是非非的爭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隨著世界經濟政治的逐步發(fā)展，理論界對新自由主義所代表的內容和觀點的認識也隨之深化。但是，綜觀現今理論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筆者發(fā)現對新自由的本質認識問題仍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概括和澄清。尤其是在中國，在現代各種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轉軌時期，以古典自由主義的視角，重新辨析和深化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這將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和啟示價值。

一、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無奈

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起源、特征與定義，很多學者都做了深入的研究（約翰•福斯特，1999；楊帆，2003；何秉孟，劉迎秋等，2003，2004；常云昆，2004等），同時對于新自由主義與中國市場經濟、思想等之間利害關系的研究也頗為全面（伍裝，2005；韓莉，2005；張昱，2005等）。本文在此方面不再進行贅述和討論，而是先考察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舉步維艱的現狀，引申出其本質原因是對新自由主義的誤解與歪曲，其次主要從古典自由主義的視角對新自由主義的本質進行反思和辨別。

概括來說，目前對新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本的價值體現，應該批判和排斥。“相當一批私有者夠得以控制盡可能多的社會局面，從而獲得最大個人利益，”“完全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等而進行批判”。（約翰•福斯特，1999；楊帆，2003；）。另一種相反的態(tài)度，則是以張五常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傳播者，積極宣示新自由主義的種種益處。認為“不健全的私有產權產生尋租和腐敗，因此要徹底實行完全的私有產權制度”。同時，學術界還存在一部分態(tài)度曖昧的觀點：就是在認同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時，又來個“但是”之類轉折，或者完全否定新自由主義，也來個“有一定借鑒意義”等態(tài)度的轉折語氣。筆者依據其主調將其歸為上述兩種態(tài)度即否定或贊同的一種。當然，上述在肯定之中包含否定（或者相反）的態(tài)度非主流的學術觀點，但分析這種曖昧的是非態(tài)度對于辨析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有更深刻的意義與價值。之所以要來個“但是”或“借鑒意義”的附加，就是因為簡單的是非判斷并不能完整闡述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內涵，一定程度上說此處應用是非判斷標準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

同時，一些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學者都忽略了一個基本的常識問題：經濟學事實上是一門處理兩難沖突的科學（楊小凱、黃有光，1993年，1998年，2001），因為任何經濟決策都是在約束條件中尋求最優(yōu)，在作用方向不同的力量中尋找平衡，最優(yōu)的決策在事實上都是折衷的結果。新自由主義也必然遵循這一普遍規(guī)律。同時我們將發(fā)現，現實中的最優(yōu)狀態(tài)（選擇）一般總是中間狀態(tài)，類似于中國人所說“中庸”“—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與民”，而不像傳統經濟學理論所主張的那種“極端”狀態(tài)。因此，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不可能走向極端。同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阿克頓勛爵這一至理名言不可能不對新自由主義傳播者產生影響，我們則在此套用一句“絕對的自由導致絕對的毀滅”，自由從來不是無限制的自由。目前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自由在理論上被總結為：“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強調和否定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等”，這種自取滅亡的武斷判斷形式及與常理極不符合的推論，筆者以為新自由主義者不可能連這最基本的常識都忽視。而中國翻譯過來的新自由主義方面的著作及其評判，似乎都是無原則的自由主義。

在一個像當代中國這樣沒有建立起普遍自由的信仰和穩(wěn)定的憲政制度的國家，追求個人自由與限制專斷的權力，絕對緊要于表面的吁求市場化、全球化，反對集體主義等。同時基于中國特殊的國情，對西方的各種文化潮流似乎天生就保持一種政治上的敏感和警剔作用，倘若再以這種絕對化的極端形式來宣揚自由與私有理念，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衰落與誤解則是必然的和勿庸置疑的。

