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文化范文10篇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和時代特征這一科學論斷，強調和平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發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同志近年來進一步強調，世界多極化在繼續發展，國際形勢總體上仍然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和平與發展是21世紀初帶有全球性和戰略性的兩大主題，推進和平與發展事業不僅有利于擺脫冷戰時代的影響，也有利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促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形成。中國和世界的發展都需要一個和平而穩定的環境。我們正處在一個和平與發展的偉大時代，必須不失時機地加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是和平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中國的和平文化源遠流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國哲學家羅素作為有先見之明的西方學者，早就指出：“(中國人)統治別人的欲望明顯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以禮待人并希望得到回報。盡管中國發生過很多次戰爭，中國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轉引自湯恩佳：《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演員報》2000年7月14日，第2版。)。當然，西方世界確實也有極個別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國威脅論”，在世界范圍內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美國資深政治學教授、哈佛大學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威脅論”奠定了理論基礎。該理論聲稱：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沖突將不再是武裝力量的沖突，而是文明的沖突；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聯合將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對手。事實上，持東西方文明對立這類觀點絕非始自亨廷頓。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說過：“東就是東，西就是西，兩者永遠不會有融合的時候”(注：轉引自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亨廷頓的論調只不過是重復、延伸吉卜林的觀點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國威脅論”的西方人，對中國強大起來之后究竟將扮演“和平者”還是“威脅者”的角色，也心存疑慮。事實上，這種憂慮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將用中國和平文化的史實，對他們的觀點加以反駁。

中國傳統文化有豐富的和平文化資源。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論：秩序的和平論——儒家，行動的和平論——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論——道家。他們的思想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續著中國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說，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國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訪問時，就引用過墨子的名言“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在世界范圍內宣傳了中國的和平文化。近年來，國內不少有識之士發起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副主席程思遠和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高度贊揚。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弘揚中國和平文化，宣傳中國和平論，宣傳中國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動者及維護者的角色，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還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為此，筆者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中國和平論的主題。

一、先秦諸子的和平思想

首先說儒家。儒家文化是一種秩序的和平論，表現在儒家的修齊論、和諧論、中庸論、仁愛論、大同論等一系列理論中。

2000年8月28—31日，聯合國召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宗教領袖共同參與的“宗教和靈性領袖千年世界和平高峰會議”，會議發表的《為全球的和平而奮斗》的宣言，表示各宗教團體應當在互相尊重和理解的氣氛下，為和平、公正、消除極度貧困、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團結而共同奮斗。緊接著，9月8日聯合國又召開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各國政府首腦聚會，150多個國家的政府首腦通過“千年宣言”，肯定了自由、平等、團結、寬容、尊重大自然以及共同責任是當今國際關系的基本價值觀，決心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環境。2000—2010年被聯合國確定為國際和平文化年。對這樣的全球共識，中國的和平文化無疑會提供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在1988年12月就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和時代特征這一科學論斷，強調和平是發展的必要條件，發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同志近年來進一步強調，世界多極化在繼續發展，國際形勢總體上仍然趨向緩和，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和平與發展是21世紀初帶有全球性和戰略性的兩大主題，推進和平與發展事業不僅有利于擺脫冷戰時代的影響，也有利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促進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形成。中國和世界的發展都需要一個和平而穩定的環境。我們正處在一個和平與發展的偉大時代，必須不失時機地加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國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是和平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中國的和平文化源遠流長，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英國哲學家羅素作為有先見之明的西方學者，早就指出：“(中國人)統治別人的欲望明顯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驕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就是中國。中國人天生的態度就是寬容和友好，以禮待人并希望得到回報。盡管中國發生過很多次戰爭，中國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注：轉引自湯恩佳：《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演員報》2000年7月14日，第2版。)。當然，西方世界確實也有極個別人一直在竭力鼓吹“中國威脅論”，在世界范圍內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美國資深政治學教授、哈佛大學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威脅論”奠定了理論基礎。該理論聲稱：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沖突將不再是武裝力量的沖突，而是文明的沖突；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聯合將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對手。事實上，持東西方文明對立這類觀點絕非始自亨廷頓。早在100多年以前，英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Kipling，1865—1936)就說過：“東就是東，西就是西，兩者永遠不會有融合的時候”(注：轉引自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頁。)。亨廷頓的論調只不過是重復、延伸吉卜林的觀點而已。有些即使不持“中國威脅論”的西方人，對中國強大起來之后究竟將扮演“和平者”還是“威脅者”的角色，也心存疑慮。事實上，這種憂慮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將用中國和平文化的史實，對他們的觀點加以反駁。

