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范文10篇

一、前言

Handler(1989)［1］指出家族企業的定義是缺乏共識的，而Littunen(2003)［2］認為，在過去幾十年中，家族企業研究的迅速開展，不僅反映出諸多學者對家族企業盛行于全球并已成為多國經濟支柱達成的共識，還反映出尚缺乏被一致認可的家族企業定義。家族企業研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和實踐領域(Habbershon、Pistrui，2002)［3］。為了給出一個清晰的、有操作性的家族企業概念，很多人進行了努力(Sharma，2004)［4］。許多學者對家族企業的定義進行描述，試圖吸收已有觀點的精髓，概括出一個更加明確的家族企業定義，但是至今還沒有形成一個能被廣泛地接受的定義。當研究者和實踐者各取所需地定義家族企業時，人們難以判斷在某一特定定義下的研究成果是否適用于此定義外的家族企業(查•克里斯曼，沙瑪，1999)［5］。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學者們定義家族企業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二是受隱性知識的影響，許多學者在研究家族企業時候心里已經給了家族企業某種定位。不同的家族企業界定方法會對研究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政策制定者的思路和政策實施的范圍(Westhead、Cowling，1998)［6］，這將不利于家族企業的研究發展。但是，確定一個簡練的、可測量的、普遍認同的家族企業定義是一個絕對性的挑戰(Astrachan、Shanker，2003)［7］。因此形成一個清晰、明確的家族企業概念是很重要的，這將有助于我們完善現有的知識體系。隨著中國家族企業的蓬勃發展，一些家族企業開始走上更高級的發展階段，為我們明確家族企業的定義提供了良好的時機。本文采用文獻計量學方法，依托CNKI數據庫，通過對國內外學者對家族企業定義的研究，再結合被國內學者所公認的家族企業進行研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隱性知識對家族企業定義的影響，發現家族企業普遍與家族網絡存在關聯，進而提出自己對該問題的一些意見。

二、文獻綜述

Lansberg等(1988)［8］認為要構建一個有效的家族企業研究知識庫，要能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必須對家族企業的基本內涵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否則只會給研究帶來種種困難。因此，筆者查找了國內外上百篇家族企業的研究文獻，將學者們對家族企業的定義歸納總結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從企業資本所有權的角度界定家族企業。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9］的定義是:“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人員的選拔方面。”臺灣學者葉銀華［10］根據以前學者的研究，提出以家族持股比率與控制董事席位比率為標準來認定家族企業:(1)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臨界控制持股比率;(2)家族成員或具二等親以內之親屬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3)家族成員或具三等親以內之親屬擔任公司董事席位超過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凡符合(1)與(2)或者(1)與(3)條件者就是家族企業。當一個家族或數個具有緊密聯盟關系的家族擁有企業全部或部分所有權，并直接或間接掌握企業的經營權時，這個企業就是家族企業(潘必勝，1998)［11］。企業資本所有權只能證明控制人的存在，這個控制者也許不是政府、也許不是其他法人、也許不是機構持股者，僅僅是個人或個人團隊。但如何說明這個個人或個人團隊是家族呢?這就導致僅從資本所有權去定義家族企業，不能區分民營與家族。企業資本的所有權是出資人對其資產的占有、使用、轉讓和收益等一系列權利，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法存在著差異，因此不能用一個量化的標準特別是較高的控股權來統一界定家族企業。

第二，以經營控制權為核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業。Drucker(1974［12］)認為家族企業就是家族控制和管理的企業。Bernard(1975)指出所謂的家族企業實際上是由家族成員所控制的。Lans-berg、Perrow和Roglsk(1998)［13］從控制權的角度定義為:“家族成員對企業的所有權享有法定的控制權。”金祥榮、余立智(2002)［14］認為，創造家族企業擁有控制權是家族企業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創業家族是否掌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企業的控制權作為區分“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的基本識別標準。Ward(1987)也指出，家族企業的管理控制權必須在同一家族代代相傳。這里的控制包括兩種:直接控制和間接控制。所謂的直接控制就是家族成員親自出任企業的領導人，直接控制企業的經營發展;所謂的間接控制就是通過雇傭職業經理人來管理企業，充分的向下放權。筆者認為，以經營控制權為核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業有不完整之處。目前中國有部分國有企業也是家族化的經營，控制者沒有股份。人和企業是一種契約關系，由于契約的不完備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企業的經營者和企業的所有者存在大量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也就是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國有企業家族化的實質是國有資產私有化，即以不合法的手段來改變企業的所有制性質，以權力實現經濟資源廉價或零成本轉移。

中國古老的村落家族文化，在20世紀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變革大潮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沖擊，這一進程的發生與有重大關系，無論在理論設計上或在實踐組織上都是如此。眾所周知，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最為關注的一個領域，然而，在關于農村和農民問題理論思考的整個系統中，村落家族文化的作用與命運占據著多大位置?領導農村變革的全部實踐中，涵蓋著哪些變革村落家族文化的內容?最后，變革村落家族文化的理論與實踐效應，是否也給后人留下一點有益的啟迪?這些卻較少為人所注意。

