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學范文10篇

一、行政學是不是管理學

在我國的行政學研究中，行政學這個學科也被表述為行政管理學，這就造成了行政學與管理學之間劃界不清，在教學和研究實際中，這已經成了行政學的學科尷尬。從行政管理學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們是把行政學作為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看待的，是一門特殊的具體的管理學科，即關于行政的管理學。根據這個思路，有的學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著管理的含義，那就不應當同義反復地稱行政管理學，而應當稱作為政府管理學，即政府既是管理主體又是管理對象。這在表面上看來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會看到，政府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下進行行政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內容的延展，就會遇到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比如，根據政治學的思路所建構的管理學究竟應當是一門管理學還是一門政治學。事實上，行政學時常為了自己是管理學還是政治學而發生爭論，因為這是關系到行政學的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問題，如果說行政學是政治學或作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存在的話，那么在行政學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觀念和原則，而且，如果把行政學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學科位置上，它也就勢必會遇到必須回答的政治問題。但是，稱之為政府管理學實際上又是把它作為一門管理學來看待的。管理學在20世紀的發展中，一個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據科學的原則來進行管理學的學科建構，排斥價值因素的干擾。

在某種意義上，政治學與管理學是兩門相距甚遠的科學，各自有著自己獨立的學科標準和方法論原則，而且這些標準和原則沖突極大。雖然在20世紀的后半期政治學出現過科學化的努力，有的學者試圖建立所謂政治科學，但這種努力并沒得到廣泛認同，事實也證明這種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實質意義的結果。管理學的發展中也有著管理文化學派的理論出現，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視文化因素，注重人的價值觀念對管理過程的影響，提出了不同文化類型中的管理問題，但管理學家們從來也未準備建立不同文化類型的管理學，至今我們也無法設想所謂美國的管理學或日本的管理學，更不可能設想有所謂社會主義的管理學或資本主義的管理學。總之，政治學管理學化和管理學政治學化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讓行政學在政治學和管理學這樣兩個學科之間做出妥協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學家的個人取向來確定行政學的學科位置。行政學家在研究行政學時若是服務于統治目的的，為了強化統治行為的合法性而謀求技術支持，或者為了統治的行政模式進行辯護的話，會更多地運用政治的思想方法來解決行政學問題。當行政學家站在管理的視角上來研究行政學時，他會根據管理學的學科標準和方法論原則去建構行政學。但是，在人類歷史上，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產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為都是服務于統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體制結構也從屬于統治的需要，這種服務于統治的和主要執行著統治職能的行政是一切傳統社會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政府的統治職能和管理職能形成了一個以服務于管理為目的和主要擔負著管理職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們把前者稱作為統治行政，把后者稱為管理行政。

統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為人類行政發展史上的兩個階段或兩種行政模式都有著歷史性，它們都不是人類行政的終極模式，未來還必將有一種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們。所以，無論從政治學還是從管理學的角度去建構行政學，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學在歷史上的不同階段與政治學和管理學的淵源關系，只是證明了行政學曾在一個時期是作為政治學的分支學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個時期是作為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存在的，但在其發展過程中，有著獨立化的進程，今天已經表現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認識行政學發展的這個特征，對于行政學的研究來說，就找到了一個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行政學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來建設。

2、行政學是不是一門交叉學科

當前，我們面臨很多生態問題，比如霧霾問題、水污染問題等，社會公眾和各界政府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度和重視程度也逐漸提高。各界政府逐漸將生態學與行政學聯系起來，開始將生態學的思維和觀點運用到政府的行政管理過程中，于是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相繼應運而生。

一、行政生態學與生態行政學的產生

行政生態學產生于20世紀40年代，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翰•高斯于1947年發表的文章《政府生態學》中正式提出“在行政領域進行生態學研究的訴求”，強調了外部生態因素對行政管理的重要指導意義。美國弗雷得•里格斯于1961年正式發表了《行政生態學》，他正式將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到行政問題的研究當中，使得行政生態學真正演變成為一門系統性學科。然而，生態行政學的產生則是順應了歷史和環境的發展。20世紀中葉，由于生態危機日益嚴峻，世界各國政府逐漸開始重視生態環境問題，作為一門擁有交叉性和邊緣性的學科，生態行政學因此而逐漸產生。

二、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的比較

隨著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的相繼產生，學術界對二者的探索和爭議也越來越多。行政生態學和生態行政學，雖然二者只是在名稱上存在語序顛倒，但是，實際上，二者之間存在著較大的不同和差異。

(一)內涵不同。關于行政生態學的內涵，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王滬寧認為，行政生態學是一種透過生態學的視角去研究一種生命主體與其外在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論和方法。簡而言之，就是運用生態學的研究方法來模擬行政系統的運行環境，研究行政系統與其環境的一種理論方法。這個理論認為行政系統在運行過程中，既不能離開自然環境，也不能離開社會環境。它更加強調環境對行政系統運行的重要性和影響力。由此可見，行政生態學的內涵是指一種有關行政系統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相互關系的研究。它的實質是對生態學的概念和方法的一種借鑒和運用。關于生態行政學的內涵，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界定。高小平認為，生態行政學是一門在生態學科學的前提下，行政主體為了緩解生態環境問題所引發的人類生存危機問題而研究如何開展行政行為的科學。生態行政學的研究目的在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緩解生態破壞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在生態行政學中，并不存在對生態學概念和方法的借鑒和運用，生態行政學更強調的是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價值觀。

行政管理論文

一、行政學研究政府嗎

在人們的觀念中，往往認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這個概念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所謂政府是指“政議之府”。一般說來，總是在探討政府與社會以及其它國家機構的關系時，才會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別是當一個問題屬于政治學的范疇時，肯定會涉及到政府這個概念，但如果在這個層面上來探討行政學，就顯得有所牽強，以致于在行政學的研究和敘述中，何時使用政府和行政這兩個概念都表現出了很大的隨意性。

