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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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自由主義；歷史演進；經濟思想

[中圖分類號] F0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國家重視并實施市場經濟的近300年時間里，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作為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而備受關注。我國作為目前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一帶一路”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歷史背景下，完善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顯得尤為重要，梳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歷史演進對我們借鑒其合理經驗理論、警惕其可能帶來的危害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自由主義經濟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伴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在前古典經濟學時期形成了主張重視農業生產、經濟放任自由的理論思想。色諾芬在其代表作《經濟論》中最先提出“經濟”一詞，這里的經濟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視農業生產，初次探究了勞動分工的現實意義?，敔枎焖?特倫提烏斯?瓦羅將農業置于一切行業之首，奉勸奴隸主應該經營土地、從事生產的行業。他強調農業不僅僅是一種技藝，更是一種關乎生存的重要技藝。

二、古典經濟學時期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古典經濟學時期以反對專制、限制政府權力以及主張經濟自由為核心，這一階段以魁奈、亞當?斯密、李嘉圖和薩伊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他也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經濟表》中提出國家的一系列干預政策應當取消，行會制度、工業法規的實行也是沒有必要的，應該采取自由競爭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他對于工商業的自由競爭理論，就是他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直觀體現。

亞當?斯密作為經濟學的鼻祖，其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為基礎的“看不見的手”理論作為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核心，主要強調了價值規律和自由競爭對市場的作用。他反對國家做出干預經濟的政策決斷，主張自由生產和經營。他認為在理性人的假設下，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會自發地促使社會利益達到最大化，資源會得到最優配置。

李嘉圖發展了斯密的國際分工和自由貿易學說，從供給的角度提出了比較成本學說。他認為，只有商業自由，才能夠實現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個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資本和勞動；國家才能更高效地發揮資源稟賦，以實現社會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較成本學說就是倡導各國應分工生產對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產品，以實現互利共贏。這一理論被認為是古典學派成熟的國際貿易理論，至今仍是各個國家推行的貿易準則。

讓?巴蒂斯特?薩伊不僅僅繼承并發揚了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統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薩伊定律”等無不體現了他對于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認可和推崇。薩伊在《政治經濟學概論》中主張經濟自由放任，市場會自發地達到供需平衡的狀態，強調“供給創造需求”?！八_伊定律”旨在論證供給會創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場會憑借市場機制自發地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旨在強調國家對于市場經濟的干預是沒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經濟學時期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發展起來，其發揚了邊際主義的理論思想，以供求為載體，弘揚了自由主義思想。馬歇爾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中對于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強調自由競爭，提倡自由競爭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帶來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經濟危機的發生。他認為只有經濟自由才能保證生產要素投入和消費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是經濟增長的基礎。新古典經濟學派以馬歇爾作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論分析均是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作為理論依據。

四、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

隨著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危機的爆發，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經濟思想取代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主導地位。但是凱恩斯所提倡的干預經濟政策與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沒有完全否認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他強調的是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為市場的自由運行提供調控和指導。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派眾多，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也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新階段。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分為狹義和廣義，狹義的是倫敦學派，以哈耶克為理論代表。廣義的主要有倫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以及貨幣學派等等。下面就幾個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學派進行論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為倫敦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的誕生和確立。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國家對于經濟的干預或者計劃經濟的實施，會使經濟發展收到制約，會導致國家權力專制，明確地表達了他對于自由主義經濟的認可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摒棄。他認為市場就應該是自由放任的，強調自由的市場、生產和經營。他認為國家干預、計劃經濟和壟斷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所以堅決反對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他強調私有制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前提條件，認為只有獨立的個人擁有生產資料才會有利于生產、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新自由主義其他學派的理論觀點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為核心基礎，哈耶克的理論對新自由主義興起和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羅伯特?盧卡斯作為理性預期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代表，在《預期和貨幣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張，強調市場自由運行、提倡經濟自然發展。他認為政府的職責就是為公民提供穩定安全的社會環境，不應對經濟進行過多的干預，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少，經濟發展就越繁榮。其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崇尚市場自由放任

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有自發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市場能夠長期穩定的通過自發調節得到發展，市場利用配置的資源完全可以規避經濟危機發生的風險。（二）完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保證政策的適宜性和連續性

政府為達到短期經濟效果而做出的經濟政策往往會帶來影響范圍更廣更深的經濟波動，可能會帶來更加棘手的經濟問題。（3）提倡政府應以追求經濟發展的自由水平為政策目標。政府通過強硬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進行經濟調控，會打破經濟發展的平衡狀態。

米爾頓?弗里德曼是現代貨幣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他站在貨幣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對經濟沒有進行任何干預，市場的穩定程度要高于凱恩斯主義所描述的程度。他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只會造成經濟的動蕩和不平衡，政府不應該試圖在短期內影響經濟的自由運行，應該首先保證貨幣總量的穩定。貨幣總量能夠以穩定的態勢持續增加，那么價格就會穩定，價格的穩定就會帶來整個市場的穩定，促使經濟穩健地增長。他認為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唯一的手段就應該是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給量的控制穩定市場，而并不是靠強硬的政策企圖實現短期的經濟效果，例如調控失業率以及物價水平等等。

綜上所述，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家們所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核心即為推崇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強調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的作用。因為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背景不盡相同，所以對于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我們要客觀的分析，考慮到多重影響因素的作用。我國進行政策制定應借鑒其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理論思想，規避其對我國經濟發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發揮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促進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 考 文 獻]

[1]陳莉.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J].經濟科學，1995（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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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危機的思想基礎――新自由主義

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領域中，它泛指經濟學中的市場自由主義思想。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和主要內容是：市場是充分的自由競爭，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利己的，因而每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場的調節是“看不見的手”作用，私人活動取代公共行為；市場經濟倡導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國內外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及其內涵一直看法各異，但是其基本思想與核心內容應是有共識的。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秉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特別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走向極端。歸納起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大致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即全球經濟美國化”。

早期的新自由主義只是作為一種理論思想而存在。20世紀末以來，新自由主義在政策層面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國際經濟的實踐中得到廣泛運用。最近20年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義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向全球傳散，使各個國家不同程度地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滯脹”，導致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復活、變異與盛行；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從理論思想嬗變為全球壟斷資本的經濟政策與行為范式，并首先在美國和英國以及一些拉美國家推行；20世紀90年代到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新自由主義以“華盛頓共識”政策而被大多數轉型國家所采納。這一波新自由主義的盛行，曾在美國的里根時期和英國的撒切爾時期達到，美國和英國政府不僅僅使本國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時也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向世界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并輸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義從一種思想演變為“華盛頓共識”政策并傳散到各國，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思想典型代表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從美英國家蔓延到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它不僅是美英國家大資本階層的利益體現，其本身也反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政治主張。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使價格合理’）、消除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從俄羅斯轉型初期推行的“休克療法”，到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國內政策和國際背景，都與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施行分不開。甚至可以認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正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政策多年影響和推行的一個必然結果。按照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的說法:“新自由主義就其所許諾的目標而言已經失敗了。它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代里，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實踐表明，無論是拉丁美洲國家、俄羅斯和亞洲一些國家與地區，“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推行都沒能取得應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國各方的譴責與抨擊。我國很多學者對此也有認同。

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理論政策對中國改革有影響嗎？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9年，正逢60周年和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在這樣的背景下，鑒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后果與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國經濟社會中諸多問題與矛盾的顯露，人們開始關注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政策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在中外一些人士看來，中國是這些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國一些學者認為其理論政策對于中國沒有產生影響。中國是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例外嗎？對此，我們看看國內的一些主要論點。

第一，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理論產生影響。更多的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主要學說被引入中國20多年來， 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參照，以西方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改革主流語境中的詞語、概念、定義、方法都來自西方經濟學，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輸入，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一些理論產生較大影響。例如，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產權理論指導中國產權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國一度放松管制，特別是中國金融監管失利。在我國，也有少數宣揚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人，認為新自由主義帶給中國的影響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國改革成就歸功于“華盛頓共識”。

第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政策產生影響。一些人認為，新自由主義曾是中國學界的主流話語，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必須給資本和市場留下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往往把資本和市場的作用推至極端，從而影響中國經濟政策，使中國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義的特征與性質。特征之一是主張效率就是一切，資本和利潤是達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與標志；特征之二是動用政權力量為資本開路，為資本提供方便條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視普通人的權利。當前我國存在的諸多矛盾，比如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方面的問題等等，恐怕都與前期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無聯系。這是把資本的利益推至極端的必然結果。更有甚者，一旦資本和權力相結合，則會產生極端的腐敗。

第三，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的正反面影響。對于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也有學者從其正反兩方面加以評價。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所以能夠誤導很多國家的經濟實踐，在于這一理論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這一理論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蓋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從而被廣為傳播。它們對于中國改革的積極作用被認為是在中國經濟轉型初期，中國政治環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強調經濟自由、市場與資本的力量和充分競爭的精神。對中國改革來說，新自由主義理念中包含著建立現代國家所必須的某些合理制度，諸如個人自由、私人產權、市場制度等等，而這樣的制度在中國尚未確立。對中國來說，市場監管的對象本身還遠不夠完整，中國需要強化監管，更需要構造市場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一樣，新自由主義在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使中國出現財富兩極分化，社會嚴重不公、公民權利損失、社會矛盾激增、倫理道德喪失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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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改革―危機―改革”怪圈

