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性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對我國發展金融期貨的必要性和現實性進行分析，指出當前我國發展金融期貨所面臨的障礙，并提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期貨；股指期貨；外匯期貨；利率期貨

一、我國發展金融期貨的必要性

發展金融期貨有利于釋放風險，防止風險積累，在深化資本市場改革、完善資本市場體系、豐富資本市場產品、發揮資本市場功能、為投資者開辟更多的投資渠道等多方面有重要意義。金融期貨的缺失之弊端逐漸顯現，推出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一)全球前20大經濟體中，唯中國大陸未推出金融期貨。國內人士認為，金融期貨的特點是國際化比較強，本土市場不做，境外市場就做，金融資產定價權會被境外市場所搶奪。如目前芝加哥已開始操作、香港市場也正在研究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期貨，新加坡也于2006年9月率先推出我國A股指數期貨——新華富時中國A50指數，對我們金融期貨的推出是一種推動。

(二)對外貿易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市場參與主體必須規避風險。我國無論在外債還是在外匯儲備上，都有長足的發展，如果沒有套期保值機制，外債外匯儲備風險受制于國際資本市場，損失變得不可避免。同時，愈來愈多的企業參與國際分工將面臨更大的價格風險、國際貨幣市場及資本市場的風險，這使我國市場參與主體規避風險產生內在需求。

本文作者：伏創宇工作單位：北京大學

憲法學方法論實質上關涉憲法學者如何對待憲法的應然與實然即憲法的價值、規范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憲法學應不應該去價值化?憲法學的價值有涉是否影響到憲法學的科學性?同時,針對憲法與政治、社會的本質聯系,憲法學應如何面對社會現實?憲法學是否可能淪為社會存在的婢女?這些均是進行憲法學方法論研究時所需要思考的問題。歷史上各種不同的憲法學方法論錯綜復雜,有些甚至是兩種或者多種立場的綜合。價值法學、法律實證主義法學和社會實證主義法學成為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憲法學的方法論也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法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然而,憲法是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有目的地建立共同體的規則¹,憲法的產生、形態、地位、效力、功能和實施機制等不同于一般法律,憲法學方法論也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法學方法論。筆者試圖以對待憲法的應然與實然即憲法的價值、規范和現實的立場為劃分標準將西方學者有關憲法學的方法論進行類型化,相對地將憲法學的方法論分為四種類型:價值有涉的憲法學方法論、以規范憲法為中心的憲法學方法論、以現實憲法為中心的憲法學方法論和整合型的憲法學方法論。這四種不同類型的憲法學方法論并非可以截然分開的,如以規范為中心的憲法學方法論可能承認價值有涉,也可能并不排斥現實憲法。這終究是大體上的分類。

一價值有涉的憲法學方法論

價值有涉的憲法學方法論是從應然的角度對觀念憲法展開研究,主要源于自然法學和價值法學的理論支撐,源于歷史所展示的繪制現實與通向未來的智慧。應然與實然的思想對法學方法論及憲法學方法論的不斷進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古希臘和古羅馬是歐洲最早邁入人類文明門檻的地區。也正是在這里,一些富有智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們最早開始了人類對于法的應然與實然的思索和詮釋,這一詮釋是以法的應然與實然范疇中自然法與人定法相關聯的側面而展開的。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特在5自然論6中首次提出神法與人法之分,神法就是自然法[1]。西塞羅在5國家篇6中所宣稱的法符合自然的正確法則。它永恒不變,并具有普遍的正確性[2]就已表達了自然法觀念。自然法理論雖遭到了來自法律實證主義的批判,被認為不確切甚至無用,但它并沒有也不會就此終結。作為西方歷史上最古老的法律思想,它貫穿于整個法學歷史之中。到了近代,即17、18世紀,理性主義自然法興起,并成為啟蒙思想家們的重要思想內容,進而成為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銳利武器。理性主義自然法汲取古代自然法和中世紀自然法中的理性主義因素,排除其樸素直觀的自然主義和蒙昧的神學主義,開始用人的眼光來看待社會歷史。它反對把人掩埋在自然界之中,反對把人當作神的奴隸,致力于重新發掘人的價值和尊嚴。在古代自然主義、中世紀神學主義、近性主義的不同時代都產生了與之相應的自然法理論。在19世紀末2世紀初,無論神學派還是世俗學派都宣稱要復興自然法,馬里旦、達班、布倫納是神學派復興自然法學家的典型代表,而L#富勒、羅爾斯、R#德沃金則是世俗學派復興自然法的法學大家。時至今日,這些法學家(包括神學派和世俗學派)的自然法理論已為法學理論及實踐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然法所包含的正義、人權保障、權力制約等一系列價值觀念,對現實始終具有批判功能。無疑,自然法為人類的社會秩序提供了一種道德上的解釋,使人類的秩序生活獲得道德上的意義,它是人類走向文明的引導力量。對價值法學的主要批判來自休謨的價值與事實存在鴻溝的二元論。休謨認為,價值判斷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3]。事實與價值的二歧鴻溝對后世哲學影響深遠。康德哲學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二元論基礎之上的。康德哲學進一步認為,從實際上是什么中不可能得出什么是有價值的、正確的或應當是這樣的。價值和存在這兩種觀點截然不同。關于應當的陳述只能來自其他應當的陳述,而不能來自存在事實的歸納º。而2世紀德國著名法學家拉德布魯赫將康德的二元哲學運用于法學領域,提出了所謂的二元方法論,其實質在于:價值思考和實然思考是獨立的、各自在自身的范圍內同時并存的[4]8。他認為,應然原理只能通過其他的應然原理來創立和證明。[4]1被稱為價值法學的拉德布魯赫學說,雖然承認應然不能從實然推出,但認識到了價值法學的重要地位,這無疑對價值憲法學來說極具啟發意義。

