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發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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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發展研究論文

摘要:弗里德曼新自由義思想的核心是主張經濟自由,反對國家干預。這一思想體現在拉美地區的改革方案中,就是倡導貿易自由化,金融市場化,企業私有化。以此思想制定的經濟政策,給拉美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我們要從拉美國家的改革中吸取教訓,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思潮。

關鍵詞:弗里德曼;新自由主義;拉美經濟危機

2006年11月26日,94歲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辭世。一時間,懷念弗里德曼的文章見諸報端。一代自由市場經濟宗師的辭世,引起學者們對其學問、思想的梳理和對其人格的懷念,本來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懷念弗里德曼的潮流中,暗中涌動著另外一種潮流,這就是歌頌和吹捧新自由主義的潮流。有些人借緬懷弗里德曼的名義,對新自由主義思想極盡溢美之詞,甚至將其作用夸張到了不應該有的程度。其實,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把發展中國家拉人自己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在拉美等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作為正處于改革進程中的社會主義中國,一定要吸取拉美國家的慘痛教訓,堅決摒棄新自由主義的侵襲,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和民族獨立的價值觀念,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思想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后,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但是,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滯脹”局面的出現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無法對這一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政策上也提不出有效的對策,由此陷入了兩難困境。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東山再起。參加這場新自由主義大合唱的,包括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等學派。他們認為,市場機制具有自動調節經濟的作用,否定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認為國家的干預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滯脹”的發生就是推行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政策的結果。在這場新自由主義思潮中,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是最主要的代表。對新自由主義作過系統研究的法國學者亨利·勒帕日在評價弗里德曼時指出,弗里德曼不僅是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也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1]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本著作中。一本是出版于1962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該書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十分完整。主要闡明了兩個思想:第一,資本主義社會一切活動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經濟自由,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得以實現的基礎;第二,國家集權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是弊多利少,政府的職能范圍應受到限制,應盡可能地通過市場和價格制度來加以執行。另一本是出版于1979年的《自由選擇》。該書是對第一本書中的基本原理的發展和補充,發展了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系統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與社會政治安定的聯系。該書重點揭示了凱恩斯經濟學國家干預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種種弊端,要求限制國家權力,反對國家的經濟調節、社會福利、經濟管制和保護措施,強調自由競爭的國內外經濟政策。

弗里德曼涉足的領域很多,除了我們熟知的貨幣理論之外,關于永久性收人理論、價格理論、時滯性理論以及匯率理論等方面都有建樹,當然,新自由主義是其貫穿始終的經濟思想。

二、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地區的改革方案

1973年,智利總統皮諾切特將軍領導軍隊發動政變。推翻了原來的民選總統阿連德。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畢業的一些其他人員(后來被稱為“芝加哥弟子”)被邀請到智利,共同制定了被稱為“休克療法”的改革方案。以此為開端,新自由主義的觸角逐步在拉美地區蔓延開來,尤其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經濟危機爆發之后,新自由主義更是將拉美地區確定為自己“施展才華”的主要陣地。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們認為,拉美地區之所以在80年代陷入危機,主要原因在于長期實行內向發展模式,保護主義色彩嚴重,對外資缺少鼓勵,資源不能有效配置,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多,私營部門過于弱小等。為此,他們為拉美設計了以“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為主要特征的改革方案。

(一)貿易領域的自由化改革。

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實施的第一項經濟改革是貿易領域的自由化。盡管拉美各國進行經濟改革的起始時間不同,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選擇以貿易領域作為自由化改革的突破口,通過降低關稅、簡化稅則、消除非關稅壁壘等措施逐步開放國內市場。自1985-1990年的5年內,拉美地區的平均關稅從40%降低到15%,最高關稅從83.7%降低到41%。拉美的貿易自由化改革不僅幅度大,而且速度快。許多國家需要幾十年才能達到的貿易自由化目標,拉美國家居然在2-3年內就迅速完成了。智利由過去的高保護轉向10%左右的平均關稅,只用了3年多的時間,而墨西哥原定5年完成的貿易自由化改革方案也只用了18個月便宣告完成。如此迅速的貿易自由化改革,導致國內企業在外來商品的激烈競爭面前無力適應,在生產和經營上陷入困境,甚至有相當數量的企業宣告破產。