中國傳統文化有豐富的和平文化資源。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三大派的和平論：秩序的和平論——儒家，行動的和平論——墨家，取法自然的和平論——道家。他們的思想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續著中國的和平文化。也就是說，和平文化深入于中國文化的骨髓。

1991年5月在莫斯科訪問時，就引用過墨子的名言“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在世界范圍內宣傳了中國的和平文化。近年來，國內不少有識之士發起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的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副主席程思遠和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高度贊揚。但是，如何在世界范圍內弘揚中國和平文化，宣傳中國和平論，宣傳中國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動者及維護者的角色，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負面影響，還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為此，筆者擬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中國和平論的主題。

一、先秦諸子的和平思想

關鍵詞：歷史課教學和平與發展和平文化主流

摘要：當今人類已經走入“地球村”時代，人類之間的交往已經關切到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歷史課教學不只是學史.鑒今，而且還要弘揚人類歷史文化與文明.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新的理念，因此，歷史課教學以和平文化為主流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當代中學歷史課教學應以和平文化為主流的必要性

1,是中學生身心發展的需要

學史鑒今是歷史課學習和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目前在中學歷史課教學中的基本現狀似令人憂慮，多數教師只是泛泛講述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就事論事，對于該歷史事件有何深刻的內涵與現實影響，或給中學生以怎樣的啟示等方面做得很不夠；相反，有的教師即使想挖掘歷史事件的現實意義，但是不正確的教學論、世界觀給中學生以極大的傷害與誤導。如在對“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這一歷史事件的講述和現實愈義的挖掘上，以不同的語言和觀點來處理，就會對學生產生不同的后果。

一種講述是片面強調聯軍罪行，這會使學生形成狹勝的愛國主義觀點和民族復仇主義，盲目排外。這不但影響當前的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更不利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發展。

論文摘要：文化外交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和平發展為價值取向的中國政府圍繞構建“文化中國”的戰略大局，積極實施文化外交，這不僅表現在文化外交工作日趨理性、自覺和務實，而且，文化外交的內涵和手段也在不斷地拓展、豐富和多樣化。中國的文化外交雖然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但文化外交工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要求我們必須切實加以改進和完善。唯此，才能增大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空間。

論文關鍵詞：中國文化外交；和平發展；軟實力；國家形象

文化外交是指主權國家為實現特定政治目的或對外戰略意圖所從事的、以開展對外文化傳播、交流與溝通為內容的外交活動。它對建構國家形象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圍繞構建“文化中國”的戰略大局，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實施文化外交，為實現跨文化理解，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日趨自覺、理性的中國文化外交

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悠遠。新中國成立后秉承這一優良傳統，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譜寫了一幅幅動人心玄的華麗篇章。但是，由于受當時世界冷戰對抗格局的影響，中國政府在開展文化外交時針對不同國家所采取和實施的方式是有所區別的。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主要采用的是一種官方即政府間的文化外交方式進行的。中國不僅同有關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條約、協定，而且，還通過互派留學生、人員訪問等方式，促進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友誼，以鞏固社會主義陣營；而對于資本主義國家，則基于這些國家對中國的遏制、孤立戰略而導致政府間文化外交舞臺非常有限的現實，中國主要采用“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式，爭取通過積極拓展民間文化交流，來推動國家外交關系的正常開展。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國家戰略中心向經濟工作的重大轉移，尤其是文化“軟實力”在國家綜合國力競爭中作用的日趨突出和顯現，中國政府在圍繞經濟工作中心大力開展政府外交、政黨外交和議會外交的同時，也逐漸把開展文化外交納入到同經濟、政治外交并列的外交戰略總體布局中來，文化外交的自覺性、主動性空前提高，并日趨走向理性、務實。