7月31日，在5個小時的會議之后，阿根廷與“禿鷲基金”債權人之間的談判破裂。緊接著標準普爾將阿根廷信用評級降至“選擇性違約”，繼2001年后，阿根廷再一次陷入債務違約的漩渦中。

19世紀初的阿根廷曾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龍頭。二戰前的阿根廷，經濟增長率不輸于美國，人均GDP甚至超過西歐各國，肥沃的潘帕斯草原迎來了紛至沓來的各國移民。100年后，“潘帕斯雄鷹”仍然在綠茵場上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阿根廷卻輝煌不再。

深陷債務危機

這場曠日持久的債務危機，源于阿根廷政府20世紀初面對出現嚴重金融崩潰和經濟危機時選擇“飲鴆止渴”。2001年，深陷金融危機的阿根廷無力償還高達千億美元的負債，不得不與國際金融機構達成協議，公布了以僅相當于欠債25%～35%的面值發行新債來償還舊債的債務重組方案，償還期限推遲至2005年。阿根廷國債隨后大幅貶值，以美國Elliott基金旗下NML資本為首的幾家對沖基金乘機抄底，以4900萬美元購買了面值為2.2億美元的阿根廷國債。過去13年中，這些債券的本金加利息已經達到了8.32億美元。

2005年，阿根廷開始與債權人談判并提出債務重組方案：債權人可以放棄之前已經被止付的債券，換成利息率更低、期限更長的新債券。當時約有75%的債券持有人接受了該方案。2010年，又有18%的債券持有人接受了該方案。而Elliott等對沖基金及部分個人投資者則拒絕接受，成為“釘子戶”，要求阿根廷償還全部所欠債務的本息共計約150億美元，并將阿根廷上訴至美國紐約聯邦法院。

根據法院裁決，阿根廷政府必須全額償付債務，且這些對沖基金擁有優先受償權。對于阿根廷政府來說，此次債務違約的后果非常嚴重。在此前兩次債務重組中，阿根廷政府與債權人簽訂了“未來權益聲索（RUFO）”條款。該條款規定，對債權人以統一標準償付。也就是說，如果阿政府在今年向“釘子戶”全額償債，那么其他93%的債權人也有權要求同等待遇。這意味著阿根廷將面臨150億美元的賠付壓力，債務總額也將上升至1200億美元。若此前達成協議的債權人重回談判桌，阿根廷10年的努力則付諸東流。

此次違約對于已經奄奄一息的阿根廷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阿根廷經濟增速已經連續兩年下降，并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本就脆弱不堪的國民經濟難抵再一次重創。

逃不掉的怪圈

一個世紀以來，阿根廷經濟一直在“改革―危機―改革”的循環中蹣跚前行。

1914年，豐富的自然資源助力阿根廷經濟崛起。阿根廷素有“糧倉肉庫”的美稱，以原材料或初級產品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將其推上了新興市場的龍頭寶座。

兩次世界大戰間，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西方各國對拉美初級產品的需求減少，影響了阿根廷的出口和收入。70年代，隨著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西方國家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涌入拉美，為拉美國家舉借外債提供了外部條件。阿根廷與拉美其他國家走上了“債務發展”模式，即借錢用以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借債發展的阿根廷很快又陷入了外匯儲備枯竭，財政赤字攀升，通貨膨脹失控的困境。

1989年，梅內姆出任阿根廷總統。阿根廷率先在拉美國家實施“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市場開放及私有化政策，進行了大規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采取了開放市場、吸引外資、拍賣國有企業等一系列措施。隨后宣布實行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

這次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僅囊括了金融、貿易、財政、貨幣等國民經濟各個方面，還涵蓋了勞工和社保等制度，徹底顛覆了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阿根廷對本國金融、貿易等領域實行全面對外開放，10年的私有化進程使阿根廷所有行業的重要企業幾乎全部被外國資本所控制，經濟的外國化和跨國公司化特征非常明顯。在外資全面控制和壟斷經濟的情況下，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同時，一成不變的匯率政策所帶來的幣值高估，不僅導致本國產品在國際貿易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也使政府失去了利用貨幣手段調節經濟的能力。

1998年第四季度，阿根廷經濟出現負增長，由此開始了長達4年的經濟衰退，并在2001年底爆發經濟和金融危機。至今，阿根廷政府仍然深陷“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之中。

“華盛頓共識”的犧牲品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看來，阿根廷可以被視為是“華盛頓共識”的犧牲品。正是這場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將阿根廷拽入了長達數十年的債務危機。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針對當時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理論依據，主張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張。

陳鳳英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這段時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導致整個拉美出現了“強市場、弱政府”的現象。市場的過分自由導致了金融的不穩定，分配收入不平等，社會矛盾隨之激化?！安粌H是阿根廷，整個拉美都出現了同樣的債務問題，阿根廷是這根債務鏈上的極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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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2007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以驚人的傳播速度和破壞程度橫掃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發的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產生背景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通過借鑒國內外學者對壟斷金融資本的研究成果，分析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解釋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在必然性，可以為有關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作出積極貢獻。

2007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以驚人的傳播速度和破壞程度橫掃了全球。不同于以往爆發的經濟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產生背景是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壟斷金融資本階段，因此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在新階段下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和過程，避免和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機造成的損失，首先有必要正確認識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然后通過對此次金融危機爆發的過程研究，分析危機爆發的必然性，最后得出結論和啟示。

一、壟斷金融資本階段的特點

壟斷金融資本是對壟斷資本的發展。根據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奇的論述，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規律是剩余隨著這個制度的發展而在絕對數上和相對數上增長。為了吸收這些日益增長的經濟剩余需要開拓新的途徑作為消費和投資的補充，比如銷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然而這些途徑都不能有效吸收經濟剩余，持續的生產過剩導致20世紀70年代滯脹局面的產生。于是在危機背景下，資本主義開始了由壟斷資本向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壟斷金融資本具有其鮮明的階段特點。

（一）經濟金融化

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的本性是不斷追逐剩余價值，但隨著機構成不斷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呈下降趨勢，這使得經濟剩余在實體經濟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資本卻可以完全擺脫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權和靈活性，滿足其獲得價值增值的本性。于是，金融資本相對于實體經濟資本迅速膨脹。

（二）金融虛擬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總值達到596萬億美元，是全球股市總值65萬億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總量54.5萬億美元的11倍。其中美國金融衍生產品總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國GDP的25倍[1]。

（三）金融部門走向壟斷并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金融部門正日益走向壟斷，"1990年美國最大的10家金融機構只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0%；今天它們擁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機構現在持有金融資產的70%——這是從1990年的12%上漲起來的。"[2]這些巨型金融機構在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當工業企業與金融機構組成"金融——工業聯合體"后，金融部門的定價權力顯著提高，金融的觸角滲透到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包括微觀層面的非金融企業通過融資獲得資金，企業利潤來源以金融業資本為主，和宏觀層面的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利潤總量比重上升，國際間的經濟活動以金融資本運動為主，各國間實物和服務貿易居于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

由于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對滯脹問題解決乏力，新自由主義逐漸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居于主導地位，其核心主張是盡可能減少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對經濟關系的調控作用，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其中，關于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國開放金融市場，實行外匯交易自由化，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

二、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危機爆發的過程

在壟斷資本階段，壟斷公司控制著市場運行和產品價格，這些巨型公司為了避免盲目的價格競爭損害各自利益，他們共謀確定產品的市場價格，在面對相同的價格水平下，各個公司通過削減成本獲得利潤。在這種運行機制下，產品的價格競爭是禁止的，而生產要素的價格競爭，尤其是勞動力的價格競爭卻明顯加強了，壓低工人工資成了削減成本的有效手段，于是利潤源源不斷地集中到壟斷公司手中，而工人面臨的卻是"工資崩潰"，陷入"絕對貧困化"。這時的經濟產生了一對極為嚴重的矛盾，一方面，資本家手中積聚了大量剩余，并且這些剩余仍日益增加，他們希望通過新投資使這些剩余創造更多的利潤，即提供更多的供給；另一方面，工人受剝削的程度加深，身處"絕對貧困化"中的工人抑制需求，資本擴張的壓力遇到有效需求不足，形成了保羅·斯威奇所說的資本主義"過度積累的趨勢"，"這種過度積累的趨勢在成熟的、壟斷的資本主義中日益顯著，減少了增長率，并因此喚醒了經濟長期滯脹的幽靈。"[2]

為了擺脫滯脹困境，一種新的吸收剩余、創造利潤的方式迅速受到資本家的青睞——金融。金融本身具有高杠桿性，通過買賣金融產品，資本家可以在金融市場中迅速實現資本增值，輕松繞開實體經濟受到有效需求不足而產生的增值障礙，并且隨著現代銀行業的發展和不斷推出新型金融衍生物的刺激，再加之新自由主義極力消除資本流動限制，主張減少金融監管，金融成為資本逐利的追捧對象，并日益在經濟運行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

此時上文所述的矛盾似乎得到了有效解決，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資本對金融的狂熱已經使整個經濟建立在一個巨大的金融泡沫基礎之上，一旦借貸某一方在某一環節出現問題，結果就是一系列連鎖債務危機和支付危機。在這次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中，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成為導火索，引發了美國的金融危機，然后迅速傳至全球，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

三、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危機爆發的必然性

（一）金融泡沫急劇膨脹

在《資本論》中，生息資本的運動形式是G-G-W-G’-G’，其中G-W-G’部分是職能資本增值過程，可見生息資本與職能資本應是緊密聯系的。然而，隨著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發展創新，以及現代銀行制度的不斷成熟，金融資本幾乎完全脫離了實際經濟，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行為就可以迅速實現G-G’的價值增值，并且由于金融交易具有高杠桿性，資本回報率可以達到自身價值的數十倍至數百倍，這使得金融衍生品所形成的虛假財富急劇膨脹。 轉貼于

