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刊范文10篇

摘要：優秀文化的傳承跨越國界，日本茶道對中國茶文化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就是其中的典例。當代日本茶道大師里千家第十五代千宗室在其于南開大學發表的博士論文中用確切的史料論證了日本茶道的由來與演變，勾勒出日本茶道精神的理想世界。在肯定了陸羽《茶經》對日本茶道的作用的同時，也分析出形成日本茶道本質，并使其成為日本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原因。

關鍵詞：茶文化；茶道精神；十五代千宗室

在當代中日茶文化交流中具有很高聲譽的千宗室大師（1923-），是日本戰國時代茶道宗師千利休（1522-1591）的后人，也是日本最大茶道流派里千家的十五代家元（以下簡稱千宗室），成長于日本京都的千宗室，在就讀同志社大學法學院經濟系期間，因逢太平洋戰爭爆發而作為海軍應召入伍，戰后復學直至畢業。戰爭的體驗令千宗室倍感和平的珍貴，通過著書及友好訪問等多種形式積極宣傳其和平思想，一生致力于茶道文化的傳播與推廣，提倡“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在千宗室的著書中有《茶的精神》《里千家茶道教科》《里千家茶道》《茶中精神》《原色道具的用法》等。而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千宗室南開大學博士論文的中文譯本）中包含了千宗室多年茶文化研究的成果。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中日兩國茶文化思想傳承和發展的理念。

在序言里，千宗室提到“若問我‘什么是茶的境界’的話，我會回答說，在于它的‘他界觀念的娛樂性’。依我之見，能在現實社會里實現高層次上的精神性娛樂的，便是茶道。”對于《茶經》以前的茶，千宗室提出“茶究竟是傳入中國還是野生于中國，雖然很難斷定，但因《本草綱目》中有神農嘗百草，其中百分之七十有毒，以茶解毒的記載，或者曾有野生茶樹在中國。能夠確定的是隨著佛教的東移，茶樹也隨其傳到中國。”通過一定的史料查找，千宗室感到詳細描述陸羽以前的茶的問題的相關論述中含糊者居多，茶書中被奉為最高而且最古的經典著作的應該就是《茶經》。對于陸羽所處的中國唐代，千宗室評價道“說起唐代-迎來七、八世紀最盛時期的時代，就是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可謂是國際色彩濃厚的文化最繁榮的時期。”通過對陸羽生平和相關著書的分析，千宗室得出陸羽著作可能有后人補筆。對于陸羽其人，千宗室通過參照對比相關傳說和相傳為陸羽親筆撰寫的《陸羽自傳》中的共同點，歸納總結出關于陸羽的相關資料。其一陸羽是出身、家系不明、徹底的孤兒；其二陸羽容貌不佳，口吃，卻有善辯的才能，善于思索；其三陸羽性格為隱蔽型，專心讀書，嫌棄雜事，不大與人交往，被視為一種狂人；其四陸羽所交之友皆為文人、詩人，常與高士同居；其五陸羽有很強的超脫世俗的孤傲性格；其六陸羽逝去的時間及地點不詳。對于陸羽的一生千宗室認為其悠閑自在而人格高雅，贊嘆陸羽的茶的世界觀，不是誰都能吟誦的，相反必須說是只有極少數人才能理解的天賦之物。千宗室認為貫穿在陸羽《茶經》中有力求通過論及正確的飲茶方法，來達到從正面引導讀者進入由喝茶所能達到的最終境地的意圖，分析陸羽茶學思想中包含的易學與佛學理念，提到“從其敘述和表現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陸羽精神的基調，陸羽把佛教上所說的地、水、火、風、空的五大思想和木、火、土、金、水的五行世界觀渾然一體，在陸羽精神的基調中，某種要從一碗茶中感受到通向其自然之根源的意志在起作用。”贊揚陸羽敢于取經緯的“經”、經典的“經”字于自己的《茶經》是有強烈自信與極大抱負的做法。對于《茶經》以后的中國茶文化千宗室總結為茶可使飲者在無形中醸成一種意境，因此效應，使得茶成為受尊之物。在論述日本茶道時，千宗室認為自平安時代起興起的日本茶文化是使節、留學生和留學僧侶為移植中國文化所做出的貢獻，這些中國使節們所繼承的正是由陸羽首次集大成的茶的高超哲學和思想。而對于有些學者認為從茶的植物學觀點來看日本也曾有野生茶樹的觀點，千宗室提出“即便假定日本自古就有茶樹，而將其用于飲料、發現其作為飲料的無尚價值，以及發現茶是人類追求、向往自由王國不可缺少的從飲茶中能領略的意境中發現作為人的無尚喜悅的，卻不是日本人。這一切，其實都是中國的以陸羽為首的詩人和文人們告訴我們的。他們在教導我們茶擁有作為飲料的無尚價值的同時，又告知了我們茶的哲學性。”千宗室還分析隨著《吃茶養生記》與榮西東渡，茶文化漸漸滲入日本武士和貴族階層。室町時代村田珠光等學者的出現產生日本茶道，而日本茶道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南方録》，象征著日本茶道“一期一會”思想的確立，千宗室對此給予了極大的肯定，評論正是這種基于傳統的創造性，才能經常地為其注入新鮮的感覺，成為明日之茶道的最為必要的真諦。對于千宗室《〈茶經〉與日本茶道的歷史意義》，南開大學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給予了很高評價。評價這是一部系統研究日本茶道源流及其所體現的文化精神的學術專著，也是一部以茶為主題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專著，確認了中國的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源頭，被后世尊為“茶圣”的唐代陸羽的《茶經》，是中日兩國茶人所共奉之最早和最高的經典作品，指出日本茶道雖源于中國，但又絕非中國茶文化的簡單移植或翻版，歷史性地考察了日本茶文化的發展演變過程，把它概括為了追求理想境界的幻想型、重視實物性能的養生型和升華為宗教審美意境的理想型。

