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路徑范文10篇

摘要：少兒舞蹈創作是美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目前素質教育的重要評定標準。隨著少兒舞蹈作品的日益增多，其背后的舞蹈創作如何促進美育功能、怎樣促成美育目標的實現越發引起教師與學界關注。本文以北京地區為例，通過梳理歷史背景、總結存在矛盾、引出個人觀點、提出實踐方案等四個方面，形成從理論與實踐兩個部分的邏輯梳理，歷時和共時兩個層面的歸納總結。以期通過對北京地區美育視域下的少兒舞蹈創作實踐路徑的研究，為今后的舞蹈美育與少兒舞蹈創作提供新的方向與思路。

關鍵詞：美育;少兒舞蹈;舞蹈創作;北京地區

一、北京地區少兒舞蹈創作背景

（一）美育工作的開展。早在20世紀初，隨著西方美育理論與體系的引入，蔡元培先生就撰寫了《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來宣傳美育思想，提倡美育的制度建設。1987年2月，北京市教育局在全國率先召開中小學美育工作會議，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省級藝術教育委員會。1999年6月，主席于北京召開改革開放以來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開幕式上就我國的教育方針做了新的表述：“我們必須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堅持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以提高國民素質為根本宗旨，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由此美育被正式寫進教育方針，美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正式確立。緊接著在2000年,北京市教委制訂《小學美育大綱》《中學美育大綱》《高等學校美育大綱》。從新時期教育發展的角度,對美育的原則、培養目標、基本任務以及美育的內容與要求、實施美育的途徑、學校藝術教育的地位等作出明確規定。這是全國第一個學校美育大綱。由此可以看到北京作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心，對于黨和國家美育政策方針與理念的實施反應靈敏、貫徹有力，因而北京地區的美育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這對于舞蹈美育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二）舞蹈課程的開設。“素質教育舞蹈課”是呂藝生教授在教育部《素質教育與舞蹈美育研究》專項研究中的子課題成果，目前是北京市義務教育課程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該課程通過生動的、富有創造力的舞蹈課程形式，以期培育學生的審美能力、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創造能力、交流與合作能力、自我表現能力、知識遷移與融合能力，進而實現學生提升素養、完善人格、強健體格、全面發展的教育目標。2014年在北京市教委的推動下，北京市50所中小學正式開設素質教育舞蹈課的教學工作，將其列入學校課表當中。至2015年，僅僅一年時間開設素質教育舞蹈課的學校就增加了100多所，足以見得舞蹈課程的開設符合當時學校教育的切實所需，獲得眾多學校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同時，2014年北京市教委為充分發揮高校與社會力量在美育當中的引領作用，開展了“高參小”項目①，先后篩選出20余所高校為“高參小”項目的實施提供幫助，其中設有舞蹈課程。（三）比賽與展演的舉辦。北京地區舞蹈創作的蓬勃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歷史之久遠、積淀之深厚的各級各類比賽與展演的舉辦。早在1980年4月，北京市團委、市教育局、市文化局等單位發出《關于舉行中學生文藝演出的通知》，每年暑假舉行中學生文藝匯演，到1990年共舉行11屆。②當前在愈發重視美育與素質教育的時代背景下，以原創為主的比賽與展演更是開展的如火如荼。以2019年為例，北京地區就有第二十二屆學生藝術節、第十屆小荷風采———全國少兒舞蹈藝術展演、第十六屆北京舞蹈大賽等多項業界公認的具有較大規模與權威性的品牌比賽與展演，極大的促進與繁榮了北京地區的少兒舞蹈創作，搭建了北京地區少兒舞蹈交流與展示的重要平臺，整體呈現方心未艾之勢。在這三場具有代表性的比賽與展演中，體現出參加人數之多、入選作品之多、舉辦規模之大、覆蓋范圍之廣等特征。舞蹈比賽以及展演中大部分均為原創作品。無論是從比賽或展演通知文件當中提到的的“鼓勵原創作品”，還是各參賽單位踴躍的創作激情，亦或是比賽獎項設置上的“創作獎”，都不難看出少兒舞蹈創作領域蓬勃積極的發展勢頭和一以貫之的創作熱情。隨著比賽與展演的開設，大量的舞蹈作品呈現，隨之衍生的一系列有關少兒舞蹈創作、少兒舞蹈美育、少兒舞蹈理論的現象與問題也逐漸引起了業內專家學者的重視。