第一，唯速度理論。

今天中國人聽到保8已經麻木了。因為，我們已經對唯速度理論習以為常了。中國人直觀地接受了一個錯誤的經濟學邏輯：國家富強=經濟發(fā)展速度；國民福利=經濟發(fā)展速度。其實，如此拙劣的觀點根本經不起推敲。無論是國家富強，還是國民福利，都來源于財富的增長。財富是凈資產概念。凈資產的積累與經濟發(fā)展速度并非正比例關系。國家和國民的財富，根本來源于科技、管理、文化的長足進步。但是，經濟發(fā)展速度卻是多元的。三大進步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速度；同時，轉讓財富也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速度。例如，賤賣資源、賤賣勞動力就可以提高經濟發(fā)展速度。所有率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先自由的國家），都不會單純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他們更關注總資產收益率（ROA）的增長。與GDP的速度邏輯相對立，ROA邏輯是的生產力邏輯。這才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根本所在。請注意，中國的GDP是美國的10倍；而美國的ROA是中國的10倍。我們在唯速度理論的誤導下，自動進入原帝國主義殖民地的角色，野蠻地開發(fā)資源，殘酷的壓榨勞動力，和平實現國民福利跨國轉移。我們光榮地保8之后，面對負數的西方GDP，已經無法計算我們的偉大了；但是，我們的ROA極有可能也出現負數，一個流盡了鮮血的“烈士”是否堪稱“偉大”！

唯速度理論，是毀滅追求現代化國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一個用百米速度開始馬拉松比賽的運動員，值得喝彩嗎！那些鼓勵運動員用百米速度開始跑馬拉松的主流經濟學家，與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沒有區(qū)別，他們可以在西方獲得崇高的聲譽和地位。但是，他們親手毀滅了他們的祖國。

我并不憎恨自由主義，我卻不能不憎恨我國的新老自由主義者，我們還沒有培養(yǎng)出饒恕賣國求榮者的雅量。

第二，唯美元理論。

今天的中國人聽到政府購買美國債券已經麻木了。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綜合國力與外匯儲備掛鉤的邪門邏輯。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成功灌輸了一個嶄新的財富概念：美元就是財富。要知道，這是一個錯誤到不值得一駁的經濟學判斷。但是，這已經成為中國管理層的潛意識。幾乎成為中國的又一個硬道理。當年，英國是世界工廠的時候，他們生產一切，但他們只要黃金與白銀，他們不斷增加對外直接投資（FDI）；后來，美國成為世界工廠，他們仍然是只要黃金，也是不斷地增加對外直接投資（FDI）。現在，輪到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了，他們卻不讓中國囤積黃金，他們限制中國增加對外直接投資（FDI），他們拼命鼓勵中國購買美國債券。這里面有兩個極其陰險的動機：一是，財富放在了別人家里，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抵押物；二是，債券是極其脆弱的紙上富貴，這是喪失實際意義的數字國力。我們用短短的三十年，卻不戰(zhàn)而被屈人之兵！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認識經歷了逐漸深化的過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對于剛剛傳入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態(tài)度比較審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凝練成的“華盛頓共識”這一標志性政策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其在中國的影響力也明顯增強。然而，“華盛頓共識”在一些國家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經濟學界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變化，一些資深學者率先對其進行反思和批判，形成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拉美、俄羅斯等國是系統實施“華盛頓共識”的國家，也是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影響的重災區(qū)。［1］中國受到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倫敦經濟學派、貨幣主義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對中國產權改革、私有化、市場化及貿易自由化的誤導［2］(P69-73)，當前我國存在的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yī)療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帶來的［3］；另一種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不僅為我國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還為政策的成功實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4］，中國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確地運用了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也就是遵循了“華盛頓共識”［5］。然而，已有的文獻主要集中分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中國政策層面的影響，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僅影響了政策層面，也影響了理論研究和教育層面。從政策層面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漸實施了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等政策，這和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政策不謀而合；從理論層面和教育層面看，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期正是新自由主義在西方方興未艾的時期，無論是出國考察的學者，還是在西方留學、國內就讀的學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當今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學已經逐漸放棄了“蘇聯范式”而轉向“美國范式”，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被邊緣化。中國經濟學究竟向何處去這一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被提出來的問題，在當下再次成為焦點。當時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蘇聯范式”遭遇了挑戰(zhàn)，很多人幻想西方主流經濟學能夠包醫(yī)百病，包括中國問題。然而，中國問題的特殊性以及“美國范式”所引爆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美國范式”在中國遭到冷遇，迷信“美國范式”的中國經濟學又一次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基于此，本文主要從研究機構、高校、出版物等多方渠道探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分析它對中國經濟學研究范式、理論基礎、教育體系等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同時，針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學的發(fā)展方向及構建原則。

