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范文10篇

信仰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現象，而且是一種特有的精神現象。信仰與理想、信念雖有不同，但它們密切相關且為同一系列范疇，信仰決定了理想的內容和指向，信仰是層次最高、最核心的信念。因此，人們往往用理想信念表達信仰，或者將理想信念與信仰概念交互使用。從本質而言，信仰是信仰主體對信仰客體的篤定相信和自覺追求，并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和準則。它體現了主體對于人生的根源、意義和價值目標的追求和尋找，是指導人的行動的精神動力和精神支柱。對于個人而言，信仰能給人以目標追求，進而轉化為人生存與發展的內驅力，激發出人的本質力量和創造需要，從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展現人的潛能，實現個體的發展。就社會而言，一個有信仰的時代往往蘊藏著巨大的力量，這股巨大的力量能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創造力，并能強力推動社會發展和進步。習高度重視信仰的精神力量，強調信仰對于民族、國家、政黨、個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認為信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乃至一個個體堅定前行的強大動力和指路明燈。第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取得成功的強大精神動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由此誕生，從此，中國革命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在革命戰爭年代，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強大精神動力。在28年的浴血奮戰中，無數的革命者經歷激烈殘酷的斗爭，忍受艱苦惡劣的生存生活環境，拋頭顱灑熱血，卻始終一往無前，直至革命的勝利。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支撐著？顯然，靠人的本能或者某種物質力量都是無法實現的，正如習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黨和紅軍幾經挫折而不斷奮起，歷盡苦難而淬火成鋼，歸根到底在于心中的遠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終堅定執著，始終閃耀著火熱的光芒”[1]3，“長征勝利啟示我們：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1]11。同樣，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不斷取得成功的強大精神動力。信仰具有強大的凝聚力，一個社會中人民如果具有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有了共同的奮斗目標、共同的價值取向、共同的思想情感，也就具備了達成共鳴共識、同心同向、同行同力的思想條件，更容易形成強大的群體力量。習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同心同德邁向前進，必須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撐。就如同在革命年代，沒有一大批具有堅定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者，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新中國一樣，今天，要把我國建設發展得更好，努力實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同樣也離不開理想信念的力量[2]40。第二，馬克思主義信仰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靈魂和精神支柱。習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建設，高度重視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和價值追求。他用“安身立命的根本”、“政治靈魂”和“精神支柱”來定位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他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3]34，“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4]80。但是，在現實中，黨內存在著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影響了黨的凝聚力、戰斗力。這其實是一部分黨員、黨員領導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問題，理想信念動搖了，目標方向偏離了，因此，必須加強黨員的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思想根基，堅定方向目標。“有了堅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寬了，心胸就開闊了，就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勝利和順境時不驕傲不急躁，在困難和逆境時不消沉不動搖，經受住各種風險和困難考驗，自覺抵御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4]117。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領導核心，只有堅持明確的理想信念，才能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只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才能正確指導自己的行動，才能自覺抵御各種風浪、危險和考驗，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事業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第三，堅定的信仰是人的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信仰是一種特殊的精神力量。而人既是物質存在物，也是精神存在物。作為精神存在物，馬克思曾經就人的存在與人的活動的特殊性作過說明，認為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而人的活動則不同，人的活動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人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正因為有意識，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5]96。顯然，在這里所說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自由的活動，是人所特有的高級活動，必然會有諸如價值觀、信仰等高級精神因素的需要。信仰是特殊的精神力量，對人生及人的發展非常重要，信仰中包含價值取向、理想目標和人生目的。信仰是人生的精神支柱，為人生指明努力的方向，也能為人的奮斗提供強大動力源泉。而且，信仰是人們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奮斗目標上的具體體現。“人生如屋，信念如柱。柱折屋塌，柱堅屋固”，堅定的信仰可以調動人身心的全部力量去面對人生路上的艱難困苦，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因此，習不僅強調信仰對于中國共產黨人的極端重要性，也強調信仰對于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教師、青年學生、工人階級等不同群體的重要性。如他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根本，我們要在立根固本上下足功夫，堅定這份信仰、這份忠誠，只有這樣，才會有強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才能履行好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完成好黨的偉大事業。他希望廣大青年一定要堅定理想信念，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決定事業成敗[4]278；一定要志存高遠，使自己的人生有信念、有夢想、有奮斗、有奉獻，這樣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人生。