(二)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

同貿易領域的改革一樣,新自由主義對拉美國家金融領域改革的宗旨仍然是“市場化”和“自由化”,以市場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預。其內容主要包括利率市場化、國有銀行私有化、減少存款準備金和開放資本市場等方面。通過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外國資本(尤其是跨國公司)在拉美資本市場中的自由度和流動性不同程度地得到加強,從而增強了拉美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90年代拉美最大的500家企業中,跨國公司所占的企業由初期的149家增加到后期的230家,其銷售額所占的比重也由27%增加到43%。

外資進入拉美的目的是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其投資形式以并購現存資產為主,新增就業和生產能力并不多,在改善當地的就業和收入方面也難有作為。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是拉美吸收外資最多的三個國家,但其實際平均工資卻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其中阿根廷2002年的實際平均工資與1992年相比下降了17個百分點。

盲目引進外資的結果是進口急劇擴張和經常賬戶的赤字劇增。出于彌補貿易和經常項目赤字的需要,拉美多數國家的外債呈現大幅度上升的趨勢,9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烏拉圭等國的外債總額都翻了一番。1991年底,拉美的外債余額為4610億美元,2000年年底,增加到了7405億美元。巨大的債務不僅成為拉美經濟發展

本文原文的沉重負擔,而且使拉美的經濟政策進一步受制于外部因素。

除了引進外資的數量激增之外,90年代拉美利用外資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外資的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由于利用外資的風險意識淡薄,拉美政府在外資的引進上出現了明顯的政策偏差,引進的外資中不僅有用于投資的長期外資,而且有大量用于投機的短期資本,從而增加了外資在拉美市場上的流動性和風險性。一旦外資流入形勢逆轉,就會給拉美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后果,90年代中期以來拉美國家中先后出現的金融危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問題。

(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

新自由主義對拉美國有企業改革的宗旨是私有化。國家通過直接出售、股市出售、企業內部出售、合資、清理出售和租賃等六種形式進行私有化改革,這種改革從80年代末在拉美國家蓬勃興起,90年代初達到頂峰。與貿易自由化改革一樣,拉美的私有化改革同樣表現出改革過程短、涉及領域廣、改革幅度大的特點。以阿根廷為例,據美洲開發銀行統計,1990-1995年期間,阿根廷共對123家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私有化領域不僅包括了整個國有企業系統,還包括了一大部分社會服務部門,如電信、民航、石油、化工、鐵路、公路、天然氣、電力、軍工等等行業。私有化使阿根廷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而阿政府的一部分領導人卻從削價出售的國有資產中中飽私囊,撈取回扣。如此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政府從相關領域退出后,傳統的各種支持政策也被取消,原來由政府投資的公共部門呈現出了真空狀態。

除了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之外,拉美地區還對價格進行了市場化改革,政府放松對價格的控制,減少定價的范圍和對價格補貼的幅度,逐步實現商品價格完全由市場加以調節。

三、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特點及其危害

從上面對拉美地區改革方案的分析可以看出,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特點是極端性、片面性和激進性,即改革目標是極端的,改革內容是片面的,而改革過程是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排除一切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目標把反對國家干預推到了某種極端,而把自由市場的功能無限地加以夸大,被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正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目標的極端性決定了其改革政策的片面性和改革過程的激進性。新自由主義要求拉美國家進行“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改革,而且往往不顧各個國家的具體國情,強調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改革進程又往往是極其激進的,追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摧毀原有的國家干預的經濟基礎,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而對這一改革帶來的代價卻諱莫如深。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輿論誤導,似乎只要進行了徹底的市場化改革,經濟增長與社會公正就會自動出現,改革的步伐越快,經濟繁榮就到來的越早。正如美洲開發銀行行長伊格萊西亞斯所說的那樣:“市場經濟本身變成了目的,為了這個目的什么都可以犧牲。”[2]

在拉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過程中,弗里德曼培養出來的“芝加哥弟子”們首當其沖。1989年,阿根廷總統卡洛斯·梅內姆上臺后,任命芝加哥大學培養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多明戈·卡瓦里為經濟部長。卡瓦里按照“華盛頓共識”和“布雷迪計劃”的要求,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智利以及其他拉美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主宰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他們把拉美國家當作自己“真正的舞臺,開始了一個舉世矚目的大試驗”。這場新自由主義試驗的結果如何?我們來看一組數字。從經濟增長率來看,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拉美的經濟增速開始逐年遞減,1999年和2001年出現了零增長,2002年為負增長。以阿根廷為例,從1999年到2002年,其經濟連續四年出現負增長,經濟增長率分別為-3.4%、-0.8%、-4.4%和-11.0%。除了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滑之外,拉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在社會領域也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失業率持續攀升,貧困人口激增、收入分配不公平問題日益嚴重、社會治安狀況不斷惡化等方面。正像美洲開發銀行所說的,“拉美國家不甚充分的經濟和社會進步與其經濟政策發生的變化之大形成了反差。”