（二）新自由主義推波助瀾

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實際是為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正如西方學者約翰·B.福斯特所說，"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的復活，而是日益表現為全球規模的大資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產物。"[2]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聲稱要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但在面對金融損失時，他們則拋開了"市場化"、"自由化"的原則，積極救市，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機構，并社會化這些損失，而在金融泡沫擴大時期，則恢復了不干預政策，放任金融泡沫無限膨脹，使企業充分獲利；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工人貧困化程度加深。對于這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次級抵押貸款償付不足，很大程度上也是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

（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激化

經濟危機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內部矛盾的自我調整，因此，生產關系內部矛盾是經濟危機產生的潛在動因。壟斷資本主義的矛盾在于"它總是形成越來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為吸收日益增長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為使這個制度和諧運轉所需要的消費和投資出路?！詨艛噘Y本主義經濟的正常狀態就是停滯。"[3]壟斷金融資本雖然通過金融途徑對壟斷資本進行了部分修復，表面上解決了剩余的生產和吸收之間的矛盾，但從本質上分析，這種修復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內部調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可能消除爆發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事實上，在壟斷金融資本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了。因此，只要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得不到根本解決，就會存在爆發危機的可能，而在壟斷金融資本階段，金融化帶來的危機將是更深刻和更長期的，"這是當前危機的最大可能結果"[4]。

四、結論和啟示

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從壟斷資本到壟斷金融資本的發展只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內部的調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金融資本脫離實體資本迅速膨脹，產生大量金融泡沫，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本逐利、尋找吸收剩余的途徑的必然結果，因此僅從金融角度探索解決危機的做法只能起到暫時延緩下次危機到來的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還有可能引起其他形式的經濟災難。

不可否認金融部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對經濟發展起到的促進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放任金融行業自由發展，甚至取消金融監管，繁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表面上可以分散風險，但從這次危機中可以看出，這些創新實際上加速了金融泡沫的膨脹，因此，在金融監管中應該更加重視對金融創新的監管，確保金融行業健康發展。另外，隨著金融國際化趨勢的發展，資本跨國界流動已經成為越來越不可忽視的影響一國乃至全球經濟走勢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有效利用國際資本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抵御國際資本對本國經濟的沖擊應該是未來著力研究的重要課題。

新自由主義政策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因此在借鑒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經濟政策時，要特別注意結合我國基本國情，避免照搬照抄，尤其要重視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改革，防止貧富差距拉大，幫助低收入人群擺脫貧困；要重視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將促進內需作為經濟工作的核心，防止出現經濟增長的泡沫，確保經濟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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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強調貨幣和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關注金融化背后的宏觀經濟條件，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多方面解釋受到了普遍關注。本文就基于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方法，梳理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從興起到危機的發展過程與內在邏輯，以理清金融化與宏觀經濟運行之間的關系，為進一步研究金融化問題提供借鑒。

 

一、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金融化研究方法

 

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一些學者在對凱恩斯的理論進行解釋的過程中形成的經濟學流派，對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理論產生較大影響的代表性人物有：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保羅·戴維森(Paul Davidson)以及米哈爾·卡萊茨基(Michal Kalecki)(Hein、Dodig、Budyldina，2014)。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之上的主流經濟學認為，在市場出清的情況下，現實經濟是“物物交換經濟”，因而忽視了貨幣和金融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則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生產經濟”，貨幣和金融對于經濟運行都有著實際影響。

 

后凱恩斯主義分析經濟運行的基本原則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即實際產出、就業水平和經濟增長等現實經濟實際變量都是由社會總需求決定的。在此基礎上，后凱恩斯主義強調，包括貨幣金融體系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會影響投資、消費和收入分配，進而影響社會總需求，最終影響宏觀經濟運行，而影響制度安排的更深層因素是社會權力的分配。社會中不同群體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社會權力的分配會影響社會產品和收入分配的結果，不同群體對于分配結果要求的沖突會對經濟造成損害，因而需要制度安排以緩和沖突。

 

后凱恩斯主義對于金融化的研究即建立在這樣的原則之上。金融化表現為金融部門的規模擴張和收益增加，其深層原因是社會權力分配的變化導致的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變。金融化的產生建立在食利者社會權力增加的基礎上，金融化的發展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維護社會總需求和食利者社會權力的過程，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根源于金融化過程對于社會總需求的抑制效應。因此，基于后凱恩斯主義視角，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有了一個清晰的發展脈絡。

 

二、 金融化的興起：社會協議的瓦解

 

金融化的興起開始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終結?！包S金時代”是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資本主義經濟保持著穩定增長的勢頭，產出、投資和勞動生產率維持著高增長，就業充分，通貨膨脹率維持在低水平。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基礎是資本、勞動和國家之間的“社會協議(Social Bargain)”(Hein、Dodig、Budyldina，2014)。國家將充分就業作為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標，采取積極措施對社會總需求進行管理，并為雇傭團體和工會之間的集體談判創造指導條件;工人和工會組織追求就業和社會保障以及實際工資的提高，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的目標;資本家追求對于企業的控制并進行管理工作，接受了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以及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以“社會協議”為基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解除了大多數國家就業和增長的主要約束，為經濟增長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條件。在需求方面，政府積極的需求管理政策使公共支出迅速增加，工人實際工資保持著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增加了消費需求;在供給方面，復員軍人參加工作、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工業的轉移、婦女勞動參與度增加、移民等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公共支出以及戰后特殊的國際政治形勢促進了技術進步;在通貨膨脹問題上，“社會協議”避免了不同群體之間利益沖突造成了“沖突性通貨膨脹”;在國際收支方面，歐洲復興計劃實現了美國向歐洲的資本和技術轉移，歐盟支付同盟也解決了歐洲內部經濟失衡問題。

 

然而，由于“社會協議”內部矛盾的不斷積累以及外部環境的改變，“黃金時代”在70年代終結?！包S金時代”持續的高就業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人們日益將高就業和高增長作為社會規范，不斷提高對于經濟增長和就業的預期。當人們對于經濟增長和工資增長的期望超過了生產率的提升，就產生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為經濟重新帶來了通脹約束。隨著資本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提高生產能力所需要的投資量不斷減少，投資需求進而減少;富裕國家邊際儲蓄傾向降低，削弱了社會總需求、產能利用率和投資增長;歐洲國家與美國之間技術差距縮小，趕超戰略帶來的生產率高增長也開始消失;能源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能源價格提高帶來通貨膨脹上漲，對未來技術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Steindl，1979)。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導致了黃金時代的終結。

 

伴隨著黃金時代的終結，作為其社會基礎的“社會協議”也開始瓦解。在黃金時代，實際利息率被貨幣當局控制在低水平，刺激了生產領域的經濟活動。同時，實際利率仍然維持在零以上，食利者能夠維持其金融資本的價值(Smithin，1996)。然而，20世紀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率導致了實際利率為負，雖然有利于產業資本家和工人，但食利者積累的金融財富在貶值，嚴重損害了食利者的利益。20世紀70年代后期，食利者集團開始在政治上發起反擊。 1979年沃爾克當選美聯儲主席，撒切爾夫人當選英國首相，歐洲貨幣體系和匯率機制建立。這些重要事件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以貨幣主義為原則，關注低水平通貨膨脹、政府預算平衡和穩定匯率的經濟政策，犧牲了以充分就業為目標的總需求管理，其最終都是為了重新恢復金融資本的實際回報率。

 

這些政策轉變標志著金融化的興起，反映了社會權力從產業轉向銀行，從非金融部門轉向金融部門。金融自由化在全球的發展，帶來了銀行等金融部門權力的增加。資本市場的放松管制，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都導致了工人談判力量的降低。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的解體解除了企業和政府對于社會主義的擔憂，進一步削弱了工人力量。新自由主義開始興起，其特點是政府干預的減少、市場放松管制、國家福利削減。與黃金時代的社會協議相比，食利者的社會權力增加，工人和企業的社會權力減少，國家對于經濟運行的干預也不斷減少，新的社會權力分配格局開始形成。

 

三、 金融化的發展：從企業金融化到家庭金融化

 

在新的社會權力分配格局下，新自由主義制度支撐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金融化的過程。資本主義金融化發展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金融化階段和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階段，直到2007年次貸危機的出現。

 

20世紀8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主要特征是企業的金融化，其本質是食利者通過其社會權力使企業管理者服務于自身利益的過程。企業金融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企業融資手段的金融化，企業通過大量借貸支持杠桿收購等活動。在金融化之前的黃金時代，企業能夠維持較高利潤，企業主要依靠內部資金積累來獲取融資資金。然而，在金融化時期，企業開始大量借貸，融資手段從主要靠內部融資轉向了外部融資。企業通過大量借貸，在為投資計劃提供融資的同時滿足了食利者的需要，同時減少了工人對于企業收入的索取權(Palley，2009)。第二，企業管理的金融化，“股東價值導向”成為了公司普遍的管理策略(Lazonick & O'Sullivan，2000)。首先，80年代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發展以及機構投資者活動的增加使得收購行為頻繁進行，公司不得不通過提升股價來避免被收購。其次，在金融市場日益發展的同時，公司開始普遍對高管采取同公司股價掛鉤的期權薪酬制度，將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股東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使管理者更傾向于在短期提升股價的策略。最后，主流經濟學的委托理論受到支持，推動了股東價值導向的普遍采用。第三，企業投資行為的金融化，非金融企業不斷增加金融投資(Krippner，2011)。在高利率、高借貸和股東價值導向的共同推動下，非金融企業開始不斷增加金融投資，或開設金融附屬機構，以應對不斷增加的融資成本，并獲取短期金融收益。非金融機構越來越像金融機構，越來越多的企業想成為食利者。

