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范文10篇

法學近代化，是法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近幾年，我們在法制近（現）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諸多成果，但對法學近代化問題則尚未展開充分的論述。本文試對法學近代化的模式、法學近代化的內涵及其表現、法學近代化的若干規律等談點看法，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

法學近代化是自中世紀后期開始的波及整個世界的一場法學變革和進化運動。為了不使人們對本文的論題產生歧義，我們先就法學近代化中“近代”一詞作些界定。《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對“近代”一詞的釋義為：“1.過去距離現代較近的時代，在我國歷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紀中葉到之間的時期。2.指資本主義時代。”由于第一種解釋在時間的上下限上與國外有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種釋義。⑵換言之，本文所說的“法學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學的（自由）資本主義化，即法學作為一門學術，具有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發展水平和特點。

那么，世界各國法學近代化的過程是怎樣的呢？限于篇幅，我們僅就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的法學近代化狀況作些分析。

在英國，由于其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其經濟、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資本主義化）不是在短時間內、通過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個漫長的時間內，通過和緩的、改良的方式實現的，與此相適應，英國的法學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紀封建法學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法學成果的繼承和改造慢慢實現的。

早在中世紀后期，英國就發展起了比較發達的法學形態。格蘭威爾（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紀英格蘭的法和習慣》（1187年）、布雷克頓（D.Bracton，約1216-1268）的《關于英國的法和習慣》（1250年）等標志著英國封建法學的成熟與發達。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資產階級革命的醞釀和爆發，16至18世紀的法學家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對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則作出新的解釋，加上同一時期國會大量頒布確立資產階級原則和內容的新法律，英國的法學開始走上近代化道路。

論文關鍵詞：近代化；農奴制改革；工業革命

論文摘要：近代化是由工業化引起的，以經濟近代化為核心的涉及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形態、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等一系列的歷史性變化，使整個社會擺脫中世紀的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縱觀各國的近代化，都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國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國家通過廣泛的社會改革，吸取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科學文化的基礎上最終完成的。

就人類歷史意義上的近代化進程而言，它是由工業化引起的，以經濟近代化為核心的涉及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形態、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等一系列的歷史性變化，使整個社會擺脫中世紀的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縱觀各國的近代化，都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擬對俄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進行綜合考察，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評價。

一

就俄國近代化的進程而言，它是落后國家通過廣泛的社會改革，吸取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科學文化的基礎上最終完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彼得一世無疑是俄國近代化的先驅。為便于考察，我們從17世紀的俄國開始。

公元17世紀，當西歐開始向近代社會大步邁進的時候，俄國仍然是一個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國家，處于傳統的中世紀狀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歐落后。由于農奴制的嚴重束縛，俄國工商業的發展十分緩慢，沙皇的權力和國家實力由于國家制度的腐敗混亂而嚴重消弱。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和市民騷動給封建制以沉重的打擊，與此同時，由于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落后的俄國正日益被卷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有有限的發展，但與當時先進的西歐相比，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都無法與之競爭，軍事力量也無優勢，面對這種情況，地主商人紛紛要求富國強兵，為獲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場創造條件，在這種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國國際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歷史舞臺，為使俄國趕上西歐，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當時代表進步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興商人階級，吸收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改革。軍事上，變募兵制為征兵制，創建了俄國歷史上第一支海軍—波羅的海艦隊，改進軍事裝備，舉辦軍事學校，積極興辦軍火工場，使俄國躋身于歐洲軍事強國之列;經濟上，采取重商主義政策，大力興辦手工工場，發展出口商品生產，鼓勵對外貿易，重視吸取國外先進技術，首開俄國工業之先河;政治上，嚴厲打擊大貴族勢力，廢除數十個中世紀式的政府部門，設參政院、行政院等10多個新的中央機構，廢除世襲制，打破門第資歷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晉升。同時，以省作為地方行政區劃，直接任命省長，加強對地方的管理和監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學習西方，設立科學院，創辦學校，簡化俄文字母，翻譯外國書籍，采用儒略歷法，提倡生活習慣的西歐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他以強制的甚至殘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蠻落后的俄羅斯。正如列寧所說:“在反對野蠻勢力時，不拒絕使用野蠻的斗爭手段。”通過改革增強了俄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促進了俄國科技文化的發展，推動了俄國社會文明的進步，使昔日貧弱不振的俄國昂首邁開了進人歐洲列強的步伐，有利于資本主義因素和資產階級的成長。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確實是現代俄國政策的創立者。”帕爾默·科爾頓也說:“在整個歷史上，幾乎沒有什么人能產生如此強大的個人影響，當俄國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時，這一影響又間接地變得更為深遠”，“他通過各種方法急切地把一種新的文化強加于俄羅斯，從而為他的帝國確立了未來的性質。