信仰是一種社會意識，是價值觀的內核。當前我國面臨著復雜多元的局面，也必然造成社會意識、社會價值觀的多元。一方面，主流價值文化不斷構建，在社會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眾的信仰存在多元化，宗教信仰、金錢信仰等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說民眾的信仰嚴重缺失。同時，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然處于低潮，馬克思主義不斷遭遇來自各方面的詆毀、責難和挑戰。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信仰是一種宗教式的信仰，共產主義理想只不過是“烏托邦”、“虛無縹緲的幻想”、“海市蜃樓”，他們貶低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普遍性、實踐性。在我國國內，由于受到經濟全球化、市場經濟逐利性以及各種消極社會思潮的影響，也有不少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及其中國化成果產生懷疑，對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產生動搖，甚至完全否定。多種負面聲音交織在一起，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穩定和發展。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對于當今的中國應該選擇什么樣的信仰這一問題，習的回答是堅定的，我們要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是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在繼承人類文明發展先進成果的基礎上，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經驗進行科學總結的產物，是關于世界的普遍本質及其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特別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崇高的社會理想，是我們黨的奮斗目標。習對于當前有一部分黨員在理想信念方面不夠堅定的情況作了深刻分析：“在我們的干部隊伍中，也有的對共產主義心存懷疑，認為那是虛無縹緲、難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馬列信鬼神，從封建迷信中尋找精神寄托，熱衷于算命看相、燒香拜佛，遇事‘問計于神’；有的是非觀念淡薄、原則性不強、正義感退化，糊里糊涂當官，渾渾噩噩過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對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喪失信心；有的在涉及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原則性問題的政治挑釁面前態度曖昧、消極躲避、不敢亮劍，甚至故意模糊立場、耍滑頭，等等”[4]339，“在一些人那里，有的以批評和嘲諷馬克思主義為‘時尚’、為噱頭；有的精神空虛，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幻想，‘不問蒼生問鬼神’，熱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氣功大師’；有的信念動搖，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國外、錢存在國外，給自己‘留后路’，隨時準備‘跳船’；有的心為物役，信奉金錢至上、名利至上、享樂至上，心里沒有任何敬畏，行為沒有任何底線”[6]61。習深刻地揭示了在現實生活中一些黨員、領導干部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從根本上說，就是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下，缺乏政治定力、精神定力，失去了人生方向，導致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所以，作為共產黨人，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動搖。習不僅具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而且身體力行地踐行馬克思主義信仰。一是堅持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唯物主義是一種關于本體論的觀點，認為我們生活于物質世界之中，應該用科學的態度來看待世界。習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實踐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他立足于中國實際，注重對全局性、關鍵性、規律性問題的動態把握。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各項事業發展突飛猛進，這些都給我們黨提出了一個重大時代課題：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圍繞這個重大時代課題，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堅持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7]18~19。二是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只是對世界的面貌和圖景作出自己的解釋，而且為歷史主體指出努力的目標和方向，也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理想。這個理想是社會進步和人類解放的共同理想。同時，它又是無產階級政黨帶領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追求的價值目標，它還是共產主義者的精神寄托和執著向往。習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朝著這個偉大理想前行，并且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7]13。中國共產黨人堅信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共產主義這一基本原理，堅信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偉大真諦。三是牢記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是共產黨人的力量源泉，人民性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屬性。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體現的是一種人民至上的思想認同和精神導向。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個人是否堅定地堅持并踐行為人民服務，是他有無馬克思主義信仰最好的試金石。習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認為人民立場是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源泉。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人民的擁護和支持，黨的事業和工作就無從談起[4]309。他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7]21因此，他號召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要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無論是在革命戰爭時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時期，正是馬克思主義信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激勵著無數共產黨人默默付出和無私貢獻，黨員和領導干部也一直努力做到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為人民謀幸福，永葆共產黨員的本色。四是努力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追求。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理想強調群體性、社會性，但絕不排斥個人，而且包含著個人追求，并最終落實在個人的追求上。馬克思把這一內容作為共產主義新社會的顯著標志。習繼承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思想，根據當前中國的具體實際，提出了“共享”、“共同富裕”和“人民獲得感”等促進中國人全面發展的思想。他不僅重視每個個體的全面發展，而且非常重視全體國民的全面發展。他在報告中多次提出要“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如在談到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時，強調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7]19；在談到如何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時，突出強調必須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7]23。他要求我們黨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從而，“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7]45。這些都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中國聲音、中國愿望、中國方案，對于促進全體國民的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堅持唯物主義、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牢記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及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都是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重要內容及信條表達，習身體力行，率先垂范。

習關于信仰的重要論述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具有堅定性、繼承性、實踐性、生動性等特點。一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追求的堅定性。幾乎在所有關于黨的建設、思想政治工作、黨員干部隊伍建設、青年成長成才的講話中，習都要講理想、信念、信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他在多個場合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而且在談到理想、信念、信仰時，語氣非常堅定，多用“堅定”、“堅守”、“牢固樹立”、“恪守”、“永不動搖”、“堅如磐石”、“鐵一般”和“純潔”等詞語來表達。如他在參加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時，強調長征精神的時代意義，認為盡管現在時代不同，條件不同，但是我們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理想和事業沒有改變。因此，“在新的長征路上，我們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堅定，不論時代如何變化，不論條件如何變化，都風雨如磐不動搖，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忠實實踐者，永遠為了真理而斗爭，永遠為了理想而斗爭”[1]12。他尖銳指出：“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一個政黨的衰落，往往從理想信念的喪失或缺失開始。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3]34~35他反復強調信仰的純潔性、排他性，認為“信仰純潔是共產黨人最根本的純潔”。他要求全黨同志必須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他本人就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二是信仰的繼承性。習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無限崇敬，并堅定地繼承他們的崇高信仰。十八大以來，這一特點突出地表現在紀念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劉華清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紀念萬里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在這些講話中，他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由衷欽佩。他認為，在上個世紀初期，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能夠從紛然雜陳的各種觀點和路徑中，經過反復比較和鑒別，以過人的膽識和超人的智慧，毅然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崇高理想。而且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不管是多么的艱難困苦，他們都始終矢志不移、執著追求。我們今天來紀念他們，就要學習他們無論處于順境還是逆境都堅守信仰的崇高精神，學習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永不動搖的崇高品格。習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重在繼承他們的崇高信仰，并堅定地發揚光大。三是信仰的實踐性。信仰是抽象的精神力量，但是信仰活動本身來源于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并包含于其中。信仰必須與實踐結合，才能變成現實力量，否則就是空談。習注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強調信仰，論述信仰，踐行信仰。他要求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不僅要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也要做忠實踐行者。在現階段，要矢志不移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做好當前每一項工作[8]23。他強調：“理想信念不是拿來說、拿來唱的，更不是用來裝點門面的，只有見諸行動才有說服力。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保持對理想信念的激情和執著，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不懈奮斗。”[9]四是信仰闡述的生動性。對信仰的表述形象、生動、透徹，是信仰思想的一個顯著特點。習往往將理想信念、信仰比作“總開關”、“第一粒扣子”和精神之“鈣”等。他將理想信念稱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總開關”[10]。對黨員、干部來說，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必然會產生錯誤行為。因此，就像房間需要經常打掃一樣，思想上的灰塵也要經常打掃，鏡子要經常照，衣冠要隨時正，有灰塵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2]94~95。他將理想信念比作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之“鈣”。他指出：“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4]80這一比喻精彩形象、膾炙人口，深刻揭示出理想信念之于共產黨人的內在關聯。全黨同志一定要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把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結合起來，切實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問題。習非常強調對青年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認為青年階段是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關鍵時期。他形象地用“第一粒扣子”來形容抓好青年這一時期對于人價值觀養成的重要性。他說，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樣，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錯了，剩余的扣子都會扣錯。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2]6。這些生動的比喻、闡述貼近生活，直擊心靈，使人難忘，給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啟發。