 

企業金融化過程是食利者社會權力提升在企業層面的反映。通過企業的金融化，食利者階層將公司管理者的利益同自身利益聯系在一起，使企業服務于食利者的利益。在這一過程中，管理者同食利者結成同盟，工人成為了唯一的受害者。然而，工人工資的低下抑制了消費需求。同時，由于非金融企業投資行為的金融化，投資需求也在減少。這些影響導致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消費金融化。

 

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家庭金融化開始迅速發展，消費者負債開始繁榮，一直持續到2007年的次貸危機。家庭金融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普通家庭開始普遍參與金融市場，股市繁榮和房地產價格提升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家庭消費，同時增加了家庭負債意愿。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創新的加速以及伴隨著金融市場繁榮的資產價格提升，信貸標準不斷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加容易獲取貸款。

 

家庭金融化是維持金融化條件下宏觀經濟運行的必要條件，其本質則是維持食利者社會權力的手段。資產價格提升帶來的財富效應以及家庭借貸的增加共同促進了家庭消費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工人實際工資下降帶來的收入減少，支撐著社會總需求。金融化通過資產價值升值的財富效應將家庭利益同金融市場聯系起來，進而將家庭利益同食利者的利益也聯系起來，這使得食利者的社會權力更容易獲取家庭的支持。

 

通過企業金融化和消費金融化，公司管理者和家庭的利益與金融市場和食利者的利益聯系在了一起。這些變化同新自由主義政策一起推動著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形成了金融化條件下債務支撐的宏觀經濟均衡模式。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不斷發展，債務的積累最終導致了這種均衡模式的崩潰。

 

四、 金融化的悖論與金融危機

 

金融化對資本主義收入分配、投資、消費和國際經濟都產生了多方面影響(Hein，2012)，這些影響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和投資的影響都造成了社會總需求的減少，進而帶來了經濟增長停滯的系統性危機。在收入分配方面，金融化一方面影響功能收入分配，導致了國民收入中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另一方面影響個人收入分配，導致了工人和管理者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在投資方面，金融化造成了股東權力相對于公司和工人增加。管理者偏好在短期獲益的金融投資，減少了有利于公司長期發展的實體投資，同時增加了分紅和股份回購，以提高股價并提升股東價值，減少了公司可用于實體投資的內部資金。因此，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會減少消費需求，金融化對公司的影響也會減少投資需求，兩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社會總需求的不足。

 

然而，金融化時期家庭負債的增加以及資產價格的提升，支撐著社會總需求。股市和住房價格泡沫都增加了國民財富，提高了家庭借貸意愿。金融準則的改變和金融創新的加速，使信貸標準不斷降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獲得信貸。這些都促進了消費超過實際收入水平的增長，進而穩定了社會總需求。因此，家庭金融化是金融化得以維持的重要力量，抵消了企業金融化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對社會總需求的不利影響。家庭信貸的增加促進了消費，增加了總需求，促進了短期經濟增長。

 

然而，家庭負債的增加不可持續，在長期會帶來對于總需求的負面影響。隨著家庭債務的不斷積累，債務存量的增加導致了家庭利息支付的增加，造成了收入再分配，使得實際收入從高消費傾向的負債家庭轉向了低消費傾向的食利者，導致了消費的減少，進而影響了總需求。當家庭債務超過一定水平，就會帶來不穩定效應。在債務支撐的金融化時期，債務從最初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轉變成了經濟增長的負擔。這便是“金融化的悖論”，最終造成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金融危機的爆發最終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這與資本主義金融化發展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密不可分。在金融化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美國、英國、西班牙、愛爾蘭和希臘等國家主要依靠增加家庭借貸的方式刺激消費，以應對投資下降以及金融化的收入分配效應對于總需求的不利影響。與之相對應，澳大利亞、比利時、德國、荷蘭、瑞典、日本和中國等國家主要依靠凈出口來推動總需求，并維持著全球貿易的均衡。然而，當美國由于家庭過度負債導致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危機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迅速傳播到其他國家，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因此，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投資、消費和國際經濟的長期影響，是導致 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五、 結語

 

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使得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社會協議瓦解，食利者社會權力的增加帶來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使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在 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通過20世紀80年代企業金融化和90年代之后的家庭金融化過程，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企業和家庭的利益與食利者的利益趨于一致，維護著食利者的社會權力，共同推進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發展。金融化對于收入分配和投資的影響都減少了社會總需求，但通過增加家庭借貸和資產價值升值促進了消費需求，進而維持著社會總需求。然而，家庭債務的不斷增加最終帶來了金融危機，并通過貿易和金融渠道造成了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對金融化過程造成了巨大沖擊，但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終結。金融危機造成大量金融機構倒閉，政府開始對金融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規制，金融部門的行為受到了政府的約束。然而，由于社會權力分布并沒有根本性變化，經濟金融化傾向沒有得到扭轉。政府對于金融部門的救助行為實際上是在用公共債務支持金融系統，通過將企業和家庭的負債轉為政府負債來維持社會總需求。政府債務不斷積累的過程同樣會帶來從債務支撐到債務負擔的轉變過程，當政府試圖削減債務時，必然會帶來社會總需求的不足，進而造成經濟的長期低迷。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新興經濟體可能出現國內經濟金融化傾向。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為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新興經濟體的出口。在國內工資水平很低的情況下，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出口成為了維持新興經濟體社會總需求的主要手段。金融危機對全球消費需求造成了巨大沖擊，新興經濟體出口需求出現劇烈下滑。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持社會總需求，新興經濟體有很大可能走向金融化發展道路，通過提高資產價值和增加家庭借貸的方式促進家庭消費。因為與收入分配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相比，金融化發展道路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是容易操作的(Palley，2009)。然而，新興經濟體金融化發展同樣會帶來深層次經濟風險。這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觀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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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美　資本主義　再認識　局限

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的一些人認為這意味著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最后勝利，認為歷史將終結于當前的資本主義政治、社會制度形態。該思潮迎合了冷戰后世界西方大國的擴張意志和西方文化優越論，曾經風行一時。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的膨脹心態卻難以維持下去。新興大國的群起效應首先從戰略上和心理上挑戰了西方中心論，迫使他們開始思考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合理性；當前的金融危機更是暴露了資本主義自身難以克服的痼疾，促使歐美國家理論界及政府高層人士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然而，迄今為止，基于現實政治利益的復雜考量，西方國家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并不徹底。“震中效應”是促使歐美對資本主義再認識的根本原因

當前，全球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急劇縮減，銀行、企業紛紛倒閉，失業率提高。隨著危機的不斷蔓延，人們甚至擔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可能帶來世界范圍的政治動蕩。身處金融危機“震中”尷尬的歐美國家，此時再也不能藉由指責他國的“錯誤”來遮掩資本主義的弊端，其宣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亦同時宣告破產。

雖然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是過去幾十年特別是近十年來，政府對金融業缺乏監督，金融業運作缺乏法律上的制約。但是僅僅簡單地控訴國際貨幣金融體制，指責貨幣投機者，顯然不能解釋為何資本主義不能避免頻繁發生的周期性危機，而且所有的危機幾乎如出一轍的事實。面對日趨嚴酷的經濟現實，歐美理論界和政府高層人士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念開始發生動搖。

從亞當?斯密開始到現在的200多年來，西方保守的經濟學家一直宣稱，沒有中央計劃、政府基本上不干預供求力量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有效率和最可靠的經濟制度。上世紀30和4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誕生，作為一種經濟政策上的主張，它要求給予個人以盡可能大的經濟活動自由，實際上是要求實行最大限度的自由的私營企業制度，要求最大限度地在自由的市場競爭中發展私有制企業。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了挽救英、美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撒切爾和里根徹底拋棄了凱恩斯主義，全盤接受并積極推行了一整套新自由主義政策，對英、美的經濟社會進行了重大的結構調整和改革。美國從“里根革命”開始，“小政府”、“無約制資本主義”的思想長期占據了政治舞臺的主導地位。在政策上(相對于員工或消費者)向企業傾斜，給予稅收上的優惠，不斷削弱甚至取消對企業的監督和制約。該政策的一個后果就是取消上世紀大蕭條后建立的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的“防火墻”，讓商業銀行不受限制地進入高風險投資，同時放寬對金融業的限制，推進金融自由化和所謂的金融創新。這被公認是導致目前這場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之一。

然而，在華盛頓共識的引導和國際經濟組織的推動下，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并未順利走上快速發展的康莊大道。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國家接受了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克斯提出的“休克療法”，實行快速市場化、私有化和以緊縮貨幣為主的經濟穩定化政策，但結果卻令人失望。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國家按照IMF的要求，削減公共開支、增稅及撤銷對生活必需品的財政補貼，致使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更加困難；勒令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關閉資金周轉不靈的銀行，導致失業率驟升，并造成社會動蕩；允許包括水利、電信及電力等行業實現私有化，讓金融市場大門洞開，使政府失去了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在非洲，高負債國家聽從華盛頓共識的要求，實施經濟自由化，放開農產品的生產和貿易，結果政府因收入減少而陷入新的危機。