二、美育視域下少兒舞蹈創作中的矛盾

（一）創新思維的培養與作品評選機制之間的矛盾。在美育的總體理念當中，少兒舞蹈創作的本質是通過作品表現的形式，少兒在舞蹈活動過程中，被激發出可視化的創造性思維以及對生活美、藝術美的抽象把握，是近年來少兒舞蹈創作作為美育的評價標準的原因之一。但就目前少兒舞蹈創作的總體情況來看，無論是從少兒舞蹈創作的選材、結構、編舞，還是后期的音樂選擇、舞美設置、服裝擇定，都幾乎由任課教師或者外聘編導來完成，并且最終的評價標準是舞蹈作品的質量優劣，即以專業的眼光去評判一個“舞蹈作品”的成熟程度。雖然已經把童真、童心、童趣作為評判標準的核心因素，但其關注點仍然聚焦在舞蹈作品的最終呈現效果當中。其中參與舞蹈創作與表演的學生是否真正受到了美育的影響，對其產生了從身體到思想層面的變化，我們在這個評選機制中卻無法得知客觀有效的數據。二者之間的矛盾其實在于重視過程還是結果。舞蹈美育以及少兒舞蹈創作的出發點是創新思維與創造能力的培養，是一個過程性教育，是一個潛移默化的影響。蘇珊在《美育基礎》一書中提到：“現代審美心理學表明，學前少兒幾乎沒有什么審美鑒賞能力，7-9歲的少兒對藝術的評判標準是作品與實際像不像，審美標準單一。13-20歲之間，青少年的審美標準帶有相對主義傾向，缺乏批判性。20歲左右，青年才開始形成相對穩定的審美標準，審美趣味也初步形成”。③202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校美育工作的意見》也指出“構建大中小幼相銜接的美育課程體系，明確各級各類學校美育課程目標”。《意見》中目標的設立也是建立在美育的時間周期較長這一特征之上的。現階段舞蹈美育以及少兒舞蹈創作的衡量標準為舞蹈作品質量的優劣，是一種結果性評價，追求短時間的成果轉化。就北京地區的各類展演和比賽而言，一年一屆或兩年一屆的開展與舉辦，促使大部分學校和舞蹈老師一直忙于準備或推出新的舞蹈作品。對于學生而言，當教師的關注點在對于作品呈現的極致要求時，就會缺失對學生創造性的培養與關注。尤其是那些受到學業壓力，只有兩年時間在舞蹈團中練習的初高中生，影響更為明顯。最終少兒舞蹈創作呈現出在學生與作品之間關注對象顛倒的現狀，似乎與我們所強調美育理念的初衷不符。（二）舞蹈創作理念與創作主體地位之間的矛盾。美育視域下的少兒舞蹈創作，是以舞蹈作為表現手段與呈現方式，通過感受美的發生———深化美的體驗———進行美的創造三個審美過程，以達到少兒創造性思維與審美認知綜合性培養的舞蹈活動。其中，少兒對于美的創造是審美教育的終極目標，也是檢驗審美教育的重要標準，因此我們應該將少兒放置于舞蹈創作的主體地位。但由于少兒在學習階段缺乏整體的藝術鑒賞水平和藝術行為能力，舞蹈創作活動中應由教師進行輔助性引導與總體性把握，以專業的藝術視角將少兒的創造性成果進行合理的選擇與配置，最終形成一個既具有少兒主體性又富有藝術標準性的舞蹈作品。這一創作理念也與2010年教育部頒布的《囯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指出的“學生是教育的主體，教師是教育的主導”這一教育理念相契合。隨著少兒舞蹈的蓬勃發展，舞蹈作品反映出來的相關現象與問題引發眾多學者關注與研究。其中所出現的“成人化”“技藝化”“模板化”等創作問題在經過幾次專家學者的研討與強調后，大部分舞蹈教師在繼續創作時帶有思考性的問題規避，所呈現的作品質量顯著提高，對少兒身心理的關注和童真、童心、童趣的挖掘成為創作主流。從創作結果中看，雖然問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究其根本，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創作主體地位顛倒所導致的必然現象。在少兒舞蹈創作中應以學生為創作主體，通過他們對生活的觀察與體驗，輔以教師的藝術引導與激發，其所表現出來的一定是最為自然、最為貼切、最富有共情的舞蹈語言。以往占據創作主體地位的教師所要做的，就是將這些稚嫩的第一輸出進行藝術化的加工與整合，再將其反饋于少兒，以檢驗藝術處理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并不斷進行調整，由此達到一個少兒舞蹈創作真正意義上的成功———既是少兒的，又是舞蹈的。