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要義及政策主張

作為凱恩斯主義對立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它由諸多派別構成：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新奧地利學派，以羅賓斯等為代表的倫敦學派，以奈特、科斯等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歐根等為代表的弗萊堡學派，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盧卡斯等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以薩克斯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學派和以伊薩克森等為代表的北歐經濟學派，以科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6］這些學派盡管觀點各有差異，但它們傳承和發(fā)展了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思想，充分強調個人選擇的重要性，尊重市場的調節(jié)作用。概言之，“市場統治”、“貿易自由化”、“企業(yè)私有化”、“有限政府”是新自由主義反復強調的信條，這與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要義基本一致。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并不是對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簡單復制，而是賦予了“新”的含義。眾所周知，以自由放任為基礎的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在20世紀30年代由于無法經受壟斷、外部性、經濟危機等問題的打擊而喪失了主流地位，到了20世紀70年代，“滯脹”等問題使以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為核心的主流經濟學“失靈”，這無疑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復興提供了契機。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要撥云見日，復歸主流地位，必須用新的方法和理論證明市場調節(jié)的合理性與優(yōu)越性，證明國家壟斷和福利國家?guī)淼臑碾y。必須重新評價宏觀理論體系，證明經濟危機并非市場的必然產物。必須論證政府干預的理論基礎并不成立，即外部性、壟斷、公共產品、規(guī)模經濟、信息缺乏、價格剛性與貨幣幻覺并不能成為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必須全面修正其分析框架，為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一個具有歷史基礎和現實社會基礎的實證分析框架。［7］為此，新自由主義各家學派進行了廣泛探索，并用各自的方式對國家干預進行了批駁，證明市場調節(jié)的有效性與合理性。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認為，政府以“充分就業(yè)”和“經濟增長”為借口不斷擴大干預范圍，已經成為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為了使政府干預有效而不破壞市場機制與自由，必須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政府的職能范圍必須有限度”。二是“政府的權力必須分散”［8］(P4)。供給學派認為，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導致了“滯脹”的出現，要解決這一問題，政策的重心應該放在如何限制政府職能，如何激發(fā)勞動生產率、資本形成能力等這些從根本上看來屬于供給方面的因素上來；同樣，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從“理性預期假說”、“市場出清假說”以及“總供給假說”出發(fā)，推導出“政策無效”的命題。總之，和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相比，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反對國家干預主義時，較少以傳統的自由放任觀念為基礎，而更多地以“競爭性秩序”觀念為基礎。［9］為了論證市場調節(jié)的有效性，新自由主義還把制度納入到分析框架之中，通過比較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的優(yōu)劣，重新證明經濟自由主義的合理性。科斯定理以及建立在科斯定理之上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只要產權界定清晰，交易費用為零，自由契約必將導致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這種分析框架，顯然給國家干預主義以有力回擊。總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新的形勢下，一方面批駁政府干預的無效性，論證市場調節(jié)的有效性，為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方面，不斷完善具有現實社會基礎的實證分析方法，以調和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規(guī)范與實證、形式主義與解釋力缺乏之間的矛盾。

經過長期的、潛心的理論雕琢和方法論的完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其復興創(chuàng)造了主觀條件，而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失靈，蘇東、中國等計劃經濟國家的低效率以及全球自由貿易的興起等現實因素為其復興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從20世紀70年代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從一套單純的理論觀點逐步演變成為一系列政策主張，其主流價值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一是可以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選中得到印證。

1974年新自由主義重量級人物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了第一位獲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隨后，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陸續(xù)獲此殊榮，包括1976年的米爾頓·弗里德曼、198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以及1991年的羅納德·科斯。二是“華盛頓共識”這一最早針對拉丁美洲危機的新自由主義原則和政策主張，很快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七國集團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共識，成為西方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共識。三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傳承了“經濟人”假設、一般均衡方法等方法，并把實證研究方法發(fā)展到極致，尤其是對數學形式主義的信奉已經超過“理性—個人主義—均衡”范式，成為經濟學更為根本和普遍的特征。

摘要：弗里德曼新自由義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經濟自由，反對國家干預。這一思想體現在拉美地區(qū)的改革方案中，就是倡導貿易自由化，金融市場化，企業(yè)私有化。以此思想制定的經濟政策，給拉美國家?guī)砹藶碾y性的后果。我們要從拉美國家的改革中吸取教訓，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思潮。

