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財政范文10篇

1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問題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為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政府連續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核心內容是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支出。1998年國債發行額為3891.0億元，1999年為4015.0億元，2000年為4180.1億元，2001年為5004.05億元。連續幾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對抵御國際經濟衰退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抑制我國經濟的繼續下滑、推動我國經濟增長起了有效的作用。來自權威部門的統計預測資料，國債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為1.5%，1999年為2%，2000年為1.7%，2001年為1%-2%.與此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對日益膨脹的財政赤字和迅速擴大的國債規模萬分憂心。我國財政總赤字1998年為1681.89億元，1999年為2425.21億元，2000年為2598.21億元，2001年為2598.10億元；國債余額1998年為7765.7億元，1999年為10542.0億元，2000年為13674.0億元，2001年為16672.1億元。使人不安是，我國經濟發展對迅速擴大的國債規模能否有足夠的承受能力？我國民間投資增長緩慢（1998年集體投資增長8.9%，個體投資增長9.2%，2000年分別為9.2%和9.5%，2001年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國債投資存在“擠出效應”所導致？繼續發行國債會不會使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更加缺乏后勁？財政赤字的日益膨脹在日后拉動經濟逐步回升的同時會不會引發通貨膨脹？甚至有人提出積極財政政策應當退出。

2我國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擴大內需仍需加強隨著國際經濟增長的繼續放緩，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經濟“傳導”作用的加強，我國外貿出口面臨的形勢及外需對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不容樂觀。根據有關資料，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7年為3.6%，1998年為2.3%，1999年為0.8%，2000年為0.015%，2001年為—0.7%（亞洲開發銀行的預測資料是—1.8%）。所以，短期內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促進我國經濟回升的動力仍是內需的擴大。國內需求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為5.5%，1999年為6.3%，2000年為8.0%，2001上為8.0%.雖然近幾年在積極財政政策的拉動下，我國投資增長總體上比較明顯，2000年投資增長率為9.3%，2001年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濟減速運行，投資增速明顯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資增長16.3%，1-12月份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不高，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后勁不足，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對預算內投資依存度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費水平穩步增長，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也明顯回落，1999-2000年我國消費品零售價格總額增長11.4%，2000-2001年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費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難度不小。近幾年內進一步擴大內需一定程度上仍將依賴于積極財政政策的繼續實施。

2.2增發國債仍有一定余地從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看，我國遠低于多數歐美國家和國際警界線。1998年我國國債負擔率為9.9%，1999年為12.8%，2000年為15.3%，2001年為17.5%；多數歐美國家為40%-65%；國際警界線為60%.而且，根據國際經驗，當國債負擔率達到一定高度時便趨于回落。以英、美兩國為例。英國國債負擔率1945年達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維持在50%左右；美國1946年達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維持在54%.所以，在我國增發國債仍有一定余地，積極財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續性。

2.3國債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摘要］從債務依存度、債務總規模和政府的隱性債務等指標分析得出，我國現有國債規模適度，發債空間有限。國債政策效用的充分發揮必須要注意防范國債的擠出效應和規避財政風險。近期積極財政政策的走向應是減稅以刺激民間投資需求；加強項目監管，提高財政支出效益；稅式支出應重點放在支持中小型企業發展上等。

［關鍵詞］國債；積極財政政策；擠出效應；財政風險

1998年以來，在內外雙重因素的影響下，以國債為中心的積極財政政策對于拉動經濟增長，維護財政的穩定性及消除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的“瓶頸”障礙作用等方面，其貢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過程中問題的凸現，尤其是全球經濟萎縮，宏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的情況下，人們開始重新考慮如何繼續運用積極財政政策來應付經濟周期，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以圖沖破經濟發展中的“極點”，夯實經濟增長的基礎。筆者試想以國債政策為切入點，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之走向談幾點看法。

一、國債規模的現狀分析

通過發行國債，聚集民間資金來擴大內需，發揮其乘數效應，這不僅有理論支持，更有實踐經驗總結。但是，我們并非因此一談擴大內需就油然想起要發債。國債空間大小，國債規模是否合理，這恐怕還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一）從債務依存度、債務負擔率看我國的國債規模

