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比較范文10篇

一、蘇州模式

蘇州市位于長江三角洲中部，東臨上海，南接浙江，全市面積8488平方公里。2011年，全市戶籍人口642.3萬人，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070元，比上年增長13.2%，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7070元，比上年增長13.2%。①蘇州市圍繞保障惠民和改善民生，按照“統籌城鄉，全民保障”的指導思想，設置“建立人人享有醫療保險制度”的目標，不斷創新、完善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積極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穩步提高保障水平，已經初步建立起覆蓋城鄉居民的多層次的醫療保險體系。

（一）蘇州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發展沿革

蘇州是“蘇南模式”板塊的典型代表，早在1983年，就開始探索社會保險制度改革。首先從企業養老保險制度開始，實行國營企業職工養老金社會統籌，隨后逐步擴大到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各種社會保險險種和各類用人單位及城鄉居民。經過多年努力，目前蘇州市已經初步建立起覆蓋范圍全員化、執行制度規范化、基金來源多元化、管理操作社會化的社會保險體系，在全國率先實現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險體系的目標，社會保險制度創新領先于全國，參保覆蓋率穩步增長，城鄉社會保障水平逐步提高，率先實現人人享有社會保險的目標。蘇州市是國務院確定的全國醫保制度改革擴大試點城市之一，從1997年4月開始試點，2000年11月，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在蘇州全面實施，并逐年逐步提高待遇水平。2010年，符合醫療保險報銷范圍的超過起付線以上的住院醫療費用的報銷比例為90%～95%，不設置封頂線。①2005年，蘇州市政府出臺《蘇州市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管理辦法》，繼續提高農村醫療保障的統籌層次和水平，積極推動新農合制度向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過渡。部分統籌地區建立起醫療保險接軌互換的渠道，所有參保人員能根據自己的就業狀態及時辦理居民醫療保險與職工醫療保險轉移手續，通過個人賬戶轉移實現險種銜接，保證農民能順利轉入城鎮職工社會醫療保險。2007年11月市人民政府頒布102號令，修訂出臺《蘇州市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管理辦法》。經過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蘇州市已形成以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和學生醫療保險為重點，覆蓋面比較廣、功能比較齊全和制度間相互對接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為蘇州市經濟社會發展發揮重要作用。2009年開始，蘇州大力推進農保轉城保，因此農保參保人數顯著下降（見圖1）。截止2010年，蘇州市已經建立了以職工醫療保險、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為主代表的多層次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全市城鎮職工參保覆蓋率達到98.6%，職工醫療保險以中斷且無力續保人員中的下崗失業、靈活就業人員等為重點，制定專項擴面措施，繼續實行勞動合同備案人數與社保參保人數進行比對等辦法，在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不斷提高擴面征繳。由人社部門管理的城鄉居民參保覆蓋率達到99.5%，全市實現醫療保險全覆蓋的九個統籌區中已有七個（除吳中區和相城區）實施城鄉一體化的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將本統籌地區戶籍的全體城鄉居民納入保障范圍。為保障本統籌地區長期居住的外來人口，部分統籌地區將其納入城鄉居民醫保，其中吳江在本市居住滿2年的新吳江居民、太倉持有2年以上暫住證的外來務農人員、張家港持1年以上暫住證并在本市從事農副業生產的非本市籍居民均可通過個人全額繳納居民醫療保險費享受當地居民醫保待遇。通過職工醫療保險制度、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的推行，掃除全市所有戶籍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盲點，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險的目標。