關鍵詞：弗里德曼；新自由主義；拉美經濟危機

2006年11月26日，94歲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辭世。一時間，懷念弗里德曼的文章見諸報端。一代自由市場經濟宗師的辭世，引起學者們對其學問、思想的梳理和對其人格的懷念，本來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懷念弗里德曼的潮流中，暗中涌動著另外一種潮流，這就是歌頌和吹捧新自由主義的潮流。有些人借緬懷弗里德曼的名義，對新自由主義思想極盡溢美之詞，甚至將其作用夸張到了不應該有的程度。其實，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是發(fā)達國家在發(fā)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把發(fā)展中國家拉人自己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在拉美等發(fā)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作為正處于改革進程中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要吸取拉美國家的慘痛教訓，堅決摒棄新自由主義的侵襲，堅持獨立自主的發(fā)展方針和民族獨立的價值觀念，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fā)展道路。

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思想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后，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但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滯脹”局面的出現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無法對這一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政策上也提不出有效的對策，由此陷入了兩難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東山再起。參加這場新自由主義大合唱的，包括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等學派。他們認為，市場機制具有自動調節(jié)經濟的作用，否定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認為國家的干預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滯脹”的發(fā)生就是推行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政策的結果。在這場新自由主義思潮中，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是最主要的代表。對新自由主義作過系統研究的法國學者亨利·勒帕日在評價弗里德曼時指出，弗里德曼不僅是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也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本著作中。一本是出版于1962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該書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十分完整。主要闡明了兩個思想：第一，資本主義社會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經濟自由，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實現的基礎；第二，國家集權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職能范圍應受到限制，應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和價格制度來加以執(zhí)行。另一本是出版于1979年的《自由選擇》。該書是對第一本書中的基本原理的發(fā)展和補充，發(fā)展了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系統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與社會政治安定的聯系。該書重點揭示了凱恩斯經濟學國家干預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種種弊端，要求限制國家權力，反對國家的經濟調節(jié)、社會福利、經濟管制和保護措施，強調自由競爭的國內外經濟政策。

一、新自由主義的內涵

新自由主義的定義在國際上多種多樣。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基于亞當•斯密的理論基礎上形成的一個新體系，它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簡單地來講就是：私有化、市場定價、消除通貨膨脹、貿易經濟自由化。美國學者羅伯特指出，新自由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范式①。法國學者科恩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表現。新自由主義經歷了上百多年的發(fā)展,其各個分支學派的主要觀點雖然有所差異，但他們本質上都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理論，以自由的名義來抵抗國家干預市場和宏觀調控，目的則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由于新自由主義較好地解決了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問題，在美英等發(fā)達國家崛起并日漸興盛，在一定條件下說明了市場經濟運行的作用,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具有較強地自我調節(jié)能力。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本文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亞當•斯密的理論基礎上，大力主張“貿易經濟自由化、消除通貨膨脹、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來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逐漸轉變?yōu)閲H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新自由主義逐漸演變?yōu)楫敶Y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從表面看是實現社會繁榮發(fā)展的靈丹妙藥，實質上卻是損害著世界各國的長期發(fā)展。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和本質

從經濟方面來講，新自由主義高度崇拜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力量，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是萬能的，大力主張進行“三化”。主張貿易自由化，新自由主義認為高效率的出發(fā)點是自由。主張私有化，新自由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是具有較好地內在穩(wěn)定性，并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個人的自由，是推動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主張市場化，推崇“市場萬能”的市場機制作用，認為市場經濟活動是有規(guī)律的②。新自由主義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反對國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主張進一步開放全球市場，實行利率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將各國的經濟納入有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體系中。新自由主義主張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大力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全球擴張、獲取利益的工具。英國和美國，是兩個被看作是通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政策達到經濟領先的資本主義國家。實際上，這兩個國家過去在使用保護和補貼方面卻是最“積極”的。而且，幾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國家在過去都曾通過關稅保護和補貼來發(fā)展他們自己的工業(yè)。新自由主義主張貿易自由化，反對國家宏觀調控來干預市場，但對于有利于緩解資本主義矛盾、有利于資本主義國家獲取利益的國家干預，新自由主義則不斷加強。從政治方面來講，新自由主義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認為公有制經濟沒有私有制經濟所具有的優(yōu)勢。二是否定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導致集權主義。三是否定國家干預，認為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只能造成經濟效益的損失③。新自由主義不僅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它也是金融壟斷和國際壟斷集團的核心理念和價值觀念，它極力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本家壓迫廣大人民群眾的工具。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來“規(guī)范”世界，動搖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妄圖用資本主義制度來取代社會主義制度。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哈耶克，不僅主張把資本主義制度移植到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而且強調把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價值觀一同移植到這些國家。從意識形態(tài)方面來講，新自由主義作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目的是為了維護其統治階級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剝削和壓迫的工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僅把新自由主義當作一個新的經濟流派，更重要的把它作為一種滿足其政治需要的意識形態(tài)，用來控制其他國家的價值取向。美國學者詹姆斯指出，西方資產階級對人民群眾的思想文化生活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滲透和控制，以達到重塑被壓迫的人民群眾的思想觀念，使之服從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利益的目的。