【摘要】新時代高職院校落實“立德樹人”這一教育的根本任務應以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為遵循，在德育過程中凸顯受教育者作為人的主體性存在、實踐性存在和能動性存在，德育措施應以滿足學生的主體需要為價值導向，以促進學生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當前高職院校在德育實踐中存在內涵不明確、主體不突出、體系不完善等問題，本質上是對學生的人的本質和人的價值的忽視。從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出發，以“德技雙修、知行合一”為指導思想，對學生進行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人文雅德的“五德并育”是解決問題的有益探索；以“五德”核心要素為基本元素，在制訂德育專業化建設標準、德育專業化人才培養方案、設計相應課程體系和課程標準、為其他專業提供思政指南、健全效果評價機制的基礎上，探索“五德并育”實踐模式，可以成為新時代高職院校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新路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人學；五德并育；實踐路徑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在多種場合深入闡述立德樹人的重要意義，要求旗幟鮮明加強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全面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養和造就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這些都為我國高職院校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在高職院校德育實踐中，如何打造更具實效性和親和力的德育模式還亟待深入研究。從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視角出發，通過厘清“人的哲學”與現行教育教學實踐之間的關系，探尋新時代我國高職院校德育的價值目標和教育規律，并以此為前提，針對當前我國高職院校德育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探索“五德并育”的德育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立德樹人的哲學前提

德育作為立德樹人工作的重要內容，其目的是為了培養人、塑造人。德育實踐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培育“人”的活動，其實踐主體是人，實踐對象是人，實踐目的是促進人的發展。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正是關注現實的人的存在和發展，在目的和價值取向上與德育實踐具有一致性，是德育活動當然的哲學前提。“所謂人學，就是以人這一特殊社會存在物為對象，探討其生存和發展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馬克思在對德國古典哲學人學思想進行批判的基礎上，把對人的關注從抽象的“人”轉向現實的“人”。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包含人的起源、人的本質、人的地位、人的價值及馬克思主義人學視域下人的發展等內容，是以現實的人的實踐性、主體性和能動性為邏輯前提，以人的需要為邏輯重點，強調人的需要和人的差異性，尊重人的個性發展，以關注人的發展為邏輯線路，并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邏輯歸屬的完整的人學理論體系。高職院校德育在教育主體、教育過程和教育目標上能夠在馬克思主義人學理論層面得以遵循。首先，德育的主體也應該是現實的人，即鮮活的大學生個體。大學生這一受教育群體同樣也是一種主體性、實踐性和能動性的存在。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是勞動的主體，同時也在勞動中創造著自己，也就是馬克思所說“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在德育實踐中應該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促進其在勞動和社會實踐中的人格升華。其次，德育的過程中應尊重受教育主體的“人的需要”。馬克思認為人的需要是推動人進行活動的最原始的動力，以人類的生產勞動為途徑和手段使其得以實現。因而在德育中應尊重學生個體的、現實的需要，尊重學生的差異性，營造學生個性發展的環境，滿足受教育主體發展的需要。再次，德育也應以促進學生自由而全面發展為終極目標。人的全面發展是相對于片面發展而言的，是對于人的異化狀態的完全超越，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總體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是人在能力、需要、社會關系和個性自由等方面的全面發展。雖然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不能一蹴而就，但在德育過程中，應將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德育的終極目的和價值歸宿，同時，在德育實踐中將德育的行為規范功能、精神鼓動功能和人格塑造功能充分發揮出來，激發學生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發掘自身潛能，使自身人格得以健全與完善。

二、“人學缺位”：當前高職院校德育三大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

摘要：立德樹人任務要求高校將育人資源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中，偉大建黨精神作為我黨精神譜系與精神資源，是高校最為重要的育人資源，把握好建黨精神的基本內涵，將建黨精神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充分融合起來，對學生深化國情教育、黨史教育、三觀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擁有鮮明的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高校應通過思想政治課的立德樹人工作，明確建黨精神的精神實質，探求兩者的融合路徑和價值、內涵，促進建黨精神與高校思想政治課程的充分融合，提升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和實效性。

關鍵詞：建黨精神；高校；思政課

我黨在艱苦的革命歷程中形成了堅守理想、堅持真理，擔當使命、踐行初心，英勇斗爭、不怕犧牲，不負人民、對黨忠誠的建黨精神，這是我黨的精神源泉，高校應繼承紅色血脈與光榮傳統，將建黨精神發揚光大、傳承下去。思想政治課是落實立德樹人任務的重要陣地和關鍵課程，必須傳承和發揚建黨精神，將建黨精神作為激勵學生胸懷愛國之情、樹立遠大抱負、肩負時代使命的抓手，培養出擔負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民族復興重任的接班人。建黨精神擁有豐富的價值意蘊，將建黨精神滲透并融入思政教育中，對激勵和引領學生堅持理想信念、提升修養品德、樹立理想抱負、提高素質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偉大建黨精神的豐富內涵