（二）蘇州城鄉醫保制度的主要做法和特點

1．建立統一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一是統一全市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框架：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的意見》和《國務院關于印發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精神，按照省廳工作要求和市委、市政府關于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綜合配套改革的整體部署，蘇州市通過2009～2011年三年的工作推進，統一全市職工醫療保險制度框架，努力實現職工醫療保險在覆蓋范圍、保障項目、待遇支付標準、醫療救助辦法和內外管理制度的“五個統一”。②二是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七個統籌地區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逐步完成由新農合向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銜接與轉換工作。吳中區、相城區正在加快推進新農合向城鄉居民醫療保險過渡。2010年蘇州市政府出臺相關政策，通過三年的時間，堅持以政府資助為主的原則，逐步提高新農合籌資標準和保障水平，爭取到2013年，實現由覆蓋城鄉居民的醫療保險制度完全取代居民醫療保險、新農合、征地人員醫療保險等多險種并存的局面。2010年，全市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新農合）平均籌資每年約400元/人，其中各級財政補助每年約280元/人。2011年，全市各統籌區城鄉居民醫療保險人均籌資水平達500元左右。城鄉居民醫療保障水平穩步提高，各統籌地區均建立了居民醫保門診統籌，門診、大病及住院政策性報銷，比例達到61.02%。三是實行城鄉一體化的醫療救助制度：將由衛生、民政、總工會、殘聯等部門分散管理的醫療救助對象統一納入社保部門管理，整合政府醫療救助資源，對參加職工醫療保險、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之一的所有參保人員，均按同一標準認定救助對象，按同一救助程序、同一救助方式，享受同一標準的醫療救助待遇。①通過建立社會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制度的銜接機制，對各類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實行統一醫療救助制度，使全市參保居民和參保職工享受同等的醫療救助待遇。2．實現城鄉居民醫保和城鎮職工醫保的貫通一是蘇州市各統籌地區在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設計時，充分考慮居民醫保與職工醫保接軌運行：凡參加居民醫保的人員進入用人單位就業的，可轉移參加職工醫保；與單位解除用人關系后，可轉移參加居民醫療保險。二是部分統籌地區積極探索城鄉居民醫保和城鎮職工醫保的轉換銜接機制：如太倉市從居民的角度出發，做好三大險種的銜接和延續工作，從而確保居民參保無險種轉換困難的顧慮，太倉市政府出臺《關于社會醫療保險險種銜接的有關規定》，針對基本醫療保險、住院醫療保險（僅限被征地農民）、居民醫療保險三大社會醫療保險險種的轉換銜接及轉換后的待遇享受問題做出具體規定：基本醫療保險、住院醫療保險、居民醫療保險的繳費年限折算比例為1：2：4，做到險種銜接規范，待遇享受明確。它的推行體現靈活性、人性化的特點，有效地保障全民參加醫療保險，并且參保后不斷保、能續保，不僅從制度上填補居民醫療保險與其他險種間轉換銜接的空白，也促進了統籌城鄉的發展。昆山市實現城鄉居民醫保和職工醫保的貫通：對已按月領取社會養老金的參保人員，按城鎮職工醫保的最低繳費年限（男25年，女20年）一次性補繳，居民醫保繳費年限暫按四年折算一年的辦法進行抵扣；對還不到法定退休年齡的參保人員，按靈活就業人員的形式進行參保，待到達法定退休年齡辦理退休手續時，進行實際繳費年限、居民醫保繳費年限折算后合并計算，不滿城鎮職工醫保最低繳費年限的（男25年、女20年）進行一次性補繳，補繳后即可享受城鎮職工醫保待遇。3．建立城鄉一體化的醫保管理服務體系一是充分利用信息資源。對參保人員進行有效地整合，建立統一的信息平臺，統一的醫療保險診療目錄、藥品目錄和特殊醫用材料目錄。做到無論參加哪類醫療保險的人員，在同一經辦服務流程、同一定點醫療機構和零售藥店、同一稽查管理模式的基礎上，完成所需的醫療消費，享受相應的醫療保險待遇。二是建立統一的管理服務制度。主要通過制定《蘇州市社會基本醫療保險轉外和居外人員醫療管理辦法》、《蘇州市社會基本醫療保險門診特定項目管理辦法》等政策文件，進行統一的醫保管理。三是實現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和醫療救助的同步結算。被救助人員參保后，社保經辦機構在其醫療保險IC卡上加注救助身份標記，相關信息資料進入統一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網絡。在醫療保險“一卡通”基礎上，納入蘇州市社會基本醫療保險信息網絡的萬余名被救助參保人員，憑手中的一張醫療保險IC卡，可以在市區任何一家定點救助醫療機構“劃卡”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同時得到醫療費用的實時減免救助，完成社會基本醫療保險與醫療救助的同步結算。4．建立城鄉醫保基金的銜接通道蘇州市計提社會醫療保險基金收入的5%作為風險準備金，列入財政專戶管理，專款專用。②社會醫療保險風險準備金的建立打通各類醫療保險制度基金之間的通道，任何一種社會醫療保險基金收不抵支時，均可予以調劑使用，極大地增強社會醫療保險基金的抗風險能力。例如2009年蘇州市區居民醫保人均基金支出已經超出550元的繳費標準，基金赤字1921萬元，2009年12月，從社會醫療保險風險金中提取2500萬元給予彌補，保證參保居民待遇享受。2005年，蘇州市政府出臺《蘇州市城鎮社會基本醫療保險管理辦法》，建立城鄉醫保基金的通道，解決農村居民的社會醫療保險問題，辦法要求各統籌地區建立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積極推行新農合制度向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過渡，開始探索對農村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之后，一些地區的新農合保險向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轉變取得突破性進展，昆山市、太倉市、蘇州工業園區、蘇州高新區、吳中區等縣市區的農民，實現憑醫保卡看病，兩種醫療保險成功轉軌。具體規定：（1）農村居民醫療保險參保對象：未享受職工醫療保險待遇的具有本市戶籍，女年滿50周歲、男年滿60周歲以上的從事種植業、養殖業的純務農人員。（2）農村居民醫療保險的籌資標準：按每人每年200～260元的標準籌集資金，其中農村居民個人負擔60元，其余部分由政府財政和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居民醫療保險基金中當年不足支付的部分，由市、區二級財政統一彌補。醫療保險中的個人賬戶用于支付參保人員門診醫療費用，醫療保險統籌基金用于支付參保人員的住院醫療補助、住院大病醫療補助、門診大病醫療補助、門診醫療補助和醫療救助支出。（3）農村居民醫療保險的報銷待遇。在醫保年度內，參保農民發生的各項符合醫療保險報銷范圍的門診醫療費用可以連續累計計算，先從個人賬戶中劃卡結付，余下部分①由醫保統籌基金在門診醫療定額內按比例補助支付，在醫保年度內發生的，符合醫療保險報銷范圍的超過起付線以上的住院醫療費用，由統籌基金分別給予55%～75%的比例支付，封頂金額在10～20萬元之間。（4）建立城鄉居民醫療保險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兩種制度接軌互換的渠道。根據自己的就業狀態，所有參保人員可以隨時辦理轉移手續，通過個人賬戶在兩個險種之間轉移實現銜接，以保證農民進入各類企業就業時，能順利轉入城鎮職工社會醫療保險。2010年，蘇州納入由社會保險管理的居民醫療保險的純農民已有100多萬人；由衛生部門管理的新農合人員為161.1萬人。

【摘要】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規模急劇膨脹。本文引用國際上國際上公認的衡量國債規模的四項指標，并結合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些指標狀況，對我國的國債規模進行了理性的比較分析.最后，得出了關于我國國債發行規模的一些基本結論。

自1994年以來，我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近兩年來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國債規模進一步膨脹，因此，不免使人們產生了一些擔心：現有的國債規模是否過度了？這樣的國債規模是否會造

成沉重的償債負擔從而影響到未來的經濟發展？這是學術界和實際決策部門普遍關注和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要對此作出理性而準確的回答，不但要對中國現在的財政經濟狀況及其未來的走勢作出準確的分析，還要通過對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經濟指標的國際比較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斷。下面，本文就通過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來分析一下我國國債的發行規模及合理走勢。

一、衡量國債適度規模的主要指標及其國際比較。

國債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范疇，它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和財政收支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斷與確定一國的國債是否適度不能僅僅看國債本身的絕對值，它不能準確的反映一個國家的應債能力與財務負擔狀況，而必須用被國際上公認并經常使用的指標和經驗數據來對各國的國債規模進行考察，并依此對中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斷。而目前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國債規模的指標主要有：（1）國債負擔率＝當年國債余額／年度GDP;（2）借債率＝當年國債發行額／GDP；（3）國債依存度＝當年國債發行額／財政支出；（4）償債率＝還本付息額／財政收入。前兩個指標是從國民經濟大局角度考察國債規模，而后兩個指標是從財政收支的角度來考察國債規模的。對于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具體比較分析如下：