變革村落家族文化是改造農村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村落家族文化的重視并非偶然。村落家族文化是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范圍的家族關系及由此發生的體制、行為、觀念和心態，它是中國鄉村傳統的組織特征和文化特征。鄉村人口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這一基本特點決定了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含義。近代以來許多中國社會的變革者或變革的理論設計者，都深感家族文化掣肘力量的強大，提出種種設想與方案。出身農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鄉村度過，耳濡目染家族文化。參加革命并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親身參加農民運動實踐，長期在農村領導民主革命斗爭，深入調查研究農村情況，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觀點觀察和分析紛繁復雜的農村社會現象，因而對村落家族文化的現象與本質有較深刻的認識。

一是家庭組織的普遍性。以血緣關系和親屬關系為基礎的家族組織，是傳統家族文化的外在構造。舊中國鄉村家族組織星羅棋布，構成社會主體的外觀形態。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曾經指出：湘贛邊界“無論那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對家族組織結構也比較清楚。“家族政治組織是祠堂。祠堂除族長外，還有刑長、傳長。”他在廣州主辦農講所時，還把祠堂組織及族政情況作為學員社會調查的題目。散布于四荒八野的家族組織本身構成一種環環相扣的系統，其嚴密性超過不少社會系統，因而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在分析中國社會性質時指出，中國社會存在三種權力支配系統：由國、省、縣、鄉的政權構成的“國家系統”；由宗祠、支祠及家長的族權構成的“家庭系統”；由閻羅天子、城隍廟以至土地菩薩及玉皇大帝和各種神怪的神權構成的“鬼神系統”。使用“家庭系統”這一概念，并給予“家族系統”與“國家系統”和“鬼神系統”差不多同等位置，足見他認為“家族系統”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二是族權壓迫的嚴重性。這是人們頗為熟悉的一段話：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權、族權、神權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支配外，還受男子夫權的支配。“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對“家族系統”的高度重視，從根本上說就在于認為“家族系統”與封建壓迫結下了不解之緣。以族長為代表的族權，“借了祠堂公會，欺壓各姓貧民”。族員唯他們之命是從，不能違反，否則他們就可以借祖宗的名義隨意進行處罰。少年時代在韶山時對此就有較豐富的感性認識。1926年他在《國民革命和農民運動》一文中指出，族長和刑長等家族勢力往往利用族規族訓這些“被神圣化了的傳統”壓迫族員。“他們對農民常以破壞族規的罪名動以酷刑。祠堂對同族人很不平等，貧苦農民，婦女不能進入祠堂。”次年，他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時，再次列舉了族權壓迫嚴重的種種具體表現。他把族權形象地稱為“四大繩索”之一，正因為這條繩索嚴重地捆住了農民的手腳。

三是族權與政權的交融性。“在中國封建社會，皇帝統治的方法，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階級的家族政治制度。……地主階級壟斷了祠堂，也獨占了國家。”在看來，舊中國的族權壓迫與政權壓迫聯系緊密。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族權則是維護封建統治的輔助力量。村落家族存在著地主和農民兩個對立階級。家族中的地主豪紳不僅把持了鄉政，而且壟斷了族政。家族組織大多被本族的地主豪紳所控制，族長多系族中的地主豪紳。把持族政的地主豪紳與帝國主義和軍閥互相勾結，成為國內統治階級與國外帝國主義統治的堅實基礎。

1972年，Kerr等提出細胞凋亡的概念，細胞凋亡（apoptosis）又謂細胞程序化死亡（programmedcelldeath,PCD）是一種參與了生物體許多過程的細胞去除機制，是由基因編程調控的細胞主動自殺過程。生物體通過這種機制完成對衰老細胞和畸形細胞的清除。另外細胞凋亡對胚胎發育，免疫耐受，細胞群體穩定等有重大影響，并且對進一步深入研究艾滋病，癌癥等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嚴重威脅的疾病有潛在的價殖。因此，許多年以來，細胞凋亡一直是生物領域科研研究的熱點。細胞凋亡的過程非常復雜，與此有關的兩大家族bcl-2,caspase對細胞凋亡的調控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就這兩大家族對細胞凋亡的調控機制影響作一綜述。

1BCL-2蛋白家族

BCL-2蛋白家族分為三個亞族，原生存亞族（Pro-suvivalsubfamily）即BCL-2亞族成員有BCL-2,BCL-CL,KS-BCL-2,BCL-W,MCL-1,BHRF1,NR-B,ORF16,LMW5-HL,AL,FIB-19K,及CED-9;兩個原凋亡家族（Proapoptotrcsubfamily）是BaxandBH3亞族。Bax,bak,bid及egl-1屬bh3亞族【1】。其中15種蛋白為哺乳動物（主要是人）所有，nr-3為雞所有，線蟲c.elegans中的蛋白有ced-9及egl-1,病毒蛋白有LMW5-HL,BHRF1,ORF-16,KS-BCL-2和EIB-19K,BCL-2家族在細胞凋亡過程中起到調節者的作用。

1.1細胞周期

細胞增殖可以啟動PCD，在一定條件下，bax能加速細胞周期進程。而BCL對凋亡的阻遏抑制細胞增殖受阻礙的細胞也難以再進入細胞周期的淋巴細胞中，BCL-2造成的生長抑至與阻礙轉錄因子NFZF(NucleaarFactorAssocciateTranscription)激活相關，另外對FAS信號途徑的干擾會抑至細胞。增殖其中對FADD功能的干擾會破壞依賴生長抑至蛋白P53的細胞增殖。BCL-2家族成員對細胞增殖的作用機理目前尚不清楚【2】。