農業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說取決于農業領域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農業勞動者個體自主活動能力的增強。但在一個只有治亂循環、王朝更迭的社會環境中，農業因生產要素和技術缺少明顯變化而陷入到一種被稱之為“特殊類型的經濟均衡狀態”中。在此種情況下，政府作為轉型時期制度創新方面最具優勢的社會組織，對于社會進化和“均衡狀態”的打破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政府是一個“超級企業”，“它能通過行政決定影響生產要素的使用。……它可以強制規定各種生產要素應如何使用。”［1］（P22）晚清新政期間，中國作為一個近代化進程中的“后來者”，正是在內外多種壓力的驅迫下，政府開始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試圖通過強化和擴展國家權力來有效地實現其對社會經濟的改造和直接干預。為達此目的，清政府在變革行政體制的同時，提出了包括農務在內的“振興實業”政策，并由此出臺了一系列與興農有關的法令。所有這些“行為規則”作為來自于政府方面的“強制性”制度供給，對中國農業的近代轉型起到了前驅先路之功效。本文擬對此略述之。

一、政府農務行政機構的專門化

從社會的角度來考察，國家的某一項新經濟政策的出臺和行政機構的嬗變，其始發動因不是一般的經濟矛盾，而是被社會廣泛發覺的整個國民經濟的矛盾。晚清時期，中國經濟尤其是農業生產，伴隨著國內人口的增加，天災人禍之頻仍及國外西方商品經濟的沖擊而日趨衰敗，最終致使民生日蹙。在此種情況下，以田賦為財政收入主源的清政府遂陷入了國用匱絀的窘境，“言常用則歲出歲入不相抵，言通商則輸出輸入不相抵，言洋債則竭內外之力，而更無以相抵”。［2］（P6）羅掘俱窮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外部生態環境惡化的交織，驅使許多“以天下為己任”的有識之士不能不對洋務時期形成的“重商思潮”進行反思，去重新探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再加上西方農學新知東漸的催生及對多年來中外商戰效果的感悟，使他們在不懷疑工商業對于國家利益固有價值的前提下，重新體認到農業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故而形成了新形勢下的“農本意識”，強調農業是中國的立國之本、富強之道。1897年，張謇在《請興農會奏》一文中指出：立國之本不在兵和商，在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蓋農不生則工無所作，工不作則商無所鬻，相因之勢，理所固然”。［3］（P13）無獨有偶的是，1898年4月，張之洞也上奏稱，富國之道“不外乎農、工、商三事，而農務尤為中國之根本”。［4］（P1285）當時諸如舒爾茨語。他認為：“傳統農業應該被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經濟均衡狀態”，其核心問題是生產要素和技術條件長期以來缺少明顯的變化（見［美］西奧多·W·舒爾茨著，梁小民譯：《改造傳統農業》，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4—25頁）。就此而言，當時中國的農業生產狀況極類似于此。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建設始于清末新政時期。它的創立有兩個表現：一是國家行政力量的強化；二是對傳統社會—經濟的改造，以培植“不斷增長的國民經濟與民生體系”。從這兩點上來看，清末農業制度上的近代化趨向，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清政府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依據諾思關于制度的定義，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等都應是制度的構成部分。按照契約的法律化的程度來理解，這些雖然只能算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其遠沒有國家規定的“正式的制度”，即被社會所認可的、文化進化所形成的規則，具有影響力和權威性。但是，意識形態作為一種行為方式，它可以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使政府的行為決策更經濟、更合理與更公正（參閱道格拉斯·C·諾思著，陳郁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同時它也可能與政府的制度安排發生沖突，阻礙經濟運轉，使交易成本上升，引起制度安排失效。由此可見，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對政府正式制度的形成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作用。此類的言論俯拾皆是，不一而足。從這些如出一轍的話語中，不難看出，“思變”時代人們在產業結構的安排上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共識：以農為本，農工商一體化經營的理念。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此時人們所言的“以農為本”之話語和舊時官方倡導的“農本”思想已大異其趣，并非是簡單地推崇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而是將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意義上來論述，視作為工業提供原料的部門。因此，從這一角度而言，人們的這種共識顯然是在逾越傳統社會的“重本抑末”之定勢，打破農工商產業間壁壘界限后的理性產物。

