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費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謝邦昌么海亮工作單位：中央財經大學統計學院

數據樣本和分析變量

本文采用的數據主要來自兩部分，第一部分來自1995年與2002年“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CHIP)，第二部分來自國家統計局在2008年與2009年北京奧爾多投資咨詢中心與國家統計局合作進行的“中國城鎮居民經濟狀況與心態調查”項目。四年的數據前后跨度為14年，可以對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狀況進行多期比較，四年的調查數據均提供有關住戶收入、消費及住戶特征的詳細信息。“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CHIP)數據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于1995年、2002年進行的全國調查中的中國農村和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調查得到的①。該調查項目收集了詳細的中國城鎮與農村的家庭與個人信息，包括家庭收入與支出、人口學特征以及工作與就業情況。1995年城鎮家庭調查的省份包括北京、山西、遼寧、江蘇、安徽、河南、湖北、廣東、四川、云南、甘肅這11個省(市、自治區)的城鎮，調查了6931戶城鎮家庭的21696位居民;2002年城鎮家庭調查涵蓋了1995年調查的全部地區，在此基礎上增加了重慶，調查了6835個城鎮家庭的20632戶居民，這構成了本文1995年與2002年城鎮家庭消費的分析樣本。“中國城鎮居民經濟狀況與心態調查”是由國家統計局在2009年7－8月與北京奧爾多中心合作完成的，該調查訪問了北京、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江西、江蘇、廣東、海南、四川、甘肅這12個省級行政區的41個市(區、縣)①的5056名城鎮居民家庭的戶主，詳細調查了他們的家庭經濟金融、住戶特征與家庭收支狀況。隨后，該項目根據國家統計局2007年1月起執行的《城鎮住戶調查方案》中“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調查”的消費項目，通過對所調查家庭住戶的追蹤訪問，取得了5056個城鎮家庭中的4008戶家庭(11476位居民)2008年家庭各項消費的數據，并取得了5056個家庭(14295位居民)2009年的家庭各項消費的數據，這構成了本文2008年與2009年分析的樣本。由于“中國家庭收入項目調查調查”與“中國城鎮居民經濟狀況與心態調查”均是以家庭作為消費單位的進行數據收集的，以家庭為測度單位的缺陷是沒有考慮家庭規模的差異，因此本文對消費不平等的測度均采用人均消費;同時，由于我國地區間價格水平差異很大，因而收入和消費額的實際購買力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這通常會導致高估不平等水平，為了控制這種影響，實現各期城鎮家庭消費狀況的比較，我們以2009年中國各城鎮物價水平為基礎，采用Brandt等(2006)［8］根據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數據計算的全國各省的城鎮消費價格指數，調整1995年、2002年與2008年的我國城鎮家庭消費支出。