1.2BCL-2結構蛋白

明清福州通賢龔氏家族是一個以科舉、藏書顯赫一時，被后人尊稱為循良世家、藏書世家的文化家族。關于通賢龔氏名稱的由來，《福州通賢龔氏支譜》始祖條云:修字孟質，元處士，元末自莆田遷福州始居福建省城內南街通賢境巷，世稱通賢龔氏。［1］現今福州市城區并無通賢境巷這個地名。清林楓《榕城考古略》“坊巷第二”中有“通賢境巷”一目，釋稱“內有通賢里社，故名。今但稱境巷。有廟祀趙真君。南折通織緞巷，而達于南營”［2］。

“境”與“錦”同音。明清時，此間多有官辦或民辦的紡織緞錦作坊，以之名坊巷，這些作坊遺址名稱至今仍留在民間。如福州市鼓樓區八一七北路東側有織緞巷、南營，織緞巷附近還有錦巷。因方言輾轉演變之故，“通賢境巷”由后來的“境巷”變成現在的“錦巷”。即今鼓樓區八一七北路東側的七星君境至錦巷、小錦巷這一地段。過去，這一帶商店林立，十分繁榮，故錦巷還曾名繁榮巷。通賢龔氏家族前后共經歷二十世，從明初至清末歷時五百多年。四世龔福以讀書成為明正統丁卯科舉人，官至翰林院檢討，是通賢龔氏家族第一個有功名的人。此后，龔氏代代為官。如:七世龔用卿中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諭德、翰林院侍讀直經筵，預修《明倫大典》、《明會典》，嘗出使朝鮮;再有入選《清史稿•列傳》受贈“四世循吏”的十二世兩淮鹽運使容溪公龔其裕，十三世江西饒九南道澹嚴公龔嶸，十四世云南鎮南州知州厚齋公龔一發，十五世甘肅蘭州府知府龔景瀚，及十九世湖南布政使龔易圖。《福州人名志》共收錄十四位龔姓名人，其中有十位出自通賢龔氏一族。《閩縣鄉土志侯官縣鄉土志》“耆舊廣錄二•事功下”記述通賢龔氏八人。《清代古代刻書》中介紹了通賢龔氏從龔式谷到龔易圖四代人的刻書情況。另紀果庵《清史世家略記》一文將通賢龔氏十二世龔其裕至十六世龔豐谷列為世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像通賢龔氏，從明朝到清朝末年，乃至近代，延續五百多年的興盛實為罕見。這其中靠的是龔氏“孝友忠厚相傳”的家風，和子孫恪守修譜、刻書、藏書的傳統家學，注重家藏，詩文傳家的強烈意識。然而也因時間跨度大，家族成員的許多資料散見于各典籍方志記載中，對龔氏家族的研究亦僅限于個別代表性人物的零星研究，筆者結合時代的發展，考量家族內部的變化，將龔氏家族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評述:

一、通賢龔氏前期代表人物:龔用卿

龔用卿(1500－1563)，第七世，字鳴治，號云岡。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狀元。由翰林編修，進左春坊左諭德，預修《明倫大典》、《明會典》。嘗出使朝鮮。升國子監祭酒，整頓學生懶散的習慣，學風為之一變。由于體弱多病辭官歸家，卒年64。著有《云崗選稿》、《使朝鮮錄》、《玉堂稿山居集》。《全明詞補編》收其詞26首。龔用卿是通賢龔氏家族第一個有功名，并有文集傳世的人物，所以他在整個龔氏家族有著獨特的地位。龔用卿為后人關注較多的是他作為正使出使朝鮮所寫的《使朝鮮錄》。《續四庫提要三種》介紹《使朝鮮錄一卷》乃“錄之以見國之在乎自強”［3］。《使朝鮮錄》是明代較早的一部記載中國與李氏朝鮮交往的使臣記錄文獻。該書比較完整地記載了明代中期中國使臣出使李氏朝鮮的各種禮儀，記錄了明朝到朝鮮半島之間陸路交通經過的重要館驛地點，收入了與朝鮮官員、文人的唱和詩作，是了解研究明代中國與李氏朝鮮交往的第一手資料。龔用卿作為晚明狀元，其生平被各種探討狀元的書籍所收錄，如盧美松主編的《福建歷代狀元》中說:“龔用卿精舉子業，有文才，詩文典贍有法，不尚浮靡;書法亦遒勁。”［4］《中國歷代狀元詩》收錄其9首詩，評其“精通八股文，作古文詩稿，從不崇尚浮靡”［5］等等。龔用卿有詞26首，多為贈答題詠之作。詩存567首，諸體兼備。七律清朗，藝術成就稍佳，如《山陵道中》:役旅風光未忍論，蕭條茅屋數家存。荒城返照山當路，古渡橫云樹擁村。遠寺疏鐘風外度，遙空歸鳥霧中昏。一杯濁酒堪乘興，落葉殘燈半掩門。這是詩人行役途中所看到的充滿黯淡凄清色彩的景物，對此加以渲染，反映了詩人孤寂的心境。寄情于景，意境清冷。總體上看用卿詩歌受臺閣體影響較深，內容多為酬酢贈答和寫景詠懷，極少反映社會現實，典贍不精，佳作不多。文165篇，義理相承，精理明辨。其中序77篇占近一半。贈別序，或借眾人對“伸”與“屈”的不同評價，來引發作者對贈別人“大臣之望”、“大臣之器”、“大臣之體”、“大臣之量”、“大臣之道”的激賞(《贈大參玉泉王公榮升右方伯序》);或闡述教之本、教之道;或討論事君與事父關系，實際上多是發揮自己人生見解的議論文，只在篇末點出對行者的勸勉、送別之意。《遼東志序》論述了志書的性質，認為“志，紀也，紀其事以為鑒，史之流也”。同時，他還論述了志書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作用，以及志書在保存地方文獻上的重要意義。另有部分壽序，亦好發議論。其中所體現的，全是儒家的正統觀念，思想純正，立意正大，充滿正氣。讀后讓人想見其世功和品德。用卿文形式較為刻板。嘉靖朝八股文盛行，八股文極端刻板的程式化格式也影響到士人的思維模式。其文排比聲調，機法圓熟，無不中規，顯然受到苛嚴的八股比偶體式的影響。在八股文的影響下，龔用卿的文議論較多，缺乏生氣，充滿道學氣味。