三、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后果

第一，推行新自由主義必然導致爆發(fā)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惡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fā)展影響巨大。據統計，1975年全世界用于貨物和服務貿易的外匯交易額為外匯交易總額的80%，投機性外匯只是少數。20年后，這一格局發(fā)生了巨變。全球97.5%的外匯交易都是有投機目的的④。世界各國的自由化改革，為金融資本跨國流動掃清了障礙；信息通訊工具的發(fā)展，使金融交易須臾間完成于無形。金融因此被稱作“虛擬經濟部門”，也正是因此而十分難以有效監(jiān)管。金融資本其規(guī)模之大、能力之強，足以顛覆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和經濟，使之陷入危機。金融寡頭們逐步實現了控制實體經濟，成為全球化世界的真正主人。由于缺乏有效的監(jiān)管，原用于避險的金融工具被操縱濫用，成了金融投機的武器。投機行為層層疊疊，金融泡沫隨之大量產生。信用鏈條中只要有一環(huán)出了問題，泡沫便會隨之爆裂，巨大的金融資產也會瞬間化為烏有。價格暴跌、投資萎靡、消費低迷，實體經濟也會因此衰退。美國作為當今資本主義國家體系的中心，新自由主義在其經濟上的失敗十分“壯觀”。據估計，美國房地產部門有總量3萬億美元的金融泡沫，頃刻間就會化為烏有。美國社會問題惡化更為嚴重。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國民儲存率只有16%左右，還不及90年代的而1/3，甚至不及上世紀60~70年代的1/6⑤。

在美國新聞傳播領域，近期來圍繞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提出的有關傳媒所有權的新規(guī)定之爭，成為學術界內外高度關注的大事。本文試圖將之置于美國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背景和經濟政策背景之中進行分析。

FCC新規(guī)定的出臺

2002年9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宣布它將復審一系列有關傳媒所有權的法規(guī)。有些被復審的規(guī)定可以追溯到20年代40年代；還有許多被復審的規(guī)定是在因特網成為普及的傳播媒介之前制定的，或是在有線電視和衛(wèi)星電視進入美國大多數家庭之前制定的。這一宣布很快引起各方面的反響，還出現了緊張的院外游說活動，圍繞該不該進一步放松有關的限制規(guī)定，持不同意見者唇槍舌劍，爭辯激烈。據《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2003年第二期上的有關文章介紹，從2002年9月23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宣布復審這些傳媒所有權規(guī)定并邀請美國公眾就這一問題提出看法起至提交意見截止日2003年2月3日，由美國各種協會、行業(yè)協會、消費者團體、智囊分子、學術界等提交的意見書紛至沓來涌向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提交者既有群體，又有個人，數量達13,000左右，其中包括美國傳媒業(yè)界組織如美國報協、美國全國廣播電視公司協會、美國報紙同行公會、美國廣播電視藝術家協會、美國全國拉丁美洲裔新聞工作者協會等，也包括公民群體組織如美國全國婦女組織、美國全國家長教師協會等，還包括學術性團體如美國心理學協會，宗教機構如美國基督教聯合會，商業(yè)機構如跨國公司索尼。①盡管對美國傳媒所有權規(guī)定是否需要放松的看法不一，但提交問題者對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此次復審傳媒所有權規(guī)定并再行作出決議的重要性卻有共識，即：這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有史以來對傳媒所有權規(guī)定的最大規(guī)模的復審，其結果將對美國人如何獲得新聞和信息產生極為深刻的影響。②