二以規范憲法為中心的憲法學方法論

在社會領域的研究中排除應然只研究實然的觀念與十九世紀社會科學中泛自然主義的思潮密切相關。以牛頓力學和達爾文進化論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獲得巨大成就,自然科學方法在自然界如此成效卓著,為什么在社會學領域不會同樣成功呢?于是,西方知識界嘗試將自然科學方法擴展到社會領域。截止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紛紛以自然科學為范例確立自己的研究主題以及研究方法,從而被認為是社會科學[5]。在社會科學領域,真正明確提出區分事實和價值,并對社會科學家提出價值無涉(wert-freiheit)要求的是韋伯(Max.Webber)。在韋伯看來,從事實的觀點看事物與從價值的觀點看事物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視角。價值不同于事實,屬于規范知識,即應然的世界。價值判斷不能通過科學的程序獲得。經驗科學無法向任何人說明他應該做什么,而只能說明他能夠做什么,和在某些情況下他想要做什么。最終價值判斷問題,只能由個人在個別的情況下按照個人的良心來解決[6]。奧斯丁認為自然科學乃是建立在事實調查的基礎上,他試圖從兩個方面來確保法學科學的地位:一方面是在法學的領地中消除規范性的維度,另一方面是將法律的根基置于經驗觀察之中[7]序言32。在此,法學被推定為只能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從而走向一元論,即法律實證主義。他的實證法學深深影響了后來英國著名的憲法學家戴雪。戴雪試圖使憲法學的范圍和方法制度化,努力區分法律人研究憲法的視角與歷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研究憲法的視角,使憲法學成為一門自治的學科。他認為:在當前這個時代,憲法的研習者們既不希望去批評、也不希望去膜拜憲法,而僅僅想要理解它;而職責在于講授憲法的教授則必須認識到自己并不是在充當批評家、辯護者或贊頌者的角色,而僅僅是一位闡釋者;他的任務既不是抨擊、也不是維護憲法,而僅僅解釋憲法的規則。[7]序言23他的這種方法論受到了英國當代公法學者洛克林的批判,公法的范圍得到了形式化的確定;但戴雪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釋我們如何做到采納這種方法而不落入布萊克斯通的非現實的陷阱。這種方法是機械論的[7]序言27。在德國國法學學說史上,凱爾森繼承了拉班德的公法實證主義,發展出規范法學。他認為:就如任何其他經驗的科學一樣,規范法學也描述其特殊對象。但其對象是規范而不是實際行為模式。,,規范法學是用以描述法律的陳述不同于法律社會學用以描述其對象的陳述。前者是-應當的陳述.,后者則是像自然法則同一類型的-是的陳述.。[8]法律秩序的規范的效力來自憲法,而憲法的效力則可追溯到歷史上第一個憲法。顯然,規范憲法學企圖將憲法學去道德化、去政治化、去人格化,但問題在于從將憲法的效力追溯到這樣一個不是很確定的基礎規范,仍舊沒有擺脫道德化、政治化的傾向,似乎有回避憲法真正的本原之嫌疑。