擔憂主導世界的地位下降是促使歐美對資本主義再認識的重要因素

在歐美國家政府高層人士對資本主義再認識轉變的背后，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們開始擔心這場金融危機的后果可能會嚴重削弱他們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響。

首先，金融危機導致“意識形態霸權”的衰落，歐美開始擔憂改革和重建國際金融秩序危機的主導權可能旁落。金融危機暴露出現行國際金融秩序的嚴重缺陷，例如缺乏有效的國際合作與國際金融監控機制，缺乏區域金融風險防范救助制度安排。因此，建立一種多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國家政策協調、監控機制勢在必行。

近20年來，美國等西方大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推行華盛頓共識，一直牢牢掌握著世界經濟秩序的主導權。美國賴以主導世界經濟秩序的最根本思想和途徑，就是低稅收、少調控、小政府這樣“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在世界范圍內對這種形式資本主義的倡導。然而，在發生了此次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金融危機之后，該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已經被證明是一個死胡同。

其次，新興大國的群起效應從戰略上和心理上挑戰了西方中心論，迫使他們開始思考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合理性。近年來，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一批新興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并在國內生產總值方面開始逐步縮小和工業發達國家的差距。這一現象已成為當今世界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新興國家的興起及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極大地沖擊著發達國家的經濟主導地位。對此，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格雷撰文說，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歷史性的地緣政治變革，世界的權力格局正在發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二次大戰以來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時代已經結束?！?/p>

在新興國家中，發展最為迅速的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中國不僅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長，而且走出一條迥異于西方發展模式的中國道路。中國道路成功地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中國的經驗表明，西方的發展模式不是唯一的，中國的發展道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憑借后發優勢盡快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中國的發展經驗和發展模式對西方國家不單單是個挑戰，如果西方國家能夠正確認識中國道路的全球意義，并將之轉化為自我改善的動力，將不失為是醫治當前資本主義痼疾的一劑良藥。西方國家對資本主義再認識的局限性

目前，我們正處于回歸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學說之最貼切的歷史性過程之中。金融危機籠罩全球，危機的全球性已是大勢所趨。在歐美的一些國家又流行起閱讀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精辟分析的內容。馬克思總結性地概括資本主義的弊病所在――規律性的貪婪和無止境的擴張最終導致自取滅亡。即使有朝一日金融危機最終結束，但馬克思預示資本主義危機傾向的幽靈依然回蕩。的精髓即在于它實際上是一個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論，而這也正是從

根本上對于應當做出的評定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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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次級貸款自由主義

2008年9月集中爆發了被稱為“華爾街風暴”的金融危機，其影響之大、范圍之廣，使得人們將之與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相提并論。

9月7日，曾占據美國房貸市場半壁江山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美國政府接管；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第三大投行美林被美國銀行收購；9月21日，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加上今年3月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至此，美國前五大投行已“全軍覆沒”。其它的金融巨頭也未能幸免：9月16日，世界最大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告急；9月25日，美國最大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被美國聯邦監管機構接管；9月29日，美聯銀行被花旗銀行收購……金融機構紛紛倒閉不僅意味著“華爾街模式”的覆滅，而且引發了人們對于金融市場的深刻反思。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0月23日表示，信貸危機“與我所能想象的任何情形相比，涉及面都要大得多”。在回答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沃克斯曼(HenryWaxman)的問題時，美聯儲前主席表示，他從自己的思路中“發現了一個缺陷”。格林斯潘說：“當時我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假定各機構(具體來講就是銀行和其它企業)的自我利益決定了，它們是保護自己股東利益的最佳方面?！盵1]

格林斯潘曾經是神話般的人物，他1987年8月開始擔任美聯儲主席，并且史無前例的四次連任，歷經四位總統。他導引下的美國經濟經歷過兩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歷史上最長的增長期，在克林頓時代創造出了“零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奇跡。美國媒體曾經毫不掩飾的宣稱：“誰當總統都無所謂，只要讓艾倫當聯儲主席就行?！?/p>

由于格林斯潘對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力，人們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清算”到他頭上也不奇怪，那么格林斯潘錯在何處？他的錯誤對今天的危機應當負多大的責任？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理解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投機與擴張--華爾街模式的本質

長久以來，以大摩和高盛為代表的一批從事證券買賣、為客戶提供咨詢服務、同時比從事儲蓄和貸款業務的傳統銀行受到更少監管的獨立投行，一直是華爾街的“形象代言人”。他們以少量資金投入，通過杠桿作用，對各種衍生證券進行炒作，以小博大，極短時間內實現牟取暴利。在這樣的模式下，風險也隨著一次次交易進行而累計、擴大，最終爆發出來。

金融衍生產品主要的積極作用是“對沖”投資損失，或者說規避風險，但并不是消除風險，只不過把一部分人的風險轉移到另一部分人頭上。比如商業銀行為居民提供住房貸款，就面臨著居民違約的風險；為了轉移風險，商業銀行將這些貸款合同賣給房地美、房利美和投資銀行等機構；投資銀行當然不能成為最終的風險承擔者，它一方面將貸款處理成債務抵押債券CDO（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賣給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養老金、對沖基金等在內的全球投資者，讓債券持有者來分擔房貸的風險；另一方面，投行創造出“信用違約保險”CDS（CreditDefaultSwap），讓保險公司如AIG等為這種次債提供擔保。

金融衍生產品的另一個作用是投機和套利，炒家除了會投機升跌，還會投機波幅。在1995年時，衍生金融工具投機得到臭名遠播。尼克·李森，巴林銀行的一名交易員，造成13億美元的損失，導致這家有數百年歷史的金融機構破產。

“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無法還貸的風險很高。隨著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次貸購房者的還貸負擔不斷加重，同時美國房價下跌，使次貸購房者難以通過出售或抵押住房來獲得融資，這樣，越來越多的次貸購房者無力還貸。于是，房貸機構（商業銀行）形成了大量的次貸壞賬；“兩房”、投資銀行、全球各類投資者手中的大批次債由于失去償付來源而大幅貶值，金融危機從此洶涌襲來。

“把錢借給能還錢的人?！笔侨祟惖谝婚g銀行大門柱上刻的唯一一句話?？墒墙裉爝@些世界頂尖的銀行家們竟集體把錢借給低收入者，投資銀行給把貸款做成債券并且給予很高的等級，保險公司甚至為這種債券擔保，為什么？

追逐利益固然是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則可以用心理學的一個規律解釋：群體在做同一件事情時，個體容易喪失自我。于是人們相信：只要美國地位不變，全世界的人就都想去美國定居，美國的土地有限，那么房子價格總是要上升的，只要住房還在，我的貸款就不會收不回來。

次貸危機之所以演變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則是金融衍生市場的高杠桿性。衍生產品的交易采用保證金制度(margin)，即交易所需的最低資金只需滿足基礎資產價值的某個百分比。以雷曼兄弟為例，從2004年到2007年，雷曼炒作的資產負債表高達3000億美元，主要是通過購買住宅和商業房地產貸款證券作支撐的后盾。而同一期間，雷曼只增加了60億美元的股本--相對3000億，可說微乎其微。所以，雷曼的資產從極高位的24倍資本，增加到了更高位的31倍。反過來，如果投資總價值下降3%，那股東的權益便完全被銷除一空。[2]

二、新自由主義--格林斯潘拒絕監管衍生金融市場

既然認識到了衍生金融市場本身的高風險，以及銀行家及投資精英可能利用專業知識和影響對其他投資者作出不當引導，那么首先想到遏制危機的重要辦法就是加強市場監管。然而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強調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從而埋下了危機的禍根。

20世紀90年代，有些人聲稱，衍生品市場已變得如此龐大，并且難以理解。為了金融系統的整體安全，他們要求聯邦政府介入，加強衍生品監管。無論是會見政府官員、出席國會聽證會，還是在聽眾云集的場合發表演講，格林斯潘一直堅決反對限制衍生品交易。他希望這一問題由華爾街自行解決。[3]格林斯潘一方面信奉市場的力量，相信華爾街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行為是可靠的，因為他們都應該是自己機構利益的最佳代表；另一方面，他認為與個人私利相比，政府的干預會是“邪惡的”。199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資而陷入破產境地，

引起一場金融風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壓下，美國國會仍然宣布凍結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6個月監管權力。

格林斯潘對華爾街的信任并非毫無理由--經濟學基本假設之一就是“理性人”：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知道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并且總是趨利避害。所以華爾街精英們應該珍惜自己的聲譽，把握好風險與收益之間的關系。然而，他低估了市場擴張的力量，一個人冒險固然不是明智之舉，拉上其他人一起“攤薄”風險之后，人們的行為就要大膽得多。正是有投行的分析、金融創新作為支撐，商業銀行才一再擴大次貸業務；而投行有了保險公司、商業銀行以及其他投資者作為客戶，金融創新之舉也越來越多。當經濟不再增長，資金鏈斷裂，自然是一損俱損。

在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的政策下，政府放棄了對市場的有效監管，金融市場的高風險性也無法得到有效控制。高度自由最終導致金融風險爆發，對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沖擊。

三、政策導向的變化--金融危機的影響

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僅僅是大量金融機構的倒閉、危及實體經濟，還將改變經濟政策導向。從格林斯潘“認錯”來看，金融危機將促使人們重視金融監管，背離自由導向的市場原則。

