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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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 軟實力 和平發展

軟實力是包括文化、價值觀、制度的吸引力和國際影響力在內的廣義的文化實力,“軟實力”概念最早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歷史背景下,各國利益交融加深,信息技術日新月異,人類能夠方便快捷地了解和比較各國價值觀念、民族精神、國民素質等綜合情況,這為軟實力發揮作用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條件。軟實力在綜合國力中的地位和影響上升,加強軟實力建設,成為許多國家的戰略選擇。

一、中國重視軟實力建設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政府從戰略高度重視軟實力的建設問題。2006年11月同志在全國文代會、作代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提升國家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2007年10月,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再次鄭重強調提升軟實力問題,這些都表明我黨對軟實力的認識又向前跨了很大的一步,標志著我黨在提升國家軟實力方面將會變得更加自覺,更加主動。

從改革三十多年的理論和實踐來看,中國軟實力建設取得很大的成效,中國提升軟實力的落腳點和目標,是為了促進中國的和平發展,促進各國、各民族的相互學習、相互融合,保持世界的多樣性,創建一個和諧美好的世界。近年來,中國秉承一貫的外交宗旨和原則,對外廣交朋友,深化合作,既堅定維護自身利益,又積極尋求與各國的共同利益,為國內建設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了新的貢獻。世界聚焦中國,有歡迎和期待,更有疑慮和遏制。這里有不希望看到中國發展進步的一些國際勢力惡意制造“中國”,企圖阻礙中國發展進步的因素;也有因不了解中國的發展道路、執政理念、政策措施而產生誤解,提出“中國責任論”,對中國實力期望過高,認為中國能夠發揮更多作用而曲解中國的內外政策和外交實踐。所以,中國在推進軟實力,實現和平發展的進程中,將會遇到許多阻礙因素。

二、中國在提升軟實力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一)對傳統文化的弘揚不夠。

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風險主要體現在對傳統文化的精髓弘揚不夠,優秀文化有待于進一步挖掘。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吸納外來文明的同時,往往忽視了弘揚本民族文化的特色。須知一個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也就失去了根基。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是依靠全部引進換來的,中國在融入世界的同時,保存和發展自身的文化力量是十分重要的。當前,中國正處于市場化、工業化、現代化轉變的進程之中,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著西方的文化與價值觀念,這對中國傳統道德的吸引力和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形成強大的沖擊,文化安全面臨嚴重的威脅和挑戰。

(二)中國的發展模式受到挑戰。

首先是基于中國模式的內在局限性。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選擇,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付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發展不平衡、社會不穩定等代價。隨著市場力量主導地位的不斷上升,政府能否積極引導,使經濟發展效應在不同的人群和地域擴散,從而實現可持續性發展,實現經濟體制改革、民主政治進步、生態文明發展等多重效應,這將是檢驗中國模式能否克服內在風險、真正體現出積極效應的試金石。

其次是源于某些人士的片面認識乃至偏見。某些學者將中國模式視為對西方模式的挑戰,甚至是“冷戰結束以來西方最大的意識形態威脅”。法國前外交官魏柳南在他的中文版新書《中國的威脅?》中談到,在他看來,“中國”是某些西方政治家在冷戰結束后尋找“新的敵人”的需要。西方人漸漸明白,以往400年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在文化方面,以往西方社會認為啟蒙時代開創的西方文化模式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模式,現在這樣的觀點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受到了空前挑戰。在經濟方面,西方從“二戰”后推廣的經濟模式,在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失敗了,而今后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中國模式。這兩點,對西方人來說,都是很難接受的事實。所以他們要尋找新的敵人群起而攻之,這也是中國在發展中要面對的。

(三)制度建設有待完善和加強。

制度建設不僅包含著在國際上參與國際制度、利用國際制度維護和拓展國家利益、積極完善國際制度,而且包括國內的基本制度建設。制度的不斷創新可以使一個國家居于國際關系的領導地位并成為其他國家仿效的對象,從而獲得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收益。建國以后,中國由于長期被排除在國際制度之外,成為國際制度的局外者、挑戰者。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了重大突破,隨之淡化了挑戰者的角色,但中國仍然搖擺于國際制度局外者與局內者之間。進入21世紀,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參與國際制度的建設,但在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中還是發達國家處于主導。

三、加強軟實力建設,促進中國和平發展

(一)加強文化上的交流,維護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樹立新的文明觀。

首先,深入發掘中國傳統文化,增進中國與世界的理解與溝通。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來一脈相承,這是加強中國軟實力建設最深厚、最獨特的資源。以儒家思想為底蘊的中國文化,超越國界、超越時代,可以成為中國與世界加深溝通和理解的紐帶。同時,中國傳統文化要不斷推陳出新、與時俱進,向世界展示一個擁有深厚文化底蘊、鮮明民族風格和濃郁時代精神的中國。

其次,挖掘中國文化的世界價值,以中國文化的合理要素去影響世界文化。中國在發展的新時期,需要向世界各國人民展示自己新時代的真實形象,把國際形象的塑造權奪回到自己手中,調動一切可以動用的資源,展示中國“和平、和諧、合作”的大國理念和人文精神。近年來,中國以主賓的身份組織并參加了一系列在國外的“中國文化年”活動,這些文化活動的開展,通過一種和平的交流形式,向國際社會的不同受眾傳播,使國外民眾看到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改革開放以來煥發出勃勃生機、充滿希望的中國,從而贏得了各國民眾的好感,進而真正在國際社會中樹立起中國“和平大國”的良好形象。

(二)中國需要找到更好地方式詮釋自身的發展理念。

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世界經濟地位的提升,以及戰略軍事的和平定位,顯示出中國的務實和活力。但在某些方面,中國還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詮釋自身發展理念。很多中國人不了解西方人的思維定勢,在與西方人交流的過程中,習慣直接用母語的話語方式表達思想,而沒有考慮到用適合西方人的方式來表達。比如,中國人曾經用“平崛起”這樣的詞匯來消除西方人的疑慮,這對中國人來說,簡潔明了。但這不是西方人的話語方式,很多西方人在理解上產生了很大的偏差。

(三)以發展的事實應對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的偏見和敵視。

在和平發展道路上繼續邁出堅實步伐,不斷增強中國實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是增強中國軟實力建設的根本。中國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把握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發展全局,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利益,在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進程中,實現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共同進步。只有用和平發展的成功實踐走出一條與西方發達國家傳統模式不同的新型發展道路,中國才能切實提高影響力,才能有效回應“中國”,化解外部挑戰和風險,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取信于世界。

當前,中國需要適應國際環境變化和自身發展需要,通過加強軟實力,提高國際社會的溝通力和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同與合作,為和平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境、互信協作的安全環境、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確保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取得成功。

參考文獻:

[1]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中國外交,2007,(8).

[2]袁鵬.“和諧世界”與中國“新外交”.中國外交,2007,(9).

[3]羅建波.軟實力與中國外交.新遠見,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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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山西;建筑業;區域發展水平;熵權法 

 

一、引言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建筑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對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巨大。山西建筑業在新

rij=,min(xij)≤xij≤m11,m1≤xij≤m2,m2≤xij≤max(xij) 

(5) 

根據上述變換方法及指標類型,對指標進行正向化和無量綱化變換,處理后的結果如表2所示。(表2) 

(二)用熵權法確定各評價指標的權重 

1、 計算 fij,即第j個指標下第i個方案的貢獻度: 

fij=(1+rij)/(1+rij)(6) 

式中用1+rij,以保證fij大于0。 

2、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ej: 

ej=-fijlnfij(7) 

3、計算第j個指標差異性系數dj: 

dj=1-ej(8) 

4、確定各指標的權重wj: 

wj=dj/dj,0≤wj≤1,wj=1(9) 

通過以上步驟計算出山西各市建筑業 發展 水平評價指標權重,如表3所示。(表3) 

(三)山西各市建筑業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山西各市建筑業發展水平si可表示為: 

si=wjrij(10) 

si是第i個市的指標綜合評價值,如果某市的si值越大,則說明該地區建筑業發展水平較高;反之,則說明該地區建筑業發展水平較低。具體si值見表4。(表4) 

我們根據si的大小對山西各市建筑業發展水平進行分類: 

ⅰ類:si>0.9,該類城市只有山西省會太原。與其他城市相比,太原si值得分遙遙領先,各項指標在11個城市中處于無可撼動的地位,建筑 企業 總產值、建筑企業資產總計、建筑企業負債總計、建筑企業所有者權益、建筑企業工程結算收入、建筑企業利潤總額幾項指標基本已占到全省指標數值的50%,因此太原為山西建筑業最發達的地區。 

ⅱ類:0.17

ⅲ類:0.08

       五、結束語 

應用熵權法進行評價能使用較多的評價指標,提高了評價體系的整體性和評價結果的準確性,同時克服了傳統方法在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因子時主觀因素的影響。將其用于山西建筑業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上能夠給出中肯客觀的結果,從而充分反映山西建筑業的區域發展水平,為山西整個區域內合理進行建筑市場的宏觀調控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建設管理與房地產學院) 

 

主要 參考 文獻 : 

[1]邱菀華.管理決策與應用熵學[m].北京:機械 工業 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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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產業 發展水平 評價指標

中圖分類號：F260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215-02

2009年7月22日，中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 ―― 《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這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經濟的全球化運動，引起和帶動了文化交流的全球化。筆者擬運用模糊綜合層次分析法（F-AHP）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水平進行分析，力求通過對文化產業的定量測度，探尋文化產業的綜合評價體系，以期有針對性的提出發展文化產業的對策和建議。

一、文化產業的理論內涵及產業特性

文化產業發展最早形成于西方國家，在產業發展初期由于國家扶持才使得文化產業發展逐漸成熟。文化產業作為一種獨立概念的提出緣于對文化產業的理論評判。以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初次提出了文化產業的概念。他們認為，文化產品是以工業生產方式制造的“文化產品”，商品化是其主要特征，缺少藝術的個性表達。但是與之相反，法蘭克福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本雅明對文化產業卻認為工業化的文化產品能把人的創造力從傳統藝術的壟斷中解放出來，使得機械復制的文化產品能夠成為大眾文化，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和革命。伯明翰學派認為文化產業應該帶有一定的經濟內涵，強調文化貫穿于經濟領域和精神領域。1990年，時代華納合并，標志著跨國文化產業組織的出現。這使得發展文化產業上升為一種國家發展戰略，文化產業組織從此體現出國家競爭力。

中國學者對文化產業的思考也逐漸走向深入。陳提出文化創意產業在選擇贏利模式時應把握消費者需求至上原則，并注意文化內容的原創性 [1]。沈露瑩認為，由上而下的觀念轉變對理清文化產業發展思路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 [2]。胡惠林提出要建立國家文化安全系統，其中文化貿易發展度的高低是影響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3]。