行政執法證據向刑事司法證據轉化的途徑和種類

關于證據轉化途徑和種類，學術界的通說有三:一是肯定說。認為行政執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收集的證據可以直接作為刑事司法證據使用。收集證據不能僅僅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也包括國家的其它法律、法規。公民可以向司法機關提供證據材料，行政執法機關當然也可以向司法機關提供證據材料。二是否定說。認為行政執法調查收集的證據只能作為對違法人員進行處罰的依據，而不能作為對其進行定罪的依據。刑事證據的收集必須符合程序合法、主體合格的要求。而原《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只有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才有權收集、調取刑事證據的權力。但行政證據是依據行政法律、法規，由行政執法人員收集的，不符合刑事證據的程序合法、主體合格的要求。三是分類說或折中說。認為具體的證據必須區分不同情況采取具體分析。對一些直接證據，如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一般應當由司法機關重新提取后才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但行政機關移送的材料可以作為司法機關獲取證據的重要線索;而有些證據本身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原始數據，如書證、物證，這些證據的收集并不專屬于司法機關，只要經過司法機關的核實即可作為刑事審判的依據。［4］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和第五十二條第一款這兩條規定已經明確了取得刑事證據的主體是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而在第五十二條第二款中，又規定了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等證據材料，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也就是說:行政執法主體也可以是刑事訴訟證據取得的主體。由此可見，立法者實際上采取了分類說或折中說的觀點。但是“行政執法機關的范圍非常廣，除了工商、稅務、質監等行政執法機關外，公安機關和各級政府的監察部門也都有行政執法職能。而公安機關同時又是刑事案件的偵查機關，監察部門也負責職務犯罪的大量前期調查工作。如此一來，很可能會導致偵查程序前置，或者出現在刑事立案前大規模采用行政手段收集證據等情況。”“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首先在于無論是行政機關調查收集證據，還是偵查機關調查收集證據，都必須依照法定程序進行;其次，行政機關在執法中收集的證據僅限于實物證據可以移送，言詞證據不能移送，移送了也不能作為證據使用。”［5］因此，筆者認為，這些規定過于狹窄，束縛了行政執法證據轉化的空間，不利于法律實務的開展。1．實物證據不僅包括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還應包括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和鑒定結論。因此這三類證據應是實物證據的另一類表現，因為行政執法機關在職權范圍內依法對社會、公共事務行使行政管理權，并提供相應的社會服務或公共產品，對權限內實施的行為具有公定力。這些證據一般是由行政執行機關在執行公務時作出，其效力得到保障，同樣也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較高的證明力。因此對于此類證據，行政執法機關在作出時已經經過相關人員的簽字、蓋章確認，如果是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收集的，刑事司法機關通過復核認為在形式要件上沒有錯誤，就應當充分尊重并給予肯定，可以轉化成刑事司法證據。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認可，只要有條件重新提取的，一般應重新提取后再使用，在重新提取不可能的情況下，如果該證據對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確認其證明能力，直接將其拿到法庭質證，結合其他證據判定是否予以采信。［6］2．對言詞證據不能全盤否定。有觀點認為:對于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涉嫌犯罪行為人的供述和辯解等“后生”主觀性證據而言，原則上必須重新制作才能作為刑事司法證據使用，但也不排除例外的存在。［7］筆者是支持這種觀點的。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的記憶力往往受周圍環境、他人或其他客觀因素的影響發生變化，往往第一時間記錄的比較客觀;二是“在某些情況下證據當時獲取之后，事后便會失散……這時候我們主張拿到法庭質證，認為有爭議，確認不了，這是個采信與否的問題;”［8］三是有些案件情節簡單，沒必要重新提取證據。在執法過程中形成了多次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及鑒定結論等行政執法證據。此案中證據鏈條完善，王某某自己也主動認罪，案情清晰，一目了然。而在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后，公安機關又重新多次提取證據，且和土地執法部門移送的證據完全一致，這不能不說是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筆者建議，對于行政執法機關移送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對移送的實物證據包括: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和鑒定結論及部分言詞證據包括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證明材料可以在進行復核審查后，直接賦予其刑事司法證據的證明效力，避免重復取證，節約司法成本。但是，言詞證據的轉化絕對不能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司法機關必須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重新進行訊問，制作犯罪嫌疑人供述。因為一在行政執法環節，執法工作人員往往偏重于犯罪嫌疑人的客觀行為及行為后果，而刑事訴訟中，還必須要關注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圖、動機及目的。無論是主體身份還是法律認知方面考慮，還是由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制作犯罪嫌疑人供述更為妥當，也更能保證案件的真實性和法律的嚴肅性;二通過訊問既可以借此對案件的相關證據進行再次核實，如有錯漏可以進一步補充，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也可以觀察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現，對其定罪量刑進行綜合考量;三正如有人指出的，“作為權利最后保障的司法程序，公正應是其基本價值，即使是效力先定的行為，司法機關也應審查質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根據，不能免除證據審查責任。”［9］

構建行政執法證據向刑事司法證據轉化的合理機制

(一)建議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明確具體轉換規則，從理論層面予以支持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行政執法證據可以作為刑事司法證據使用，但法律條文描述過于籠統，且缺乏操作性，必然會造成司法實踐中的不同做法及理論上的分歧混亂，因此，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明確具體的證據轉化規則，實現操作的可行性。因此建議:一是完善行政執法取證規則。對現行的規則作出相應的修改、補充，如嚴格取證形式，確保每次不少于兩名工作人員參與取證;增加對權利人的告知義務，告訴他們可能承擔的法律后果等，以盡量彌補與刑事證據規則之間的空隙，使移送司法機關案件中的行政執法證據和行政取證行為在形式上滿足刑事訴訟的合法性要求。二是建立行政執法機關移送前審核制度。行政執法機關在移交卷宗、證據材料前要進行嚴格的自我復查，保證不遺漏，不缺失，并且要在移交的材料上加蓋公章并由案件承辦人及主管領導簽名，保證查有所依，追責到人。三是建立受理司法機關復核審查制度。(1)實物證據(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電子數據、勘驗筆錄、現場筆錄和鑒定結論)實行直接轉化，只要形式符合要求，就可以認定其具有刑事司法證據的證明效力。(2)言詞證據(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實行分類轉化。對那些情節簡單的案件，進行形式審查(主要是審查移送材料的形式如是否加蓋單位公章、是否有證人簽名等)，實行直接轉化;對那些情節復雜的案件，進行實質審查(主要是審查移送材料的內容是否完備必要時重新提取)，實行間接轉化。(二)增強交流，注重培訓，提升行政執法人員和司法工作人員的法律知識水平和實際辦案技能證據的轉換工作，還需要人來實際進行操作，但受知識水平、認知因素等多方面的影響，每個人對法律條文的理解都會有區別。因此一方面要加強行政執法人員的業務培訓，通過專項培訓、專題研討與司法機關開展經驗交流等方式，著力提高行政執法人員辦案技能，提高識別案件性質的能力和收集、固定、保全證據的水平，增強取證的針對性;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員也要通過向相關的行政執法部門學習，熟悉、掌握涉嫌犯罪行政案件的專業知識，增強辦理此類案件的實際能力。(三)加強多部門全面合作，構建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緊密銜接的工作機制1．建立跨行業監控反應機制。在現實中，許多行政違法案件(如造假售假案件等)是跨行業作案，單一行政執法機關截獲的往往只是案件的表面現象，如果信息渠道暢通、反應敏捷，有負責的機構協調，就可能及時將表面上互不關聯的現象聯系起來，從而作出正確的處置反應，為執法特別是后續追究刑事責任爭取查辦良機。2．建立引導取證機制。對于行政執法機關查處的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一方面行政執法機關可以主動邀請司法機關派員予以協助，進行聯合執法，保證所收集的證據的法律效力，以實現對案件的正確定性;另一方面司法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可以主動派員提前介入，以引導行政執法機關圍繞案件的定性進行收集、固定和保全證據。3．建立聯席會議機制。定期或不定期召開由行政機關執法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參加的聯席會議。各部門通報各自執法情況，交流執法經驗，對重大疑難案件在會上討論，溝通情況，統一認識，共同研究行政執法和刑事司法中遇到的新問題、新情況。農業部和公安部在2007年聯合的《關于在農資打假中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的意見》就規定:“農業行政主管部門與公安機關應加強案件進展會商協調。對重大復雜的案件，要召集農資打假各成員單位一起參加討論，并成立專案組，共同開展調查。在調查取證和案件定性方面，必要時可征求法院、檢察機關的意見，避免因證據不足或定性不準而導致應移送的案件無法移送。”4．建立信息共享機制。一方面，在行政執法過程中，行政執法部門應當將相關執法情況及時向司法機關和相關行政執法部門通報。另一方面，司法機關也要與各行政執法機關建立充分的情況信息通報制度，即公安機關要定期向行政執法機關通報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查處情況;檢察機關要定期向行政執法機關通報立案監督、批捕、起訴有關行政犯罪案件方面的情況等。行政執法機關與司法機關之間除了要建立情況信息通報制度外，還必須建立數據平臺、技術資源等方面緊密的信息共享機制，逐步實現各行政執法機關信息管理系統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的信息聯網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