政府與行政的關系可以這樣來理解：行政行為產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組織機構或人員來承擔。行政學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個行政體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說行政學是以政府為研究對象的話，那是不準確的。因為，站在行政學的視角上，政府是以行政體系而存在的，行政體系是經過行政學的抽象而確立起來的研究對象。或者說，行政學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為以及與行政行為相關的各個方面的內容。對于政府的政治歸屬問題，行政學可以不去涉獵，它的研究更多地傾向于技術性的方面，是屬于技術抽象意義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學的研究中，受過專業訓練或有著專業素養的人，一般來說不習慣于使用政府這樣的概念，他們總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體、行政組織、行政機構、行政部門等一系列概念來取代作為政治學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這個概念時，他們的真實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體系以及行政行為。可見，我們雖然把行政學定義為專門研究現代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科學，但是，這里所講的政府，只是指與行政活動相關聯的方面，并不包含對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較長時期內，行政學是作為政治學的分支學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學的政府概念。作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行政學的研究內容必然很具體。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論，它作為一個學科而能夠成立的理論是由政治學賦予的。雖然19世紀末20世紀初行政學被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提了出來[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進了管理學方面的內容，而在學科的理論歸屬上，還是沒有走出政治學為它劃定的界限。行政學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建樹，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學分析自己的研究對象的障礙。使得對于“行政學是否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問題一直有人表示疑義。科學界有著不成文的默契：一個沒有自己獨立理論的學科決不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行政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不能現成地接受政治學為他提供的政府理論，它需要把政府抽象為行政體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問題。我們相信，隨著一批有著行政學專業素養的學人的出現，它的研究會從對行政體系的分析入手，來建構行政學的學科體系和確定研究的基本內容。

二、行政學是不是管理學

本文作者：聶萌工作單位：山東行政學院

到行政學院進行培訓的學員普遍文化素質較高，求知欲望強烈，信息獲取渠道廣泛，所以，他們對圖書館的利用有明顯特點。閱讀目的和需求分析到行政學院進行培訓的公務員和各階層的領導干部，其重要目的在于通過學習重新獲取新的政治理論信息以及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提高決策執政能力，加強自身修養。為達到這一目的，課堂教學已不是唯一的手段，教員更多地向學員提供信息線索，讓學員在課堂外自主地通過各種手段有選擇的接受信息。他們既需要思想素質的提高，又需要能力素質、知識素質的升華。因此反映最前沿的發展理論動態和信息以及專業性強、學術層次較高、廣博精深的圖書資料是行政學院圖書館的主體需求。另外，為調劑緊張的工作學習生活，從個人愛好出發，偵察、選擇、尋找自己感興趣的信息，截取必要的文化知識，從中獲得娛樂與休閑也是學員閱讀需求的一種體現。閱讀習慣和形式分析在閱讀習慣和形式上，到行政學院培訓學習的學員多數傾向于印刷型文獻。雖然機讀型文獻有信息量大、檢索途徑多、輸出(下載、打印)方便、可以真正實現資源共享等優點，但必須借助于計算機閱讀。而印刷型文獻可以隨身攜帶，隨處隨時閱讀。目前許多學員獲取文獻信息的手段仍然主要是通過印刷型文獻取得，這與多年養成的讀書習慣有關，但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借助于機讀型文獻獲取文獻信息也逐步被大家接受和認可。在圖書與報刊的選擇上，各種不同的培訓學員有著不同的選擇，長期培訓的學員側重于借閱圖書，因為圖書是總結性的經過重新組織的三次文獻，內容比較成熟定型，是掌握一門學科的基本資料。短期培訓的學員多傾向于報刊類定期或不定期的連續性出版物，它具有刊載文獻信息速度快、內容新、出版周期短、涉及學科面廣等特點，報刊對于追蹤新動態信息也起著重要作用。閱讀障礙分析到行政學院進行培訓學習的學員利用圖書館學習，主要障礙有兩個方面:一是來自學員自身的障礙，各級干部和公務員到行政學院進行長期或者短期培訓時面臨著工作學習的雙重壓力，使他們到圖書館讀書的時間受到限制。另外，學員對圖書館的分類體系、自動化系統、館藏結構、電子資源的種類、內容等在短期內無法深入了解，這是主要障礙。二是來自圖書館服務的障礙。首先，行政學院圖書館文獻資料保障體系還有待完善，特別是對一些新、優、精品圖書的選購稍顯滯后。其次，對于館藏宣傳揭示不夠，許多學員不了解圖書館擁有的豐富信息資源，特別是未充分認識到現代電子文獻的優勢和利用的便利，從而大大降低了電子文獻的使用率。第三，對學員利用圖書館技能培訓不到位。主要是對圖書館使用的分類體系、檢索技術的運用等，這些都制約了他們對圖書館資源的有效利用。

行政學院圖書館應針對行政學院學員的閱讀狀況，在進行館藏建設和服務時充分實現資源共享，并突出自身重點、形成特色。在信息時代，每個圖書館只有適當突出本館特色，建設個性化館藏文獻資源，通過提供個別、差異化服務，才能在新的信息化環境中彰顯自身獨特價值。(加強特色館藏建設，實現館藏文獻、信息資源建設多樣化行政學院是培訓公務員、培養公共管理人員和政策研究人員、開展社會科學研究和決策咨詢的機構。發揮行政學院圖書館核心作用的關鍵所在就是建設有科學特色的館藏。圖書館所收集的文獻資料必須與本校設置的培訓專業和所承擔的教學科研任務相適應。首先，要以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收藏黨和政府在各個歷史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的相關歷史文獻以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經典著作。其次，反映當代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等理論前沿學科、當代社會難點、熱點和當代最新科技動態以及較為全面的內部文獻要作為館藏的重點。再次，在行政學院培訓的學員中有不少專家學者型干部，為勝任工作，對所從事領域的專業技術前沿知識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有選擇、有重點、有針對地采購這方面的圖書資料。另外，隨著現代化文獻載體的多樣化，要逐步更新館藏結構，擴充館藏文獻信息量，加大電子文獻入藏比例。創新服務理念，加強特色化服務建設無論任何一個圖書館，都要通過特色化的服務才能實現特色資源的價值，因此要注意克服“重建設、輕利用，重開發、輕服務”的思想，進一步優化服務方式，深化服務內容，加強與讀者的雙向交流和溝通，進行特色化服務建設。1．改變傳統服務方式，為學員創造多種渠道獲取信息資源的途徑。可以根據本館收藏特色有選擇的對館藏文獻資源進行數字化處理，建立特色文獻數據庫。文獻數據庫是文獻資源的深層次開發，是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有效手段。行政學院圖書館數據庫建設上應確立“以需求為導向，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建庫原則，建立起兼顧求知與科研、學術性與知識性的數據庫。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及信息資源的優勢，通過電傳互借、電子郵件等網絡服務方式，使學員回到工作崗位上仍然能享受圖書館的服務。總之，從廣博與深厚兩個方面入手，以提高圖書館信息服務的有效性。2．加強對圖書館的宣傳，開展學員文獻檢索培訓，提高其自我服務能力。為使到學院培訓的學員更好地了解圖書館，要通過新書目介紹、圖書館指南小冊子、圖書館信息服務講解、校園網絡查詢系統等多種途徑，大力宣傳特色館藏、圖書館的服務方式與設施等，增強學員對圖書館的認識，吸引他們利用圖書館。另外讀者利用圖書館文獻信息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館藏文獻信息的利用率。現代圖書館計算機網絡、多媒體光盤、各種數據庫等的使用方法令人眼花繚亂，很多讀者對新技術無從下手。這就要求引導學員利用信息資源，培養他們敏感的、主動的信息意識，使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學習目的，充分運用圖書館豐富的文獻和電子資源，發現、搜集整理必要的信息，掌握搜集、鑒別和獲取信息的知識與技巧，提高其自我服務能力。3．加強圖書館專業隊伍建設，提高圖書館員專業素質。為了使行政學院圖書館真正成為一個能主動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現代化文獻信息中心，對從事讀者服務及信息服務的圖書資料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綜合能力的要求在不斷提高。圖書館員在工作方式、工作價值、工作效率、工作成果諸方面將發生變化，圖書館工作人員要從“目錄指導者”、“信息提供者和用戶之間的中介”向“信息導航員”、“網絡導航員”、“主題專家”等角色轉變。因此，要鼓勵館員不斷學習，促使館員全面提高素質，培養其使命感和責任感，樹立競爭觀和效益觀，使他們成為擁有創新能力的知識型館員。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強調人文管理，重視情感導向、價值標準、行為模式的培養，營造信息供給的良好環境，開展順應人性、尊重人格的情感個性服務。要通過加強對圖書館員的培訓力度，提高館員的整體素質，搞好隊伍建設，以適應行政學院圖書館發展階段的需要，更好地服務于培訓和科研的需要。