四、幾點啟示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拉美的經濟改革在經歷了短載的繁榮之后,已經演變成了一場大的災難;而這場改革的始作俑者——以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弟子們,也由自由市場經濟的宗師變成了“嬰兒殺手”,他們把拉美這個應該有著光明前途的地區扼殺在了搖籃之中。在短暫而狂熱的崇拜之后,拉美人民逐漸清醒,而弗里德曼們贏得的卻是長久的罵名。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的中國,弗里德曼這個名字同樣炙手可熱,我們在緬懷逝者的同時,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后果是慘痛的,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汲取。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須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思潮,保持獨立自主地發展方向,選擇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

(一)必須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思潮

新自由主義是新的形式下的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復興,它從新古典經濟學經濟理性人的假設出發,迷信市場機制萬能,主張減少或取消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和手段。而且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結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所以,發達國家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時,對不同國家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他們在發達國家的國際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卻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洞開國內市場,體現了其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險惡用心。目前,一些學者在祭奠和緬懷弗里德曼的同時,大肆歌頌和散布新自由主義思潮,夸大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功能。例如,有的學者認為,弗里德曼用負所得稅代替貧困補貼的政策體現了對窮人的關懷,是用市場機制讓窮人脫貧的典范;有的學者認為,弗里德曼的自由主義哲學暗合了我們今天建構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政治主張,因此應該作為我們今天法律改進的根本目標;還有的學者“祈禱”弗里德曼“對于中國的經濟改革能否長期持續表示悲觀”的預言能夠落空,弦外之音是集權和計劃是萬惡之源,而新自由主義才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福音。這些言辭置新自由主義的危害于不顧,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決不能成為我們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結構和關系中,處于弱勢和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們完全否定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管理,全盤接受作為發達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工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就會像拉美國家那樣,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二)必須防止對外資的過度依賴性

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資本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由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外資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帶動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導致經濟的對外依賴程度加深,從而增加了經濟體系的易變性和脆弱性,多年經濟增長的成果往往隨著外資的撤出而付之東流。拉美地區的經濟危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要把握住經濟全球化的有利機遇,又要避免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必須制定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完善相關的制度體系,對外資進行有效的管理。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要立足于提高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提高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實現引進外資和增強民族產業競爭力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三)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

拉美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是西方國家在拉美債務危機深重、陷入經濟衰退不能自拔的時候,作為解決債務問題的前提條件提出來的。換句話說,拉美的經濟改革是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形式,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改革。受美國等發達國家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在對拉美國家提供貸款的同時,要求其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其目的是使這些國家拋棄自己獨立的經濟政策,在面臨外部經濟動蕩和內部經濟衰退時,只能受制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因此,作為經濟實力落后于發達國家、并且在國際經濟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樹立民族獨立的價值觀念,決不能屈服于發達國家的新殖民主義統治。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后,這一點已經逐漸被拉美國家和人民所認識。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萊斯和米歇爾·巴切萊特先后當選玻利維亞和智利總統,這二者都是左翼領導人,有關部門預測這意味著整個拉美局勢的“左轉”。這一變化是與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失敗密切相關的,左翼政黨由于經濟上采取更為務實的措施,更加關注社會生活而得到廣大民眾的青睞。

(四)必須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

任何一種改革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須以本國的根本利益為前提,必須考慮本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問題,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而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地區推行的改革恰恰反了一廂情愿的錯誤,它們不顧拉美國家的具體國情,強制性地推行千篇一律的政策措施,最后造成了改革的失敗。

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改革面臨的內外環境是十分錯綜復雜的,改革的道路也是十分漫長的,我們必須要立足于自己的具體國情,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探索改革的規律,照搬照抄他國的方案只可能適得其反。

參考文獻:

[1]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276.

[2]轉引自蘇振興.改革與發展失調[J].拉丁美洲研究,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