習在信仰價值、信仰選擇、信仰主體、信仰踐行以及信仰培育構建等方面有著非常豐富而深刻的思想。的信仰思想繼承了中國傳統價值文化中的信仰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信仰思想的最新成果。（一）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統一起來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是共產黨人奮斗的遠大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有一個過程，甚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這一目標決不渺茫，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共產主義者為之奮斗。習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論述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將中國實踐納入到共產主義運動的洪流中，將中國道路納入到共產主義事業的偉大征程中，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緊緊聯系起來，緊密統一起來。他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就是一個全民族的理想和愿望，已經成為中國走向未來的鮮明指引，成為激勵中華兒女團結奮進、開辟未來的一面精神旗幟，具有強大的精神動力。在現實中，實現中國夢，必須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必須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無論是從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還是擴大到人類共產主義運動史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重要內容。因此，習強調，我們共產黨人錘煉黨性，首要的就是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并且把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緊密統一起來，體現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的中國實踐、中國進程。不僅如此，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應該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要實現共產主義，必須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而共產主義信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一種社會意識，是一種精神力量。習深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馬克思主義真理，因此，他認為，要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目標，不僅要有強大的精神支撐，也必須有強大的物質力量支撐。“這就要靠通過不斷改革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8]93。事實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不斷取得成功，為我們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中國實踐取得的巨大成就，“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7]10。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對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都是十分重大的[11]。應該說，中國實踐、中國成就為處于低潮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注入了勃勃生機。理想因其遠大而為理想，信念因其執著而為信念。我們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最高理想的內在統一，才能客觀地看待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才能堅定我們持續發展的決心和信心，從而保持全黨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以及當下攻堅克難的勇氣與擔當。（二）信仰的主體立足于全體人民人民是社會的主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而言，人民是主體力量。因此，習非常重視人民利益的保障、人民能力素質的提高，也非常重視人民思想道德水平、理想信念狀況。在他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在不同場合強調了黨員領導干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教師、青年學生、工人階級等重點群體的信仰，推而廣之，實際上，他要求全體人民都要有正確的信仰。一是特別強調黨員領導干部的信仰問題。黨員領導干部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具有社會引領性、示范性，因此，必須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矢志不移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二是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信仰問題。新形勢下，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務更加繁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更好地維護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才能更好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習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根本標志，必須旗幟鮮明加以堅持。”[12]8三是強調教師的信仰問題。教師肩負著培養下一代的重要責任，而正確的理想信念是教書育人、播種未來的指路明燈。因此，習“希望全國廣大教師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增強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榮譽感和責任感”[13]。也希望廣大教師堅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為先進思想文化的傳播者、黨執政的堅定支持者，始終同黨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覺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14]4~5，以更好擔起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的責任。四是強調青年的信仰問題。青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必須強化對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之形成馬克思主義信仰，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習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應該牢固樹立的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帶領人民歷經千辛萬苦找到的實現中國夢的正確道路，也是廣大青年應該牢固確立的人生信念[4]278。五是強調我國工人階級的信仰問題。習希望我國工人階級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堅定永遠跟黨走的信念，始終做堅持中國道路的柱石；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始終做弘揚中國精神的楷模；充分發揮偉大創造力量，始終做凝聚中國力量的中堅[15]。總之，人民是民族的主人，是國家的主人。習將人民與民族、國家統一起來，既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信念。同時，對廣大人民的信仰追求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廣大人民群眾樹立正確信仰，緊密團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之下。總之，“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三）對構建信仰的全過程提出明確要求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一勞永逸、一蹴而就的，如何構建國民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習提出了非常明確的要求。一是加強信仰教育，保持理論清醒。信仰教育包括信仰意義的教育以及信仰內容的教育，讓受教育者能夠自覺選擇信仰，自覺確立信仰。習不僅反復強調對全體國民進行信仰意義教育的重要性，而且特別強調信仰內容教育的重要性，強調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中來構建人們堅定的馬克主義信仰。他堅信學習能夠明理、明智，要求黨員干部要勤于學習，善于思考，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努力提高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能力，正確判斷形勢，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堅定[4]342。他科學分析了理論清醒與政治堅定的內在關系，認為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會清醒，才會堅定。而理論上堅定成熟，什么力量也就不能動搖我們。理論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礎，政治上的堅定源于理論上的清醒[16]339。對于學習什么，習特別強調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重要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政治局以上率下，帶頭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集體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等。習強調要學習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他認為，“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是可望不可及的，甚至認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見的，是虛無縹緲的。這就涉及是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的世界觀問題。我們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動搖，根本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牢固”[4]116。同時，要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認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這樣才能成為忠實的踐行者和積極的傳播者。因此，廣大教師“要注重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學習，加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不斷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積極引導學生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14]5~6。而廣大青年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自己頭腦，正確確立自己的信仰，而且把信仰確立在對科學理論的準確把握和理性認同上。