二、通賢龔氏家族中期代表人物:龔一發龔景瀚

龔一發(1715－1773)，第十四世，字天磻，號厚齋。乾隆庚午科順天舉人，分別在河南宜陽、密縣、林縣、高陽縣等地當縣令，所到之處引泉溉田、法制豪強、修葺橋梁、創建書院、整治蝗災等，頗有政聲，官至云南鎮南州知州，祀河南虞城縣名宦祠。著有《梅石山房詩鈔》、《遲陰堂詩存》、《厚齋日記》、《厚齋尺牘》，存于福建省圖書館。一發“為人忼爽喜自負，英氣凌人。其為文縱橫馳騁，極所欲言。遇虞城饑荒，作《常家洼》、《老人行》諸篇。讀者謂元次山之《舂陵行》、鄭監門之《流民圖》，不是過也”［6］。詩凡123首，七律居多，古詩次之，絕句則僅十首。前期尤喜摹太白之醉后豪語，古詩亦有魏晉遺風，雜學白香山之淺易。后期詩文漸入沉郁之境，“陳其情”、“繪民艱”之類描寫現實詩歌尤為可取。試看《徐家閣至常家洼》:朝行徐家閣，暮至常家洼。所行數里余，浩浩無津涯。十室不一存，兩耳紛蠅蛙。水中有草屋，半圮夕陽斜。叫呼屢不應，白首困泥沙。兩人扶之前，敝衣體不遮。瘦骨皮里束，肉干口楂枒。徐有身里邁，兩子勤菑畬。厥田二頃半，秋收常滿車。何官設涌洞，頻年積潢汙。室廬一蕩盡，八口常咨嗟。兒孫輕鄉井，去去平興衙。窮老聞賬施，力疾自還家。豈意步不強，來時已逾瓜。進退兩無據，祈死日猶余。我行五載吏，山中學種花。自謂幸太平，與民同休嘉。乍見此嬴老，無地成桑麻。傳語官衙鼓，民困當先撾。整首詩不尚辭藻，不事雕琢，用白描手法將百姓悲慘景象刻畫出來，“乍見此嬴老，無地成桑麻。傳語官衙鼓，民困當先撾。”結尾擲地有聲，為生活在暴斂下的百姓鳴冤。質樸中見渾厚。詩歌喜用典、好用僻字。另龔一發還編有《恩賜堂族范編》、《恩賜堂家訓編》二卷。《恩賜堂家訓編》是龔氏家族文化的提煉和升華，是實踐其家族教育的典范。此外龔一發還殫心搜討，撰修了龔氏家族第一部較為完整的家譜《通賢龔氏支譜》，其中《祠堂記》、《祠堂條例》、《傳略狀述》宣揚祖宗舊德，昭示后人，首創修譜垂訓之風。龔景瀚(1747－1802)，第十五世，字惟廣，又字海峰。一發子。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四十九年授甘肅靖遠知縣，未到任，總督福康安知其能，檄署中衛縣，判牘如流。五十二年調平涼縣。嘉慶元年，隨總督前往巡邊征剿。這期間提出“堅壁清野”和建堡塞之策，這是鎮壓白蓮教起義最終得勝的根本策略，頗得朝廷賞識。嘉慶五年，任蘭州知府，七年送部引見，卒于北京，入祀甘肅蘭州名宦祠及福建省城名宦祠。龔景瀚在文壇頗有聲名，林昌彝、朱仕琇、陳用光等都稱贊其文品與人品。

清詞創作集群的興替，一直以江南為重鎮，以家族詞人群為核心力量。在清代江南詞學的版圖中，陽羨（今宜興）尤是一個詞人集中、唱和頻繁的地方。繼清初陽羨派拉開清詞復興的帷幕之后，陽羨詞壇的唱和與創作活動一直持續到晚清民國。清代陽羨詞人，大都出自本邑的文化家族，血緣相承的同時，還因家族聯姻而具有千絲萬縷的親緣聯系。因此，清代陽羨詞的演進，始終以聯姻家族為主導力量，以創作集群為表現形態。然而，在當今清詞的地域性研究中，陽羨詞的這一文化特質，還沒有引起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本文擬在家族視野中，探究聯姻作為一種內在機制，如何影響清代陽羨詞的演變，揭示家族聯姻與清代地域詞學發展的內在關系。