摘要：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期，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應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規模，把機制創新作為積極財政政策調整的重心，更多地發揮稅收、貼息、政府采購等多種財政杠桿來支持國民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財政政策國債投資經濟結構減稅

根據目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近年來，積極的財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選擇。但是，若這種政策只是靠增發國債來帶動政府投資的擴張，財政債務風險會不斷加大。所以，尋求化解財政風險和解決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積極財政政策創新問題，至關重要。

積極財政政策取向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正處于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期。2003年GDP增長9.1%，從拉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資和出口。在9.1%的經濟增長率中，投資拉動的貢獻為70.95%，遠遠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資增長過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項目，低水平重復建設投資過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總額同比實際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資額同比增長了41.5%。以房地產為代表的一些行業已經出現投資過熱，連續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貿進出口總額達8512億美元，增長37.1%，其中出口4384億美元，增長34.6%，進口4128億美元，增長39.9%，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強勁需求拉動下，價格總水平開始上升，通貨膨脹的壓力開始凸現。面對中國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今后一個階段內，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是在控制總量的同時，根據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從調整結構入手，適時適度地調整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和實施的力度。財政政策應由政府直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變到解決長期性、戰略性、結構性的問題上來。

首先，根據客觀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適當地減少長期建設國債規模，并逐年適度增加中央預算內經常性建設投資。

摘要:1998年以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抑制經濟下滑起到了積極作用，今年國家也已決定繼續實行這一政策，以期進一步拉動經濟的回升。但也有人提出，積極財政政策究竟應該是長期政策呢，還是短期政策？今年將是中央政府連續第三年大規模舉債，我們的債務承受能力還有多大？積極的財政政策還需要走多遠？

本文認為，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當前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必要保證。目前推動經濟增長的需求因素還不穩定，解決制約經濟增長的體制和結構問題需要較長時間，我們要做好實行積極財政政策3－5年的準備，但其力度也可能會隨著需求的平穩回升而逐步減弱。

為克服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不利影響，擴大國內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確保了國民經濟的平穩增長，2000年中央決定繼續發行長期國債以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和企業技術改造。這將是政府連續第3年大規模舉債。那么，目前債務規模是否過大？財政的債務危機存在與否？“2000年會不會是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問題越來越引起社會的關注。

財政政策非“積極”不可

自1992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已連續7年下滑，GDP增幅從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預測值）。雖然由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亞洲金融危機等原因，使目前經濟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長時間的下降已產生許多社會、經濟問題，如不扭轉這種趨勢會使問題解決起來更加困難。解決我國內需不足、通貨緊縮的問題，緩解日益嚴重的就業壓力，促進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的調整，保證整個改革的順利進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當前經濟增長的形勢已經比較嚴峻了，必須采取措施抑制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回落。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進行宏觀調控、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從貨幣政策來看，國家先后采取了連續降低銀行利率、取消信貸規模、加大消費信貸、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措施，但由于體制結構和市場情況等原因使得單一的貨幣政策對刺激投資、消費的效果不大明顯，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限。而且，金融運行本身也出現偏緊趨勢，基礎貨幣投放渠道不暢，貨幣供應量和貸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長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個百分點；11月底，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億元，貸款余額增長12.3％，增幅已連續9個月逐月下降，成為近兩年來的最低點。這對進一步采取積極貨幣政策治理通貨緊縮產生了一定的制約。所以，從目前情況看，在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加明顯。

我國實施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不斷有研究者提出，這一宏觀政策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外也有人士表示擔心，中國近年大規模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擴大支出，是否會產生擠出效應。

所謂“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減少。它將使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擠出效應并不是在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時必然要發生的。具體到中國近四年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來看，依據對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的分析，在我國出現擠出效應的觀點尚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可以從增發國債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來考察：