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一般來說，家庭消費主要取決于家庭的收入水平，這里我們給出了家庭人均收入②的各項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對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不平等狀況進行比較，1995年、2002年、2008年與2009四年調整后的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情況如下。從表1對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與收入的統計分析來看，1995年、2002年、2008年與2009年四年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均呈現明顯的遞增趨勢，并且各年的家庭收入均高于家庭消費;四個調查年份的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偏度值與峰度值均大于0，表明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分布均呈現出明顯拖尾的右偏分布形態。(二)不平等指數測度這里我們采用國內外學者研究不平等問題最為流行的集中測度法，計算出我國城鎮家庭的基尼系數、泰爾指數、阿特金森指數，不平等指數計算結果見下表:以上表中基尼系數為例，1995年、2002年、2008年與2009年四個調查年份中，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2798、0．3132、0．3404和0．3239;人均消費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3079、0．3114、0．3619和0．3520;除了2002年人均收入與消費不平等程度基本相等外，1995年、2008年和2009年三個調查年份人均消費的各項不平等指數均高于人均收入，表明我國城鎮家庭的消費不平等問題較收入不平等相比更為嚴重;其次，2002年城鎮家庭消費的基尼系數與1995年相比增加了約0．0334，而2009年消費基尼系數與2002年相比又增加了約0．0388，表明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呈現擴大的趨勢，泰爾指數與阿特金森指數也反映出同樣的規律。(三)方法設計1．適應性核密度估計。非參數核密度估計方法是在不清楚數據基本分布的條件下來估計未知的密度函數，這種方法對數據分布不附加任何假定，直接從數據本身發現數據分布的特征。核密度估計方法最早由Rosenblatt(1955)提出，給定樣本中核密度估計性能的好壞，主要取決于核函數與帶寬的選擇是否適當。常見的核函數有Boxcar核、Epanechikov核、Tricube核和Gaussian核等。在核密度估計中帶寬的選擇非常重要，常見的帶寬選擇方法主要有插入帶寬(Plug-inband-width)法和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法。其中，插入帶寬法主要基于核密度估計精度的測量—均方誤差分析中得來的;交叉驗證法由Rudemo(1982)和Bowman(1984)提出，該方法直接由數據“自動”選擇帶寬，這兩種方法都是由直方圖(histogram)法的分析角度解釋與演化的，而理想中的帶寬選擇應該與樣本數據點的分散集中程度聯系起來。核密度方法的一個推廣是適應性核(Adaptivekernel)，它對于每個點x使用不同的帶寬h(x)，我們還可以對每個數據點使用不同的帶寬h(xi)，這使得核密度估計更加靈活，更加適用于長尾(long-tailed)密度函數的估計。隨著樣本數據而變化的帶寬在估計時更加靈活，能夠減小樣本觀測值較少區域所估計的方差，并且可以減小樣本觀測值較多區域所估計的偏差(bias)。適應性核密度估計法對低密度區域的觀測值采用一個更寬的核來適應樣本數據的稀疏性(sparseness)，即帶寬的寬度與觀測值的密度成反方向變化。適應性核密度估計的表達式為:f^(x)=1∑ni=1ωi∑ni=1ωihiKx－xih()i其中hi=h×λi(1)上式中，xi為數據點，ωi為數據點xi的權重，K為核函數，hi為帶寬。λi為局部帶寬因子(localband-widthfactors)，其表達式為:λi=λ(xi)=(G/f～(xi))12(2)上式中的G為全部i個試點密度估計f～(x)的幾何平均數，試點密度估計(pilotdensityestimate)是一個標準固定帶寬為h的核密度估計。適應性核密度方法的具體推導過程可參考Pagan等(1999)［9］等。根據表1中描述性統計分析，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偏度大于0，且偏度值較大，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家庭消費數據的特點是長尾且右偏的，若采用插入帶寬(plug-inband-width)法或交叉驗證(Cross-Vali-dation)法進行帶寬選擇，選擇出的固定帶寬無法隨樣本觀測值的稀疏程度進行調整，所得出的核密度估計結果會出現較大誤差。在核函數選擇方面，經過驗證比較，我們選擇了Gaussian核;在帶寬選擇方面，我們采用可變帶寬的適應性核密度法，得出的結果能夠較好擬合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的情況。2．相對分布法。相對分布法最早由Handcock等(1998)［10］引入不平等問題研究中，用來比較兩組樣本觀測值的分布情況，兩組人口分布稱為參照組和對比組，通過對兩組樣本觀測值分布的對比來研究分布位置和形狀的變化，簡單地說，相對分布得到的是落入參照組每個分位點上的對比組人口的比例。因此，該方法可以界定和識別兩組人口之間圍繞家庭消費分布所發生的變化。令Y0代表參照組家庭消費的連續變量，F0是Y0的累計分布函數(CDF)，f0是Y0的概率密度函數(PDF);類似的，對比組的家庭消費、累計分布函數和概率密度函數分布用Y、F和f來表示。Y對Y0的相對分布被定義為隨機變量R，表示為R=F0(Y)，該變量時通過Y在Y0的分位排序上取值得到的。相對分布密度g(r)定義為，在參照組分布第r分位數上估計的對比組與參照組家庭密度函數的比率，計算公式為^g(r)=f^(yr)f^0(yr)=f(F－10(r))f0(F－10(r))0≤r≤1，yr≥0(3)上式中，F－10(r)是F0的分位數函數，f^和f^0通過在P分位數上根據參照組家庭消費yr的核密度估計得到的，這里我們采用局部多邊形模型的插入法平滑估計參數^g(r)，由于樣本的分散性，我們在核密度估計中采用適應性帶寬進行樣本加權，權重通過樣本設計與每個居民相聯系;當兩個分布之間沒有變化時，g(r)是［0，1］間的均勻分布;當g(r)的值大于(小于)1時，表明參照組在第r個分位數上，對比組家庭的比重高于(低于)參照組家庭的相對比重;更一般地說，對比組家庭比參照組家庭在基準分布的第r個分位數上有更高的概率對應的消費水平。(四)適應性核密度估計分析我們應用R軟件模擬出四個調查年度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人均消費的適應性核密度估計圖，如下圖所示:由1995年、2002年、2008年和2009年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的適應性核密度估計圖可以看出，隨著時間推移，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密度函數形式發生了明顯變化，總體來看，我國城鎮家庭收入與消費有以下共同特征:隨著時間推移，家庭收入與消費的整體分布逐漸向右側平移，該趨勢反映出城鎮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水平均呈不斷增加的趨勢;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均呈右偏分布，隨著時間變化，分布右側尾部不斷延長且厚度逐漸增加，表明高收入與高消費水平的城鎮家庭比例均有所提高;隨著時間變化，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分布的左側尾部厚度有一定下降，表明低收入與低消費水平的城鎮家庭比重呈逐漸下降的趨勢;家庭人均收入與消費分布曲線逐漸變得平坦，表明我國城鎮家庭收入差距與消費差距不斷擴大，城鎮家庭之間消費不平等程度加劇。(五)相對分布法分析為了對我國城鎮家庭消費的分布進行完整的對比，下面我們應用R軟件擬合城鎮家庭消費的相對分布的累計分布曲線(CDF)和概率密度曲線(PDF)。圖2是以1995年家庭人均消費為參照組，以2002年為對比組的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的相對分布的CDF和PDF曲線;圖3是以2002年家庭人均消費為參照組，以2009年為對比組的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消費的相對分布的CDF和PDF曲線。假如兩個分布相同，相對分布的CDF是45度線，相對分布的PDF將全部在［0，1］區間變化。對于分布的CDF與PDF曲線，下橫軸代表參照組百分比，上橫軸代表家庭人均消費額，縱軸代表對比組百分比。從圖2的CDF曲線可以看出，以2009年價格水平為基準，2002年與1995年家庭消費對比的相對分布CDF曲線在45度線下方，說明2002年與1995年相比，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加劇;從圖2的PDF曲線可以看出，當分布曲線在參照組百分比在［0，0．7］的區間，即對應圖1中1995年消費核密度高于2002年的區間時，相對密度在［0．6，1］區間內呈現波動變化;當分布曲線在參照組百分比在［0．7，1］的區間，即對應圖1中1995年消費核密度低于2002年的區間時，相對密度大于1，這表明與1995年相比，2002年我國人均消費小于60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降低，而人均消費大于60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呈現上升趨勢;從圖2中相對密度的趨勢來看，消費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所占比重下降越快，這是反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城鎮家庭普遍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其中有一個例外是人均消費額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下降最快，下降幅度超過了人均消費低于2000元的家庭，主要原因可能在于1995年以后，我國工資制度逐漸由原來的固定工資制調整為效益工資制，這一時期城鎮居民的失業與下崗的人數開始增加，對于人均消費額大于2000元且小于3200元的這部分城鎮家庭群體，其中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失業的影響，消費水平降低到2000元以下，而另一部分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逐步過渡到下一個消費水平區間;參照組百分比在0.75左右時，所對應的家庭人均消費額為10000元左右，從相對密度變化可以看出，人均消費額高于10000元的城鎮家庭人口比重迅速增加，高消費群體的消費水平增加的速度高于中低消費群體。從圖3的CDF曲線可以看出，2009年與2002年家庭消費對比的相對分布CDF曲線在45度線下方，與圖2的CDF曲線相比，圖3的CDF曲線與45度線之間的面積明顯增大，說明2009年與2002年相比，我國城鎮家庭消費不平等程度進一步加劇，且該階段家庭消費不平等的增長比上一個階段明顯加快;從圖3的PDF曲線可以看出，累計約73%的分布曲線大約在［0．1，1］區間內變化，且呈現出平穩的遞增趨勢，后面約27%的分布曲線部分大于1，呈現出明顯的遞增趨勢;以2009年價格水平為基準，結合上橫坐標所對應的人均消費額可以看出，人均消費額小于7000元的城鎮家庭比重有所降低，且消費額越低，家庭比重下降越大，且總體下降趨勢較為平穩;人均消費大于7000元的家庭比重有所提高，且家庭人均消費額越大，家庭比重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尤其是人均消費大于10000元的家庭比重上升尤為顯著;通過對1995～2002年與2009～2002年兩個時期PDF縱坐標對比組百分比值的比較，可以看出，前一階段與后一階段相比，高消費水平家庭群體比重增幅十分顯著，進一步拉開與中低消費水平家庭的差距。這種現象產生可能解釋為: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逐步推進，我國城鎮家庭人均收入差距日益增大，收入差距過大會使國民財富中的絕大部分集中于少數高收入者手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在住房、交通、醫療保健等各項消費的增加幅度均高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并且高收入家庭比中低收入家庭更容易獲得較高的消費信貸，從而導致我國城鎮家庭消費差距呈現進一步擴大趨勢。