（一）對國債負擔率的比較。從理論上講，國家財政支出的需求壓力和償債能力、居民收入和儲蓄水平以及國內生產總值規模和國債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約國債發行規模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集中在一點，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換句話說，影響國債規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國內生產總值。那么，考察國債的相對規模最有意義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國債負擔率。自80年代以來，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都有大幅度的擴大，如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債務規模（國債負擔率）都幾乎翻了一倍，不過，在經濟發達程度相近的國家中，債務規模有很大差別。有的國家的債務規模只相當與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國家超過了120％（比利時）。而發展中國家的國債負擔率則大都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對國債的依賴程度有所減弱。正確分析和認識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并在與國外的這一指標進行比較時，不能僅看數量上的對比關系，還必須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則有可能對我國的國債取向產生誤導：其一，隨著國債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的國債負擔率亦出現了較快增長的趨勢。1980年僅為1％，1990年為4.8％，1995年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長的勢頭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發達國家的高債務是建立在雄厚的財政基礎之上的，整個國家對債務的應債能力比較強。而中國做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發展與國外相比有較大的差距，而且國家的財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僅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門的各種預算外收入，也僅為20％左右。因此，從整體上講，我們對債務的承受能力比國外要相對弱一些，債務負擔率不能簡單的和國外進行對比。其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國債的累計規模之所以年能達到今天這樣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計下來的結果。而我國舉債的歷史不長，從1981年發行第一批國債至今，也不過20年的歷史，但我國的國債規模按目前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自1994年以來，我國國債余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高達30％左右）就很可能會達到難以控制的程度，甚至會趕上有著較長舉債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其四，各個國家的政府債務規模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債務管理機制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在進行債務規模的國際比較時，，要充分考慮到其經濟結構、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場發達程度等方面的制約因素。一般的，證券市場越發達，對國債規模的承受能力也將越強。一美國為例，1995年的國債余額約為3.6萬億美元，國債負擔率達51％，但由于美國政府債券市場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政府債券市場，美國政府債券的發行一直較為通暢。這主要得益于美國政府債券是證券市場中流動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數證券中介機構和美國居民都青睞政府債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雖然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到1998年僅有8.2%,但考慮到我國的財力集中程度和證券市場的發育程度等因素，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在近期內不易過高。

全球范圍內，可以將各國有代表性的公司控制模式分為美英的市場控制、德日的銀行控制、東亞的家族控制和東歐的內部人控制四種類型，本文在描述不同公司控制模式主要特點的基礎上，比較分析了不同模式的利弊，提出了改進中國公司控制模式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控制模式內部控制機制控制權市場

公司控制問題的核心是所有權和控制權的表現形式，在全球范圍內，可以將各國有代表性的公司控制模式作如下劃分：美英的市場控制、德日的銀行控制、東亞的家族控制和東歐的內部人控制四種類型。了解各種控制模式的產生背景、主要特點及其利弊，有助于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控制模式。

一、全球公司控制模式特點

1.美英的市場控制模式

美英兩國的公司控制模式都是外部控制主導型，又稱市場導向型模式，其主要特點是公司所有權較為分散，依賴高效運行的資本市場來監督和激勵企業的經營者，外部市場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主要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公司治理模式；產生原因；不同模式；發展趨勢

論文摘要：傳統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間的比較著重于為企業提供資金機構的差異。依此，把公司治理模式分為以市場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銀行為中心的日德模式和以家族經營為中心的家族監控模式。公司治理模式會在保持特殊性的前提下實現某些方面的趨同，公司治理的核心在所有模式中是一樣的，即有權治理公司的人之間的監督和制衡。

公司利益的實現通常表現為資產增值，規模擴大，信譽度的提升等。公司利益實現將帶來股東及與公司利益相關的主體利益的實現。本文所討論的公司治理是實現公司利益的手段和途徑，是“所有者、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三者組成的具有制衡關系的組織結構”(吳敬璉，1994)，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表現為有權治理公司的人與人之間的監督與制衡，以保證公司利益的實現。

一、公司治理產生的原因

公司治理并不是隨著公司的產生而出現的，它有獨立的發展歷史過程。

(一)公司規模擴大，公司治理開始萌芽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英美會計模式；大陸會計模式；南美會計模式；混合經濟會計模式；國際會計準則型會計模式；社會主義國家的會計模式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世界會計模式的分類與比較研究是國際會計的重要內容、"英一美"一詞時常被用來描述英國和美國的會計方法、銀行提供了企業所需的大部分資本、會計實踐要滿足政府計算所得稅的強制性要求,服務于國家宏觀經濟計劃、南美會計模式與英美會計模式的主要區別是,南美各國使用通貨膨脹調整會計、本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前蘇聯發生政治巨變、正在興起的具有獨特會計實踐特點的會計模式,可以稱作國際會計準則型會計模式、典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會計模式，如古巴和朝鮮等，具體請詳見。

世界會計模式的分類與比較研究是國際會計的重要內容，它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各種會計模式的優勢及每一種會計模式產生與發展的社會經濟背景，有利于各個國家正確選擇自己的會計模式，決定本國會計的未來發展方向。但是，會計模式是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而變化的。世界會計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

一、英美會計模式

在國際會計領域中,"英一美"一詞時常被用來描述英國和美國的會計方法。荷蘭的會計方法也很相似，更精確地說，人們應該稱這為"英國-北美-荷蘭"會計模式。其會計目標主要是滿足投資者和債權人的需要。這些國家擁有龐大而發達的股票和債券市場,公司從中獲得大量資本。他們還擁有極具影響力的跨國公司，比如荷蘭的菲利浦公司,美國的可口可樂公司。他們的國民教育水平很高,會計信息使用者分析和利用財務報告的能力很強。"英國-北美-荷蘭"會計模式在國際上很有影響，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南非、墨西哥、牙買加、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等都屬此類。

二、大陸會計模式

這種會計模式包括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國家和日本。與銀行有著緊密的聯系,銀行提供了企業所需的大部分資本。其財務會計具有較強的法律向導，會計實務十分謹慎。他們的會計目標主要不是滿足資本提供者的決策需要。相反,會計實踐要滿足政府計算所得稅的強制性要求,服務于國家宏觀經濟計劃。法語語系國家,一般都追隨這種會計模式。屬于這種會計模式的國家和地區有: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芬蘭、丹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埃及、馬里、象牙海岸和日本等。

摘要:自從80年代以來，中國以境外游為起點，開始引進了外國酒店集團。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外國酒店集團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比如萬豪集團(MarriotInternational)，喜達屋集團(StarwoodGroup)，四季酒店(Fourseason)，喜爾頓集團(HiltonGroup)，香格里拉集團(Shangri-laHotel)等，在中國境內都開設了不少的酒店而且還取得了不錯的經營業績，給中國酒店業帶來了新的生命力和挑戰。國際知名酒店管理集團所管理的酒店之所以能在競爭中取得不敗之績，除了在修建酒店時它的硬件設施、配套設施能根據當時客人的需要來設計與規劃，采用最新技術及最先進的設備，在裝修上獨具特色外，國際知名酒店管理集團的管理是酒店最具競爭力的優勢。本文對國內外酒店管理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

關鍵詞：中外酒店管理模式比較分析

國外酒店管理集團憑借他們強大的資本和管理經驗占領了中國酒店業的高端市場，而我國的酒店業從1997年開始虧損。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現象?外來的企業在中國能生存，而本土的企業卻水土不服。通過現象看本質，經營業績只是一種表現，而真正的原因在于國內外酒店管理模式的不同。我們只有研究清楚自己的競爭對手的實際情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研究出合適的對策，改變在競

爭中的地位。我們研究西方的管理模式并不是要照辦照抄，而是要師夷長計而治夷。

一、國內外酒店業發展現狀分析

（一）國內酒店業發展現狀分析

內容摘要：衍生金融交易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衍生金融交易最發達的國家，美、英、日等國在這方面有著許多成功的監管經驗。而我國的衍生金融市場正處于起步階段，借鑒先進經驗并制定出適合具體情況的監管體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衍生金融單一監管體制多頭監管體制