綜上所述，文化產業是一種創意產業、內涵產業，是以生產精神產品為目的的產業，其產品以物質為載體，以內容為核心，強調通過文化產品的消費獲得思想上的共鳴。所以文化產品首先具有一般商品的屬性，在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的過程中追求利潤最大化，故而文化產業就是讓文化走向市場，同時文化產業又屬于意識形態，既是政治宣傳工具，也是大眾傳播媒介，在提高整個國民素質方面有著不可替代和得天獨厚的優勢。

二、文化產業發展層次分析

第一層面：文化產業的經濟性。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一樣，需要在市場經濟環境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經濟性體現在文化產業按照工業標準的要求，以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務為其核心內容來創造利潤，將文化產品中的文化因素用商業價值的形式體現出來。

第二層面：文化產業的文化性。文化產業的文化性在于其是生產精神食糧的產業。它不僅具有商業經濟特性，同時又是人類對自身生存的美學思考和價值判斷。

第三層面：文化產業的聯結性。文化產業是在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共同發展的產業。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政治環境的變化都會對文化產業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整個文化產業鏈的相關產業相互之間還會起到直接的聯結作用。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的評價存在著一系列的模糊因素：一是與文化產業評價指標相關的模糊性。財務上的硬性指標只能衡量文化產業的經濟特性，與文化性相聯系的指標只能是通過評判者的主觀判斷而定，因而其本身就存在區間模糊性。二是與文化產業評價過程相關的模糊性。

三、文化產業發展水平模糊評價

1．選取評價因素并確定其權重。為了合理評價文化產業的發展水平，結合其層面分析，確立評價因素集如下：（1）產業增加值增長率W1：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率代表文化產業發展的經濟規模和總體趨勢。文化產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反映了文化產業發展的增長速度。（2）產業利潤率W2：產業利潤率反映了文化產業企業的盈利能力。產業利潤率越高表示其盈利能力越強。（3）產業集中度W3：產業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企業的規模效應。適度的產業集中度有利于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產業從總體上來看需要適度的集中規模。（4）產業集群區域優勢W4：文化產業的發展以深厚的文化底蘊為根基，而中國文化又在悠久的歷史中形成了強烈的地方特色。因此，文化產業集群的區域優勢在區域文化產業發展中起到了凝聚的作用，提升了區域內文化企業的協作關系和競爭力。（5）產品創新率W5：文化產業的文化性要求文化企業在社會主義法制和思想道德規范約束下多出精品，創作出更多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神產品，以滿足人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6）消費層次提升度W6：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對精神產品的需求也會存在上升趨勢。（7）產業聯結度W7：文化因素日益滲透到越來越多的產業中去，文化產業中的核心產業、產業以及相關產業的范圍越來越大，文化產業的聯結度越業越高。

各因素權重通過專家打分后運用AHP分析方法得如下結果：

W=（w1，w2，…，…，wn）T= （0.25，0.15，0.14，0.20，0.08，0.05，0.13）

其中，λmax=7.9813，CI=0.0085，RI=1.3，CR=CI/RI=0.0065

0.1，符合一致性檢驗。

2．確定發展水平評語集。按照等級理論劃分為若干個層次，相應可以把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分為四個等級，即評價等級域V={V1，V2，V3，V4} = {非常高、高、較高、低}，以此作為評價尺度。

3．構造模糊評價矩陣。以長沙市文化產業為評價對象，通過對長沙市文化產業發展水平專家意見調查表的處理，進行規一化處理后得出各評價指標的統計表及相應模糊評價矩陣R（如表1所示）：

表1 長沙市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評價量化表

4．綜合評價。在七個評價因素及權重值中，各因子分布較為均衡，故筆者在綜合評價時采用加權平均型模糊算子，同時加權平均型也比較接近人們的主觀判斷，所以筆者選用：

M=（v?，?）bk= ^ {1，∑ni=I（ai，rik）}

其中“∧”表示min，稱為模糊積，“∨”表示max，稱為模糊并，“? ”表示普通積，“∨? ”表示有界模糊和。

由此得到綜合評價結果矩陣

B=W×R=0.250.150.140.200.080.050.13T×14.5%24.9%54.1%6.5%23.8%33.6%26.4%16.2%19.1%22.5%42.5%15.9%17.9%28.1%37.8%16.2%15.7%48.9%27.5%7.9%38.83%45.21%15.13%0.83%7%37.4%5.85%49.75%

＝（17.56%31.07%34.71%16.66%）

5．結論分析。由以上結果可以看出，長沙市文化產業綜合評價的最大值是34.71%，隸屬層次標準為較高，下表是根據評價矩陣得出的每一評價指標的隸屬度：

表2長沙市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隸屬度

從表2可以看出，該地區在產業利潤率、產品創新率、消費層次提升度方面發展水平高，在產業增加值增長率、產業集中度、產業集群區域優勢方面發展水平較高，而在產業聯結度方面發展水平低。從實際情況看，長沙市文化產業憑借其深厚的湖湘底蘊，大力引入市場機制，使得文化產業活力迸發，這種活力在某種程度上也帶動了文化產品推陳出新，長沙市民的精神娛樂需求也表現出一定的高級化趨勢。

四、建議

長沙市的文化產業門類眾多，必須積極培育支柱文化產業。就目前情況來看，可以把旅游業、教育業、藝術業、廣播影視業，廣告傳媒業作為支柱產業來培育。其中廣播影視業在整個文化市場上已經占有了一席之地，有望成為長沙市文化產業的“頭號招牌”。另外發揮文化原創性優勢，培育文化消費市場。長沙市的文化產品缺乏科技含量，競爭力不強，要努力打造知名品牌，增加文化產品的原創性。

參考文獻：

[1]陳.文化創意產業贏利模式初探[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18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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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并起 國貨當自強

誰說外來的和尚一定會念經？Apple iPad雖成功開啟了平板領域，不過在平板市場爆炸式增 長的過程中，恐怕除Apple外，受益最多的要數國產平板廠商。在瑞芯微、全志、晶晨等上游芯片廠商的支持下，昂達、原道、臺電等國產平板廠商牢牢占據了1000元內平板市場。實用的性能加上較低的售價，在多媒體移動設備領域沉淀多年的國產廠商迎來了跨越式發展的機會，除自身的努力外，高性價比廉價芯片的出現，成為了這類廠商最大的助力，也涌現了全志A10、瑞芯微RK3066、晶晨AML8726-M等明星Soc芯片。在即將到來的四核時代，Soc芯片同樣成為了市場關注的焦點！

重返舞臺——炬力ATM7029

曾在MP3時代大戰Sigmatel的珠海炬力，一度成為了國產芯片崛起的代表，而經過漫長的沉寂后，它又推出四核炬力ATM7029方案，不過目前關于該芯片具體規格參數透露較少，能夠確定的是珠海炬力官方宣稱其采用ARM的Cortex-A9架構，頻率達到1.5GHz，并支持USB3.0接口和Android 4.1系統。圖形核心方面，市場猜測其會采用Mali400。目前藍魔和艾諾兩個品牌已宣布推出搭載該芯片方案的適合產品，未來如能獲得更多的平板廠商支持，不排除炬力會借四核平臺以黑馬的姿態返舞臺。

代表產品：藍魔W31、艾諾四核系列

在單核和雙核時代，藍魔和艾諾兩個品牌并沒有像昂達、原道、酷比魔方一樣與上游芯片廠商緊密綁定，不過隨著珠海炬力四核芯片的推出，藍魔倒是在2012環球資源香港電子（秋季）展上早早推出旗下采用炬力ATM7029方案的產品，同時在炬力展臺也有未打上Logo，疑似艾諾10.1英寸的四核產品亮相。而早先也有消息稱，艾諾計劃推出7英寸、8英寸和10.1英寸全系搭載炬力ATM7029方案的四核產品。

國產也很牛——海思K3V2

雙核時代，新岸線的出現讓我們看到國產芯片方案崛起的曙光，而海思K3V2的出現，無疑為國產芯片的崛起注入了強心劑。海思K3V2四核方案采用40nm制程的Cortex-A9架構，其主頻分1.2GHz和1.5GHz（高配版）兩種，由海思（華為子公司）自主設計，因而在終端產品上很容易獲得華為的鼎力支持。海思K3V2引起市場關注的原因除由華為子公司研發外，其本身性能也相當令人期待。海思K3V2擁有四個Cortex-A9內核處理器，16個GPU單元（兩顆8核的Vivante GC4000），最大的亮點在于采用64位內存總線，是NVIDIA Tegra 3的兩倍，官方聲稱這款芯片能夠在一系列的基準測試中超越Tegra 3性能30%到50%。

代表產品：華為MediaPad10FHD

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由子公司研發的芯片方案，華為當然得大力支持，10.1英寸的IPS觸摸屏的華為MediaPad 10 FHD搭載1.2GHz的海思K3V2芯片方案，擁有1920×1200高清分辨率，鋁制外殼加強散熱的同時，也成功將機身重量控制到598克。只不過在售價方面，“1GB RAM+8GB機身內存”售價2499元，而“2GB RAM+16GB機身內存”的高配版售價2999元，高售價一定程度上會降低主流消費者購機欲望。

核戰硝煙 機會與危機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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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公平；瑤族教育；和諧

作者：玉時階，廣西民族大學教授。廣西南寧，530006

中圖分類號：C95；G7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9)02-0131-008

“教育是人力資源的主生產部門，而人力資源已經成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最重要的財富。教育的產出――人力資源，是整個知識能力體系中最為活躍的投入要素。創造知識、引進知識、交流知識無一不是以人力資源為基礎。”瑤族是個以農為主的山地民族。據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統計，在全國2625032瑤族總人口中，農業人口數為2355163人，占89.7％。這些人大多居住在西南邊疆地區，生態環境較差，經濟發展緩慢，教育發展水平較低，人才資源短缺，傳統的生產方式難以支持經濟的持續迅速增長。據2000年全國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統計，瑤族人口文化素質普遍偏低，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24924人，占全國瑤族總人口數的8.6％，其中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只有45421人，占全國瑤族總人口的1.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有2400108人。占全國瑤族總人口的91.4％。瑤族地區人口素質問題已成為制約瑤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瓶頸，影響了瑤族地區和諧社會的構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當前瑤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滯后，根本上是人的文化素質的落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蒸蒸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得益于人的素質的提高。