思想是歷史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印證。偉大建黨精神是在歷史長河與人類文明發展中得到凝練和印證的理論創新和政治宣誓，擁有高度的科學性、開創性及先進性。深入探究并把握偉大建黨精神的科學內涵，明確高校思政課與建黨精神的融合方向和重點，能夠為高校思政教育優化升級、發揮主陣地作用提供抓手。簡言之，把握建黨精神的豐富內涵，可以為思政教師明確融合“什么”提供指導。首先是堅守理想、堅持真理。堅持真理主要指堅持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真理。十月革命所呈現的真理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革命先驅，振興中華、救亡圖存的根本力量來源于“庶民的偉大勝利”。我黨始終將該真理作為革命斗爭的根本之道，時刻推動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引領人民不斷開創出全新的歷史格局，切實轉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面貌。堅持理想也指堅守共同理想和遠大理想，努力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我黨無論身處順境還是逆境，從沒有放棄過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執著和奮斗，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創造出偉大、壯觀的中國奇跡。其次是擔當使命、踐行初心。我黨帶領人民群眾進行的一切創造、一切犧牲、一切奮斗，歸結起來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現階段，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巨大的歷史任務。一是人民解放、民族獨立。二是人民富裕、國家富強。三是人民幸福與民族復興。無論過去、現在，或者將來，擔當使命與踐行初心都是我黨始終堅持、恪守的歷史責任。再次是英勇奮斗、不怕犧牲。堅守理想、堅持真理、擔當使命、踐行初心并非一朝一夕能實現的目標，必定需要英勇而頑強的革命斗爭。有斗爭便有犧牲，在革命奮斗的過程中，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先輩都付出了犧牲，都在為中華民族的崛起、中國的富強，拋頭顱、灑熱血。而在全新的歷史時期，不怕犧牲主要指犧牲小我，為人民獲得幸福美好的生活作出努力。最后是不負人民、對黨忠誠。對黨忠誠指忠誠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和性質。所以對黨忠誠也代表著不負人民，忠誠于人民。我黨始終將“立黨為民”作為行動指南，不論在革命年代還是在和平年代，無論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脫貧攻堅、反腐斗爭、掃黑除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我黨所展現的人民情懷深刻烙印在百姓心中，烙印在歷史的畫卷中［1］。

二、偉大建黨精神與思政課融合的價值意蘊

［摘要］文章通過梳理安徽大別山區綠色脫貧實踐，探究生態扶貧的踐行困境:相關主體綠色脫貧理念滯后，生態與經濟效益協同發展困難，公共政策引導、扶持力度不均，貧困群眾生態脫貧動力不足。進而從發展理念、資源稟賦、政策設計與內生脫貧動力四個方面提煉出生態扶貧的長效舉措。

［關鍵詞］脫貧攻堅;安徽大別山區;生態扶貧實踐

安徽大別山區是2011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中規劃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之一，也是安徽省在新時期脫貧攻堅的主戰場。采取何種扶貧方略改變此區域的貧困面貌，是安徽省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和難點。2015年11月中央決策層在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提出要把生態保護放在扶貧開發的優先位置，倡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綠色發展成為精準扶貧領域的主基調。2015年12月，《安徽省貫徹落實大別山革命老區振興發展規劃實施方案》中指出要堅持綠色、共享等發展理念，加強生態保護建設，推進扶貧攻堅進程。2018年1月，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印發《生態扶貧工作方案》，要求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基本方略，堅持扶貧開發與生態保護并重［1］，走出一條脫貧攻堅與生態文明建設“雙贏”的生態扶貧道路。生態扶貧實現了從指導思想到實地運用的重大飛躍。學術界密切關注生態扶貧實踐，研究成果逐步涌現，為持續推進生態扶貧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沈茂英、楊萍界定了生態扶貧的概念與生態扶貧的五大類型，提出了新時期生態扶貧建設的重點領域與制度保障(沈茂英、楊萍，2016)。曹詩頌等通過對連片特困區714個貧困縣的生態脆弱性與經濟貧困進行耦合協調分析，得出連片特困區脆弱生態環境與經濟貧困共生共存［2］，提出將生態經濟與扶貧開發相結合，走生態扶貧道路(曹詩頌等，2016)。莫光輝從脫貧攻堅戰的綠色減貧內涵和綠色減貧定位闡釋了綠色減貧是脫貧攻堅戰的價值取向［3］。但是生態扶貧的現有研究成果，多是基于全局性扶貧開發視野，缺乏較強的區域針對性。本文以典型的安徽大別山區為例，嘗試分析生態扶貧在實踐中的運行成效，探討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素，為有效推進生態扶貧路徑尋找良方，也可為其他貧困地區深入開展生態扶貧方案提供重要的參考。