行政學院是公務員教育培訓、公共行政理論和政府管理創新研究重要基地，是政府決策咨詢的思想庫。作為行政學院圖書館，要適應時展的需要，真正發揮其文獻信息中心的作用，要不斷加強文獻信息資源建設，不斷創新服務內容和服務方式，為提高行政學院人才培養質量，為領導決策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務和參考咨詢服務。

·經典管理模式。當行政學正式從政治學中分離出來，并且行政被等同于企業管理，行政學的主流觀念就開始追求象機器一樣的效率：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費完成工作。重心從公共行政在社會中的地位這樣一個政治問題轉移到微觀的問題——即如何有效地管理組織的問題。這種導向源于科學管理學派并在較為復雜的行政決策制定分析中達到頂峰。通過對企業組織的研究得出一系列被認為在管理中廣為適用的原理與原則，而運用這些原理與原則可以取得最佳的效率。將這些發現運用于公共部門組織的管理被認為是順理成章。

·政治與政策制定。當行政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起來，而且新興的福利國家開始廣泛發展福利項目時，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就不再現實。羅斯福新政時期政府對社會事物的干預就是明顯的例證。如此，公共機構為了獲得不同選區居民的支持，便調整策略去影響選區并滿足選民的需求。這樣，公共行政的一個主要趨勢便是遠離“中立”而靠向“政治”。盡管早期支持行政中立的學者主張行政官員僅僅是公共政策的執行者，這種假設現在被認為是幼稚的。人們認識到價值觀不僅從多重外部因素侵入行政，價值觀同樣存在于如政策執行這樣被號稱為是“中立”的內部決策中，象其它政策參與者一樣，政府官員應當參與政策制定。

·人類行為。經典管理學派植根于泰勒的科學管理學派和效率的工程概念中：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費完成工作。盡管從私營部門中得出的管理理論有助于我們理解組織的骨架，但事實證明用這些理論來解釋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立部門中的人類行為都是不恰當的。尤其是它們不能解釋人性的復雜性、不確定因素或變化環境的影響。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霍桑實驗與對組織的社會學研究形成了新的管理學派思想。行為學派強調人際關系與個人目標的重要性。即強調組織中個人與集體的多層面、網絡狀、非正式組織的重要性。

·項目的有效性。二十世紀以來，伴隨著技術的日益進步、人口的不斷變化以及政府職能的增加，政府項目增多。同時，公共財政資源逐漸萎縮。如此，公共機構生產力的有效性成為美國公眾關心的首要問題。行政中“唯一最佳方式”的概念受到批判。這不僅適宜于實用工具與技術，而且有助于我們對行政學學科的理論構思。公共行政學開始將自身看作是一門綜合學科，通常是有價值觀念沖突且價值觀相互競爭的學科，而這門學科還在不斷地適應與改善之中以追求優異的業績。

第二部分：美國公共行政實踐的三種模型

尤格斯與凱勒(Uveges&Keller,1998)提出了美國公共行政實踐的三種模型，而這三種模型又基于三個假設或前提。應該說，三種行政管理模型反映了美國政府管理的演變。每一種模型都試圖從不同的層面解釋政府是如何控制互為沖突的利益以及如何管理社會的。通過分析這些前提和假設，就能夠評估公共行政的范圍和屬性。

〔摘要〕我國公共行政學經過近30年的發展，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許多需要重視和解決的問題，如公共行政學研究本土化問題。推進公共行政學本土化進程，一要轉變公共行政學研究者的觀念，這包括強化其反省-批判意識、責任意識及發展意識；二要推進公共行政學研究的理論創新，這包括在深入調查中催生公共行政學理論創新，在面向世界、博采眾長中實現理論創新；三要強化公共行政學理論對公共行政實踐的指導性作用，這包括發揮公共行政理論對行政實踐的描述與解釋性功能、批判與創新性功能及規范與引導性功能。

〔關鍵詞〕公共行政學，本土化，觀念，理論創新，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行政學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社會影響日益擴大。隨著研究內容的不斷深入和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應用性的社會科學，在促進社會發展、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我國公共行政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公共行政學，對我國傳統公共行政學思想缺乏研究興趣，對我國公共行政改革與發展的現實問題缺少關注等。這些問題直接導致了我國公共行政學的研究很難植根于現實土壤，其理論研究的廣泛性和深刻性明顯不夠，行政科學的理論研究與現實中的行政改革和發展存在著較大差距等。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公共行政學?應該如何借鑒西方的公共行政學理論和方法?應該怎樣對待我國公共行政學的遺產?應該怎樣處理公共行政學研究中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這些問題歸納起來，可以總括為公共行政學本土化問題。筆者認為，公共行政學本土化就是，在立足本國公共行政現實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的公共行政理論、方法，汲取本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公共行政理論并使其有效地服務本國社會。公共行政學本土化問題的解決，關系到我國公共行政學發展的前途與命運。因此，開展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研究在當前是非常必要的。公共行政學本土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推進這一進程需要做很多工作。我們認為，當前需要解決這樣三個問題:轉變公共行政學研究者的觀念，推進公共行政學研究的理論創新，強化公共行政學理論對行政實踐的指導作用。