結論、建議與展望

摘要：伴隨近些年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速度的提升，以及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轉變，使得我國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依靠促進國內消費來擴大內部需求，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自身經濟水平的提升。社會保障作為一種能夠促進消費的有效手段，本文以社保中的醫療保險為例，就其對城鎮居民基本家庭消費的影響進行深入研究。

關鍵詞：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家庭消費

1基本醫療保險對居民家庭消費觀念和行為的影響

通過對相關調查數據的統計分析可以發現，在我國的城鎮地區，擁有基本醫療保險的居民其日常生活過程中家庭總的消費支出要高于沒有醫療保險家庭百分之六左右。由此可以看出，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在城鎮地區的設定與實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家庭總體消費水平的提升。其次，在對家庭醫療消費支出的調查分析后發現，基本醫療保險政策的提出對居民該家庭消費行為和支出數據的影響較小；對城鎮地區居民的就診觀念的行為基本不會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此外，在調查分析醫療保險對非醫療家庭消費的影響后發現，在控制好家庭成員身體健康等其他變量情況后，參與城鎮醫療保險的家庭在此方面的支出相對較高，所以，醫療保險對家庭在此方面的消費支出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2政策制度方面的建議

2.1完善基層醫療保險機制

[摘要]通過整理傳統的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對家庭消費影響的相關研究，從商家、平臺和消費者以及傳統渠道與線上渠道關系的角度分析電子商務相關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整理電子商務對家庭消費影響的相關文獻。發現有關電子商務促進消費的實證及影響機制的研究較少，且對于正在興起的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新零售模式，缺少證明雙渠道的關系的實證研究。

[關鍵詞]電子商務；家庭消費；文獻綜述

一、引言

影響家庭消費的研究分為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經濟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價或者房產財富、家庭收入和收入差距、其他固定資產對消費的影響方面，非經濟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養老保險、戶籍、年齡結構、教育、家庭健康狀況等對消費的影響方面。電子商務自20世紀末發展以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互聯網的普及，得到了飛速發展。目前，電子商務已衍生出七種模式，如B2C（BusinesstoCustomer）、B2B（BusinesstoBusiness）、C2C（ConsumertoConsumer）、O2O（OnlinetoOffline）等。作為一種新的形式，它既獨立發展，又和傳統模式相互影響，相互結合。發展到現在，電子商務必不可少的三要素為商家、消費者和平臺。從這些角度出發進行了相關文獻的整理。在此基礎上，又探究了有關電子商務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影響途徑方面，如：網絡口碑、搜尋成本及信息不對稱。