一、教育公平與瑤族教育

教育公平屬于社會公平范疇，是社會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石，是實現社會公平最偉大的工具，而社會公平歷來是人們追求的理想。實現教育公平，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平的實現，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教育公平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是人發展起點的公平。現代教育的政治價值就是通過教育公平實現社會公平。和諧社會是公平的社會，教育公平則是社會公平的源頭，是社會公平的核心，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從社會公平的核心問題突破，才能最終解決社會的不公平問題。當代教育涉及人民群眾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牽連千家萬戶，幾乎是每個社會成員都關心的問題。所以，教育公平歷來被視為社會公平的底線，被看作是最基本的公平。教育的不公是社會的最大不公，教育不公正則無社會和諧可言。所以，只有實現教育公平，保障社會公平，才能構建瑤族地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周洪宇先生認為教育公平與和諧社會主要有三重關系：教育公平既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又是和諧社會的實現途徑，是和諧社會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首先，教育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包括教育公平在內的公平正義是和諧社會首要的、內在的、基本的內容。沒有或者缺少公平正義(包括教育公平)的社會談不上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更談不上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和諧社會不能少了公平正義(包括教育公平)這一重要內容。其次，教育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和諧社會的建設，是以包括教育公平在內的公平正義為重要基礎和重要前提的。抽掉了這個基礎和前提，就抽掉了和諧社會“大桶”最重要的一塊板，和諧社會就無法建成。第三，教育公平還是和諧社會的實現途徑。有了教育機會的均等，有了教育過程的公平，有了教育質量的公平，社會弱勢群體才有可能與社會其他階層在同一起跑線上起跑，才有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可能，社會各階層才有正常流動、正常分化的可能，全社會才能充滿活力、安定有序，而不至于讓社會弱勢群體無路可走，鋌而走險。這一點已為歷史和現實所證實。所以。教育公平是實現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這個祖國大家庭中，除漢族外，有55個少數民族，人口超過1億，占全國總人口8％強。少數民族人口雖然較少，但分布面廣，全國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59個。其中自治區5個，自治州30個，自治縣(旗)124個，還有民族鄉1355個，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國總面積的64％。在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里，少數民族的教育發展不僅是民族地區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與否，不僅決定一個民族的興衰，而且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共同繁榮與發展進步，少數民族教育的發展無疑已成為整個國家教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時期是各民族發展繁榮時期，能否使我國少數民族在教育上享有平等權利，是我國少數民族能否在政治上實現平等權利的重要表現，是能否貫徹黨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是鞏固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需要。特別是像瑤族這樣一個人口較多，分布較廣，地處邊疆跨境而居的少數民族，其教育的發展在整個國家的教育發展中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看，瑤族教育的發展是整個教育公平體系中重要而又獨特的組成部分之一。只有當瑤族地區的教育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廣大瑤族同胞的科學文化素質得到較大的提高時，才能實現事實上的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中華民族才能繁榮發展，邊疆才能穩定，國防才能鞏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才能有堅實的基礎與保證。

瑤族教育是我國國民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它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20世紀50年代前，由于歷代統治階級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加上生態環境惡劣，地處偏僻及傳統文化的影響，大部分瑤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都較低，社會發展緩慢而不平衡，瑤族教育相當落后。除湘桂粵邊界的平地瑤和部分瑤族地區建有少量的私塾、學堂和小學。有極少數的瑤族子弟能上二三年學，識些漢字外，絕大多數的瑤族基本上不識字，從未進過校門。凡有交易、借貸之事，多用“刻木記事”或“結繩記事”

二、解放后瑤族教育取得的成績

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瑤族地區大力貫徹落實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政策，高度重視瑤族教育事業的發展，采取許多優惠政策和措施，幫助和扶持瑤族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經過50多年的努力，瑤族地區的教育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一)初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點的瑤族教育體系

50多年來，在瑤族聚居的地區，特別是瑤族自治縣，初步形成了從幼兒園、小學、中學、中等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各具特色的瑤族教育體系。各級各類瑤族在校生不斷增多。以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為例，1929年10月，政府在瑤族地區開辦過6所瑤民小學，2年后停辦。1938年重設國民小學6所，1944年停辦。1949年又建小學10所。先后受過教育的人不到連南瑤族總人口

的1％。后，經過50多年的發展，到2005年，全縣有完全小學53所，教學點50個，“九年一貫制”學校3所，初級中學9所，普通高中2所，中小學在校生25640人，適齡兒童少年入學率99.7％。又如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20世紀50年代初，只有1所中學和345所小學。到2000年，全縣已有49個學前班、253所小學、36所初中、6所高中、1所職業中學、2所中專、2個函授大學和電視大學教學點，全縣鄉鎮有中學，村村有完全小學，大的自然屯有初級小學。在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前，全縣瑤族聚居區和瑤、漢族雜居區有小學21所，入學瑤族學生455人，占江華瑤族人口的7％。到2005年，江華有各級各類學校625所，其中學前班145所，入學幼兒3427人；小學426所，在校學生41330人；初中17所，九年制學校8所，在校學生27850人；高中4所，在校學生6831人；其中初、高中瑤族等少數民族學生29778人；職業中專2所，在校學生1163人；教師進修學校1所，培訓學員348人；全縣22個鄉鎮均設有農民文化技術學校，對農民進行農業科學技術培訓。

我國瑤族地區雖然沒有設置大專院校，但在各瑤族自治縣和瑤族聚居人口較多的地方，均有一些高等院校設置有函授站、教學點進行高等教育。如廣東連南瑤族自治縣于1985年起開辦廣播電視大學，舉辦大專學歷教育。1979年，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師范學校開辦廣西函授大學恭城教學輔導站，設中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5個專業，經過學習、考試、實習，1982年有40人獲畢業。除高等院校設置的函授站、教學點外，更多的瑤族青年是考入或保送到瑤區外的高等院校讀大學。在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全縣117個行政村，村村都出過大學生，不僅有清華、北大的大學生，還有在美國、日本攻讀碩士、博士的學生。在廣西民族大學，20世紀80年代在校的瑤族大學生僅100人左右，到20世紀90年代，已上升到400余人。據2000年全國第5次人口普查資料統計，2000年，瑤族6～24歲人口在校情況如下表：

從上述統計數據來看，瑤族子弟不僅都能上學，而且還有了本民族的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

(二)培養了一支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本民族的師資隊伍

20世紀50年代前，瑤族地區雖有少量學校，但教師多是外地來的漢族知識分子。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瑤族師資隊伍的建設，規定各地的師范院校和民族院校要招收一定比例的少數民族學生。同時在各瑤族自治縣開辦師范學校或教師進修學校，招收瑤族學生進行培養或培訓，提高瑤族教師的教學水平；或與各高等院校聯合開辦函授班，對瑤族地區的民辦教師和中小學教師進行培訓。前，湖南江華瑤族自治縣有中小學教師274人，其中少數民族教師2人。50多年來，通過引進師范院校優秀學生和外地教師、定向委培、招收合格民辦教師、代課教師和“五大”畢業生等渠道擴充師資隊伍；同時還采取脫產進修、函授自考、繼續教育培訓、崗前培訓、在職自學、短期培訓等形式努力提高教師素質，至2005年，全縣共有教職工4466人，其中中學教職工2219人，小學教職工2185人，瑤族等少數民族1054人。據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教育局統計，1978～1984年，該縣離職進修的瑤族教師254人，參加中師函授學習的瑤族教師為202人。通過不同方式的培訓、進修、學習，不僅培養了一定數量的瑤族教師，而且使瑤族教師的整體素質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

(三)聯系實際。采取多種教育形式

50多年來，瑤族地區的教育部門從瑤族多居山區，交通不便，居住分散，語言不通，家境困難的實際出發，采取了辦民族中、小學和民族班、寄宿制學校、女童班及開展“雙語”教學等多種形式的民族教育辦學方式。民族中、小學和民族班主要招收家庭困難的瑤族學生入學讀書，國家對學生的學費、雜費、住宿費、生活費等給予補貼或全免，其對象多為民族雜居區的瑤族中小學生。寄宿制學校主要招收地處偏僻、交通不便、家庭困難的瑤族高小生和初中生，國家對學生的學費、住宿費、生活費給予補貼或減免。女童班主要在多民族聚居的雜居區開辦，以解決瑤族女童因家務多、家庭困難或重男輕女陋習的影響無法上學的問題，入學的女童多為小學生或初中生，國家對女童班學生的學費、雜費、住宿費、生活費給予補貼或減免。開展“雙語”教學是《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賦予瑤族人民的基本權利。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和自然環境的影響，一些地處偏僻的山區瑤族兒童只會說本民族語言，所以，在小學一二年級只能因地制宜，采用瑤語和漢語雙語教學，待瑤族學生的漢語水平提高后，再逐漸以漢語授課為主。在教學方式上充分體現了瑤族教育的辦學特色。

后，在黨和國家的關心重視下，我國的瑤族教育事業不斷發展，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為瑤族地區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構建瑤族地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基本前提。當前，瑤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教育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和關注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2004年，我國國內GDP首次突破人均1000美元大關。從世界各國發展的普遍規律看，一個國家國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的時候，是各種矛盾發展比較尖銳的時期。我國目前正處于這樣一個時期，各種矛盾在教育問題上也有同樣的表現，特別是教育發展中的不公平問題已經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成為當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主要矛盾，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首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三、瑤族教育存在不公平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瑤族地區的教育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但由于歷史與客觀等方面的原因，瑤族地區不僅教育發展的總體水平不高，而且地區間、城鄉間、民族間、性別間、階層間的差異越來越大，尤其是農村人口、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總量大；同時，瑤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普遍滯后，面臨結構性的發展瓶頸，基礎設施與資金短缺的困難，資源貧乏，文化復雜多樣性的制約，因此教育發展不公平的問題更突出，更復雜。

(一)存在地區差別

瑤族教育的不公平有其自身的特點，它不僅一般地表現為瑤族地區與發達地區教育水平上的差距，還表現為瑤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教育水平的差距及不同地區的瑤族之間的教育水平差距。以廣西為例，2000年，廣西有瑤族人口147萬余人，占全國瑤族總人口的56％以上，所以，廣西的教育發展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瑤族的教育發展狀況。2001年，廣西人均教育經費為232元，比全國人均教育經費低131元，而同期北京和上海人均教育經費分別為1105元、1160元；人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為161元，比全國人均水平低79元，而同期北京和上海的人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分別為794元、817元。學生人均教育事業費是教育資源相對占有狀況的直觀反映。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研究”課題組調查研究成果顯示，2003年，廣西的教育發展指數為59.5，教育存量指數為83.4，教育增量指數為61.9，教育投入指數為49.8，教育貢獻指數為43.0，分別在全國排名為第26位、第15位、第27位、第28位、第28位。和全國平均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在經濟發達的廣東省，瑤族聚居的粵北山區和珠江三角區也存在明顯的差距。據廣東省2005年第2期縣處2班“教育體制改革”課題組調查，2003年，廣東珠江三角區在校人數約占全省的1／3，而教育經費投入總量占全省的2／3；2004年，珠江三角區7個市中小學生占全省中小學生總人數的28％，而教育經費投入卻占56％，廣州、深圳、佛山、珠海、東莞、中山學生人均教育經費超過1000元，而瑤族聚居的粵北山區人均教育經費卻不足500元。廣東的瑤族自治縣尚且如此，其他省(自治區)的瑤族自治縣情況就更差。這些差距導致了瑤族地區的教育普及水平、辦學條件、教學質量等方面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些年來，中央財政對民族地區轉移支付的教育補助專款，包括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專款、師范教育專款、民族教育專款、義務教育工程專款、貧困地區助學金等都比過去有很大的增加，緩解了民族地區教育發展的困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瑤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種地區教育發展的水平差距仍難以消除。

