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羨文化家族聯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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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詞創作集群的興替，一直以江南為重鎮，以家族詞人群為核心力量。在清代江南詞學的版圖中，陽羨（今宜興）尤是一個詞人集中、唱和頻繁的地方。繼清初陽羨派拉開清詞復興的帷幕之后，陽羨詞壇的唱和與創作活動一直持續到晚清民國。清代陽羨詞人，大都出自本邑的文化家族，血緣相承的同時，還因家族聯姻而具有千絲萬縷的親緣聯系。因此，清代陽羨詞的演進，始終以聯姻家族為主導力量，以創作集群為表現形態。然而，在當今清詞的地域性研究中，陽羨詞的這一文化特質，還沒有引起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本文擬在家族視野中，探究聯姻作為一種內在機制，如何影響清代陽羨詞的演變，揭示家族聯姻與清代地域詞學發展的內在關系。

一、清代陽羨文化家族的聯姻觀念與聯姻形態

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以“陳、儲、吳、史、任、路、蔣、徐”等幾大著姓為構成主體。這些家族大多為南渡之族，于宋元戰亂之際遷徙到陽羨。陽羨位于太湖西濱，地理位置較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來，而傳統文化根基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得以深植，重視耕讀傳家的地域文化風氣相當濃厚。受此熏染，陽羨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觀念。在其發展過程中，大都堅持以儒為業，以不文為恥，以科第望其家。這由縣志、府志等各類方志中屢被稱頌的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興縣舊志》載吳氏家族“科甲蟬聯五世”，其中吳達可，萬歷五年進士子吳正志，萬歷十七年進士孫洪亮、洪裕舉人，洪昌進士。曾孫貞吉舉人，貞慶進士；元孫元臣進士，人以為“德業之報”［1］。儲氏家族“三鳳家聲”，即康熙五年，儲方慶與兄儲善慶、堂侄儲振登同榜進士；雍正十年，儲晉觀、儲傳泰、儲鼎泰同中舉人，名震一時［1］；同時“五鳳齊飛”，儲方慶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進士榜［1］，成藝林佳話。又據《萬氏宗譜》《陳氏家乘》《儲氏族譜》等譜牒文獻，萬氏家族因明代中期萬士和、萬士亨兄弟同時登第而名列望族。陳氏家族于晚明因陳于廷、陳一教、陳于泰、陳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為官而稱望于鄉邑。儲氏家族因晚明儲昌祚、儲國祚、儲顯祚等先后登進士榜被視為名士之族。由此可見，陽羨文化家族以追求科舉功名作為家族發展的重要途徑。為了實現崇文尚儒的理想，陽羨家族文人在讀書課業的同時，注重積累一定的學術優勢或文學優勢，逐漸形成明確的文化追求，因時間的沉淀而漸積豐厚。隨著家族承衍，這種優勢最終融匯為獨特的家學傳統。如儲氏家族尤擅古文，陳氏家族則以詞鳴，吳氏家族以詩文而著稱，萬氏家族專攻經學。