一般說來，意識形態與制度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它對制度的形成與嬗變具有基礎性的作用。而觀念作為意識形態的核心，它的更新無疑是一切制度變革的前提與先導。清末為數不少的士人正是在這種農工商一體化經營的新產業理念驅使下，開始勸諫政府，希望憑借國家政權的壟斷地位和其低廉的社會成本來確立“理性化”的官僚體制。具體到農業方面，就是要求肇建專司農務的行政機構，推進中國農事生產的進展。1901年9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上奏朝廷說：近年以來工商業均有所發展，“惟農事最疲，有退無進……今日欲圖本富，首在修農政”。［5］（P4758—4759）此種考慮之下，他們要求在京城專門設立“督農課桑之事”的農政大臣，并“立衙門，頒印信，作額缺，不宜令他官兼之，以昭示國家敦本重農之意”。［6］（P45—46）1902年晉撫岑春煊、直督袁世凱也分別奏稱：“農工為商務之本，而商之懋遷，全賴農之物產、工之制造。歐美、日本以商戰立國，而于農業、工藝精益求精，經營董勸不遺余力”，故中國應向這些國家學習，“尤注意務農，專部統之。”［7］（P852）臣僚的吁請，財政之短絀，使清廷中樞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轉向，意識到“農工商業為富強之根本”。因而，1902年諭令特派大臣“專辦商務”，且責成各地督撫“及時振興”農工要務。同年10月，奉命外出歐美日本考察商務的載振歸國，向清中央提出設立商部，以官權加強對全國農工商各業的統一擘劃。1903年6月，南洋華僑張振勛上書稱：現時政府財力竭蹶，國庫空虛，其能湊集巨資，承辦一切者，惟仰賴于商；農、工、路、礦諸政必須歸并商部一部，否則事權不一，亦非商戰之利。在諸多因素的催化下，1903年9月，清廷降旨在中央初設專門性的產業行政機構—商部，地位僅次于外務部而列其他各部之首。商部內分設保惠、平均、通藝、會計四司，分別負責農、工、礦、交通、財政等事宜。其中“平均司”為專門執掌與農業相關的如“開墾、農務、蠶桑、山林、水利、樹藝、畜牧一切生植之事”的“農政機關”。［8］至此，清中央有了以籌劃發展農業為旨歸的統一領導機構，從而為農業改良的制度化鋪平了道路。同時，商部將農業納入其管轄范圍，并對其職責做專門化、具體化的界定，顯示出農業問題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而且也表明國人的農業生產開始走出自然經濟的藩籬而面向市場，要求農業為商品的生產、流通服務。

事實上，商部問世之后，也正是“以該部章程中有管理農務之條”為由，力圖在政府近代農業經濟計劃中充當支配者的角色。為此，一方面調整農業政策，積極從事于整頓全國各地及各項農事。如在1903年11月，奏請政府“振興農務”，提出“清地畝，辨土宜，興水利，廣畜牧，設立農務學堂、農事試驗場”等項具體措施，并“通飭各省舉辦”，以發展近代新型農業；［8］另一方面又著力于進行地方行政機構的變革，奏準中央在各地設立商務局，作為商部在地方的分支和可靠的支持機構，以形成新式的權力運作網絡。在此之上，1904年11月，奏定各地委派商務議員數名，“悉心體察”本地包括農業在內的諸項事宜，務必定期將“各省土產生貨若干，價值若干；何者暢行，何者滯銷；何者可以改造熟貨，何者當設法改良”等農情狀況分門別類地匯報到商部。［9］兩方面的結合無疑加速了省級農政專門機構的創設。1902年袁世凱在保定首設負責本屬農業改良的直隸農務局；1905年川督錫良在成都設立川省農政總局，“以挈全省農政之綱”，局內分設農田、蠶桑、樹藝及畜牧四部門，各縣設農務局，“以稽考本屬農事”，各鄉遍設公社，層遞形成了“總局倡之，各屬率之，公社董之，民間則效而實行之”的農務系統。［10］這樣，中央有了專門管理、指導農業的機構，各省州縣設了農務局、勸農局，初步匯成上下相依、指臂相連的近代垂直式的農政系統。

1906年，隨著新政的深入，清廷對中央各部權限做了較大改組，將工部并入商部，改稱為農工商部。同時變原來的“平均司”為“農務司”，“專司農政”，舊時隸屬戶部的“農桑、屯墾、畜牧、樹藝等項”，工部的“各省水利、河工、海塘、堤防、疏浚”等涉農事宜，悉劃歸農務司管理。［11］(P480)與此相應，各省的商務局也變為農工商務局，并在各地設“勸業道”官制，附設勸業公所；各廳州縣設勸業員，辦理各地含農業在內的實業事項。毋庸置疑，經過此次調整，中樞與地方機構中有關農務的行政責任更明、職能更細，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先前中央機構上新舊雜陳，且部門間因在職權范圍上糾纏不清而多掣肘推諉的弊端，統一了對以農業為首的實業的領導權，加強了近代意義的經濟集權制，為農業改良提供了制度與行政方面的合法性基礎。