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虛擬性已經日益成為顯著特征和不可更改的趨勢。虛擬經濟逐漸脫離了實體經濟的存在而獨立高速運行，其中衍生金融市場就是最突出的體現之一。在世界上，最早的衍生金融交易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初衷是為了規避風險，但客觀上卻以其高收益為投資者提供了投機的機會。迄今為止，國際金融市場的衍生工具品種已多達1200多種，幾乎達到了“量身定做”的程度。2002年國際衍生金融市場的市值更是達到了147萬億美元，是當年世界GDP的4.5倍，其交易量則是1986年交易量的13.5倍。對于這樣一個日益龐大的市場，各國都紛紛成立監管機構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對其實施監管，以促進衍生金融產品的順利發展并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國外金融市場的監管模式

通常，各國對衍生金融市場監管的目的不在于控制市場供求，不讓投資者作出不明智的決定，而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過改善信息不對稱和市場的不完善，有效地維護市場和金融體系的有序性和安全性，從而保護投資者的利益。通常，一國的監管結構是否合理，其評判標準是這種監管模式能否實現監管目標所要求的效率和公正。當然，各國在選擇監管模式時還要受到該國經濟、金融發展程度以及監管習慣等因素的影響。

在美國，對衍生金融市場進行監管的機構主要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它們根據不同金融產品的功能來決定監管權的劃分。具體而言，1974年的《商品交易所法》將商品的范圍擴展到包括無形和有形的所有商品，例如證券、利率。CFTC對《商品交易所法》所規定的交易所交易的期貨和商品期權享有管轄權，而證券期權和證券指數期權則受SEC的約束。當出現既有證券又有商品屬性的混合工具時，CFTC和SEC則通過“目標測試”的方法來決定雙方的管轄權。其中，CFTC的目標是促進價格風險的轉移，因此，它所監管的是“具有套期保值和價格發現功能的市場與工具”，如期貨合約和期貨期權；而SEC的目標是促進資本流動，因此，它應當監管“以基礎投資為目的的市場和工具”，如貨幣期權。但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機構向著集團化的方向發展，許多金融公司同時從事銀行、證券、保險、投資等行業，因此對其進行監管的機構遠不止于此。這樣的一個公司除了要接受CFTC和SEC的監督外，通常還要面對銀行業監管機構，如聯邦儲備委員會、通貨監理官及州銀行監管者的監管，以及保險委員會的管理。作為各種自律組織的會員，該公司還要受到全國期貨協會、同業公會等的檢查。此外，聯邦商業委員會也通過建議或名不副實的監管權力在CFTC和SEC對監管范圍的掃蕩間分得一杯羹。

1跨境電商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的出口規模較大，而進口規模較小。分析跨境電商進出口結構能夠看出，近幾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結構出現適合，由于進口的商務比重較低，交易規模逐年增長，跨境網購市場的逐步開放，物流基礎設施與環節的優化以及，其法律政策的完善，會使得進口電商的比重在未來時間內逐步增加。當前我國跨境電子商務的試點城市主要有廣州、杭州、重慶、鄭州、上海、寧波，各試點城市的側重點不同，鄭州依托中部物流樞紐，上海則依托自貿區，杭州則負責出口貿易[1]。

2跨境電子商務與傳統外貿間的差異

跨境電子商務與傳統外貿業務流程相比較為簡單，傳統外貿是由某一國家的進出口商，再向另一個國家進出口商品或者是集中進出口商品，通過境內的企業進行分級分銷，從而滿足具有進出口需求的企業，或者是消費者。跨境電子商務相比較傳統外貿業務，減少交易環節，消除環節間的信息不對稱等各類問題，成本較低并且時間較短、具有高效率、直接、多邊、小批量等眾多特點[2]。

3跨境電子商務運營模式

3.1海外代購模式。海外代購就是找人幫忙購買國外的商品，可以直接攜帶，也可以快遞發貨。當前我國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各類海外代購網店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海外代購模式指的是個人或者是商戶身在境外，能夠為有需求的大陸消費者提供所需要的商品，通過當地采購，可以選用跨國物流，將商品送至消費者手中。海外代購商品品類較多，用戶需求量較大，所以海外代購必須具有品牌優勢與價格優勢，才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多元化個性需求。3.2直發平臺模式。電子商務平臺收到消費者的訂單信息，將信息發送給廠商或者是批發商，根據訂單信息采用零售的形式發送貨物。供貨商可以是廠商，也可以是批發商、品牌商，由此可以看出，執法平臺模式是一種較為典型的第三方模式。直發平臺模式的特點在于，平臺，尋找供貨商時，可以與海外供應商進行直接談判，簽訂跨境零售鞋業，并且深入了解跨境供應鏈，有助于解決跨境物流問題，此類電商會選擇特定的國家郵政，或者是自建國際物流系統進行戰略合作[3]。3.3自營模式。自營跨境平臺指的是多元化、多品類的電子商務模式，垂直型自由跨界模式指的是，通過細分市場，或者是某一行業進行深化運營的電子商務模式，此網站內的產品都是同一品類。垂直自營跨境電子商務的優勢在于專業化，能夠為消費者提供特定的產品，滿足某一領域消費者的，多元化需求與特定習慣，從而取得用戶信任，也加深了產品與口碑的宣傳和印象，獨具品牌價值。3.4閃購模式。閃購模式指的是電商平臺，通過定期的推出海外商品，由于電子商務具有便捷性，能夠規避現場特賣的缺失與不足，再加之國際品牌商品的稀缺性，也營造了良好的搶購氛圍，滿足消費者的購物需求。海外商品閃購模式，成就了一批蹲點守候搶購限量國際名品或者是習慣海外購物的消費群體，有助于縮短消費者決策時間，提高購買海外商品效率[4]。3.5批發模式。海外商品批發模式也指跨境平臺模式，跨境商運用跨境平臺與國內的講述商展開跨境貿易，將優質的商品以低價供應給平臺接觸的最終賣家。當前我國大部分批發模式都是小額批發，扮演了中介作用，搭起境內企業與境外商品的溝通橋梁。

●從1800年到1980年的180年間，世界人口增加了3.5倍，而城鎮人口增加了35倍。城市化水平從5.1％上升到40％，發達國家已經達到75％。

●目前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城市，以2％的國土面積創造了97％以上的社會財富。中國現有的600多個城市以0.43％的面積創造了68.6％的國內生產總值。