雖然各個家族的文化素養及其各自擅長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陽羨文化家族的穩定發展，能夠產生“文化家族疊加”關系，形成特有的地緣文化現象。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不僅重視自身的文化建樹，而且還非常重視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陽羨文化家族間具有與生俱來的地緣性，以此為基礎而展開社會交往，易形成趨同的社會觀念，從而產生密切聯系。這種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家族間的一般性交往，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發質變，而在重視宗族血緣關系的中國傳統社會中，“合二姓之好”的聯姻，無疑成為建立超越地緣交往關系的最佳方式。陽羨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聯姻策略來實現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目的”，“借助聯姻形式強化自身的組織性”［2］41，形成以血緣和親緣為紐帶的家族聯盟，使彼此更為穩固，并以此來影響一時一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

陽羨文化家族聯姻的過程，是以某一姓氏為中心，通過婚姻與他姓望族不斷進行社會交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雙方家族的文化素養，這是家族文化積累沉淀的結果。以陳維崧家族的婚姻為例來看，維崧祖父陳于廷有四子，長子陳貞貽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龍的孫女；次子陳貞裕娶同郡進士吳道行女；三子陳貞達娶常州進士鄭振先女；四子陳貞慧娶同郡進士湯兆京女。陳于廷的兩個侄兒陳貞元、陳貞禧分別娶萬炯女和萬震祈之女。陳于廷的三個女兒分別適舉人吳洪裕、庠生曹懋勤、進士吳簡思。陳于廷養女杜氏適進士吳正心。陳于廷弟陳于明的女兒，長適太學生萬誠，次適明戊辰進士路進，三適壬午解元癸未進士盧象觀。陳于廷弟陳于扆的女兒，分別嫁太學生儲懋學、庠生徐蓀。顯然，陳氏家族在其擇婚過程中，非常重視對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陳維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積累，以詩書傳家，而與陳氏有嫁娶關系的吳氏、曹氏、萬氏、盧氏等，亦世以風雅為勝，文化層次較高，體現了重視文化門第的擇婚觀。反觀之，吳氏、曹氏、萬氏、盧氏等選擇陳氏，也同樣是以陳氏文化聲譽作為一個重要標準。以上陽羨文化家族的聯姻，說明了清代陽羨文化家族堅定的文化取向和處于共同社會層次的內在要求，而正是這種“取向”和“要求”的不斷實現，使得其聯姻行為具有規模效應，這主要反映在家族聯姻形態上，具有世代連續和連環共存的特點。清代陽羨文化家族聯姻，往往并不滿足于單一的嫁娶關系，而追求世代締結“秦晉之好”。以清初陽羨吳氏與陳氏的聯姻為例，締結了四代婚姻，縱向歷時長、輩份銜接緊。首先是吳洪裕娶陳維崧姑母，其次是吳洪裕之子吳本嵩娶陳維崧堂姐，再次是吳洪裕孫女嫁陳維崧弟陳維岳，最后是吳洪裕曾孫女嫁陳維崧子陳履端。陽羨文化家族的世代聯姻，形成了親戚關系的累復疊加。