1、文化外交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強調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時，就明確指出了“對外文化交流也要長期發展”的戰略要求。以為總書記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創新了鄧小平的這一外交思想，認真貫徹落實對外文化交流工作。1997年l0月，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把“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作為新世紀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務。指出：“我們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通過積極引進國外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壯大自己，這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條成功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引進來’方面成績很大。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現代化建設的推進，我們必須加快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這同西部大開發一樣，也是關系我國經濟和整個現代化建設發展全局的大戰略。”的十六大以來，以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更加認識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總書記在第10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維護我國發展的重要機遇期，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境和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務，也是基本目標。”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了“要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推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戰略任務。2007年l0月，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國內外形勢，黨的十七大報告在提出把“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新時期國家重要的戰略任務的同時，又進一步提出“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等一系列戰略部署。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中國的文化外交進入了空前的發展活躍期。

摘要：中國“和合”文化底蘊豐富，淵遠流長，作為一個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深深根植于中華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和合”蘊含著事物與其所處環境多元統一、和而不同、追求總體結構整合統一的思想，對當今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有著強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影響。本文在對傳統“和合”思想深入分析、解讀的基礎上，全面系統論述了“和合”思想的現實意義．論述了“和合”思想與和平發展道路的關系，分析了中國和平發展的挑戰與機遇。

關鍵詞：“和合”思想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外交和平與發展

一、和平發展道路的提出與內涵

(一)和平發展道路的提出

“和平發展道路”，最初又稱為“和平崛起道路”，是我國理論界首先提出和討論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2003年l2月10日，總理在哈佛大學講演時第一次向外界明確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為未來的中國角色定位，首次全面闡述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思想。隨后在12月26日，主席在紀念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2005年9月15日，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講話，重申：中國將堅定不移地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走和平發展道路。

可以看出，“和平發展道路”既是中國領導人對當代中國的角色和未來形象的定位，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莊嚴承諾。2007年在十七大報告中闡釋我國外交政策時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摘要：和平教育的內涵包括人權教育、全球教育、沖突解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環境教育等。和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社會不公正、拒絕暴力和防止戰爭，其教學方式是整體的、參與式的、合作的、體驗式。在社會變革加劇、國際國內矛盾復雜的背景下，要求確立與現代社會發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相適應的和平教育的基本理念，即系統式教學理念、參與式教育理念、分享合作的教育理念和體驗式教育理念。與普通教育者相比，從事和平教育除了具備一般教育者應具備的素質外，教育者還應具有良好的情感的表達能力、公正地對待學生、善于處理學生間的矛盾糾紛等能力等良好的素質。