在科技騰飛的二十一世紀，綜合性文化“茶”依然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究其原因在于茶文化是人類在發展、生產茶的過程中，以茶為載體表達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各種理念、信仰、思想情感和文化形態的總稱。其中茶文化思想是茶文化的精神內涵，其研究主要在東方國家，尤以中日研究歷史悠久，水平最高，代表當代茶文化思想研究前沿。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文化源遠流長，茶圣陸羽是世界茶文化及其思想研究的始祖。當代中國茶文化思想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茶學大師陳文華對于中國茶文化思想的形成歷史及其特征與儒、釋、通的道德關系的整理與論述、茶文化思想知名學者朱仲海對中國茶文化思想獨有的精神之美等方面的分析與研究等。國內學者如林治克、莊曉芳等對茶文化思想有“和靜怡真”“廉美和敬”等概括。而日本茶文化研究的當代代表人物千宗室大師在學習了陸羽的《茶經》及傳統的中國茶文化史和繼承日本茶道思想集大成者千利休的“和敬清寂”茶道思想的基礎之上，結合日本國情，提出了新的茶文化理念，形成了一種具有日本特色的綜合性茶文化體系，創立了“道學實”三位一體的茶道思想，他所推廣的“一碗茶中出和平”的理念為世界所關注，在當今的年輕一代中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正如千宗室在論文中所提到的“我堅信，通過內外共捧一碗茶，會使人與人在深層次的交往下相互服務，并在此種產生出真正的和平。”他的茶文化思想不僅在中日兩國間的交往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文化思想層面對世界和平也具有積極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一、文獻回顧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是圍繞著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和促進效應以及對就業規模、結構和區位分布的影響來進行的。楊建清(2004)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業替論、就業補充理論、就業結構優化論、公司戰略論。目前來看，有關流出FDI對母國就業影響的經驗證據比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臺灣地區對所有國家流出FDI而創造的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工作超過了1993－2000年技術和管理工作數量的總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認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間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門創造了33600個工作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結論，即沒有發現流出FDI對新加坡勞動市場造成負面的影響，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國出口的證據。戴翔(2006)通過對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對國內就業的影響是積極的，FDI型企業對不同的勞動群產生不同的影響，科技人員就業增長從FDI的發展中受益最多，其次為管理人員和體力勞動者，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公司內部的勞動分工會進行重新配置，從國內生產型向技術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轉變。王峰和王博(2007)運用協整方法對臺灣地區失業率上升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臺商對大陸的投資活動并非是造成臺灣失業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長期來看，對大陸的投資改善了島內勞動力就業質量，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力。同時指出，島內失業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和宏觀經濟環境低迷，加強兩岸經貿合作是臺灣改善經濟環境和降低失業率的明智選擇。

國內外專門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本國就業水平影響的文獻較少，多數是在探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對日本經濟影響及產業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隨著日本90年代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產業向國外的轉移，日本就業人數逐步減少，因而一些日本學者認為本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問題，如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豐田章一郎就對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表示憂慮(張國成，1994)。龐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產業空心化定義為一種外部性現象，跨國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矛盾，造成國內制造業生產下降、就業減少、產業衰退，進而對本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不良影響。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以及國內制造業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惡化了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尤其是制造業的就業狀況，有關日本產業空心化的問題便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因素”聯系在了一起。然而，國內學者就日本產業空心化問題對日本國內就業水平影響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傘鋒、曾浪(2005)通過分析日本直接投資的增長與日本進出口和就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7期業的關系得知，“中國因素”不僅不是日本產業空洞化的禍首，反而是新一輪景氣回升的重要動力。“中國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業化進程，盡管使日本制造業失業人數增加，但導致日本產業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務業過多的規制和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使逆工業化過程中制造業釋放出的失業人員不能向服務業進行有效轉移。王曉楓、郭遠芳、袁紹鋒(2006)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和誤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數據分析了FDI、產業轉移與母國就業之間的關系。實證檢驗表明當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時，轉移了其國內的制造業產業，輸出了制造業就業崗位，但是由于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替代彈性大于1，使得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總量上增加了就業機會，在結構上促進了日本國內就業結構優化。

二、日本就業變動與對華投資之間的關系——描述與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對中國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日本國內的就業狀況迅速惡化。如圖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長時間內，日本的失業率基本上在2-3％之間波動，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業率卻迅速增加。根據2003年日本統計年鑒上的資料，日本的完全失業人數在1990年僅為134萬人，1995年已增至210萬人，2000年再增至320萬人，2002年3月最多時曾達379萬人。其完全失業率在1990年僅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關，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從作為對外投資主體的制造業來看，1992年以前就業水平一直呈上升趨勢，但此后發生了逆轉，1993年比1992年就業人數減少了39萬人，1994年比1993年減少了34萬人，1995年再比1994年減少了40萬人。尤其是海外投資率高的產業就業減少的現象最為明顯，其中紡織和電器機械產業最為嚴重(龐德良，1998)。1991至1994年，電器機械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18萬人，服裝和紡織產業減少10萬人。除此之外，一般機械產業減少了8.1萬人，金屬制品產業減少了6.9萬人，汽車及附屬產業減少了4.6萬人。就制造業與服務業就業人數對比來看，1992至2002年間，制造業失業者增加了347萬人，服務業就業者增加了322萬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總務省，2003)。由此可見，日本國內就業問題的日趨惡化確是事實，大量對外投資的產業就業問題較為嚴重也是事實。然而據此認為對外投資是日本國內就業狀況惡化的根本原因，進而說明對中國投資是這種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問來自于下面的比較。從縱向比較來看，上世紀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對中國投資同樣是迅速增長，但此期間日本的國內失業率卻很低。在此我們還可以做一個橫向比較。韓國同樣是一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投資保持迅速發展態勢的東亞國家。韓國對華投資始于1992年，雖起步較晚但增長十分迅速，從1992年的1.19億美元到1997年的21.42億美元，年均增長78％。從1993年到2000年，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分別占其對外投資總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韓國對華直接投資較上年同期增長了54.4％，在投資規模方面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資料表明，韓國在同一時期內的國內就業狀況卻呈現日益改善的趨勢。在1993至2002年期間，韓國的平均失業率為3.6％，低于日本0.3個百分點，而且考慮到此前韓國失業率長期大大高于日本，這種轉變更是十分顯著。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以來，在日本失業率一再上升的情況下，韓國失業率卻連續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業率分別為4.1％、4.0％和3.5％。