例如儲氏與陳氏的婚姻，儲懋學娶陳維崧堂姑，儲懋學之女又嫁陳維崧，陳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陳維崧孫陳克猷又娶儲懋學曾孫女。再如萬氏與陳氏的婚姻，萬復古娶陳維崧表妹，萬復古子萬峰娶陳維崧女，陳維崧女的表姑同時兼為她的婆母。又如吳逢原娶儲欣妹，吳逢原侄孫吳來燕娶儲欣女。陽羨文化家族間的世代娶嫁，可能會出現暫時性中斷，但很快就會因文化門第對等而“再續姻緣”，如儲氏與史氏，明末儲昌祚女適史湯誥，因儲昌祚與史湯誥“同登萬歷壬午賢書，契甚，因此以次女為公配”［3］，儲氏女與史湯誥之子即著名詞人史惟圓。在這一樁史、儲聯姻之前，史湯誥的曾祖母也是儲家女。清代中期，儲、史之間又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聯姻，儲在文之女嫁史惟圓侄孫史镕英，儲在文侄孫儲嗣會娶史承謙之女，另一侄孫儲成璋娶史承謙的侄女。史氏與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締結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續“前緣”，乾隆初期“宜興二史”史承謙、史承豫的母親即著名詞人徐瑤之女。從以上家族間嫁娶關系的梳理中可以發現，吳、儲、陳、萬、史等以各自家族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個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現交集，在共時性內，形成以某一家族為原點，向四周輻射、綰結的態勢。如以陳氏為中心，吳氏、儲氏、萬氏聚合為姻親族群，以儲氏為中心，陳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個關系緊密的姻婭家族聯盟。雖然，因家族文獻材料散缺的緣故，我們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現清代陽羨文化家族間繁復錯雜的姻親圖譜，但就以上陳氏、儲氏、萬氏、吳氏、史氏等陽羨文化家族交相迭錯的聯姻形態，已儼然形成了一張姻婭網絡，聯結著來自不同家族的陽羨詞人。由此不難看出，清代陽羨詞人不僅具有地緣關系，而且還保持著深厚的血緣、親緣關系。清代陽羨文化家族，通過門第對等的家族聯姻，實現了共同處于同一社會結構的文化追求，締結了一個以親緣和血緣為紐帶的親族群。清代陽羨詞文學集群的產生，正是基于這種姻親關系。陽羨家族文學力量因聯姻而得以凝聚，因創作實踐而得以發揮，最終成就了清代陽羨詞學的輝煌。

二、清代陽羨文化家族聯姻所形成的詞文學氛圍

陽羨文化家族的聯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體化趨向和強烈的類聚性特征，這是家族間根據自身要求所進行的文化選擇。家族間如此相攀互聯，持續得越久，所歷世代越多，則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風與家學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積淀越淳厚。地域之內，聯姻關系成為形成人才淵藪的內在機制；家族之間，隨著親緣和人文的滲透，姻婭網絡就形成一個意味獨特的人文空間和共同體。陽羨文化家族的詞創作的興趣與創作取向，正是在聯姻所構造的這一人文空間和共同體中逐漸生成發展的。陽羨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門風雅、詞人輩出的文化特征。