在議論紛紛、爭辯紛紛中，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于2003年6月2日投票表決，（以3比2）通過了對于傳媒所有制的有關限制規(guī)定的大幅度放松。該委員會此次通過的議案，涉及到對在1941年－1975年期間通過的一系列有關規(guī)定的改動。根據根據美國媒體，包括美聯社、《編輯和發(fā)行者》雜志等的有關文章，FCC的媒體所有權新規(guī)定同以往相比的變動主要可概括如下：

以往，依據1941年通過的《美國全國電視所有權規(guī)定》（NationalTVOwnershipRule）的修訂版，美國任何一家傳媒公司的電視受眾覆蓋率不得超過全國電視受眾總數的35%。2003年6月2日通過的新規(guī)定將上限提高到45%。

新規(guī)定將1970年通過的《廣播／電視跨媒體所有權限制令》（Radio/TVCross-OwnershipRestriction）和1975年通過的《報紙／廣播電視跨媒體所有權禁令》（Newspaper/BroadcastCross-OwnershipProhibition）這兩條原有的限制跨媒體所有權的規(guī)定合二為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原先設立的限制。這兩條原有的規(guī)定不允許一家媒體公司在同一城市中同時擁有廣電媒體和報刊，并對同時擁有廣播電視媒體的范圍做了限制。新通過的規(guī)定條文取消了對一家媒體公司在（有9家或9家以上電視臺的）中、大型市場的所有權限制，允許其同時擁有電子媒體和報刊。跨媒體所有權在電視臺數較少的市場則仍面臨某些限制，而在電視臺數為3家或3家以下的小型市場中，跨媒體所有權仍將受禁止。

[摘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邏輯與其在各國的實際運行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暴露了它的內在悖論：宣稱自由市場經濟是自發(fā)產生的，實際上是國家權力干預的產物；表面提倡經濟的自由競爭，實質又嚴重依賴國家干預；對外宣揚自由貿易。實際上又實行國家保護；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繁榮，結果卻是造成嚴重的災難。因此，我國在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時，必須以揚棄的態(tài)度對待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堅定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決心。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干預

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邏輯與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各國的實際運行，暴露了它的內在悖論。正如德國的羅伯特·庫爾茨所總結的那樣：“自由主義因此積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獨立的個性為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又創(chuàng)造出別名為‘龍形海怪’的具有鎮(zhèn)壓性質的國家機器……一方面承諾‘看不見的手’具有造福人類、促進繁榮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圍內人為的和史無前例的大眾貧困。”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和實際運行之間的矛盾是在多個方面展開的。

一、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不是自發(fā)產生而是人為的產物

新自由主義者堅持自由市場的出現是自發(fā)產生的，而不是人為作用的結果。米塞斯說：“從‘自然本性’講，我們也許并不喜歡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們不可能改變自然進程的性質。”米塞斯的話毫不掩飾地表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的產物，因而市場經濟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經由一個自發(fā)的演進過程而來的，而這一過程與政府的強制力量沒有任何關系。但是，自由市場的選擇和擴張絕不是田園牧歌式的和平進化過程。格雷指出，19世紀英國的自由市場體系并不是無數漸進變遷的結果，而是政府采取強制措施的產物。“在任何社會中，受限制的市場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場才是策略、規(guī)劃和政治高壓的產物。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必然在中央計劃之下產生，而規(guī)范的市場則是自然產生的。自由市場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們所想象或聲稱的那樣，是社會進化的饋贈品，而是社會工程和堅定的政治意志的一個有目的性的產物。”

對于新自由主義者為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發(fā)進化所作的辯護，有些學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評。邁克爾·佩羅曼認為，至少在資本主義早期，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比，商業(yè)生產方式并不占優(yōu)勢，它們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資本家看來，商業(yè)生產方式無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們有強烈的動機去打破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以便獲得勞動力。但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具有的封閉性和完整性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張構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場以外的強制力量，要想把這種經濟方式下的農民轉變?yōu)楣蛡騽趧诱撸瑢浅＠щy，而且也會頗費時日。為了維護資產階級自身利益，各國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種強制措施來干預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退一步來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確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種自發(fā)進化的情景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哈耶克本人也認識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發(fā)進化過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種毀滅既有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盡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歷了多次的經濟政治危機，但它卻始終沒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這一事實恰好表明，不能僅僅依靠自發(fā)的秩序和力量來維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必須依靠某些社會組織和團體的有意識的引導和規(guī)范。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fā)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fā)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fā)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fā)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fā)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zhàn);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fā)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fā)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fā)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一、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流派及其主要觀點