關鍵詞：2008中國電視研究報告

引言

電視研究（televisionstudies），是一個綜合研究領域（fieldofstudy），擁有多學科的視角，包含五個層面的問題[1]：文本（text）、制度（institutions）、觀眾（audiences）、社會角色（therolewithinsociety）與演進史（history）。在研究活動與學術溝通中，不同層面的問題也往往會在某一項具體的研究里形成“復調”。

2008年，中國電視業態呈現豐富，并逢50年時間節點，為該年度的電視研究提供了多元的框架、主題與對象。基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目錄（2008-2009）中15種“新聞學與傳播學”來源期刊[2]的數據，本文將透過屬于電視研究范疇的論文進行分析，并做出綜述，力圖描摹2008年中國電視研究已知與未知的界限（boundary）以及學術前沿（researchfront）。

一、電視演進趨勢研究：以“50年”為主框架

1958年，是中國電視發展元年；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由此，在2008年，一個以“50年”為主框架，輔以“30年”概念的演進趨勢研究理路較為清晰，劃分階段與總結特征、規律成為其主要模式。

1.引言

“日本概況”課，顧名思義，就是概括性地介紹日本國情的課程，關涉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生活、科技、教育、文化、藝術、信仰、習俗等各方面的知識。該課程不僅帶有專業基礎課程的性質，而且具有修養課程的性質。作為專業基礎課程，“日本概況”一方面可以使學生對日本社會有一個初步的認知，在完善專業知識結構的同時，提高對日語學習必要性的認識，加深對日語知識的理解，從而樹立專業學習的信心。另一方面可以使學生對日本的某些領域產生興趣，激發強烈的求知欲望，為后續課程的選修及專業方向的拓展奠定基礎。作為修養課程，“日本概況”可以通過各種人文知識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打開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增強學生對中日兩國國情異同的敏感性，加深學生對異文化的理解，為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打下堅實的基礎。“日本概況”課在新版日語專業本科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中被定為專業核心課程，在日語專業課程體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在完善專業基礎知識的同時，給予專業主干課程極大的支撐，給予專業技能培養課程必要的輔助，另一方面為日本文化的探究奠定基礎，為專業的拓展做好鋪墊，為學術研究的精進做好準備，為畢業論文的寫作提供保證。

2.教學原則

教學原則是指導教學工作有效進行的指導性原理和行為準則，教學原則貫穿于教學活動的整個過程，對教學中的各項活動起著指導和制約的作用。教學活動一定要講原則，教師不能天馬行空，隨意而為。我們認為，“日本概況”課的教學應該遵循以下原則：2.1以人才培養目標為中心的原則。“日本概況”課的教學，要讓學生明白開設“日本概況”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讓學生了解課程的教學目標，并認清教學目標與人才培養總體目標的關系。也就是說，要以人才培養目標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教師要認真思考如何利用教學內容實現人才培養的某個具體目標，使用何種方式、采取何種手段使課程在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作用。我們不能以“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為由，一味遷就學生的愛好，把這門課程上成文化娛樂課，更不能根據學生的興趣選擇教學內容。2.2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的原則。“日本概況”課的教學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全面客觀地介紹日本社會，做到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學生對日本并不陌生，尤其是在動漫、服飾、化妝、流行音樂、影視等方面知識比較豐富，但他們對日本的認知大多是片面的，帶有很重的感情色彩。“日本概況”課的教學，要引導學生全方位把握日本，正確認識日本社會。要讓學生客觀看待日本的方方面面，積極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主動地利用各種知識益智開慧，提高人文修養，打開自己的國際視野。2.3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則。先進的教學理念倡導教學以學生為主體，重視學生自學能力、實踐能力與創新意識的培養。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過程應該是學生積極主動探索的過程。教師是學習過程的設計者、組織者、引導者和評價者。教師要把講授、自學、實踐、討論、歸納有機結合，在教學過程中循循善誘，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逐漸進入主體角色，能夠主動地、積極地學習，成為知識的主動構建者。