陳氏家族有陳維崧、陳維嵋、陳維岳、陳宗石、陳維岱、陳履端、陳枋等，儲氏家族有儲福宗、儲欣、儲貞慶、儲方慶、儲國鈞、儲秘書等，萬氏家族有萬樹、萬錦雯、萬廷仕、萬松齡等、徐氏有徐蓀、徐喈鳳、徐翙鳳、徐瑤、徐璣、徐洪鈞等。同時，這些家族間姻親關系錯綜，如萬廷仕與陳維崧為表親，與萬錦雯為從叔侄，又與萬樹為堂親；徐蓀既是徐喈鳳兄弟的叔父，又是陳維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陳氏、儲氏、萬氏、徐氏、史氏詞人共同吟酬創作，才促成了清代陽羨詞興盛的局面。清代陽羨詞文學創濃厚作氛圍，正是在家族間所形成的聯姻關系中勃然興發的。這種家族姻婭聯盟，就是一片豐沃的詞學土壤。我們不妨轉換一下視角，以儲氏家族聯姻脈絡為路徑，從時間流程上進一步縱向觀照陽羨詞文學氛圍的流變。由此可以發現，順康之際儲貞慶、儲福宗、儲欣等與史惟圓、陳維崧等多有唱和，文學交往密切，雍乾之際儲氏后人儲國鈞、儲秘書叔侄與史氏后輩史承謙、史承豫則過往甚密，時相吟詠酬和，以儲氏、史氏為核心，又形成了陽羨家族姻婭圈中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詞集群。而不同時期儲氏、史氏詞人的遞相匯聚，足以說明聯姻所形成的文學環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響。顯然，雍乾之際以史承謙為首的陽羨詞人群，是聯姻所構造的文學環境對家族文學力量的再聚合。而這一群體的核心人物史承謙，亦是姻親延綿與文化滲透所胚育的重要詞家。據嚴迪昌先生考證，史承謙系史惟圓從侄曾孫，徐瑤之外孫，史惟圓與徐瑤父徐喈鳳，皆為清初陽羨派名家，徐瑤亦有《桂子樓詞》《雙溪泛月詞》，與史承謙祖父史陸輿為同輩姻親［4］231，史承謙所置身的詞文化氛圍由此可察。

聯姻還有助于家族間在道義上彼此扶持，在政治、文化上共同發展，激發并增強集體憂患意識。這種精神一旦凝結為地域人文傳統，必然會成為家族文人自覺的精神選擇，進而對文學創作產生影響。自晚明以來，陽羨聯姻家族間就積淀著崇尚氣節的清流之風，陳于廷、湯兆京、史孟麟等，既為姻親，又同為東林黨中的剛介之士，抗爭閹黨尤為堅決。清兵南下之際，陽羨盧氏、陳氏、潘氏、萬氏、儲氏等聯姻家族同仇敵愾，自發組織抗清義軍，抵御侵略，諸族都有大量遇害或犧牲的士人，人數之巨居于江東前列。陽羨姻親家族間的這種憂患精神，隨著聯姻網絡的鋪衍，逐漸滲透到陽羨家族文化血脈之中，影響著清代陽羨詞人，形成“直面現實”的創作傳統。清代陽羨詞人是清詞史上尤擅拈大題目出大意義者。特別是清初的陽羨詞人，對明清易代歷史現實的反思，“顯得醒豁明朗，主題宏大而集中”［5］125。陳維崧《夏臨初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楊孟載韻》，以詞體寫作“甲申”三十年祭，表達故國之思，最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心態，并非獨陳氏一人所有，而是清初陽羨文化家族的集體情緒。陳維崧和他的姻親史惟圓、曹亮武、蔣景祁等人，還有題詠“虎丘五人之墓”詞，及吟詠“題《鐘山梅花圖》”詞等，都是群體性悼家國淪喪、寄托故國哀思的重要作品，是陽羨聯姻家族的憂患意識的藝術再現。陽羨詞人擅拈大題目出大意義還在于，具有敢于表現清初社會民生的現實主義精神，湯恩孝《念奴嬌江南奇旱，時撫臣奏欲告糴湖廣而楚中荒疏復至》、史惟圓《沁園春十月初五紀鬼聲之異》、陳維崧《賀新郎纖夫詞》等都是哀民生艱辛、世事艱難的優秀詞篇。雍乾之際的陽羨詞人，雖無大題目可拈，但仍能堅持“直面現實”的創作傳統。