一、清代陽羨文化家族的聯姻觀念與聯姻形態

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以“陳、儲、吳、史、任、路、蔣、徐”等幾大著姓為構成主體。這些家族大多為南渡之族，于宋元戰亂之際遷徙到陽羨。陽羨位于太湖西濱，地理位置較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來，而傳統文化根基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得以深植，重視耕讀傳家的地域文化風氣相當濃厚。受此熏染，陽羨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觀念。在其發展過程中，大都堅持以儒為業，以不文為恥，以科第望其家。這由縣志、府志等各類方志中屢被稱頌的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興縣舊志》載吳氏家族“科甲蟬聯五世”，其中吳達可，萬歷五年進士子吳正志，萬歷十七年進士孫洪亮、洪裕舉人，洪昌進士。曾孫貞吉舉人，貞慶進士；元孫元臣進士，人以為“德業之報”［1］。儲氏家族“三鳳家聲”，即康熙五年，儲方慶與兄儲善慶、堂侄儲振登同榜進士；雍正十年，儲晉觀、儲傳泰、儲鼎泰同中舉人，名震一時［1］；同時“五鳳齊飛”，儲方慶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進士榜［1］，成藝林佳話。又據《萬氏宗譜》《陳氏家乘》《儲氏族譜》等譜牒文獻，萬氏家族因明代中期萬士和、萬士亨兄弟同時登第而名列望族。陳氏家族于晚明因陳于廷、陳一教、陳于泰、陳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為官而稱望于鄉邑。儲氏家族因晚明儲昌祚、儲國祚、儲顯祚等先后登進士榜被視為名士之族。由此可見，陽羨文化家族以追求科舉功名作為家族發展的重要途徑。為了實現崇文尚儒的理想，陽羨家族文人在讀書課業的同時，注重積累一定的學術優勢或文學優勢，逐漸形成明確的文化追求，因時間的沉淀而漸積豐厚。隨著家族承衍，這種優勢最終融匯為獨特的家學傳統。如儲氏家族尤擅古文，陳氏家族則以詞鳴，吳氏家族以詩文而著稱，萬氏家族專攻經學。雖然各個家族的文化素養及其各自擅長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陽羨文化家族的穩定發展，能夠產生“文化家族疊加”關系，形成特有的地緣文化現象。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不僅重視自身的文化建樹，而且還非常重視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陽羨文化家族間具有與生俱來的地緣性，以此為基礎而展開社會交往，易形成趨同的社會觀念，從而產生密切聯系。這種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間的一般性交往，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發質變，而在重視宗族血緣關系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合二姓之好”的聯姻，無疑成為建立超越地緣交往關系的最佳方式。陽羨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聯姻策略來實現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目的”，“借助聯姻形式強化自身的組織性”［2］41，形成以血緣和親緣為紐帶的家族聯盟，使彼此更為穩固，并以此來影響一時一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陽羨文化家族聯姻的過程，是以某一姓氏為中心，通過婚姻與他姓望族不斷進行社會交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雙方家族的文化素養，這是家族文化積累沉淀的結果。以陳維崧家族的婚姻為例來看，維崧祖父陳于廷有四子，長子陳貞貽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龍的孫女；次子陳貞裕娶同郡進士吳道行女；三子陳貞達娶常州進士鄭振先女；四子陳貞慧娶同郡進士湯兆京女。陳于廷的兩個侄兒陳貞元、陳貞禧分別娶萬炯女和萬震祈之女。陳于廷的三個女兒分別適舉人吳洪裕、庠生曹懋勤、進士吳簡思。陳于廷養女杜氏適進士吳正心。陳于廷弟陳于明的女兒，長適太學生萬誠，次適明戊辰進士路進，三適壬午解元癸未進士盧象觀。陳于廷弟陳于扆的女兒，分別嫁太學生儲懋學、庠生徐蓀。顯然，陳氏家族在其擇婚過程中，非常重視對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陳維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積累，以詩書傳家，而與陳氏有嫁娶關系的吳氏、曹氏、萬氏、盧氏等，亦世以風雅為勝，文化層次較高，體現了重視文化門第的擇婚觀。反觀之，吳氏、曹氏、萬氏、盧氏等選擇陳氏，也同樣是以陳氏文化聲譽作為一個重要標準。以上陽羨文化家族的聯姻，說明了清代陽羨文化家族堅定的文化取向和處于共同社會層次的內在要求，而正是這種“取向”和“要求”的不斷實現，使得其聯姻行為具有規模效應，這主要反映在家族聯姻形態上，具有世代連續和連環共存的特點。清代陽羨文化家族聯姻，往往并不滿足于單一的嫁娶關系，而追求世代締結“秦晉之好”。以清初陽羨吳氏與陳氏的聯姻為例，締結了四代婚姻，縱向歷時長、輩份銜接緊。首先是吳洪裕娶陳維崧姑母，其次是吳洪裕之子吳本嵩娶陳維崧堂姐，再次是吳洪裕孫女嫁陳維崧弟陳維岳，最后是吳洪裕曾孫女嫁陳維崧子陳履端。陽羨文化家族的世代聯姻，形成了親戚關系的累復疊加。例如儲氏與陳氏的婚姻，儲懋學娶陳維崧堂姑，儲懋學之女又嫁陳維崧，陳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陳維崧孫陳克猷又娶儲懋學曾孫女。再如萬氏與陳氏的婚姻，萬復古娶陳維崧表妹，萬復古子萬峰娶陳維崧女，陳維崧女的表姑同時兼為她的婆母。又如吳逢原娶儲欣妹，吳逢原侄孫吳來燕娶儲欣女。陽羨文化家族間的世代娶嫁，可能會出現暫時性中斷，但很快就會因文化門第對等而“再續姻緣”，如儲氏與史氏，明末儲昌祚女適史湯誥，因儲昌祚與史湯誥“同登萬歷壬午賢書，契甚，因此以次女為公配”［3］，儲氏女與史湯誥之子即著名詞人史惟圓。在這一樁史、儲聯姻之前，史湯誥的曾祖母也是儲家女。清代中期，儲、史之間又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聯姻，儲在文之女嫁史惟圓侄孫史镕英，儲在文侄孫儲嗣會娶史承謙之女，另一侄孫儲成璋娶史承謙的侄女。史氏與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締結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續“前緣”，乾隆初期“宜興二史”史承謙、史承豫的母親即著名詞人徐瑤之女。從以上家族間嫁娶關系的梳理中可以發現，吳、儲、陳、萬、史等以各自家族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個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現交集，在共時性內，形成以某一家族為原點，向四周輻射、綰結的態勢。如以陳氏為中心，吳氏、儲氏、萬氏聚合為姻親族群，以儲氏為中心，陳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個關系緊密的姻婭家族聯盟。雖然，因家族文獻材料散缺的緣故，我們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現清代陽羨文化家族間繁復錯雜的姻親圖譜，但就以上陳氏、儲氏、萬氏、吳氏、史氏等陽羨文化家族交相迭錯的聯姻形態，已儼然形成了一張姻婭網絡，聯結著來自不同家族的陽羨詞人。由此不難看出，清代陽羨詞人不僅具有地緣關系，而且還保持著深厚的血緣、親緣關系。清代陽羨文化家族，通過門第對等的家族聯姻，實現了共同處于同一社會結構的文化追求，締結了一個以親緣和血緣為紐帶的親族群。清代陽羨詞文學集群的產生，正是基于這種姻親關系。陽羨家族文學力量因聯姻而得以凝聚，因創作實踐而得以發揮，最終成就了清代陽羨詞學的輝煌。