3.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對教學效果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各門課程的教師及教育學專家對教學法的探索非常重視。但是，近年來，某些研究言必稱傳統教學法存在嚴重問題，極力標新立異，大有唯我獨尊的感覺。我們認為，教學方法的選擇，歸根到底要根據教學目的及教學內容而定。無論是傳統的，還是創新的，只要能達到教學目的，我們就可以應用于教學過程之中。以下，我們著眼于“日本概況”各章節教學的各個環節，對教學法的運用進行探討。3.1知識導入階段。知識導入是課堂教學的首要環節，進入每個章節教學之前，教師要向學生介紹擬講章節的主要內容、教學重點、教學方法及教學目標。導入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直奔主題的直接導入法，有利用多媒體展示圖片、播放教學短片以引起學生興趣的直觀導入法，還有以設問方式使學生思維進入好奇狀態的懸念導入法，不一而足。教師要根據教學內容，靈活地采用各種方法，把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學活動中。例如在“日本地理”這個章節，可采用師生問答法和生生游戲法導入。教師可以問一些日本地理知識以喚起學生的記憶，還可以問學生是否了解國人大多會去日本的哪些城市或景點觀光旅游，進一步詢問是否知道這些地方的所在位置。教師可以將學生提到的地名一一寫在黑板上，并分發空白地圖讓學生將地名填寫在大致的位置上。該活動可以采用分組競賽的游戲方式進行，看哪一組的學生填寫得最多最快，以激發學生獲取知識的欲望。知識講解是課堂教學的中心環節，傳授知識的方式無法窮盡，利用現代教學手段輔助教學不失為最佳選擇。其中，多媒體教學法對“日本概況”課的教學產生的效果已得到公認，以PPT展示圖表（包括地圖、照片），變抽象為具象，對加深學生對事物的認知與理解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在教學過程中，PPT只是教師教學的輔助工具，傳統的授課方式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要堅持“精講多練”的教學原則，講解時做到言簡意賅，條理明晰，重點突出，深入淺出。3.2知識補充及更新階段。知識補充及更新是教學的必要環節。社會瞬息萬變，教科書滯后于現實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適時補充相關知識，更新舊知識便成為“日本概況”課的一項任務。除利用課堂直接傳授等方法之外，還可以采用案例分析、學生課堂發表、教師制作微課供學生課外學習等多種方式達到教學目的。案例教學法是指為了一定的教學目的，在教師指導下，由學生對選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和研討，做出自己的判斷與評價的一種教學方式。這種教學方法運用于“日本概況”課教學中，可以拓寬學生的思維空間，弱化教科書及教師的權威，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信，為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更新知識做好鋪墊。補充及更新各相關知識還可以采用微課形式。微課這一新興教學形式，不僅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等方面有著顯著優勢，還可以作為傳統課堂的一個有效的輔助手段。由于課堂教學時間有限，因此更多的內容需要學生課后學習。教師可以將課堂上無法完成的內容錄制成微課，讓學生課后觀看學習。具體可以根據學生的水平、愛好將學生分組，然后發放不同的幾組微課資料，由學生在課后完成一部分的微課和交互性學習內容。另外，基于“日本概況”這一課程的特殊性，學生需要通過這門課程，了解日本最新的社會變化，因此知識與信息的更新尤為重要。微課在這一方面能發揮積極的作用，教師可以將網上最新的影視資料、文字圖片等下載后，輔以相關的導讀信息、習題等制作成微課，在與學生不見面的情況下，通過網絡為學生提供學習資源。3.3知識整合階段。知識整合是教學的重要環節，每個章節的知識點講解完畢、新知識補充完整后，學生需要對所學知識進行有機的重構，形成有序的知識體系，以利于知識的掌握。整合知識，可利用的方式不計其數，就“日本概況”課的教學而言，歸納法、中日對照法、課堂討論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我們這里所說的知識歸納是由學生完成的，也就是說，教師要求學生將章節內容以圖表的形式體系化，以具象的形式將各知識點的相互聯系展現出來。由于每個章節的內容繁多，因此，可以分配任務，讓學生從不同角度進行歸納。比如在“日本藝能”章節，針對日本四大傳統舞臺藝術，有的學生可以圍繞其表演特征的異同進行歸納，有的則可以從表演服裝的講究進行總結。無論從哪個角度進行歸納，都要求學生以圖表的形式展現出來，并借助PPT與同學分享。“日本概況”課的教學在知識整合階段采用中日對照法的目的在于：通過中日的對比，明確兩國各自的特征，從而培養對自文化與他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處理文化沖突的靈活性，使學生形成以社會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多元化的價值觀，成為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日語人才。3.4拓展階段。在“日本概況”課各章節教學的最后階段，需要引導學生利用所學知識為自己的專業拓展做好鋪墊。在這個環節的教學中，教師可利用CNKI知識網絡服務平臺，介紹文獻檢索的方法，要求學生課后針對所學章節內容，對相關文獻進行檢索，并對文獻目錄進行整理，了解研究對象及研究動向。與此同時，教師可以介紹一些日本人的相關研究，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

摘要：美日貿易談判是跨入21世紀以來兩國又一次貿易磋商。兩國簽署了《美日貿易協定》和《美日數字貿易協定》。從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兩個層面看，該談判在國際貿易環境、“毒丸條款”效應以及數字貿易空間等方面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國可從做強自身及加大結構性合作力度、將自貿區戰略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聯動考量、在談判中確保核心領域利益、建立貿易規則模板、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五個方面進行借鑒。

關鍵詞：美日貿易談判；CPTPP；貨物貿易；數字貿易；RCEP

2018年9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日首腦會談中決定開展兩國之間的貿易協定談判。①日本宣稱協定正式名稱為貨物貿易協議（TradeAgreementonGoods，TAG），而美國將談判視為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2019年4月15日至16日，美日兩國在華盛頓開展第一輪貿易談判，于當年10月簽署了《美日貿易協定》和《美日數字貿易協定》。美日貿易談判對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經濟都有較大影響，也為中國推進實施自貿區戰略帶來了一些啟示。