一、轉變公共行政學研究者的觀念

推進公共行政學本土化進程，首先必須轉變公共行政學研究者的觀念，強化其反省-批判意識、責任意識和競爭-發展意識〔1〕(P237)。如果公共行政學者的觀念與認識沒有一個根本性轉變，公共行政學本土化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一)強化公共行政學研究者的反省-批判意識。研究者要通過對西方外來公共行政學知識的反省，批評那種對西方公共行政學的錯誤認識，揭示機械照搬西方公共行政學知識的危害性，堅信我國公共行政學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方公共行政學知識主要是在我國以外的社會研究中形成的，它既包含著普遍性成分，又包括著大量的特殊性與個別性成分。片面地吸收、引用西方行政學知識，不僅無法解釋清楚我國公共行政實踐中的問題，而且將導致對西方公共行政學的畸形依賴，最終使公共行政學無法在我國社會中生根和成長。實際上，目前國外的公共行政學研究仍然沒有發展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共行政學理論。正如美國公共行政學家法默爾指出的，美國的公共行政學也只是一種“特殊主義”的知識體系。〔2〕(P123)

一、行政學研究政府嗎

在人們的觀念中，往往認為行政學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這個概念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所謂政府是指“政議之府”。一般說來，總是在探討政府與社會以及其它國家機構的關系時，才會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別是當一個問題屬于政治學的范疇時，肯定會涉及到政府這個概念，但如果在這個層面上來探討行政學，就顯得有所牽強，以致于在行政學的研究和敘述中，何時使用政府和行政這兩個概念都表現出了很大的隨意性。

政府與行政的關系可以這樣來理解：行政行為產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組織機構或人員來承擔。行政學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個行政體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說行政學是以政府為研究對象的話，那是不準確的。因為，站在行政學的視角上，政府是以行政體系而存在的，行政體系是經過行政學的抽象而確立起來的研究對象。或者說，行政學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為以及與行政行為相關的各個方面的內容。對于政府的政治歸屬問題，行政學可以不去涉獵，它的研究更多地傾向于技術性的方面，是屬于技術抽象意義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學的研究中，受過專業訓練或有著專業素養的人，一般來說不習慣于使用政府這樣的概念，他們總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體、行政組織、行政機構、行政部門等一系列概念來取代作為政治學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這個概念時，他們的真實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體系以及行政行為。可見，我們雖然把行政學定義為專門研究現代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科學，但是，這里所講的政府，只是指與行政活動相關聯的方面，并不包含對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

在較長時期內，行政學是作為政治學的分支學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學的政府概念。作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行政學的研究內容必然很具體。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論，它作為一個學科而能夠成立的理論是由政治學賦予的。雖然19世紀末20世紀初行政學被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提了出來[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進了管理學方面的內容，而在學科的理論歸屬上，還是沒有走出政治學為它劃定的界限。行政學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建樹，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學分析自己的研究對象的障礙。使得對于“行政學是否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問題一直有人表示疑義。科學界有著不成文的默契：一個沒有自己獨立理論的學科決不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行政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不能現成地接受政治學為他提供的政府理論，它需要把政府抽象為行政體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行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問題。我們相信，隨著一批有著行政學專業素養的學人的出現，它的研究會從對行政體系的分析入手，來建構行政學的學科體系和確定研究的基本內容。

二、行政學是不是管理學

在我國的行政學研究中，行政學這個學科也被表述為行政管理學，這就造成了行政學與管理學之間劃界不清，在教學和研究實際中，這已經成了行政學的學科尷尬。從行政管理學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們是把行政學作為管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看待的，是一門特殊的具體的管理學科，即關于行政的管理學。根據這個思路，有的學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著管理的含義，那就不應當同義反復地稱行政管理學，而應當稱作為政府管理學，即政府既是管理主體又是管理對象。這在表面上看來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會看到，政府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在這個概念下進行行政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內容的延展，就會遇到一些無法回答的問題。比如，根據政治學的思路所建構的管理學究竟應當是一門管理學還是一門政治學。事實上，行政學時常為了自己是管理學還是政治學而發生爭論，因為這是關系到行政學的研究內容和方法的問題，如果說行政學是政治學或作為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存在的話，那么在行政學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觀念和原則，而且，如果把行政學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學科位置上，它也就勢必會遇到必須回答的政治問題。但是，稱之為政府管理學實際上又是把它作為一門管理學來看待的。管理學在20世紀的發展中，一個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據科學的原則來進行管理學的學科建構，排斥價值因素的干擾。