關鍵詞：和平教育；意義；基本理念；素質要求

1和平教育的內涵

和平可以被定義為在人類生活的個體、群體層面上表現出的精神、社會、政治、道德和精神狀態。和平教育是運用教育的手段解決校園的欺凌、國家內部的區域沖突、種族矛盾，國家之間的戰爭等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沖突，和平教育最終結果是人類從以自私、好斗、自我為中心、向以尊重生命、堅持基本善惡觀等人類基本價值觀的轉變。和平教育在內容和過程上具有多維性和整體性，和平教育的內涵包括：人權教育、全球教育、沖突解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環境教育等。1．1人權教育。人權是指“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人權的這種普適性和道義性，是它的兩種基本特征。在1948年聯合國宣布《世界人權宣言》之后，逐漸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普遍將人權的概念引入教育內容中。人權教育有助于和平，尊重基本的人權為現代民主社會秩序提供了基礎。尊重人權意味著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合乎人權的對待。在當今主流社會的憲政體制中，憲法一般都將人權明細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權作為“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憲法的作用是保障和實現人權的一種手段。通過人權教育使學生認識到人權是自己最基本的權利，例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公正權，建立尊重人權的價值觀，既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同時也不侵犯他們的基本權利。1．2全球化教育。全球教育被定義為能夠幫助個人學習和關心其社區之外的世界，并超越文化條件、種族中心觀點、看法和行為的所有計劃、項目、研究和活動。全球教育理事會將全球化教育定義為“負責任地參與相互依存的國際社會的教育”。全球化教育應該以人的價值為中心，確立人的價值和尊嚴的核心價值和普遍原則；全球化教育是面向世界的，在生態、社會、經濟等各個方面每一個人都是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教育是面向未來的：全球化教育是為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1．3爭端解決教育。在個人之間，以及各群體之間難免產生各種矛盾沖突，及時化解矛盾爭端是和平教育的重要內容。爭端解決教育的目標是創造一個安全而有建設性的環境；促進學生的情感發展。教導學生成為和平締造者，包括創造一個合作氛圍，當產生矛盾爭端時鼓勵各方達成彼此可接受的解決分歧的辦法。爭端解決教育重在對青少年的性格培養，學習管理情緒的能力以及各種危機場面的處理技巧，例如及時的溝通交流能力，在很多情況下由于誤會產生矛盾沖突，可以通過充分的溝通交流化解，以達成爭議雙方共贏的解決方案。良好的情緒管控能力，許多矛盾爭端的產生以及擴大，是由于情緒失控乃至出現雙方都不利的局面，通過良好的情緒控制能力，防止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為矛盾爭端解決創造良好的基礎。1．4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是在多元文化國家或人口文化多樣的國家開展的教育運動。我國幅員遼闊，南方和北方的風俗習慣不同，我國還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演化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如何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個人或者群體相處就顯得非常重要。多元文化教育通常被定義為“幫助學生理解和欣賞文化差異和相似之處，并認識到不同群體的成就”。多文化視角的教學不僅鼓勵學生欣賞和理解其他文化，也鼓勵學生了解自己的文化。它促進個人認同自己的文化背景，同時能夠接受他人文化的差異性。多元文化教育使學生認識到各種文化的差異和共性，消除本土文化中心主義的觀念，在承認文化差異的前提下接受并且尊重不同文化的個人和群體。1．5生態教育。生態教育是關于環境、為環境而教育以及通過環境進行的教育。20世紀60年代隨著環境的惡化，人們越來越感覺到環境破壞的影響：土地、空氣和水的污染；森林和其他資源的枯竭；以及全球變暖。生態教育逐漸在受到重視是對生態危機在教育上的回應，人們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需要改變。生態教育尋求賦予人們新的知識、新的技能和新的價值觀，使他們能夠與自然和平相處，以便滿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以和平為導向的生態教育教導人們要綠色消費和綠色生產，提倡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2和平教育的現代意義

2．1和平教育與道德教育具有內在一致性。道德教育是一個民族進步和發展的基礎，是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和創造能力的根本途徑。對未成年人的教育不僅要提高他們的科學文化素質，而且要提高的思想道德素質。在道德教育領域，堅持以人為本的指導思想，關注人的需要，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進行主體性道德教育，它體現了社會發展對人的發展提出的要求，這與和平教育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世界主要宗教傳統、人道主義倫理、甚至原始的道德體系都闡明了激勵爭取和平的原則。基本的道德原則包不僅包括尊重人的生命，還包括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形式。2．2和平教育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平教育從長遠來看會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通過和平教育為許多問題提供非暴力、人道和生態的解決方案。戰爭是全球安全的主要危險，戰爭給人類社會造成巨大的破壞，它已經給無數代人帶來了而且正在給許多地區人們帶來不幸。戰爭導致了生活中許多方面的暴力的合理化，如戰時強奸和性奴役和種族滅絕。人們普遍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戰爭成為追求國家利益的合法手段。戰爭還帶來許多其他負面因素：增加軍事力量、發明更尖端和更具破壞性的武器、發展間諜技能和技術和對敵人使用酷刑等。和平教育挑戰了戰爭無法避免的長期信念，即暴力是人類天生固有的。和平教育改變社會公眾對戰爭不可避免性的心態，并且提供可以解決矛盾分歧的替代方案，防止人類社會爆發大規模的戰爭。2．3和平教育是人格完善的重要內容。人格完善是指一個人不斷認識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結果。當遇到矛盾糾紛時，能夠采用和平的方式處理是人格完善的重要表現。通過和平教育使人認識問題更加深刻，避免片面化地認識問題，掌握各種爭端處理的技巧，可以調節個人與周圍環境的關系，使個人與他人，與社會的關系變得更加和諧。和平教育使人們明辨善惡，在處理各種事務上更加豁達，不會采取極端方式解決問題。認識到自己對家庭、他人和誰的義務與責任，從而正確選擇自己處理問題的方式。