關鍵詞：近代化；農奴制改革；工業革命

摘要：近代化是由工業化引起的，以經濟近代化為核心的涉及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形態、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等一系列的歷史性變化，使整個社會擺脫中世紀的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縱觀各國的近代化，都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國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國家通過廣泛的社會改革，吸取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科學文化的基礎上最終完成的。

就人類歷史意義上的近代化進程而言，它是由工業化引起的，以經濟近代化為核心的涉及社會政治制度、經濟形態、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等一系列的歷史性變化，使整個社會擺脫中世紀的封建形態而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縱觀各國的近代化，都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擬對俄國近代化的歷史進程進行綜合考察，并對其進行相應的評價。

就俄國近代化的進程而言，它是落后國家通過廣泛的社會改革，吸取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科學文化的基礎上最終完成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彼得一世無疑是俄國近代化的先驅。為便于考察，我們從17世紀的俄國開始。

公元17世紀，當西歐開始向近代社會大步邁進的時候，俄國仍然是一個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國家，處于傳統的中世紀狀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歐落后。由于農奴制的嚴重束縛，俄國工商業的發展十分緩慢，沙皇的權力和國家實力由于國家制度的腐敗混亂而嚴重消弱。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和市民騷動給封建制以沉重的打擊，與此同時，由于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落后的俄國正日益被卷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有有限的發展，但與當時先進的西歐相比，產品的數量和質量都無法與之競爭，軍事力量也無優勢，面對這種情況，地主商人紛紛要求富國強兵，為獲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場創造條件，在這種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國國際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歷史舞臺，為使俄國趕上西歐，躋身世界強國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當時代表進步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興商人階級，吸收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改革。軍事上，變募兵制為征兵制，創建了俄國歷史上第一支海軍—波羅的海艦隊，改進軍事裝備，舉辦軍事學校，積極興辦軍火工場，使俄國躋身于歐洲軍事強國之列；經濟上，采取重商主義政策，大力興辦手工工場，發展出口商品生產，鼓勵對外貿易，重視吸取國外先進技術，首開俄國工業之先河；政治上，嚴厲打擊大貴族勢力，廢除數十個中世紀式的政府部門，設參政院、行政院等10多個新的中央機構，廢除世襲制，打破門第資歷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晉升。同時，以省作為地方行政區劃，直接任命省長，加強對地方的管理和監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學習西方，設立科學院，創辦學校，簡化俄文字母，翻譯外國書籍，采用儒略歷法，提倡生活習慣的西歐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他以強制的甚至殘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蠻落后的俄羅斯。正如列寧所說：“在反對野蠻勢力時，不拒絕使用野蠻的斗爭手段。”通過改革增強了俄國的經濟軍事實力，促進了俄國科技文化的發展，推動了俄國社會文明的進步，使昔日貧弱不振的俄國昂首邁開了進人歐洲列強的步伐，有利于資本主義因素和資產階級的成長。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確實是現代俄國政策的創立者。”帕爾默·科爾頓也說：“在整個歷史上，幾乎沒有什么人能產生如此強大的個人影響，當俄國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時，這一影響又間接地變得更為深遠”，“他通過各種方法急切地把一種新的文化強加于俄羅斯，從而為他的帝國確立了未來的性質。

盡管如此，俄國近代化進程仍很遙遠，因為彼得一世的改革畢竟是在俄國封建農奴制和掠奪農民的基礎上進行的，沒有改變社會關系，因而不可能實現勞動力自由化以充分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的需要，更不可能改變封建專制制度的國家性質。

近代化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重要課題。應該說，從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發展，突破了以前單純通過資本主義萌芽論證明清社會變遷的簡單模式，使人們從一個相對寬廣的視野，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回答中國社會是否發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發展的問題。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們對社會形態問題的認識，起到了推動思想解放，促進學術發展的作用。然而，無論是在國際學術界，還是在國內學術界，近代化與其說是一種理論，毋寧說是一種視角，是一種思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現一個真正適合中國歷史發展實際的近代化學術構架。理論的貧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們對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問題認識的歧異。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會轉型問題，但在進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對近代化問題作一點理論說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