本文作者：唐瓊工作單位：四川行政學院

行政學研究范圍極廣，包括了整個社會事務的管理和政府自身事務的管理。既涉及到中觀層次的公共行政的具體模式，還要研究宏觀層次的國家治理和微觀層次的管理技術與方法，研究的觸角延伸至眾多學科領域。行政學又是一門開放性學科，迄今為止，已經整合了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社會學、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環境學等多個學科，并且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其他學科必將不斷滲入進來。這就對行政學院學報的編輯在學術導向力、學術洞察力、學術駕馭力方面都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不但要對于自己負責的相關專業非常熟悉，對于相關聯的其他專業也要有所接觸才行，最好能在某一個專業上有自己深入研究，在這個專業領域里達到較高水平。編輯學者化最基本的要求是良好的學識修養，如此才能避免犯某些低級錯誤。比如一位編輯在編撰文學鑒賞時擅自將詩人筆下的“沙揚娜拉”注解為日本女性的名字，使讀者對于詩人的寫作目的產生誤解。此類事情發生太多因此有些作者評價編輯工作是“去其精華，取其糟粕”，不是把文章越改越好而是“文章改差法”；編輯學者化務必做到真正的“學者化”而不是“偽學者化”。近年來許多年輕博士進入編輯隊伍后以學者自居，不埋頭學習編輯的基礎知識，基礎技能，而是動輒滿口新潮詞匯，滿腦子西方的前沿理論，編輯的文章讓人讀不懂，這樣的“學者化”應該盡量避免。有人片面理解編輯學者化就要求編輯人員都成為學者，或者達到學者水平才能擔任編輯工作，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學者與編輯好比經濟生活中的生產商和經銷商一樣，雖然都擔負著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的任務，兩者卻不可等同視之。試想編輯們都忙著搞學術而把編輯工作當成副業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因此正確理解編輯學者化一定離不開這樣幾個大的前提，一是要放在辦好學報的前提之下，離開了這個前提，“編輯學者化”就失去了意義。二是編輯學者化要求在編輯實踐中去實現，在搞好編輯工作的基礎上再去提高自身專業理論水平。而不是脫離編輯實踐去向學者方向發展。三是專業理論水平與編輯學理論水平同等重要，不可偏廢。有了專業理論水平才能對于自己負責的學科研究歷史和現狀清楚了解，對于編輯學理論的把握則是一個編輯必需的基本功。四是編輯學者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在實踐工作中不斷積累。這是因為編輯學者化的實現需要對于前人和同代人理論成果的汲取，也包括在實踐中進行的能量轉換。再者，編輯實踐不停息，編輯學者化也不會終止，即使暫時到達了較高水準，也不能一勞永逸，因為學科在發展，需要新的理論來解決新的問題，對于編輯會不斷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2007年8月3日，魯伯特•默多克以50億美元的價位收購了道瓊斯，上演了一場“流氓暴發戶娶千金小姐”的戲劇，這場戲劇引出了一個關鍵詞———編輯獨立性。眾所周知，默多克創造的是功利價值觀下的“默多克新聞”，通過政治投機去維護利益至上的自然法則。在默多克看來，新聞、媒體是一個賺錢的行業，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為此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界對于他收購道瓊斯后能否保證新聞自由性和編輯獨立性深表擔憂。真正引起人們對于編輯獨立性這一詞語關注還得追溯到2006年的《加拿大醫學會雜志（CMAJ）》事件，《加拿大醫學會雜志（CMAJ）》事件起因是該雜志發表的稿件遭到加拿大醫學會（CMA）主管強烈反對，該刊物編輯在醫學會強迫下發表了文章刪節本。加拿大醫學會（CMA）的做法由于侵犯了編輯獨立性而遭到科學界和編輯學界嚴厲譴責，為了保護學術和出版自由多家頂級期刊撰文聲援被解聘的主編。這件事件促使學界和編輯學界真正開始關注編輯的獨立性。鄒韜奮先生曾經講過“對于選擇文稿，不管是老前輩還是幼后輩，不管是名人來的或是無名英雄來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誠歡迎，不好的也不顧一切地不用”［2］這反映出一名編輯所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因為學報編輯一旦獨立評判稿件的權力喪失直接導致的是學術公平受損，學術質量難以保證。只有排除外來因素的影響，切實保證編輯獨立性，才能保障學術的公平和質量。現階段我國學報編輯獨立性主要受如下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是來自體制的約束，我國幾乎所有的行政學院學報都是附屬于主辦單位以行政學院校名+學報的方式，作為一個部門形式存在于機構內部，是典型的“小、弱、散”。長期依附于單位產生的依賴心理使編輯們大多將編輯工作作為“為稻粱謀”的手段，缺乏獨立的人格，學術的獨立性自然會受到一定影響；其次是本身學識所限，許多編輯人員對自己所分管的專業學術修養尚欠缺，也就是沒有掌握到“話語權”，因而無法真正實現和捍衛編輯的獨立性。三是經濟大潮的沖擊，當下學報收取版面費成風，行政學院學報也概莫能外。某些學報幾乎已經墮落成斂財工具，文章不論水平，給錢就發。最明顯的變化是期數越來越多，頁碼越來越厚，質量就不好說了。據市場行情來看，省級公開的學報要價在一千以內，核心刊物數千不等，CSSCI等來源期刊那就直逼一萬了。這種潛規則的盛行使得刊物質量與經濟利益發生沖突，編輯們容易被“金彈”所摧毀，喪失掉編輯獨立性。最后是關系稿的壓力，這樣的壓力不僅存在于行政學院學報，可以說是我國現有學報的通病。根據湯姆森路透集團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論文數量從2000年的2萬多篇增加到2010年的13萬多篇。原因是中國大學四五千所，大學教師多達幾百萬，各類職稱評價體系都要看數量，從這些數據就可以看到的市場需求，借用一句廣告語：“有市場，就有殺戮”，需求巨大和刊物數量有限造成的矛盾不僅使得版面費風行，人情稿壓力更是無處不在，領導、同事、親友、同學都可能是這關系網中的一員。何謂編輯獨立性，世界醫學會編輯學會對編輯獨立性的定義為：主編對期刊的編輯內容擁有全部的權力。期刊所有者在評價、選擇或編輯稿件的過程中，不能直接干預或通過營造一種氣氛而強硬地影響主編的決策。主編做出決策的基礎應該是研究工作的可靠性及其對期刊讀者的必要性，而不是期刊的商業上的成功與否。［3］我國的行政學院學報大多建刊于上個世紀90年代末，歷史并不長，學報對于辦刊理念尚在探索之中。提高編輯獨立性首要需要解決的應當就是體制的問題，一提到體制原因涌上心頭的都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積重難返”“尾大不掉”等等句子。中國人口多、地域廣，國情復雜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大凡改革與創新涉及的都是利益重新分配與調整，在改革過程中總有小部分人的利益會受到損失。所以學報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但是成效甚微。有學者建議打破學報“一校一刊”的辦刊模式和現有的教職員工學術考評機制，讓期刊學術質量不再受高校科研水平的制約，教職員工的學術考評不再僅依賴于高校學報。具體做法是改變“校名+學報”的命名方式，剝離期刊與高校的依附關系，引入相關企業合作與企業合作管理機制，采取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和集約化管理。［4］二要提高編輯自身素質。行政學院學報的編輯們有的是半路出家，有的是新手上路，面對來稿數量的日益增多和學科發展的不斷細化，還有邊緣學科出現帶來的“知識盲區”問題，都應當通過自身學習，不斷提高業務水平。如果編輯學術水平能夠對領域內的研究了然于胸，對于相關學科的研究領域也很熟悉的話，既能占據一個制高點掌控來稿質量，同時也能構建一個溝通平臺與作者良好互動，那么編輯就有能力實現和捍衛編輯的獨立性了。三要妥善處理好經濟利益關系。版面費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問題，對此目前有兩種解決方案，一種是堅決抵制，維護學術的純潔性，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宣布，對大量刊載學術論文的期刊進行監測評估，對學術質量差、靠收取版面費生存的期刊予以停辦。另一種說法是干脆給實際存在的版面費正名，多方位開發經濟補助與扶持渠道，將一切交付給市場說話。四要杜絕關系稿。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完善管理模式，主管領導和部門要賦予編輯自主性，主管部門和領導不要過多干涉編輯流程、進度和程序。同時也要建立健全審稿制度，例如引入雙盲審稿制度，不給人情稿以可乘之機。作為編輯要學會善于溝通，處理好人際關系，既不需要得罪人又能維護編輯的獨立性。