“中國印”摩崖石刻和“中華和平龍”建設的意義與影響

在北京市密云縣建設“中國印”摩崖石刻和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建設“中華和平龍”,是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為推進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于同時期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奧組委領導同志提出建議和創意,在得到肯定和支持后,予以全面發起和大力推動的重大文化項目。目前,“中國印”摩崖石刻已于今年7月13日即北京申奧成功7周年之際正式落成,成為北京舉辦奧運會期間的一道壯麗景觀;“中華和平龍”建設的創意和設計方案在去年年底向全球廣泛征集后,今年又進入了“海峽兩岸共建中華和平龍暨中華和平龍海內外創意和設計第二輪征集活動”的重要階段。可以相信,這兩個文化項目的實施,一定會對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產生重要而積極的影響。

漢字,是中華文化在抽象狀態意義上的主要載體;龍,是中華文化在形象狀態意義上的主要載體。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長期以來一直對漢字文化與龍文化的精神內涵進行深入細致的學術研究,多次指出,漢字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結合的意蘊和結構,不僅在意蘊上可以不斷納入時代精神,推陳出新,而且可以在結構上通過藝術造型,產生新的重大文化內涵,“中國印”就是這方面的典范;而龍文化的內涵是“和諧共生、團結合力”,這可以從龍的形象是多種動物形象的合成和龍文化的民俗民風項目舞龍和賽龍舟是個人與集體力量有機融會的特殊項目這兩個基本事實予以證明。這說明,無論是抽象狀態意義上還是形象狀態意義上的中華文化載體,其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內在氣質,而這種氣質與奧林匹克精神所強調的“和平、友誼、進步”也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因此,用“中國印”摩崖石刻和“中華和平龍”建設這樣兩個文化項目來體現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對接和結合,本身就具有在理念上和氣質上完全相通相合的境界。

“中國印”摩崖石刻建設在北京市密云縣這樣一個生態縣,“中華和平龍”將建設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這說明我們在建設人文項目時,同時追求人文與自然的統一與和諧。應當指出的是,“中國印”是北京奧組委經過征評而確定的北京奧運會標志,用摩崖石刻方式建設既定的文化標志,相對而言可以推進得快一些;而“中華和平龍”的建設,首先要通過面向海內外征集創意和設計,確定能夠表現中華龍“和諧共生、團結合力”內在特質的方案,相對而言其精神勞動量會更大、更復雜一些。因為,將“中華和平龍”建設在以“奧林匹克”命名的公園,標志著中華龍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永遠貫通,我們有理由、有責任把精神勞動做得更扎實、更細致、更穩妥一些。現在,經我國有關部門批準,華夏文化紐帶工程組委會與臺灣有關機構共同發起了“海峽兩岸共建中華和平龍暨中華和平龍海內外創意和設計第二輪征集活動”,必將把“中華和平龍”創意和設計的征評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從而更有力地促進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

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舉辦將持續一個多月的時間;但中華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的結合將是我們要推動的永恒事業。我相信,這一事業將在中華民族走向新的騰飛的歷史進程中,同時走向成熟和輝煌!