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我國自1996年5月以來，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幾年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超過70%，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商業銀行近年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且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或利潤率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很可能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生態環境保護、高速公路、鐵路、供水和機場、糧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預算辦理是國家預算方式及預算實驗和監視全歷程中各項制度、業務范例的總和，其內容重要包羅對預算方式、實驗和監視三方面。在大眾財政的框架下，預算辦理的要求是：

1．預算辦理的引導頭腦要表現大眾性。

我國要創建的大眾財政是用來饜足大眾須要的，這就要求作為財政主導要害的預算也要表現大眾性，在預算方式、實驗和監視全歷程中要以饜足大眾須要作為出發點，并籌劃干系的制度部署保證大眾性的實現。

2．從發達國家大眾財政的經濟看，預算方式要表現以下原則：

（l）果然性。指全部預算出入必須經人代會（議會）查察答應，并向社會發表，使之置于人民監視之下。

（2）完備性。指國家預算應包羅它的全部財政出入，不準少列出入、造假賬、預算外另列預算。國家容許的預算外出入，也應在預算中有所反響。

內容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我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成為人們的共識。2008年下半年,面對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再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效阻止了經濟的下滑,實現了經濟復蘇。但是,目前經濟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還不成熟,適應完善公共財政體制的需要,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控方向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本文在回顧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發展演變的基礎上,立足積極財政政策實踐,指出了新時期進一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掌握的原則。

關鍵詞:公共財政體制積極財政政策原則

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發展演變

(一)計劃經濟下的公共財政理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指導,借鑒蘇聯財政管理模式,并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實踐,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理論,即“國家分配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分配論”以財政活動滿足國家職能需要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通過透過財政的現象抽象出財政的本質,認為財政的本質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基本屬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團性(或階級性)。這一認識不僅正確揭示了財政的本質、主體、目的,并且搞清了財政分配與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約關系,這具備了獨特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國家分配論”狹窄化的傾向,它片面強調財政分配的獨立性、強制性、無償性、服務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計劃經濟時期出現的無所不包的“大一統財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為人們所認識。

(二)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理論

內容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我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成為人們的共識。2008年下半年,面對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再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效阻止了經濟的下滑,實現了經濟復蘇。但是,目前經濟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還不成熟,適應完善公共財政體制的需要,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控方向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本文在回顧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發展演變的基礎上,立足積極財政政策實踐,指出了新時期進一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掌握的原則。

關鍵詞:公共財政體制積極財政政策原則

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發展演變

(一)計劃經濟下的公共財政理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指導,借鑒蘇聯財政管理模式,并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實踐,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理論,即“國家分配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分配論”以財政活動滿足國家職能需要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通過透過財政的現象抽象出財政的本質,認為財政的本質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基本屬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團性(或階級性)。這一認識不僅正確揭示了財政的本質、主體、目的,并且搞清了財政分配與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約關系,這具備了獨特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國家分配論”狹窄化的傾向,它片面強調財政分配的獨立性、強制性、無償性、服務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計劃經濟時期出現的無所不包的“大一統財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為人們所認識。

(二)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理論

針對近年來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新變化，特別是周邊國家及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情況，我國政府于去年年初決定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了更好地實施這一政策，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確有幾個關系需要正確處理。

一、正確處理積極財政政策與“適度從緊”方針的關系

黨的十五大和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正確分析和預測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確定在今后一個時期內，繼續堅持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與堅持適度從緊的方針相矛盾呢？我們認為是完全不矛盾的。首先，適度從緊的思想包含有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核。適度從緊并非完全從緊，它有一個客觀的限度，在這個限度內，它允許財政政策的適度微調。因此適度從緊并不排斥積極財政政策。其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以堅持適度從緊為前提。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違背適度從緊的思想，不能超越適度從緊所允許的限度。否則，從短期來看，我們也許能迅速防止通貨緊縮，但從長期來看，我們又可能種下了通貨膨脹的種子。通貨膨脹對于經濟的損害，這些年來我們是有深刻體會的。再次，這次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同于一般意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它是在新經濟啟動時期針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矛盾而采取的，并賦予了更為科學、更為合理的內容。與以往不同，這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了刺激有效需求，增發國債所籌集的資金主要用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為經濟持續發展打下更為堅定的基礎。因此，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與適度從緊的根本要求也是一致的。