二、家庭消費的影響因素

（一）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對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主要集中在房價或者房產財富方面，此外還有家庭收入和收入差距、其他固定資產等方面。對于房價上升會不會提高消費水平這個問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結論。首先是認為房價上升不會對消費水平產生影響的研究，李濤和陳斌開（2014）認為住房作為“消費品”的屬性更為重要，所以房價的上升并不會提高消費水平。余新平和熊德平（2017）在估計城鎮居民家庭住房資產的財富效應研究中也得出住房資產價值變化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并不顯著的結論。其次是很多學者認為房價上升會影響到家庭消費。杜莉和羅俊良（2017）在基于兩階段家庭最優消費模型的研究中提出房價上升總體上會導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傾向上升，租房家庭因推遲購房而增加當期消費，自有房家庭因住房收益增加而增加當期收益。周利（2018）在基于家庭微觀調查數據的實證檢驗中表明對于有房家庭來說，高房價對居民消費的財富效應顯著。顏建曄等（2019）利用有房且沒有房產交易的家庭樣本建立數據進行研究，也發現房產的財富效應顯著存在；而且房價上漲會對無房家庭產生明顯的消費擠出。對于家庭收入與消費，萬曉莉等（2017）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核心因素。有關收入差距與消費，金燁等（2011）發現收入差距會顯著減少除教育以外的消費，尤其是會抑制低收入或年輕家庭的消費。紀園園和寧磊（2018）利用城鎮入戶調查數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擴大會抑制家庭消費。同樣，甘梨等（2018）在以微觀數據庫為基礎的研究中提出低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高，而高收入家庭的儲蓄率高，提出縮小收入差距是促進消費的有效措施。還有一些學者從其他方面研究家庭消費影響因素，如家庭資產與消費，生命周期（1963）認為消費者會在一生平均消費資產，李濤和陳斌開（2014）認為家庭生產性固定資產有明顯的“財富效應①”。個稅與消費，通過對2011年個稅改革對居民消費影響的研究，徐潤和陳斌開（2015）發現，減稅對提升工薪階層的消費效果非常顯著，但對個體戶消費影響小且不顯著。（二）非經濟因素。非經濟因素影響家庭消費的研究也有很多，主要集中在養老保險方面，此外還有戶籍、年齡結構、教育、家庭健康狀況等方面。甘梨等（2010）發現基本醫療保險對農村居民和城鎮家庭消費均產生了積極的帶動作用。在研究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對農戶家庭消費影響的過程中，岳愛等（2013）發現參保的家庭日常費用支出高于未參保家庭。而馬光榮和周廣肅（2014）發現新農保對60歲以下的農戶家庭儲蓄率沒有顯著影響，但顯著降低了60歲以上的農戶的儲蓄率。在研究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對城鎮居民的影響中，臧文斌等（2012）提出參保家庭年非醫療消費支出高于未參保家庭，對低收入家庭影響最大，中等收入家庭次之，對高收入家庭基本沒影響。而康書隆等（2017）提出高收入家庭參保會提高家庭當期消費，低收入家庭參保則不能。白重恩等（2012）提出養老保險繳費可能會令家庭面臨信貸約束，提高養老金繳費率會抑制家庭消費。有關戶籍與家庭消費，陳斌開等（2010）通過考查城鎮居民與城鎮移民在消費行為上的差異發現，移民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于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放松戶籍可提高移民消費。李國正等（2017）發現流動人口居留意愿對家庭消費呈現顯著影響，戶籍城鎮化的措施對促進流動人口的消費有重大意義。在年齡結構方面，石芳（2020）發現戶主年齡與家庭消費呈現顯著的倒U型關系。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和高等學費水平的提高，教育支出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也受到了關注，丁小浩（2003）發現，家庭教育支出對家庭實際支出呈正向影響。汪偉和吳坤（2019）在對中國城鎮住戶調查數據的研究中發現中國城鎮中年戶主家庭的儲蓄率—年齡曲線呈現正U型，進一步用城鎮家庭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解釋了這一現象。家庭健康狀況與消費，何興強和史衛（2014）發現除戶主外的家庭成員健康風險會對家庭消費產生負影響。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在社會保險機制中，由于存在不同的起付線和共付比例設計，并受到經濟水平、健康狀況等群體差異的影響，不同的參保人對醫療衛生服務需求存在差異，很可能導致經濟水平較低的人群得不到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而經濟狀況較好的人群則過度享有醫療衛生服務。保險機制設計存在的弊端導致國民不能公平享有醫療衛生服務。近幾年來，國家的醫療衛生事業逐步發展，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斷建立健全。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是在政府的作用下，通過實施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從而保障國民健康水平的社會公益事業。醫療衛生事業的公益性使得國民的醫療衛生需求成為政府制定衛生政策和計劃的出發點。當前，中國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主的三大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基本建立，國家的醫療衛生政策旨在進一步建立一套多層次的全民醫療健康服務保障體系，以滿足國民獲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權利，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然而，在社會醫療保障體系逐步完善，社會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不斷擴大的同時，醫療費用也在急速攀升。不難想象，醫療費用的急劇攀升導致居民“看病貴”，嚴重制約了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在城市中，不同戶籍的居民之間經濟狀況存在差異，使得家庭醫療需求和醫療消費具有差別，面對急劇增長的醫療衛生費用，貧困家庭承擔著更高的疾病風險和經濟負擔。基于以上背景，以醫療保險和貧困因素為研究視角，分析社會醫療保險和貧困因素對家庭醫療消費的影響，特別是探索醫療保險在影響家庭醫療消費絕對和相對醫療支出方面的作用機制，以及這種影響在不同人群中的穩健性，為完善國家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建設，推動醫療衛生領域的公平，保障國民健康水平提供了解釋。