學報對于主辦單位來說是對外宣傳的窗口、是提升形象的面子工程，同時也是本校教師的陣地，扮演著多個重要角色。現實情況是其編輯卻不一定享受與本校教師同等的待遇，我國的行政學院學報都是附屬于行政學院而設的，通常來講在一個學校里教師是最重要的成員，其余各部門是為教師服務而設的。學報編輯部不管在普通高校還是在行政學院可以說是屬于“老、少、邊、窮”地區。身處這個管理鏈里的編輯們宛如溫水中的青蛙，日子過得平淡無味但也是衣食無憂，因此容易對工作產生懈怠。編輯工作基本就是收稿、審稿、校稿三個工作流程循環往復，千篇一律，機械性的工作重復很容易造成對工作審美疲勞；并且編輯工作說到底都是為他人作嫁衣，對一篇稿件精益求精反復雕琢數次，其成果基本與自己無關，容易造成工作的虛無感；和各個教研部的教師相比，編輯們的工作相對固定，很少有交流到其他部門的機會，多數編輯差不多數十年呆在一個崗位上。并且主辦學校劃撥給編輯部的經費十分有限，編輯幾乎沒有繼續受教育和培訓的機會，在編輯部呆太久后“閉關”過久導致無法適應新的工作，容易造成對前途的渺茫感。還有當前很多高校的學術成果考核體系都把學術期刊分成了三六九等，只有發表在核心刊物上的文章才會得到重視，在職稱評比和年終考核乃至評選先進時都是如此，而非核心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境遇就大不相同了。學校采取這樣的考核無可厚非，因為容易量化，操作簡便，但是這種行為導致的后果首先是非核心刊物收不到優質稿件，大大挫傷了非核心刊物編輯的工作積極性，而我國的絕大多數地方行政學院學報的編輯正是處于被挫傷之列。產生上述對于編輯職業的倦怠是學報編輯們心理調適的問題，［5］改善這些心理上的不良反應，來自學校領導的重視是非常關鍵的。學校領導要將編輯部與教研部以及其他部門等同視之，能夠在制度上建立健全崗位競爭激勵機制，增強工作活力；嚴格工作考核與管理，調動編輯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對于編輯部門給予同樣參與科研的機會，提供其從事科研的條件。在職稱評定等環節上考慮到編輯部門的實際情況在公平原則下制定政策等；要提高編輯的工作積極性和熱忱需要找到對工作的興趣點，青年編輯們尤其容易在進入編輯行列后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其主要原因是對編輯工作沒有深入進去，只是把編輯工作停留在審審稿、改改稿上面，這需要年輕編輯們有座“冷板凳”的準備和勇氣，多向前輩大家學習。其實作為一名行政學院學報編輯，每天所接觸的稿件所涉及的學科很廣，在審稿和交流的過程里已經起到了學習的效果，只要通過自身慢慢的積累，不但工作上得心應手，就是學術研究上因為涉獵廣泛也會進步不少；最好能讓編輯們“走出去”，例如參加一些關于編輯學理論與編排規范的培訓班；一些本專業編輯部門組織的，主要針對編輯的業務技能、策劃能力、溝通能力、表達能力的比賽。還有類似于編輯沙龍的活動，每一位編輯都可以在這個舞臺上展示自己專業特長，以“藝”會友。一方面拓展了編輯視野一方面給編輯們提供了鍛煉的機會，“磨刀不誤砍柴工”，通過形形色色的活動來激發出編輯們的活力與潛力。［6］《行政管理改革》創刊之時，總理指出：“辦好刊物，關鍵要有一個好的編輯部。”只有切實培養出素質高、能力強的編輯隊伍，才能推進刊物質量，為把刊物打造成精品刊物奠定堅實基礎。媒介融合大時代的來臨，對行政學院學報編輯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處于轉型時期的編輯們必須踐行終生學習的理念，不斷提高學習力，開拓視野，追求真理、勇于創新，才能應對新的挑戰，成為文化創造的真正推動者。而做到這一點，需要多管齊下，既需要一個良性體制環境，也需要主辦單位重視編輯們長期發展的需要，最主要的還是編輯們應當練好“內功”，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質。