本文作者：孫偉工作單位：天津市寶坻區人民檢察院

摘要：生態社會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股社會主義思潮。面對全球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生態社會主義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探求了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必然聯系。他們認為，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生態社會主義，并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向社會主義道路過渡的設想。

關鍵詞：資本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生態危機；異化

一、生態社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一）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危機--生態危機生態社會主義者通過研究認為，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工業生產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并不嚴重，生態環境對工業生產的制約作用也不明顯。因此，馬克思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生產領域，并指出只有生產領域中的危機趨勢，才能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但是，隨著科技革命和西方工業社會的發展，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由于經濟危機而必然崩潰的預言并沒有出現，當代資本主義通過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造成了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系統嚴重失衡。本·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提到，馬克思主義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經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也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

在當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的每一個過程都對自然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通常都是消極的。一方面進行生產的原材料來源于自然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不斷增長，對自然界的開發和索取也就更加瘋狂。

另一方面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要強行排放到自然界。這樣，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生態問題，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并直接制約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的發展，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突出的問題。毫無疑問，這個世界的生態問題在今天看來可謂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學研究數據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現明顯的上升情形。其增長率明顯大于政府間氣候變化小組于1990年代末所預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濃度正在逐步遞增，每十年的增長率都有顯著的變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內尤為明顯，比如，中國，但是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減少它自己的能源供應量。全球的生態系統都在衰退中，人為的全球變暖，至少導致了十種以上的環境惡果產生：地表溫度變化、濕度變化、海洋環流、大氣壓力、降水量、森林火災、植物與動物物種的改變、水土流失、高空大氣溫度改變，以及世界洋流溫度的改變。[1]生態社會主義者高茲曾具體分析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三種主要危機的表現形式及其之間的關系。它們分別是，過度積累危機、再生產危機和生態危機，他認為過度積累危機來源于再生產危機，過度積累危機的解決取決于再生產危機，而再生產危機又是以消耗和破壞大量自然資源為前提的。因此，再生產危機又可追溯到生態危機。高茲在歸納三者之間的關系時指出：\"我們所面臨的是典型的過度積累危機，這種危機被再生產危機所加劇，而說到底再生產危機最終根源于自然資源的匱乏。\"由此高茲得出結論：\"毫無疑問，生態因素在當今經濟危機中起著決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危機都根源于生態危機，都被生態危機所激化。另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阿格爾也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用高生產、高消費延緩了經濟危機，也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壽命。但是，經濟危機并沒有消失，而是轉變為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已經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和重要特征。

（二）生態危機爆發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直接導致了環境退化和生態危機。即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具體來說，生態危機不只是一個純粹控制自然的觀念和運用科學技術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等危機的集中表現。

摘要：黑格爾哲學體系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精神。黑格爾把表象、經驗和思辨作為精神的三個層次，說明了內在于它們之中的思維由低到高的發展過程。在對待真理的態度上，黑格爾最為關注的是真理之不可知論。在證明邏輯范疇的真理性問題上，黑格爾指出，邏輯學要沿著精神現象學表述和證明經驗意識真理的方法來表述和證明純范疇的真理性。對于精神的自由，黑格爾認為，自由是“精神無限權利的范疇”，自由的意志首先是權利主體，認為“法的體系是實現了的自由王國”。黑格爾哲學至今仍有現實性，特別是在當代中國哲學的語境中更應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一是黑格爾并沒有用國家“吞噬”了市民社會，而是認為只有家庭和市民社會這兩個環節都在國家內部獲得發展時，國家才是有生氣的；二是黑格爾的歷史觀并非“歷史終結論”，因為他深知自己哲學的局限性；三是在黑格爾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上，他對中國哲學和文化持嚴厲批評態度，重點批判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但我們應用歷史的觀點和理性的態度來看待這些，要包容他的合理哲學，承認黑格爾哲學在當代中國的重要性。