一、美日貿易談判的推進經過與內容分析

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后多次表示要縮小與日本的貿易逆差，在通過加征鋼鋁關稅等手段對日本施壓的同時，敦促日本與其開展貿易協定談判。2017年4月與10月，美日兩國進行了兩次經濟對話。美國的主要目的是促使日本短期內加大市場開放程度，而日本意在強化日美同盟以及構建亞太地區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在2018年4月的美日首腦會談中，雙方商定推進美日貿易協議（Free，FairandReciprocaltradedeals，FFR）談判。2018年8月9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一回合FFR談判中，美國明確提出開啟美日貿易協定談判的要求。2018年9月25日第二回合FFR談判得以召開，翌日的美日首腦會談中，兩國正式決定開展雙邊貿易協定談判。美國在開啟談判之前公布了22項談判目標，幾乎是2017年7月美國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目標的翻版。NAFTA談判目標條款包括：貨物貿易；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海關貿易便利化和原產地規則；貿易技術壁壘（TBT）；良好監管；服務貿易（包括電信和金融服務）；貨物和服務的數字貿易及跨界數據流動；投資；知識產權；透明度；國有控股企業；競爭政策；勞動；環境；反腐敗；貿易救濟辦法；政府采購；中小企業；能源；解決爭端；一般規定；匯率。美日貿易談判的目標條款在此基礎上略有改動：去除“能源”條款，增加了“藥品和醫療器械的程序公正”；另外，“透明度”條款表述為“透明度、公告和管理”。整體而言，美國的預定談判戰略是首先完成農產品關稅方面的交涉，促使日本盡快開放農業市場；其次是汽車關稅方面，日本的汽車關稅為零，已無下降空間，故以促使日本汽車企業擴大在美投資和降低對美汽車出口數量為談判主要內容；最后將談判重點放在金融、醫療等服務領域。日本的預定談判策略則是盡量拉長談判過程，圍繞日本關心的農產品與美國關心的汽車關稅等問題做文章，要求美國將汽車關稅降至《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規定的標準，如若美方無法降至該標準，則日本不會將農產品等關稅降至相應標準。談判最終達成的是“縮水版”《美日貿易協定》和《美日數字貿易協定》。“縮水版”《美日貿易協定》聚焦農產品與工業產品關稅問題，實際上是兩國之間的貨物貿易協定，通過該協定，日本和美國的關稅減免率分別約為84%與92%。《美日數字貿易協定》則在很大程度上是CPTPP“電子商務”章的翻版。另外，對于日本最為關心的汽車以及零部件的關稅問題，雙方商定另行談判。從最終結果可以看出，美國的22項談判目標只實現了一小部分，這意味著美國今后可能會推動下一階段談判。

二、美日貿易談判的影響

日本的自然環境總的來看不是那種需要男性力量征服才能生存的嚴酷類型。由于有海洋這一天然屏障，日本歷史上幾乎從未受到外來侵略和統治，因而也沒有抵抗外來侵略的體驗。這同曾不斷與異民族作戰、不斷經歷異民族統治的西歐或中國的情況不大一樣。日本自然和歷史的這一特點與古代日本長期處于母系社會、日本文化帶有女性特點的重要原因有關。我們知道，傳統日本人信奉的最高神是伊勢神宮的“天照大神”，據說她是一位代表大地、具有極大包容性并給世界帶來極大恩惠的女神。與這種女神崇拜有關，古代日本將自己的國家稱為“ぷなす國”，具有生育能力的大神叫“產土”(うぶなす)，并對生殖、生育行為給予很高評價。女神信仰與相對優越的自然條件、相對和平的歷史經歷等因素相輔相成，對日本民族的價值觀和性格帶來了影響。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感受性和情緒性較高的特點，而這樣的特點通常被說成是女性更具備的。在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上，有的學者稱日本的外交是“帶有女性特征的外交”(注：)。具體表現是：日本外交的理念常常不是基于某種理性的判斷而是受某種情緒的支配，因而常做出一些非理性、非常規、在外人看來難以理解的行為，有時表現出某種女性特有的間歇性的非理性表現。“日本人平時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比較淡薄，但非難和侮辱一旦超過一定限度，或者一旦切身感到生存威脅的時候，便會無視合理性計算和力量的對比，出現一種強烈的國家意識，爆發一種具有母性國家特征的集團性歇斯底里，會表現出超越限度的猛烈抵抗，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注：)這一點也許就是日本學者和遷哲郎所概括的“靜穆的激情”、“戰斗的恬淡”性格的表現。根據日本學者會田雄次的看法，日本人的歇斯底里癥有三個特征：第一，無視周圍的狀況、自己的立場和能力等客觀條件來實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第二，當要求不能馬上得到滿足的時候會變得發狂；第三，不進行努力的準備工作而指望獲得成果。具有這種體質的人，常常任性而抱有劣等感。(注：)

能說明這一特點的最新事例是2002年發生的“沈陽領事館事件”。媒體對這次事件經過有詳細報道，這里不再重復。這次事件令中國人感到驚訝的是：第一，日本為什么對這次外交事件做出那樣的過激反應?事件發生后，從首相到外相、次官、參議院議長，一致指責中國武警“侵入”，并要求中國方面道歉。日本各電視臺反復播放有關武警攔截婦女的錄像片斷，媒體一片“抗議中國侵犯主權”之聲，可以說輿論處于一種“集團性歇斯底里”之中。第二，日本人為什么在沒有調查事件真相的情況下就匆忙下結論?按一般處理事件的方式，應先調查事件真相而后下結論或采取相應的外交行動，但這次事件卻是激烈反應和外交行動于前而調查于后：2002年5月9日，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竹內行夫約見中國駐日本大使武大偉，指責中方不理會領事館官員提出的調查闖館者的要求就將他們強行帶走，違反了《維也納公約》。5月10日，外相川口順子召見中國駐日大使，要求中國就這起事件道歉。而日本正式調查結果是5月13日下午公布的。這可以說是一種違背常規的非理性反應。