一、生態扶貧:脫貧攻堅的一種新范式

傳統的生態治理是作為一種脫貧手段被嵌入扶貧開發大格局之中。但生態建設與扶貧開發平行化前進的實踐方式，并不能實現生態治理的持續有效和貧困人口的持續脫貧，從而導致貧困群體與當地生態環境陷入貧困惡性循環的泥潭。進入新時代，綠色和協調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理念，也逐步成為精準扶貧領域的核心元素。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倡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定位，提出要把生態保護放在扶貧開發的優先位置，將生態與扶貧有機結合的生態扶貧作為精準扶貧的新策略。通過實施各具特色的生態扶貧模式，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資本要素并融入精準扶貧之中，讓貧困人口從生態治理中有效脫貧，使其成為中國特色脫貧攻堅道路的一種選擇。生態化是生態扶貧的內核。生態扶貧是綠色協調發展理念在反貧困領域的集中體現，基于貧困地區與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空間區域重疊、生態治理與貧困治理目標重合而形成，側重于環境保護與生態經濟發展的協調統一。［4］依靠生態項目建設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生態產業，賦予貧困人口參與并獲得生態資源資本化的權益，通過生態資源的持續有效利用，彰顯脫貧攻堅道路的綠色化形態。生態扶貧是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有效途徑。把生態保護放在扶貧開發的優先位置，并不是要單純固守一地的生態資源，而是要千方百計地進行實踐創新，充分利用好生態資源稟賦優勢，串聯起生態文明建設和脫貧攻堅兩個戰場，以生態扶貧帶動精準扶貧，實現綠色減貧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格局。生態扶貧的落腳點是提升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能力。［5］作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新型扶貧模式，將生態經濟建設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以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基礎，讓貧困人口參與重大生態項目建設，創新生態資源加工利用方式，以發展生態特色產業為載體，形成綠色生態產業體系，著力將提升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能力融入其中，提高生態扶貧的益貧效果，最終實現貧困地區人口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作為安徽省脫貧攻堅的重要陣地，安徽大別山集中連片特困區的生態功能定位注定該區域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新方向是實施生態扶貧，以生態立足的綠色脫貧之路在安徽大別山區全面開啟。

二、生態扶貧的實踐探索

一、低碳經濟概述

(一)低碳經濟的發展歷程

低碳經濟思想的早期探索來源于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R•布朗提出的能源經濟革命論。斯特•R•布朗認為:面對“地球溫室化”的威脅，要盡快從以化石燃料為核心的經濟，轉變為以太陽、氫能為核心的經濟。［1］萊斯特•R•布朗還認為化石燃料或以碳為基礎的經濟，向高效的、以氫為基礎的經濟轉變十分必要和緊迫，要建構零污染排放、無碳能源經濟體系。［2］而“低碳經濟”一詞最早見諸于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能源白皮書)，該政府文件中指出:其總體目標是2050年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削減60%，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國家。［3］2006年，由英國政府推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做出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GDP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4］2007年7月，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12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制訂了倍受世人關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島路線圖”。“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2008年7月，日本北海道G8峰會上八國表示將尋求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其他簽約方一道共同達成到2050年把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少50%的長期目標。2010年的坎昆會議，正式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作為長期目標，此外還成立“綠色發展基金”以支持發展中國家。低碳經濟的發展同樣受到我國政府和研究機構的高度重視。2006年底，中國科技部、中國氣象局、國家發改委、國家環保總局等六部委聯合了我國第一部《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2007年6月，中國正式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07年9月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15次領導人會議上，我國政府鄭重提出“發展低碳經濟”、研發和推廣“低碳能源技術”、“增加碳匯”、“促進碳吸收技術發展”等四項建議，明確主張“發展低碳經濟”。2007年12月，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將可再生能源發展正式列為國家能源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6月，清華大學在國內率先正式成立低碳經濟研究院，重點圍繞低碳經濟、政策及戰略開展系統和深入的研究。2009年3月中科院的《2009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提出了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戰略目標，即到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50%左右。

(二)低碳經濟的內涵

“低碳經濟”概念首先由英國在《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能源白皮書中提出“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低碳經濟是創造更高的生活標準和更好的生活質量的途徑和機會，也為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了機會，同時也能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多的就業機會。之后，一些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自己對“低碳經濟”概念及內涵的理解和探析。目前，“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具有廣泛社會性的經濟和生態前沿理念，但沒有統一使用的定義。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體制問題上，［5］而國內學者主要從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綠色經濟等角度進行研究。從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角度來看，低碳經濟是指依靠技術創新和政策措施，提高節約能源技術、可再生能源技術和溫室氣體減排技術，建立低碳的能源系統和產業結構，建立一種較少排放溫室氣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而減緩氣候變化。［6，7］從綠色可持續經濟角度來看，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三低三高”為主要特征，以最少的溫室氣體排放獲得整個社會最大產出的“綠色經濟”［8］，是經濟發展的碳排放量、生態環境代價及社會經濟成本最低的經濟，［9］其實質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區域的清潔發展、促進產品的低碳開發和維持全球的生態平衡，［10，11］并將低碳經濟的內涵上升為是一種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綠色可持續經濟;是繼人類社會經歷過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生態文明。［12］總體看來，低碳經濟在發展的內容上是建立低碳能源系統、低碳技術體系和低碳產業結構，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低碳化四個體系;低碳經濟在實現路徑上是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建立一種能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低碳經濟在發展目標上是一種能夠提高地球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能力的可持續性的經濟，是一種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三低三高”綠色可持續經濟。