(二)存在城鄉差別

由于城市和農村二元結構制度的設置和安排，教育資源配置存在著突出的“城市取向”，從而使農村教育發展落后于城市教育發展。而瑤族地區農村由于歷史上的原因和自然環境的影響，其教育發展更加落后于城市教育的發展，并成為整個中國教育發展的薄弱環節。2003年《中國教育綠皮書――中國教育政策年度分析報告》顯示，2001年，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只享有全國義務教育經費的31.2％，農村初中及小學基建資金支出僅占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基建支出的1.9％和3.6％，農村義務教育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僅為城市平均水平的三成。以廣東為例，2005年，廣東小學生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情況如下：東部平均為200元，中部為31元，西部為50元，而廣東連山壯族瑤族的小學生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為15元。由于教育發展過于重視城市人的利益，不僅使農村，特別是像瑤族聚居的欠發達地區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同時在教育模式上過于城市化，具體表現為主要以城市學生的學習水平和學習能力為依據制訂全國各級教育教學的統一大綱、材和統一標準，全盤照搬或模仿城市的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農村的客觀實際，這對地處于邊疆山區的瑤族學生來說不僅是要求太高，也是不公平的，難以獲得廣大瑤族學生的滿意和家長的支持。

(三)存在階層差別

所謂階層差別，亦稱社會分層，主要是指社會成員、社會群體因社會資源占有不同而產生的層化或差異現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規基礎上的制度化的社會差異體系。我國目前正面臨非常嚴峻的社會分層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遷，社會分化和社會分層已經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階層差別日益加劇，不同社會階層的分化導致利益分配上的差距也隨之擴大，成為影響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有關研究資料表明，2004年，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中，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了全部收入的50％，20％的低收入家庭僅占總收入的4.27％。當前，國際公認的貧富差距的警戒線的基尼系數為0.40，而2005年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逼近0.47。嚴重地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在世界銀行2005年發展報告中列出基尼系數的120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處于第85位，在比我們國家基尼系數更高的35個國家中，有32個國家屬于社會沖突與矛盾激化、經濟發展停滯的拉美與非洲國家。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已成為和諧社會建設面臨的主要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的教育發展差距越來越大，特別是像瑤族這樣原來發展比較緩慢的民族，其差距更大。歷史上，瑤族地區的現代學校教育起步較晚，大部分瑤族地區的現代學校教育是后才開始的，教育基礎差，底子薄，這是其與漢族和其他民族教育相差較大的原因。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緩慢。2004年，當我國宣布GDP首次突破人均1000美元大關時，廣東省乳源瑤族自治縣、連南瑤族自治縣、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的人均財政收入卻分別為517元、250無、201元，分別為廣東省該年全省平均水平的28％、14％、11％。瑤族地區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低，社會經濟不發達，瑤族群眾生活較貧困，從而制約了瑤族地區的教育發展。三是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公造成的教育不公。瑤族雖人口較多，但居住分散，且多居窮鄉僻壤，由于國家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城市和發達地區享有較多的優勢教育資源，從而使得邊遠山區的瑤族教育經費遠遠低于城市和發達地區。四是民族文化差異的影響。瑤族地區大多自然條件惡劣，經濟基礎薄弱，人們生活困難，教育觀念較淡薄。

平等參與教育是女性的基本權利和社會公平的基本內容之一，是提高婦女精神文明素質和社會地位，改善婦女生活狀況，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為切實保障婦女的受教育權利，國家采取了許多措施，提高女性入學率。在入學率和升學率，努力消除男女兩性在受教育程度和機會上的差距。提高了婦女教育的發展水平和程度。據有關部門統計，1995年，中國15歲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為6.1年，男性為7.8年，男女差異為1.7年。2003年，中國15歲以上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4年，男性為8.4年，男女差異為一年。女性增加受教育年限明顯快于男性，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逐步減小。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和傳統習慣的影響，瑤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還是遠遠不如男性。據2000年全國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全國6歲及6歲以上瑤族男、女兩性受教育狀況如下表：

上表數據表明，瑤族男、女兩性的受教育狀況仍有較大差別，男性受教育的人數和狀況明顯好于女性，未上過學的瑤族男性比女性低40個百分點，而受過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的瑤族男性卻比女性高30，2個百分點。瑤族女性受教育狀況如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勢必制約瑤族地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影響瑤族地區和諧社會的構建。

上述各方面的不公平，根源在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社會轉型時期各項制度的不完善。因此。要實現教育公平，推進瑤族地區教育均衡發展，必須大力發展瑤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同時，要進一步推進教育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建設與瑤族地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與精神文明建設相適應的現代教育，構建瑤族地區和諧社會。

四、發展瑤族教育的對策

(一)國家應更合理地配置教育資源

長期以來，瑤族地區的教育投入和辦學條件一直低于發達地區和城市地區，這是造成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教育不公的重要原因。所以，國家有關職能部門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更加合理地配置教育資源，為各民族群眾提供相對均衡的辦學條件。對各級各類學校的投入，無論是農村還是城

市，東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沿海地區還是邊疆地區，都應大體一樣，使每所學校都能擁有大體相等的物質條件和師資條件，每個受教育者都能享受基本相同的教育資源，從而形成一個比較公平的教育發展環境。

(二)對弱勢群體和弱勢地區采取補償措施

世界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可能是完全均衡的，因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原因而形成的弱勢群體也是各個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由于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各國都十分重視弱勢群體和弱勢地區的教育問題，并根據本國的國情和發展需求，制定各種扶持弱勢群體和弱勢地區的政策，采取各種有效措施，為受教育者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如前所述，我國的瑤族聚居區，各瑤族自治縣基本上都是貧困地區和貧困縣，屬欠發達地區，絕大多數瑤族群眾都剛解決溫飽，有的人還未解決溫飽問題，瑤族地區的教育發展水平還遠遠落后于全國教育平均發展水平，屬于教育的弱勢地區和弱勢群體。為了實現教育公平，國家必須堅持對像瑤族和瑤族地區這些弱勢群體與處于弱勢地區進行教育補償，最大限度地消除教育階層差別與民族差別，這就是羅爾斯公平判據中“平等性原則”之后的“補償性原則”。這一原則立足于教育的整體利益，強調照顧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對教育發展過程中弱勢群體的教育進行必要的調整和補償，使弱勢群體也能普遍地享受教育帶來的收益，進而提高教育的質量。正如楊東平教授所說：“中國普及教育的歷程已經說明，在差異性極大的現實中，僅靠同等對待的平均推進策略，企圖通過社會發展自然地縮小和彌補差距的設想是不真實的，必須依靠政府對弱勢地區、弱勢人群補償性的傾斜政策。或者說，在中國這樣發展差距極大的人口大國，必須同時使用‘發展性’和‘補償性’兩種標準，才能有效地促進普及教育，增進教育公平。”0雖然我國現在也有一些教育補償機制，如民間的“希望工程”、“春蕾計劃”，政府的教育扶貧、助學金、獎學金等，但與龐大的弱勢群體的需求相比，這些補償措施和力度遠遠不能滿足弱勢群體的需要，無法實現教育公平。所以，應不斷完善教育補償機制，加大補償力度，使教育補償機制制度化、法制化。

(三)進一步改善教師的地位和待遇

從世界各國努力促使教育均衡發展的經驗來看，建立一支數量足夠、質量合格的教師隊伍，是實現教育均衡發展的關鍵。目前，由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教育差異仍很大，瑤族地區教育經費保障標準偏低，許多優秀教師流動到條件較為優越的城鎮或東部地區、沿海地區，使得瑤族地區學校的教師數量不足，結構不合理，質量不高，尤其是邊遠山區的農村中小學因無足夠的公辦教師，不得不聘用廉價的代課教師。“教師問題正在成為新的‘瓶頸’，成為農村教育最突出，最嚴重的問題。”鋤特別是實行“一費制”后，學校收費減少，農村教師除了工資外，基本上沒有其他補貼。實際收入減少，人心浮動。因此，應盡快建立教師福利待遇保障機制，將教師工資納入公務員工資體系，確保足額、按時發放教師工資。尤其是對瑤族地區這樣欠發達地區的教師，更應實行優惠政策，提高這些地區的教師待遇和地位，從而保證師資資源的均衡配置和穩定。

篇6

［關鍵詞］低碳發展水平；低碳指標；綜合評價

低碳經濟已成為全球緩減氣候變暖和實現可持續發展必由之路，得到了全球的各個國家的響應。城市作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聚集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總量的75%左右。據此，在全面推進低碳經濟時，城市低碳經濟的發展更是重中之重。國外很多國家早已開始了低碳發展的探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2008年，國家建設部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選定河北省保定市和上海市為“中國低碳城市發展項目”首批試點城市，這標志著我國低碳城市的建設正式起步。從試點到現在，“低碳”迅速受到各地熱捧，深圳、杭州等多個城市也積極開始了建設“低碳城市”的摸索。而關于如何對城市低碳建設的發展狀況的評價研究則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本文構建了城市低碳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對我國東中西11個城市的低碳發展水平進行了綜合評價與分析。

1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碳排放不僅來源于經濟發展，產業運行過程，也來源于社會的消費過程，所以城市低碳發展也涉及能源、經濟、社會、環境、科學技術等各個方面。本文運用AHP方法，構建了三個層次的城市低碳發展水平評價體系。第一層目標層為城市低碳發展水平，第二層準則層主要是按照輸入—輸出的路線，從能源低碳、經濟低碳、社會低碳、技術低碳四個方面構建評價體系，詳見表1。

由表3和上圖可知，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指數都為-0.6~0.6，各城市的低碳發展水平存在著差別。其中，深圳、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的綜合指數均在零點以上，由此看來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低碳發展水平也略高。而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重慶、天津、武漢、長沙等城市的低碳發展水平相對較低。

在四個子系統中，經濟低碳指數波動最為明顯，指數最高的北京與指數最低的宜昌相差近3個點。北京、廣州、深圳3個城市的碳生產力水平高，技術也比較發達，具有發展低碳經濟的優勢。這說明城市間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還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社會低碳指數和技術低碳指數波動形態相對平穩，重慶市在這兩個指標中都獨占鰲頭。主要原因在于重慶的山城地形復雜和科學技術不發達，限制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基礎設施不完善，從而汽車的使用量少，碳排放量相對較少，再加之重慶的CDM項目在2008年就達到10個以上，這無疑給重慶的節能減排增添了輝煌的一頁。

此外11個城市中，湖北宜昌除社會低碳指數大于零以外，其他子系統指數均小于零，這與宜昌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緩慢、科學技術落后有關，但也由于宜昌地小、人口較少，城市空間不緊湊，綠化比例大，城市的環境質量較高，所以宜昌的社會低碳指數見好。

4 結果與分析

深圳市作為全國經濟發展領先的城市，在低碳建設方面，也走在了國內其他城市的前面。我們發現排在前5名的深圳、北京、上海、廣州和杭州，他們都有共同的特征：碳生產力高，單位GDP能耗低，科學投入強度大，但人均碳排放和每萬人擁有汽車數量都高，建成區綠化覆蓋率低。這些城市經濟發展迅速，且高校人才濟濟，科技比較發達，但同時人口密集，交通擁擠，城市空間密度大，綠化覆蓋率低，而且資源緊張，環境系統相對較差。發展建議：①從空間、交通、綠地三方面合理規劃城市，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增加綠地面積。②限制外來人口數量，或通過建立衛星城來分流人口。