二、清代陽羨文化家族聯姻所形成的詞文學氛圍

陽羨文化家族的聯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體化趨向和強烈的類聚性特征，這是家族間根據自身要求所進行的文化選擇。家族間如此相攀互聯，持續得越久，所歷世代越多，則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風與家學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積淀越淳厚。地域之內，聯姻關系成為形成人才淵藪的內在機制；家族之間，隨著親緣和人文的滲透，姻婭網絡就形成一個意味獨特的人文空間和共同體。陽羨文化家族的詞創作的興趣與創作取向，正是在聯姻所構造的這一人文空間和共同體中逐漸生成發展的。陽羨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門風雅、詞人輩出的文化特征。陳氏家族有陳維崧、陳維嵋、陳維岳、陳宗石、陳維岱、陳履端、陳枋等，儲氏家族有儲福宗、儲欣、儲貞慶、儲方慶、儲國鈞、儲秘書等，萬氏家族有萬樹、萬錦雯、萬廷仕、萬松齡等、徐氏有徐蓀、徐喈鳳、徐翙鳳、徐瑤、徐璣、徐洪鈞等。同時，這些家族間姻親關系錯綜，如萬廷仕與陳維崧為表親，與萬錦雯為從叔侄，又與萬樹為堂親；徐蓀既是徐喈鳳兄弟的叔父，又是陳維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陳氏、儲氏、萬氏、徐氏、史氏詞人共同吟酬創作，才促成了清代陽羨詞興盛的局面。清代陽羨詞文學創濃厚作氛圍，正是在家族間所形成的聯姻關系中勃然興發的。這種家族姻婭聯盟，就是一片豐沃的詞學土壤。我們不妨轉換一下視角，以儲氏家族聯姻脈絡為路徑，從時間流程上進一步縱向觀照陽羨詞文學氛圍的流變。由此可以發現，順康之際儲貞慶、儲福宗、儲欣等與史惟圓、陳維崧等多有唱和，文學交往密切，雍乾之際儲氏后人儲國鈞、儲秘書叔侄與史氏后輩史承謙、史承豫則過往甚密，時相吟詠酬和，以儲氏、史氏為核心，又形成了陽羨家族姻婭圈中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詞集群。而不同時期儲氏、史氏詞人的遞相匯聚，足以說明聯姻所形成的文學環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響。顯然，雍乾之際以史承謙為首的陽羨詞人群，是聯姻所構造的文學環境對家族文學力量的再聚合。而這一群體的核心人物史承謙，亦是姻親延綿與文化滲透所胚育的重要詞家。據嚴迪昌先生考證，史承謙系史惟圓從侄曾孫，徐瑤之外孫，史惟圓與徐瑤父徐喈鳳，皆為清初陽羨派名家，徐瑤亦有《桂子樓詞》《雙溪泛月詞》，與史承謙祖父史陸輿為同輩姻親［4］231，史承謙所置身的詞文化氛圍由此可察。