和諧共生團結合力

【內容提要】縱觀中國幾千年政治文化史，和平主義始終是貫穿其中的命脈與價值取向。這亦可從馬克斯·韋伯和羅素等西方大家的論著中窺見一斑。這一取向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因素共同培育與形塑的結果。

【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國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對世界四大文明的發祥地考察后曾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中華文明為什么沒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那樣，在時間和空間的無限中銷聲匿跡而綿延不絕、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種遠征的力量。[1]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現了一種“中國威脅論”論調。《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撰文，稱全球化將使中國受益，反過來威脅美國的地位，“美國現在擁有不可撼動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紀續寫榮耀”，理由是中國可能趕上來。耶魯大學商學院院長杰弗禮·加騰(JeffreyGarten)在《商業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經濟對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依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一旦中國經濟受到戰爭、恐怖襲擊、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的打擊，美國經濟的“生命線”就可能被掐斷。針對這一論點，一些中國學者也紛紛撰文指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國勢日盛，對他國的土地與資源并無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維護本國的合法權益。而且回顧歷史，中國式的戰略文化和戰略思維，一直是指向和平的。“親鄰善友，國之寶也。”[2]和平主義精神便顯而易見。不過，這種和平主義的宣講也招致了許多學者的反駁。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崇尚和平的事實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實也不勝枚舉。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海外學者和西方學者，可以贊揚中國人的深刻、廣闊、單純、恬靜、勤儉等美德，似乎還很少承認中國是一個和平之邦。[3](P34)特別近代以來，中西雙方的接觸常常是通過戰爭形態表現出來的。義和團運動之后，中國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點“好感”，被一掃而空，很多西方學者都認為中國是一個“野蠻”、“殘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個結論：恐怕實在難有這樣的民族和國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一

然而近讀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和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中國問題》以及相關資料，然后重溫了中國數千年文明史，對這一問題便有所厘清：中華民族實在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義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積累而沉淀下來的精神財富，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眾的心理的、知識的、生活的結構之中，并通過人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而得以延續。盡管這種延續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而有所發展、嬗變，但中華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綿延不斷地得以保持。被譽為“世紀的智者”的大哲學家羅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間，在中國進行了長時間的講學，講學完成之后，他根據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中國問題》一書。書中說中國人向以博大的文化為榮，而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別人。正如羅素所言：“他們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國雖是兩千年帝國的后裔，然而對帝國的熱衷卻已極其淡漠了。”[4](P154)在這種文化熏染下的中國人非常驕傲，以致驕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誠如羅素所言，“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驕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國”[4](P154)。按羅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國人愛好和平已習而成癮。中國歷史上雖征戰連綿，但老百姓是天生愛好和平的。羅素接著論證了這一個觀點：“我不知道哪國的詩人會像白居易那樣，塑造了一個自殘逃避的新兵……他們和平主義扎根于深思熟慮的觀點，事實上扎根于他們不愿意改變任何所見到的一切。”[4](P154)馬克斯·韋伯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中國盡管戰事頻仍，但進入歷史時代后，即逐漸成為和平化的世界帝國。”[5](P30)韋伯首先承認，中國文化的發展最初是以純粹默武主義為標志的。但隨著文官當政，意識形態自然地轉向和平主義。[5](P32)因此，和平主義自有文明史以來，基本上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脈絡。

綜觀中國歷史，除卻一些失常的行為，中國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中國與異族的戰爭中，多半是因異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戰；抗戰勝利，亦能適可而止，以窮兵默武為戒。中國自秦以來屢筑長城就是明證：長城是由歷史命運鑄成的一座巨大的紀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擊，是積淀著一種內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漢時，有個叫陳湯的，他以單車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遺族這支強敵，回到朝內，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歡迎，還受到種種責難。就是因為中國有“興滅國，繼絕世”的理想，這理想便代表一種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國人至少在士人階級，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橫掃歐亞兩洲，英雄氣概，史無前例，然最終也落得個“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評價。同時，中國歷史上的名將，立大功，建大業，但重文輕武的傳統始終沒變。在歷史上能不朽的軍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將之風，國人視班超高于李廣、衛青，其故在此。馬克斯·韋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國被鄙視，就像在英國亦受過200年的蔑視一樣，一個有教養的士人是不會在社交場合中與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輕武的傳統，雖曾使中國流于文弱，但正是這文弱之氣，成就了中國和平主義之源。