本文作者：吳濤工作單位：浙江大學

通觀李建勛的教育行政研究可以發現，兩次赴美留學的所學所感，對李建勛教育行政學思想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第一次留學美國期間，李建勛曾兩次參觀美國全國教育會議，會后感觸良多。雖然也有針對美國教育行政的“省自為政，中央無統轄之權”［3］(P3)而提出的批評，但更多的還是對美國全國教育會的民主化、專門化和專業化等特點所表現出的贊譽之情。對于“美國全國教育會，內分三十余部，每部有若干委員會，每委員會有專家若干人”，“自蒙小教員以至于各省教育科長及中央學務局長，均為教育會會員，……一問題之發生也，經該會議決及公眾認可后，即可見諸實行”［4］(P32－P33)等情形，李建勛十分贊賞，并且認為這些正是中國教育聯合會所缺乏和亟待完善的。盡管只是參觀和旁聽，但李建勛在這兩次美國全國教育會議中所收獲的，卻絕不僅僅是兩篇參觀記而已，其集權化、民主化和專業化的教育行政學思想的形成，實是導源于此。1921年回到國內以后，李建勛在北京高師講授教育行政學課程的同時，繼續思考著中國的教育行政問題。一次在平民教育社的講演中，李建勛總結了中國當時教育行政的五個重大且急需解決的問題，即教育法律問題、民意機關問題，調濟人才問題、促進專業問題和學款分擔問題。通過對這五大問題的分析和總結，李建勛的教育行政學思想開始初步形成。在教育法律問題上，李建勛認為，“民治國，憲法上一定要有教育法律，所有教育部應做的事，和總長、廳長、視學等應做的事，統統用明文規定出來”，“教育法律定了出來，人民即可執之以為促進教育的鞭策。”在民意機關問題上，李建勛認為，“中國教育的機關，即使不能完全由民意組織，也要有一部分民意。使人人有合作的機會，人人有作事的興味，民治精神，方能發展，辦事成績，方能優良。”在調濟人才問題上，李建勛認為，“作事任勞的人，反比高坐堂皇的人薪水減少，這是極不公平的”，因而主張“提高勸學所長及視覺資格，以高師卒業以上為限，增加勸學所長及視學薪水，使他們安心盡力”。在促進專業問題上，李建勛認為，應通過薪金制度、休養制度、職業保護令等經濟手段和夏期講習會、半工半讀、參觀旅行等學業手段來培養和造就教育專業人才，促進教育行政的專業化。在學款分擔問題上，李建勛認為，“地方對于教育，僅須擔任建筑及設備費。其他費用如教員薪金、年功加俸等則由中央與各省供給之。即使不能完全擔負，至少亦必擔任其一部分乃有指揮之權，而使各地得平均發展之勢。”［3］(P13－P14)從李建勛在上述五個問題上的觀點和主張可知，強調教育立法和民意教育機關，主張調濟人才和促進專業發展，正是其追求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和專業化的體現;而提出由中央和各省與地方共同分擔學款，以保證各省與中央同時享有對地方教育的指揮之權的主張，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李建勛的教育行政集權化思想。李建勛教育行政集權化、民主化和專業化的思想，在他第二次留學美國期間所撰寫的《直隸省教育行政組織之改革案》①中，得到了更為明確而具體的表述。這份改革案乃是“斟酌吾國之國體、民情，及參考美國由百余年經驗所得之理論及事實而成”，其討論的重點即為“省集權、民治制及專業化之教育行政組織”三個方面。［5］(P1)李建勛在改革案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教育行政的三大弊端:其一，“中國幅員闊大，各省需要未必盡同，若強為集權而劃一之，中央有鞭長莫及之勢，地方受削足適履之苦”;其二，“國號共和，政權民治，若專靠官吏，則民意弗屬，教育難期長足進步”;其三，教育行政機關為各種教育活動之原動力，倘非專家主持其間，進行則若無指引。”［5］(P1)中央對教育的集權而劃一，正表明各省無教育立法與行政的實權;而專靠官吏，缺乏民眾同情，且無教育專家主持其間，乃是由于未能構建保障民意的教育法律并缺乏對教育專業人才應有的重視。基于上述認識，李建勛在對比了中美兩國教育行政狀況之后，便提出了各省應“組織一種教育行政機關，包有董事會以事立法，及教育專家之教育廳長以司行政”［5］(P17)的改革主張，并給出了改革現行教育行政制度的具體方案。他認為，省教育董事會應由省長和全省公民共同選任，以無黨派及行政職務的著名教育家及有名望之人物任之，教育廳長則由省教育董事會任命，以品行端正、有博士學位(或得學士學位后復受三年教育訓練)及從事教育事業三年以上者任之;省教育董事會任期應定為14年，教育廳長任期雖不固定，但“第一年后留任者，其后四年不得更動”，以避免教育廳長任期“以教育總長及省長之喜怒為轉移”［5］(P9);省教育董事會具有立法、任命、監督和管理等職權，教育廳長為省教育董事會及教育廳之行政首長，教育廳長之下分設教育廳各股(包括教育研究股)，由“有教育訓練之人員組織之”［5］(P34)，以實現其作為專業領袖(制定并執行教育政策，對各級各類學校工作進行監督，討論、考察教育需要及促進教育活動之方法，增進教育專業興味)及法律(制定及解釋教育規程，提出新法案或更改現行法案，受理學校控訴)、統屬(監督考試，訂定課程，制定教科書及參考書一覽表，審核各級各類學校)、合作(與省立各廳及地方機關合作)的職能。通過上述改革主張可以看出，第一，李建勛所主張的省集權，即是指省教育行政機關應在行政權和立法權上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與穩定性，以更好地滿足教育發展的不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教育系統為不良政治所牽制影響。第二，李建勛所倡導的民治制，即是指通過選任代表的方式，使各方都能夠實際參與教育行政，并由此形成一種積極的同情，促進教育行政的民主化。第三，李建勛所強調的專業化，即是指以專門化為前提，將紛繁復雜的教育事務分歸各科，再由品行端正、受過一定程度教育訓練的專業人員進行管理。隨著直隸省教育行政組織改革案的提出，李建勛集權化、民主化、專業化的教育行政學思想已經基本形成。

李建勛在對中國教育行政的改革和整頓做出頗多理論貢獻的同時，也在學校管理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并且其教育行政學思想也同樣體現在學校管理方面的研究當中。1927年，李建勛應邀到香山慈幼院為師范生進行講演，講演的內容經人記錄后，以“小學教育行政概要”為題由香山慈幼院整理出版。《小學教育行政概要》(下文簡稱《概要》)一書，乃“綜合東西各國之學制，而參以本國各學校之所經驗”［6］(P2)而成，是體現李建勛學校管理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在《概要》一書中，李建勛首先對中國小學教育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在分析之后指出，無論是就數量還是質量而言，“中國小學教育，均甚幼稚，改良之道，非從小學教育行政入手不可。”［6］(P10)一直視教育行政為教育活動原動力的李建勛，提出由行政入手而改良小學教育的主張，正是其“原動力”思想的自然延伸。為了便于分析和說明，李建勛在《概要》一書中，將小學教育行政分為外部行政和內部行政兩個方面。外部行政重點探討學校外部行政，即縣、自治區、學區與學校的行政關系，內部行政才真正涉及學校內部的行政管理。在外部行政方面，李建勛以國民及高小學校令為綱目，對縣、自治區、學區與各學校在教育行政上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和說明。對于體現在各學校令中的“縣知事握教育行政全權，勸學所或教育局等于虛設”的狀況，李建勛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他所肯定和支持的，是由作為專業人員群體的縣教育局統轄縣內教育行政和各學校的管理事務。對于某些重要問題(如教師的任免或教材的選定等)，可經教育局長上報縣知事，或由教育局長召集各校校長會議以作決定;縣屬各自治區內應按所分學區推選學務委員，由縣知事任命，以輔助區董分管自治區內不同學區的各個學校。一縣的教育行政事務，應由教育局這一專業部門來總其責，并由區董、學務委員、各校校長和教師等共同參與管理，而不是由總攬全縣事務的縣知事獨掌大權。這樣的觀點所體現的，正是李建勛教育行政集權化、民主化和專業化的思想，只不過此時李建勛基于集權化思想所主張的，是縣教育行政機關應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在內部行政方面，李建勛認為，有六條原則應該切實地注意和遵守:第一，“教師可參與行政事宜”，以實現“校務分掌”;第二，“校長之時間，須用于最關重要之事項，其例行公事，則分配于他人”;第三，全校行政組織須“責專而保有聯合關系，權集而不失合作精神”;第四，“每一行政單位之職權，須規定清楚”;第五，“為解決重要問題起見，可設各種委員會，以專責成”;第六，“學生自治會之設立”，“應采漸進主義”，“應于設立該會之宗旨相符。”［6］(P19－P21)這六條原則的提出，同樣體現了李建勛教育行政集權化、民主化和專業化的思想。將這六條歸結起來，其核心僅為一條，即“責專而保有聯合關系，權集而不失合作精神”。首先，“責專”即是指職責的專門化，而李建勛所強調的教育行政專業化，正是以專門化為基礎和前提的。其次，李建勛主張教師和學生可以同校長和管理人員一起參與學校行政事務，并且希望他們之間能保持聯合，不失合作，這正是其教育行政民主化思想的體現。其三，“權集”正反映了李建勛的集權化思想，意指校長之下的各個部門保持其工作的獨立性。李建勛曾在探討學校組織制度時，表達過他對獨裁和集議的觀點。他認為，獨裁和集議是各有利弊的，前者雖有可令“辦事敏捷，責專事舉”的優點，卻“易于偏執，難期合作”，而后者雖可“集思廣益”，體現“合作精神”，但卻容易產生“辦事遲鈍，責任不專”的問題。［6］(P23－P24)于是，李建勛主張，“事務不妨分開辦理”，而“最末執行仍由校長負責。”［6］(P24)在提出了小學教育行政的六條原則之后，李建勛又表達了對小學行政組織的看法。他認為，合理且高效的小學行政組織，應是校長之下分設訓育、教務和事務三部，每部的常規事務由部主任辦理，如遇重要問題，則召開一部會議，由部主任擔任會議主席，如遇與兩部或三部都相關的問題，則召開二部會議或聯合會議，由校長擔任會議主席。這樣的組織系統，既使權力責任得到了集中，又體現了民主的精神，同時還保證了教育行政的專門化。