自現代經濟學產生的三百年間，西方國家一直強調自由市場的力量，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曾頻頻指責其他國家比如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市場的優點非常明顯，能夠促進效率，而它的缺點也非常明顯，以自我為中心的盲目擴張容易導致危機。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是一例，這次金融危機也是。

理論在現實面前總是虛弱的，盡管美國一再推銷“讓金融體系自己尋找平衡點”的自由主義金融政策，但是自由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拉美債務危機；美國儲蓄和貸款危機；斯堪的納維亞銀行業危機；美國房地產危機；日本房地產泡沫和隨后的金融危機；墨西哥龍舌蘭危機；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破產；“網絡泡沫”；以及現在的“次貸危機”。金融自由化的好處明顯：讓很多人變得格外富有，但壞處也是明顯的：危機頻繁并且代價高昂。

于是在金融危機面前，白宮毫不猶豫的舉起了干預大旗：10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向銀行注資2500億美元，同時為銀行新債提供擔保；10月21日，美聯儲表示，將動用多至5400億美元，用于向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購買短期債務，以扶持美國金融體系的一大關鍵支柱；推行從陷于困境的金融企業買入問題資產的7000億美元計劃；[4]等等。

美國政府這次市場干預的政策力度堪稱歷史之最，對我們也有重要啟示。首先，市場自由是相對的，比信奉自由主義更重要的是把握好國家在經濟中的職責，那就是維持經濟穩定，尤其注重行業監管的力度，預防危機的發生--多數人相信，如果美國政府重視金融市場的風險，對金融衍生品加以管制，那么次貸危機不會擴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第二，金融危機的關鍵是如何恢復信用，政府注資私人銀行最主要的作用不在于提供資金，而在于給出一個信號：政府將對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美元本位制給中國資本市場帶來的困擾乃至災難的風險急劇增加，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的傳遞效應，這已是關系到我國金融戰略和中國整體發展戰略的問題。尤其是我國正處于金融市場改革的重要時期，以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制訂政策、如何對待衍生金融市場，都需要更加謹慎的考慮。

參考文獻

[1]引自《格林斯潘“認錯”》，FT中文網，2008-10-24

[2]引自《希望，華爾街模式的消失》，揚子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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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經濟”是目前國內學術界熱議的一個概念，其核心是平衡政府與市場、社會與個人的關系。英國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經濟模式，先后經歷了“撒切爾革命”和布萊爾“新混合經濟”，兩者雖有偏重，但實質相同且一脈相承，都是對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關系的調整，屬于“混合經濟”模式的范疇。對其進行研究，對于我們頗具借鑒意義。

“撒切爾革命”

1979年，英國撒切爾夫人上臺。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信徒，撒切爾夫人主要采取四項措施，一是私有化，二是控制貨幣，三是削減福利開支，四是打擊工會力量。1979年，英國政府出售英國石油公司（壟斷國企）19%的股份，拉開撒切爾時代私有化的序幕。超過100萬的公共住宅以折扣價直接賣給私人。英國電訊公司、宇航公司、天然氣公司、鋼鐵公司、自來水公司等壟斷巨頭的股票被賣給民眾，甚至皇家軍械公司也被賣給了私有化之后的宇航公司。同時，撒切爾政府積極地將“社會公共服務”推向市場，鼓勵私人企業參與社會服務。那些原本由政府財政負擔的公園維護、垃圾清掃、校園伙食、精神病院、福利醫院都可以由私人提供，甚至少管所和監獄都可以在政府協助下由企業建造。

在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的通貨膨脹率持續下降，財政赤字轉為盈余，經濟增長率先后超過了美國、聯邦德國、法國，并在1988年超過了日本。撒切爾夫人的改革也被稱為“撒切爾革命”。

當然，“撒切爾革命”也不是沒有代價的，經濟自由化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貧富懸殊加劇，失業問題嚴重。為了減少通貨膨脹所實行的緊縮政策，使得商業損失和破產均有增加。放寬金融管制政策雖然令倫敦金融城崛起，卻導致了資本不再對制造業注資，造成了英國傳統制造業的衰落，大批工人因此失業。當經濟保持增長時，人民還能忍受，一旦經濟停滯，經濟自由化也就維持不下去了。進入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資本向第三世界流動，西方世界整體陷入衰退。從1997年開始，在西方幾個主要國家的大選中，保守黨連連失利。英國工黨籍此機會，贏得大選勝利，布萊爾取代梅杰出任英國首相。

“新混合經濟”

工黨重新上臺后，并沒有回到“福利國家”的舊路，而是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的關系，盡管新工黨仍實行“混合經濟”，但有別于80年代之前的“混合經濟”，所以被稱為“新混合經濟”。

“新混合經濟”不再把公有制作為目標，而是把經濟發展作為目標。實踐證明，國有制效率低下，并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其福利作用則代價巨大，且難以維持。1995年4月29日，在布萊爾的倡議和努力下，工黨廢除了第四條，放棄了公有制主張。

“新混合經濟”的福利政策與老工黨迥異，反而類似于撒切爾夫人的有限福利政策。布萊爾在其《新英國：我對一個年輕國家的展望》一書中指出，“由勞合?喬治和丘吉爾首創，并為1945年工黨政府所繼承的福利國家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創舉之一，但它今日卻為兩大弱點所困：它未能有效地緩解貧困，未能恰當地幫助人們更加獨立，從福利走向就業。太多的人接受了福利，并從此停步不前。結果是，福利國家既未充分實現其創始原則，又未能體現其成本效益”。為此，布萊爾政府確定的政策方針是：社會福利限于“通用福利”，原則上要使受助者得到的總福利始終低于重新就業的收入水平?！罢娜蝿帐翘岣吆暧^經濟的穩定性，發展一種鼓勵人們自立而不是依賴的稅收和福利政策”。布萊爾上臺后，并沒有增加稅收和開支，反而降低了稅收負擔和削減了政府開支，以求刺激投資，確保經濟增長。

“新混合經濟”的福利政策適應了英國階級結構的變化，因為英國的工人階級已發生分化，其上層已成為中產階級，對于福利社會持反對態度。即使工人的中下層，大多也反對福利社會。因為福利的來源是他們的稅負，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福利不如減少稅收。工會的主張實際上失去了社會基礎，工黨最終選擇與工會脫離關系，成為代表整個社會利益而非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

從本質上看，“新混合經濟”在維持有限福利的前提下，更強調市場的進取精神，這與“撒切爾革命”是一脈相承的。但“新混合經濟”也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自由競爭與社會合作同時共存。撒切爾夫人有句名言：“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和家庭”。她認為，政府只有為弱者提供最基本生存必需的責任，而毋須顧及社會不平等。撒切爾夫人的這種主張頗受爭議，認為撒切爾不僅損害了英國的福利制度，弱化了獨立工會運動，造成了大批人陷入失業，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個個人主義的、自私的社會，此前英國那種更為集體主義的、相互扶持的社會一去不返。“新混合經濟”試圖整合個人與社會的關系，“要以一種政企之間、勞資之間新的伙伴關系代替那種在原始自由市場和指令經濟兩者之間的選擇――不是取消市場，而是使之富有朝氣并為公共利益服務，為所有人提供機會?！?/p>

因此之故，“新混合經濟”仍承認國家干預的作用，但與老工黨不同的是，國家干預是有限的，政府對市場不是起控制、支配的作用，而是要起一種補充、調節和的作用。“在微觀經濟政策領域，重要的是要區別哪些領域由政府做最為合適，哪些領域由私營部門來做最為合適，以及哪些領域兩者合作才是提高企業業績和生產能力的最佳方式。”布萊爾政府將政府投資限定在基礎設施、教育培訓及科技創新方面，并且在投資時采取與私營部門合作的方式，政府干預仍然借助市場的力量。

國家干預必然導致官員權力膨脹及權力尋租，為此，布萊爾政府也采取了針對措施。比如，布萊爾上臺不到一周，就做出使英格蘭銀行獨立的驚人之舉：讓主要由金融專家組成，隸屬英格蘭銀行的“貨幣政策委員會”來主管國家的貨幣政策，大大降低了政治因素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并制定了嚴格的“貨幣政策框架”和“財政政策框架”，以確保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的目標。

布萊爾在擔任首相的10年中帶領英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GDP年均增長2.3%，年均失業率僅為4%左右，人均工資保持了4%的增長態勢。與歐盟幾乎所有的成員國長期飽受低增長和高失業的折磨相比，英國被宣稱是歐洲大陸上最健康、最強壯和最成功的經濟體。

英國模式變遷的邏輯

綜觀英國在20世紀的經濟模式，經歷了三次大的轉變。一是從20世紀初到撒切爾夫人上臺之前，從自由市場經濟向國家干預經濟的轉變，其核心是推行混合經濟，實現福利國家。二是1979年開始的“撒切爾革命”，其特點是回歸經濟自由主義，但并未完全否定福利政策。三是1997年開始的布萊爾“新混合經濟”，可以說是對以前經濟、社會政策的整合。它繼承了社會包容、平等、關懷弱勢群體這些傳統的左派價值觀，但又包括了權力下放、鼓勵競爭、打破國有壟斷這樣的自由主義內容。經濟上，實行既反對傳統左派的國家干涉主義，又反對新的自由市場經濟；資源分配上，市場與政府的手段并用；社會組織形態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元素兼收并蓄，其核心是尋求“發展與公正”、“權利與義務”的平衡。