陳氏太極拳不但是太極拳的重要分支，而且也是中國拳術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為陳氏太極拳的最初傳承人，河南溫縣陳家溝的陳氏家族在因拳受益的同時，也在一招一式之間影響甚至塑造著當地鄉村社會。自明代從山西澤州遷入河南溫縣常陽村之后，這一家族不斷壯大。不但未因土著居民排斥而有所折損，其家族成員反而逐漸占據了常陽村常住人口的更大比例，以至于該村原名漸沒于歷史風塵，而以“陳家溝”傳世。

太極拳使陳氏家族在晚清動亂中具備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自19世紀中期以后，河南懷慶府（今焦作）成為捻軍的主要活動區域。由于地方防衛體制薄弱，河南全省騎兵、步兵“可用者不過十之三四”，清廷不得不準河南巡撫嚴樹森所請，動員當地民眾舉辦團練保衛身家。這為陳氏宗族參與地方事務創造了機會。曾任直隸巨鹿縣知縣的陳季甡，與兄長陳仲甡一起參與鎮壓了捻軍起義。“自道光二十三（1843）年至同治十年間（1872），兄弟皆因戰功齊名”。其子陳淼“十七歲隨父參加亳州、六安之戰，屢建奇功，同治二年率眾馳援懷慶，不幸中炮身亡”。咸豐八年（1858年），兄弟倆因公被授予五品官銜。但陳氏昆仲淡泊名利，執意回家奉母務農。次年正月，清廷改授其“武節將軍”，準予歸里。軍功所換來的政治地位，使陳氏宗族因此具備了晉身仕途的平臺和機會。很多家族成員受功名吸引，科甲得第成為貢生或武庠的庠生。

作為強身健體、捍衛家園的家傳技藝，太極拳原本只在陳氏族內進行封閉性傳播，師徒傳承和家族世系高度統一，不對外姓子弟授業。晚清以來，由于戰亂和災荒的影響，鄉村社會日益凋敝和動亂。這不但使得更多陳氏族人需要出外教拳，以養身家，而且也使太極拳被迫打破陳規，開門授徒，承擔起了保衛鄉里的公益職能。道咸年間，直隸廣平府人楊露蟬師從陳長興學拳，成為陳氏太極拳第一位外姓弟子，并在陳氏太極的基礎上創立了楊式太極拳。其再傳弟子又將太極拳傳給吳鑒泉，由吳鑒泉創立吳式太極拳。繼陳長興之后，另一位陳氏拳師陳清平又將太極拳分別傳給武禹襄、和兆元、李景彥，從而派生出武式太極拳、和式太極拳和太極拳忽雷架。武禹襄的弟子又將太極拳傳給孫祿堂，孫祿堂創立了孫氏太極拳。陳氏太極拳的族外傳承，不但豐富和發展了太極拳技藝，而且開啟了太極拳走出陳家溝、傳播于全國各地的進程。楊露禪學成后，曾因拳術精湛而受邀赴京傳拳。陳氏太極拳因此而名震京津，為后來陳氏族人受邀去全國各地傳拳鋪平了道路，逐漸由家學而演變為國術。

民國時期，中原地區匪患猖獗，軍閥混戰。豫北各地紛紛成立自衛組織，捍衛鄉里。不但太極拳因此成為河南各地民眾賴以強身健體和保護家園的手段之一，而且陳氏族人也成為各地紳耆和官員競相交結的對象。

陳照丕是早期走出家鄉對外傳播太極拳的拳師之一。民國初年，他曾在陜西、甘肅、直隸等地傳拳。1928年，又受北京同仁堂東家樂佑申之邀，赴京傳拳。為了引起人們對太極拳的重視，陳照丕在北京宣武門立擂挑戰拳術名家，17天內未遇敵手，名聲大振，隨后被北京市政當局、朝陽大學等17個機構聘用教拳，成為最早在北京傳授陳式太極拳的拳師之一。1930年，陳照丕應南京市市長魏道明之邀，先后在南京市政府、全國民營電工聯合會等處并兼任中央國術館名譽教授。他的堂叔陳發科也曾在北京傳授太極拳數十年，徒眾甚多。與此同時，另一陳氏拳師陳子明則將太極拳傳到了上海。1928年，他受青幫頭目黃金榮、江子誠等邀請，前往上海等地傳授太極拳術。次年也被聘請為南京中央國術館太極拳教授。由于南京時為中華民國首都，陳子明因此知名于全國武林。

1949年以后，劇烈的社會變動迫使宗族逐漸從內聚走向了開放。從“”到“”，集體化的狂飆，逐漸消解了宗族的組織和原有功能。鄉村政治、經濟格局在新時期的變化，在把族中的年輕一代拉出宗族、置入更加寬泛的社會關系網絡的同時，也使他們的行為和意識更為外向和開放。鄉村集體經濟模式使拳術不再成為族人謀生的職業，和平局面也不再需要拳術保家衛國。相反，拳術及其相關的信仰、習俗被當做“四舊”受到打壓，不得不重新回到陳氏家庭內部，在家族內部秘密傳承。