總之，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理論上模糊，政治上必然搖擺。堅定的理想信念，必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深刻理解上，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上，建立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深刻領會上。因此，全黨一定要加強理論學習，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奮斗目標，并不斷為之奮斗。全體國民也要加強理論學習，不斷增強我們投身社會建設與發展的自覺性。二是在實踐中確立和體現馬克思主義信仰。信仰是實踐的產物，也必須在實踐中、在行動中培育信仰、確立信仰并堅定信仰。習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要求廣大黨員干部、人民群眾積極投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在實踐中了解和把握國情、民情，在實踐中鍛煉自己，提高自己。他多次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勵精圖治，不斷改革創新而得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寶貴成果。偉大的成果是在實踐中得來的，偉大信仰的培育、構建也必須在實踐中完成。習特別強調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是黨的執政骨干，是人民群眾的主心骨和領頭雁，應該在實踐中體現出使命、擔當和責任，不能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只當作口號喊，而要把理想信念切實體現為行動的力量，在實際行動中樹立起讓人看得見、感受得到的理想信念高度和標桿，引領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而且，他要求廣大黨員在實踐中要向先進典型人物學習，強調特別要向焦裕祿、蘭輝等同志學習，學習他們為民盡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榜樣的事跡向人們證明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并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現實可感的，作為共產黨人更應該繼承榜樣的精神，為馬克思主義信仰和共產主義事業奮斗。他要求廣大青年要堅定理想信念，積極要投身社會實踐，既要志存高遠，又要腳踏實地，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實踐中譜寫自己美好的人生畫卷。三是信仰檢驗有客觀標準。信仰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是否能被考核和檢驗呢？習認為信仰是能夠被考核和檢驗的，而且創造性地提出了考核和檢驗信仰的標準。他認為，在現階段，衡量一名共產黨員、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客觀標準就在于四個“能否”，即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奮工作、廉潔奉公，能否為理想而奮不顧身去拼搏、去奮斗、去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4]116。針對領導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堅定，他提出了六個客觀檢驗標準，主要體現在六個“是否能”，即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驗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樹立牢固的宗旨意識，是否能對工作極端負責，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難險重任務面前勇挑重擔，是否能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4]340。這都強調了對黨員及黨員領導干部的宗旨意識、信仰、拼搏、奉獻、擔當、廉潔等方面的要求。總之，他認為黨員及領導干部工作和生活中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有理想信念的影子。特別是在關鍵時刻和重大考驗面前，規矩、責任、使命、擔當等意識和行為如何，就是對理想信念是否堅定的最好檢驗、最直接衡量。所以，在習看來，檢驗一個共產黨員是否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主要看其是否心中裝有人民、是否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是否能艱苦奮斗、是否能發揮“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的作用。當然，他認為，信仰檢驗不同于一般事實的檢驗，有一定的難度，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下子、經歷一兩件事、聽幾句口號就能解決的，要看長期表現，甚至看一輩子[4]340。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客觀現實以及中國共產黨黨內逐漸暴露的突出問題，習高度重視信仰問題和信仰建設，強調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進程中，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堅定“四個自信”中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自信。豐富的信仰思想既是他政治定力、高尚情懷、優良品格形成的動力，也是他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相互貫通的思想理論體系形成的動力，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信仰思想與他治國理政的其他思想一起，構成豐富系統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必將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奪取新勝利。

作者:楊鮮蘭 程亞勤 單位:湖北大學

【摘要】藝術和信仰作為不同層面的文化符號，相互的融合承載了正能量和希望。帶有宗教神秘色彩的西藏唐卡藝術，豐富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趣味性，記錄了西藏地區發展的歷史。本文以西藏唐卡藝術為例，詳細闡釋了藝術與信仰相融合對人民心靈和生活帶來的意義和影響。民族藝術的力量深深的根植于人民生活中，而又饋贈于人民。

【關鍵詞】藝術；情感；信仰；西藏唐卡

一、藝術的情感表達

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承載著中華文明幾千年來得發展，民族文化深深鐫刻著人民的情感需求和情感表達。俄國文藝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藝術源于生活，卻又高于生活。”中國傳統畫論也有“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重要主張，這說明藝術是在掌握自然規律和生活環境下創作的。情感從生活中迸發，又寄托于藝術當中，從而使藝術具有豐富的情感表達，表達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或又表達著對宗教的信仰之情。中國的西藏地區被稱為“世界屋脊”，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孕育著優秀的民族文化。其中西藏唐卡藝術具有悠久的歷史和鮮明的民族特色，發展至今仍舊生機勃勃，這不僅僅得益于國家對民族文化的大力支持，還有西藏人民對神秘的極樂世界的探求和對美感的藝術追求。唐卡藝術是西藏人民表達信仰的一種直接方式，是高于普通生活卻又基于普通生活的一種精神升華。藝術與情感的融合，是人民根據自己的習俗和信仰進行心理構建，從而塑造出來一個具有審美意義和向往意義的真善美世界。這種構建是極具有民族認同感的，帶有文化和社會的雙重意義，承載著人民生活和審美的趣味性和多樣性。藝術的情感表達在西藏唐卡藝術上十分明顯，西藏人民將其對宗教、大自然的信仰之情進行了視覺化的描述，形成了超越現實和空間的民族藝術——西藏唐卡。

二、西藏唐卡藝術

唐卡是西藏地區獨具特點的一種繪畫藝術，具有濃厚的宗教特色和鮮明的藝術風格，內容極其豐富，展現了西藏地區的政治經濟和人文環境。唐卡藝術起源于佛教，呈現于卷軸畫上，由彩緞裝裱后懸掛供奉。唐卡藝術主要分為七個藝術流派：尼泊爾畫派、齊崗畫派、勉唐畫派、欽則畫派、嘎瑪嘎孜畫派和新勉畫派等。每個流派風格不盡相同，使得唐卡藝術至今表達豐富、生生不息。唐卡藝術的內容題材十分多樣，其內容以宗教題材為主，涉及政治、經濟、民俗文化、地理環境和民間傳說等。其中佛像畫是唐卡宗教畫主要表現形式，以佛像在畫面中心作為主題人物，以順時針方向圍繞主體人物進行描繪有關的其他人物、活動場所或故事情節等。唐卡畫面完美、飽滿，每一幅都描繪了一個故事或者情節，畫面不在意遠近大小的關系，力求構圖多變、畫面飽滿、敘述完整。唐卡藝術涉及廣泛，分類繁雜。就內容而言，唐卡分為佛像唐卡、傳記唐卡、歷史唐卡、神話傳說唐卡、天文唐卡和歷算唐卡等。就材質而言，分為普通織布、刺繡、緙絲、綢緞和珍珠唐卡等。其中布面唐卡較為普遍，畫師經過復雜嚴格的選布、繃布，再進行上膠和打磨，直到看不到畫布的紋理為止。在這些準備工作完成后，開始起稿、上色、勾線和開眼。結束繪畫后將唐卡進行鑲邊裝裱，但是這并不算最終的完成，還需要由寺院喇嘛進行裝藏和開光。只有經過了開光，才算誕生了一幅新的唐卡。真實的歷史在唐卡上進行演繹，具有深刻的歷史價值。多變的色彩沒有使唐卡呈現出來的效果雜亂無章，反而構成了和諧的顏色畫面，產生了豐富的情感，展示了藏族人民對美的追求和對生活的向往。唐卡藝術扎根于西藏這片獨立而堅韌的高地上，具有獨特的人文內涵和視覺效果，它是藏族人民用信仰和智慧凝結出來的一顆璀璨明珠，具有強烈的儀式感。