史承謙《采桑子》（郁輪袍曲當時譜）、儲國鈞《夢橫塘曉行》、儲秘書《風入松蕪城秋感》、任曾貽《甘州》等作，在感懷、羈旅中直視自我境遇，抒寫才人失路、仕途潦倒的失意之情，反映被盛世所棄的寂寞寒士的真實心態，具有一定的現實精神。雖其題材未可稱重大，亦不以悲慨激蕩見長，但置于難有蕭騷凄怨之音的雍乾詞壇，亦可視為蘊含現實意義之作。新生的姻緣聯系疊加固有的地緣關系，使陽羨文化家族間建立起超越地緣交往的更為穩固親密的結盟關系，聯姻網絡中核心文學人物的影響力也更為直接而深刻。曹亮武由詩轉詞的創作轉型最為典型。曹亮武曾與陳維崧一起受業于侯方域，初涉文壇時以詩文創作為主，并不喜詞。陳維崧曾言：“南耕與余少同學，長以詩文相切劘，余好為長短句，數以咻南耕，南耕頗薄之，弗肯為。”

然而，當陳維崧宗法辛蘇，大力實踐以詩為詞、以詞存史之后，曹亮武也受之影響，由詩轉詞，嘗試作紀游及他詞數十篇。初學詞者，往往從仿婉約情韻起步，而曹亮武作詞之始，就自覺以詩為詞，陳維崧稱其“益奇絕有宋人所不及者”［6］，其詞語言健舉灑脫，詞情沉郁，絕少柔媚之態，顯然是受陳維崧詞的藝術啟發。在聯姻所構造的新的人文空間里，陽羨詞人形成了融通無間、共同交流、知音相賞的狀態。清初陽羨詞家中隱逸色彩最為濃重的史惟圓，既是陳維崧的姻親，又與之有三十年文字深交。據陳維崧《蝶庵詞序》載，史惟圓與陳維崧曾探討彼此的詞風個性，“譬之‘子’，子學《莊》，余學屈焉，譬之‘詩’，子師杜，余師李焉”［7］。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之間必數次深入交流，最終各取所長，形成交相賞契的審美氛圍。這也就不難理解，陳維崧為史惟圓《蝶庵詞》作《鵲橋仙蒙城舟中讀云臣蝶庵詞》，“讀完半卷蝶庵詞，吹鐵笛、灑然而去”。陳維崧《烏絲詞》刊刻行世不久，史惟圓《沁園春題其年烏絲詞》便隨之問世：“將古人詩，比似君詩，惟髯絕倫。更倚聲寫句，鏤冰雕玉，風檣牛馬，牛鬼蛇神。年事蹉跎，交游零落，短褐贏僮逐路塵。愁凝處，縱才如云錦，不療饑貧。”《鵲橋仙蒙城舟中讀云臣蝶庵詞》《沁園春題其年烏絲詞》成為陽羨家族姻婭圈中詞人共享而激活創作的典型作品。史惟圓又有《沁園春為雪持題像》，為追和儲貞慶《沁園春自題畫像》而作，其中“共釣徒詞客，相對婆娑”之語流露出知音之賞，亦可視為陽羨家族姻婭圈中詞人交流創作的重要表現。而隨著時代的遠去，詞集的散佚，以上文字亦成為了解陽羨詞人創作現場化特征的文學史料，彌足珍貴。

三、聯姻關系網中的清代陽羨家族詞人集群

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之間的詞人們，通過家族聯姻關系而得以再聚合，分散式的“一門風雅”由此轉變為親族相系的“數門聯吟”，形成家族集群式的聯袂創作的狀態。家族文人本來就是地域文學的重要創造者，而一旦形成聯姻關系，以之為基礎的新詞人集群，無疑成為引領清代陽羨詞學發展的更為強勁的力量。清初陽羨詞派的誕生，是陽羨文化家族以聯姻關系為紐帶聚合的最為典型的例證。陽羨成派的過程中，除了文學史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及時代風云際會與地域文化傳統等影響因素之外，更為直接的、關鍵的原因在于眾多聯姻家族的積極支持和參與。陳維崧“僦居里門近十載專攻填詞”后［8］，陳維崧弟陳維嵋、陳維岳，從侄陳枋、子陳履端等，陳維崧表姐夫史惟圓、表弟曹亮武，以及陳氏的姻親吳本嵩、吳梅鼎、蔣景祁、董儒龍、任繩隗、徐喈鳳、萬樹、萬錦雯、萬大士、儲貞慶、儲福宗等，加之任、萬二氏的姻親史鑒宗等，紛紛積極響應，共同酬和創作，晨夕往還。他們訪梅以詞柬之，觀牡丹以詞邀之，赴約不成以詞示歉，懷念朋友以詞表意，離別親人以詞感懷，借物抒情以詞明志，于是有了“東溪修禊”、“石亭訪梅”、“蔭綠軒觀牡丹”、“鐘山梅花圖題詠”等諸多寄情抒懷的同題唱吟活動，形成“或一姓而聯唱騷壇，或同聲而搴芳蓮社，一時作者俱為天際朱霞”［9］的局面。