二、正確處理積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財政政策主要通過財政收支、財政補貼、財政赤字及國債等手段對經濟進行調節。貨幣政策則主要通過利率、再貼現率及公開市場操作對經濟進行調節。可見兩大政策調節的手段、方式、方法、傳導途徑都不一樣。這就要求：一是兩大政策必須協調配合，盡可能地減少政策間的摩擦，增強彼此之間的互動性，以更好地實現宏觀調控的目標。目前我們正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貨幣政策可以不用或者不重要。這是因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貨幣政策的緊密配合。如央行貸款指導性計劃的調整，相應配套資金的提供等。二是在某一特定時期，宏觀調控政策取向可以有不同的側重點和著力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必須協調配合，但并非沒有重點，平均分配力量，而是應該從客觀經濟情況出發，并結合兩大政策的特點，充分發揮兩大政策各自的調節優勢，主次分明，有取有舍。一般來說，在經濟擴張階段，運用貨幣政策對經濟總量的調節效果比較明顯，可以直接影響經濟的增長速度。在經濟相對收縮階段，擴張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則比較遲緩，而財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擴大社會需求，不需要中間傳導過程，時滯短、見效快，對拉動經濟增長作用明顯。二者的選擇使用應相機而行。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增發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不但直接增加投資，擴大總需求，而且間接帶動相關產業及增加居民收入，起到刺激消費的作用，從而拉動總需求。

三、正確處理積極財政政策與國債規模的關系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手段，如果說貨幣政策側重于量的擴張，財政政策則有利于結構的調整。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指中央政府多拿出一些財政資金，即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使財政政策在啟動經濟增長中發揮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收入；擴張性

1997年下半年，始發于泰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沖擊，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明顯減慢，中國經濟也受到了嚴重影響。在當時嚴峻而復雜的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果斷地調整了宏觀調控策略，實行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

一、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理念長期化的隱憂

由于我國目前的市場態勢，總體上已由“經濟短缺”過渡到“經濟過剩”，“經濟過剩”有可能成為我國今后經濟運行中的一種“常態”。對此問題的關注，實際上反映了大家對我國近幾年大規模財政赤字及政府償債能力的擔憂。

首先，“擴張性”財政政策（即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短期看，的確能促進經濟的增長，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義的。但是，不管哪個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要受到國家財政能力的制約，沒有足夠的財力做后盾，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難以支撐的。雖然從1999年我國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來看，我國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2．93％（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60％左右），國債余額占居民儲蓄余額的比重為17．60％（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為30％左右），說明我國國債的發行仍有較大的余地；但從國債償還率指標來看，我國1999年國債還本付息額占當年財政收入的比重達16．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10％左右），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再從債務依存度看，這一指標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國債務依存度1999年達30．6％（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20％左右），而中央債務依存度更是高達98％（國際公認的安全警戒線為30％左右），都遠遠地高于國際公認的控制標準。1998年以來，整個國家財政有1／4的支出、中央財政有1／2的支出依靠發行國債來維持，這充分顯示出我國財政的脆弱性，必將對我國未來的財政安全構成巨大的潛在風險。盡管我國目前的國債負擔率和居民應債能力兩個指標距國際警戒線較遠，但實際上我國的財政債務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債務并沒有現實可比性。因為西方的財政債務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門債務，而我國的財政債務一般小于公共部門的債務。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項目：一是準國債項目；二是國有銀行體系不良資產中的潛在損失；三是隱性養老金債務。顯然，如果只單純計算國家的財政債務，而不把以上三個項目考慮在內，就自然會低估政府債務規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個項目計算在內，則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就會大大增大。在我國，由于社會性質決定了政府財政是所有公共部門債務的實際最后承擔者，所以，我國的公共部門的債務規模要遠遠高于財政債務規模。據有的學者估算，1999年我國公共部門的實際債務已超過當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