在考察明清社會發展時，學術界存在著這樣一種比較矛盾的現象：一些學者一方面試圖證明中國傳統社會具有走向近代的內在動力，試圖證明中國在晚明(有的甚至認為更早)就已經開始了近代化過程，但另一方面卻否定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和發展，甚至將當年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視為教條主義指導下的錯誤產物，視為應該拋棄的“錯誤命題”。這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這里對“近代化”作辭源考證，但有必要指出這樣一個事實：當今學術界通常所謂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紀以來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現的所謂社會變革浪潮，這種社會變革浪潮，其核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資本主義化，也就是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傳統的(也可以說是封建的)生產方式，用資本主義的新文化代替傳統的舊文化，用資本主義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舊制度。有的學者提出：資本主義化不等于近代化。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確實，近代化較資本主義化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內涵，資本主義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橋梁，資本主義階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兩個事實是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的：第一，作為通常意義上的封建社會自然發展的替代物，資本主義是惟一的選擇。迄今為止，史學家還沒有發現，在社會自然演變的條件下，除資本主義外，封建社會(或傳統社會、中世紀)有任何別的可能的發展方向；第二，在20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化一直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向近代轉變最重要的動力。近代化的許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則(如啟蒙思想，市場理論，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傳播，等等)，都是在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脫離資本主義談論近代化，正如離開市場談論商品一樣，在理論上是不可思議的，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對中國傳統社會轉型問題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承認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承認沒有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們就不能簡單否定當年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就不會將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與對近代化的研究對立起來。應該承認，目前學術界對商品經濟、城鎮發展、區域經濟、社會結構等問題的探討，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筑于當年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學術基礎之上的，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理所當然地應該是研究中國近代化歷史的核心內容。

歷史上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化，雖然以資本主義興起與發展為核心，但畢竟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含義。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在向近代邁進，應該確定一些起碼的標準。采用不同的標準衡量中國社會發展，也許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同一問題得出不同結論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為，所謂近代化至少應該包括下面三個方面的內容：以服務市場和自由雇工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與發展；傳統人身依附關系的逐漸解體，個人自由的擴大，政府對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范化；與上述變化相適應的帶近代意義的社會觀念的出現與傳播。

提要:中日近代化的速度與結果差異巨大，對此，已經有很多學者、專家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探討。本文擬從不同的民族傳統、社會結構的穩定性、經濟基礎、被迫開國后政府的不同對策與作用等幾個方面的不同來分析其必然性，以鑒往知今。

關鍵詞：中日近代化脫亞入歐中體西用差異

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都是封建落后的國家，同樣面臨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威脅。1840年，隨著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近代文明之光開始透進沉沉神洲。1853年，美國海軍一支小型艦隊,野蠻駛進江戶灣的蒲賀港，“我自閉關眠不動”的日本朝野，也誠惶誠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兩個古老的東方國家接觸西方文明相距僅十余年，但邁向近代化的速度與結果的差異是驚人的。中國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部分，這期間，中國喪權辱國，走上淪為半殖民地的扭曲發展道路。日本則只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資本主義150—200年走過的道路，20世紀初日顯世界強國端倪。個中原因及帶給我們的教訓，值得深究，這固然有由于當時中日兩國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不同，中國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壓力遠大于日本[1]，而且日本也曾受惠于中國的外因，但主要在于當時兩國文化類型與民族傳統的差異、社會的穩定性、經濟基礎及當時政府開國后的不同對策的迥異等的內因。對于它們的進一步探討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對我國當前的現代化也有現實意義。關于這方面內容的研究，日本學者成果較多，中國較少。今筆者不辭淺陋，擬從以下幾方面進行一些思考，祈望賜教。