二、文獻綜述

醫療費用的增長不僅是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更是一個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的問題。早在1990年，PaulJ．Feldstein研究了美國醫療費用的發展趨勢，發現當年的醫療支出比上年增長了11%，而同期的GNP僅增加了7%，并指出醫療費用持續以高于GNP的增長速度在增長［1］(P1－3)。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和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逐步推行，針對醫療衛生領域出現的問題，改革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問題和矛盾，醫療費用的急劇攀升是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7%，而醫療費用的增長率為18%，較GDP的增長，醫療費用的增長幅度是GDP的近兩倍”［2］。不斷增長的醫療費用會產生一系列的負面效應，例如，高額的醫療費用是“因病致貧”的主要原因，尤其對于農村居民，由于經濟困難看不起病，應就診而未就診的人數較多，致使他們的基本醫療需求得不到滿足［3］;從醫療費用對醫療選擇的影響來看，醫療費用升高，降低了醫療選擇的可能性［4］。因此，對家庭醫療消費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分析和探究具有一定的緊迫性和現實意義。當前國內外學者對健康問題的研究范圍日趨廣泛。首先，健康對人與社會具有效用。健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發展的基本需求［5］［6］［7］。對于個人和家庭來說，良好的健康狀態能夠幫助人們有效地投入生產生活，對提高收入和增進福利具有重要的作用［8］［9］(P24)。對于社會而言，國民健康與社會生產力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其次，健康具有風險。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是一段長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將會面臨各種諸如環境、行為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由于這些影響因素是復雜多變的，使得人類健康具有動態性，從而衍生健康風險［10］(P4)。伴隨著健康風險產生，遭受疾病的社會人群產生心理和生理的雙重病痛，勞動能力下降，為了緩解和恢復健康，不得不承擔由健康風險帶來的疾病經濟負擔。疾病經濟負擔將會帶來患病人群的經濟消耗和社會經濟損失［11］(P259－260)。基于上述原因，有必要通過政府和個人的共同作用進行健康投資，從而改善國民健康狀況，增進個人的人力資本，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世界銀行較早地對健康投資進行了研究，從政府責任的角度提出各國政府應制定相關措施改善衛生狀況［12］。高夢滔、姚洋從家庭內部資源分配的角度出發，研究了家庭內部成員健康投資的導向和責任［13］。可見，政府和個人都具有健康投資的責任。社會保險機制的建立是政府健康投資的方式之一，家庭的健康投資需要家庭醫療消費產出，但貧困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束縛家庭醫療消費。醫療保險、貧困因素以及家庭醫療消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以下就三者的研究現狀擇要述之。從醫療保險效用的視角出發，學者們的研究存在正反兩種觀點。一部分學者持正面的觀點，認為醫療保險一方面能夠有效降低醫療服務價格，提高居民的醫療消費水平，增進居民的醫療保健需求和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同時對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醫療服務利用率具有顯著作用;另一方面，作為醫療支出風險平滑的財務機制，醫療保險的費用分擔制度有效降低了醫療支出，減輕了低收入群體的醫療負擔，對群體差異的人群發揮了分散風險的功能［14］［15］［16］［4］［17］［18］。持負面觀點的代表學者解堊通過研究發現醫療保險的補償并沒有減輕城鄉患病家庭的貧困狀況，反之增加了貧困家庭的醫療消費負擔，貧困群體的醫療費用支出超過收入比例的增加，醫療保險對中國城鄉家庭具有反貧困效應［19］。此外，醫療保險成為擴大醫療衛生服務利用不平等的約束條件，與對醫療衛生服務存在更多需求的窮人相比，富人消耗了絕大多數醫療衛生服務資源，使得窮人陷入“疾病－貧困－疾病”的惡性循環之中［20］［21］(P12－24)［22］。醫療保險設立的作用在于分擔風險，互助共濟，從而保障正常的生產生活，維護社會安定。然而，對于經濟貧困的人群來說，醫療保險是否真正起到了分散風險的作用呢?在農村地區，農村居民的消費行為總體呈下降趨勢，而醫療消費則呈反向趨勢不斷上升，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醫療消費支出比例較高，同時“廣覆蓋、低保障”的醫療保險難以承擔高額的醫療費用增長，透視出醫療費用持續增長給居民帶來了較大的疾病經濟負擔，醫療保險遠遠不能滿足居民的醫療需求［16］［23］［24］。解堊通過實證分析發現，在醫療保險補償以后，醫療保險對城鄉家庭的貧困狀況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并且對城鄉家庭的減貧作用存在差異，對城市家庭的減貧程度高于農村。但這種緩解并不顯著，醫療保險對降低家庭的醫療支出，緩解貧困具有微弱的作用［19］。綜合以上研究，針對家庭醫療消費影響因素及其結構變化的爭論，文章將探索分析三個問題:第一，醫療保險制度對家庭醫療消費有何影響，是否顯著改變家庭消費結構;第二，經濟狀況，尤其是貧困因素對家庭醫療消費是否具有顯著的約束性;第三，醫療保險和貧困的聯合作用是否顯著影響家庭醫療消費結構，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三、假設、數據、變量與模型