在新自由主義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中，出現過若干經濟流派。狹義新自由主義主要是指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廣義新自由主義，除了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外，還包括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倫敦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學術界有的學者將德國的弗萊堡學派也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一個學派。弗萊堡學派又稱社會市場經濟學派。這是在西德成長起來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路德維希·艾哈德。該學派主張“在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之間走出一條中間道路”。萬變不離其宗，新自由主義各個流派的政策主張也大體相同或近似，如對政府的活動進行限制，資產私有化，解除對金融和企業(yè)的管制，減少公共支出和投資，削減社會福利，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排斥工會，聲稱要反對“妨礙經濟自由的壟斷力量”的工會，限制工會的作用；為追求利潤和效率而大量裁員，增加失業(yè)；實行國際自由貿易；實行金融自由化，實現國際貨幣自由流動等。在國際上，新自由主義把他們的全部努力集中在三個基本要點上：商品和服務化的自由貿易，資本的自由流動，投資的自由化。由這些理論出發(fā)，在政策實踐方面，美國發(fā)達國家還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控制和影響，在規(guī)則的制定和執(zhí)行方面為自己謀求更大的利益，甚至利用別國發(fā)生經濟困難時，強迫那些國家進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改革，作為給予國際救援的先決條件，已經使相當多的國家吃盡了苦頭。

二、新自由主義的危害

在拉美，接連爆發(fā)了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等等。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以失敗告終，在實行經濟轉型的10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危機，政局混亂，經濟大幅下滑，少數人暴富，廣大民眾普遍貧困化。1989年，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2倍多，而10年后僅為中國的1/3。著名的國際“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在2000年寫了一本書《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專門談到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新經濟自由主義叫做“市場原教旨主義”，他說，“公正地說，贊成市場不受限制的觀點很少表現得如此粗糙”。許多正直的經濟學家也從哲學的高度進行分析，認為經濟發(fā)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推行新自由主義過程中，表現出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和兩面性：對自己國家，自由主義有利時，就實行自由主義，保護有利時，就實行保護主義；對別國，一律要求它們實行新自由主義模式；它要別人開放市場，卻設置各種條款限制別國商品的大規(guī)模進入。新自由主義教條的真實目的是使外國資本在第三世界投資更安全，使錢能更快地轉移，而將投資風險轉嫁到窮國人民身上。

三、正確地區(qū)分把握新自由主義與市場機制的關系

但是應當注意到，有些論者在批駁新自由主義的時候，往往具有對經濟自由主張全盤否定的傾向，應該說這是不夠妥當的。實事求是地講，從本原上看，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的經濟自由主義，同當前作為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和主流價值觀念的新自由主義，是有所區(qū)別的。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看，經濟自由學說與國家干預學說的爭論，已經存在了好幾十年，兩大學派勢力此消彼漲，分別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占據主流地位，到現在還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之爭。經濟自由學說，并非為新自由主義者所專有。經濟放任和國家干預都是不同的經濟調節(jié)手段，至于某一國家在何時強調二者之中的哪一方面，主要是由它當時所處的宏觀經濟形勢和其國家利益所決定的，根據不同的歷史情況有所側重。正如鄧小平早在1992年的南行講話中就指出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事實正是如此，自人類社會告別小農式的自然經濟進入社會化大生產以后，古典主義的完全競爭的理論前提本身就不完全適用了，這正是現代國家干預學說產生的社會基礎。實際上，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法就是計劃方法和市場方法的結合，而西方國家在不同屆政府的任內，也會有時掀起私有化浪潮，有時掀起國有化浪潮。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無論是關于市場是有效配置資源機制的觀點，還是關于通過適度宏觀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的觀點，都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借鑒，某些論者應當改變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歷史經驗一再證明，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做法，只會給國家的發(fā)展帶來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