最近系里一直在開展有關黨的相關活動，其中一項就是組織大家學習和討論《信仰的力量》這本書，大家也是非常積極響應的。上半年曾在網上看到過華南師范大學南海校區講師、史學博士唐富滿的一篇關于信仰的文章，我從中受益良多，體會至深。在文章中，他曾提到“信仰對社會與個體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導向作用，是社會發展與個體發展的精神動力，也是社會整合與控制的思想文化武器。當代中國社會信仰危機是一個可經驗到的事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手段與形式的落后、市場經濟對人們生活的宰制以及不同文化的交融與沖突，導致了社會信仰的危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社會信仰體系建構的主要內容與形式，它對消解社會信仰危機起著重要的作用。”

信仰是人類最高的價值追求，它是指“特定社會文化群體和生活于該社群文化條件下的個體，基于一種共同價值目標之基礎上，所共同分享或選擇的價值理想或價值承諾。”

信仰的特性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信仰對理想目的的確信性。確信性是信仰形成的前提與基礎；

二是信仰對意志承諾的堅定性和持久性。偶然的或某一特定情形下的理想化確信不是信仰，只有當這種確信成為某一社群或個體所堅定認同并承諾的長期穩定的價值目標時，才能稱為信仰；

三是信仰的執著唯一性或排他性。信仰的唯一性或排他性是信仰不同于信任的一個重要方面，即信仰不可能是多元的或是可以隨時改變的。

依法論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和國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眾廣泛支持，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的治國方略和價值選擇。像任何一個國家步入法治化一樣，中國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軌道，要建成法治國家，應具備以下兩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會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制制度體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會公眾對法律秩序所內含的倫理價值的信仰，即社會公眾對法律忠誠的信仰。如果說前者是法治得以實現的前提和基礎，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實現的關鍵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關鍵。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了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無法促成一個國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會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種空想。本文試就法律信仰的培養，推進法的精神形成的問題作以下幾點探討。

一、培養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從歷史角度看，培養法律信仰具有應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產生并非是現代才興起的產物，早在古希臘羅馬的時期，就有了這一概念的雛形，隨后經歷了西方的各種宏揚法的正義的精神文化建設將其定形，如十二世紀中葉的羅馬法復興運動以及后來的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派和啟蒙思想家的進一步繼承和發展羅馬法基本精神的運動。應該說在這段漫長的歷史時期，不管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法學家們，還是西方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家和啟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養社會公眾對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視“信仰”的權威。然而，培養對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對此，筆者將結合歷史作如下的闡述：

第一，在古希臘羅馬的時期，思維敏捷的法學家把法律提到倫理性的高度加以贊揚，認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藝術”；同時，他們十分重視從社會文化倫理角度解讀法的精神本質，將其看成是深藏在實定法之后的最高價值主體，從而確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護了當時城邦自由民從事商品經濟的活動。不容置疑，法學家們對法律的崇高追求并達到適應當時經濟狀況的需要，很大程度激發了當時城邦人民對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對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這種信仰的產生，無疑促成了當時城邦社會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羅馬城邦國家告別原始共同體的人治模式，進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歷史進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羅馬法復興運動到后來的人文主義者、自然法學派和啟蒙思想家所發起的許多運動中，以各種形式來（絕大多數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個性自由和解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反對和廢除封建等級和特權觀念等等，這一切無疑為后來的資產階級的法治國理論奠定了基礎。即使是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發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條的宗教改革運動，培育和傳播了馬克斯。韋伯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倫理精神，這一精神高揚了“信仰”的權威和價值，因而這一信仰理念，又使廣大宗教徒從等級森嚴的教會制度的統治中解脫出來，而自愿在當時已成為社會權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觀念的支配下積極投身于政治經濟活動，這促成了西方國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從而進一步為近現代的資本主義法治戰略的實施和實現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動力。

摘要：“城隍”是在我國民間流傳的一種民俗信仰。邯鄲人信仰城隍，認為城隍是保護一方安寧的神祇。城隍文化淵源流長，在邯鄲至今還流傳著關于城隍爺的各種祭祀儀式和環城巡游活動。每逢正月在邯鄲的磁縣、涉縣、武安等地都會舉行關于城隍爺的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出巡儀式，這種古老的節日傳統表現了人們對神靈的敬畏和祈福保平安的愿望，傳播了地方民俗文化。近些年來，城隍信仰及城隍爺出巡儀式在時代的發展過程中，不斷被人們更新改造，除了民間優秀傳統的民俗文化的傳承發揚外，還需增添新時代元素。