關鍵詞：思辨；客觀思想；現實思想；自由；權利；黑格爾；哲學體系

抗日戰爭勝利之后，賀麟成立“西洋哲學編譯會”，準備重點翻譯黑格爾哲學著作。1955年西洋哲學編譯會不復存在，黑格爾哲學翻譯工作卻全面展開，及至1980年代，黑格爾大部分重要著作已被譯成了中文。黑格爾研究在我國西方哲學學科中資料準備最早，基礎最好，成果最多。奇怪的是，此后黑格爾研究沒有充分和深入地發展。1980年左右，國內哲學界出現了“回到康德還是黑格爾”的問題。這個問題從未充分討論，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者的情緒和意見。流行的意見似乎是，黑格爾語言晦澀難懂，但思想易于掌握，無非只是“辯證法三大規律”，而康德體系思想大有深究之處，且可與現代西方哲學直接聯通。這種意見有意無意地助長了“揚康抑黑”的情緒。現在看來，這個問題有討論的必要。我的看法有四點：第一，沒有必要在康德與黑格爾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第二，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康德和黑格爾猶如比肩聳立的雙峰；第三，在現代哲學語境中，康德和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力依思潮和流派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兩者在19—20世紀已成為歷久彌新的兩大獨立傳統，不能一概而論誰的影響更大或誰更重要；第四，在當代中國哲學的語境中，黑格爾哲學更值得研究。黑格爾哲學體系的內容博大精深，但邏輯嚴縝細密，可加以精簡呈現。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黑格爾哲學體系，那就是“精神”。黑格爾在《邏輯學》中說：“把精神提高到自由與真理，乃是更高的邏輯事業”。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很多詞匯，如“辯證法”、“理念”、“異化”、“揚棄”、“反思”、“發展”等等，都是闡明論述精神的真理和自由的黑格爾邏輯術語，這些詞匯通過黑格爾著作的翻譯已經潛移默化地進入我們日常生活。誠如黑格爾所說，人們熟悉不一定是真知①。要獲得對黑格爾哲學的真知，我們需要反思這樣一些問題：我們的文化是不是以及為什么是一個精神世界？真理是不是客觀的，有沒有絕對真理？我們所處的時代精神是不是以及是何種意義上的自由？通過閱讀黑格爾，我們今天仍能獲得一些真知灼見。

一、精神

康德首先發動了哲學上的“哥白尼革命”，讓客體圍繞主體轉。主體是什么？康德寫了三大批判回答這個問題。康德把人的能力區分為認知、意欲和情感。在認知領域，人的知性主體能動地為自然立法，但只能根據被給予的感性直觀和知性范疇的結合去認識經驗現象；在意欲領域，人的純粹理性主體為自己立法，道德自律是理性實踐的事實和目的；在情感領域，人的判斷力主體或鑒賞大自然的美和崇高，或把人類自由和尊嚴判斷為自然界的終極目的。黑格爾不滿意康德條分縷析的區分，他用“精神”的概念統攝康德在各個領域規定的主體性。在西方哲學史上，阿那克薩戈拉首先把“努斯”（Nous）當作世界本原，黑格爾說，Nous表明了精神的準確意義②。但是，柏拉圖把Nous當作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相分離。受柏拉圖主義影響的基督教神學把精神等同于上帝，與世俗世界相對立。黑格爾用“精神”跨越神圣與世俗的鴻溝，打破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物自體與現象界的隔離，克服主觀與客觀的對立。為了適應當時的流行文化，黑格爾經常把“上帝”作為絕對精神的代名詞，不能因此說黑格爾企圖“為神代言”。他在《精神現象學》中申明，上帝的生命和活動不是“自娛自樂的愛”，而是充滿著“否定性的嚴肅、痛苦、忍耐和勞作”；在《小邏輯》中說，“我們不可以離開精神和真理去崇拜上帝”，“精神的內容，上帝本身，只有在思維中，或作為思維時，才有其真理性”③。可以說，精神是人類把握自然和自身的曲折反復的思維活動，也是在分裂苦難中不斷創造更好的社會和生活的“客觀思想”。如果看不到黑格爾幾乎在每本著作中都強調精神與人類思維的同一性，那么“上帝是精神”的命題或被理解為泛神論，或被理解為正統神學的理性化。這兩類理解曾經造成青年黑格爾派和老年黑格爾派的爭論，不足為訓。一些英美哲學家把黑格爾的“精神”理解為“用上帝的觀點看”，不過是在重復此類錯誤。當黑格爾用“純概念”“理念”“思維純形式”“思辨思維”等概念表述“精神”實質時，他不是在一味拔高，更不是“絕對唯心論的囈語”。如果認真聆聽黑格爾，就不難理解黑格爾如是說的理由、論證和客觀依據。黑格爾所說的精神是把握人類知情意的思維方式。黑格爾說，精神“滲透了人的一切自然行為，如感覺、直觀、欲望、需要、沖動等，并從而使自然行為在根本上成為人的東西，成為觀念和目的，即使這僅僅是形式的”④。這里所說的“形式”指把握知情意的自然行為的方式，即思維的概念活動。如果說貫穿知情意的概念活動把人與動物分開，那么精神的最高對象是依據思維的原則來把握思想自身。黑格爾把表象、經驗和思辨作為精神三個層次，說明了內在于它們之中的思維由低到高的發展過程。

（一）表象

一、作業成本計算及其現實意義

作業成本計算（activity-basedcosting，簡稱abc）是西方國家于八十年代末開始研究、九十年代以來在先進制造企業首先應用起來的一種全新的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