(三)低碳經濟的特征

摘要：黨內政治文化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要按照關于推進黨內政治文化的要求，打牢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理論基礎，營造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內外環境，創設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有效載體，塑造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良好形象。以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關鍵詞：黨內政治文化;理論基礎;內外環境

黨的把黨內政治文化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內容，提出“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黨內政治文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獨特的文化形態，是加強自身建設的新理念和新提升，是黨的建設的深層次基礎性建設，直接影響黨內政治生活的質量，是形成良好黨內政治生態的豐厚土壤。要按照關于推進黨內政治文化的要求，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一、打牢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理論基礎

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實質是改造和重塑共產黨人的精神世界。為此，就要把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特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理論基礎，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必須堅定信仰。黨內政治文化實質上是一種信仰文化。信仰是一個政黨的政治靈魂，是一個政黨政治實踐的“初心”。正是由于不同政黨的信仰存在差異，它的政治實踐、價值追求、根本目標才各有所異。因此，一個政黨的信仰就是對政黨政治文化精神內核的塑造，使得黨內政治文化呈現出一種鮮明的信仰文化特點。因此，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必須高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偉大旗幟，把堅定對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新成果的信仰作為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內核，把黨員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指示精神上來，把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上來，確保黨員隊伍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同時，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學風。把堅定信仰同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本地區本部門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問題、黨的建設的突出問題結合起來，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創新成果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和解決實際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二、營造黨內政治文化建設的內外環境

摘要：評估金融扶貧成效對于地區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同步小康的全面勝利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通過對現行金融扶貧政策文件的梳理，選取貴州金融扶貧案例作為樣本，從金融扶貧現狀、工作措施與成效對金融扶貧的實效進行評估，發現貴州脫貧攻堅中存在金融助力不足的問題。建議加快健全金融扶貧政策保障體系、完善風險補償機制、加快金融產品創新和推進貧困地區信用體系建設，更好地發揮金融扶貧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金融扶貧；特惠特；信貸

一、研究背景：我國的扶貧政策與金融扶貧

我國改革開放40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步伐。規劃和組織大規模扶貧開發活動，先后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等中長期扶貧規劃，有力地推進了農村扶貧開發進程。我國農村減貧的進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85年），是制度變革下經濟增長拉動型的反貧困階段，即以經濟增長為主導的緩解貧困的模式；第二階段（1986—2000年），是政府主導下開發式扶貧階段，實行以開發式扶貧政策為主導的扶貧模式；第三階段（2001年以來），是全面建設和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的扶貧開發階段，即開發式扶貧與多項惠農扶貧政策并舉的整合式扶貧階段［1］。我國的金融扶貧是隨著國家扶貧開發的進程及政策演變而不斷變化，自1994年我國出臺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2000年）》提出要安排“各項財政資金、信貸資金，增加以工代賑資金和扶貧貼息貸款等扶貧資金投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提出要“繼續安排并增加扶貧貸款”“適當延長貸款期限”“扶貧貸款執行統一優惠利率”，《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要“完善國家扶貧貼息政策，推動貧困地區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積極發展農村保險事業”。《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提出“加大金融扶貧支持力度，加強金融精準扶貧服務”。由此看出，我國農村金融扶貧理念經歷了從單一信貸優惠到綜合金融服務的過程，可劃分為救濟式扶貧階段（1949年至1985年）、開發式扶貧階段（1986年至2010年）、金融扶貧大格局階段（2011年至今）。