其實，考察日本外交史，類似這種“集團性歇斯底里”的表現并不鮮見。例如，1891年，俄國皇太子率艦隊來日本，日本人認為這是俄國人為侵略日本來偵察地形，一個叫津田三藏的巡警便行刺皇太子。此事震撼了整個日本。日本人認為俄羅斯要報復，日本要完了。政府首腦急忙到京都看望被刺者并誠懇謝罪，來自各社團、學校、公司的慰問電報接連不斷。一個與津田三藏沒有任何關系、名叫北@①勇子的27歲的女子，急赴京都，在市政府門前自殺并留下了向俄國謝罪的遺書。佛教各派的總部(本山)都舉行“御平愈大祈禱”，并規定今后出生的孩子一律不能取名為三藏。

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類似的例子。如日俄戰爭結束時在簽訂《樸次茅斯和約》后日本人對條約內容不滿而引發的民眾暴動——“日比谷焚火事件”(注：日俄戰爭結束時，日本與俄國簽訂了和約。日本國內很多人對和約中俄方沒有向日本進行戰爭賠償強烈不滿。而當時日本的實際情況是，日本雖取得戰爭的勝利，但元氣大傷，已無力再戰。民眾不了解這一點，當時幾乎所有報紙都一齊煽風點火，鼓吹再戰。在這種氣氛下，1905年9月5日，3萬余人在東京日比谷公園集會，要求廢除和約，繼續作戰。集會發展為暴力，燒毀了2個警察署、219個派出所、13個教會、53處民房，全國一時陷入無政府狀態，政府不得不戒嚴令。)、二次大戰中為德軍的閃電戰所迷惑而倉促參加三國同盟的經過、二戰中像“神風突擊隊”那樣的具有鮮明的日本特點的“特攻”、“一億玉碎”、“十死零生”的做法，20世紀60年代的某些激烈行為，可以說都帶有日本式“集團歇斯底里癥”的特征。

在與外部世界交往時，日本有時還表現為帶有母系社會特征的大家庭主義，即日本在處理某些事件上顯示出整個日本為一大家庭、一個人的行為連帶著整個家庭的傾向。“以女性社會特有的大家庭主義思考為中心的日本人，在解釋他國國民的行動時，不能冷靜地認識到自己與他者之間的異質性，容易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感情強加給對方。”(注：附圖)

假如島國的周邊也是規模和文明程度類似的國家(如英國與德、法之間)，情況可能會是另一種樣子。但日本不僅是一個島國，而且在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里一直是作為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政治圈中的一員而處于東亞文明中心的邊緣地位。這一獨特位置給日本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帶來了兩個特點：第一，交往限于少數國家；第二，不是把對方當成一種異質的文化來認識和評價，以平等之心態進行交往，而是當成一種具有同質性的、處在或高或低位置的、通過學習可以改變相互位置的存在。歷史上，日本一直將中國作為模仿的樣板來加以觀察認識，或為了取得來自中國的認可，或為了攝取中國文化而認識中國。歷史和地理為日本提供以平常心態、平等地與多國打交道的時間太短，近代以前可以說日本沒有真正的外交(日本真正意義上的外交始于近代，關于日本外交史的文獻也大多從近代日本開國談起)，故古代也沒有產生系統的外交理論。這種獨特的歷史體驗使日本在認知“自國”與“他國”問題上帶來困惑，較容易出現極端，容易將認識對象加以美化、理想化，而當理想破滅后又容易走向鄙視。日本有一種對自己在國際秩序中位置十分敏感的心態并時常出現定位的困難。例如，古代對中國充滿了崇敬并參照中國定位自己，但這種崇敬其實帶有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而當近代日本理想中的中國形象破滅以后，便參照西方國家定位自己，走上了“脫亞入歐”之路，鄙視和侵略中國。這個轉變使日本由原來處于中國系統的邊緣地位變為處于西歐系統的邊緣。近些年在日本經濟持續低迷、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高速發展的新形勢下，日本又提出了回歸亞洲的口號。然而，實際情況是，日本既沒有完全“入歐”也沒有完全“歸亞”，它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現在的日本可以說既擔心被西方國家拋棄又擔心成為“亞洲孤兒”。當然，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都會在某些時期參照“他國”或“他民族”來定位自己并改變自己的地位，但像日本這樣對自己的位置如此敏感、如此多地出現“定位困惑”的國家的確少見。從民族心理上說，這是日本在“自我認知”問題上出現困惑的表現。

學校在辦學條件、辦學方向和內部管理體制方面都存在不少，嚴重了它的健康。因此，國家必須加強宏觀管理，以引導私立學校端正辦學方向，提高教學質量，堅持公益原則，規范并完善其內部管理體制。

本文所謂私立學校，是與由我國各級人民政府所立，并由其相應機關或部門主辦的學校相對而言的，主要指由私人或其他組織與團體通過投資、集資等方式所創辦和維持，并在其運行及內部管理方面享有較大自主權的學校。盡管從角度講，我國還沒有明確界定私立學校及其有關問題的教育政策法規，但從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與1995年八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看，私立學校無疑是社會力量辦學的一部分，黨和國家對此一直是積極鼓勵、大力支持的。因此，隨著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私立學校得到了較大發展，對公立學校起到了有益的補充作用。但是，由于目前還缺乏必要的規范化管理，私立學校自身的許多弱點還難于克服，其發展狀況還顯得有些混亂。本文旨在我國私立學校的問題和對策。