近一、二十年來，在電子技術革命的基礎上產生了高度自動化的先進制造企業，帶來了管理觀念和管理技術的巨大變革，適時制（jit）采購與制造系統，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零庫存、單元制造、全面質量管理等嶄新的管理觀念與技術應運而生。高度自動化的先進制造企業，能夠及時滿足客戶多樣化，小批量的商品需求，快速地、高質量地生產出多品種少批量的產品。在這種嶄新的制造環境下，企業傳統采購與制造過程將發生深刻的變化。相應地，原來為傳統采購與制造乃至企業決策服務的產品成本計量與控制、會計決策、業績評價等會計理論和方法也將發生相應變革。例如，在先進制造環境下，許多人工已被機器取代，因此直接人工成本比例大大下降，固定制造費用大比例上升。70年前的間接費用僅為直接人工成本的50%～60%，而今天大多數公司的間接費用為直接人工成本的400～500%；以往直接人工成本占產品成本的40～50%，而今天不到10%，甚至僅占產品成本的3～5%。產品成本結構如此重大的變化，使得傳統的“數量基礎成本計算”（如以工時、機時為基礎的成本分攤方法）不能正確反映產品的消耗，從而不能正確核算企業自動化的效益，不能為企業決策和控制提供正確有用的會計信息。其最終后果是企業總體獲利水平下降。;

作業成本計算是一個以作業為基礎的管理信息系統。它以作業為中心，而作業的劃分是從產品設計開始，到物料供應，從生產工藝流程（各車間）的各個環節、質量檢驗、總裝，到發運銷售的全過程。通過對作業及作業成本的確認、計量，最終計算出相對真實的產品成本。同時，通過對所有與產品相關聯作業活動的追蹤分析，為盡可能消除“不增值作業”，改進“增值作業”，優化“作業鏈”和“價值鏈”，增加“顧客價值”，提供有用信息，促使損失、浪費減少到最低限度，提高決策、計劃、控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最終達到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加企業價值的目的。

由傳統的以數量為基礎的成本計算發展到現代的以作業為基礎的成本計算是成本會計科學發展的大趨勢。因為面對間接費用在產品總成本中的比重日趨增大、產品品種的日趨多樣化和小批量生產的市場需要，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競爭和貿易壁壘消除的新市場條件，繼續采用早期成本會計控制大批量生產條件下產品成本的方法，用在產品成本中占有越來越小比重的直接人工去分配占有越來越大比重的制造費用，分配越來越多與工時不相關的作業費用（如質量檢測、試驗、物料搬運、調整準備等），以及忽略批量不同產品實際耗費的差異等等，必將導致產品成本信息的嚴重失真，從而引起經營決策失誤、產品成本失控。傳統成本計算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實際上卻處處隱藏暗礁，隱藏著不盈利的產品。作業成本計算與傳統成本計算不同的是，分配基礎（成本動因）不僅發生了量變，而且發生了質變，它不再僅限于傳統成本計算所采用的單一數量分配基準，而是采用多元分配基準；它不僅局限于多元分配基準，而且集財務變量與非財務變量于一體，并且特別強調非財務變量（產品的零部件數量、調整準備次數、運輸距離、質量檢測時間等）。這種量變和質變、財務變量與非財務變量相結合的分配基礎，由于提高了其與產品實際消耗費用的相關性，能使作業成本會計提供“相對準確”的產品成本信息。

西安農業機械廠是我們進行作業成本會計課題研究所選取的第一個試點企業。該企業雖非先進制造企業，但由于其生產的產品數量差異很大（數量最高的產品——四輪拖拉機，是數量最低的產品——噴灌機的50多倍），并且制造費用與直接人工費用的比例高達200%之多，已具備適合運用abc的一定條件。為此，在該企業我們采取如下研究分析步驟：（1）選擇主要作業；（2）歸集資源的費用到同質成本庫；（3）選擇成本動因，計算各成本庫分配率；（4）根據成本庫分配率把各成本庫中歸集的制造費用分配給產品；（5）計算產品成本。通過對試點企業的研究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代表試點企業銷售成本55.97%、產量64.39%的高產量產品——四輪拖拉機的單位產品成本，在傳統成本計算法下其成本被多計4%，相反，代表試點企業銷售成本10.95%、產量2.97%的低產量產品——12行播種機的單位產品成本，在傳統成本計算法下其成本被少計21.2%。如果扣除直接記入產品成本的直接材料成本后，差異則更為明顯，四輪拖拉機的單位產品成本在傳統成本計算法下被高估46.5%，12行播種機的單位產品成本在傳統成本計算法下被低估42.5%。這很好地驗證了作業成本會計理論中提到的傳統成本計算高估高產量、低復雜程度產品的成本；低估低產量、高復雜程度產品成本的結論。這種產品成本的扭曲，使產品的毛利率和產品利潤發生嚴重扭曲，四輪拖拉機在傳統成本法下的毛利低于其實際制造的毛利，單位產品毛利被低估292元。1997年l-5月份期間生產的1，083臺四輪拖拉機毛利共被低估316，236元。這種錯誤的毛利信息嚴重影響管理者的決策：第一，由于高估了四輪拖拉機的成本，在需要降低售價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的情況下，企業不敢降價，因此會降低產品市場競爭力，失去擴大該產品市場的機會，從而影響到企業當期和未來的收益；第二，由于低估了四輪拖拉機的毛利，高估了12行播種機的毛利，在企業有限的生產資源需要選擇投入方向情況下，管理者很可能做出減少四輪拖拉機的產量，增加12行播種機產量的錯誤決策（實際上正確的決策應該恰恰相反），其結果有可能導致企業受到雙重損失、總體獲利水平下降。