天津、南京、武漢、長沙4個城市的低碳發展水平指數均在-0.2左右，反映這4個城市的低碳發展水平差別較小。但4個城市在能源、經濟、社會、技術4個方面發展狀況各有千秋。天津和南京的單位GDP能耗、人均碳排放量都比武漢和長沙相對要高，天津第三產業所在比重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都比較低，環境質量不容樂觀。究其原因：一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傳統產業仍居主位，能源消費偏高，碳排放系數高；二是人口密度大，生態環境惡化，綠化面積少。長沙單位GDP能耗和人均碳排放量為四市最低，碳生產率最高，說明長沙市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發展較為迅速。但最高的每萬人擁有汽車數量，和最低的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又說明長沙的經濟發展帶動了工業的發展以及私家車的數量增長，加大了能源碳排放。 轉貼于

重慶市在11個城市里屬于特殊的一員，它是唯一一個西部城市。而且它的情況正好和前5名城市相反。重慶市人均碳排放量和每萬人擁有汽車數量都低，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相對高，而且重慶市的低碳資源豐富，但由于經濟發展緩慢，碳生產力低，單位GDP能耗高，第三產業結構比例較小，仍然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重慶市未來的節能減排任務繁重。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意味著重慶市的低碳發展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總而言之，各地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適當調整自己的低碳策略，才能將城市低碳建設發展得更好。

:

［1］管清友.金融危機要錢、氣候危機要命［N］.上海證券報，2008.

［2］肖翠仙，唐善茂. 城市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 生態經濟，2011(1)：45-48，57.

篇7

【摘 要】2011年芬蘭政府批準實施的《2011-2016年教育和研究發展規劃》是芬蘭實施新一輪學校和教育系統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本文從《發展規劃》制定的背景入手，指出它是對芬蘭全納教育、教育機會均等、終身學習等理念的體現，分析了它的基本框架和內容，并指出它在教育政策上的特點及改革和發展的側重點，試圖對我國的教育規劃和改革提供借鑒意義。

關鍵詞 《2011-2016年教育和研究發展規劃》；內容；特點；述評【中圖分類號】G443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671-7384（2015）04-0072-04

2011年12月15日， 芬蘭政府批準了《2011-2016年教育和研究發展規劃》(以下簡稱《發展規劃》)，這個規劃是政府在教育領域的五年發展計劃（2011-2016）的綱領性文件，它是為了完成芬蘭政府制定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十年目標（2011-2020），即芬蘭政府期望在2020年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的國家，本國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學習成就在OECD（世界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中保持領先地位等目標而制定的政策性文件，被列入政府財政預算的范圍，從2011年末開始實施，并將在2016年評估其實施效果。

《發展規劃》背景與理念

1.《發展規劃》的制定背景

在2013年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最新一份全球經濟競爭力報告中，芬蘭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僅次于瑞士、新加坡，位列第三。芬蘭經濟的崛起令世人震驚，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這個地下資源并不發達的北歐小國在短短一個世紀里迅速崛起呢？芬蘭有一句名言：“教育是芬蘭的國際競爭力”。多年來，芬蘭的教育投入占 GDP的比重都在 6% 以上，教育開支在政府預算中位列第二，僅次于社會福利支出。國家對教育的重視與投入帶來了芬蘭教育的高品質和科學研究的高水準。以OECD 舉辦的PISA（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Student Assessment ）測試為例，芬蘭在OECD 成員國中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并有三次名列榜首。

過去十幾年來，芬蘭因其在PISA中的搶眼表現而被世界各國奉為教育的典范。然而在2012年12月3日的PISA2012結果卻讓芬蘭教育“跌下神壇”，芬蘭從榜首跌到了十名以外。芬蘭教育一直是國人的驕傲，PISA測試全球第一的光環效應，讓世界各國競相研究芬蘭的教育政策、教育體系和教育運作機制。這次芬蘭的失利讓芬蘭人開始反思本國教育的現狀與未來，尤其是反思2004年的新課程改革（2004年芬蘭正式頒布基礎教育國家核心課程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for Basic Education2004》）給芬蘭教育帶來的影響與變化。

2.《發展規劃》對芬蘭基本教育理念的體現

《發展規劃》的核心目標聚焦于以下三個方面：促進教育公平——全納教育；提高所有水平的教育質量——教育機會均等；支持終身學習。這三個目標的實現是相輔相成的，有著緊密的內在邏輯性。 “兼顧公平、追求卓越”一直是芬蘭全納教育理念的核心，讓每個人都接受公平的、高質量的教育始終是芬蘭教育努力的方向。教育公平和質量兩者兼顧的原則體現了芬蘭教育政策在追求公平和卓越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統一。對教育質量的追求體現了芬蘭教育追求卓越的核心價值觀，更表現出芬蘭對學生在PISA 中表現欠佳的擔憂，對近年來學生學業成績下降的重視。

全納教育：全納教育最早是針對特殊教育提出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全納教育的內涵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它不再僅僅針對殘障兒童，而把目光投向了地區差異、種族差異、文化背景差異等方面，全納教育反對歧視和排斥，主張所有人都有在一起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利，注重合作，反對競爭。在《發展規劃》中，把“移民參與到教育與培訓中”作為一個獨立的章節論述，指出由于移民的語言能力與本地人存在差異，因此影響了他們的學習和培訓成就，政府要通過一些措施提高他們的語言能力，為他們接受更高更深層次的教育或培訓做好準備；在早期兒童教育部分，政府提出了“為全體適齡兒童提供學前教育”的思想，雖然已經有98%的兒童接受了學前教育，但是政府更要關注居住在人煙稀少地區的兒童是否參與其中，少數民族人群的兒童是否參與其中，具有移民背景的兒童是否參與其中。

教育機會均等：教育機會均等一直是芬蘭社會福利的基本內容。《芬蘭義務教育法》 第628 條規定，九年義務教育的培養目標之一就是進一步保證整個國家教育上的足夠公平。“芬蘭政府規定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其居住地就近入學，不擇校制給居住在不同地區的學生提供了均等、高質量的教育機會”，在《發展規劃》的第一部分明確提出了政府要實施“教育機會均等行動計劃”，這個均等的概念不僅指每個適齡兒童在童年早期和基礎教育階段都能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還包括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學生以及處于危機邊緣的學生也有機會獲得相應的學習支持。這個計劃更考慮到學生既定的不可改變的社會和家庭背景對學習成就的影響，即在早期教育和基礎教育階段兒童的起點就是不同的，這個差異主要來自他們的家庭背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個體遺傳差異、性別等，而這些將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即便是在學前教育和基礎教育階段也是一樣的。

終身學習：芬蘭1999年修訂的《憲法》第16條明確指出：“公立當局必須保證根據公民的技能發展和特殊需要，提供給他們除了基礎教育之外其他類型的教育，并賦予他們自我完善的權利，不能因缺乏教育手段而阻礙其發展。”終身學習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從法律上確立了其地位。《發展規劃》針對芬蘭目前面臨的社會狀況，發展了終身教育的定義和內涵：學習并不中止于年輕人獲得證書或學位， 而是意味著成年人一生中都在持續學習，意識到終身學習的理念意味著知識和競爭力變得可見，教育政策必須保證知識和技能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被學習者獲得。《發展規劃》為終身學習提供政策保證，這種政策要讓學習者實現從一種教育水平到另一種教育水平的轉換，實現從教育到勞動力市場的轉換，且個體具有繼續學習和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發展規劃》的基本框架和內容

《發展規劃》總共分為十一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教育水平和能力”，相當于全規劃的總綱；第二至第八部分將教育按照時間分成了早期兒童教育（第二部分）、基礎教育（第三部分）、中等教育和培訓（第四部分）、中等學校（第五部分）、職業教育和培訓（第六部分）、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第七部分）和成人教育和培訓（第八部分）分別加以論述；第九部分論述了教育評估和對未來的預測；第十部分是對學生財政資助相關問題的論述；第十一部分為附錄，揭示了2009-2016年的教育財政支出以及2009-2016年的瑞典語言教育的財政支出。

在總綱部分，政府把整個國家教育水平及能力的提高作為《發展規劃》的核心，通過政府改革和理念更新，把教育機會均等推向實踐層面，建立全民教育體系，切實加強公民接受平等教育的機會，使教育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加強教育和生活、工作的聯系，實施國家語言教育戰略，重視對移民的教育與培訓，這些要點突出了芬蘭近年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在分階段論述各類教育時，《發展規劃》對每個階段的論述均有其側重點，這些側重點延續了芬蘭一貫的教育方針政策，同時體現出芬蘭應對國家和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具體改革措施，體現出政府期望通過教育來幫助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及方式。例如，在早期兒童教育階段，提出要轉變早期兒童教育的政府機構管理職能，通過立法把早期兒童教育和日常看護的服務從社會事務和健康管理部門轉到教育和文化部門，這無疑發展了早期兒童教育的內涵，使其從單純的日常護理拓展為照顧、喂養和教育均包含在內的奠基性工程。在基礎教育階段，政策制定者們意識到雖然芬蘭在PISA測試中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科目上都表現出色，而且芬蘭在學校之間的差異以及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不同造成的學業成績差異很小，但是PISA還是暗示了學校和學校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存在差異，且有些差異有增長的趨勢，比如男女生在不同科目的表現不同。為縮小這些差異，課程改革、小班化教學、教學質量評估體系、社會技能培養都成為可行的途徑或方式，均納入《發展規劃》制定措施的考慮范圍。在芬蘭，中等教育包括綜合中等教育和職業中等教育兩類，相對應這兩類教育，《發展規劃》將論述的重點放在職業教育質量監控體系的建立、政府的財政支持、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以及促進職業國際化等方面。在對高等教育的論述部分，針對芬蘭目前面臨的勞動力緊缺的現狀，把高等教育結構調整和縮短教育時間，讓學生盡快投入到勞動力市場作為政策重點；同時不忘關注勞動力的質量問題，建立評價人才質量的體系和進行教育改革是應對科技快速發展所帶來沖擊的良策。第八部分——“成人教育和培訓”提出將加大成人教育的質量評估系統建設，把如何提高成人教育和培訓的有效性，為國家提供更加現代化、更具有競爭力的人才作為目標。