●據匡算，我國一個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10萬人左右，僅帶動基礎設施投入就達20億元。從我國十五發展計劃看，城市化將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全國范圍內將掀起新一輪城市化高潮，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這里介紹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在規劃建設上較有代表性的兩個城市的經驗。江蘇省徐州市實施“東進、南擴、北造、西延”，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大力吸納外來人口，并改革調整不適應形勢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戶籍制度、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城市建設投資體制和市政公用行業四項改革，走出一條城市化的新路。而山東省濟寧市則采取構筑城市群的做法擴大城市的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東部沿海地區借助對外開放的先機和經濟發展的優勢，迅速崛起了一批現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區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帶動全國城市化水平從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從“十五”發展計劃來看，城市化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全國將掀起新一輪城市化高潮，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根據國際經驗，徐州市已開始向工業化中期邁進，工業化水平達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卻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為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蘇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大決策，全省將進一步突出四個特大城市（蘇州、無錫、南京、徐州）和構筑三大城市圈――――蘇錫常、南京和徐州。

目前發達國家的企業融資主要有兩大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為主導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及德國為代表的以銀行貸款融資為主導的模式。通過對英美模式、日本的主銀行模式和德國全能銀行融資模式的比較研究，借鑒國外的做法，并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我國企業融資模式的選擇可以分兩步走：一是近期過渡式的融資模式，即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二是未來目標融資模式，即證券融資與銀行貸款并重、市場約束性強的多元化融資模式。任何企業融資結構和融資方式的選擇都是在一定的市場環境背景下進行的。在特定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環境中，單個企業選擇的具體融資方式可能不同，但是大多數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卻具有某種共性，即經常以某種融資方式為主，如以銀行貸款籌資為主或以發行證券籌資為主，這就是企業融資的模式問題。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市場化程度不同特別是經濟證券化程度不同，不同類型國家企業融資的模式是不同的。從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目前發達國家企業的融資方式主要可以分為兩大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為主導的模式，證券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55%以上；另一種是以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及德國為代表的以銀行貸款融資為主導的模式，銀行貸款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80%以上①。不過盡管日韓等東亞國家與德國的企業均以銀行貸款融資為主，但東亞國家與德國在銀企關系、企業的股權結構、治理結構和市場約束等諸多方面存在著差異，我們將對第二種融資模式再進行細分研究。為此，下面我們將對這幾種融資模式分別進行探討，并力圖找出一些可供我國企業融資得以借鑒的經驗。1英美企業以證券為主導的融資模式1.1英美企業融資的一般模式及其特點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非常發達，企業行為也已高度的市場化。因此，英美企業主要通過發行企業債券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集長期資本，證券融資成為企業外源融資的主導形式。由于美國企業融資模式更具有代表性，我們著重從美國企業融資的實際來進行分析。應該說，經過長期的演進和發展，美國的金融市場體系已經相當成熟和完善，企業制度也已非常完善，企業行為也非常的理性化。一般地，美國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遵循的是所謂的“啄食順序理論”②（ThePeckingorderTheory），即企業融資一般會遵循內源融資＞債務融資＞股權融資的先后順序，換言之，企業先依靠內部融資（留利和折舊），然后再求助于外部融資，而在外部融資中，企業一般優先選擇發行債券融資，資金不足時再發行股票融資。這一融資順序的選擇反映在企業資本結構中是內部融資占最重要地位，其次是銀行貸款和債券融資，最后是發行新股籌資。美國企業注重證券融資的特點可以從其歷史的縱向比較中反映出來。其一，美國企業內源融資比重高。例如，從1979年至1992年，美國企業內源融資占資金來源總額的比重，一直在65%以上，最高的1992年甚至達到97%，平均為71%；其二，美國企業在外源融資中優先選擇債務融資，而股權融資則相對受到冷落，例如，整個80年代美國企業新股寥寥無幾，多數年份新股發行為負值，這意味著許多企業通過舉債來回購股票，從側面反映了美國企業注重債務融資而相對忽視股權融資。表1美國企業1979—1992年融資結構比較（%）年份資金來源內源融資外源融資新增債務融資新增股權融資19797918319806531419816637-319828018219837420619847145-1619858336-1919867741-1819877937-1619888046-2619897945-2419907736-13199197-1419928695資料來源：方曉霞，《中國企業融資：制度變遷與行為分析》第8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再從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企業資金來源結構的橫向對比中也可以發現證券融資在美國企業資金來源中的份量。表2美、日、德三國企業資金來源結構對比（占融資總額的%）國別美國日本德國內源資金753462外源資金256626得自金融市場1373得自金融機構125923其他0012外源資金合計256638注：美國為1944—1990年的平均數，日本和德國為1970—1985年的平均數。資料來源：李揚，“我國資本市場的若干問題探討”，載《中國證券報》1997.12.15。從美、日、德三國企業融資結構對比表中可以看出，美國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為內源融資，在其外源融資中，證券融資占了相當的比重，這與美國證券市場極為發達有著相關的原因；德國企業的內源融資比重較高，這與美國企業類似，但在其外源融資結構中，德國企業外部資金來源主要為銀行貸款；日本企業外源融資的比重高達66%，而在其外源融資中，主要是來自銀行的貸款，其證券融資的比重只有7%，銀行貸款在企業總資金來源中占到了59%的份額。可見，從外部資金來源來看，美國企業主要依靠證券融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貸款也占了不小的比重，而日本和德國的企業外部資金來源主要為銀行貸款。1.2美國企業的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從企業的股權結構來看，美國企業的持股主體經歷了由個人股東完全持股到個人股東與法人股東共同持股的歷史演進。這是因為，美國經濟的主體是私有經濟，這種經濟是以個人產權制度為基礎的，所以在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早期，美國的企業幾乎全部是由個人股東持股的，但近二十年來，美國機構持股得到快速發展，目前在總量上約占美國全部上市公司股本的50%，其總資產已由1950年的1070億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5.8萬億美元③，主要的機構投資者是共同基金、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和捐贈基金等。這些機構投資者把眾多、分散的小額投資者的資金集中起來，進行分散風險的組合投資，應該說，機構投資者的快速發展，為美國個人投資于企業開辟了交易成本更低、風險更小的中介機制。盡管美國機構投資者快速發展，但由于這些機構都是實行分散投資，機構投資者投資于單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的比重并不高，因而使得美國企業的股權結構高度分散，許多企業往往有成千上萬個