［論文關鍵詞］國家利益；國際責任；和諧世界

［論文內容摘要］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以及國際參與度的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國際責任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從本質上來看，這無疑會涉及國家利益與國際責任之間的關系問題，如何正確理解和把握當前我國國家利益及國際責任的定位，對于維護國家利益，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推動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全球化促使中國加速了融入國際體系的進程，國家利益、國家身份、國家地位也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要求我們一方面應從國家層面思考國家的現實利益，而另一方面又要從國際層面考量國家利益并對國際責任定位。

一、國家利益與國際責任的關系

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國家安全、國際戰略和國家對外關系中的核心概念。我國著名學者王逸舟認為：“國家利益是民族國家追求的主要好處、權利或受益點，反映這個國家全體國民及各種利益集團的需求與興趣。”①相互依存和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各國從共同的國家利益出發，采取合作的方式，實現自身利益，增進全球利益，而全球利益的維護，則需要國際責任的分擔。因此，筆者認為，國際責任不僅體現了是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也體現了國家利益的客觀訴求和戰略選擇。一方面，國際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對世界都有一份責任，大家都有責任來維護國際秩序，共同保護人類和地球的生存。另一方面，由于國家本身有強弱大小之別，加之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等歷史原因，各國對國際責任的理解和所能承擔的責任也是不同的。而且，一定程度上，一國的國際責任也隨著國家利益變化而變化。比如，西方大國要求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既反映了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長，希望中國成為現存體系的維護者，使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同時也反映了西方大國試圖防范中國，遏制中國的矛盾心態。又如，日本承擔了較多聯合國會費既可以反映其經濟實力，也反映了日本欲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戰略選擇。可見，在國際社會中，國家利益和國際責任是相輔相成的。

二、國際體系中中國國家利益的戰略選擇

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共同主辦的“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重大問題”研討會近日在京召開。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黨校、中央編譯局、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和科研單位的40余位專家出席了研討會。會議就“哲學中的問題和問題中的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性與超越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使命和理論創新”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哲學中的問題與問題中的哲學

在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問題意識的重要性已成為共識。中國人民大學陳先達教授把“哲學問題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聯系起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根本上在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有效性，而不在于對文獻的當代解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不是構建哲學的新形態，而是要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加以發展。吉林大學孫正聿教授闡述了哲學中的問題和問題中的哲學的關系，認為問題中的哲學要以哲學中的問題為基本的理論前提，探索“哲學中的問題”所蘊含的“問題中的哲學”應當是哲學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在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結束之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構成了當代中國乃至世界哲學的根本的問題中的哲學。吉林大學孫利天教授認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問題，需要澄清其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正視德國古典哲學遺產的重大貢獻。意識的能動性、自由的能動性等等，這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最大貢獻。從康德的主觀思想的能動性到黑格爾客觀思想的能動性再到馬克思的現實、實踐的能動性，是理解馬克思哲學與德國古典哲學關系的一條清晰的脈絡。北京大學豐子義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關鍵是如何增強問題意識。第一點就是應該恰當地提出問題，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第二點是合理地研究問題，主要是問題如何進入哲學的視野，并且以哲學的方式予以關照和解答。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性和超越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性和超越性的關系是這次會議討論的一大重點，正確理解兩者的關系，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有重要的意義。南開大學王南湜教授認為要正確處理現實性和超越性的關系，必須對理想性和現實性進行劃界。無論著眼于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繼承，還是基于馬克思思想的當展，在現實性和理想性關系的問題上都應當走出黑格爾哲學傳統，對二者做一個界分。復旦大學吳曉明教授不同意馬克思哲學的康德式解讀。康德哲學區分了自在之物和現象、理性和感性、應然和實然，但做出這一區分的原則是主觀思想。黑格爾則基于客觀的理性批判了康德的主觀思想，馬克思就是在這一點上繼承了黑格爾。此外，現實性和超越性的區分在黑格爾那里并不存在，現實本質上是理念的，唯獨現實的東西才是超越性的。吉林大學賀來教授認為要區分哲學意義上的現實和常識意義上的現實，哲學所把握的現實不是價值中立的既成“事實”，而是寄托和凝聚了哲學家的價值關懷和理想憧憬的一種“虛靈的真實”；哲學對現實的關注不是為解決某個具體問題提供某種現成的技術性的策略和方法，而是要通過對現存世界的反思，為理解人的生存狀態提供一種思維方式、價值理想和人生境界。馬克思不是把“現實”理解為超感性的概念世界，也不是把這種反思性、批判性、理想性和超越性歸結為抽象的理性，而是從“實踐”出發去理解“現實”，從而達到了現實性和超越性的統一。北京師范大學朱紅文教授認為按照黑格爾式的理性理解現實，雖然更接近經典的馬克思，但這恰恰反映了馬克思哲學的時代規定和問題。整個近代西方以來的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問題就是把概念的問題、理想性的東西當作現實來操作。這是一個自然主義的或理性主義時代的錯誤。中山大學王曉升教授認為馬克思在分析哲學與社會歷史條件之間的關系的基礎上，揚棄了獨立的哲學，而建立一種以分析現實社會矛盾為任務的新唯物主義。這種新唯物主義在分析現實社會矛盾的基礎上尋求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并把它作為哲學研究的主題。按照這種哲學觀，哲學的研究就是要從“人間上升到天堂”，而不是“從天堂下降到人間”，從而達到現實性和超越性的統一。武漢大學汪信硯教授認為要破除對現實性和超越性庸俗化的理解，哲學研究既不能淪為現實的論證，也不能囿于形式主義的學術訴求。要在現實性和超越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在馬克思哲學那里，現實性和超越性是相互關聯相互規定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創新問題