一我國私立學校存在的問題

目前，我國私立學校教育的問題是其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辦學所必備的基本條件方面存在不少缺陷

由于私立學校在我國的再現還只有幾年時間，加上我國當前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政府包辦教育的格局并無明顯的改變，民辦和私立學校在生源、師資和辦學經費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如目前從事基礎教育的私立學校，可分兩類：一是人們所說的那種“貴族學校”，由于其收取超常的高額學費，其服務對象僅限于極少數“大款”，一般工薪階層根本不敢問津，更不用說普通社會居民。另一類被人們稱之為“平民學校”的私學。或是辦在城鎮，以無城鎮常住戶口及進城經商的工人和農民的子女為主要服務對象；或是辦在公辦小學服務半徑以外的邊遠地區，名為學校，實為教學點。由此可以看出，這兩類學校都遠離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居民，創辦伊始就存在著生源問題。特別是“貴族學校”的服務對象的問題更大，已經引起各方面的非議。

摘要:通過文獻資料等方法，對國外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防范與處理模式進行了梳理．認為我國應在借鑒國外學校體育傷害事故防范與處理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現實狀況，積極完善體育傷害事故處理的法律法規建設，進一步強化安全教育與體育傷害事故防范制度建設，并建立與完善“強制與自愿”相結合的學校體育保險體系，以有效保障學校體育的健康發展．

關鍵詞:學校體育;傷害事故;防范;處理

激烈的競爭性是體育運動的特點之一，在競爭與對抗的運動情境中受到傷害是很難完全預測與避免的．在學校體育領域，不管是體育教學還是課外體育活動，均存在一定概率的運動傷害，根據教育部、公安部、衛生部的調查統計，體育運動傷害亦占到學生傷害事件的首位［1］．但我們不能因為在體育運動中會發生運動傷害，而不去參與體育運動．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減少和防范體育事故的發生，以及在傷害事故發生后如何公正合理地進行處理．然而，由于我國在防范與處理學生傷害事故上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與法制體系支撐，故而學校體育傷害事故頻發，在具體的事故處理中很難做到有理有據有節，各方對處理意見也很難達到一致的滿意．甚至出現有些學校為了避免體育傷害事故的發生，有意弱化體育教學與課余體育鍛煉等活動，在校內比賽中取消一些風險較大的項目，如三鐵、長距離跑等．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防范與處理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并積極借鑒國外相關經驗，結合我國學校體育運動實踐的具體情況，制定相應的措施，以保障我國學校體育的健康發展．

1國外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防范與處理

美國是世界體育強國，不管是學校體育、社會體育還是競技體育都位于世界先進行列，且三者緊密相連，相互促進，和諧發展，共同推動著美國體育事業的健康持續發展．學校體育不僅為社會體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還為競技體育培養了大量的后備人才，是美國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主要陣地．而學校體育的健康發展又得益于社會化的體育管理體制與完善的體育法規法制建設，以及美國人的體育情節與將體育運動作為生活一部分的價值觀念．美國的學生、教師、家長等都對體育運動的價值與存在的風險有較理性的認知，一方面積極地引導學生參與體育運動，以培養其優秀的社會品質與終身體育能力，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安全教育與制度保障等減少運動傷害的發生，并依靠其發達的體育保險業，將體育運動風險有效地轉移和化解．在美國，體育保險充分涵蓋了學校體育領域，包括中學體育保險、學生意外保險和大學體育保險等，對學生參加校內外各種體育活動中的意外傷害提供強制保險［2］．而我國在體育保險方面正處于發展階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學校體育保險體系，仍存在很多的不足之處．在處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歸責原則上，美國主要以過錯責任原則為主，其構成要件包括:(1)學校依法負有某義務而事實上未履行;(2)體育傷害事故實際發生，(3)學校未履行該法定義務與發生的體育傷害之間為近因關系，即存在實質性的因果關系，且學校只對教職工的職務行為負責［3］．國內對于處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歸責原則上尚未形成統一的定論，主要集中在學校在事故處理中應承擔怎樣的責任問題上，有學者建議以過錯責任原則為主，以公平責任原則為輔，以減輕學生及家庭所承受的損失［4］．加拿大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防范上，以安全教育為主，并以行政法規的方式來強化安全教育在學校教育教學中的地位．通過專門的安全教育課程以及體育運動安全與風險教育，使學生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安全教育與風險預防及處理知識，以減少體育運動及其他傷害事故的發生．如各級各類學校成立的“健康與安全委員會”，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結合健康與安全課程內容，積極開展針對性極強的健康安全培訓活動［5］．在處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上，加拿大更加謹慎與細致，在適用的歸責原則上也更有特色，如細心父母原則、替代性原則、共同責任原則等［6］．加拿大在具體判斷傷害事故的責任時，按照事故出現的場域將學生體育傷害分為兩類情況，即操場受傷和運動損傷兩種情況．如果學生是在操場上參與體育運動時受傷，則需要考慮是否有充分的監管系統、教師是否充分履行職責以及場地器材是否存在安全隱患等，并根據調查取證情況，來判斷學校和教師是否應承擔相關責任．此外，他們還會考慮很多細節因素，例如師生比、天氣情況、體育活動性質、地理狀態等．根據這三個基本原則，法律部門判斷學校與教師在校園體育傷害事故中有無過錯以及過錯的程度，來斷定各方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并依此進行追責．同時，即使使用細心父母原則，法官也會認為體育老師基于職業特性應該承擔更高的注意義務，如關于學生的運動能力、身體狀況、運動特點以及器材設備情況等，體育教師應進行更為詳盡的了解和把握［7］．可見，加拿大對體育教師的要求非常高，不僅要求其具備一定的體育教學能力與素養，還要求具備一定的風險管控能力．此外，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賠償問題上，加拿大組建了專門的教育保險公司，并給予專項資助經費，幫助公司非贏利運作，以解決學生傷害事故處置的理賠問題，如目前加拿大全國50%以上的高校在加拿大大學互惠保險公司投保［8］．作為世界體育強國的日本，非常注重相關立法，通過法律條文來規范體育教育過程與體育環境設施建設，并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處理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如《日本學校安全法》、《體育振興法》等均有明確的規定．由于日本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地震、臺風等自然災害頻發，使得日本學校體育教育中十分重視安全教育．而安全教育的內容主要是講授各類傷害事故的預防及應急措施等，涵蓋了自然災害、人為事故等各種體育致害風險的防范和應對［9］．在日本，學校與社區聯系密切，場地器材建設非常完善，能夠滿足居民與學生的體育需求，且場地設施質量非常高，管理嚴格．故而因體育環境設施質量不合格導致的體育傷害事故比例不高，主要為自然災害、體育教師不夠盡心以及學生自身存在問題等導致的體育傷害事故．因此，教育部門對體育教師要求非常嚴格，他們不僅要教授體育知識技能，還要教授基本的安全教育．在出現體育運動傷害事故時，首先會考慮體育教師是否盡到職責．如果體育教師在教學或訓練中進行了“危險預見”、“危險避免”的工作以及在事故發生后處理及時得當，即教師在工作上不存在失誤，則不承擔責任，反之，則需承擔責任．在事故賠償問題上，日本早在1960年就建立了學校事故互助保險制度，主要通過各類體育保險來實現．日本學校體育保險體系非常完善，并具有明顯的普及型與公益性，如體育安全保險、學生教育研究災害傷害保險、學校災害互助支付制度、都道府縣立學校管理者賠償責任保險和社會體育設施保險等，保險項目多樣、保險范圍較廣［10］．由于日本自然地理環境以及對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重視等原因，使得日本絕大多數學校都加入了學校災害互助保險，通過互助保險等來解決事故的賠償問題．可見，美、加、日三國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防范與處理上，都非常重視法制建設，并通過安全教育和制度建設來防范和規避傷害事故的發生，在事故的處理上，均依靠完善的體育保險體系予以轉移與化解，有效地降低了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發生率，緩解了事故處理過程中的多方矛盾問題．