關鍵詞：邯鄲；城隍；儀式；民俗文化

一、城隍的由來及淵源

邯鄲自古人杰地靈，在這片沃土上孕育了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間藝術種類繁多，有著悠久的歷史。民間關于“城隍”的說法有很多，邯鄲人信仰城隍，并因此建立城隍廟。“城隍”一詞，最早出現于《后漢書•班彪傳》，“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這里的“城隍”即為城池的本義。清人姚福均提到“易城復于隍。禮天子大臘八，水庸居第七。水即隍也，庸即城也。”[1]在這里，城隍屬于臘八神中的第七神，即水庸神，有“護城河神”之意，是一個地方的自然神，即為防范外來侵略，保衛一方城市人民安寧的神祇。范軍《城隍信仰的形成與流變》認為，“水庸(城隍)在周代已經作為保護城市的土地神而接受人們的祭祀了。”[2]鄭土有、王賢淼的《中國城隍信仰》認為“城隍的信仰實質是對人鬼的信仰。”[3]“水庸”是城隍的原型，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它其實是人們對神靈顯靈的期待。“城隍”作為民間崇尚的一個地方神靈，也是原始人類“神靈崇拜”的展現。“嚴格說來，城隍信仰并不是一個完整的宗教信仰，而只是一個神格化了的名人信仰。因為城隍信仰不像佛教的釋迦牟尼，基督教的耶穌，并沒有一個原始的神祖，更沒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論。”[4]因此，關于城隍也有“眾神”之說，有正直者、神能者等多種類型。在民間供奉城隍的場所是“城隍廟”，由祭祀城隍這種民間宗教信仰也衍生出了一套民間的祭祀程式，其活動的發展歷史悠久。城隍神進入城市之后，成為守護城市的地方神靈，城市的建設規劃、廟宇的建立也需要考慮人們的信仰傳統、受眾的范圍等多種因素。“城隍例規形成于南北朝時期，唐宋時得到進一步發展，并被列為國家祀典。”[5]由此可見，城隍的例規的制定也是具有悠久歷史的。

二、邯鄲地方“城隍爺出巡”民俗活動儀式

邯鄲地方“城隍爺出巡”儀式種類繁多，主要包括了燒香祭拜、出街巡游、民間藝術表演等活動。這些廟會活動范圍大、人數眾多，出巡活動多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在邯鄲當地受到群眾的普遍歡迎。筆者以邯鄲永年、磁縣兩地的城隍爺出巡儀式為例，展示邯鄲地方城隍爺出巡的景況與內容。(一)永年“抬花桌”等民俗表演。邯鄲永年的廣府城居縣城東部，城隍爺出巡儀式也多在此地舉行，當地民俗文化濃厚，民間表演劇團眾多。“廣府古城的滄桑是永年及周邊地區歷史的濃縮和載體，歷代以來，它曾是曲梁縣、邯鄲郡、廣平國、武安郡、洺州、廣平府的駐地。巍巍古城坐落在方圓三十平方公里的一汪洼淀之中。”[6]古樸雅致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歷史悠久的人文環境下，永年區的民俗也得以發源，當地的“城隍爺”信仰習俗源遠流長。當地的民俗表演團隊都會舉辦“抬花桌”“舞龍舞獅”“秧歌”等多種民俗活動。城隍爺出巡活動中，由8人抬起紅色的大花桌，花桌上放置鮮花圍成的大花圈，顏色以紅色、黃色、紫色等明艷的顏色為主，絢麗奪目。整個出巡的過程洋溢著喜慶的氛圍，除此之外，在民俗活動的展演中，還有腰鼓隊、舞龍隊、扇子隊等依次排成方陣向前行進。永年的城隍儀式具有地方特色，民俗表演活動生動活躍。(二)磁縣民間出巡隊伍表演。磁縣的城隍廟居于縣城中心，“城隍爺出巡”儀式一般定在正月十六，出巡開始，主持者上香畢，鳴炮奏樂，城隍爺神像被抬上紫紅椅，路旁有彩旗夾道相迎。參演的隊列都有各自的標語和旗幟，如“社區腰鼓演出隊”“磁州鎮朱莊陽光舞蹈隊”“舞龍舞獅隊”“戰鼓隊”“旱船隊”等。在警察的有序指揮下，隊伍在道路中央以邊表演邊行走的形式展開，歡天的鑼鼓聲更是襯托了“城隍爺出巡”儀式的隆重和熱鬧。城隍爺神像被請出城隍廟，在民眾扮演的諸路神仙的指引下，接受民眾祈福。在參演的隊列中，有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各路神仙和歷史神話傳說中的人物，還有中國古代經典名著中的角色。在巡游儀式中，諸如《水滸傳》《西游記》里的經典角色被表演者展現得生動詼諧，惟妙惟肖。表演者戴著各種各樣的面具，身著艷麗的服裝邊巡游邊表演，道路兩旁的觀眾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在實地考察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磁縣的城隍爺出巡儀式中，觀眾的心理期待已經不完全是對城隍神五谷豐登、風調雨順的祈求，而逐漸演化為一種由外向內的民俗文化直觀的心理感受，作為普通民眾，大家對城隍爺的“神性”已逐漸弱化，轉向關注現實世界的發展。此前，中斷了20年的城隍爺出巡儀式于2016年在磁縣舉行，就田野調查的數據，筆者列表如下：隨機調查的100人中，年齡段位于10歲以下的觀看者普遍反映觀看“城隍爺出巡儀式”是出于新奇、好玩的獵奇心理，他們從未或很少見過這種聲勢浩大的表演活動；年齡段位于11-20歲的青少年則認為這是一種表演方式，熱鬧好看；20歲以上的觀眾則認為這是一種民俗的傳承方式，且年齡越長者越對此有濃厚的情懷。可以從中發現，城隍爺出巡儀式對民眾的感觀影響，以及這種儀式中民眾的心態與心理期待。

內容提要：本文主要從當前社會缺乏憲法信仰的現狀探討其成因，認為缺乏憲法信仰將是我國法治建設中的一大精神障礙，普及法律知識但沒有憲法信仰的培養反倒會強化“法律工具主義”。文章還分析了建立全社會普遍的憲法信仰的幾個要素：憲法是“良法”；憲法是“權利法”而不是“政治法”；樹立憲法權威；神圣的儀式等因素。