一、不同文化傳統造就民族性格的迥異

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屬于寬容、溫和而保守自閉的大陸性農耕文明，以孝為先，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組織勞作。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都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這在鞏固封建政權方面絕對可稱為明智之舉。但是,當世界進入近代化--也就是隨著商業的發達和科學技術的革新，世界從經濟上進入工商業主導時代、政治上資產階級入主國家政權的時候，這種封建政權及其經濟基礎空前的穩固性卻成了社會前進的最大阻力。古人很早就把中國看作是天下的中心，把周邊民族或國家稱之夷、蠻、戎、狄，產生了華夷思想。由于周邊國家的臣服，中國與鄰國的關系常常是冊封與被冊封的隸屬關系，中國成為冊封體制的中心,外國使臣朝覲時都要跪拜磕頭，這就更強化了“皇皇中華,四夷來朝”的思想。中國又很早形成了獨立的文化體系,并且成為文化輸出國。對于中國人來說，中國周圍的地區，往往是中國給予文化的地區在中國古代,雖然也有別國文化流入，但它們不可能成為主流和改變原有文化的本質，相反，總要受到儒學的改造。所以,古代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誠然是光輝的,但就因為太光輝,在變革時期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2]久而久之,這種優越感和自信心就蛻變為夜郎自大的觀念，對外國和外來文化總是不能正確對待和虛心學習。清末,即使中國已經落后,本土文化已經呈現保守，但上述傳統觀念依然非常強烈。頑固者自不必說。顯然，傳統文化觀念模糊了中國統治者的視線阻礙了對世界文明的吸納，這是中國越來越走向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屬于海洋性國家，其海洋性文明的特征是發散性，具體說就是開拓精神、開放性特征，以忠為先。日本四面環海，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處于相對孤立的環境。對這一事實的反應以及為了生存和發展，日本民族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吸收外部文化，以打破孤立的傾向，在知識方面的表現就是對外國的事物什么都想知道的求知欲。日本不是文化發源地，在公元3世紀以前尚無文字，在7世紀以前也沒有系統的政治法律制度，公元645年大化革新以后，日本全面學習中國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迅速地產生了飛躍。對日本人來說，所謂外國，就是長時期內經常給自己帶來文化的地方，來自外國的事物往往給自己帶來新的便利和富裕。在幕府末期，雖然也有人提出過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思想,但由于日本不是冊封中心，也沒有文化輸出的傳統，所以日本的華夷思想的基礎十分薄弱，它并沒有給日本學習更先進的西方文化造成多大的影響。對日本人而言，一個明顯的邏輯是，中國文化是外來的文化，西方文化也是外來的文化既然可以學習移植中國文化，而且效果又那樣理想，為什么不能學習移植當今先進的西方文化呢？總之,日本的傳統文化觀念使日本能夠比較理性，正確地對待外來文化。儒學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遠也不及在中國那么牢固和深遠。這種狀況為兩國的近代化提供了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條件。江戶時代之前，思想文化領域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學。進入江戶時代以后，朱子學才取代佛教成為統治思想。但是，在江戶時代中期以后的日本思想界，朱子學世界觀迅速瓦解，在日本,由于沒有通過像科學這種形式使儒學成為名副其實的官方教科書和現實化的擇官準則，儒學的權威和對社會的影響程度自然要比中國弱得多。在從19世紀開始的亞洲近代化中，日本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其原因首先在于突破了儒教的世界觀的束縛，把對其有效性的承認縮小到最小限定，極力限定儒學的有效范圍才是其成功的內在因素。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20世紀是社會變化最大，發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復雜，因而也是最激動人心的世紀。作為社會人文科學一分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的變化程度也非常之大，可謂前所未有。古典文學研究，在中國向為顯學，擁有數千年繁榮興旺歷史，傳統深厚，在本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它也咸與維新，不斷改變著自己的體制和面貌，取得了新的與時代相適應的成就。在世紀末的今天，回顧本世紀古典文學研究的百年歷程，總結其成敗得失，可以使我們對本學科在本世紀走過的道路有一個清醒的自我認識，同時也為下一世紀本學科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參照和依據。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本世紀內，總體上說，走過了一條由古典型向著近代型不斷演變的道路。學術的近代化，在這里成為百年發展的主線。近代化過程，涵蓋著本學科的全體和各個方面，它包括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以及作為學術觀念和方法的結果——學科成果的產生，還有學術觀念和方法的體現者——學科人才的養成。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近代化的學術觀念，主要包括本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近代具有啟蒙性質的觀念，如平民文學的觀念，文學為人生的觀念等；近代科學觀念，如進化論的觀念等。這些觀念，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征圣、宗經的觀念，文以載道的觀念，復古的觀念。近代化的學術方法，是指近代科學的方法，它們也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經學的、文章學的方法。當然，近代化的學術觀念和方法，還包括隨后傳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方法，以及二三十年代傳入的“現代主義”，80年代傳入的“后現代主義”的觀念和方法，這些觀念和方法，彼此性質不同，存在很多差異，甚至是根本性的差異，情況很復雜，但與中國傳統的古典性的思想學術相對而言，它們都無疑具有近代的性質。

本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劃分這四個時期的依據，主要就是各時期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基本狀況，以及主要由這種狀況所決定的學科發展近代化的不同程度。第一時期為1900年至1928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起步時期。第二時期為1928年至1949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發展時期。第三時期為1949年至1978年，這是學科統一的時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時期。第四時期為1978年至本世紀末，這是學科撥亂反正和多元化發展時期，也是近代化的再發展時期。