股東，而且最大股東持有的股份多在5%以下。高度分散化的企業股權結構對美國企業融資體制的形成及其運行產生了獨特的影響。其一，明確清晰的資本所有權關系是實現現代公司資本有效配置的基礎，因為不管企業是以個人持股為主還是以機構持股為主，企業的終極所有權或所有者始終是清晰可見的，所有者均有明確的產權份額以及追求相應權益的權利與承擔一定風險的責任；其二，高度分散化的個人產權制度是現代企業賴以生存和資本市場得以維持和發展的潤滑劑，因為高度分散化的股權結構意味著作為企業所有權的供給者和需求者都很多，當股票的買賣者數量越多，股票的交投就越活躍，股票的轉讓就越容易，股市的規模發展就越快，企業通過資本市場投融資就越便捷④。這種股權結構對美國企業治理結構的影響是，投資者作為所有者（委托方）難以真正對企業經理人員（人）起到監督作用。這是因為，一方面，占有股權微不足道的小股東有“搭便車”（freeriding）的傾向，他們既不關心、也無力左右企業經理人員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機構投資者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而只是機構性的人，基金的受益人運作基金，他們是“被動的投資者”(passiveinvestor)，主要關心企業能付給他們多少的紅利，而不是企業經營的好壞和投資項目的運營情況，當機構投資者發現所持股票收益率下降時，就會立即拋出所持股票套現退出，而根本無意介入改組企業經理人員。因此，由于美國企業股權結構的高度分散，企業所有者無力、也不愿意采用投票選擇的方式約束或改組企業的經理人員，換言之，通過“用手投票”機制來約束經理人員，借以改善企業治理結構的作用是很小的，對企業經理人員的約束主要來自于市場的力量和作用。市場力量的作用包括股票市場、商品市場、經理人市場等多種形式。這些市場機制都能對企業經理人員施加影響，使其目標行為有利于所有者。這些市場力量中，數股票市場對經理人員的約束作用最強，也最直接。股票市場對經理人員的約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用腳投票”機制對經理人員的約束。由于美國股票市場非常發達，股票交易成本較低，當企業股東對企業經營狀況不滿意或對現任管理層不信任時，就可以在股票市場上拋售所持的股票，股東在股票市場上大量拋售股票的結果，使得該企業股票價格下跌，而股價的大幅下跌往往會使企業面臨一系列困難和危機，如企業形象不佳、產品銷售受阻、市場份額下降、銀行減少或停止貸款甚至提前收貸，財務狀況惡化。這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往往最終導致企業破產倒閉等，通常，當企業股價大幅下跌時，董事會便會認為經理表現不佳，從而很可能直接將其撤換，這就是“用腳投票”對企業經理人的約束機制。二是兼并接管機制對企業經理人的約束。在企業經營狀況不佳、經營業績下滑時，其股票價格將會隨之下跌，當股票下跌到遠遠低于企業的資產價值以下時，由于股票價格較低，其多數股權極易被其他戰略投資者收購，然后這些收購者憑借所掌握的股權，提議召開新的股東大會并接管了公司，將原來的經理層撤換，這就是兼并接管機制對企業經理人的約束，即企業經理人時時存在著被“惡意收購”的風險。企業經理人為了避免企業被接管以致于使自己失業，就會盡力經營好企業，使企業保持良好的業績，這樣就可以使企業股票價格保持在較高的水平而不易被收購。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企業兼并接管市場是美國企業治理的基本約束機制，尤其是80年代興起的杠桿收購方式，使得美國企業出現惡意收購的狂潮，據統計，在接管活動達到高峰的1988年，美國企業接管交易的總價值達到3411億元，為當年世界收購總額的70%以上⑤。1.3法律對金融機構持有企業股份的限制從法規和監管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法律一般禁止金融機構持有企業的股份。對于銀行而言，1933年的格拉斯—斯廷格爾法幾乎完全禁止銀行擁有公司股份，例如，該法案不允許銀行擁有任何一個單個公司5%以上的股份，就是持有少數的股份也不得參與股利分配，銀行信托部門雖然可以代客戶（受益人）持有股份，但是不能把其受托資金的10%以上投資于任意單個公司，并且有其它的法律鼓勵信托機構持股進一步分散；除銀行以外，其他金融機構在公司股份方面的投資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例如，紐約州保險法規定，任一人壽保險公司可以投資于其它公司股份的資產不得超過本公司總資產的20%，并且投資于單個公司的股份資產不得超過本公司資產的2%⑥；此外美國法律也限制非金融企業持有其它企業的股份。2日本及東亞國家企業以銀行貸款為主導的融資模式2.1日本企業融資的一般模式與特點相對于英美等國家以證券融資為主導的外源融資模式，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外部資金來源主要是從銀行獲取貸款。在這種融資模式中，以日本的主銀行融資模式最為典型和突出。據青木昌彥的研究，日本的主銀行制度包括三個相互補充的部分⑦：（1）銀行與企業建立關系型契約；（2）銀行之間形成相互委托監管的特殊關系；（3）監管當局采取一整套特別的監管手段，如市場準入管制、“金融約束”、存款擔保及對市場融資的限制等。以主銀行為首的信用貸款幾乎成為日本企業唯一的外源融資渠道。日本主銀行融資模式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戰后，日本所需的重建資金主要來自銀行，隨著經濟的增長，所需資金越來越多，來自銀行資金的比例不斷增長，相對應的是股權融資迅速減少，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存度不斷提高。1957年到1974年間，在日本企業的資金構成中，內源融資（折舊和利潤留成）所占的比重僅為25.6%—37.7%，企業資金來源主要依賴于外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銀行貸款所占的比例很高，一直在40%左右，而股票和債券融資所占的比重則從1957年—1959年的18.5%下降到1970年—1974年的8.3%⑧，呈下降趨勢。正是在這種企業自我積累能力低，而證券市場又不發達的情況下，日本企業形成了以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模式。而且日本銀行與企業的這種關系是比較穩定的，一旦結合就很難變動，這樣，就逐漸地形成了主銀行體制這種獨特的融資模式。主銀行體制融合了銀行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以及銀行與監管機構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日本，幾乎每一個企業都與某個銀行保持著密