李建勛的集權化、民主化和專業化的教育行政思想，十分明顯地受到了美國的影響。然而，對于美國的經驗，李建勛并非只是單純的模仿，而是采取了批判揚棄的態度。他雖然認為中國各省的教育行政應該保持強有力的集中制度，但是，對于美國教育行政的各省分權，他也并非完全贊同，而是認為“其教育行政漸由分權而變為集權，教育制度漸由分歧而趨于劃一也必矣。”［3］(P4)因此，他并不主張廢除中央的教育部，只是主張對教育部的職權進行一定的限制［3］(P169)。同時，李建勛的教育行政思想還是不斷發展和深化的。1929年重回北師大任教后，李建勛對地方教育行政問題展開研究，并撰寫了《地方教育行政之理論及其實施》(1930年)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不但提出了教育行政機關的第五項職能———會商，而且還提出教育行政機關應分設二部的構想。會商的職能是指教育行政機關可以設立協商委員會，以了解各個層面上的教育工作者的經驗，作為其推行教育政策的參考;而分設二部則指教育行政機關既應設置負責執行的部門，又應設置負責建議的部門。李建勛試圖通過會商和分設二部的辦法，讓教育理論學者、教育技術專家及各級各類學校的校長、教師共同參與教育行政工作，正是其早期的教育行政民主化思想的延續和發展。另外，在這篇文章中，李建勛還提出了科學化、專業化和人才主義等教育行政機關的工作原則。他認為，其一，科學化的教育行政，應包含調查、統計和理論分析等環節，這些環節均應由專業化的教育行政人員來完成;其二，專業化的教育行政人員，不但要具有端正的人品、受過專業的訓練，還要有忠誠的信仰、犧牲的精神，以及毅力和恒心;其三，只有尊重并重用專業化的教育人才，教育行政機關的整頓才有可能實現，中國的教育事業才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發展。此時李建勛對教育行政人員的專業化要求主要還是“質”上的，至1941年，李建勛在他的《論教育行政之改進》一文中，更進一步地提出了“量”的要求。他認為，欲使教育行政機關“充分發揮其效能，非得有受過專業訓練者主持之不可”，而“理想的教育行政人員至少須有百分之九十為大學卒業者，且大部分為學教育者。”［7］由如上觀點可知，李建勛教育行政專業化的思想，也是在不斷深化和完善的。李建勛的教育行政學思想，多體現在他的改革建議和具體主張之中，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然而，作為早期的教育行政學者，他不但對教育行政極為重視，將教育行政機關比作“頭腦”，視教育行政為一切教育活動的原動力，進而強調要保持教育行政機關的獨立性、穩定性和權威性，而且還主張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均應設置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民意機關，使包括教育行政人員、教育家、學校校長、教師及學生等在內的不同層面的人，都可以參與教育行政和學校管理，同時他還認為，專門的教育行政人員，應由教育學方面的專業人才充任，以實現教育行政的科學化和高效化。李建勛的這些思想，對民國時期的教育行政，乃至整個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也十分值得我國當前的教育管理者們去反思和借鑒。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的管理見解對組織機構應當如何被管理、下屬應當如何被指導、政府項目的消費者應當如何被對待等問題有重大影響。1992年，巴澤勒(MichaelBarzelay)與阿摩亞尼(BabakArmajani)發表《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視野》。該書基于在明尼蘇達州的革新實驗，即通過強調顧客服務、給雇員授權、有選擇性的競爭和減少行政規章制度而改變公共項目。兩位作者認為，政府不應當是官僚型、規章制度約束、強調控制和沒有靈活性，他們向韋伯型的傳統組織結構和運作機理提出了挑戰。

如果說巴澤勒與阿摩亞尼對傳統管理的批評代表著對管理體制改革的呼吁，那么，質量管理運動則提供了內在改革的動力。最初的全方位質量管理(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源于私有企業部門，但《公共生產力與管理評論》(PublicProductivityandManagementReview-PPMR)在過去二十多年的努力也使我們認識到TQM對于公共部門機構業績與質量改善的重要性。PPMR提供了豐富的案例以及公共機構如何改善、引入、調整并保持連續的質量改進的理論性評論。PPMR雜志的資深主編霍哲(MarcHolzer)教授在生產力與質量管理(ProductivityandQualityManagement)(1995)一文中評論了質量管理以及質量管理對于公共部門管理的啟迪。很明顯，九十年代的TQM已經成為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TQM的核心特征是統計評估、顧客信息反饋、雇員參與質量改善、供應商合作。這些TQM的手段和方法已經成為當今多數經理的“管理常識”。不少人認為，質量管理不僅適用于制造業，而且更適合服務部門。質量管理已成為公共管理的部分基礎。

公共政策與分析的迅猛發展

首先，許多公共事務學院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帶領下紛紛部分或全部轉向公共政策，盡管錫拉丘茲大學麥克斯韋爾學院及南加州大學仍然高舉公共行政大旗，亦增添了政策研究方向。最初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形成理論、政策分析技術、政策執行、政策計劃和政策評估等，重心開始轉向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政策內容（政策分析）。其次，一批新成立的雜志為政策研究增添了活力。如政策分析和管理雜志(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政策研究雜志(PolicyStudiesJournal)、政策研究評論(PolicyStudiesReview)以及政策科學(PolicySciences)等。最后，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政策科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研究領域，大有與公共行政學分庭抗禮之勢。政策分析融入經濟學、政治學、公共財政、系統理論以及其它社會科學學科，以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形成和如何完善政府項目。

結束語：政府改革——永恒的主題

歸納起來，萊特(PaulC.Light)在《改革的浪潮：改善政府工作，1945-1995》(1997)一書中，總結了改革的四大浪潮：1.科學管理，強調嚴格的等級制、分工、清楚的命令鏈；2.向浪費宣戰，重點是監督員、審計員、核對員、評審員；3.警惕的眼睛，倡導陽光、公開性、透明度；4.解放管理，呼吁讓管理者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