一

第一時期，是古典文學研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初期。本時期內，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趨勢是近代思想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和確立。近代思想自19世紀中葉即已開始從西方引入中國，本世紀初，正是處于“西學東漸”的關鍵時刻。西學新思潮的傳入，對當時維新改良派及反滿革命派人士都有影響，對當時中國的文化學術，也頗有觸動。例如梁啟超在世紀初提出的“小說界革命”，極力推重小說的社會“群治”作用，指出小說有“四種力”，主張提高小說的地位，就是受了西方近代小說觀念的影響。不過“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等文學改革主張，雖形成了一定聲勢，主要卻是針對當時創作而發；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也許由于這塊古老的學術領地與時政的距離較遠，所以影響還不大明顯。本世紀初的古典文學研究，應當說基本上還是經學（包括清代“漢學”）與桐城派文章學的天下。當時的古典文學研究仍以古籍注疏、版本校勘、軼文收輯、文章評點、詩話詞話等為主，其成績當然不可否定，如孫詒讓《墨子閑詁》、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等，但這已是千年傳統學術的強弩之末，卻也毋庸諱言。

然而新學侵入這塊舊學的傳統領地勢不可免，當時有人以先覺者的姿態，將近代觀念和方法引入古代文學的研究中，此即王國維。王氏于1904年寫出《紅樓夢評論》，文章從人生與“美術”的關系論起，指出有“優美”“壯美”之區別，接著論述“《紅樓夢》之精神”，又分析“《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紅樓夢》之倫理學上之價值”。雖然他受叔本華悲觀主義哲學的影響甚深，其具體結論未必十分正確，但重要的不是此文的具體結論，而是他將文學作品與人生聯系起來，與美學、倫理學聯系起來，其研究的視角是全新的，其觀念完全是近代性的。在《紅樓夢》研究史上，在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史上，這是破天荒第一次近代式的研究，而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真正的近代式論文。所以王國維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邁向近代化道路的第一人。王國維之后，古典文學的近代式研究仍頗寂寞，仍然是“義理、詞章、考據”之學彌漫于世。不過也有少數呼應者，這就是林傳甲和黃人兩位在中國文學史編寫方面的嘗試努力。林氏為京師大學堂教員，1904年編撰了《中國文學史》講義；黃氏為東吳大學教員，約1905年編寫出了《中國文學史》講義。編寫中國文學史之舉，無疑是受了外國學者的影響，當時俄國人瓦西里耶夫、英國人翟理斯和日本人古城貞吉等，早已有《中國文學史》問世。林氏之史，即有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學講義的痕跡。這兩部文學史，作為國人草創之作，水平都不高：林史對象不明，體例混淆，書中文字學、書法、訓詁學、經學、史學等與文學一道出入其間，黃史則大量抄錄原著文字，浩繁蕪雜。然而編寫文學史一事本身，已屬近代學術行為，仍具近代意義。

[論文關鍵詞]近代史；話語；革命；近代化

[論文摘要]縱觀20世紀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在“革命”與“近代化”兩種話語模式中展開。各個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術語境和精神氣候規定其研究方式。左右其話語權。本文試圖通過對20世紀中國近代史話語的變遷過程的回顧和述論來解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治功能和社會功能。

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用唯物史觀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中國近代史話語在20世紀30年代形成了以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的“革命”話語，前者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來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后者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構建中國近代史話語。兩種話語隨著20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演進，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時期互相變換。1949年以前，近代化話語是正統、是中心，居主導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話語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正統，近代化話語則被邊緣化，其角色正好互換。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現出了大量從近代化視角來審視中國近代史的論著，近代化話語日益受到學者的青睞，近代化話語有趨向主導地位的態勢，保守地說至少可以和革命話語平分秋色。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外交問題影響中國的內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許多內政做法都是以外交舉措為轉移。帝國主義在中國扮演著控制內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紀初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是從外交史起步。劉彥著的《中國近時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點探討中西關系。蔣廷黻1923年從美國回國后首先著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這一時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廣義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國對外力挑戰的反應之種種內政的舉措與變革的研究，所有中國不同階段內的自強的努力，如不同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的發動與發展，均列入范圍之內。因為這些內政舉措與變革的原始推動因素，雖然是錯綜復雜的，但無不可以從中發現一條‘外力’影響與操縱的線索——這是中國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與擁有完整主權與強大政權的近代大國，很不相同的一點。”20世紀初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從外交方面來探討中國近代的進程，這是時勢使然，既是歷史發展的真實情狀，也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時20世紀初，革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主題，革命史研究在這一時期也受到應有的重視。在辛亥革命期間，為了更多的為現實服務，為政治需要提供理論武器和宣傳工具直接導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孫中山成為研究革命史的新熱點。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郭孝成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條理清楚，敘事比較確切扼要，為人們所熟悉和經常引用。”用唯物史觀研究革命史以華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為代表，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體系。