關鍵詞：憲法信仰，法治，精神障礙，權利法

隨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市場經濟的初步建立，人們的意識形態領域日呈多元復雜。近幾年的各種迷信神醫案件以及今年的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說明在這交接的歷史階段，各種思想的尖銳對比和斗爭。隨著我國“法治”目標的確立，法治進程的推進，信仰問題愈來愈成為一個令人焦灼的問題。信仰危機開始產生，其中對法律信仰的失落比較嚴重，如果說某些社會關系主體基于自身利益還比較注重某些部門法，那么大部分的主體則對根本大法比較漠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母法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信仰。對于許多國家奉為“人民自由的圣經”的憲法在我國卻多表現為高高在上的法條，且僅僅表現為高高在上的法條。筆者以為，這正是法治進程中一個非常強大的精神障礙。它如此令人困惑，以致某些人對中國法治前途產生悲觀情緒[1]。在這里，筆者試圖探討憲法信仰問題，以期法學界同仁共同探討國人的意識觀念同制度演進的關系。

一、憲法信仰的含義

信仰在《辭海》中被解釋為“對某種宗教或對某種主義極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為行為準則”。大多時候，信仰是同宗教密切聯系的，這主要源于西歐中世紀神學政治，因為它強調對上帝的絕對信仰與服從。但隨后經過人文主義的震蕩，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這種單一信仰的局面便不復存在。信仰也開始與宗教以外的事業或主義或其他相聯系，主要是指信仰者的極度信奉，并為之富有超越自我的奉獻精神，同時伴隨著相應的信仰行為。根據信奉對象的不同，信仰可以有不同的種類，信仰神靈、信仰領袖、信仰法律等等。每一種信仰都能為信此為真的人提供精神支柱和行動指南。

憲法信仰是法律信仰中至高境界的一種，只有對產生法律的母法抱有神圣的宗教般的情懷，才會信仰憲法，并將之奉為行為的準則。憲法信仰包括信仰憲法的情感，信仰憲法的態度以及信仰憲法的行為。其中情感因素放在首位，因為信仰情感是信仰則對信仰對象的精神體驗，是基于感覺、知覺或基于生命的本能而形成的一種心理傾向。信仰態度是信仰主體對信仰對象的信服尊重和奉行程度的主觀表現。它是信仰中的關鍵因素和中間環節，人們的信仰態度則主要源于信仰情感，而直接影響其信仰行為。信仰行為是信仰主體在信仰觀念指導下的活動，是信仰情感和信仰態度的具體體現。[2]在只有情感和態度而沒有行為體現時，那只是一種信念，決不是完整的信仰。

各位尊敬的評委、各位尊貴的來賓：

大家好！

跨進監獄警察的隊伍，我的人生就交給了祖國，在我心中，我始終相信，忠誠源于信仰。選擇成為與罪惡力量最近最危險的堅守者，就意味著一生必須具備奉獻，敢于與惡勢力搏斗的精神。就意味著我必須對我的祖國，對我的人民忠誠，以一腔熱血作為信仰，來祭奠我的青春歲月。今天，我能站在這里演講，我心情非常激動，我演講的題目是“忠誠源于信仰”。

監獄是為收押刑事罪犯人改造自新，重新做人而設立的國家機構。我從事管理的日常工作就是把收進來罪犯，對之進行日常思想教育、轉化、管理然后等待刑滿釋放。在監獄秩序維持和日常思想教育管理過程中，我秉著一顆對祖國忠誠的心，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理性、平和、文明、規范執法，努力化解被監管罪犯的對抗情緒，改善部分被監管罪犯不健康心理，維護監管秩序。

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按照規定，可以會見親屬、監護人。我的工作是不直接參與管理罪犯，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整理他們的考核，進行親屬會見。記得有一次，有個犯人由于剛剛進入監獄，急切想會見自己家屬。但是他還沒有到會見家屬時間，于是私底下通過關系，讓家屬給我捎來幾萬元，想讓我擅自安排在押人員與其親友會見。此前有警察利用職權幫助“撈人”，或者通過疏通關系“網開一面”，提供會見親友等便利。但是我沒有這樣做，而是嚴厲拒絕了犯人家屬的賄賂。我始終認為，司法場所是最具光亮的地方，因為它要照耀的是那些內心和靈魂充斥著黑暗的對象。我始終相信，忠誠源于信仰。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堅守崗位，不受誘惑。

無數個日日夜夜，晨至暮歸，監獄，我在這里，度過了人生最絢爛的青春歲月，所有的激情在這里釋放，所有的希望在這里張開翅膀，祖國熠熠閃光的國徽與親人要好好報答祖國的叮囑無數次的在我的夢中回蕩，提醒著我，鞭策著我，我是一名共和國的監獄警察，維護公平正義是我永遠的誓言。在監獄里，像我這樣以忠誠立身的人不是只有我一個。而是整個隊伍。

思維、意識混淆不分，是未來信仰的障礙。

不要也不應該試圖否定思維能力規則的積極探索努力，人類歷史所有的理論成果和物質性再現所創造的今天文明輝煌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

但是，我想說，這是必然，是文明進步的必然，是人類性物質文明的必然。必然，就是說無需擔憂明年的春天是否會來到，科學就是把握這樣的必然性內涵——規律——而為我們所認識利用。這個世界有著諸多必然，實乃源自物質世界的規律，已經認識的規律，思維將非常好地理解什么叫必然，尚未認識的規律作用，是我們的探索前沿所在，而必然性也一定存在。思維的二元屬性注定了對立認識必然。所以，思維說，必然的對面就是偶然。然而，如果站在思維二元屬性的認識之上，偶然并不存在，物質界規律的必然性，說明了偶然只是思維未知的必然性內涵在奏效。

如此的敘說已經隱含了物質界存在的機械性，而對物質界必然性的興趣盎然，是思維保持獨裁地位的必要條件，更主要的，是廣泛性自我對思維獨裁地位的認同。獨裁，必然無法忍受除了它所認定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存在，個體地、群體地無一例外都是如此表現。對思維獨裁地位的認同信念，是外在化現實真實中所體現的霸道、專制的內在根本，與其說如今外在性表現地我們反對霸權，不如說內在性地是思維霸權在現時代需要質疑，這是當時代人類發展進化要求在今天必須對自我感知手段產生深刻認識變化的體現。