芬蘭的教育評估一直采用內外結合的方式，內部評估指自治市和學校的自我評估，外部評估主要由教育評估委員會完成；同時國家教育委員會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也會介入到教育評估中。《發展規劃》的第九部分提出了建立國家教育評價中心的打算，這個中心在2014年初開始運作，由教育評價委員會的相關操作部門、高等教育評價委員會和國家教育部三個部分組成，合并的組織將包含評價委員會和國家教育部的所有明確的操作流程，來保證評估和改革的明確性。重點關注新中心獨立的管理職能和運作職能，它的運作將與教育部門的股東保持緊密的聯系。第十部分是對學生資助的行動綱領，主要集中在資助對象的描述上，資助的對象中將更加關注那些已經組建家庭或孕育了孩子的學生，因為這兩者都意味著一個額外的財務負擔，這個負擔并不包含在學生財政資助中。例如，住房貸款，政府增加已經有孩子的學生的學習資助，住房補貼，最大限度地給予學習貸款的擔保，這些都將保證這些特殊的群體接受教育的權利。

《發展規劃》對2011-2016年的教育目標、重點關注和發展的方向非常清晰明確。每個階段的教育均與芬蘭目前的國家狀況和面臨的經濟發展問題休戚相關，又形成一個具有內在邏輯性的整體教育改革方案。全民崇尚教育的基本共識讓教育改革在芬蘭不是突變式的激進革命，而是滲透在一個又一個5年計劃中的漸進式的變革。

《發展規劃》的主要特點與啟示

1. 通過立法保證所有適齡兒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權利，早期教育系統要向高質量、專業化發展

《發展規劃》認為所有的適齡兒童都應該有接受學前教育的權利，學前教育是連接日常看護到基礎教育的重要的中間環節，芬蘭通過立法保證學齡前兒童的受教育權利。早期教育的質量觀念應該基于對兒童成長發展和學習的整體觀念，主要為兒童未來的廣闊的跨學科知識學習和研究打下基礎。早期教育的目的是為兒童的終身學習、幸福生活，健康的個性，以及技能、能力和價值觀平衡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是要促進兒童的社會交際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這是兒童未來能健康成長和發展的先決條件。為了保證這些目標的實現，專業化的教師隊伍和規范的評價體系也成為首要和必備的先決條件。

中國的學前教育不屬于立法規定的義務教育，適齡兒童接受學前教育的現狀存在地區差異和質量差異。如果能通過立法確保所有的適齡兒童都能接受早期教育，并保證不同地區的早期教育的質量不存在顯著差異，這是實現教育公平和教育機會均等的第一步。

2. 基礎教育以綜合能力為導向，學生的情感、技能和社會技能發展要得到足夠的重視

政府將制定不同科目教學的國家標準，教育改革將加強技能培養和藝術科目、自然教育、公民和價值教育，教育環境標準等科目間的整合以及更加豐富多樣的語言課程。芬蘭的小學生一般只上半天課，下午半天參加課外活動或各種學習或娛樂俱樂部，主要的目標就是讓所有低齡的兒童都能獲得想要的活動，加強家校合作，讓有特殊需求的學生發展特殊能力。這樣的教育讓學生覺得學習壓力小，學習興趣得到保護，沒有厭學情緒，潛力可進一步挖掘，同時在此過程中學會與他人合作，適應社會。基礎教育學校的角色定位是為了促進學生情感和社會技能的發展，發展學生的社會包容性和交際能力等。

這些理念和政策值得中國的基礎教育借鑒和參考。研究性學習和綜合實踐課程不能流于形式，要與學科教學保持同等的地位；基礎教育弱化知識的考核，強調綜合學習能力的培養；建立合理的評價體系來促進學生情感和社會技能的發展，都是我們在基礎教育階段要考慮的問題。

3. 中等教育和培訓建立靈活的學習途徑，為學生的終身學習提供機會

1994 年課程改革以后，芬蘭普通高中的課程學習由過去固定的 3 年制改為具有彈性的 2～4 年制，課程評價和課程管理方式亦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普通高中教育不僅要為學生提供其繼續深造、工作、生活、 發展個人興趣和促進個性形成所需的知識與技能 ，同時還要為他們提供在有生之年終身學習和自我發展的機會。芬蘭學生16 歲之前在綜合學校中學習，到畢業時再確定是接受普通高中教育還是職業教育。寬松的學習途徑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權利，學生在課程學習的同時可以實現跨專業學習和為了證書參與培訓的模塊，在中等學校學習的同時可以獲得職業教育的證書。

我們可以參考芬蘭的經驗，設計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靈活的學習途徑和發展通道，設計出多樣性綜合的質量評價體系， 將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作為中等教育的重點之一。

4. 高等教育建立“發展學習中心”，加強教育和工作生活的聯系

芬蘭重視高等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的銜接，加強教育和工作生活的聯系。面對當前芬蘭勞動力緊缺的現狀，政府試圖找到工業生產和福利社會的平衡點，加快培養人才的速度，把手工業和設計等與芬蘭的主干產業密切聯系的技能滲透在高等教育的課程中。每所大學都設有職業發展課程和其他以職業為導向的課程，統稱為“發展學習中心課程”，這是提高學生的職業競爭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學習者在學校學習期間需要盡早熟悉未來工作環境，因此高校與企業和雇主的合作是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由于迄今為止還沒有系統的培訓能與未來職業相匹配，因此芬蘭采納最具操作性的最有效的定義，諸如“工作中心”“需求驅動”和“應對環境”來發展學生的職業技能和競爭力，相對應的教育理念的更新，盡可能給學生一個清晰的職業發展圖像和雇傭前景變得更加重要。在職業教育和培訓質量標準的修訂中，加強對工作中的規則、社會影響力這些知識的評價，提供職業競爭力的評估，也將成為聯系教育和未來職業生涯和未來更好生活的方式。這些經驗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參考。

5. 通過評估與改革相結合的方法，追求更高品質的教育質量

在《發展規劃》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教育改革的問題。芬蘭的教育改革一直以來都注重政策的連續性，這種持續性是芬蘭基礎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著眼于長期戰略目標和原則，高質量、有效、平等和國際化一直是芬蘭教育政策制定的

關鍵詞 。同時，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又建立在對已有教育實踐和經驗的深入分析的基礎上，以教育評估為導向。芬蘭法律規定，所有的大學和技術學院都有責任與義務評估其教育和研究狀況，而且所有評估結果都要公開。芬蘭非常重視這些評估的結果，并認真分析產生的原因，以評估的結果為起點，制定教育政策和實施教育改革。芬蘭的教育評估呈現多層次、專業化和多樣化等特點，其評估層次可分為國家、區域、地方和其他評估等。評估團隊是由專家組成的獨立評估系統，評估的內容并不局限在考試測評這種單一形式，包含了定性評價、定量評價、學習效果評估、狀況和系統評估、主題型評估以及國際合作評估等多種形式。芬蘭的評估體系建設始終遵循著兩大原則：（1）評估是為促進教育發展服務，而非管理控制的工具；（2）評估所獲得的信息是為行政機構和學校服務，而不是為了公眾或家庭。基于此，在實踐中芬蘭不僅重視本國評估經驗的總結，通過自身評估實踐不斷改進評價系統, 而且注意借鑒吸收其他國家的評估經驗,通過歐盟加強與其他成員國在高等教育評估領域合作的項目。例如，OECD的PISA測試成績對芬蘭人反思其教育現狀具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新成立的芬蘭國家教育評價中心將把2012-2015年度的評價側重點放在教育平等是否實現、教育生產力和教育成本投入的有效性方面和教育對社會福利、就業和競爭力的影響方面。由此可見，這些評估和質量體系的價值取向都是將教育看作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重點考量教育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終指向實現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高質量的教育與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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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任何職業都應該有一定的職業標準和規范，有規范就應該有考核，它是衡量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有效手段，學校也不例外。但學校對教師的考核，更多地稱為評價。這不是文字游戲，而是觀念的不同。

一、教師考核與教師評價的理念區分

理性的學校領導都知道，學校的發展、學生的發展，最終都只能建立在教師的發展上。傳統意義上的考核，是以獎懲為最終目的。學校之所以鐘愛考核，是因為它是一種評價教師的工具，是調動教師積極性的良好手段，是搞好學校工作的必要保障。然而，事實上，獎懲性的考核往往是滯后的，在推動教師過程性的發展上起不到很好的作用。考核中也存在一定的不科學性，如果把握不好，反而會阻礙教師對自身、對學校做出正確判斷，從而影響教師的心態和工作積極性，最終影響學校、學生的發展。評價與考核不同，它強調發展，注重通過教師的發展，提高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從而最終促進學生的發展。因為評價注重過程性，所以其時效性較強，對教師工作行為的診斷和反饋作用會更直接，更有說服力。當然，獎懲性的考核不可能沒有，因為它關系到教師的評優評先、職稱晉升、工資獎金等。從這個層面上講，現代學校應該將獎懲性考核和立足于教師發展的發展性評價結合起來，即將終緒性評價和形成性評價有機融合。這是一種符合素質教育理念、新課程理念與當前學校實際的新的評價方法。

二、發展性評價的基本特點

最新的評價理論認為，評價應該是一個評價者和被評價者共同“協商”的心理建構過程，而非評價者對被評價者的控制過程，被評價者也是評價的參與者、評價的主體。因此，發展性教師評價就是學校和教師共同制定雙方認可的發展目標，它是由學校與教師共同承擔實現發展目標的職責，運用評價面談和發展性評價技術等方法，對教師的素質發展、工作職責和工作績效進行價值判斷，使教師能不斷認識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自我，從而提高教育教學能力和水平，最終達到教師個體與學校整體雙贏的雙向發展目標。那么，教師發展性評價有什么值得關注的特點呢?

一是評價目標的發展性。發展性教師評價是一種建設性的互動過程，它不僅關注教師的當前表現，而且注重教師的長期成長和發展。根據現有基礎和教師個人發展目標，對教師進行經常性或周期性的指導，并提供進修條件，從而提高教師履行工作職責的能力，完善教師的業務發展，進而促進學校的長期發展。

二是評價過程的全面性。發展性教師評價強調過程的全面性。在過程評價中，不僅僅是對教師整體素質或工作的某一側面進行單項評價，也包括對教師整體素質與表現進行綜合評價；評價不僅涉及教師教學任務的完成和教師職責的履行情況，也涉及教師在原有基礎上相對進步的狀況和未來規劃；不僅重視過去的工作表現，更注重現在，以及未來可能會有的發展。

三是評價方法的多樣性。在評價過程中，較多地使用定量分析，并給予適當的評語；通過面談、課堂觀察、非正式交流等形式，歸納被評教師的素質優勢，發現被評教師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再由評價者提出，再與評價對象共同討論具有針對性和發展性的意見與建議。在具體運用時，強調包括自我評價、同行之間評價以及領導評價等多種方法的綜合運用。

四是評價組織的廣泛性。發展性教師評價主要是發揮教師的作用，與教師進行充分的溝通，由評價雙方共同承擔實現目標的職責。同時也非常重視領導與教師、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校內與校外之間的溝通，鼓勵全體師生員工、學生家長及校外有關人員積極參與。這是管理民主化在教師評價制度中的體現，也是現代管理中以人為本思想的具體體現。

五是評價效果的導向性。傳統的教師評價往往是外部導向的，評價的結果并不主要是為教師改進工作服務，而是為教師之外的主體如學校、上級主管部門等作決策服務。發展性教師評價主要是內部導向的，其得出的評價結論主要是為教師的未來發展服務，目的是增強教師工作的積極性，激發教師自我發展的創造性，提高教師的教育教學質量。