1建筑的浪漫性

這里提到“浪漫”,主要用來指建筑的外在表現形式和其整體的藝術性｡無論是什么樣的建筑,有其主題,用來表現這個主題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其浪漫性,它可以寫意,可以比喻､夸張,也可以對比等｡人們接觸一個建筑首先是它的形式,它給人的第一感覺影響著人們對該建筑的總體評價｡

柯布西耶后期代表作品法國孚日山區的朗杳教堂,給人第一眼的感覺是一種虔誠和肅穆的感覺,它通過比喻,把教堂的外觀形式設計成一個像一雙正在祈禱的手,以此來表現其教堂的主題｡多重的象征和新奇創造,內部小巧的空間與開闊的室外環境利用,使這個教堂獨具魅力｡美國建筑師萊特設計的唯一教堂,同樣是教堂,它也是三角形式的建筑,外形也像是一雙正在祈禱的一雙手,但是它的風格和朗杳教堂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是橙色的運用,給人以活力,其相交的角度比朗杳教堂要尖銳一些,給人以積極向上的感覺,好象是有種直接聆聽上帝教誨的感覺｡同樣是教堂,同樣可以找到祈禱的手的象征的意義,但是兩種在顏色和外形的運用上的差異,使這兩個教堂給人的感覺大有不同｡

浪漫性的表現是離不開現實性基礎的,科學的發展給建筑的表現帶來了更廣闊的空間,同時,當地的人文基礎,民族傳統,風俗習慣還有環境條件等都影響了建筑的發展｡

古希臘的建筑,多用柱子,其柱式美麗端莊,肅穆大方,表現了古希臘“高貴的純樸和壯穆的宏偉”的藝術精神,人體美和美麗的神話都深深的影響了古希臘的建筑｡到了古羅馬,隨著券拱和券柱式的出現,有了像萬神廟和凱旋門這樣的通過幾何和宏偉的外型來表現偉大建筑｡帆拱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拜占庭的建筑,像圣索非亞大教堂和圣馬克教堂,通過帆拱技術來構筑大空間,給人以廣闊的感覺｡以后的羅馬風,歌特以及以后的現代建筑,建筑的每一部發展都是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

在2001年12月~2002年1月進行的中國電影博物館的國際設計競賽中的最佳方案——穿越銀屏,由RTKL國際有限公司與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一所合作設計｡此方案通過光線､材料及其空間變化把電影從拍攝､制作和上映的各個特點充分體現出來,總體上透著電影的虛擬性特點｡而其與綠色的全面結合,既融入了環境,體現了生態概念,又用了綠色將生命的概念植入電影這一人為藝術中,成為“生命之樹長青”理念的載體｡

1建筑的浪漫性

這里提到“浪漫”,主要用來指建筑的外在表現形式和其整體的藝術性｡無論是什么樣的建筑,有其主題,用來表現這個主題的手段和方法,就是其浪漫性,它可以寫意,可以比喻､夸張,也可以對比等｡人們接觸一個建筑首先是它的形式,它給人的第一感覺影響著人們對該建筑的總體評價｡

柯布西耶后期代表作品法國孚日山區的朗杳教堂,給人第一眼的感覺是一種虔誠和肅穆的感覺,它通過比喻,把教堂的外觀形式設計成一個像一雙正在祈禱的手,以此來表現其教堂的主題｡多重的象征和新奇創造,內部小巧的空間與開闊的室外環境利用,使這個教堂獨具魅力｡美國建筑師萊特設計的唯一教堂,同樣是教堂,它也是三角形式的建筑,外形也像是一雙正在祈禱的一雙手,但是它的風格和朗杳教堂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是橙色的運用,給人以活力,其相交的角度比朗杳教堂要尖銳一些,給人以積極向上的感覺,好象是有種直接聆聽上帝教誨的感覺｡同樣是教堂,同樣可以找到祈禱的手的象征的意義,但是兩種在顏色和外形的運用上的差異,使這兩個教堂給人的感覺大有不同｡

浪漫性的表現是離不開現實性基礎的,科學的發展給建筑的表現帶來了更廣闊的空間,同時,當地的人文基礎,民族傳統,風俗習慣還有環境條件等都影響了建筑的發展｡

古希臘的建筑,多用柱子,其柱式美麗端莊,肅穆大方,表現了古希臘“高貴的純樸和壯穆的宏偉”的藝術精神,人體美和美麗的神話都深深的影響了古希臘的建筑｡到了古羅馬,隨著券拱和券柱式的出現,有了像萬神廟和凱旋門這樣的通過幾何和宏偉的外型來表現偉大建筑｡帆拱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拜占庭的建筑,像圣索非亞大教堂和圣馬克教堂,通過帆拱技術來構筑大空間,給人以廣闊的感覺｡以后的羅馬風,歌特以及以后的現代建筑,建筑的每一部發展都是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

在2001年12月~2002年1月進行的中國電影博物館的國際設計競賽中的最佳方案——穿越銀屏,由RTKL國際有限公司與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一所合作設計｡此方案通過光線､材料及其空間變化把電影從拍攝､制作和上映的各個特點充分體現出來,總體上透著電影的虛擬性特點｡而其與綠色的全面結合,既融入了環境,體現了生態概念,又用了綠色將生命的概念植入電影這一人為藝術中,成為“生命之樹長青”理念的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