據稽考，從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1062012.3年，陽羨文化家族詞人群體性的唱和活動計有四十余次，以至于“人各有集，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長，而偶焉寄興，單辭只調，亦無不如吉光片羽，嘖嘖可傳”［8］，當時即有“近時倚聲一席，獨推陽羨”［10］的贊譽。而后，徐喈鳳子徐瑤、侄徐璣，曹亮武子曹臣襄與路傳經、路念祖兄弟，及徐氏、路氏的姻親潘祖義、潘宗洛等，亦投身清初陽羨詞壇的唱和活動之中，或繼續保持陽羨派的悲豪疏朗，或另覓路徑，追求清疏淡逸的藝術風貌，進一步豐富了清代陽羨家族詞人基于一定聯姻關系而自為集群的文學傳統。雍乾之際陽羨詞的“界內新變”，亦是以具有聯姻關系的家族詞人為主體的。史承謙是這一時期陽羨詞壇的領軍人物。史承謙詞博取眾家之長，兼有眾美，陳廷焯譽之為“一代詞手”［11］3737，可與清初陳維崧、朱彝尊相比肩。這一時期圍繞在史承謙周圍，與之多有唱和的詞人包括：史承謙弟史承豫，任氏任曾貽，儲氏儲國鈞、儲秘書叔侄等。雍乾之際的陽羨詞人群，規模與名氣都不及清初陽羨派，這些詞家雖擁有深厚的家族文化血脈，但大都屬于盛世詞壇的寂寞之人，科第仕途上無大作為，其家族發展也已漸入衰微。但在乾隆初年以醇雅為宗的浙派風氣之中，這一群體的詞學理論及其創作實踐卻具有補救詞壇、稍振詞風的意義。

史承謙與他的詞友，既遠陽羨，又不近浙西，對詞壇主流浙西詞多有反思，明確指出詞壇典范當推小山、少游、美成諸人，詞體不同于詩體，應守詞情、詞韻之正格：“詩歌詞曲，各有體制。風流婉約，情致纏綿，此詞之體制也”［12］，詞的語言以自然為宗，但自然要從琢磨中來，“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骎骎乎絕唱矣”［13］。顯然，史承謙等人堅守詞之婉約本色，以異量美的視野，積極療救詞作疏離于情的弊病，史承謙《小眠齋詞》則是這一詞學理論指導下的代表性創作成果。《小眠齋詞》“于古人不屑屑句摩篇仿，而一種幽情逸韻，流于筆墨之外，蓋能自出杼軸，而又得體裁之正者”［12］，呈自然本色之態。史承豫、任曾貽、儲國鈞、儲秘書等，詞風大多和史承謙相近。雍乾之際的陽羨詞人群，既非清初陽羨派的延續，又有別于當時一唱百和的浙派，雖僅三四人之力，亦能自出機杼，挽時風眾勢之所趨。是繼清初陽羨派之后，清代陽羨文化家族以姻親為紐帶進行集群式詞創作的又一重要表征。嘉道以后，清廷衰落，江南頻起戰事，陽羨文化家族經兵火摧殘，日趨式微。亂世之中，仍有蔣氏一族續承陽羨詞學傳統，并得到妻族儲氏的積極支持。蔣氏一門祖孫、昆季、胞妹并善謳吟，延續并彰顯了清代陽羨詞學的家族特征。蔣氏家族的重要詞人包括：蔣萼，字跗棠，自號醉園，性閑靜寡，自稱為竹山后裔，仿蔣捷以詩詞自娛，有《齏臼詞》。蔣萼取法先輩陳維崧、周濟之詞法，既有悲慨之語，又有柔媚之言，以詞抒寫性情，風格多樣。蔣彬若，字次園，蔣萼弟，有《替竹盦詞》，藝術風格與其兄多有相近。蔣萼妻儲慧，字嘯鳳，有《哦月樓詞》，存詞十余首，大多為閨帷內的側艷之詞，織麗有余，風韻不足。儲慧父為蔣萼之師，亦有作詞雅興，并與儲慧兄及蔣萼、蔣彬若時有唱和，惜因戰亂，其詞集已不傳。蔣萼子蔣兆蘭，字香谷，亦擅倚聲，曾參加寒碧詞社、鷗隱詞社，有《青蕤庵詞》前后兩集。蔣兆蘭還是民國初年重要的詞論家，著《詞說》一卷，總結詞體特征、闡述詞體流變、申發各家各派的藝術風格，頗有見地。