切的關系，這種關系常常被稱為系列（Keiretsu）⑨融資，包括長、短期貸款，但也涉及債券發行支持、股權投資、支付結算以及各種不同信息和管理方面的服務等。值得注意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隨著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終結，企業經營戰略的轉變和日本股票市場的發展，日本企業逐漸增加證券融資的比重，但以銀行貸款為主導的融資格局并未改變。2.2企業的股權結構及治理結構從企業股權結構來看，與英美國家企業不同的是，日本的企業產權制度主要是以法人為基礎的，即日本企業法人持股占有絕對的比重，據統計，1989年日本個人股東持有的股票只占22.6%，如果按股票時價金額計算只占20.5%⑩，而70%以上的股份是由各種法人機構即銀行、保險公司和大企業所持有。與英美等國企業之間單向持股不同，日本的企業之間往往相互持股，若干相互持股的公司形成了一個較為密切的關系網，相互支持、相互依賴，形成了所謂的“企業集團”。產生這種持股結構可能有幾個原因，其一可能是與日本1945年以前的財閥傳統相關，其二是日本法律與英美等國的法律不同，對企業之間的相互持股幾乎沒有限制，其三同日本的東方社會結構和文化特征有一定關聯，這種東方文化體現在企業控制機制方面，就是日本企業之間的兼并接管活動很少發生。從企業的治理結構來看，由于企業股權結構的原因，日本企業之間的接管交易很少發生，類似于英美企業之間的惡性收購活動就更少了，因此，日本企業對經理人員的激勵與監督主要不是來自于股票市場，而是來自于銀行體系。由于以主銀行為首的銀行貸款幾乎成為日本企業資金來源的唯一渠道，且銀行往往與企業之間相互持股，主銀行就牽頭對企業實施相互控制。如果企業經營狀況良好，支付正常，則主要由各有關企業依相關持股關系進行，基本上是被動的監督；而一旦企業經營出現異常，財務危機顯現出來，整個治理結構馬上就轉入由主銀行牽頭的積極干預狀態。一般地，如果某個企業不能對其某一債權人履行清償義務，債權人就會將所擁有的債權轉讓給銀行，由銀行決定采用何種干預方式。當然，主銀行體制與相關公司是一種動態的監督關系，對于經營狀況較好的企業，相機控制幾乎毫無作用，但對出現財務危機的企業，控制權常常會落入主銀行手中。需要指出的是，進入80年代以后，主銀行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2.3法規對銀行持股的限制和對非銀行金融的約束與英美國家不同的是，日本對金融機構持有其它企業股份管制較少，反壟斷法可能是其唯一的約束。一般地，日本并不禁止商業銀行持有公司股份，盡管這些銀行受到反壟斷監管，直到1987年，單個銀行持有單個公司的股份才被限制到10%（后來為5%）。同樣，保險公司持有單個公司的股份被約束在不超過10%。并且，日本對反壟斷法的執行并不象美國那樣的嚴厲。但是，與英美等市場經濟高度自由化的國家不同，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抑制”。這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日本政府對非銀行金融采取了嚴格壓制的政策，日本直到80年代中期，法律和管制環境一直限制企業從銀行以外的金融源融資，例如，直到80年代初期，日本企業仍然難以直接從外部金融市場籌資，國內債券市場只對少數政府擁有的公司或電力等公用事業開放，1987年以前，日本完全禁止企業發行商業票據，直到1987年政府才允許企業發行商業票據，對股票的交易雖然沒有直接的限制，但對股票交易課以重稅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88年；其二是政府的利率管制。在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一直實行嚴厲的利率管制政策，政府以官定利率的形式人為地壓低存貸款利率。通過保持低儲蓄利率，銀行可以以低市場利率貸出資金并仍然獲利，這樣就可以使非銀行金融逐漸喪失競爭力。韓國的企業融資是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主并輔助以政策性金融的融資模式，具體不再細述。3德國企業的全能銀行融資模式3.1融資的一般模式與特點德國企業的融資模式基本上與日本相同，都是以銀行貸款融資為主，不過，德國實行的是一種全能銀行融資體制。顧名思義，德國的全能銀行是“全能的”，可以自主地從事從商業銀行到投資銀行的廣泛業務，也就是說，銀行既可以從事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業務，也可以直接進行證券投資；并且，全能銀行可以持有任何非金融企業任何數量的股票。與英美等國的融資模式相比，德國企業制度體現的是其社會市場經濟精神。由于德國企業許多都是由家族企業轉化而來的，許多家族思想對企業的影響一直很大。一個顯著的影響就是德國企業普遍推崇追求長期價值，由此產生的融資方式主要依靠自身積累再投資和銀行貸款。與日本相似，德國的證券市場不夠發達，規模較小，可以說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相對最小的，例如11，1990年末整個德國市場資本化總額只有5610億馬克，而同期美國紐約交易所為3萬億美元；1988年，德國的股票交易量為84.5萬股，而紐約證券交易所1989年的交易量為4100.7萬股。從上市企業來看，德國的上市公司數量也較少，如1990年底上市公司不到德國股份公司總數的四分之一；從個人投資者來看，德國持有股票的家庭只有7%，而美國則高達30%以上。1989年，德國家庭的儲蓄率為12.2%，而美國為5.6%，這反映了德美兩國企業資金來源的差異。3.2企業的股權結構及治理結構從企業的股權結構來看，由于個人對企業的直接投資甚少，德國企業的持股結構多為法人持股，這與日本企業相類似。德國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度很高，持股者主要為銀行、創業家族、基金會、其他公司和政府等。雖然德國銀行一般并不是企業的第一大股東，它持有的股份只占德國國內所有上市公司股份的9%，但是，銀行除直接持有公司股票外，還能代表其所托管的許多個人股份參加每年召開的股東大會行使投票權，例如12，在1988年末，德國銀行中儲存的客戶的股票就達到4115億馬克，約占國內股市總值的40%，再加上銀行自己持有的股票，銀行直接管理的股票就占到德國上市公司股票的50%，并且，一些全能大銀行常常從債權人開始發展成為企業的大股東。這樣，銀行在許多公司監事會中占有席位，并直接影響著管理層，因此，德國的全能銀行對企業具有很大的有效投票權利，德國銀行已成為企業治理結構中一