【內容提要】縱觀中國幾千年政治文化史，和平主義始終是貫穿其中的命脈與價值取向。這亦可從馬克斯·韋伯和羅素等西方大家的論著中窺見一斑。這一取向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因素共同培育與形塑的結果。

【英文摘要】Asurveyofthethousandsofyearsof

我國著名散文家余秋雨先生，在對世界四大文明的發祥地考察后曾表達過這樣一個觀點：中華文明為什么沒有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那樣，在時間和空間的無限中銷聲匿跡而綿延不絕、延展至今?其原因之一是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種遠征的力量。[1]近年來，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海外出現了一種“中國威脅論”論調。《大國的興衰》一書的作者保羅·肯尼迪撰文，稱全球化將使中國受益，反過來威脅美國的地位，“美國現在擁有不可撼動的世界霸主地位”，但“不能在本世紀續寫榮耀”，理由是中國可能趕上來。耶魯大學商學院院長杰弗禮·加騰(JeffreyGarten)在《商業周刊》上撰文指出：世界經濟對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依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一旦中國經濟受到戰爭、恐怖襲擊、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的打擊，美國經濟的“生命線”就可能被掐斷。針對這一論點，一些中國學者也紛紛撰文指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國勢日盛，對他國的土地與資源并無染指之心，所想的只是維護本國的合法權益。而且回顧歷史，中國式的戰略文化和戰略思維，一直是指向和平的。“親鄰善友，國之寶也。”[2]和平主義精神便顯而易見。不過，這種和平主義的宣講也招致了許多學者的反駁。縱觀整個中國歷史，崇尚和平的事實固然很多，可相反的事實也不勝枚舉。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海外學者和西方學者，可以贊揚中國人的深刻、廣闊、單純、恬靜、勤儉等美德，似乎還很少承認中國是一個和平之邦。[3](P34)特別近代以來，中西雙方的接觸常常是通過戰爭形態表現出來的。義和團運動之后，中國文化在西方所得的一點“好感”，被一掃而空，很多西方學者都認為中國是一個“野蠻”、“殘忍”的民族。至此，也易于得出一個結論：恐怕實在難有這樣的民族和國家，天生就喜好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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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讀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和英國大哲學家羅素的《中國問題》以及相關資料，然后重溫了中國數千年文明史，對這一問題便有所厘清：中華民族實在是一個崇尚和平的民族，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取向，一直是和平主義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積累而沉淀下來的精神財富，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存在于民族大眾的心理的、知識的、生活的結構之中，并通過人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而得以延續。盡管這種延續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和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而有所發展、嬗變，但中華民族政治文化的主流仍綿延不斷地得以保持。被譽為“世紀的智者”的大哲學家羅素，曾于1920年至1921年間，在中國進行了長時間的講學，講學完成之后，他根據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了《中國問題》一書。書中說中國人向以博大的文化為榮，而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追求自由而非支配別人。正如羅素所言：“他們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國雖是兩千年帝國的后裔，然而對帝國的熱衷卻已極其淡漠了。”[4](P154)在這種文化熏染下的中國人非常驕傲，以致驕傲到不屑于打仗的程度。誠如羅素所言，“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驕傲到不屑于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國”[4](P154)。按羅素先生的意思自然是中國人愛好和平已習而成癮。中國歷史上雖征戰連綿，但老百姓是天生愛好和平的。羅素接著論證了這一個觀點：“我不知道哪國的詩人會像白居易那樣，塑造了一個自殘逃避的新兵……他們和平主義扎根于深思熟慮的觀點，事實上扎根于他們不愿意改變任何所見到的一切。”[4](P154)馬克斯·韋伯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中國盡管戰事頻仍，但進入歷史時代后，即逐漸成為和平化的世界帝國。”[5](P30)韋伯首先承認，中國文化的發展最初是以純粹默武主義為標志的。但隨著文官當政，意識形態自然地轉向和平主義。[5](P32)因此，和平主義自有文明史以來，基本上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脈絡。