民國九年（1920）十二月，蔣兆蘭和徐致章創立了白雪詞社，社址設于宜興西氿之濱，主要成員有儲鳳瀛、儲蘊華、徐德輝、程適、儲南強等。徐致章，字煥珙，光緒十四年舉人，著有《拙廬詩詞稿》。儲鳳瀛，字印波，光緒二十九年舉人，著有《蘿月軒詩詞稿》。徐德輝，字倩仲，光緒二十八年舉人，著有《寄廬詩詞稿》。儲蘊華，字樸誠，號餐菊，光緒二十九年舉人，著有《餐菊詞》。程適，字肖琴，號蟄庵，著有《蟄庵類稿》。儲南強，字鑄農，貢生。白雪詞社每月集會一次，拈題作詞，詠物寫景之作較多，如“凍瓜”、“詠蘭”、“牡丹”、“美人蕉”、“秋海棠”、“秋蟲”等。有時分拈里中古跡為題，如“蠡墅”、“計山”、“胥井”、“善卷洞”、“西施洞”等。有時寫節日活動，如“人日在雙溪草堂雅集”、“重九活動”、“三月三日禊飲”、“紀念東坡先生生日”等。蔣兆蘭曾將該詞社同人的作品匯編成《樂府補題后集》，甲編有詞147首，乙編有詞157首，于1928年出版。［14］50-51儲鳳瀛、儲南強為儲國鈞、儲秘書的后人，蔣兆蘭為蔣景祁后裔，他們皆承先輩遺韻，以結社和詞作致以雅興，顯示出地域文風與家族傳統的交融延續，具有超越時間的文化活力。當然，陽羨聯姻關系網中連接著數家、數輩的家族詞人，于不同時期形成不同的詞集群，并非層層相因。他們的創作實踐，隨著時代風會的變化、詞史演進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并投射于清代陽羨詞發展演變的過程中。順康之際的陽羨派，源于深切的時代感受，欲振起一代詞風，開創了清詞崇意主情的傳統，重視詞之立意，偏重抒泄悲情；康熙中期的徐瑤、徐璣、路傳經等人，適逢戰亂遠去、盛世漸顯，雖仍承沿陽羨派崇意主情一路，但以表現閑情為主，致力于清疏詞境的營造，因此這一時期的陽羨詞既不勁急也乏精湛；迨至乾隆初年，史氏、儲氏取徑北宋諸家，強調詞情婉約纏綿，雖與清初陽羨派先賢“重情”傳統暗合，但其內質已大相徑庭，他們更加重視詞藝的精致、情韻的悠長，與豪放悲慨的陽羨派相比，氣魄殊異。晚清蔣、儲二家之詞乃至民國初年的白雪社詞人之作，雖未能形成獨立的藝術風格，亦對構建清代陽羨詞學作出了積極貢獻，是清代陽羨文化家族聯姻所營造的詞文學傳統的最后回應。綜而言之，聯姻既是清代陽羨文化家族的社會交往，又是其重要的文化行為。家族文人借助聯姻關系，自為集群，通過創作實踐，確立一定的聲譽和地位。事實上，文化家族聯姻，并不僅見于清代陽羨，而是普遍存在當時整個江南地區，如吳江沈氏、葉氏的聯姻，陽湖莊氏、劉氏、錢氏的婚姻，蘇州潘氏與汪氏、陸氏的姻婭關系，都曾深刻影響了清代江南文學的發展。這說明，對于文化家族而言，聯姻早已超越了“上以事宗廟、下以事繼后世”的社會學意義，而演化為一種積極的文化行為。這種聯姻，所穩固的不僅是雙方的地位、利益，還增強了家族間的文化聯系和力量，是家族依照自己的文化需要所建構的獨特的交往關系，這必然會對彼此的家族文學創作，乃至地域文學的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更進一步說，文化家族聯姻對于形成地域文學優良的生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最顯而易見的是，文化家族聯姻有利于衍生、培育優秀文學人才，形成地域性人才淵藪。聯姻對家族文學、地域文學發展的內在的影響，則是使各自為陣的家族內部的文學創作興趣在新的環境中得到激發，文學活動自身的組織能力由此得以增強，刺激或改變著文學創作生態，催生出富于鮮明家族文學特色的創作成果。基于聯姻關系的清代陽羨詞文學集群正是一個典型，其多個家族聯袂創作的盛大局面，是何等輝煌，至今仍吸引我們回望，吸引我們對之加以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