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財政結構下積極財政對策研討

導語：公共財政結構下積極財政對策研討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摘要: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我國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成為人們的共識。2008年下半年,面對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再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效阻止了經濟的下滑,實現了經濟復蘇。但是,目前經濟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時機還不成熟,適應完善公共財政體制的需要,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控方向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本文在回顧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發展演變的基礎上,立足積極財政政策實踐,指出了新時期進一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應掌握的原則。

關鍵詞:公共財政體制積極財政政策原則

我國公共財政理論的發展演變

(一)計劃經濟下的公共財政理論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指導,借鑒蘇聯財政管理模式,并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實踐,逐步確立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財政理論,即“國家分配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分配論”以財政活動滿足國家職能需要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通過透過財政的現象抽象出財政的本質,認為財政的本質是“以國家(或政府)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基本屬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團性(或階級性)。這一認識不僅正確揭示了財政的本質、主體、目的,并且搞清了財政分配與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約關系,這具備了獨特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了“國家分配論”狹窄化的傾向,它片面強調財政分配的獨立性、強制性、無償性、服務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計劃經濟時期出現的無所不包的“大一統財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為人們所認識。

(二)市場經濟下的公共財政理論

1992年,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推進,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我國財政學界開始注重對源于西方的“公共財政論”的認識與辨析。在保留“國家分配論”原有理論精髓的基礎上,國內學者吸收了大量市場經濟的內容,對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論觀點與政策主張等進行了修正、補充和完善,我國財政理論研究與西方財政理論在相同的經濟基礎之上出現了融合,對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公共財政論”的認識得到清晰化和具體化。

1998年12月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我國建立公共財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關原則,包括以下四個要點:一是調節市場資源配置;二是保證公共支出;三是促進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觀調控和轉移支付工作。其后,各個方面對公共財政的討論得以全面展開,并最終將其明確寫入了中央全會的文件和國家發展規劃。從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財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要求“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財政逐步成為黨、政府和廣大人民的共識。

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

財政政策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稱積極財政政策,是國家通過財政分配活動刺激和增加社會總需求的一種政策行為。

(一)1998-2004年的積極財政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強調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面對1997年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黨中央、國務院于1998年果斷決定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通過增發國債等手段籌集資金,1998-2004年我國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9100億元,用于交通通訊、農林水利和生態保護、城市設施等基礎建設。實踐證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對于遏制通貨緊縮趨勢,拉動內需,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隨著短期政策的長期化,積極財政政策的負面效應也逐步顯現出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中央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有所擴大,財政風險也相應加大;主要依靠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經濟增長形成對財政政策的依賴,政策退出受到相關利益部門的制約,積極財政政策難以淡出;基礎設施建設的持續投入,并沒有明顯改善居民的消費能力,無法在投資與消費之間建立起有效的傳導橋梁,后期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進作用呈現出遞減趨勢。

(二)200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輪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愈演愈烈,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我國政府再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2008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經濟與社會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科學發展、均衡發展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除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農”以及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等方面的支出,投資范圍更寬,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向結構調整傾斜。民生支出是指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匯總。據200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0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數據,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達到7284.63億元,教育、醫療、社保等投入將間接拉動消費增長;為穩固農業基礎地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9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計7161.4億元。

我國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通過發行國債來籌集財政資金,形式較為單一。時隔十年,我國財政政策工具更加豐富,運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擴大公共投資和實行結構性減稅,減輕企業和居民稅收負擔,擴大企業投資,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條件

在我國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積極財政政策作為反危機的特殊手段,是一種短期宏觀調控政策,從中、長期來說,應當堅持財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則,并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因此積極財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機后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經濟發展進入平穩增長軌道

2009年,在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拉動下,我國GDP總量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實現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標。但是,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拉動的局面并沒有改變,部分行業的過度投資甚至帶來了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問題;隨著中央和地方大規模投資計劃的完成,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出現回落,而社會投資比重偏低、民間投資活力不高成為投資可持續增長的瓶頸;信貸過度投放加大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風險;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四萬億投資偏重于基礎設施建設,使得投資和消費沒有形成有效對接,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消費增長無以為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因此,我國經濟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經濟穩定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二)對外貿易發展穩定

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外需空間急劇縮小,2月份外貿進出口總額跌至谷底,3月份開始出現連續環比增長,10月進口值年內首次實現月度正增長,11月進出口總值月度指標也首次實現年內正增長,但總起來講,全年貿易順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國貿易順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現月逆差72.4億美元,這是自2004年5月以來我國首次出現月貿易逆差。長期以來,對外出口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最近兩年的對外貿易數據也說明我國的外需情況還不穩定,加上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出口復蘇之路并不平坦。

(三)財政的承受能力

發行國債籌集資金是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財政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也會積累很高的財政風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實施了積極財政政策,財政赤字率曾一度從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規模最高擴增突破3000億元。但隨后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增長,2007年財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國際慣例,3%是財政赤字率的警戒線,即使2009年在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下我國財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財政風險還是可控的,是我國綜合國力可以承受的,而且還留有一定的繼續操作空間。

2008年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以來,我國經濟已經初步企穩向好,但經濟在總體上復蘇的基礎并不牢固,我國仍處于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關鍵時期,要讓我國經濟真正回暖、站穩并最終走出危機,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至關重要,積極財政政策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們需要以公共財政為導向,加快財政體制和財政政策改革,穩固經濟基礎,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公共財政體制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原則

(一)既要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又要推動經濟結構優化

實踐證明,積極財政政策作為一種反危機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期能有效促進經濟復蘇。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現階段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把保持經濟快速健康穩定發展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在此基礎上不斷壯大財政實力,為完善公共財政體制提供堅實的財力保證。同時,要把總量擴張與結構調整有機結合起來,有效應對資源和環境約束,實現粗放型發展向集約型發展轉變,將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增強發展后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水平,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既要統籌兼顧,又要突出重點

公共財政體制的完善是一項系統性工程,積極財政政策實施要謀篇布局,統籌兼顧,以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為重點,協調發揮財政的收入分配、資源配置和經濟穩定職能。同時,適應財政調控方向的變化,重點加大“三農”、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引導企業注重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逐步突破傳統的、偏重于經濟建設的供給模式,向以公共服務和宏觀調控為主要內容的新模式轉換。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資支出,又要引導社會參與

我國公共事業發展起點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續不斷的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會建設,既要充分發揮財政職能作用,也要積極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

政府財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產品的投入沒有必要完全依賴財政資金,一定程度上應允許甚至引導社會資本參與投資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當,特別是賦予社會資本應有的獲利機會,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調動起大量民間投資,有效提高投資效率,降低運營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礎設施投資管理模式,為經濟長期增長和社會協調發展奠定牢靠堅實的基礎。

(四)既要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又要加強監督管理

我國公共財政體制建立的時間不長,還有諸多不完善之處,針對體制機制中存在的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問題,應通過改革創新,完善體制機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長效機制:進一步推進財稅制度改革,加強財政收支管理;繼續優化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結構,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增強財政透明度,建立起財政體制的外部監督體系,形成人大、審計、媒體和社會公眾的多層次、多方位的監管,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

參考文獻:

1.張平.中西方財政理論的比較研究[J].江蘇商論,2009(3)

2.朱志剛.深化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關鍵[N].人民日報,2008.8

3.段炳德.兩次積極財政政策的比較、評價及建議[N].中國經濟時報,2009.5

4.謝旭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長效機制[N].經濟日報,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