三、考核制度與發展性評價有機結合的關鍵問題

發展性教師評價制度無疑是現代學校的必然選擇。但客觀地說，該評價制度存在一定的理想化成分。在面對傳統的終緒性評價制度時，學校要做的不是簡單的揚棄，而是揚長避短，結合學校實際，將終結性評價與發展性評價相結合，同時也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過程評價與終結評價不可偏廢。既然是工作，必然具有過程性。從這個角度來說，過去只重視結果、不體現過程的考核制度的確存在不合理性，而發展性評價正好可以彌補這個不足。但教師工作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而且階段的目標、要求、工作的對象都具有明確的特定性，工作的結果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我們要關注教師工作過程，在過程中適時進行針對性的評價，從而達到促進教師自我調整、最終達到發展教師目的的同時，也要注重工作結果。對一個有進取心、能夠客觀反思自己工作的教師來說，學校對他工作結果的考核，不僅僅是獎懲，還是他發現自己、正確看待自己的一面鏡子，也會間接地促進其專業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學期考核、學年考核等終結性的傳統考核制度仍然具有積極作用，它可以讓教師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某個階段中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不足，為他在下一階段更好地發展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在重視過程性評價的同時，我們也應明白，發展性評價最難體現的也是其過程性。過程具有不確定因素，動態性強，會轉瞬即逝。雖然有階段的教案、改作業、聽課等檢查，但嚴格地說，這是過程中的結果性檢查，體現的還是一個結果，只是時間相對較短一點而已。所以，在實踐中要做到過程性評價與終結性評價兩者不偏廢，重點要突破的是能真正體現過程的評價方法。如對一節課的點評，與上課教師的及時交流；上課內容與教案設計吻合度的及時檢查；學生課后輔導情況的了解；教師參加集體備課時的表現以及對學生的日常思想教育情況等。

為了掌握教師課堂的動態性，我校建立了四級聽課制度，即領導聽課、教研組長聽課、教師互聽和學校名優教師聽課組聽課，在一個月內所有的教師都被聽課兩次及以上。在此基礎上，以教研組為單位對所聽課進行分析點評，共同探討成敗得失；教科室則對被聽教師的聽課得分和聽課者對該堂課的評語進行分類整理，及時告知講課教師并進行評獎。另外，學校還積極倡導聽“推門課”，并將之作為一項制度，要求聽課教師少唱贊歌，多提實質性的意見和建議。這種形式的聽課，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師上完課就以為任務完成而缺少反思的現狀，使他們將精心上好每一堂課作為自己備課的首要目標。

第二，共性評價與個性評價相得益彰。教師的工作雖然繁瑣但也脈絡清晰，教書育人是基本職責，因而對教師的評價也不外乎教學常規的落實情況、師德師風、教學質量、取得的成績等幾方面。但在進行這種共性評價的同時，也要考慮教師個體的不同，即年齡的不同、職稱的不同、從教時間的不同，甚至性別的差異。對年輕教師在教學業務上的要求應比老教師更趨嚴格，同樣，對高級教師在教學科研上要起到的領頭作用方面的要求也要比二級、一級教師高。因此，在制定評價標準時，不僅應有共性化的評價標準，也要根據不同的教師群體設計個性化的標準，這樣可以更好地為每位教師的發展提供條件。

我校針對學校高級教師已有一定數量，并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滿足現狀的問題，制定了高級教師星級評定制度，設置三、四、五等三個檔次。評定的標準從師德師風、教學業務、課題研究到班主任工作、培養青年教師、承擔第二課堂能力、示范作用等，有程度和范圍上的區分，不同的標準對應不同的等級。對青年教師則成立青年教師發展共同體組織，根據教齡長短把青年教師分為見習期、熟練期、骨干期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在專業上有不同的要求，再讓他們結合自身實際制訂個人三年發展規劃和學年發展計劃。同時還建立了青共體學員升級及畢業相關制度，讓不同層面的青年教師有個人努力和追求的目標。只有這樣，才能讓評價更符合實際，也才能讓不同的教師得到不同的發展。

第三，單向維度與多向維度同時并存。對教師的考核，一直以來都是從德、勤、能、績四個方面來進行的。如果從發展性評價的要求來看，這也并不完整。教師所做的工作很多時候無法包含在這幾個方面，或者無法直接用這幾個方面的標準來量化。如班主任的日常管理工作、對學生思想的了解、與家長的溝通等。因此，在考核性評價與發展性評價相結合的情況下，我們的評價也應是單向維度與多向維度同時并存。即既要對教師的某一項工作進行評價，也要對該項工作的相關性工作進行評價；既要對某項工作進行量化的評價，也要對該項工作不可量化的部分進行關注和描述性的評價；既要有學校對教師的評價，也要有教師相互間的評價、教師的自我評價和學生的評價。

在這個問題上，我校相對比較成熟的是家長學校的開設和家長滿意教師的評選。我們的家長學校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規范的運行機制，一般一年為一周期，再根據實際需要適當延伸至兩年；講課的時間、內容會根據不同的年級和教育時機設置，它的主要目的是讓家長增長家庭教育知識，了解學校和教師，更重要的是能讓家長在了解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并評價學校和教師的工作。這樣，學校不僅可以從家長對學校工作的評價中及時反思存在的問題，還可以從家長那里了解到教師在教育學生、溝通家長方面所做的工作及成效，作為對該教師工作評價的有機補充。一年一次的家長滿意教師評選，則可以讓教師了解到家長、學生對自己工作的認可度，從而不斷改進。

第四，制度管理與人本管理互為補充。制度對于工作的重要性顯而易見。根據制度可以制訂工作準則，從而規范人的行為。用制度進行管理是一個單位能正常運轉的首要條件，學校也不例外。但學校又是一個特殊的場所，它與企業不同，它的工作對象是人，以人為本的思想對于以教育為責任的學校來說尤為重要。美國心理學家庫姆斯在《學校領導新概念》一書中指出：在以人為本的思想指導下，學校領導者必須時刻關注學校里人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進行教師評價時，不能簡單、墨守成規地理解制度，而應將制度放在以人為本的大背景下來執行，制度管理與人本管理應該互為補充。

任何制度的確定都是以制定制度時的情況作為參照的，并不能完全預測今后可能出現的問題，所以都會存在不合理性。我們一方面應根據一個階段情況的變化來修正制度中可能已經存在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還應以“感情移入”的方式來看待、評價教師的工作行為。從一定角度看，這種不違背原則的、制度與理解相結合式的評價，能讓教師客觀地看待自己的行為，進而成為其反思工作、積極進取的動力，自然也能達到促進教師發展的目的。

我校曾出現過考試時學生作弊而監考教師沒有及時發現的事。按規定，應扣除當事人當月的考核獎300元。但查實后我們發現，涉及的三位教師都是平時工作認真的人。在找他們談話時，他們一方面接受批評，另一方面也感到很茫然，不明白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最后學校行政會議經過討論，鑒于該次事件被及時制止和當事教師的一貫工作表現，決定以批評教育為主，輔以適當經濟處罰，對該結果教師虛心接受。如果這件事一板一眼按制度進行，表面上維護了制度的嚴肅性，實際上卻產生了不良效果。

篇9

關鍵詞：運動；健康；教學

體育課的教學中，積極的情緒有增力效果，有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當今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學校體育教學也在進行著全面的改革，在這次改革中，體育老師起著重要的作用，新課程理念下，對體育老師而言，任務更為艱巨。大家都是從頭開始，沒有借鑒的條件，且體育教學具有區城特點差別較大，城鄉特點差別較大。體育教學工作就沒有統一模式，然而新理念下的體育教學又不能停止不前，為減小體育老師教學工作的盲目性，提高實效性，有必要研究新課程理念下，兩條主線(運動主線和健康主線)怎樣才能平衡發展。

一、健康以運動為載體

“沒有情緒的運動和沒有運動的情緒，對有機體都是有害的”（minc,1967）。這一結論闡明這樣的道理：如果一個人沒有強烈的情緒體驗，總出在沒有身體活動的靜止狀態，較于能導致某些內環境紊亂，也就是說，身體運動具有宣泄、中和、抵消和對抗負情緒的使用，人體通過身體活動釋放的不僅是能量，同時也釋放了積壓負性情緒。同樣，沒有任何情緒地從事活動，也不可能動員身體各個部分機能作為一個有機體去參與，也可能帶來一些不良后果，我們可能有這樣的經驗，淡漠地、毫無熱情地去做某事，不僅效率低，也容易出現錯誤，以這種狀態做運動也容易受傷。

《新課程標準》將體育與健康課學習的內容劃分為運動參與、運動技能、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五個學習領域，五個學習領域構成了體育與健康課的內容體系，它們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某一學習領域不能脫離其他學習領域而獨立存在，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三個學習領域的目標主要是通過運動參與與運動技能的學習而實現的，而不是主要通過“知識教育”的方式來實現的。

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適應三個學習領域目標主要是通過運動參與和運動技能的學習而實現的。體育課教學中，由于學生的個體原因和項目自身趣味性的原因，會導致一些課不受學生喜歡，但不能否認這些課價值的存在，如果一味地遷就學生，隨意刪除一些重要的、但趣味性較低的項目（如前講到耐力項目），這樣不利于實現課程目標，談不上兩條主線的平衡發展，而是兩條主線都沒有得到較好的發展。

二、不良體育情緒的轉變過程

根據凱爾曼的態度改變三階段理論，不良體育態度的轉變要經過三個階段：服從階段，從表面上接受社會、學校的規定或老師的要求，外顯行為與別人一致以避免懲罰或得到獎勵。它是完全被誘因控制的行為，一旦外顯消失，服從就會立刻停止。；認同階段，自愿地接受他人的觀點、信息或群體規范，使自己的態度與他人要求相一致。如看到為國增光的運動員感人事跡而下決心，堅持體育鍛煉，或受到體育老師的感染而客服怕苦怕累等。可見，認同是自己主動接受他人的觀點，或受其吸引，而不限于外部獎懲的控制；內化階段，真正從內心深處想念并接受他人的觀點。并將新觀點、新思想納入自己的價值系之內，成為有機的組成部分。內化是個人的理智行為，是使個人經情感作用所認同的態度與自己原來的態度、價值觀協調一致的過程。

在體育教學中，要轉變部分學生對體育課的不良態度需要一段時間，這是一個很實在的問題，每個體育老師都會遇到，由于各種原因，每個班總會有部分學生有不良體育態度。同時，由于運動項目自身所具備的趣味性的不同，導致學生態度的不同，如田徑中的耐力項目與球類運動。多數學生不喜歡枯燥、又累又苦的耐力項目，更熱衷于球類運動，但各個項目對身心的鍛煉價值都是很重要和必要的。如能力項目雖然有苦又累又枯燥，但對提高和改善學生的心肺功能、心血管系統功能和培養堅強的意志品質是很有效的。而球類運動對鍛煉學生靈敏、反應能力和培養學生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很有效。由于這些原因，不良體育態度是客觀存在的，所以體育老師必然要用一段時間來轉變學生的不良體育態度。