個非常重要的力量，對企業的治理結構產生著重要的影響。3.3法規對銀行持股的限制和對非銀行金融的約束德國對于銀行與企業之間的持股沒有嚴格的法律限制，如前文所說，德國實行全能銀行制度，全能銀行實質是一種壟斷銀行制度，銀行既可以從事存貸款等一般的商業銀行業務，又可以從事證券投資等投資銀行業務，還可以從事信托業務等，并且，銀行可以持有任何比例的公司股份，僅有許多謹慎的法規來限制銀行對企業的持股，但是這些謹慎性的法規約束力并不太強，在持股的集中度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限制。但是，德國政府對非銀行金融也采取了嚴格壓制的政策，這一點也與日本相類似。一直到90年代以前，德國的非銀行金融都受到政府的約束。德國政府對非銀行金融的約束主要通過兩個手段，一是嚴格而煩瑣的發行審批制度，二是對證券交易課以重稅。當局一般要求企業發行申請必須得到德國經濟部的批準，這樣，企業往往不能在所選擇的最佳時間發行證券，及時得到所需的資本，因此，相對于銀行貸款融資而言，發行債券的實際成本較高，并且，證券交易稅還會給二級市場加上沉重的負擔，由于這兩個因素，德國企業發行商業票據和長期債券長期受到阻礙，股票的發行和交易同樣受到各種稅賦的制約，結果是，客觀上使得發行股票和發行債券作為一種外部融資形式與銀行貸款相比缺乏競爭力。4國外模式的比較和借鑒：我國企業融資模式的現實選擇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社會歷史文化和制度特別是企業制度等社會環境的不同，不同國家企業的融資模式是不一樣的。從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主要有兩種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融資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等國家為代表的以證券市場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也就是青木昌彥所說的保持距離型（armslengthfinancing）的融資制度13，在這種融資模式下，企業所需要的外源資金，主要通過在證券市場上發行證券來籌集，銀行則處于一個相對次要的地位，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因此，對企業經營者的約束主要不是來自銀行而是來自發達的證券市場，確切地說，是來自證券市場中的兼并與接管機制和“用腳投票”機制；另一種是以日、德等國家為代表的銀行導向型的融資模式，在日本和德國分別稱為“主銀行制度”和“全能銀行”融資制度，也就是青木昌彥所說的關系型融資(relationalfinancing)制度14，在這種融資模式中，銀行與企業關系密切，一家企業一般都與自己的主辦銀行有著長期穩定的借貸關系，主銀行幾乎“包辦了”這家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但是，銀行對于企業的監督與控制也是非常有效的，特別是在企業財務狀況不佳時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國家的融資模式都是這兩種模式中的一種或改良，例如，東亞國家的融資模式就類似于日本和德國的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這包括亞洲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和泰國等，而中國的融資模式也有類似的性質，因為中國曾模仿日本要求國有企業建立主辦銀行制度的變革。但這兩種融資模式究竟哪一種更優一直是人們爭論的焦點，應該說，這兩種融資模式都有自己的優勢，因為它們都促進了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只是所適用的環境不同而已。以證券為主導的融資模式要求有發達的證券市場、明晰的私有產權制度和完備的法律法規與之配套；而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則適應于龐大的銀行體系以及政府對經濟領域的較強干預。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出發，銀行導向型的融資模式有助于形成技術與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集團使其成為國民經濟復蘇和崛起的支柱，可以為政府實施“趕超型”的經濟政策提供一個載體，有力地推動國民經濟快速地增長，如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均在戰后較短的時期內實現了經濟復蘇和持續增長；而相比而言，英美的證券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模式難以形成長期而又穩定的銀企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但是，從經濟與金融穩定的角度來看，日德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由于銀行與企業之間的相互持股而排斥了市場競爭，容易掩蓋財務危機與各種矛盾，會導致金融風險的積聚和爆發，而以證券為主的融資模式能夠有效地發揮市場機制和法律監管的作用，證券市場又易于分散、釋放和化解金融風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不會引起整個經濟金融領域的動蕩。例如，90年代日本的泡沫經濟也暴露了企業過分依賴銀行，政府通過大銀行保護大企業，形成所謂保護艦隊的后果，可以說，透明度低、制約力差和不良貸款加劇了經濟泡沫和日本銀行業的危機。從我國過去的實踐來看，實際上我國一直實行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模式15，八十年代初，在制定金融體制改革方案時，我國金融管理層學習和研究了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經驗，一種是歐美強化資本市場和直接融資的作用，另一種是日本強化銀行和間接融資的作用。政府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更多地借鑒了日本的模式，注重銀行貸款融資的作用，忽視并限制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的作用。我國以銀行貸款為核心的間接融資，在集中資金支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是非常有效的，對我國實施“趕超”戰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極大地推進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連續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這主要表現在：（1）政府可以通過銀行集中大量資金，投入重點產業和重點項目建設，在增量方面進行經濟結構調節；（2）銀行貸款彌補了政府無力撥補國有企業資本金的不足；（3）政府通過控制貸款和貨幣發行，結合財政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速度快、效果明顯16。但是，中國經過20多年的經濟改革，單一的銀行貸款式間接融資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來，這表現為，首先，透明度低，按照政府意圖貸款，按照國有企業的需要貸款，政策性強，效益差，不良貸款有增無減；其次，約束力弱，由于透明度低，再加上國有企業對國有銀行的“大鍋飯”關系，貸款的制約力差，人情關系在起作用，有的借款企業即使有錢也不想還貸，成了典型的關系型融資；最后，震動力大。政府通過變動貸款規模調控經濟，速度快，一個命令下達后，全國立即可以收緊貸款或放松貸款，但往往“一刀切”，缺乏彈性，效益好的企業首先受到影響，效益差的企業已經占用了貸款，也歸還不了，而且，不能通過市場隨時進行微調，只能是到了問題嚴重時才發現，不得

不從上到下用行政手段調控，對經濟震動大，損失也大。由于我國還是一個處于市場化改革初期的發展中國家，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很低，證券市場也不太發達，經濟證券化的水平還不高，并且，我國政府實行的是一種漸進式推進的經濟改革。因此，借鑒國外的做法，并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我國企業的融資模式的選擇可以分兩步走：一是近期過渡式的融資模式，二是未來目標融資模式。作為近期過渡模式，可以采取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融資格局，即日德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但是并不是照辦日本和德國的做法，而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制度創新，要構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主體，實施國有銀行商業化、股份化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造，大力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和民營金融機構，進一步規范和發展證券市場，努力提高證券融資的比重，同時，還要吸取東亞金融危機中日本和韓國的經驗與教訓，防止政府通過銀行對企業的過度保護和政府對銀行行為的過度干預。在此基礎上，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成熟，我國企業的融資模式將逐步過渡到未來的目標模式。未來的過渡模式應是自行發展、平行定位的多元化融資模式，即證券融資與銀行貸款并重、市場約束性強的融資模式。注釋：①⑧參見小寧，“經濟發達國家企業融資模式及啟示”，載《國有資產管理》1999②參見張維迎，“公司融資結構的理論契約：一個綜述”，載《改革》1995.4③④⑤⑥⑨⑩1112鄭文平、羅中偉，“美日德企業金融體制比較及其借鑒”，《中國工業經濟》1997.4⑦1314見青木昌彥，丁克，“關系型融資制度及其在競爭中的可行性”，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7.615實際上，間接融資內涵遠遠大于銀行貸款，銀行貸款只是間接融資的一種方式。但在我國，銀行貸款一直是我國企業融資最主要的方式，有時甚至是唯一方式，理論界也常常將我國企業的間接融資視為銀行貸款。因此，我們用間接融資來代替銀行貸款來說明我國的企業融資并不影響我們的分析結論。16見劉鴻儒、李志玲，“中國融資體制的變革及股票市場的定位”載《金融研究》1999.8參考文獻1.李揚，“我國資本市場的若干問題探討”，載《中國證券報》1997.12.15日2.方曉霞，《中國企業融資：制度變遷與行為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3.鄭文平、羅中偉，“美日德企業金融體制比較及其借鑒”，《中國工業經濟》1997.44.小寧，“經濟發達國家企業融資模式及啟示”，載《國有資產管理》19995.劉鴻儒、李志玲，“中國融資體制的變革及股票市場的定位”載《金融研究》1999.86.青木昌彥，丁克，“關系型融資制度及其在競爭中的可行性”，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