關鍵詞：國美；黃光裕；家族企業

摘要：創始人黃光裕和職業經理人陳曉這場爭端其實是早就埋下的種子生成的，對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影響深遠，勢必成為企業管理的一個經典案例，對我們的民族企業發展有有益的啟示。

一、國美內爭的發端

從2006年國美收購永樂，到2010年9月28日國美臨時股東大會上演巔峰對決。一個是企業創始人，一個是其雇傭的職業經理人，黃光裕和陳曉的爭端引發了無數人的關注。

黃光裕1986年創建國美電器，帶領國美從一家小門店從北京走向全國，再走向世界，成為一個有巨大影響力的民族企業。國美在2004年上市，2006年收購同為在香港上市的永樂電器。收購之后，永樂原董事長陳曉在國美任總裁，這是國美爭斗的開始。

收購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黃光裕對陳曉十分客氣，在外界猜測陳曉可能被黃光裕身邊舊將架空時，黃光裕做出了許多讓其他人想不到的事情。“為了顯示對陳曉的尊重，黃光裕甚至在國美總部為陳曉安排了一間和他辦公室一模一樣的房間，在同一個樓層，同樣的大小，同樣的裝修風格。”[1]這可以算是黃光裕和陳曉的蜜月期，但這段好日子也僅僅持續了一年多，2008年11月，黃光裕被捕，國美頓時失去了主心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在這個關鍵時刻，陳曉臨危受命，代使黃光裕職權。在當時家族化氣息尚十分濃厚的國美，黃光裕把大權交給一個外人，證明了對陳曉的信任。

摘要】家族企業在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占著不可缺失的一席之地，美國一些大牌公司多為家族企業的衍生品。在我國隨著太太藥業、天通股份、廣東榕泰等家族企業在資本市場上頻頻亮相，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有5個家族企業成功上市，構筑出一道不尋常的風景。家族企業怎樣才能長壽，制約家族企業發展的瓶頸怎樣革除，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關鍵詞】家族企業；優勢；劣勢；上市；“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何為家族企業？一種說法是，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層人員的選拔方面。

家族企業交班財富大轉移

有數據顯示，家族企業創造了美國78%的就業機會，雇傭了勞動力市場上60%的就業者，創造了全美國GDP總值的一半。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這些數字可能還要高。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家族企業在全球經濟叢林里很少以“夫妻店”或“前店后廠”的姿態出現，而是占據了《財富》雜志全球500強排行榜上將近1/3的席位。

從現在起，數千名戰后崛起的一代企業巨頭們將陸續退出全球經濟的舞臺，世界將變成年輕人的世界。美國著名的咨詢公司――安達信公司所做的一項調查表明，僅僅是在美國，就有大約43%的家族企業將在2002年前后都將面臨老一輩創業者或守業者對下一代的權力交接問題。一個全球性的家族企業“接班時代”已經到來。毫無疑問，這將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財富遷移運動。但遺憾的是，在財富的轉移過程中，這個企業卻也正是最為脆弱的時刻。

亞洲的家族企業興衰更替不斷。第一代創業而守不住的，最典型的是韓國的大宇集團。當然守得住及繼續發展的仍然很多，并由第二代接棒，或開始由第三代接棒。以香港為例，利豐集團的馮國經昆仲、恒隆集團的陳啟宗昆仲、德昌電機的汪穗中等都成功地接過家業，并繼續發展；正在安排接棒的有長江集團的李澤鉅、恒基集團的李家兄弟等等。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家族企業的優勢與其先天不足，提出家族企業必須及時實施管理創新，加速企業的現代化與社會化，才能夠在知識經濟時代獲得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家族企業管理創新

家族企業

家族企業源于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迄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認為，“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享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人員的選拔方面。”從錢德勒的定義看,家族企業并不要求家族成員掌握全部所有權和經營控制權,只要家族成員大部分或者基本掌握上述兩種權利的企業，皆為家族企業。根據錢德勒的界定,可將家族企業推演為以血緣關系為基本紐帶、以家族利益為首要目標、以實際控制為基本手段、以親情為首要原則、以企業為組織形式的經濟組織。

家族企業的優勢

一種企業組織形式是否合理和有效率，要基于特定的經濟環境判斷。從目前我國特定的經濟環境來看，家族企業在某些方面還是有效率的，具體如下：

內容摘要：本文通過分析家族企業的優勢與其先天不足，提出家族企業必須及時實施管理創新，加速企業的現代化與社會化，才能夠在知識經濟時代獲得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家族企業管理創新

家族企業

家族企業源于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迄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美國著名企業史學家錢德勒認為，“企業創始者及其最親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享有大部分股權。他們與經理人員維持緊密的私人關系,且保留高階層管理的主要決策權,特別是在有關財務政策,資源分配和高階人員的選拔方面。”從錢德勒的定義看,家族企業并不要求家族成員掌握全部所有權和經營控制權,只要家族成員大部分或者基本掌握上述兩種權利的企業，皆為家族企業。根據錢德勒的界定,可將家族企業推演為以血緣關系為基本紐帶、以家族利益為首要目標、以實際控制為基本手段、以親情為首要原則、以企業為組織形式的經濟組織。

家族企業的優勢

一種企業組織形式是否合理和有效率，要基于特定的經濟環境判斷。從目前我國特定的經濟環境來看，家族企業在某些方面還是有效率的，具體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