綜觀中國歷史，除卻一些失常的行為，中國政治文化之崇尚和平，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中國與異族的戰爭中，多半是因異族入寇，我方才起而抗戰；抗戰勝利，亦能適可而止，以窮兵默武為戒。中國自秦以來屢筑長城就是明證：長城是由歷史命運鑄成的一座巨大的紀念碑，它代表防御和不出擊，是積淀著一種內向防范型文化的深厚思想的事物。西漢時，有個叫陳湯的，他以單車之使，攻克了西域匈奴遺族這支強敵，回到朝內，不但得不到英雄式的歡迎，還受到種種責難。就是因為中國有“興滅國，繼絕世”的理想，這理想便代表一種崇高的和平精神。[6]并且，中國人至少在士人階級，是向不崇拜英雄的。成吉思汗，曾橫掃歐亞兩洲，英雄氣概，史無前例，然最終也落得個“只識彎弓射大雕”的評價。同時，中國歷史上的名將，立大功，建大業，但重文輕武的傳統始終沒變。在歷史上能不朽的軍事人物，也往往因其有儒將之風，國人視班超高于李廣、衛青，其故在此。馬克斯·韋伯也曾指出，武人在中國被鄙視，就像在英國亦受過200年的蔑視一樣，一個有教養的士人是不會在社交場合中與武官平起平坐的。[5](P137)重文輕武的傳統，雖曾使中國流于文弱，但正是這文弱之氣，成就了中國和平主義之源。

摘要：同志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峰會上提出的“和諧世界”的構想，在新世紀為人類社會展現了光明的發展前景，體現了把握人類發展未來的自主精神。為了更好的對和諧世界思想進行深入研究，本文通過文本細讀法、綜合分析法，對中國前三代領導人關于和平外交的理念以及中國“和合文化”進行梳理以及人類發展規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后，提煉出了對中國新時期新階段“和諧世界”思想的理論價值的研究，可以說同志提出的和諧世界思想是對中共和平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弘揚，同時也為探索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諧世界思想標志著中國對外戰略的轉型，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

關鍵詞：和諧世界理論價值思想

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在倡導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上，將“和諧”理念拓展到國際事務領域，逐步形成了推動建立和諧世界的國際戰略思想。2005年4月22日，主席在亞非峰會上第一次提出構建和諧世界。9月15日，同志在紀念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發表了《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講話，向全世界鄭重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重要理念。和諧世界思想的提出具有很深的理論意蘊，因此，需要全面的認識和深刻的把握。

一、和諧世界思想是對前三代中國領導人有關和平外交理念的繼承與發展

1.和諧世界思想是對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關于和平為上戰略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宣布：“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這為我國如何處理國際間關系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導，同時也成為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先聲。1955年5月26日，接見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時強調了“和平為上”的理論，這一理論的首次提出是針對當時國際局勢的系統分析和我國自身的發展需要慎重提出的。指出：“西方國家，只要他們愿意，我們也愿意同他們合作。我們愿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打仗總是不好的，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是沒有好結果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戰爭中固然雙方都損失物質和生命，但是，歷史證明戰爭有一個政治后果對西方國家是不利的。”始終認為“緊張局勢緩和了對世界人民是有利的。”和平為上，不怕戰爭，也是國際戰略的一貫思想。曾經指出：“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和為上的思想集中體現在在1953年12月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首次完整地提出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以、等為代表的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共同智慧的結晶。

和諧世界思想是對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關于和平為上戰略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同時也是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與發展。和諧世界思想是從人類和平發展的愿望出發，去“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和諧世界思想的和為上是針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的一種高層次的和諧理念，它不帶有任何強制性，并且是一種高度包容性的和平思想。和諧世界思想是以實現世界各民族、各個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為前提的，只有這樣世界才有可能避免戰爭，人民才有可能擁有持久的安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