總的來說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大都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把政治和歷史熔為一爐，以歷史論證現實，為現實的政治斗爭服務。雖然這一時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開拓和奠基的作用，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近代史話語的確立奠定了初步基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面臨淪為殖民地的危險，適應民族抗戰到來的形勢，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熱點。感應現實和社會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礎上，中國近代史作為學科體系的研究開始興起。兩種話語也在這一時期得以確立。羅家倫1931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羅家倫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提倡科學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標志，也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納入主流史學范疇的呼吁，作者對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意義和方法的論述，奠定了此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體系”。此時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羅的呼吁下和現實政治的推動下，產生了兩種研究思路：一種以蔣廷黻、陳恭祿為代表運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化”話語；一種是以李鼎聲為代表，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確立了中國近代史的“革命”話語

對于2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出現的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為代表形成的中國近代史話語，歐陽軍喜在《20世紀30年代兩種中國近代史話語之比較》一文從四個方面做了深入的闡述：關于中國近代社會的性質與歷史主題；關于中國近代事與人物的不同解說；對“中國問題”的思考與中國近代歷史經驗的總結；兩種話語的思想淵源。歐陽先生的結論是“歷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現實政治之中，或者被社會政治介入。如果我們離開30年代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離開當時國、共兩黨關于中國道路的爭論，離開當時的國際社會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我們就無法理解這兩種中國近代史，無法理解為什么同一段歷史卻有如此不同的兩種認識。”筆者認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當深入的，其結論也非常平允。遺憾的是作者對當時服務主流意識形態中國近代史的力作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外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構建的近代化話語少有論及，僅在兩種話語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筆者認為與當時蔣著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后來對近代史研究的影響不相稱，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確立的近代化話語必須對蔣著進行詳盡的分析。蔣著所構建的近代化標準，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劇轉型的現實；反映了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近代化問題的討論；反映現實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將眼光轉向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通過分析中國近代化的成敗得失，為當時中國歷史提供借鑒，表現了作者尋求救亡之道的責任感。“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成為了這一時期影響很大的代表作。蔣著《中國近代史》圍繞著中華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狀態進入‘近代化’，能否廢除狹隘的‘家族觀念和家鄉觀念’組織一個‘近代化的民族國家’這一主題”。“這部僅5萬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為經，以事件史為緯，以點帶面，一線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響，根本就是這一構架所體現的史學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這一政治需要”。

法學近代化，是法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近幾年，我們在法制近（現）代化方面已推出了諸多成果，但對法學近代化問題則尚未展開充分的論述。本文試對法學近代化的模式、法學近代化的內涵及其表現、法學近代化的若干規律等談點看法，以求教于學界同仁。

一

法學近代化是自中世紀后期開始的波及整個世界的一場法學變革和進化運動。為了不使人們對本文的論題產生歧義，我們先就法學近代化中“近代”一詞作些界定。《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對“近代”一詞的釋義為：“1.過去距離現代較近的時代，在我國歷史分期上多指十九世紀中葉到之間的時期。2.指資本主義時代。”由于第一種解釋在時間的上下限上與國外有諸多分歧，⑴所以，本文取其第二種釋義。⑵換言之，本文所說的“法學近代化”，主要是指法學的（自由）資本主義化，即法學作為一門學術，具有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發展水平和特點。

那么，世界各國法學近代化的過程是怎樣的呢？限于篇幅，我們僅就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的法學近代化狀況作些分析。

在英國，由于其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其經濟、政治和法律的近代化（資本主義化）不是在短時間內、通過激烈的方式，而是在一個漫長的時間內，通過和緩的、改良的方式實現的，與此相適應，英國的法學近代化也是在中世紀封建法學的基礎上，通過對傳統法學成果的繼承和改造慢慢實現的。

早在中世紀后期，英國就發展起了比較發達的法學形態。格蘭威爾（R.Granville，1130-1190）的《中世紀英格蘭的法和習慣》（1187年）、布雷克頓（D.Bracton，約1216-1268）的《關于英國的法和習慣》（1250年）等標志著英國封建法學的成熟與發達。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資產階級革命的醞釀和爆發，16至18世紀的法學家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對封建法律制度和原則作出新的解釋，加上同一時期國會大量頒布確立資產階級原則和內容的新法律，英國的法學開始走上近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