二、金融精準扶貧體系與金融扶貧政策梳理

（一）金融精準扶貧體系。金融扶貧是政府運用法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機制或手段，調動金融機構增加對貧困地區信貸資金的供給，為那些長期遭受金融排斥的貧困地區的中小企業和貧困群體提供均等的金融服務機會［2］。經過40年的金融改革，中國農村金融形成了以商業、合作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相互補充，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共同發展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包括以中國農業銀行為代表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以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為代表的合作金融機構、以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及以村鎮銀行為代表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農村金融機構覆蓋率持續擴大，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不斷創新，扶貧方式、扶貧信貸投放量不斷增多，各金融組織通過發揮各自經營特點和業務優勢，公開、公平競爭，逐步建立了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金融扶貧服務供給體系。（二）金融扶貧政策梳理。1.國家層面金融扶貧政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扶貧開發的頂層設計，不斷完善金融扶貧體制機制，金融扶貧政策體系基本形成。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要求加大金融扶貧力度，鼓勵和引導商業性、政策性、開發性、合作性等各類金融機構加大對扶貧開發的金融支持。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專項貸款進行貼息，支持貧困地區設立扶貧貸款風險補償基金。201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加強扶貧再貸款使用管理，優化運用扶貧再貸款發放貸款定價機制……加強金融精準扶貧服務……創新產業扶貧信貸產品和模式，建立健全金融支持產業發展與帶動貧困戶脫貧的掛鉤機制和扶持政策。”由此，在國家層面的金融扶貧政策制度體系逐步形成，并日趨完善。2.省級層面金融扶貧政策貴州結合本省脫貧攻堅實際，根據中央有關脫貧攻堅政策精神，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脫貧攻堅的金融扶貧政策文件，為金融助推脫貧攻堅發揮制度保障作用。2015年10月16日，《中共貴州省委貴州省人民政府關于堅決打贏扶貧攻堅戰確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對支持各類金融企業到貧困縣設立分支機構，支持貧困縣開展農村產權抵押融資業務作出明確要求。同時提出全面實施精準扶貧“特惠貸”，為貧困戶提供免抵押擔保、低利率、財政貼息補助的小額信用貸款。2015年12月4日，《中共貴州省委貴州省人民政府關于落實大扶貧戰略行動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意見》要求強化金融扶貧制度設計。加大對扶貧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力度，進一步完善利益聯結機制，成立扶貧開發投融資平臺。貧困縣設立扶貧貸款風險補償基金，設立政府出資的融資擔保機構。2018年6月26日，《中共貴州省委貴州省人民政府關于深入實施打贏脫貧攻堅三年行動發起總攻奪取全勝的決定》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服務貧困地區、深度貧困地區的存貸款支持提出明確要求。與此同時，當地人民銀行、銀監局圍繞省委省政府的金融扶貧政策制定出臺支持地方扶貧開發的金融配套制度文件，形成地方的金融扶貧政策體系。

摘要：當前體育教育的不受重視導致高校體育工作難以開展，學生無法享受公平的教育資源，教師對體育教育理解的偏差導致體育地位停滯不前，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學校體育的地位日益凸顯，而體育教育不公平現象依舊存在，因此本文通過對政策的解讀、體育教育公平的現實價值的理解及實現體育教育公平的原因分析，提出高校實踐體育教育公平的路徑。本文運用文獻資料法、實地調查法等研究方法，從時代背景及相關政策著手研究，探析高校實踐體育教育公平的路徑，認為體教融合是實現體育教育公平的政策支撐，以人為本是實現體育教育公平的核心要求，體育育人是實現體育教育公平的必然結果。得出相關結論：（1）讓體育回歸教育、加強高水平運動隊建設可以將體教融合政策落實；（2）使青少年養成終身鍛煉習慣、制定不同的課程體系可以將以人為本理念深化；（3）實現青少年全面發展、完善體育設施系統的配置可以將體育育人價值體現；（4）5G技術在體育教育中的應用是實踐體育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體教融合;體育;教育公平;實踐路徑

2020年4月，國家體育總局、教育部聯合印發《關于深化體教融合促進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意見》，文件指出要加強學校體育工作；要完善青少年體育賽事體系；要加強體育傳統特色學校和高校高水平運動隊建設；要深化體校改革；要規范社會體育組織；要大力培養體育教師和教練員隊伍；要強化政策保障。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要求堅持德育為先、以人為本，通過正面的、合適的教育來引導人、塑造人，體教融合旨在將體育和教育融為一體，這是實踐立德樹人戰略的重要舉措。教育公平體現在資源分配、發展規劃等各方面，體育教育公平受身體素質、學科地位、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因素影響，導致學生無法接受平等的體育教育，本文從體育的功能及實質入手，探析高校實踐體育教育公平的路徑。

1、將“體教融合”政策落實

1.1、體育回歸教育本位

體育教育公平的實現是教育公平實現的必然條件，因此體育回歸教育是更好地實現體育教育公平的現實選擇。姚明認為沒有體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離開教育的體育是不牢固，因此體育部門與教育部門的融合能更好地讓體育融入教育之中，將體育進中考、高考落到實處，而不是喊喊口號而已，因此體育回歸教育是必然的也是正確的選擇。體育是教育的多元載體，教育是體育的有效體現，體育和教育的有效融合能夠產生更大的動力源，從而帶來1+1＞2的效果。體育與教育相融合尤為重要，體育課堂不再是曾經的體能課，它是一節不能缺少德育的體育課，是一節體育教育課程，是實現五育并舉的途徑。