20世紀英國經濟模式的變遷，有其合理的內在邏輯?！笆袌鍪ъ`”意味著自由市場經濟有著內在缺陷，需要國家干預，這是第一次轉變的基礎。而“政府失靈”則意味著國家干預并非萬應靈藥，國家干預有時不但不能解決“市場失靈”，甚至自身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這是第二次轉變的基礎?！叭銮袪柛锩睂嵸|上并未實行完全的經濟自由主義，對于福利國家仍有保留，只不過手段過于激烈，這也是社會轉型時不得不采取的手段。而布萊爾的“新混合經濟”，在本質上與“撒切爾革命”是相似的，都是自由市場與國家干預并重，兩者的區別主要在價值觀，而非具體政策。撒切爾主張自由主義經濟，但未否定福利國家；而布萊爾強調社會合作，但仍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以，第三次轉變并不是對第二次轉變的否定，而是對“撒切爾革命”的完善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撒切爾革命”與“新混合經濟”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對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關系的合理界定，也都是“混合經濟”的表現形式。只不過與之前的“混合經濟”相比，改變了過度的國家干預以及過度的福利政策。

“撒切爾革命”與“新混合經濟”合理界定自由競爭與國家干預的關系，不但是兼顧效率公平的結果，更是協調各方利益、實現共贏的結果。20世紀之前的自由競爭，有利于精英階層的利益，但不利于作為草根階層的工人階級，有效率但不公平。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混合經濟”，則過度照顧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貌似公平，但無助于效率，最后公平也無法保證?！叭銮袪柛锩迸c“新混合經濟”則兼顧精英階層與草根階層的利益，盡管不能實現完全的公平，但也基本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只有實現共贏的經濟模式，才是合理的模式，“撒切爾革命”與“新混合經濟”同時兼顧各方利益，代表了正確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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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理論;貨幣本質觀;貨幣數量論

中圖分類號:F031.2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9-9166(2009)014(c)-0040-01

貨幣作為經濟社會的重要方面,從經濟理論產生就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一個方面,對貨幣理論的研究也是各個流派一直在爭論的問題。

一、早期對貨幣本質觀的研究:對貨幣本質觀的研究主要是重商主義和古典經濟學派。重商主義自中世紀商業資本主義興起之時,代表的理論是貨幣金屬論,認為財富的唯一衡量是貴重金屬,金銀代表國家的財富,主張要限制貴金屬的流出,執行少買多賣的積累原則。在貨幣的職能方面杰勒德•馬利尼斯認為一國擁有更多貨幣將導致物價上漲并刺激商業,他提出:“當貨幣量稀缺的時候,即使商品供給充足并且相當便宜,貿易量也會下降;反之,當貨幣量充足的時候,即使商品供給不足并且價格昂貴,貿易量也將會增加?！蓖?#8226;配第在《語言的智慧》中提出了貨幣流通速度,認為它和貨幣數量一樣重要。古典經濟學把經濟的研究范圍從流通領域擴大到生產領域,研究中加入了工資、地租、利潤等要素,建立貨幣名目論:貨幣是一種符號,是交換中的媒介,與其它商品沒有本質的區別。大衛•休謨認為價格取決于商品與貨幣之間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變化都能起到同樣的效果,商品的價格與貨幣數量成正比例,但是貨幣不影響實物經濟活動中的其他變量,因此貨幣是中性的。亞當•斯密沿襲休謨的思想,指出貨幣存量增加會引起產品和資源的貨幣價格上升。李嘉圖認為:銀行發行紙幣不再受對黃金的支付需求的控制,導致了紙幣的過量發行,印刷紙幣成為政府融資渠道,但不利于黃金和其他商品的價格穩定。據此,李嘉圖提出恢復金本位制度,遏制通貨膨脹。

二、貨幣的經濟影響力的深入分析:伴隨銀行、信用發展,貨幣在經濟理論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從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將貨幣分析與基本經濟過程聯系起來,對貨幣的研究轉移到其經濟影響力的分析上,之后出現了貨幣經濟學派,將貨幣問題提高到至高位置,貨幣分析整合到整個經濟理論中。馬歇爾提出了劍橋方程式:M=kPT,其中M貨幣存量,k人們希望以現金形式持有的一部分收入,P價格水平,T交易量或實際收入。他的理論涉及貨幣的名義量與實際量、流通中的量與暫時閑置的量的區別等問題,在假設貨幣購買力不變的前提下,用供求均衡的價格理論解釋貨幣價值,強調貨幣需求對貨幣供給的制約作用,強調以實物價值計算的“實物余額”(貨幣需求)所決定的“現金余額”(貨幣供給)的大小是幣值、物價穩定的根本因素。威克賽爾提出了貨幣影響經濟活動的觀點,認為貨幣在資本形成和轉移的過程中一通過利率來產生影響,只有當貨幣利率等于自然利率的時候,貨幣才是中性的,如果貨幣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企業會擴張生產,使物價上漲,形成經濟上升階段,反之形成經濟衰退階段。他提倡通過控制貼現率和利率來干預經濟。威克賽爾的貨幣均衡論后來成為了凱恩斯的貨幣分析的理論淵源。歐文?費雪重新表述了貨幣數量論:MV=PT,其中V貨幣存量周轉速度。其含義是價格與貨幣數量和流通速度同方向變動,與交易量反方向變動。他的交易方程式與劍橋方程式不同之處在于強調了貨幣存量的周轉速度V。在貨幣經濟政策方面,費雪提出要嚴格控制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從而穩定總體價格以達到穩定經濟的目的。費雪還提出了著名的費雪方程式:名義利率i=實際利率r+通貨膨脹率Л,說明了名義利率變動由于兩個原因:實際利率和通貨膨脹率。凱恩斯關注于經濟停滯和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問題,指出:“貨幣經濟之特征,乃是在此經濟體系之中,人們對于未來看法的改變,不僅可以影響就業之方向,還可以改變就業之數量?！眲P恩斯將貨幣理論與價值理論相結合,提出不同于傳統經濟學的貨幣經濟理論。他將貨幣供給做為外生變量,貨幣需求做為內生變量,各經濟行為主體的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所決定。貨幣政策上,他提出政府應通過適當的措施來對經濟進行積極的干預以促進就業、價格穩定和經濟增長。在這個年代與凱恩斯學派的干預政策意見不一致的經濟學家哈耶克提出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哈耶克的貨幣理論可以分為兩部分:中性貨幣理論和自由貨幣理論?！爸行载泿爬碚摗敝肛泿挪挥绊懮唐返南鄬r格,不引起相對價格的失衡,不誤導生產方向,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努力使貨幣保持中性?！白杂韶泿爬碚摗笔枪藶榱讼拗浦醒脬y行的行為提出的,反對凱恩斯主義,治理失業和通貨膨脹,主張“貨幣非國有化”,由私人銀行來發行競爭性的貨幣。

三、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繼承和發展了休謨和費雪等人的貨幣理論和分析方法,同時也繼承了凱恩斯的流動偏好理論,遵循西方經濟學自由主義傳統,將傳統的貨幣數量論發展成新的貨幣數量理論,得出以下分析結果:貨幣供應的增加是通貨膨脹的根源;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對國民經濟的運行具有更大的效應?，F代貨幣學派的理論基礎是弗里德曼(M•Friedman)在1956年發表的《貨幣數量論――一種新表述》中提出的貨幣需求理論。他提出了貨幣需求函數: ,式中:M個人財富持有者手中保存的貨幣數量,P一般物價水平,M/P個人財富持有者的貨幣所能支配的實物量,y實際收入,w非人力財富所占總財富的比率,rm預期的貨幣名義報酬率,rb預期的價值固定的債券的名義報酬率,re預期股票名義報酬率,t時間,1/P•dP/dt預期的實物資產名義報酬率,u其它因素。弗里德曼貨幣數量論的表述是:貨幣的需求函數主要取決于人們的持久性收入。現代貨幣學派在政策上的主張是:把控制貨幣供應量作為惟一的政策工具,政府把貨幣供應量的年增長率長期固定在與預計的經濟增長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綜上所述,貨幣理論作為經濟學的重要方面,不斷發展完善?，F今社會,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己經成為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方面,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是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貨幣理論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研究生學院

參考文獻:

[1]斯坦利L?布魯著.焦國華等譯.經濟思想史[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7

[2]王雪梅,謝實.西方經濟學簡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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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國家債務危機還是人民幣匯率問題都是今年G20峰會或中國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重點被討論的話題，但不管討論的過程怎樣，中國都要堅持自己的底線一中國金融的核心利益，警惕這一利益被損害。

中國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第二次國際金融危機

以2009年底迪拜債務危機為先導，2010年春季希臘危機為標志；從美國次貸危機演化為歐洲國家債務危機，歐盟和北約的過度擴張，金融投機高杠桿、高福利、高消費，人口老化，已造成社會嚴重的腐朽和停滯?？梢灶A見，歐洲國家債務危機將會繼續擴散，影響到英國和美國。

國際金融危機已發生過多次，至今中國沒有被卷入，其基本原因是中國金融體系開放程度較低，貨幣沒有完全自由兌換。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得益于提前進行“軟著陸”，堅決打擊北海房地產泡沫，控制通貨膨脹，經濟已提前達到平衡，因此有能力保持人民幣穩定。1998年在投機資本集中沖擊香港聯系匯率，我國斷然在香港實行強硬干預手段，切斷投機資本自由進出。后來，索羅斯總結自己失敗的教訓是“沒有想到中國政府不守規矩”。