對思維能力的執著認同（事實上，對思維能力運用的探索研究完全需要擴展）在今天有個前提：必須認清物質界最高感知手段——思維的本質及其對它唯一執著的信念并據此所導出理論實踐的后果。對此認識蒙蔽的后果必然，就是外在唯一決定性信念的執著，人類歷史地，一貫如此，即一切唯一地以外在性結果呈現來作為存在價值的體現，所以，錢權性的“肌肉”發達就是全部的生存追逐所在了。外在唯一決定性的信念下，未來必然的科技進步一定形成逐步獨立于人類社會的智能性社會，并對人類自身生存環境競爭造成沖擊，這是緊緊只焦點于外在物質必然性的未來結果。

人類進化，體現在思維自身的定位變化及能力拓展，大腦的功能利用率從未實現大飛躍。站在人類性進化視角存在一個必然：思維地位從獨裁→質疑→先鋒。今天文明已經凸現了思維地位的質疑，看看全球現實，小到個體，大到共同體，是趨于獨霸走勢還是自由多極化展現？其矛盾背后的實質就是思維壟斷性地位需要面臨廣泛性地質疑顛覆。必須清晰：思維是外在化世界的最高感知象征，我們之所以認為我們活著，首先就是因為思維，但，這不是它在今天和未來繼續主宰自我的理由。

關鍵詞：中國信仰

摘要：人們一直議論和憂慮的，已不僅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而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信仰根基問題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與變化舉世矚目。然而，在此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中，中國社會的文化與精神現狀卻不是那么樂觀與自信，中國人的幸福指數一直難以上升。

以往之中國信仰，表面上乃以道德、良心形式呈現，實質里卻是要轉以國家權力才能得以付諸于實踐的。國家權力通過對信仰實踐條件的控制，把文化信仰、道德良心與國家興亡聯系到了一起。所以，中國人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價值、信仰，但是他一旦接納一項價值觀念，也就不免被引入這權力秩序。由此觀之，不是信仰有無的問題，而是信仰如何得以進入社會、安定人心的事情。

“社會”依舊缺席

中國人存有自己的信仰世界，但是這些信仰世界與人間社會被各種正統的禮儀與文化主張所間隔，信仰結構被神格化的理想主義所替代。

大凡社會生活，都免不了要在價值歸屬上具有一定的共識，從而不可避免地要與信仰問題聯系在一起,尤其是一個價值共享的信仰體系。可是，信仰關系在中國社會里面，往往更多體現為一種意識形態、體系化的價值關系,以及不同階層、身份或等級之間排列的價值規則。因此，信仰關系就會呈現中國人對于社會秩序的一種最基本的定義方式：一個權力整體的各個要素，依照其與整體的關系來排列各個身份等級所使用的價值原則。即便是時代變遷了，人們的信仰關系雖然也在轉變，但要完成這一轉變，我以為，首先是要超越這一具有神圣宗教性特征的權力關系，而不是忙于去重建什么信仰體系。

摘要：本文針對當前我國信仰危機問題凸顯這一狀況，分析了危機成因，并提出相應的解決政策，以期能夠對此問題有所緩解，從而加強國民信仰教育。

關鍵詞：信仰；信仰教育

一、信仰之內涵

提及信仰我們都不陌生，頭腦中會迅速跳出信仰這一詞匯，問及含義以及對信仰的理解，能夠深刻剖析者卻寥寥數人，我們僅能對信仰一詞作模糊理解，那么信仰的真正內涵是什么呢？

但丁在《神曲?天堂》中說：“信仰乃憧憬之物的實質，也是未見之物的見證，我認為這就是信仰的要旨。”作為人精神活動的核心，信仰唯一表征著人類的終極關懷，對人生的價值追求具有重要意義。《現代漢語詞典》對信仰一詞做如下定義：信仰是對某人或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極度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和指南。信仰，作為倫理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是表示對人生某種目標的選擇，指人們對于某種思想、學說、主張、宗教或個人的信服與仰慕，并用以作為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行為指導。在西方哲學當中，信仰主要有兩方面的涵義：第一，信仰，可譯為“信念”，在普遍意義上指的是一種相信、信奉、不懷疑的心理狀態；第二，信仰是一種在宗教意義上當人超越問題領域達到神秘領域時產生的態度和行動。英國哲學家羅素認為信仰是由一個觀念或意象加上一種感到對的情感所構成的，在信仰中，主體對某一對象的極度相信占核心地位。信仰屬人所特有的，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和復雜的結構，是人們對其認定的最高生活價值——終極價值的某種對象的始終不移的依賴和執著不渝的追求，是人對自身生命存在有限性的一種觀念超越。

談到信仰必言及宗教。宗教，無論人們怎樣去規定它，它在現代文明中頑強的生存著的事實已經不允許我們輕視它了。只要人類還可以自由地駕馭那些統治著他的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還有些不能從思想上解釋和解決的問題，人類就需要某種形式的信仰，就難免會有宗教現象。宗教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它既可以是一種意識形態，又可以是一種社會儀式或者社會組織，同時也可以是一種文化現象。但是就宗教和信仰這二者而言，我們可以肯定信仰是比宗教更為根本的東西。現代人趨向宗教不如說趨向信仰更為妥貼，當人們在從事某種宗教或者迷信活動的時候，他們的精神意識狀態處于一種信仰的狀態。因此宗教活動本身只不過是人類精神意識信仰狀態的一種外在形式，而不是它全部外在或必然形式。信仰并不以宗教為自己的特質和必然走向，然而，宗教卻以信仰為特質，沒有信仰，宗教將失去自己的規定。因此，我們研究信仰必須解剖宗教，解剖宗教又必須從信仰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