三、運動與健康的實質

《新課程標準》提出了四個基本理念，一堅持健康第一的指導思想，促進學生健康成長。二激發運動興趣，培養學生終身體育的意識。三以學生發展為中心，重視學生的主導地位。四關注個體差異與不同需求，確保每個學生受益。課程的價值在于：一增進身體健康；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三增強社會適應能力。獲得體育與健康的知識和技能。課程的四個基本理念和課程的價值告訴了我們，只要運動目標和健康目標都實現了，才算實現了課程目標，即運動是一條主線，健康是一條主線，只有兩條主線平衡發展，才能實現課程目標。

學生不喜歡的體育教學不利于學生身心健康，也就不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積極的情緒有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學生喜歡的體育教學有助于教學目標的實現），然而不良的體育態度是客觀存在的，轉變學生不良的體育態度需要一段時間（不是一節課或兩節課就能完成的）。在新課程理念下，作為體育教師，我們應該堅持兩條主線的平衡發展，實現教學目標。

參考文獻：

[1]?馬啟偉等《體育心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1996年5月。

[2]?賴德勝《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

社，2001年7月。

篇10

合作建房模式主要分為以下五種情況，如表1所示。

1.住宅合作社建房

1986年，上海一家玩具出口公司為了解決單位職工住房問題成立了我國第一家住宅合作社――新欣住房合作社。1992年，國務院住房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出臺《城鎮住宅合作社管理暫行辦法》，在總結北京、上海、沈陽、武漢、昆明等城市做法的基礎上，規定了住宅合作社的設立變更和終止、合作住宅的建設、合作住宅的管理與維修等內容。

住宅合作社是指經市（縣）人民政府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批準，由城市居民、職工為改善自身住房條件而自愿參加，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公益性合作經濟組織，具有法人資格。合作住宅是指住宅合作社通過社員集資合作建造的住宅。這項政策在全國廣泛推行，緩解了城鎮居民和一些行業職工的住房緊張狀況，為房地產市場化積累了經驗。

2.個人合作建房

2003年起，于凌罡等人提出個人合作建房設想，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出現了藍城計劃、硅谷計劃、團購計劃等合作建房計劃。2006年，溫州趙智強牽頭的“理想佳苑”項目拿地成功，2012年完成分房，實現了個人合作建房的夢圓。一些合作建房倡議者還提出，個人可以通過投資股份、成立合作社、收購未建成樓盤等形式，共同進行房地產開發，比如深圳的81名合作建房者拍得法院公開拍賣的兩棟宿舍樓。

個人合作建房倡導者提出的操作方式不盡相同，總的來說是個人出資，以非盈利方式一起參與建設等前期工作，取得自己的房子。在組織形式上，具有自主性、民主性、互管理等特點。個人合作建房的初衷是緩解城市住房供求關系矛盾突出、房價上漲過快等問題，而直接動機是通過削減開發商利潤、廣告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融資利息等成本來降低房價。

3.共有產權保障房

2007年起，淮安等城市推出共有產權保障房，即政府提供出讓土地，低收入家庭按個人與政府的出資比例，共同擁有房屋產權，具體個人出資比例和持有產權份額由政府確定。

黃石市在棚戶區改造、危舊房改造和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為解決部分拆遷戶買不起超面積還建房的問題，實行保障房產權由個人和政府、企業共有的政策，支持個人逐步取得房屋產權。共有產權保障房通過明晰產權主體和份額，保障了各自的權利和義務。

4.合作型保障房

2014年，《北京市城鎮基本住房保障條例》立法過程中推出了合作型保障房這一新品種。2015年1月起，豐臺區和石景山區了《高立莊和南宮合作型保障房試點項目意向登記通知》，介紹了合作型保障房的政策口徑。所謂合作型保障房，是指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和政府合作建設，由家庭承擔房屋建設費用，政府提供建設用地，限定住房面積，并實行封閉運行管理，家庭退出時由政府依法收回的住房。合作型保障房由于政府提供土地，家庭僅需承擔房屋建設成本，大大降低了房價。同時家庭只擁有房屋使用權，保障房在保障體系內流轉，打消了牟利空間。

5.眾籌買房

2014年“雙十一”期間，遠洋地產將旗下11套房源，通過互聯網金融平臺開展房產眾籌活動，家庭只須支付少量金額后即可獲得1.1折的購買資格。據媒體報導，最終超過2000人次眾籌到購買資格，眾籌金額超過1000萬元。今年1月，萬通集團也眾籌筑屋項目，個人投資者或購房者可以預先投入一筆錢，在土地階段就參與房屋的設計，享受投資收益，并最終以折扣價格買下建好的住宅。雖然這種模式被爭議為營銷的噱頭，但從共同出資、參與前期建設的角度，仍可以認定為是合作建房的一種。

二、合作建房主導主體述評

合作建房模式不一，按主導主體分，可以分為政府主導、個人主導、開發建設單位主導、住宅合作社主導、其他機構主導（如互聯網平臺、金融機構、投資機構）5類。每一種主導模式下，又有其他主體參與其中，具體見表1。

三、合作建房需要平衡的關系

合作建房的落腳點是購房的個人，他們的需求、現有條件和意愿是決定合作建房成功與否的關鍵。以個人合作建房為主，同時考察其他合作建房模式，需要平衡的關系如下。

1.合作個體之間的關系

包括組織者與參與者、參與者與參與者之間的關系，由于參與程度不一、個體經濟等條件不一、個體需求不一，最終分配的房屋存在差異，不可避免帶來大量的協調和組織工作，涉及主體間的信任和風險問題。從個人合作建房“倡導者眾而成者稀”的實際來看，不管是前期的選址、設計、購地、資金監管，還是后期的房屋分配、交房入住等，均存在大量的不確定性。從參與者來說，存在如何遴選組織者，行使監督權、建議權的問題；從組織者來說，存在如何平衡自身投入和所得、協調不同個體需求、應對復雜局面以及自身專業能力是否適合、能否經受長時間心理考驗等問題。合作個體介入建設過程越早，協調工作量越大，而且問題呈現串聯狀態，一個問題解決不了，下一步工作就無法推進，導致許多個人合作建房項目半途夭折。因此，個人合作者不應事無巨細地參與合作建房全過程，應關注主要指標，重視關鍵節點的驗收。一般個人可以委托合作代表或者專業機構對開發流程進行過程監管。在平衡多方關系上，應事先制定合作建房的規劃和協議，通過協議約定各自的權利和義務。

2.合作者與開發商的關系

包括合作者委托開發商代建的委托關系和合作項目與其他開發商項目的競爭關系：前者需要明確委托的具體內容和費用標準，屬于合作建房內部關系，合作者主要借助開發企業的專業能力，實現房屋的建設，并按委托協議支付相應的代建費用；后者是合作建房模式與以房地產開發企業為主的開發模式之間的競爭關系，目前來看，隨著多年的積累，無論是專業開發能力、資金實力、組織能力、市場適應能力還是與購房者的談判能力，房地產開發企業都更具優勢，主要表現在個人合作建房者很難通過招拍掛取得土地。所以個人合作建房者應考慮發揮自身優勢，彌補開發商獨大的不足，比如抱團購買提高與開發商的談判能力、事先注資穩定彼此預期、提出住宅設計需求鎖定產品特點等。

3.合作者個體與政府的關系

個人合作建房要取得成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包括合作組織的成立與認定、貸款等資金支持、土地的供應、稅費的支持以及合作建房的政策指導和規范。典型的例子就是住宅合作社建房的推行，自1980年末大力推廣取得較大影響后，1998年起國家開始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住房分配制度逐步走向市場化供應，從而以個人名義集資建房逐步走向衰落。在互聯網金融等新型經濟形式加入合作建房后，同樣離不開政府的監管和規范，由于住房開發建設周期長、資金量大、主體多，只有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和權威，從住房整個建設管理周期予以監管。

4.合作者個體與外部社會的關系

如果個人合作建房降低房價部分純粹由于節約開發商利潤等市場溢價部分，則公眾從社會公平角度應能接受，但如果個人合作建房享受了土地、稅費等優惠，顯然需要接受社會公平正義的考量。

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等部門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意見的通知》（〔2006〕37號）提出要“嚴格規范集資合作建房，制止部分單位利用職權以集資合作建房名義，變相進行住房實物福利分配的違規行為”。這說明，住宅合作社的衰落在一定意義上是由于分配不公而導致無法長期推行的。合作型保障房和共有產權保障房享受了土地、稅費等扶持政策，但明確供應對象是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等特定人群，體現了社會公共保障屬性，從而能夠為公眾所接受。

四、合作建房特點和發展趨勢探討

1.政府主導的合作建房應體現社會保障屬性

合作型保障房或共有產權保障房雖然產權形式不一樣，但根本目的都在于保障家庭的基本居住權，打消房屋的財產屬性，減少保障和市場雙軌制供應下的牟利空間，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從保障角度出發，合作建保障房有利于調動家庭解決自身住房困難的積極性，緩解政府壓力。

保障房合作建設應考慮如下特點：一是住房向特定困難家庭供應，住房價格應考慮家庭的經濟支付能力；二是住房規劃設計上，應考慮困難家庭的就業、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務需求；三是在住房使用上，確保公共資源效能最大化，只用于符合條件的家庭自住，家庭有能力解決自身住房問題后，應使保障房源或保障資金投入釋放出來繼續用作困難人群。顯然，政府主導的合作性質的保障房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政策體制機制。

2.社會合作住房體現市場化發展方向

個人合作建房和眾籌買房是家庭解決住房問題的方式之一，相較于開發商建設后直接向家庭銷售，合作建房提高了個人的參與程度，對于純粹以開發商為主導的住房市場是一個沖擊，擴大了個人住房消費選擇范圍。社會合作建房的發展方向是削減房地產市場某一方的暴利，使房地產開發利潤下降到社會平均水平。通過削減不必要的環節或費用，如高利率融資成本、開發暴利、營銷費用等，將對現有房地產市場起到一個糾偏和提高的作用。

3.合作建房仍然秉持社會專業分工取向

不管是政府主導還是社會主導，合作建房必須要發揮專業機構力量，提高建設管理效率，最終降低整個開發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純粹由個人主導的合作建房并不現實，因為個人組織的合作建房團隊，不可能完全涵蓋建設、設計、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人才，鑒于住房開發流程的復雜和技術含量的不斷提高，要么個人開發的住房品質無法和專業建設單位相提并論，要么個人在享受低房價的同時也得承擔品質一般的困擾。一個項目建立一個住宅合作社的開發模式，從社會組織效率或技術層面來看，顯然不是發展方向。因此，合作建房應從專業效率的角度，組織開發建設、金融投資、規劃建設等機構共同參與，主導主體主要從特定的角度對房屋的價格、需求特點、分配方式等方面施加影響。