(一)研究假設

本文作者：劉穎奇鄢軍工作單位：江蘇大學京江學院

鎮江市家庭能源平均消費趨勢

家庭能源消費是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指標。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住房條件的改善和私人汽車普及等高檔消費品的增加，不僅帶動了能源消費量的增長，也改變了居民生活能源消費的結構。家庭能源消費（DomesticEnergyConsumption，DEC），又稱用能源消費或生活能源消費，主要包括房屋采暖、家用電器、照明、炊事熱水等方面的能源消費（姚建平，2009）。以鎮江市2005年為例：全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費量為814.5萬t標準煤（不含工業用，僅僅是居民使用情況），比1990年增長1.2倍，人均生活用能由1990年的343.3kg標準煤上升到2005年的537.4kg標準煤。同時，能源消費結構也由以煤為主逐步演變為以電、油、氣為主。1990年到2008年，鎮江市居民人均生活用電量由87.9kw•H上升到586.7kw•H，提高了5.8倍；人均生活用天然氣由1.2m3上升到37m3，提高了32.1倍；人均生活用煤由370.4kg下降到154.1kg。從發展趨勢上來看：人們生活方式變得方便、快捷、干凈；能源所需增長太快，而這一切，鎮江市城鎮化率僅僅是百分之五十七，而全國城鎮化率僅僅是百分之五十。城鎮化率在發展過程中肯定要提高，能源短缺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十分突出。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總能源消費分配比例是，居民用能與工業用能、交通用能已形成明顯的三足鼎立之勢。我國目前民用能源已經成為僅次于工業用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部門（占10.3l％）。通過對生活消費的分析，發現人們在日常生活消費中能源的消費在不斷增加。例如，工業對能源需求的比重較大，同時在工業生產出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工業產品并融入社會后，最終用于人們的日常消耗。因此，家庭能源消費需要進行合理化的改善，通過盡可能地減少能源的不必要消耗，緩解能源供給不足的狀況。

鎮江家庭能源合理化的對策

（一）倡導自愿節約能源意識,逐步形成合理化的生活行為能源的節約利用以及家庭能源的選擇，離不開城鎮居民的個人消費心理。加強對自身消費心理的引導，不可或缺。減少能源消耗，更多的在于居民自身意識的不斷提高，如自行車作為近程代步工具即節約了能源又對居民身體素質的提高有很大幫助，又如太陽能熱水器的使用。而個人的心理活動，受到社會環境、教育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形成自我節約的意識，更能減少對能源的浪費。（二）對家庭能源消費分布進行相應引導，減少不合理的能源消費在能源的使用環節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能量流失的情況，我國對節能技術的普遍推廣與應用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從高能耗的產品向低能耗產品的轉換。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壯大，需要政府不斷地扶持和引導：如分時電價的實施、太陽能熱水器、太陽能照明、無縫公交等。（三）加大對節能技術的開發，使更多的節能創意融入日常生活科技進步的作用在于優化人們的生活。因此，提高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僅僅在于對大型能源產業的結構優化，還需要對家庭基礎設施的能源消耗進行調整和改善，逐步減少對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國外不斷興起的創意設計理念，都是以保護環境、節約能源為主。在家庭住宅的設計中，一方面注重對原有廢棄材料的循環利用，另一方面也注重對環保材料的使用，城市生活垃圾沼氣化處理等對鎮江居民節能有著很好的借鑒作用。如節能燈的使用，變頻空調的使用，碳纖維自行車的使用，LED照明燈的使用等等。

摘要：根據農村家庭能源消費情況，對農村家庭能源利用情況、用能效率情況進行了分析；并針對農村家庭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的情況，提出了農村家庭在炊事、取暖、家電、熱水用能等方面確實可行的節能措施，并進行了節能潛力分析，為農村家庭節能改造提供借鑒和參考，促進農村家庭高效利用能源。

關鍵詞：能源消費;熱效率；節能量；熱泵；太陽能能源

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基礎性的物資、工業的血液，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節能作為我國的一項長期戰略決策，有效促進了科學合理利用能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特別是自“十一五”計劃以來，我國加大了節能工作的力度，實行節能目標責任制考核，節能事業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全國單位GDP能耗由2005年的1.22噸標準煤/萬元下降為2018年的0.52噸標準煤/萬元，能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多年來，國家通過法律、政策、稅收等手段，鼓勵企業進行節能技術改造，企業節能自覺性、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企業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生產成本下降，市場競爭能力進一步加強；同時，通過各種宣傳培訓，全社會節能意識增強，自覺性提高，形成了全民共同節能、共創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圍。在農村，國家雖然對農村能源發展做出了許多戰略部署，頒布了相關法律法規，促進了農村能源事業的發展，為農村能源革命、環境保護和美麗鄉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由于廣大農村相對城市來講，信息封閉，缺乏相應的節能技術，導致農村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節能事業發展落后，嚴重影響了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發展。