1998年以后，國際資本認識到中國的穩定能力，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下大舉進入中國，換取人民幣進入股票房地產市場，購買國企產權，至今已有11年，進入的國際資本估計有數萬億美元，超過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這樣的一個國際收支結構，反映的基本格局是：

第一，國際私人資本，包括直接投資和貨幣資本流入，中國的國家資本流出，對于中國而言，總資本是凈流出的，這與儲蓄大于投資，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是一致的。

第二，國內資本和國際投機資本對流，國內腐敗資本流出“洗錢”，然后再作為國際資本流回。在國家資本項目嚴格管制的條件下，大部分國內腐敗資本還沒有來得及把自己洗干凈。只要放棄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就意味著公開放縱腐敗資本出境洗錢。

第三，長期實行“重商主義”政策，以靜態比較利益理論為指導，實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導向，依賴發達國家市場，把產業鏈定位在國際低端，延誤了科技發展與產業升級。

第四，人口年輕和教育成功，造成貨幣財富大爆炸，自2000年以來連續11年經濟高速增長，平均速度超過10％。在市場經濟利潤導向下，過剩資本難以流向實體經濟，而是進入股市房地產，造成資產泡沫化。

從當前的狀況來看，中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危險性要比1998年大得多。

首先，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中國與美國聯手抵御的，而2007年是美國爆發危機并且向世界轉嫁，其壓力對中國而言要比1998年大得多，中國無力獨自抵御危機。

其次，美國向中國轉嫁危機不僅是收縮國內市場打擊中國出口，更加嚴重的是，迫使中國把自己的國家外匯儲備大量購買美國國庫券。美國政府借新債還舊債等于不還，中國并不能無限制地在國庫券市場上拋售。如果外資集中撤資，中國無法抽回這筆巨額債。

第三，中國經濟的繁榮與開放程度比13年前要高得多，國內經濟已喪失均衡，通貨膨脹尤其是房地產泡沫的危險性相當高。

第四，啟動內部需求所必須的國內利益格局調整，國內政治與社會改革，市場經濟的完善，由于國內利益集團的阻撓，難以真正啟動。

第五，“精英層”包括決策層、理論界、媒體界等，所受到的新自由主義影響也要比13年前要大得多，他們把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報道控制在技術層面，拒絕反思。不排斥國內特殊利益集團與國際投機資本相配合，利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失衡，制造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將隨著人口老齡化而逐步降溫。金融的“超前過度反映”將會在某個時點出現，這就是說，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的一系列調整勢在必行，自身就孕育著金融危機的因素，而一場金融危機的爆發，往往是宏觀與結構失衡難以主動調整，最后被迫強制調整的一種形式。金融危機強制性地將經濟增長打斷，迫使社會進行利益結構的調整，如再不成功，中國就難免走上長期衰退的道路。

匯率之爭的實質不是貿易順差，而是制造人民幣升值預期

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公開理由是中國貿易順差太大，貿易順差不是中國壓低幣值造成的，而是30年來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如果依靠升值來平衡中美貿易順差，就是升到1:4，也還是解決不了。隨著中國進口結構的調整，人民幣不用升值，貿易順差也會減少。去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下降了4個百分點，未來，還會下降直至消失，只要國內經濟繼續高速度增長，這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喧囂一時的“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問題似乎因歐洲危機的爆發而告一段落，但實質不然，因為美國的政客與經濟學家們都明白，貿易順差只是一個借口，真正的目的已達到，即制造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升值預期誘發、利益集團壟斷、房地產泡沫是中國最大危險。

不可不防的是，那些專門以“新自由主義”藥方搞垮他人的政客和理論家們，制造“匯率操縱國”的目的，不在于糾正貿易順差和轉移國內危機，而是蓄意強化人民幣升值預期，逼中國走當年日本的泡沫經濟之路。

一場泡沫過去，日本經濟停滯20年，人口平均壽命達到83歲，就難以恢復。其實中國人口老化速度極快，現在已經開始，我們還有10年寶貴的時間。目前爆發的貨幣財富有兩條出路，一是納入國家戰略發展實體經濟，二是以“市場導向”，實際是利益集團壟斷和投機資本誤導下造成經濟泡沫，在崩潰中煙消云散。

在當前經濟未完全復蘇的情況下，由于擔心出口滑坡，今年初中國政府未讓人民幣升值，但其實真正的危險不在于人民幣小幅度升值，而在于美國已經成功地制造了升值預期，越不升值，升值預期越強，而升值預期是引起房地產泡沫的重要經濟根源。貨幣升值預期可直接引起資產泡沫，并不一定需要國際資本進出和套利套匯。這就必須深入理解實際匯率理論。

名義上匯率扣掉貨幣因素，稱為實際匯率。人民幣中期升值趨勢是非貨幣因素決定的，就是實際匯率20年以來升值大約40％。

實際匯率，又表示為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之比?？少Q易品即可以移動并參加國際貿易的商品，其價格不斷下降，非貿易品即房地產、旅游、醫療等不可移動的商品與服務，其價格不斷上升。決定價格漲跌的非貨幣因素，稱為“生產率比工資彈性”。在可貿易品部門，由于引進外國先進設備，生產率提高速度非?？?，而工資基本不漲，所以可貿易品價格年年下降。在非貿易品部門，生產率難以提高，但工資卻在提高，非貿易品價格年年上升。這樣，用可貿易品價格去除以非貿易品價格，分子越來越小，分母越來越大，實際匯率的值就越來越??；人民幣是采用直接標價的，1美圓所兌換的人民幣越來越少，就說明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在升值。

具體地說，在可貿易品價格中間，出口品價格不斷降低數量擴張，進口品價格不斷提高數量萎縮，導致貿易條件惡化，貿易順差增加，就要求名義匯率升值。

名義匯率如果不跟隨實際匯率升值，稱為“匯率錯位”，就會產生升值預期，引導國際投機資本進入，國家被迫收購外匯使外匯儲備劇增，造成人民幣基礎貨幣過度發行，再使用貨幣政策予以沖銷，這就是10年以來中國發生的實際情況。

根據“金融超調”規律，如果政府不控制，人民幣名義匯率會超額升值，以后升值預期變為貶值預期。如果政府控制名義匯率，就長期存在升值預期。

就是說，實際匯率升值引起名義匯率升值預期，長期存在的名義匯率升值預期引起股市房地產價格的升值預期，并且在“超前過度調整”規律的作用下，加速上升，即使嚴格控制外部資金流入也不能避免。只要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國家追求經濟高速增長，采取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有充足的貨幣供給，政府又不控制資金流向，資產泡沫就會發生。

有專家總結日本的歷史教訓，泡沫經濟發生的深層次根源，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慣性阻礙了經濟轉型。在外部壓力下宣布日圓升值，即產生嚴重的升值預期，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涌入，促使日圓升值過快，造成兩個弊端：盲目投資海外造成嚴重虧損，國內資產泡沫形成。此時政府仍追求經濟高速增長，采取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使資產泡沫更加嚴重。最終，在“日本買下美國，日本第一”的喝彩聲中轟然塌陷，蕭條長達30年。

有人說中國不會走日本的老路，因為我們有國內需求。但是我要強調的是，潛力不等于現實。啟動內需，特別是提高人民群眾消費，需要社會與政治改革。必然遇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反抗，如不能進行有效的利益格局調整，過剩資本會流向房地產和國外，而不會啟動內部需求。

要從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來維護中國的核心金融利益

維護國家核心金融利益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認識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危害性。人民幣不升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能升值過快。

第二，人民幣不能公開宣布自由兌換，也不能私下里放棄對于資本項目的外匯管制。

第三，限制外資控制我國戰略產業的股份，如已經被控制的，國家應以外匯的形式回購回來。

第四，金融機構與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必須在國家戰略指導下進行，主要是控制資源，收購競爭對手，切不可進入房地產和金融投機。

第五，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堅決打擊房地產泡沫。目前政策力度不夠，應該宣布對不動產征稅。稅率不能高，其關鍵作用，是實行不動產實名制，暴露并清查腐敗性房地產投資。所擔心的，這樣的政策很難推行，恐將會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反對，但是一般的經濟政策又難以奏效，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斷言的那樣，房價小降大升，最終在中國釀成大患。

第六，嚴防國際投機資本興風作浪。索羅斯對于投資理論有重要發展，他認為，均衡市場雖然到處存在，但對于投資者來說沒有意義，因為他只能得到平均利潤，只有非均衡的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才可能帶來超額利潤。他堅信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性質，就是壟斷和預期能夠改變供求關系，從而使股票房地產暴漲暴跌。他的投資理念是尋找宏觀經濟的不均衡。進一步講，如果資金量足夠大，就可以在不均衡的經濟中進一步制造新的不均衡，利用經濟的不均衡賺大錢。這不是陰謀論，而是市場經濟規律基礎上的資本運作，而美國國家政策和主流經濟理論，又往往與投機資本形成巧妙的配合。

我們必須警惕，國際投機資本利用經濟不均衡，在中國制造金融危機。其方法可能是制造和利用人民幣升值預期，鼓勵房地產泡沫，也可能在適當時機，轉而制造人民幣貶值預期，使已經出現嚴重泡沫的房地產崩盤。這樣的事件，如果在人民幣宣布自由兌換，或者中國政府在實際上放棄了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同時某個國際著名投資銀行發表報告：中國人口老化，經濟高速增長即將終結，或者說房地產泡沫過大等等，此時如果美國宣布加息，等于一個動員令，號召投機資本和腐敗資本外逃。金融危機的發生，關鍵就是預期的改變，而預期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人為操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