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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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邏輯與其在各國的實際運行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暴露了它的內在悖論：宣稱自由市場經濟是自發產生的，實際上是國家權力干預的產物；表面提倡經濟的自由競爭，實質又嚴重依賴國家干預；對外宣揚自由貿易。實際上又實行國家保護；鼓吹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繁榮，結果卻是造成嚴重的災難。因此，我國在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時，必須以揚棄的態度對待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堅定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決心。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干預

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邏輯與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各國的實際運行，暴露了它的內在悖論。正如德國的羅伯特·庫爾茨所總結的那樣：“自由主義因此積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獨立的個性為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又創造出別名為‘龍形海怪’的具有鎮壓性質的國家機器……一方面承諾‘看不見的手’具有造福人類、促進繁榮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圍內人為的和史無前例的大眾貧困。”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和實際運行之間的矛盾是在多個方面展開的。

一、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不是自發產生而是人為的產物

新自由主義者堅持自由市場的出現是自發產生的，而不是人為作用的結果。米塞斯說：“從‘自然本性’講，我們也許并不喜歡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們不可能改變自然進程的性質。”米塞斯的話毫不掩飾地表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的產物，因而市場經濟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經由一個自發的演進過程而來的，而這一過程與政府的強制力量沒有任何關系。但是，自由市場的選擇和擴張絕不是田園牧歌式的和平進化過程。格雷指出，19世紀英國的自由市場體系并不是無數漸進變遷的結果，而是政府采取強制措施的產物。“在任何社會中，受限制的市場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場才是策略、規劃和政治高壓的產物。自由放任主義政策必然在中央計劃之下產生，而規范的市場則是自然產生的。自由市場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們所想象或聲稱的那樣，是社會進化的饋贈品，而是社會工程和堅定的政治意志的一個有目的性的產物。”

對于新自由主義者為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發進化所作的辯護，有些學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評。邁克爾·佩羅曼認為，至少在資本主義早期，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比，商業生產方式并不占優勢，它們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資本家看來，商業生產方式無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們有強烈的動機去打破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以便獲得勞動力。但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具有的封閉性和完整性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張構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場以外的強制力量，要想把這種經濟方式下的農民轉變為雇傭勞動者，將會非常困難，而且也會頗費時日。為了維護資產階級自身利益，各國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種強制措施來干預這種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退一步來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確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種自發進化的情景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哈耶克本人也認識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發進化過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種毀滅既有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盡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歷了多次的經濟政治危機，但它卻始終沒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這一事實恰好表明，不能僅僅依靠自發的秩序和力量來維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而必須依靠某些社會組織和團體的有意識的引導和規范。

二、名為自由競爭實為國家干預

新自由主義一向提倡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過多干預，但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更多的是依靠國家來推行自由主義政策，并獲得巨大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控制著經濟和社會資源的一般都是大實業家階層。拉爾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證據表明，根據社會出身、教育和階級狀況，那些在國家體制中控制著所有支配職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來自實業界和有產者，或是來自自由職業中等階級……這些國家中絕大多數男人和婦女們，始終被那些來自其他在經濟和社會上較為優越的和相對來說較為疏遠的階級統治、代表、管理、審判和在戰爭中指揮，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是一個基本事實。”顯然，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要保護的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因為這涉及整個資產階級的生存和統治。沃勒斯坦說，在現代世界體系里，規則的最終制定者不是別人，而是國家，它在確保維護利益，如財產所有權和契約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沒有國家制定切合現實的各種規則，資本主義活動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潤。因此，所有實際的資本家都喜愛和尊崇國家，與特定的國家政府打交道，以換取訂立一些有利于他們的規則。正如喬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統治地位的經濟利益集團非常虛偽，它們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貼，保護它們的市場不為競爭對手所占領；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們征取稅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過多地保護那些非商業階層的利益，特別是不要過多地保護窮人和工人階級。政府機構日益龐大，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旗幟下，它們毫不掩飾地只去滿足部分階層的利益。

以自由競爭面目出現的市場經濟，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都遠未涵蓋經濟生活的全部。布羅代爾說，那些大資本家們總是盡量避免專業化的局限，總是試圖染指貿易、生產和金融等所有部門。因為唯有如此，他們才能有望取得壟斷優勢，獲取高額利潤。事實上，自由競爭原則發揮作用的區域總是低額利潤區域——微型資本主義，而大資本行使壟斷權的區域則是投資和資本高速形成的區域，具有非比尋常的利潤。為了更為有效地排斥競爭力量的壓力，大資本家常常求助于國家的介入和干預。對于國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競爭上的作用，大資本家顯然比西方經濟學家們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一位華爾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強對金融領域的管制。他強調：“表面的說法是‘市場’會懲罰那些在金融體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監管金融機構的工作中，市場并不靈光……在這種嚴謹的監管形式下，華爾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嚴格的資本要求，以及對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動進行更嚴厲的監管。因為失去很多專利，證券公司的數目和規模最終會縮減。”顯然，最后一句話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那就是通過政府干預來減少自由競爭。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與市場的關系絕對不是自由主義所說的那樣處于對立的地位。恰恰相反，兩者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義的雙重標準：對外自由貿易對內保護主義