1農村家庭能源消費

1.1農村家庭能源消費現狀。農村能源[1]消費作為我國能源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能源消費也隨之快速增長。根據相關統計，從2000年到2016年，農村能源消費總量從1.46億噸標準煤增長到3.17億噸標準煤，年平均增長5.05%。其中農業生產用能從0.39億噸標準煤增長到0.85億噸標準煤，年平均增長5.15%；農村生活用能從1.07億噸標準煤增長到2.32億噸標準煤，年平均增長5.03%。盡管農村用能增長較快，但生產用能和生活用能的比例未發生大的變化，一直維持在30%和70%的比例左右。一個普通農村家庭的年能源消費量為1117千克標準煤（不含交通）,其中生物質能(畜禽糞便、柴薪、秸稈)消費686千克標準煤（占家庭能源消費量的61%），煤炭消費169千克標準煤（占家庭能源消費量的15%），電力消費119千克標準煤(占家庭能源消費量的11%)，液化石油氣消費79千克標準煤(占家庭能源消費量的7%)，熱力消費36千克標準煤(占家庭能源消費量的3%)，太陽能消費18千克標準煤(占家庭能源消費量的2%)、管道氣消費10千克標準煤(占家庭能源消費量的1%)，農村家庭能源消費種類如圖1所示。農村家庭主要的能源消費分布為炊事消費493.14千克標準煤(占農村家庭能源消費分布的44%)，室內取暖消費491.56千克標準煤(占農村家庭能源消費分布的44%)，家電消費65.51千克標準煤(占農村家庭能源消費分布的5.9%)，熱水消費63.65千克標準煤(占農村家庭能源消費分布的5.7%)，制冷消費3.29千克標準煤(占農村家庭能源消費分布的0.3%)[2]，農村家庭能源消費分布如圖2所示。1.2農村家庭能源利用情況分析。從我國農村家庭能源消費分布圖可以看出，農村家庭能源消費主要集中在炊事消費、取暖消費、家電消費和熱水消費上，其中炊事能源消費和取暖能源消費占家庭能源消費額的88%。是農村家庭能源消費的重中之重。目前農村絕大多數家庭炊事仍然使用老式土灶，而且使用能源多為生物質能源(畜禽糞便、柴薪、秸稈)和煤炭。該種土灶不僅能源利用效率低，據測試其熱效率僅為12.38%[2]，而且排放大量的粉塵和二氧化碳，造成環境的嚴重污染。在北方部分省區，采用傳統的灶炕的方式進行炊事，即在炕的一端設置鍋灶的灶炕。灶炕由鍋灶、炕體、煙囪等3個部分組成。燃料在灶內燃燒，產生的煙氣經過炕直接排出室外，由于使用時為了通風助燃，灶炕門始終開啟，煙氣流速較快，傳熱效率低。而且煙氣中大部分可燃物在尚未被燃盡時即被排放，造成燃料浪費的同時，又造成了污染。即便將炊事與取暖相結合的灶炕，其熱利用效率也只有30%多，能源使用效率較低。除北方部分省區采用灶炕進行取暖外，我國大部分農村家庭主要采用普通火爐或電取暖器等取暖。取暖爐暴露在空氣中，無介質進行熱交換，直接通過消耗能源產生的熱量取暖，熱利用效率低。同時普通火爐直接燃燒生物質燃料和煤炭，產生的煙塵直接排放，造成空氣極大的污染。農村家庭家用電器主要有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磁爐、電飯煲、照明燈具等，這些家用電器，國家有相對應的能源強制性能效標準，電器產品一經出廠，均符合國家相關能源強制性能效標準的要求，能源利用效率都比較高。例如電磁爐的熱效率為85%~90%[4]，燃氣灶熱效率51%~68%[5]，電飯鍋熱效率68%~90%[6]。照明方面，目前農村家庭照明光源以白熾燈和節能燈為主。其中白熾燈發光效率為5~15lm/W，家用節能燈發光效率為33~72lm/W[7]。農村家庭熱水方面。目前主要有3種加熱熱水方法，分別是鍋灶加熱熱水、電熱水器加熱熱水、太陽能加熱熱水。其中用鍋灶加熱熱水效率最低，如用老式土灶加熱熱水，其效率僅為12.38%；根據《儲熱式電水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級》（GB21519—2008），電熱水器實際熱水輸出量與額定容量的比率為50%~70%[8]，電能利用效率較高；根據《家用太陽能熱水系統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級》（GB26969—2011），家用太陽能熱水系統日有用熱量與標準規定值之比為0.1~0.5[9]。太陽能熱水器雖然太陽能利用效率較低，但太陽能為可再生資源，不需要消耗能源，同時太陽能又是清潔能源，無污染物排放，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2農村家庭節能潛力分析

摘要：一直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障事業不斷發展，保障水平不斷提升，為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高提升生活質量提供了扎實而有效的幫助。隨著我國經濟實力與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對于我國的社會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會保障對于城鄉家庭的消費情況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在此形式下，社會保障工作受到了愈加廣發的關注和重視，本文就圍繞社會保障對城鄉家庭消費的影響展開探究。

關鍵詞：社會保障;城鄉家庭消費;社會保障體系

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對于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情況具有直接的影響。

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當中，社會保障一直在發揮著巨大的促進作用，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又是對我國城鄉人民生活、消費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政策，使維護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關鍵途徑，在促進我國整體消費水平提高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而且有助于國家經濟主管部門進行宏觀調控。

一、城鄉家庭消費水平與社會保障現狀

我國土體面積遼闊，人口綜合，社會層次比較復雜，消費情況也日趨多元化，愈加復雜化。以當前我國的消費現狀來看，城市家庭與鄉村家庭之間的消費水平，還存在比較明顯的差距，在不同城市中，城鄉消費情況也存在差異。從社會保障制度來看，城市家庭與鄉村家庭所享受的社會保障水平也不盡相同。近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加強城市建設、加快城市化進程，因此，我國在城市社會保障方面的資金投入不斷加大，扶持政策較多，我國城市的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改善。但是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相對不夠完善，改善農村家庭的社會保障水平的工作進展較慢。近十年來我國的消費數據顯示，我國用于城市居民社會保障建設的資金投入，大約可以占到全國GDP總值的15%以上，而用于農村家庭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不足1%。如此明顯的城鄉差距，不僅對城鄉家庭的經濟水平造成較大影響，對于城鄉家庭的消費水平也起到比較大的影響。

本文作者：劉洋曲濤工作單位：曲阜師范大學

轉變家庭教育觀念

要改變傳統的家庭教育觀念，對子女的教育不能是棍棒式教育。父母應該理解兒女內心的發展情況，積極和他們溝通，坦誠交流。真正的拿出時間關系孩子的需求，積極引導他們形成正確的消費觀念。鼓勵子女形成積極樂觀的處事態度，給他們少一點生活上的壓力，關系他們的學習和生活。