隨著依法治國背景下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和民眾法律意識的覺醒，人們逐漸懂得如何運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的增長。但民眾從知法到懂法、用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諸多法律糾紛案件中他們還需要專業法律人士的幫助，面對愈發繁重的工作任務，法檢部門也亟需擴大隊伍力量。對應到法學教育領域，則需要高校法學院和法學專業不斷優化教學理念，與時俱進創新教學模式，不斷提升法律人才培養質量，為我國依法治國事業的持續推進和深入發展提供更多高質量的法律人才。由楊宗科主編的《法學教育研究》正是對新時期法學教育進行深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該書匯集了法學領域諸多權威專家學者的專業論述，從不同角度展開對當前法學教育問題的反思與創新探索，具體涉及社會治理與法治人才培養、專業性法律人才培養路徑探索、人工智能與法律實踐教學、具體法律專業能力培養方法創新優化等，尤其對實踐教學模式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總體來看，該書對推動新時期法律教育的創新發展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細覽全書，可提煉出以下幾點特色。

一、名家薈萃，多維探索法學教育創新發展路徑

本書整體結構上以論文集的形式呈現，依據探討法律主題的不同，主要分成理論探討、教學研究、比較研究、教育法制、法務反哺等幾個版塊，呈現出較為合理的結構劃分。這些版塊中的內容由不同法律領域專業學者的論文組成，他們多數在各自領域有著豐富的法律從業和研究經驗，出版了不少法律著述，因此本書論文中所呈現觀點的合理性和權威性有基本保障。從內容來看，本書名為“法學教育研究”，但并不直接、單純從高等教育角度談法學教育，而是將眼光放到更為廣闊的社會法律實踐中，將高校法律教育創新改革與社會法律體系運轉和法律實踐動態密切結合，從法律的實踐運動中汲取法學教育革新靈感，使本書的框架結構和策略建議的可操作性有了保障。這種社會實踐探索和校園教育的融合維度是多元的，涉及了各項熱點、冷門法律領域，融合了國內國外的比較分析，兼顧課程改革與師資培養，體現出較強的完整性、系統性。

二、注重創新，以新興技術推動實踐教學發展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和虛擬技術等新興技術應用領域和應用深度的不斷拓展，法學教育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從教學內容、教學理念到教學方法、教學模式，新興技術的誕生發展為其提供了更為充分的發展空間，法學教育擺脫了一板一眼的傳統課堂教學的束縛，向著更加便捷、更加新穎、趣味性更強、效率更高的現代化法學教育路徑飛奔。本書提倡積極利用新興技術來實現法學教育的創新，尤其是推動實踐教學發展。例如在“人工智能在法學實踐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一文中，作者先對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現狀作了總結，之后對人工智能在法學教育實踐教學中可能的運用領域和運用方式作了專業分析，提出了頗具前瞻性和創新性的實踐方法，最后對當前信息化法學實踐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進行了分析，整體行文體現出較高的創造性和實踐研究傾向。

三、問題意識，注重解決當前法學教育突出問題

摘要：隨著法律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對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對法學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模擬法庭競賽作為國際上法學教育的重要途徑，對我國培養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但當前我國通過國際模擬法庭競賽來培養卓越涉外法律人才還面臨諸多障礙，必須從理論研究、課程設置、資金投入及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尋求突破。

關鍵詞：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國際模擬法庭競賽；價值；障礙；突破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外來日益頻繁，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和需求不斷增強，參與和主動制定規則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對熟悉國際規則的法律人才特別是具有高外語水平、具有優良專業素質和國際化視野的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十分的迫切。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國際模擬法庭競賽就成為全球各國法學院重視和參與的國際賽事。而競賽成績既成為衡量個法學院競爭實力的標準之一，也成為培養國際化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徑。

一、國際模擬法庭競賽對培養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價值

（一）培養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徑

目前，我國整體法學教育在培養人才方面還存在定位不準、水平較低、目標不明確等問題，特別是當前對卓越法律人才的培養還十分欠缺。針對我國現階段對高層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和法律人才教育培養的現狀，我國啟動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其中之一是培養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在培養國際化法律人才方面，國際模擬法庭競賽對學生的專業知識能力和法庭辯論能力的培養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成為國際化法律專業人才培養的重要路徑。當前，全球已出現了一批有影響力的國際模擬法庭競賽賽事。主要有世界人權模擬法庭競賽、紅十字會國際人道法庭模擬法庭競賽、國際刑事法院模擬審判賽、杰賽普國際模擬法庭大賽、亞洲國際法模擬法庭競賽、“威廉•維斯貿仲杯”國際商事模擬仲裁庭辯論賽等。而我國高校在最近幾年也逐漸注重參與國際模擬法庭競賽，如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最近幾年參加杰賽普國際模擬法庭大賽的隊員，多數畢業后都就職于國際組織、跨國律師事務所或出國深造。并且這些國際模擬法庭競賽日益受到眾多跨國公司和世界著名律所的關注，甚至在比賽結束后直接向隊員發出就職邀請。可以說，從今年來我國高校的一些具體實踐來看，對于國際模擬法庭競賽的參與，已經成為培養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