2我國學校體育傷害事故防范與處理的思考

內容提要：傳統觀點認為，行政指導是一種非權力行為，這樣一種定論的形成具有復雜的原因。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分析，就會發現行政指導至少在一定范圍內帶有權力色彩，這也正是各國特別是日本如此大手筆地加強對行政指導的法律控制的認識論基礎。“非權力行為”的定性與高強度法律控制之間出現的悖論導源于兩種方法論基礎的沖突。

關鍵詞：行政指導非權力行為權力行為方法論

一、引言：一則案例的啟示

現代社會需要的不只是安全與秩序，還包括更重要的實質性公正，那就是對建立在私權力基礎上不均衡的利益關系進行重新調整，也就是社會的普遍福利化和細致的公共服務，因為只有這些才能提供真正的安全與秩序。[1]行政權在這樣的背景下實現了自身運行目的的轉化，即從單純的維護安全秩序到推行普遍的社會福利和細致的公共服務。也正是這種轉化，使得以行政指導為代表的各種所謂“非強制性行政行為”昌行其道。

日本是所謂“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模式的代表國，也是行政指導最為盛行的國度。彼國的行政指導實踐豐富多彩，因行政指導而引起糾紛的案例俯拾即是，此處擷取其中一例：

未獲計量器制造和販賣許可的X（原告）用合成樹脂制造了同時記有寸和英尺刻度的六折函數尺，并予以販賣。通產省重工業局長于1957年8月20日向各級知事發出通知，指出：“1、X制造的函數尺屬于計量法第12條規定的計量器；2、該計量器同時記有非法定計量單位的刻度，販賣或為販賣持有該計量器違反計量法第10條。”福岡縣計量檢定所長接到通知后，于同年10月勸告X中止該函數尺的制造和販賣。同時，通過有關行政機關提出中止該函數尺出售使用勸告，X和銷售商、使用者之間的許多買賣合同被迫解除。為此，X對通產省重工業局長的通告及福岡縣計量檢定所長的勸告提起取消訴訟。[2]

【摘要】20世紀以來，由于過分強調發展科技而忽視了人文教育，給人類生活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影響，從而導致全球進一步發展的嚴重受阻。為擺脫困境，開辟社會發展的新前景，近年來，世界許多國家紛紛開始關注對年輕一代的人文教育，美國、日本、新加坡、韓國等分別采取了各具特色的舉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們的做法給我們不少啟示。

【關鍵詞】科技教育人文教育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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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科學技術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帶來了人類生活質量的顯著提高和人的智力、體力的巨大解放。但是，由于片面強調發展科技而忽視人文教育，也給人類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問題，諸如生態失衡、環境污染、資源潰乏、科技犯罪和道德頹廢等。這些問題正成為影響全球進一步發展的嚴重阻力。回顧過去，深刻反思，人們認識到：只有科技的進步并不能促使人類全面幸福，只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共同發展，才有利于人類走向徹底解放。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世界各國紛紛開始關注對年輕一代的人文教育，重視思想品德教育成為各國教育發展的共同趨勢。

本文將從探尋原因和介紹幾個國家德育發展狀況兩方面，論證上述結論。

一、原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