在人們的觀念中，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向來是實行自由貿易的楷模。美國學者保羅·貝羅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義標榜的自由貿易神話，向世人指出：“在歷史上，自由貿易屬于例外，而貿易保護才是常規。”西方發達國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但總是要求落后國家實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他們經常指責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多，但他們自己實際上不僅沒有放棄國家干預，甚至還把國家干預這個看得見的拳頭揮向別國。西方國家在國際貿易問題上，自己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卻總是要求別國搞貿易自由主義。美國政府對外宣揚自由貿易、對內實行保護主義的種種做法，就連新自由主義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恥。他說：“我們聲稱我們信仰自由競爭和自由市場，但我們卻設立貿易壁壘，以‘保護’國內生產者免受競爭的威脅；我們聲稱我們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預經濟活動，但我們的政府卻制定了進口配額，并實行政府支持農產品的價格政策而向國外進行出口傾銷……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把我們看作是偽君子，它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

歷史已經證明，英美統治者都是以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為最高利益，當少數資產階級利益需要加強政府干預時就加強政府干預，需要放任自由時就放任自由。他們絕不會完全照搬新自由主義的教條來解決問題。即使在美國里根執政時期和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英國政府實際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純粹的新自由主義，而是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混合，他們只是放松了國家干預，并沒有放棄國家干預。他們推行的雖然有不少新自由主義的東西，但也有凱恩斯主義，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許多關于減少國家干預的主張并沒有接受。喬姆斯基指出，實際上，這種情況并不具有諷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場準則的國家的正常運作模式：市場開放規則只對你，不對我；除非“游戲場”正好向著有利于我的方向發生偏斜，而這種偏斜在典型情況下都是國家大規模干預的結果。經濟史的事實表明，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發展的國家都是那些“肆意地違反公認的自由市場原則”的國家。總的來說，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樣，在振興本國經濟方面，自由主義的美國人更傾向于采取干涉主義的政策，他們比社會主義的歐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場經濟的長期繁榮

直面兩極化趨勢日益嚴重的大量事實，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捍衛者宣稱，美好生活總會惠及到廣大民眾，只要加劇這些問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暢行無阻。實行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的結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數政府控制其國內市場、金融投資的能力，全球經濟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規模地擴展開來。推行新自由主義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遭到了致命的打擊，經濟安全、民族獨立、國家主權不斷弱化，國內貧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斷拉大。

英國經濟學家安·麥迪森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曾經歷過三個最成功的時期，它分別為：自由秩序時期(1870～1913年)、黃金時期(1950～1973年)、新自由秩序時期(1973～1998年)。這三個時期中經濟發展最快的則是黃金時期(1950～1973年)，而這正是發達各國在實踐中主要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時期。麥迪森的這個研究分析雖然不一定十分精確，但至少有可供參考的價值。從經濟增長維度來判斷，最能推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是凱恩斯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而不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如果不僅考察經濟增長問題，而且考察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全面情況，那么很明顯，新自由主義的全面推行帶來了嚴重的問題。簡單地說，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國家，幾乎都發生了經濟蕭條，甚至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從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全面結果來看，其帶來的問題則更多。有人認為，波蘭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成功的轉型國家，但這是經不起推敲的輕率結論。波蘭政府副總理、總統經濟顧問格澤戈爾茲·w·科勒德是這樣回應這個問題的：“轉型國家再也不能重復新自由主義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條超越新自由主義的新路；波蘭的成功來自于拋棄了休克療法，而非相反；毫無疑問，‘休克療法’這一政策失敗了，而且，依據‘休克療法’的方式進行的思維與行動，導致了生產的大幅滑坡，‘休克療法’應當對如此悲慘的后果承擔責任。”可見，對于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我們不能指望它會自動帶來長期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而必須有相應的機制、規則來約束它。“如果我們想保護環境，減少貧困和失業，避免惡性競爭的后果，那么自由市場就很有必要由強有力的道德框架、社會凝聚力和有理性的政府干預來支撐……因為假如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自由追求與社會的合作和強有力的政府之間必要的平衡被打破而無法修補的話，那么持續的人類進步就不太可能了。到那時，人類就會完全乞憐于自由市場——淪為它的奴隸，而不是成為它的主人。”

對于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我們應當一分為二地來看待，具體地加以評價。對其非科學的內容進行批判，警惕它所設下的意識形態陷阱；對其帶科學性的合理成分則應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中合理借鑒。任何西方現存的理論和模式都不能直接為中國提供現成的方法，但所有理論和模式都將會對我國的改革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