了解孩子支出情況

子女在外讀大學，盡管離家，離父母很遠，但是，父母并不能因為距離而暫停對子女的監管，相反，應該隨時關注。在現代通訊工具和方式如此發達的情況下，父母完全可以隨時幫助孩子理財。如果能站在一種平等的起點，與孩子共同探討一下近期孩子的支出情況，有針對性地提出自己的建議和意見，我想多數大學生是樂于接受的。同時，這也有益于培養大學生的消費責任意識和感恩意識，對于他們合理安排自己的可用資金也具有積極作用。

公開家庭收支帳目

摘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務院2007年頒布了《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標志著我國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的初步形成。在現代社會生活中，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了購買保險來規避風險。醫療保險是居民為健康的投資。那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城鎮家庭消費有什么樣的影響，本文簡要探討了現階段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發展現狀，分析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

關鍵詞：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家庭消費;預防性儲蓄

居民家庭消費的基本類型依然是以傳統的消費類型為主，盡管從2001年進入世界貿易之后，我國開始了經濟的轉型發展，也鼓勵居民的預支消費，但是成效基本上不太明顯。國家經濟的發展轉型會直接影響到居民的消費情況。從1990年到2007年之間，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費支出在逐年的提高，但是城鎮居民消費與總體收入之比卻在逐年的下降。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中國儲蓄率居高不下。在我國，高儲蓄低消費的狀態是長期以來沒有改變的情況，形成這種經濟消費情況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城鄉收入差距較大、收入的不穩定性、傳統消費的影響、以及金融投資渠道的缺乏和投資風險高等。據調查顯示，上個世紀80年代中更主要的是醫療保險、教育基金等社會福利體系增加了居民未來的不確定性。因此，建立穩定的基本醫療體系能夠減少居民對不穩定性的擔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居民對醫療消費的負擔，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居民家庭消費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本文結合現階段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現狀和居民消費觀，談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

一、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發展現狀

1.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概述。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面向不屬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的學生、少年兒童和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的一項保險制度，重點保障非從業居民的大病醫療水平，主要是家庭繳費為主，政府給予一定的補助，居民按規定繳納基本醫療保險金，享受相應的保險待遇。這是一項改善民生的保險制度。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一直都是政府致力在做的事，加快醫療保障體系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求。

2.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發展的現狀。任何一項制度都是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也是這樣。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在實施中還面臨著很多的問題。如：一是城鎮居民的界定范圍模糊，在這種情況下，就容易忽視掉一些群體的利益；二是制度覆蓋未能實現應保盡保，也就是說由于對群體的界定不明確，導致在居民醫療基本保險的地區沒有實現應有人員的參保。三是基金風險控制和監管能力不足，有待提高。在醫療保險參保情況下，什么可以報什么不可以報未明確，在實際的實施中也存在不報、多報、漏報等情況，居民的利益得不到維護。在這種情況下要努力做到：明確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面向的群體，確定或者擴大醫保報銷范圍和比例，改革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完善、改進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摘要：隨著現階段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人民生活的質量和水平也在不斷的提高。在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普及下，城鄉家庭收入消費理念發生了變化。本文主要結合當前城鄉家庭消費現狀，分析社會保障對城鄉家庭消費產生的影響，并提出優化社會保障制度，刺激消費的方式和措施。

關鍵詞：社會保障；城鄉家庭消費；影響

1引言

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使人們的生活基礎設施建設更加完善。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有了基礎的保障，城鄉家庭的消費情況也在不斷的緩和。社會保障制度下有利于進一步完善城鄉家庭消費的差距，提高人們生活的質量。本文的研究主要結合了2018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的相關數據調研來探究社會保障對于城鄉居民自身消費產生的影響。

2社會保障下城鄉家庭消費現狀分析

2.1我國居城鄉居民消費現狀概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在不斷增長，但是內需不足的問題也在不斷提上日程，束縛著經濟的健康發展。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在逐漸的增長，但是到了1990年開始，總體的貢獻率在不斷的降低。到了2011年消費的比例在持續的走低，2011年之后由于政策的投資誘導，刺激了消費的需求，所以近幾年來，居民消費比例在不斷的增高。居民的消費支出和政府的消費支出才能構成最終的消費支出，但是現階段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低與政府消費增長速度存在差距，另外消費整體的消費率和國際水平也存在一定的差距。結合相關城鄉居民的消費現狀來看，我國目前的消費需求比例在不斷的下降，消費對于經濟的發展，并沒有發揮充分的作用。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在影響著城鎮的發展，促使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不斷放緩。提高居民自身的消費比例，也是現階段社會保障制度需要不斷完善的原因。2.2社會保障與城鄉居民消費的現狀。隨著城鄉家庭消費結構水平等方面的差異不斷的加大，不同地區城鄉家庭消費之間的差異明顯增多，出現這些問題在于地方政府為了更好的保障社會建設和城市的發展，將社會保障的大部分費用用于城市建設中。雖然國家總體的社會保障費用較高，但是具體落實到城鄉居民的人頭上的比例相對來說較低，原本就是因為城鄉自身的家庭結構之間存在的差異，一些低保政策只有城市居民才可以申請，而真正需要扶持的農村家庭卻無法申請相應的低保，這就導致城鄉家庭之間的消費差距不斷增大。尤其是城鄉消費的比重在不斷的增大，農村家庭基本生活保障的費用會不斷的增高，促使消費結構在不斷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